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唯色 | TIBET BURNING!

自焚的藏人僧侣。(图为2009年2月27日,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点火自焚,遭军警枪击致残,至今下落不明) 19日,星期三,“拉喀”之日(拉喀:Lhakar,藏语,神圣的、洁白的,是对尊者诞生之日的赞美。“拉喀”已被认为是西藏日),尊者达赖喇嘛将在流亡藏人中心达兰萨拉,为自焚的境内藏人主持祈祷大法会,悼念悲惨的自焚事件。并与全球藏人在这天绝食。(图片与消息来自Phayul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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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自焚的僧人 The Burning Monk【转】

越南僧人释广德(Thich Quang Duc)自焚前的遗言:“在我闭上双眼去见佛祖之前,我恳求总统吴先生能以一颗同情心去对待人民,并履行许下的宗教平等诺言,以长久地保持国力。我已经呼吁各宗教人士及广大佛教徒,在必要时为保护佛教而牺牲。”——而这段遗言中呼吁独裁者“ 能以一颗同情心去对待人民,并履行许下的宗教平等诺言 ”,也是西藏(图伯特)自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起,至今日,已有九位僧(尼)俗藏人以自焚牺牲的方式,而发出的心声! 自焚的僧人 The Burning Monk (本文转自豆瓣网 http://www.douban.com/note/155830665/ ) 1963 年 6 月 11 日,一名来自越南顺化市善母塔(Linh-Mu)的佛教僧人释广德(Thich Quang Duc)在西贡闹市一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自焚而亡。目击者称释广德与至少两名同行僧人乘坐轿车来到十字路口。下车后,释广德以佛教传统的盘坐姿势坐下,随行的僧人将汽油浇在他身上。释广德用火柴点着了汽油,数分钟内即身亡于烈焰之中。《纽约时报》的一名正在采访越战的记者 David Halberstam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后来再次见到过这种场景,但一次就已经足够了。火焰从人体上腾起,他的身体慢慢地萎缩干枯,他的头颅渐渐烧焦变黑。空气中弥漫着人体烧焦的味道,人的躯体的燃烧速度快得惊人。我听见身后有越南人的啜泣声,他们正聚集到这里来。我简直太惊骇了,哭都哭不出来,脑子里一片混乱,也忘了做记录或问什么问题,手足无措,甚至无法思考。整个过程中,身陷烈焰的僧人纹丝不动,也没有一声呻吟,他的静定与四周人们的悲泣形成鲜明的对比。”    释广德为这次自焚行为作了数周的准备,包括冥想以及通过信件向他所在佛教教会和南越政府解释其动机。在这些信件中他说明了他想要唤起大众对当政的吴廷琰政府的高压政策的注意,后者信奉天主教。在释广德自焚之前,南越的僧人曾向吴庭艳政府提出过如下的要求:解除对悬挂传统佛教旗帜的禁令;授予佛教与天主教同等的权利;停止拘禁僧人;授予佛教僧侣以修行和传教的权利;对受害者家庭给予合理补偿并惩办死亡事件责任人。    当这些要求被吴庭艳政府拒绝之后,释广德便进行了他的自焚行为。在他死后,遗体被火化,而在火化中他的心脏奇迹般地没有被焚化掉。因此人们将他的心脏视为圣物,并由越南储备银行保管起来。    释广德的自焚经过了宗教和政治视角的多重解读,但并未引起宗教学者太大的注意。有一种为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认为他“已经极度概念化为一位永恒而纯粹的宗教代言人,已然抽象地同化于其专属宗教的先贤和始祖”。因此释广德的自焚被视作“宗教自尽”并在宗教学上被视为正义,这一判断所基于的乃是撰写于公元 15-16 世纪的中国佛教文本。    而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释一行(Thich Nhat Hnah,越南禅宗法师)和 Russell McCutcheon(作家)在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政治背景研究 1963 年发生在越南的事件后指出,这种自焚行为可视为一种“政治行为”,其意旨在于唤起公众对操纵于欧美帝国主义手中的傀儡政府对越南人民的非义行径的注意。基于这种政治环境,释一行如下地描述了自焚行为:    “新闻界称这是自杀,但是本质上这并不是自杀,它甚至也不是抗议。这些僧人在自焚前留下的信件中说明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警醒,为了打动压迫者的心,并唤起全世界对被迫害的越南人民的关注。自焚是为了证明他们所说的事情极其重要……这名自焚的越南僧人用他全部的力量和决心表明他愿意承受最大痛苦来保护他的人民……通过自焚来表达意愿不能被视为破坏,相反它是一种建设,即为人民而受苦并身死。这并不是自我了断。”    释一行继续解释为什么释广德的自焚不是自杀,自杀是与佛教教义相违的:    “自杀是自我毁灭,自杀有以下的原因:(1)缺乏生存和应对困难的勇气,(2)在生活中遭遇挫败,失去任何希望,(3)向往虚无……而自焚的 释广德既没有失去勇气或希望,也不向往虚无。恰恰相反,他勇气十足并充满希望,他对未来的美好满怀热望。他并不认为他是在毁灭自已,他相信他的自焚行为会为其他人带来美好的结果……我坚信那些自焚的僧人并不是期待着那些压迫者也一命呜呼,而只是希望后者改变其为政之道。他们的敌人不是人。他们不容异见,行为如同法斯西一般,专制,横征暴敛,充满仇恨,并对人心的善加以歧视。”    自焚行为的影响    这张著名的照片出现在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后来,释广德的自焚加速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肇始于越南的“入世佛教”的传播,导致了南越的吴庭艳政府在 1963 年被推翻,并有助于人们对于由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及其与由越共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进行批评。    释广德自焚的社会与政治影响远播世界。次日《纽约时报》就报导了这一事件;数名自焚的僧人在 1964 年重蹈了他的行为,并导致了过去三十年里的针对越共政府的激进的“顺化僧人叛乱”。    两名美国人在 1965 年自焚,向越战发出宗教性的抗议。第一个人叫 Norman Morrison,他在读了一个教士写的一个村庄被凝固汽油弹摧毁的文章之后愤而蹈火。另一个人名叫 Roger Allen LaPorte。大概是在 1970 年 5 月 11 日,年仅二十岁的 George Winne Jr. 在加州大学校园内自焚,他留下的遗言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停止战争吧!”    释广德的背景    释广德生于 1897 年,当他在 1963 年自焚时年龄为 67 岁。从七岁开始他就生活在寺院中,在他成为完全的僧人,即比丘时他年仅十二岁。在数年严格的苦行修炼之后释广德 成为一名传法法师,在 1943 年之前他花费多年时间重修越南的庙宇。死时,他是观音寺的僧人,并且是越南佛教联合会的导师。释广德被视为菩萨——“一个觉悟 (enlightened) 的生命,誓愿令一切众生都觉悟之后自身再成佛”。 ThÃch Quảng Ãức was a Vietnamese Buddhist monk who burned himself to death at a busy Saigon intersection on June 11, 1963. His act of self-immolation, which was repeated by others, was witnessed by David Halberstam, a New York Times reporter, who wrote: ” I was to see that sight again, but once was enough. Flames were coming from a human being; his body was slowly withering and shriveling up, his head blackening and cha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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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胡平:外交部发言丧尽天良

