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薛涌：韩寒的政治投机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薛涌       去年底，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大噪媒体，似乎要引起二十一世纪中国一场空前的思想论战。追捧韩寒的人，当然也对赞誉之词毫不吝惜，频频称这位年轻的赛车手登高一呼、足以让整个中国思想界汗颜，甚至有把韩寒和鲁迅相提并论者。可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韩三篇”已经鲜有人提起。占据网络的，是关于“人造韩寒”的争议。这一争议在春节期间达到高潮。韩寒向法院提出诉讼，以自己的原稿为证，要求不断写文章指称他的文章可能由他人代写的方舟子当庭对质，索赔10万。后来立案一天即撤诉，一个多月的戏剧也许暂告一段落。     对于那些期盼着一个新思想家诞生的人，大概我本人也包括在内，这样喜剧性的发展未免有些扫兴。韩寒本来是位大众明星、青年偶像，近年来的文字多有些社会批判。深浅不说，这似乎显示着他正在向思想领域转型。“韩三篇”也立刻引起震撼，每篇在韩寒博客上的点击就超过百万。虽然“韩三篇”没有原创性思想，但至少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如果韩寒是个认真、爱思考的人，本应该就这些辩论中对他的批评一一作答。但是，他选择了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去和“人造韩寒说”这么一个娱乐性的主题去搏斗。     如今韩寒宣布对“人造韩寒说”不再答复，官司似乎也要不了了之。这场网络娱乐也许即将结束。但是，“人造韩寒说”直指的两个问题则是思想界必须面对的：韩寒是否诚实？韩寒是否是造神的结果？这些在“韩三篇”中都有所体现。这里不妨逐一分析。     “韩三篇”开明综义讲述了写作的缘起：“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虽然文章本身的语言闪烁模糊，但大意还是很清楚的：中国不能有“革命”，以当下中国人的素质，也不适合什么民主。再查日期，第一篇发表在2011年12月23日凌晨6点。众所周知，当时大家关心的是乌坎。这也是当时公众意识中最大的“群体事件”。12月23日正好是局面转危为安的关键时刻。可以说，韩寒写作当然在此之前，乌坎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他的文字，即使对乌坎这样的“群体事件”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至少也是风言风语、很是不屑。想不到，“韩三篇”刚一贴出，乌坎事件和平解决，村民在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和“素质”，受到广泛的赞誉。乌坎对于解决中国的社会冲突提供了可贵的模式。这对韩寒来说，似乎是个“站错队”的尴尬。     根据我的记忆，韩寒事后很快出来若无其事地说，“韩三篇”早已写就，因故推迟到年底。言下之意，这并非针对乌坎事件。但许多评论家指出，韩三篇中拿哈维尔大做文章，和年底哈维尔去世的大新闻有关。其辩护者则称：事先写好的文章贴出前也可以改嘛？可惜，这三篇是以“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开始。如果根据时事的发展加入那么多内容，举手之劳地说明一下本是作者的义务。事先不说明，事后却赶上来解释，这就使人对韩寒的思想诚实大有疑惑。     其实，“韩三篇”并非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一些自由派人士出来骂韩寒“五毛”等等，确实也很过分。韩寒还年轻，过去一直专心于赛车、写小说、或唱歌等等，刚开始思考民主等等大问题，偶尔判断失当有情可原。然而，在韩粉们看来，韩寒就是尊神，怎么可能有错误？！通俗文化的偶像，受到这样的大众崇拜本是常情。可哀的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许多人，也都争先恐后地投入了这种造神追星的运动中。我看了“韩三篇”后，觉得其其思想太陈旧，甚至还有所谓捷克没有普选这类的硬伤，于是在微薄上“多了句嘴”，劝韩寒“多读书”。刹那间就被韩粉的唾液所淹没：“你怎么知道韩寒读的书没有你多？”     这就把偶像逻辑演绎到了极致：就算我读书比韩寒少，难道不能劝他多读书吗？难道捷克有没有普选，不是稍微多读点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吗？我一向以“反智”自许，当然不觉得读书人一定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民主不是“书主”，并非一定读书才能谈。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谈一些通过书本知识才能知道的事情，是否应该事先读读相关的书呢？韩寒对待这样的问题，似乎和他脏话连篇的粉丝并不拉开距离。以下居然就是他写下的文字：“正如同刘瑜老师所说，才读了几本书的人通常是最喜欢叫嚷和笑话别人读书少的，而真的读了很多书，便能会学会谦卑和宽容。”“ 他们看不起我，我不是那么正派的读书人，搞学术研究的，所以没资格谈民主自由。理论上我看的书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过来做后盾。