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

嗨!历史 | 哈金:南京大屠杀日军用水煮的饭都是血红的

å�‘布时间:2011å¹´11月25æ—¥ – 13:47 | 4 次阅读 | 已有 0 æ�¡è¯„论 2011 å¹´11 月,哈金在波士顿的电车上。他说自己ä¸�å�¯èƒ½å’Œè¿‡åŽ»å®Œå…¨åˆ†å‰²ã€‚年轻时说自己是“世界公民â€�,到è€�了,过去就回æ�¥äº†ï¼ŒåŽ‹éƒ½åŽ‹ä¸�ä½�。 哈金:我写日本兵å�ƒçš„大米饭都是红的,别人说太悬乎了。这其实æ�¥è‡ªæ—¥æœ¬å…µçš„日记,他们找ä¸�到干净水å–�,å�ƒé¥­éƒ½æ˜¯è¡€ç³Šç³Šçš„,你说æ�€äººæ�€åˆ°ä»€ä¹ˆç¨‹åº¦ï¼Ÿæœ‰äº›çœŸå®žçš„东西比想象还å�¯æ€•ã€‚ 作者:朱å�ˆå�¯ï¼Œé€‰è‡ªï¼šå�—方周末,原题:“就是把事情讲清楚â€�——《å�—京安魂曲》的逻辑 《å�—京安魂曲》是哈金最新的英文å°�说。书中的宗教精神超过了个人æ�©æ€¨ã€‚哈金说,日本平民也å�—苦,他们的儿å­�å­™å­�没了父亲爷爷,战争给人造æˆ�的无奈和æ�Ÿå®³å¤ªå¤§äº†ï¼Œæˆ‘们到最å�Žè¿˜æ˜¯åº”该超越ç§�æ—�çš„ç»�验。 2011å¹´11月2æ—¥å‚�晚,哈金æ�¥åˆ°æ³¢å£«é¡¿Brookline Booksmith书店,介ç»�他最新的英文å°�说《å�—京安魂曲》。正值50年店庆,书店è€�æ�¿æœ€è¿‘两周内邀请了包括哈金在内的21ä½�美国最é‡�è¦�的作家æ�¥æ¼”讲,哈金英文å°�说《等待》的å°�é�¢ä¸Žå…¶ä»–作家的肖åƒ�,组æˆ�了书店入å�£å¤„的一é�¢æµ·æŠ¥å¢™ã€‚ 在书店地下室等待哈金的读者年龄å�„异。哈金介ç»�了《å�—京安魂曲》的写作过程,朗读了å°�说片段。一个å°�ç”·å­©æ��问, å�—京大屠æ�€ å�Žï¼Œé‚£é‡ŒçŽ°åœ¨è¿˜æœ‰äººä½�å�—?这本书他也想买一本,但妈妈没给买,说怕他看了å�šå™©æ¢¦ã€‚ 《å�—京安魂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é­�特林在 å�—京大屠æ�€ 期间留守金陵女å­�学院,ä¿�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å�²æ•…事。é­�特林因为å�—战争创伤精神崩溃,回到美国疗养时自æ�€ï¼Œæ— è®ºåœ¨ä¸­å›½è¿˜æ˜¯ç¾Žå›½ï¼Œå¥¹éƒ½æ˜¯å‡ ä¹Žè¢«åŽ†å�²æ·¹æ²¡çš„人物。 è¦�把她的故事讲述完整,å�ˆä¸�能任æ„�创造,哈金虚构了一个讲述者——é­�特林的中国助手高安玲。战争爆å�‘时她的儿å­�在日本读医学院,被日本当局å¾�å�¬åˆ°ä¸­å›½æˆ˜åœ°åŒ»é™¢æœ�务,他总是尽é‡�帮助中国人,但被中国的锄奸队暗æ�€äº†ï¼Œé«˜å®‰çŽ²ä¹Ÿä¸�敢与日本的儿媳相认。 å°�说中文版能顺利出版,且比英文版早两周上市,这出乎哈金的æ„�料,尽管略有改动。《纽约时报》和ä¸�少美国é‡�è¦�报纸æ�‚志给了好评,也有几篇评论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哈金怀疑æ�¶è¯„å�¯èƒ½ä¸Žæ—¥æœ¬å�³ç¿¼åŠ¿åŠ›æœ‰å…³ã€‚ 11月4日,正好访问波士顿的日本作家大江å�¥ä¸‰éƒŽåœ¨ä¸€ä½�日本人的安排下,与哈金é¤�å�™ã€‚大江告诉哈金,有次一ä½�中国女性因为写了å�—京大屠æ�€çš„文章,被日本å�³ç¿¼åˆ†å­�告上法庭。他亲自出庭替她辩护,一å�£æ°”讲了两个多å°�时,被告一方就他俩,但还是赢了官å�¸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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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

译者 mymermaid Ha Jin has a talent for first lines. Consider these, from his latest novel, “Nanjing Requiem”: “Finally Ban began to talk. For a whole evening we sat in the dining room listening to the boy.” 在哈金最新的小说 《南京安魂曲》中,他的描述如同他亲身经历一般,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的人生纷至沓来。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餐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 We do not know who Ban is, why he should have taken so long to speak or why his story has so compelled his as yet unknown audience. As he tells that story, we plunge abruptly into the horror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anjing, then the capital of China’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t is December 1937. Ban is a Chinese teenager, a boy seized while on an errand for his American employer and forced to serve as coolie to a band of Japanese soldiers who are looting, pillaging and murdering their way across the city, with Ban a terrified witness to their atro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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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编辑对话】漫谈文学与政治

核心提示: 本期是两位译者就“文学和政治”这个话题进行的音频对话,提到了刘晓波、北岛、廖亦武、哈金、李翊云、李承鹏、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石原慎太郎、潘公凯、何伟等中外作家。 所有 往期 的译者Podcast音频节目都可以在iTunes商店中搜索“译者”收听或订阅,或直接点击 这里 点击 这里 下载或收听本期音频节目(需翻墙) 【图: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下载“译者”的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 YZ: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编辑对话”的第五期,也是两位“文学中年”之间的对话。今天在线上的是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译者“南山”,他持续为我们的博客平台贡献了很多力量。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他进行这次对话。 NS: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YZ: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文学和政治”,结合最近的时事、和我们刚刚发出的译文,就这个话题来漫谈一下。 NS:好的。 YZ:我们的话题从哪儿展开呢?要不先谈一下你印象当中,文学和政治为什么总是一对连体婴儿,总是不能分开,有很深的关联,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NS: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这种传统,所谓“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表达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介入到对国家或社会的参与当中,这是所谓文人的“义务感”吧。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总还是有许多人去做这种事。