以上图片来自Facebook。依第二张图片,从上至下、从左至右: 1、土登额珠:流亡印度藏人。1998年,流亡藏人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发起绝食抗议活动,土登额珠于现场自焚牺牲。 2、扎白: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于2009年 3、平措: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20岁。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牺牲。 4、次旺诺布:康道孚灵雀寺僧人,29岁。于2011年8月15日自焚牺牲。 5、洛桑格桑: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18岁左右,是2011年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平措的弟弟。于2011年9月26日自焚,受重伤并被抓捕,目前不知消息。 6、洛桑贡确: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18岁。于2011年9月26日自焚,受重伤并被抓捕,目前不知消息。 7、格桑旺久: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于2011年10月3日自焚,受重伤并被抓捕,目前不知消息。 8、曲培:安多阿坝县上塔瓦村村民,19岁。于2011年10月7日自焚牺牲。(暂无个人照片) 9、卡央:安多阿坝县上塔瓦村村民,18岁。于2011年10月7日自焚牺牲。(暂无个人照片) 胡平:外交部发言丧尽天良 (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2011-10-12 10月7日,在四川阿坝县城,又有两名藏族青年自焚身亡。这两名藏人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自今年3月以来,在藏区已经发生七起藏人自焚事件。这无疑是抗议性自杀。自焚者以最惨烈的方式向暴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凡略有人性者无不为之深感悲痛并义愤填膺。 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当局竟然倒打一耙。在10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居然说,这几起自焚事件,是在海外的达赖喇嘛支持者煽动而导致的行为,是达赖喇嘛支持者试图以暴力推翻中国在西藏统治计划的一部分。外交部发言人还说,这些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不仅不谴责暴力,还大肆宣扬这些行为,以激发更多的类似行为。自焚行为不符合人类的文化和道德,已不符合佛教的教义。 中共当局的说辞纯属颠倒黑白,不值一驳。对于抗议性自杀,《非暴力行动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Nonviolent Action,Garland Publishing,Inc. New York & London,1997)有过明确的解说。 所谓抗议性自杀,就是

