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的平庸 春晚的“盛世悖论”

作者：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春晚, 平庸, 文化批评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今年的央视春晚，虽然有不断求变的一面，但依然延续了近几年人们的失望，延续其日渐平庸的态势，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它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都算不上。加上今年又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更加大肆渲染这种龙腾盛世的意象，远离了单纯意义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更难显示这个国家民众的真实文化与娱乐追求，沦为一台颂歌联唱的演出。

　　整整走过了三十个年头的春晚，特征上形式大于内容、意义大于实质，并有着一套严格程式与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更像是一档改说为唱的晚七点整新闻联播，极力地想营造出一个盛世文化幻象。因此，它也成为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的文化标本，可以从中去窥视这个靠经济总量支撑的大国“盛世”下，其文化的存在状态。值得考问的是，这样的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症结？

　　春晚渐行渐远渐平庸

　　从1983年开始的三十个除夕夜，春晚俨然全国人民的一道大餐，春晚舞台成为一个最闪亮的成名场，有无数的人在这个舞台上一举成名天下知，一夜红遍华人圈，亦不知有多少经典从这个舞台流传开来。但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一切都已经属于过往云烟了，随着越来越多春晚的常客开始摒弃这个舞台，被盛情邀请的当红艺人，也会因为一个档期毫不纠结地拒绝之，它终于开始了繁花落尽，陈佩斯、宋丹丹、赵本山……一个个熟悉艺人的告别，让这个狂欢大餐难以开席。

　　对照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发现，春晚是形式上越来越奢华铺排，但内容上越来贫乏，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相声小品愈发黯淡无光，味同嚼蜡，特别是相声已经彻底没落了，《巧立名目》、《打扑克》、《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牛大叔提干》等讽刺性强、批判性十足的作品，早已成为了绝唱。歌曲方面，除了一再过剩地推出颂词般的赞歌之外，很难再有传唱开来的曲目了。于是，幸福、和谐、红火、热闹成为永久不变的基调，《今天的幸福》、《好人就在身边》、《中国美》、《天下一家人》等等，放在每一届春晚，都政治正确与主题鲜明得令人窒息。

　　自然，这样的变化，与这个年代的文化多元化有关，人们对于单一的、宏大的、主题先行的春晚，已经失去了兴趣。相反，在多元的竞争下，各种地方台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关注，诸如湖南台、浙江台、江苏台等跨年演唱会或音乐会，已经成为新的颇受好评的文化盛宴，而且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意不断，噱头十足。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目的就是简单的娱乐，提供一份文化消费品而已，不会赋予过多的文化说教与赞颂。而充分竞争的非垄断的文化，促使它们只能不断地提供更为优质的节目，留住目光，停住遥控器。

　　春晚则相反，近十几年来，它更成为了中国文化病症的集大成者：粉饰太平、高唱颂歌(在2009年南方大面积雪灾时，可以说“南方一片春意盎然”)，脱离或落伍于现实，拾网络流行的牙慧，创新上大体都超越不了宋祖英与周杰伦式的混搭———仅仅是形上的创意，而没有真正的质变的创新。同时还将文化垄断进行到底，两三年前还不惧外界批评地扼杀了草根春晚的同时直播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批判力钝化，唯一的批判性就似乎只针对于中国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嘲弄与挖苦，还有地域讽刺(如故意说蹩脚的港台腔)，作品呈现的价值观与思想性越来越存在问题。

　　透过春晚这个最具典型性的文化案例，窥视那些浮华喧嚣的各类节目，以小见大可以发现，这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家，除了经济之外，其实在这一场盛世里，盛产的只是平庸作品。中国当下的文化平庸乃至文化贫困，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文化环境之恶劣也是有目共睹，近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几起“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可最好地反映出社会大氛围对于文化的遏制效应与反作用。郭德纲这个相声界几乎是仅存的硕果，以决然不同于春晚那些相声的大胆犀利讽刺幽默的艺术取向与风格，一直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出意外地都被痛打落水狗。特别是前年那次，还发酵出德云社被整顿、录像音制品被下架等匪夷所思的走向，而且连谁在背后使坏都不知道，迷雾重重，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悬疑电影。在这样恶劣的文化环境下，本该有的理性批评变成了暴戾批斗，价值批判变成了道德审判。