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由于政治体制对大家发表的意见还有着控制,很多人或者是被迫噤声,或者更加有愿望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总还是会或多或少和政治打一些交道。[没错。]即使是一些所谓不太参与政治的作家,你看他的作品,也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政治味道”,像我比较喜欢的苏童的一篇小说《妻妾成群的》,实际上他写的是封闭的环境里关于人性的故事,但是你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影射,当作一个政治寓言来看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YZ:没错,正如80后作家韩寒所说的,就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老是要来关心你”。可能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讲,这一点尤其真实,是句大实话。 NS:是这样,尤其我个人的感觉,越是政治方面不太开放,或者是政治的压迫、政治高压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里面,作家越容易把他个人对政治的看法体现在作品中。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在国外,象拉美的那些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国家都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YZ: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都有从政的传统,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中,文人和官宦本来就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角色。[是的。]这也就形成了:文人如果在朝的话,则是文官;在野的话,就有点儿象当代政治中所讲的“反对派”。转换到今天的语境来讲,总会出现一批“异议作家”,他们虽然不是在体制内,但是愿意去指点江山,就时政发表意见,这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NS:对,这个也是“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遍地“敏感词”的环境里,你即使想不政治也很难,你不知道地雷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的哪篇文章——即使是谈风花雪月——里面可能也会有敏感词,所以作为作家来讲,逃避不是办法。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逃避得开,我倒是觉得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去记录现在这样的社会,用他/她的作品反映出来,即使目前得不到发表,至少他也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YZ:而他们所写的文章一旦发表之后,就有了社会影响,也可能会有一批“追随者”,从这点上来看,文人就更有一点像“政治人物”了。 NS:是,他们有自己的影响力、追随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家也有了“社会活动家”的影响力。 YZ:谈到这个群体,大家会想到比较有名的现在还在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也是以文为生,又因为他的文章而不为当局所容。 NS:是,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YZ:和他相似的还有一批批的“异议作家”,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王若望、刘宾雁、魏京生,嗯,他当时虽然写的是“大字报”,不过他的政治性更强一些…… NS:对,他(魏京生)的政治色彩更强烈一些。其他还有象马健,象贝岭这样的作家或诗人,他们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流亡到国外,现在即使他们想回国,国家也不让他们回来。这样他们就坐实了“流亡作者”的身份。 YZ:同时也是政治异议者。 对,在这个群体我想特别提一下北岛,因为他不仅是在23年前不得不去国离乡,成为了流亡的异议作家之一,而且最近他又有机会可以回国,他的一些散文集,比如《青灯》和《失败之书》也可以在国内发表,反过来,这又让异议作家群体认为他背叛了他们的政治阵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文人和政治人物之间很难区分他们的角色。你是怎么看北岛的回归? NS:我的感觉,象北岛这样的诗人本身不应该是政治家,他自己的初衷不是想要去做政治家,他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活动的倾向,主要是不喜欢当时的当权者、或者说制度。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逃到国外,在国外背井离乡,但是仍然坚持用母语来写作,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从作家的角度,他跟一般的音乐家、美术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些人即使到了国外,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美术作品仍然可以和其他的读者、观众交流,而作家失去了母语的土壤之后,就像没有了根一样。他的作品在国外的受众很小,没有很多人能读到。而且,象北岛和阿城这样的作家,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为了保持语言纯洁性,有意不去接触、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更大的考验,非常不容易。 YZ:所以说,作家一旦流亡到海外的话,就会陷入两难的处境,要么他们会和故土形成距离感、陌生感,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个环境,所以不再能够精准地描绘出故乡所发生的人和事,还是以北岛为例,我能够看出来他在写《北京城》的时候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今昔对比、回忆的感觉,他笔下的北京可能和现在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就有了疏离感。 NS:是这样的,他的语言功力仍然可以很高,但是他毕竟没有在国内的语言环境中生存,所以这个距离感一定是会有的。包括我看到王朔曾经在美国呆过半年左右,他后来主动回国了。本来他有机会到大学里讲学,但是他没有留下。他自己就说,在美国,中文是一个很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所以从大陆去的人要保持语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坚持这么久,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北岛和其他在海外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非常不容易。 YZ: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们有这么强的驾驭语言的功力,比如北岛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诗,《回答》。在今天,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还是有人在桥墩下重写他的名句,“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当时的表达放到今天这样的场景下来看还是有很强的震撼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一直能够不断地得到读者的反馈,一直提升他的表达方式的话,我相信有机会创作出流芳百世的名篇,但是这样的机会又不属于他们了。 NS:对,他们的能力到了这个程度,而且他们本身在汉语文学中的地位,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走在最前列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么多年的自我流放,这种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留下更加撼动人心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华人的一种遗憾吧。 