所以说，他们本质上是很矛盾的。”     人家劝你多读读书，怎么就成了“笑话”你、“看不起你”？如果你真诚地想探讨真理，别人指出你因为没有读有关的书而犯下的很基本的错误，改正就完了，再有好奇心的话就探问一下该读什么。我们不都是这么提高的吗？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些读完博士的书呆子，写博士论文时经常有教授有批语：这个问题讨论得太肤浅，阅读不够，某某的某某著作需要看一下，等等。这是很例行的学术讨论，你如果求同学来阅读提意见，人家也可能这么说。这里没有看不起人的意思，更没有摆自己比你读书多的架子，不过是就事论事帮助你而已。但是，韩寒没有一点承认错误的意思。似乎他关心的不是对错，而是自己算老几。其实，搞明白“直选”、“普选”这种概念， 只需上网查查即可，或公开在博客上向网友请教，几个小时后就会有答案。难道韩寒对上百万人阅读的文字中这样的细节硬伤也觉得不值得搞清楚或者更正一下？难道这不比别人是否看得起自己更重要。     “人造韩寒说”是娱乐界的事情。“韩三篇”则闯入了思想界。在思想界的问题被娱乐界的轰动效应压倒的氛围中，我觉得有必要再检讨一下“韩三篇”。“韩三篇”在思想上的陈腐和幼稚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每个人都写过许多陈腐幼稚的文章。思想的进步，往往是通过回应别人的批评而不断对自己的陈腐幼稚进行更正的结果。可惜，思想界的许多人已经不自觉地变成了追星族，成了韩粉。韩寒也似乎觉得自己不能认错，觉得自己的包装、面子比自己思想的内容和思想的提高更重要，乃至试图通过“修改”文章写作的日期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种政治投机心态不改，我们很难看到韩寒的进步。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61.html    

“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   仰光，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部，昂山素季召开获释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不大的房间内挤满了新闻记者（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527.html ）

第一，是平庸思想的全民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缺乏进步，老调一遍一遍地唱，乃至“中国人素质低”变成妇孺皆知、未经反省的正统意识形态。一个不读书、不思考、甚至没有太多生活阅历的人，也可以追风式地捡起这个主题高谈阔论，并举出许多生动的例证。在这方面，那些在大学里当教授的除了比普通百姓读书多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思想优势可言。第二，思想的时尚化。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平庸的思想，谁也没法凭借思想本身来显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当然就是能把这种平庸思想表达得最为生动活泼的时尚偶像了。“韩三篇”也就是这么打响了。韩寒只需要把八十年代大家都听腻了的启蒙思想重新炒一遍，换上个新的包装即可。毕竟，对八零后九零后来说，“远光灯”比阿Q等等要亲切直观得多。

作者： 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 春晚 , 平庸 , 文化批评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今年的央视春晚，虽然有不断求变的一面，但依然延续了近几年人们的失望，延续其日渐平庸的态势，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它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都算不上。加上今年又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更加大肆渲染这种龙腾盛世的意象，远离了单纯意义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更难显示这个国家民众的真实文化与娱乐追求，沦为一台颂歌联唱的演出。 　　整整走过了三十个年头的春晚，特征上形式大于内容、意义大于实质，并有着一套严格程式与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更像是一档改说为唱的晚七点整新闻联播，极力地想营造出一个盛世文化幻象。因此，它也成为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的文化标本，可以从中去窥视这个靠经济总量支撑的大国“盛世”下，其文化的存在状态。值得考问的是，这样的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症结？ 　　春晚渐行渐远渐平庸 　　从1983年开始的三十个除夕夜，春晚俨然全国人民的一道大餐，春晚舞台成为一个最闪亮的成名场，有无数的人在这个舞台上一举成名天下知，一夜红遍华人圈，亦不知有多少经典从这个舞台流传开来。