周恩来

多年以前，我对一些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朋友说过，将来廓清谎言还原历史真相的任务非常繁重。最近在国内微博上的一次遭遇再次证明，在中国拨去历史迷雾还原真相确实任重道远。 这是涉及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一条微博。一位网名叫做 @jesuschrist 的人发了一条微博，并反复加上评述重发，大意慢说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去世，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下半旗，这种从无先例的“殊荣”证明周恩来总理备受世界各国政要与人民的爱戴。 这条消息其实半真半假。真是在于UN确实为周的去世降了半旗，假就假在“破例”二字。由于这“破例”二字从周去世后一直存在，90年代曾有人写过文章小心讲述过下半旗致哀并非前所未有的“殊荣”，而是按照《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行事。旗典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按道理，这种不太必要的神化把戏玩到这时也就应该止步。因为周恩来的历史评价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北京却坚持要将撒谎进行到底，于是有了以下故事，其看点是杜撰了一场子虚乌有的外交官抗议与联合国秘书长的动人演讲。 2002年1月8日，人民网登了一篇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吴妙发的纪念文章，其中谈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 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 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吴妙发编的这个故事，已经被同为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宗道一戳穿。官方中华网历史频道也登过一篇“弥天大谎：联合国为周恩来去世破例降半旗” （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24834）。作者指出，第一，为周恩来去世降半旗是旗典规定，并非“破例”；第二，当时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不止吴妙发一人，他之外的人未听说这次演讲；第三，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妙发居然听到联合国秘书长超前预见到“中国有10亿人口”。第四，世界上没人将无后代当作美德。UN秘书长也无从知道周恩来有无一分钱存款这种事实，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公布过这类消息。 有心者可去看这篇言之成理的文章。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谎言为什么屡戳而不穿。 我看到微博上那么多虔诚的周粉在争先恐后地被这一谎言感动，并要求别人也感动。考虑了一下，决定将中华网历史频道上这篇文章的链接发过去，一是中华网是官方网，周粉们无法说是海外造谣；二是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并附有联合国旗典的英文，在今天 的中国，阅读这些英文并非难事。我的解释重点有二： 一、周恩来逝世时，其职务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符合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规制。谎言在于“破例”二字及捏造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的台阶上的一分钟演说――参观过UN大厦的人应该知道那台阶实在不适合在寒风凛冽的1月发表演说。 第二，为何中国只有周恩来总理逝世享受过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礼节？那是因为毛泽东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国家元首。其他几位曾任国家领导人的人去世时已无现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身份。比如邓小平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党内退休元老；胡耀邦及赵紫阳两位去世时，也被迫退休多年。因此，中共建政60年，确实只有周去世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但这只是联合国在履行规制而已。 这条微博及其说明两天之内被转发并评论了2000多次，在大约10%不赞成的评论当中，有些回帖 颇有意思。除了认为“无论它降或不降，都不能影响我对周总理的崇敬！”这类帖子之外，最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咱们就剩下周总理了，这个故事存在我们心里，至少有个天真的梦！虽然可能是虚幻的？”“即便是个谎言，拆穿、有意思吗？”“就算它是谎言，证实了又能怎样，也不是一个民族的信仰，犯的上这样吗？……如此，还不如给人留下个美好的念想”。一位叫做“忍者土鳖 （嬉皮士）的W友写的评论也许道尽了这一现象的无奈：“谎言充斥的国度，人民已经恐惧于真相，因为每一个真相都像麻醉过后的疼痛，彻入灵魂的深处。” 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确实是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也是中共从政界到文化艺术界、再到美国当年的左翼及其后继者们小心翼翼守护的一个神话。也因此，有关他的中文书虽然出了好几本书，其中能够被广泛采信的只有一本，即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因其史料可信，论述严谨，是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周恩来晚年思想及行状的好书。虽然作者小心翼翼，但可能还是会伤了许多周迷的心，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将周恩来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怎样才能祛周恩来之魅？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假以时日。从有人刻意守护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降旗及联合国秘书长那一分钟演讲的谎言来看，炮制“周恩来神话”已不只是出于执政者的需要，还出于不少中国人的需要。当风雨如磐、国家动荡不安之际，这个神话已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的镇痛剂与安神药。 但是，一个民族如果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谎言，同时又在不断制造新的谎言，是不可能获得重生的。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10 　　相信每一个关注共和国历史的人，对下面这个场景都不会陌生；那段广为流传的，在两位世纪巨人之间进行的对话，已经深深镌刻在后来者的记忆中—— 　　时间：1949年3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 　　地点：河北省建屏县（现属平山县）西柏坡。 　　早上三四点钟，毛泽东要上床睡觉了。临睡前，他告诉值班卫士李银桥：“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又睡晚了，悄悄嘱咐李银桥：“让他多睡会儿，没有关系。” 　　快10点了，李银桥才把毛泽东叫醒。毛泽东有起床后依栏而坐仰靠一会儿，抽支烟喝杯茶看看报纸的习惯。他问道：“几点啦？” 　　“快10点了。”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我？” 　　“周副主席想让你多睡会儿。说休息不好，怕你路上太疲劳。”听了这个解释，毛泽东不再说话，低头看一张新报。这一天，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 　　饭后，毛泽东把烟盒揣进口袋，朝门外走，迎面遇上周恩来。周恩来轻轻抬了一下手：“没有休息好吧？”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习惯地又去掏烟，想起什么，在外口袋拍了两下，没有取烟。 　　“多休息一点时间，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周恩来一边说话，一边和毛泽东身后的人打着招呼：“都准备好了没有，就要出发了。” 　　毛泽东在秘书的指引下，朝自己要乘坐的汽车走去。