YZ:没错,而且在流亡的作家梯队当中,还不断地有新的人增加进来,那就提到了最近刚刚逃离中国的作家廖亦武。他也是历经曲折,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六四事件”被投入大牢,所接触到的都是杀人犯、囚犯,他甚至为他们写了一本访谈录,也就是《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个据说也是他被盗版最多的作品,大家了解廖亦武这个作家可能主要是通过这本书,但是他也不希望一直只能和这些人接触,他还是希望能够做一名中国社会的记录者,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作家最普通的心愿,好像也不能为当局所容,所以他不得不逃了出来。当然他现在还刚刚踏上自由的土地,满心欢喜,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当你看到流亡作家几十年的变化后,也很担心他在离开了这个语言环境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NS:从廖亦武本人的初衷来讲,他不想出国。他自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自述文章 中已经讲到,他本意是要留在国内,见证这个社会、见证这个时代、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但是因为有刘晓波这样的前车之鉴,有他本人经受的各种骚扰和打压,他担心自己会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已经蹲过一次监狱了,他不想再象刘晓波那样,重新回到被拘禁的环境中,与社会隔离开,所以他最终的选择是出国——自我流放。但是,如果说过了若干年之后,他自己又想回来,不管是去是留,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YZ:流亡作家真的是一种两难,他离开了让他痛苦和经受磨难的地方,灵感的源泉也会随之枯竭了,但是为了让他创作出好的作品,让这些良心非常敏感的人一直去承受整个时代的苦难,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人道的。身为作家,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要面临的真的是这样一个很难突破的两难问题。 NS:是这样,不光作家两难,我们读者也是两难。我们希望看到优美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同时我们不希望看到作家受到太多的苦难,但有时候不经过这样的苦难但他又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所以作为读者来讲,你到底是希望看到作家本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希望看到他更加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来讲也会有这种两难的情况。 YZ:是啊,所以有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但他个人经受苦难的时候,才能写出“字字看来皆是血”这种让后人警醒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可是为了形成这样的作品,他们本身又经历了太多。 NS:是,就以流亡在海外的作家为例,他们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母语,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他身处的环境已经失去了母语的语言环境,失去了他所熟悉的社会参照体系,非常难;另外一种就是改用第二语言去写,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高行健这样的作家,他现在基本用法语去完成他新的创作,包括他的戏剧,包括他导演戏剧这些活动都是用法语来做,但是实际上他最好的作品、代表作,还是用中文写的,包括他获诺贝尔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这样的作品,都是中文。海外也有一些从一开始就用外语来写作的,在美国我接触比较多的例子,象李翊云也好、哈金也好,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象哈金拿到了国家图书奖,李翊云获了马克・阿瑟天才奖,这样的奖都是非常难得的。但即使是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即使他们是用英文来创作,他们写的题材还是中国的,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他们的根,形式上可能不一样,但是题材还是一样的。 收听本期音频节目,可以用RSS订阅:   http://feeds.feedburner.com/epodcast   (需翻墙收听)   YZ:刚才我们谈到了的文人和从政者之间一直都有些夹缠不清,也谈到了如果一直要走从文的道路的话也满艰难的,那么如果他们真正”弃文从政”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比如说刘晓波,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良心犯”的角色,如果将来形势变化的话,就象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因为他的象征性而能够获得进入政坛的机会,那你觉得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他们来讲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 NS:我想这个可能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政治倾向比较强烈,或者政治活动的能力比较强,他也许会喜欢这种转型,而且会如鱼得水地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他本人又确实有管理方面的能力的话,那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未必是件坏事。但是从作家本来的定义来讲,他本身不应该是一个政客,因为世界上政治活动背后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在和实际问题打交道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黑即白的,有的时候要做出各种牺牲和妥协。但是作家从坚持自己良心的角度来讲,可以做出非常干脆的选择,他可以提出很宏伟、理想化的远景,但真的等他去实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作家未必会有很好的准备——或者说资质,也可以说是资格——去做政治方面的活动。 YZ: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我觉得即使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相对开放一些之后,他也回到了俄国,他也还是没有走上从政的道路。他还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批评者,并把这样的角色保持了终生。我自己感觉这倒可能会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因为他可以保持一生的清誉,而且也更有机会,也许能达到创作的高峰。不知道刘晓波能不能做这样一个角色,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假设了。 NS:是这样,包括象现在做独立人大候选人参选的李承鹏这样的作家,从这个角度——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活动。我也非常支持他出来普及法治观念,去号召大家真的要从下往上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写在《宪法》里的,本来就应该有的,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每次有独立竞选人出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打压——税务局也好,公安局也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都来干扰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YZ:你刚才提到了李承鹏,在他自己的演讲当中,他也是着重讲了“知行合一”,就是作为作家,你在旁边空谈,指点江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所知道的这些道理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你的行动,他在这点上对国内其他的一些作家、时评家还是有些不满,所以自己出来做一个表率。