但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一切都已经属于过往云烟了，随着越来越多春晚的常客开始摒弃这个舞台，被盛情邀请的当红艺人，也会因为一个档期毫不纠结地拒绝之，它终于开始了繁花落尽，陈佩斯、宋丹丹、赵本山……一个个熟悉艺人的告别，让这个狂欢大餐难以开席。 　　对照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发现，春晚是形式上越来越奢华铺排，但内容上越来贫乏，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相声小品愈发黯淡无光，味同嚼蜡，特别是相声已经彻底没落了，《巧立名目》、《打扑克》、《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牛大叔提干》等讽刺性强、批判性十足的作品，早已成为了绝唱。歌曲方面，除了一再过剩地推出颂词般的赞歌之外，很难再有传唱开来的曲目了。于是，幸福、和谐、红火、热闹成为永久不变的基调，《今天的幸福》、《好人就在身边》、《中国美》、《天下一家人》等等，放在每一届春晚，都政治正确与主题鲜明得令人窒息。 　　自然，这样的变化，与这个年代的文化多元化有关，人们对于单一的、宏大的、主题先行的春晚，已经失去了兴趣。相反，在多元的竞争下，各种地方台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关注，诸如湖南台、浙江台、江苏台等跨年演唱会或音乐会，已经成为新的颇受好评的文化盛宴，而且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意不断，噱头十足。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目的就是简单的娱乐，提供一份文化消费品而已，不会赋予过多的文化说教与赞颂。而充分竞争的非垄断的文化，促使它们只能不断地提供更为优质的节目，留住目光，停住遥控器。 　　春晚则相反，近十几年来，它更成为了中国文化病症的集大成者：粉饰太平、高唱颂歌(在2009年南方大面积雪灾时，可以说“南方一片春意盎然”)，脱离或落伍于现实，拾网络流行的牙慧，创新上大体都超越不了宋祖英与周杰伦式的混搭———仅仅是形上的创意，而没有真正的质变的创新。同时还将文化垄断进行到底，两三年前还不惧外界批评地扼杀了草根春晚的同时直播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批判力钝化，唯一的批判性就似乎只针对于中国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嘲弄与挖苦，还有地域讽刺(如故意说蹩脚的港台腔)，作品呈现的价值观与思想性越来越存在问题。 　　透过春晚这个最具典型性的文化案例，窥视那些浮华喧嚣的各类节目，以小见大可以发现，这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家，除了经济之外，其实在这一场盛世里，盛产的只是平庸作品。中国当下的文化平庸乃至文化贫困，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文化环境之恶劣也是有目共睹，近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几起“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可最好地反映出社会大氛围对于文化的遏制效应与反作用。郭德纲这个相声界几乎是仅存的硕果，以决然不同于春晚那些相声的大胆犀利讽刺幽默的艺术取向与风格，一直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出意外地都被痛打落水狗。特别是前年那次，还发酵出德云社被整顿、录像音制品被下架等匪夷所思的走向，而且连谁在背后使坏都不知道，迷雾重重，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悬疑电影。在这样恶劣的文化环境下，本该有的理性批评变成了暴戾批斗，价值批判变成了道德审判。 　　盛世背后思想的浮华 　　盛世，一直是中国社会追求的国家终极目标，特别对于有着百年耻辱记忆的国度，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情结。但事实上，盛世在很多时候，也很容易滑入一种刻意营造的文化想象或幻象之中，因而往往遮蔽了太多的真实与危机。不仅如此，盛世的代价也同样值得反思，透过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盛世悖论”的存在，即由“盛世”而导致文化或思想的平庸。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提到，“我在这一卷中特意设立了‘盛世的平庸’一节来专门讨论盛唐时代的思想”，“也许，有人对这种结论会感到不快，对于‘盛唐气象’的历史记忆曾经是我们自豪的遗产，不过从思想史上看，这种盛世无思想的状况，却真的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当深刻的启迪。”葛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详细地阐述了“盛世的平庸”之思想景况。“首先，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和简化。”