　　盛世背后思想的浮华

　　盛世，一直是中国社会追求的国家终极目标，特别对于有着百年耻辱记忆的国度，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情结。但事实上，盛世在很多时候，也很容易滑入一种刻意营造的文化想象或幻象之中，因而往往遮蔽了太多的真实与危机。不仅如此，盛世的代价也同样值得反思，透过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盛世悖论”的存在，即由“盛世”而导致文化或思想的平庸。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提到，“我在这一卷中特意设立了‘盛世的平庸’一节来专门讨论盛唐时代的思想”，“也许，有人对这种结论会感到不快，对于‘盛唐气象’的历史记忆曾经是我们自豪的遗产，不过从思想史上看，这种盛世无思想的状况，却真的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当深刻的启迪。”葛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详细地阐述了“盛世的平庸”之思想景况。“首先，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和简化。”“其次，思想也随着知识阶层的结构性变化而愈加趋向于装饰和表面。”

　　葛兆光先生说道：“当主流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奇怪的现象：他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

　　这些说法，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当浮华、赞颂、肤浅的言辞与节目成为雷打不动的主导性文化类型时，成为笼罩一切的指定主题时，这个时代就必然沉没了反对、藏匿了批评、抹杀了深刻，只剩下空洞、虚假、伪善、自我陶醉等等的堆砌，批判能力的钝化，思想性日渐萎靡，已经成为了以春晚为最典型案例文化节目与艺术作品的通病，构成了这个新的“盛世的平庸”。文化批判与批评力被阉割，让其成为了歌颂与粉饰色彩浓厚的政治修辞，文化创作很多时候沦为历史与现实的化妆术，促合成了中国如此的文化困境的根源，致文化持续发展前进的动力不足。

　　重塑文化锐利批判性

　　文化创作受到力量比较强的权力干预，以及被无形意识管制下的畸形与非健康发展，让文化的自由发挥空间，特别是文化的批判功能衰竭。在如此的文化体制的异化作用下，让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走：“从了”(文艺作品中的只谈风花雪月莫谈国事)、“合谋”(赞颂与修饰)与“自杀”(与体制决裂，走向地下)。不敢否定与批判，是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

　　文化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往往选择向后转，大量古装宫廷出炉、透支名著、翻拍成风。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向上的庸俗)，唱颂歌，虚假盛行，二是媚俗(向下的庸俗)，肤浅化，娱乐至死。而这两条路都是文化后退同时还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走入价值观的误区与创新的死胡同。

　　“盛世”更应戒骄，居安更要思危，重塑文化的批判性，才可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强国。

　　批判意味着反思，意味着否定然后超越前人的权威———而这正是创新的具体而且是唯一的表现。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显示自我更新与升级。文化必须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才能走出自身困境。而文化的外围，也必需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文化能够充分发展的根基，在于有无批判的宽容与自由环境。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

　　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还源于文化选择与创造的自由，没有这个前提，则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艺术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它的浅层下面，却牢牢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中，息息相关，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文化艺术上的问题。当然，就更不是领导关怀重视、加大投入就能促进文化发展，没有宽松的环境与最小化的权力干预，文化建设终将成为空想。文化领域是最不需要干预的领域，要推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手不管，让文化有自由去竞争。

　　而日渐式微的春晚，与所有那些宏大的、歌颂的、主题先行的各类晚会一样，伴随着鸡肋化的过程，不管是如何地浓妆艳抹，如何试图构筑一个盛世幻象，填满浮华、空洞、单调、歌颂的它们将最终沦为彻底的一出出意义微薄的仪式，离现实离观众将越来越远了，以悖论的形式，为这个“盛世”再添加了一把虚火，加剧了思想的贫瘠与文化的全面平庸。

2012年02月05日 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oeeee.com/2/71/271117ee875c80c7/Blog/c0f/bcc44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