在这点上,他的这种勇气,还有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的尝试,真的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他当选,或者也没有当选,只是制造了一阵喧哗而已,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就是从政者把自己的承诺变为现实,这中间还是要求很高的。而从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能够成功做这种转化的也不是很多,你能想到几个吗? NS:嗯,有你刚才提到的捷克的总统哈维尔,虽然他更多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但他毕竟是从作家转换到政治家的身份。另外一个,我想,你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你比较熟悉的,就是石原慎太郎,也许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原慎太郎从“右翼”作家到东京都知事这样一个政客的角色转换的情况。 YZ:哦,对,我在日本的时候正好他是在做东京都知事,但是他从政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作家的石原慎太郎和作为政客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让人感觉他是一名很激进的右翼,但实际上他在做事的时候还是很稳健的。而且他在做东京都知事的时候主要的改善都是在民生方面,会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政策,他还每星期设定了一个时间,倾听民众的想法;以及更加透明化,就是让东京的财政更加透明,其实这些如果不是一名作家来做,而是普通的政客来做的话,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戴,也会有很高的民望,所以他才连任了四届东京都知事,这也是很少见的了。但是我觉得她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体现出狂狷的文人态度,是个非常脚踏实地的政客。 NS: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极端的右翼主张。 YZ:没有、没有,他自己分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的主张更多的是警醒式的,就是“我必须要说得更极端一点,你才能听我讲。” NS:OK,就是唤醒大家的注意。 YZ:是,我经常会在他的呼吁、文字当中想到鲁迅,他真的是有一点切肤之痛,他想让国民能够从那种“被阉了”的状态中醒过来,所以他在要用那么刺激性的语言来讲。但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是那么一个不着调的人。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转换是很成功的,而也许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还没有看到——包括台湾在内,比如象李敖这样的文人,他后来有了参选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转换都不让人特别信服,你看,李敖作为从政者并没有很高的口碑。 NS: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所谓“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可以算作是一个文人,他写非常好的诗,像他这样的人,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理想,但他坐到权力顶端的时候,他去大力贯彻他的理想的时候——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这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YZ:因为他在某些时候已经不符合客观规律了,一味地按照文人的想象力去运行这个国家,这是不行的。 NS:有这样的例子在这儿,我在想到文人从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心理阴影。 YZ: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话题,回到描写当下中国的可能性上来,前面我们谈到了身为中国作家,你要真实地描写当下的中国——虽然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很少见的、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限制,可能很难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又关注到另外的群体,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和作家,你觉得在他们的笔下会不会出现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NS: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已经有了,比如象原来《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潘公凯(Philp Pan),他写的那本书《走出毛的阴影》,就是非常好的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记录和反映,另外象前《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 注:他刚刚获得今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写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非常优秀的纪实作品,以他的所见所闻非常客观地反映出了中国情况。只是作为外国的作家来讲,他们写出来的角度跟我们中国人通常注意的角度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这两位作家,他们本身都是记者,所以他们受过训练的记者的天性是要剥离客观描述和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们的作品,作为纪实性作品来说,他们刻意强调不在作品中贯注自己的感情色彩。尽量保持客观,尽量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中国人看这样的作品,一是他们表现的是我们周边时常也会看到的情况,所以可能不觉得很新鲜;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觉得他的这种描述方式跟我们的欣赏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纪实作品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引起一些共鸣,引起一些感情上的震撼也好,或者感动也好,看到他们这样的描述,有时会觉得不太过瘾这种感觉。 YZ: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的确如此。象《走出毛的阴影》、《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我都看过,而且看的是英文版,感觉就是有一点你说得”不过瘾“,觉得描述的都是我熟悉的嘛,当然写得很客观,有些时候可以把我带回到特定的场景中去,但是的确没有看中国作家写中文作品的时候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比如说《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能够很好地把文学、政治、史学糅合起来,既能够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又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你欲罢不能,好像我在看外国作品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 NS:如果是小说类的作品的话,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更容易一些,以中国这样这么激烈的变化、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想这其实是可以出很好的小说来反映当前的社会环境的。