“其次，思想也随着知识阶层的结构性变化而愈加趋向于装饰和表面。” 　　葛兆光先生说道：“当主流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奇怪的现象：他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 　　这些说法，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当浮华、赞颂、肤浅的言辞与节目成为雷打不动的主导性文化类型时，成为笼罩一切的指定主题时，这个时代就必然沉没了反对、藏匿了批评、抹杀了深刻，只剩下空洞、虚假、伪善、自我陶醉等等的堆砌，批判能力的钝化，思想性日渐萎靡，已经成为了以春晚为最典型案例文化节目与艺术作品的通病，构成了这个新的“盛世的平庸”。文化批判与批评力被阉割，让其成为了歌颂与粉饰色彩浓厚的政治修辞，文化创作很多时候沦为历史与现实的化妆术，促合成了中国如此的文化困境的根源，致文化持续发展前进的动力不足。 　　重塑文化锐利批判性 　　文化创作受到力量比较强的权力干预，以及被无形意识管制下的畸形与非健康发展，让文化的自由发挥空间，特别是文化的批判功能衰竭。在如此的文化体制的异化作用下，让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走：“从了”(文艺作品中的只谈风花雪月莫谈国事)、“合谋”(赞颂与修饰)与“自杀”(与体制决裂，走向地下)。不敢否定与批判，是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 　　文化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往往选择向后转，大量古装宫廷出炉、透支名著、翻拍成风。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向上的庸俗)，唱颂歌，虚假盛行，二是媚俗(向下的庸俗)，肤浅化，娱乐至死。而这两条路都是文化后退同时还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走入价值观的误区与创新的死胡同。 　　“盛世”更应戒骄，居安更要思危，重塑文化的批判性，才可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强国。 　　批判意味着反思，意味着否定然后超越前人的权威———而这正是创新的具体而且是唯一的表现。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显示自我更新与升级。文化必须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才能走出自身困境。而文化的外围，也必需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文化能够充分发展的根基，在于有无批判的宽容与自由环境。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 　　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还源于文化选择与创造的自由，没有这个前提，则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艺术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它的浅层下面，却牢牢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中，息息相关，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文化艺术上的问题。当然，就更不是领导关怀重视、加大投入就能促进文化发展，没有宽松的环境与最小化的权力干预，文化建设终将成为空想。文化领域是最不需要干预的领域，要推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手不管，让文化有自由去竞争。 　　而日渐式微的春晚，与所有那些宏大的、歌颂的、主题先行的各类晚会一样，伴随着鸡肋化的过程，不管是如何地浓妆艳抹，如何试图构筑一个盛世幻象，填满浮华、空洞、单调、歌颂的它们将最终沦为彻底的一出出意义微薄的仪式，离现实离观众将越来越远了，以悖论的形式，为这个“盛世”再添加了一把虚火，加剧了思想的贫瘠与文化的全面平庸。 2012年02月05日 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oeeee.com/2/71/271117ee875c80c7/Blog/c0f/bcc44b.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放下名词论争，走向公民实践 / 2012-01-06 10:06 / 评论数( 13 ) 2011十大最坑爹书名 / 2011-12-30 22:08 / 评论数( 6 ) 金正日与哈维尔：历史“驯化君主”，政府还权于民 / 2011-12-25 22:06 / 评论数( 3 ) 去特权化是走出公车改革困境的前提 / 2011-12-04 21:40 / 评论数( 5 ) 尊严在任何地方都是无上珍贵的 / 2011-11-28 22:39 / 评论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