仍和周恩来说着话：“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 　　周恩来点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在车上，一脚在地下，平平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下午２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吉普车上坐稳了，回首望了一眼这个大决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笑意写在脸上，感慨藏在心里，驱车出发了。曲曲弯弯的沙土路面扬起烟尘。后面是长长的百十辆车队；前面，前面是北京，是即将耸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远景…… 　　浩浩荡荡的车队到达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时，省委书记林铁出门远迎，并设便宴招待路过的中央领导。听取了林铁的工作汇报后，中央各位书记都讲了话。毛泽东强调：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认清形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同新政权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 　　周恩来对毛泽东后面的话作了补充：多宣传中央公布的城市政策；对资本家要保护，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 　　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涿县。傍晚，叶剑英和滕代远等从北京乘火车赶来，接中央领导进城。晚上研究进城仪式时，不少同志认为，既是胜利之师，入城就该有些气派，至少应是锣鼓喧天，各路人马夹道相迎，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中央书记们基本不赞成“大搞”。尤其是毛泽东，他在西柏坡时听说保定要欢迎他，开庆祝会，坚决不同意。他说：“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随后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 　　周恩来还设计了一个具体方案：“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然后改乘汽车进颐和园住宿一夜，第二天去西郊机场举行入城式。入城式上，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要与那些知名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与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高兴了，急于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新政府里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这些，都需要进行协商的。” 　　毛泽东沉思着点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明天就要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见面了。明天见面，是他们欢迎我们，也是我们欢迎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使他们做出应有的贡献。” 　　没有任何争议，具体安排落在了周恩来身上。 　　稍顷，毛泽东很认真地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使他们有职有权。” 　　周恩来照着做了。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再看政务院人事安排：４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２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上述民主人士中，后来个别人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有少数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后来也时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起来了，按老习惯，他要到街上走走。可走了一遭，竟见不到什么人。他有些奇怪地问县里的干部：“据说涿州城早年很繁华，怎么现在如此冷清？” 　　县委书记说出缘由：“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到城里来。” 　　“哦，是这样。”毛泽东似乎明白了，又提问道，“现在城内已经没有九十四军了，为什么还不迁回来？” 　　“正在迁，正在迁。”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登上专列，向北京进发。上车后，稍事休息，他们又集中到毛泽东的车厢，谈论有关北京城内的情况。叶剑英担任市长，自然是他说得多。清华园车站很快就到了。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的聂荣臻、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前来迎接，车队陆续开进颐和园。 　　毛泽东感慨地对叶剑英说：“我以前也来过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牺牲了，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昔日住着道士和工作人员的颐和园，如今空空如也。以至吃饭时，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呢。毛泽东不禁发了脾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是李部长为了首长的安全，派人把人都清理出去了。不料越解释越糟，毛泽东目光一弹：“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社会部的同志只好返回“群众”中——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了米饭和三菜一汤。 　　毛泽东确实也饿了，抓起筷子就开始往嘴里扒饭，并对李银桥说：“入城式你不要跟着去了，你去香山打前站，帮我安排好吃住。不要再学他们那样干蠢事。” 　　周恩来抓紧时间睡了一小会儿，中午起床后，就乘车到西苑机场进行检查。虽然颐和园到机场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没有直路相通，须先到西直门外紫竹院再往西拐，绕一个大圈。周恩来测算好后，告诉司机：“这段路，一般说用不了一个半小时，可是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不顺就会耽误时间，不管怎样，一定要按时到达，城市人时间观念是很强的。我们这是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 　　下午３时，中央领导分乘几辆旧卧车，准时向西苑机场进发。毛泽东坐的是一部美国造的老道吉防弹车。虽然已是阳春３月，可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合适的衣服调换，仍都穿着西柏坡时期的老棉袄、棉鞋棉裤，外面披着延安时期的皮大衣，倒也整齐划一。 　　机场里已站满了人，满眼望去，仍是军人的天下。一排排，一列列，钢盔和枪炮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另一侧是衣着杂色的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下午５时，领导人们登上检阅车，毛泽东站立在第一辆车上，含笑向受阅的部队招手致意，其后是朱、刘、周、任的检阅车，士兵们有节奏地喊着口号，群众不停地欢呼雀跃，万岁的口号声震云霄。 　　检阅车行至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代表面前时，徐徐停下，五大书记走下汽车，同他们亲切握手和问候。这些人大都在重庆时见过毛泽东，同周恩来打过交道，这几年没见，今天故友重逢，格外亲切。 　　半小时之后，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有些歉意地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京。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请大家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就响起一片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