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你看在英国有狄更斯的小说,揭露当时的情况,在美国的时候也有一大批的当时的作家,象德莱塞、还有斯坦因・贝克写的大萧条的景象,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即使到今天,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看,仍然非常经典,可是看我们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记录当前这种生活,能够不受任何政治限制的,完全出自作家本性的角度去写,而且能够达到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我还没有找到一部这样的作品。 YZ:是啊,这真的是多么大的遗憾。尤其是在中国,又有这么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好像在任何一个时刻,不管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总还是有人能够创作出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出来,我们也真是很期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作品出来的话,才能够弥补这样的,可称为是“时代的遗憾”。 YZ:哦,再稍微补充一点,因为外国作家的描写更加客观、用的是第三者的视角,我倒是想提醒我们的读者和听众,有一些人物传记可能很值得看一下外国作者所写的,一个是他们能接触到的资料也许和国内不同,他们可能能从大使馆、档案馆找到;另一个就是他们的描写可能会更有客观性一些。前一段的时间出过好几个版本的《蒋介石传》就是根据新披露出来的蒋介石的日记重新修订的,还有,上一次我和华志坚教授谈的时候他提到的一本书《Introduction of Mao》,是一本多作者合著的对毛的介绍,还有最近新出版的《邓小平传》,我还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一些书评说好像还是有些意思。 NS:最近我看到大概已经有4、5篇在评论这本书的书评发表在主流的报纸上。 YZ:我们“译者”也真的很想第一时间把传记作品介绍给中文的读者。 NS: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的,刚才我们提到外国记者的观察角度是尽量保持客观,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包括文章的标题,有时候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件事情而已,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道德评判,那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国内的新闻环境后,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在翻译这样的文章给国内的读者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两难困境:如果据实翻译的话,可能注意到这条新闻的人不会很多;如果是按符合中文的环境,加上一些感情色彩来翻,可能会吸引一些眼球,但是又会有违原作者的初衷。所以我们译者有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取舍。 YZ:你说这个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中文当中经常是一个词,比如说谣言,它就是贬义的。但是rumor这个英文词实际上是中性的,只是”未经证实的消息“而已,其实没有感情色彩。我记得《外交政策》上有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微博上充满了rumors,被《环球时报》解读为中国的微博上到处都是谣言,所以微博需要被整肃了。这个……从我们译者的角度来说,就有一些曲解原意了,而《环球时报》做这个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NS:对于《环球时报》,它这种做法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YZ:好,那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NS: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聊聊这些话题。 YZ:那好,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文学中年”的对话,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加上一位朋友制作的片花,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也是一位不会忘记的诗人——海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片花《姐姐》 相关音频: 【译文精选】廖亦武:走出中国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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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一个人的战争

   在美国历史上,成功的华裔作家并不多见,哈金毫无疑问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999年,他凭借小说《等待》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奖项,是美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哈金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作家。   哈金,原名金雪飞,因在哈尔滨读大学生活了4年,喜欢那座城市,取笔名哈金。一个从佳木斯走出来的中国东北汉子却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一些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却感动了西方读者。   《等待》之后,哈金一举杀入美国主流文学圈,10多年下来,几乎拿遍了各种奖项,哈金成为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华裔作家,如今他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文学教授,刚刚创作完成的《南京安魂曲》,今年秋天即将由《收获》杂志全文发表,并在内地出版。    “去做不能做的事是生活的荣耀”   《南风窗》:在布兰戴斯读书时,您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FrankBidart),后来还两次参加波士顿大学写作班,除了耐心,这些老师还教会了您什么?   哈金:他们教我懂得了理想主义,我将此又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只要一本书写得好,它就会被出版。他们也教会了我对一些伟大作品的尊敬。我的老师艾伦?艾泼菲尔德——他也是一位以色列小说家——强调我们必须每天读俄罗斯的文学。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文学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而法国文学只是美味佳肴。”   《南风窗》:那中国文学呢,您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怎么看?这些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哈金:古典中国小说完全不同于今天我们的小说书写方式。但是,中国诗歌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在我思想成形的岁月里,是它们训练了我的感受力。   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唯一对我产生影响的,能想到的只有鲁迅。我的第一本诗集《于无声处》就是从鲁迅那里借来的词,我们怎么能避开鲁迅的阴影,他的存在就像上帝。他从未写过长篇小说,因此,对我,他的影响主要在一些短篇小说方面。   《南风窗》:可是为什么您之前又说鲁迅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   哈金:在文体上,他是位伟人。但是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并没有完全专心于他的艺术。他写得非常匆忙,制造了快速完成一篇小说的不好先例。就小说而言,他的故事很粗略。有些作家会花时间去修改小说中的标点符号,比如福楼拜就是这样。我很尊敬这样的作家,他们着迷于他们的艺术。   在汉语中,我对成语“才华横溢”这个词语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的天分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都快“溢”出来了。正如叶芝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追求完美。没有艺术可以一挥而就。   《南风窗》:您说过的一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我的写作,没有任何成功感,只有失败。伟大的书都已被写出来了,我们只能写些次一等的书。”这可以视作一种谦逊,也可以视作一种“野心”,与伟大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并驾齐驱的“野心”,是这种“野心”驱使您去写作《战废品》、《自由生活》这样的长篇小说?   哈金:当然,这也是一种野心——与同一领域里的大师并驾齐驱。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失败是唯一的结局。但贵格会日历中有这样一句话:“去做不能做的事是生活的一种荣耀。”   《南风窗》:《等待》让您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据我所知,书中的“淑玉”在现实中实有其人,她的原型是怎么样的?和小说中有差别吗?   哈金:她的原型是一个山东女性。她缠过足,在离婚法庭上说着和小说中相似的话,只是要求的生活费更少一些。她只要求每月18元的生活费。   《南风窗》:您在写《等待》时,等待结局本身是否也是历练的过程之一?   哈金:是的。等待的过程和等待的结果增强了小说的怅惘之感。事实上,小说家的力量存在于过程中,在这里,我们必须尝试着让每一页都变得栩栩如生。   《南风窗》:《战废品》的视角和国内所有描写此类题材的小说完全不同,写作此书,是基于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还是别的什么吗?   哈金:我想讲一个普通士兵面对战争心灵挣扎的故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而并非集体经验。战俘作为失败者,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剥夺了。我意识到,《战废品》可能会给那些被遗忘的人带来一丝希望,使他们的声音为他人所听到。   然而,这种历史责任感并非我写作此书的直接原因。任何人都可以有这种观念和这种野心,但困难的是如何架构这样一部作品,如何使它读起来令人信服、具有说服力。简而言之,我只是想写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一本书真的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它应该具有永恒的价值,并且能够打动人们的心灵。   《南风窗》:您最近几年好像也开始写美国了,写您理解的美国梦,那么,您对厄普代克和他描写的美国梦的幻灭怎么看?   哈金:我对厄普代克的小说并不是很熟悉。我的感觉是他通过他的《兔子四部曲》而达到他的人生顶峰。自那之后,他的写作生涯遇到了一个瓶颈期,不得不靠写评论和其它各式各样的文章来保持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至于移民经历,他对此并不是很熟悉。他擅长的是描写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阅读的价值   《南风窗》:我知道,有两本书改变了您对世界的感观。第一本是奈保尔的《河湾》,第二本是希伯德的《异乡人》。它们是怎么改变您的世界观的?   哈金:《河湾》教会我如何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观看世界,特别是如何对待历史。在《河湾》中,叙述者说必须将过去踏在脚下,他才能活下去。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这无意间开阔了我的眼界。事实上,经常发生的是,我的几个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亚洲的学生——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会对我说,他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审视世界。   至于希伯德的《异乡人》,它也教会了我如何处理历史,并且给我指明了一条更聪明的道路,特别是他这本书中最后一个叙述者:马克斯?费伯。他指出,过去不可能,也不必被完全抛弃,但是它必须被重新改造和利用,以帮助艺术家们活下去。对我而言,那是意义深远的一课。   《南风窗》:您一直不认为中国小说的传统能够在当下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但其实在鲁迅、老舍的小说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技法还是非常明显,在废名、汪曾祺的小说中,佛教的影响也非常突出,您是否要修正一下自己的看法?   哈金:其实白描在西方小说中也有。你说的那些作家都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我并不认为需要分得那么清楚,比方说佛教对美国的诗歌和小说都有影响,但佛教不是中国的原产品,已经是世界的。   我觉得中国小说中真正强大的作品是《西游记》。俄国有的作家在以《西游记》为楷模写作,超后现代。在西方你问小孩孙猴子(MonkeyKing),他们都知道。   中国乡下过年或办庙会常常有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那里一站或耍一番。这些都说明作品的生命力,能够穿透社会文化的各个层次,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还有,《西游记》完全是超历史的,形而上的,那种想象力是空前的,现在中国文化缺的是强大的想象力。   《南风窗》:那么,您如何看待想象在小说中的作用?通过您对博尔赫斯的评价,似乎是觉得想象必须依附于现实?   哈金:想象力当然是最重要的,想象跟幻觉的区别在于想象力必须包括综合力(unifyingpower)。也就是说,真正的想象力并不能跟某种逻辑相分离。有的作品有其自己的逻辑,并不一定要依附现实,比如吴承恩和卡夫卡的作品,但必须有清晰的内在逻辑。   去年我买了博尔赫斯的全集,想再认真读读,但还是读不下去。他无法感动我。吴冠中说过艺术有大道和小道,“小道娱人耳目,大道动人魂魄。”我觉得博尔赫斯走的是小道。这是为什么纳巴科夫对他的小说不以为然,说:“一个个门廊,但门廊后面没有房子。”就是说有些唬人。   博尔赫斯弄些虚无缥渺的东西,好像第三世界的作家只能搞些魔幻的玩意儿,不会思考,不能振聋发聩。这是为什么年轻的拉美作家不再写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东西了。这种作品实际上让第一世界的作家们看不起。我不相信什么“文学黑洞”。这种“黑洞”只出现于两种情况,或是作家智力有限想不清楚,或是胆怯不敢说明白。   英国诗人伊丽莎白?詹宁斯说过:“只有一样东西必须清除,那就是模糊不清。只有清晰才能通向人性的高度和深度,并超越人,达到理解。”我想所有西方的严肃作家都会同意她的说法。但我还是希望能再认识博尔赫斯,因为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勃拉姆斯,我也最喜爱勃拉姆斯。    一个人的战争   《南风窗》:有一次,您说:“年轻的朋友,我劝大家不要轻易选择非母语写作,那太分裂了,真是一场悲剧。”您在用英语写小说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哈金:那是2008年我在香港说的。那时候,我刚开始写《南京安魂曲》,困难重重,写不动,有一种危机感。我是说应该尽量用第一语言写作。第一语言跟母语是两个概念,比如,我儿子的母语是汉语,但他的第一语言是英语。第一语言是你最得心应手的语言,可以使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   《南风窗》:谈到《南京安魂曲》,这部长篇即将在《收获》长篇小说增刊上全文发表,也将在内地出版单行本,怎么会想到写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还是明妮?魏特林的故事打动了您?   哈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长篇,但找不到角度,选择魏特林是想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这件事,但写起来变了很多。这本书也是讲述者高安玲的故事,直到改到第32遍才找到这个角度,这种平衡——既讲一个外国人的故事,也讲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这样,如果写得好,民族经验就成了国际经验。   还有,我知道这种故事非常难写。这个长篇是对我的艺术挑战,成了我个人的战场,我要在纸上找回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我太太老家是江苏,她读完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后,天天唠叨说:“南京守军里要是有200个像你二爷那样的军官,南京就不会陷落。”   我二爷是山东蓬莱人,是个小地主。日本兵有一回进村把乡亲都抓了起来,要他们供出八路在哪里。我二爷站出来说他知道但不愿意告诉他们。日本兵怎么打他,他仍旧骂个不停,直到他们把他砍头了。其实,他并不知道八路在哪儿,但咽不下这口气。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是一场个人的战争,在纸上的战争。   《南风窗》:明妮?魏特林的自杀会让我想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当火车进站时,安娜选择了自杀,安娜的自杀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自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自杀”,您觉得明妮?魏特林的自杀是否面对人类的巨大灾难时不可克服的心理恐惧的必然结果?   哈金:主要是精神创伤和负罪感。其实,几乎所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难民工作的美国人,后来精神上都出了毛病。   《南风窗》: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因为无法排遣的痛苦自杀了,我不知道您写完这本书后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哈金:我理解张纯如的心情,写这种书对作者伤害很大。对我来说,关键是写作的3年多期间生活在70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使自己很沮丧,但这是工作的条件,没有选择,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   《南风窗》:《战废品》和《南京安魂曲》都是关于战争的小说,是不是一直对战争中的复杂人性和人际关系有叙述的冲动?二者有不同吗?   哈金:我可以按《战废品》的叙述结构来写《南京安魂曲》,即从一位底层军官的视角来写,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军人混到难民营中,生存下来,但那样会重复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挑战。另外,把魏特林作为主人翁可以把民族经验伸展扩大成国际经验,当然这是在写得好的前提下。   《南京安魂曲》有一个更难写的层次,主要是基于真实人物,没有发生在魏特林身上的重大事件,不能虚构,这就很难维持叙述的冲动力。曾经有一位英国作家写过一部以魏特林为主人翁的长篇,名叫《南京》,他让魏特林爱上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爱得死去活来,靠艳情来维持叙述的冲力。但这样做不严肃,不可取。   我曾经放弃过两次,写不动了,可后来又不甘心,又重新做起。有一回我做了个梦,我太太生了个小女孩,那个孩子的脸是明妮?魏特林的脸,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启示——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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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 [转载]廖亦武来访记

原文地址: 廖亦武来访记 作者: 四川杨然 做梦也没有想到, 2月2日会得到这样一个电话,她问“你是不是杨然”,我当然是杨然,“我是廖亦武的妹妹”,哦呀,廖小飞。“我是从邛崃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你电话的,听说你当官了?”“当啥子官哟。人大班子里要有一个无党派位子,就把我选上了。”她说“我哥哥廖亦武说你是不是把他搞忘了,这么多年没有你的音讯了。他想到你那里来玩。”这真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钉耙”,明明是他廖亦武久无音讯,却反而怪罪起我来,“我仍在冉义,是他许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的电话我一直在找,找都找不到。告诉他,他再不到冉义来,我就要抖他了。”抖,成都土话,挨揍的意思。这当然是威胁,“来吧,来吃年饭。这里有腊肉。”之后,编了个短信发给她:“已有七八年没有见过廖君了。去年我在芙蓉锦江诗刊选发了他一组古拉格情歌。有三首写廖亦武的诗先后发表。他再不到冉义来,我要抖他了。请你一同来乡坝田作客。杨然和培培恭候。”三首写廖亦武的诗,指《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梦见北上》,分别发表于《拉萨河》《大型诗丛》和《芙蓉锦江》。上一次跟廖亦武有联系,是2002年8月底的事了。当时杨灿考上了大学,廖亦武和蒋骥来到冉义,给杨灿送来了一个大书包。自那以后,我和他再没了联系,一晃,就七八年了。这回终于跟他有了沟通渠道,好。 6日在桂花苑参加一个迎春活动,下午得一电话:“杨天福,我是廖亦武”,妈哟,鬼子的声音虽然有些破哑,但听得出来是他的,或者是信号弱的缘故,音量也不足,但还听得清通话的内容。我把上次跟廖小飞讲的那一通话咿哩哇啦又讲了一通,“请来冉义作客”也从他鼻孔里挤出了一个带嗡嗡声的“嗯”字。好。 8日春天暖意更浓。我将里层的保暖内衣减去,换成单薄的内衫,很合适。上楼打开办公室,阳台下面对着的海棠、杏花和腊梅三棵花树都已开花。从窗口望去,田野上的油菜花也已黄黄染染开出了好一大片。校园宁静,仅有高小清几家人,大白天多已外出。我喜欢校园的这种安闲,可以自由自在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容不迫,天人合一。用舒雨湖在短信中提供的方法,终于打开了《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这论坛,已有多日无法登陆。重庆子衣、野松、凸凹等诗人都有反应,我也忧虑了许多天。今天终于云开日出,好。培培接到杨灿电话,我们告诉她,希望她就把研究生读完,回国找个工作,早点安家。在读博士方面,女生不具备男生的年龄优势。我们也不希望她将来要学好多文化,要挣好多钱,如此这般,实话实说。杨灿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挂了电话。不时,得廖亦武短信:“我们中午到。”这家伙,说来就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竟使我们手忙脚乱起来。 首先是打扫一下院子。这院子,门前的天竺葵每天肯定都是要落点树叶的,平时我们都任其自然。今天有客来,打扫干净。抬出茶几,安放凳子。之后,培培上街打点菜物。我去采购了小蕃茄、柿饼、小柑子、桂圆等果品。阳光照射下来,院子里暖洋洋的。午时,院外传来一声“杨天福”,我正在院子里喝茶抽烟,于是立刻出现在院门口,“我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仍然是那个俄国二月革命党人的亮晃晃的光头,背个挎包,身后出现了一胖子,戴着眼镜,一女子,也戴着眼镜,一小儿,也有点胖乎乎的。“李亚东”,哦啊,“你来过冉义啊,怎么发胖了?”他是在 2000年跟廖亦武来过冉义的。那年,我写了篇《地下诗歌的野生味与“犯人的祖国”》评说廖亦武的《古拉格情歌》,哪知他虾子收到文字后竟然连哼也没哼一声。半年后,我打电话去把他臭骂了一通,这家伙便与李亚东几人于当于下午开车来冉义晃了一头,在羊安路边把酒喝得呼儿嗨哟,乘夜色归去。“小金,金芹。”小女子身体单薄,一副文弱样,正是廖亦武电话中“我老婆”所指那位。小男孩是李亚东的儿子,样子有点不高兴,因为这里没有他感兴趣的场所。 入座,泡茶。小男孩问“这里有没有运动器材”,意思是想活动活动。“啊,放假了,都关起来了。”没他玩的。他只得坐在那里陪我们聊天。小金要抽烟,送了一条中华给她。廖亦武递上一盘《不死的流亡者 .老威作品》碟子,一本《中国冤案录》,作为我们这次的见面礼。我提出一袋早已装好的《杨然诗集》2部、《诗缘》第1集、《千年之后》和《芙蓉锦江》第8期送给廖亦武,并送了同样的礼品给李亚东。聊天就从诗集上的那首《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开始。小金说,她已经从网上读到过这首诗。“是梦醒后作的诗吧?”是梦醒后作的诗。那次梦见了廖亦武,对他的久无消息恨之入骨。“活着,城市的喧嚣更像空空行尸”,小金对这句诗很有感触。更早的诗作是《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是廖亦武1994年春天来斜江村后写下的“印象记”。最近的一首是《梦见北上》,“梦见北上/全是我经常在梦中出现的地方/那里有成片的温泉/传说是诗人廖亦武他们的诗歌圣地/我每次途经那里/总想起他们”。《杨然诗集》第二部封二上第一张照片,标题为“廖亦武、杨然、宋玉在成都”,其实照片上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家伙,“这就是我嘛”,李亚东愤愤地说。但那模样早已今非昔比。因为那照片上的眼镜很是文质彬彬的,哪像现在,胖了许多。他的儿子看了看,“还是有点我爸爸的味道。”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家里有他那样子的照片。”原来如此。 顾城成为我们话题的一个重点。在我们看来,顾城的诗永远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个另类。他跟其他诗人不同,他的诗是直接从天地间获得的自我顿悟的语言产物。五岁的他,孤独一人在空无人烟的盐碱地上放猪,靠着一本新华字典识字,在沙地上写下一些自言自语的句子。写下,又抹去。抹去,又写。后来随父母回到北京,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上面也有那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便把自己的句子抄出来,拿到一家区文化馆的一个名叫《蒲公英》的小报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他童年时代的诗并没有从传统的诗歌和现代的诗歌中汲取过什么营养,完全是无中生有自我对话产生的作品,写出著名的诗篇《生命幻想曲》时还不到 10岁。廖说:“顾城最理想的居住地就是到一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他后来到了激流岛,那里正是那样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交流。那里只有土著人居住。”顾城的死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在我们看来,他的死带有一种宿命色彩。当谢烨这个支撑顾城生存的大树行将远行时,顾城感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他把生命留给了幻想,也留给了爱情,同时也留给了诗歌。他幻想的童话世界在这个星球上找不到立足之地,从伦理上讲,他的生存要求跟这个制度化和格式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肯定是孤独的,也肯定是纯粹的,同时也是悲剧的。除非回归人间烟火,否则就只有幻灭。 谈到诗集,在我们看来,“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高消费行为。”诗歌不再是从前那种可以引起社会轰动的位居上层建筑的社会代言者,它已经回到正常的社会边缘地带,成为带有沙龙性质的“圈子内的鉴赏物”。因此诗集的印刷数是很少的。廖亦武的法语版《古拉格情歌》在巴黎先后印刷了三版,印数达到了两千册,在那里,已经是个很可观的数目了。在当今欧美,诗集一般印数在五百到一千册之间。“杨然的诗集?”“我的诗集也是这个数目,主要用来送人。”因此诗集几乎是不可能赚钱的,“运气好的话,最多只能抹本”,靠写诗维持生活只能“饿死诗人”。“在这个世界,诗人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饭碗,写诗成为一种爱好,一种更多精神意义上的生活。因此,没必要把写诗看得何其伟大,在‘爱好’的层面上讲,写诗跟养鸟、钓鱼、种花、溜狗等等在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安慰上,本质上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从‘精神’的角度看,写诗的意义应该更接近与宗教。” 廖亦武问培培:“你是不是干过许多活路?”当然干过许多活路,为了生存,培培代过课、卖过馍馍、酱油、书刊、衣服、鞋子、喂过鸡和兔子等等,“女儿长大了,我的工资可以供两口子过日子了,所以培培于去年辞去了在幼儿园的活路。平时我们就生活在冉义,这样简单一些,也安静。”廖亦武也是个贪图清静的人,最近从喧闹的成都搬到了附近一个区县,“我是靠挣美国的钱养活自己的”,他说,美国作家哈金在纽约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靠写作为生。”自六四风波之后,他再没有在大陆有任何收入,成为一个完全纯粹的自由撰稿人。这是个很独特的现象,像巴金一样,主要靠小说和纪实文学维持生存。“如果靠写诗养活自己,我们早已饿死了。”诗歌在这个社会成为一种个人行为,出版诗集简直就是这种个人行为的一种奢侈,它更大的乐趣在于精神上的喜悦。 廖亦武给我们带来了诗人黄翔在海外成名的有趣故事。“这是一个被上帝眷顾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今世界真是少之又少,几近为零。因此黄翔在海外成名带有非常浓厚的传奇色彩。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诗界狂人,先后六次入狱,坐牢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 20年之多。目前他的书法在美国很有市场,“已经在纽约买了房子了。”诗歌给他带来了名誉,书法给他带来了收入,作为一个诗人,能在美国如此立足,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在“收获”和“拥有”的意义上讲,他超过了目前在海外的任何一个“今天派诗人”或“朦胧诗人”。 “在欧洲,举办国际诗歌节是常有的事。”廖讲道,“一些世袭贵族或贵妇人等,常在自己的城堡邀请一些诗人参加聚会。”被邀请的中国诗人主要由主办人或其朋友确定,张三李四二王麻子,邀请谁就是谁。诗人在台上朗诵,客人在席间饮酒,屏幕上映着诗人的激情,更先进的还会放映出朗诵的文字,这样自由自在,随随便便,一场国际诗歌节就算举办了。“本月在翟永明的白夜石光华有一场诗歌朗诵会,前不久我参加了王敏的。”我讲道。“但不知道石光华诗歌朗诵会的具体时间。据王敏讲,下个月‘罗江诗歌节’,他们已给我发了邀请函,但我还没收到。”讲到成都诗歌活动和《芙蓉锦江》,我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它们最具生命的地方在于民间。《芙蓉锦江》作为诗歌民刊,办到哪里算哪里,我并不追求什么成绩或伟大。至于《芙蓉锦江 .成都诗歌论坛》,靠了几个真心实意的朋友支撑,有条件搞活动就搞活动,没有活动平时就交流交流,绝不追求什么排名或热热闹闹。 在《芙蓉锦江》上,廖亦武看到了那张有翟永明、李亚伟、何小竹、石光华等诗人合影的建川笔会照片,“哦,那上面好多诗人,我已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李亚东从《诗缘》上翻出“廖亦武叫廖德贵,杨远宏叫杨留根,石光华叫石幺伯”的陈年老句来,误以为廖德贵是廖的真名,“不是的,那是当年大家取的农民名字”。“我的杨天福可是真货哟”,我声明道。“杨远宏幸亏靠了余鲲及时送来的药物,要不然可能拜拜了。”廖说,“他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好消息。“那个在木瓢上画脸谱的诗人,他现在如何?”廖问。“哦,你是的说陈瑞生,他现在是邛崃报的副总编,平时工作忙得很。我们偶尔才有见面。” 午餐在早春阳光下进行。腊肉、香肠、炒嫩豌豆、炒蒜苔、冲菜、白菜汤,都是培培上厨的产物。一瓶 70度的母液酒,成为廖亦武喜欢的手中物。几口喝光,逼着我从书柜里取出另外一瓶收藏物。“确实好喝。”那还用说。餐后,逛冉中校园。见到铁锈斑斑的红豆杉,“这是棵奇树。”于是上楼取出几颗红豆,送给客人。“据说川西平原仅的两棵这种可以结果的红豆,它的红豆如此漂亮,大颗,市面上像绿豆一样小的红豆跟它无法相比。” 由于他们“晚上六点在成都还有饭局”,所以玩至下午四点钟,就出发离去了。各送两盒茶叶给他们。“邛崃还产茶?”“邛崃是万担茶乡。”嘻嘻。李亚东驾车。路过冉义老街时,在路边打了 30斤高粱酒送给他们。小金对品酒有一套,尝了尝,“是粮食酒。”“真是满载而归”,李亚东说道。呵呵。 再见。好,再见。到成都来玩。好,到成都来玩。开春时再来冉义。好,开春时再来冉义。再见。小车望成雅高速方向而去。 杨然 2010-02-09记于斜江村     1999年圣诞夜,廖亦武,宋玉,杨然,李亚东在成都     11年后,李亚东及子、金芹、廖亦武、杨然在冉中内教院     15年前,廖亦武,杨然在斜江河的情景     15年后,廖亦武重访斜江村,他正在品尝小瓶装的70度母液酒,而杨然正在为他打开大瓶装的同一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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