“以自杀方式表达对一种不堪忍受的环境或压迫性政权的全面抗议或彻底的
不合作。这种自杀须是有意识地当众公开进行,清楚明确地表达抗议,把自杀当作
直接行动。有人质疑这种方式是否属於非暴力行为。然而,自杀是对自己施加暴力
,而不是针对别人。在这里,一个人自杀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关切,从而改变公众舆
论,或者是改变对手的感情。由於人们对死者表示哀悼和景仰,这种死亡常常能激
发起一种抵抗运动。自杀抗议最著名的做法是自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把自己置於
烈火之上。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和越南,反战者有采取自焚方式表示抗争的。在1969年1月
,一位捷克大学生帕拉赫(Jan Palach)为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自焚。”

 和很多宗教一样,佛教也是反对自杀的。然而,正像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米尔顿•英格(Mil
ton Yinger)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信徒之所以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那并不是出于宗教领袖的号召或教义的要求,而是他们自己,“为了激发公众,远不限於做教会所要求他们当作虔诚的标志去做的那
些,他们把自己整个都奉献出来了”。这就是说,自杀性抗议是自发行为,是超出宗教领袖、教
会或教义要求的行为。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有很多基督徒以自杀的方式殉道。 早在1998年,流亡藏人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发起绝食抗议活动,有一位名
叫土登额珠的流亡藏人於现场自焚身亡。达赖喇嘛在事後对记者
讲话时表示,他不赞成自焚行为,但这又都是被迫的和无奈的,如长久以往地发展
下去,很可能会使这些行为升级,他为此感到忧虑。 显然,土登额珠的自焚和今年发生的几起自焚,都不是
达赖喇嘛的号召或流亡组织的策划,也不是他们教义或政纲的要求。同样地,捷
克学生帕拉赫的自焚,南越和尚的自焚,也都是自发行为。我们知道,在八九民运中绝食
高潮期间,也曾有学生表示要自焚(後经劝阻未实行)。由此可见,在非暴力抗争中
,随着抗争者方面激情高涨,往往会产生自发性的自焚行动。 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专制政权对不同政见者不同信仰者横施迫害的暴虐行为。然而,当受迫害者宁死不屈,以死殉道,那多多少少总是会激起镇压者内部的某种震撼和反思。许多镇压暴行
就是在殉道者的尸体前停下脚步的,至少也会有所软化。唯有中共当局,面对自杀者的尸体,非但不反省不内疚,反倒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给自杀者一方扣上更
重的罪名。 在毛时代,那些被迫自杀的人,无不被扣上“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帽子罪加一等。例如在1966年3月,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因为无法接受“反党”的指控,跳楼自杀,没死成,党中央不但不反省,反而把自杀一事作根据,用来证明自己先前的指控是对的,还进而上纲上线,然后整得更凶。那时,很多民众也是鬼迷心窍,有的人本来对受迫害者还有几分同情,一旦看到你自杀了,反而倒把原有的几分同情统统抛弃,反而倒认定是你错了,你自杀居然就成了你有罪的证明。有张照片,摔断腿的罗瑞卿被装进一个大箩筐里,两个红卫兵抬着去批斗会现场。 正像《非暴力行动百科全书》所说,本来,抗议性自杀的目的是“
改变公众舆论或改变对手的情感”——那当然是说把公众舆论或对手的情感转变到
对抗议者一方的同情和支持;可是,中共当局居然胆大包天,它居然妄想利用别人的抗议性自杀这件事
,把“公众舆论”转变到支持迫害和反对受迫害者这一方向,并且强迫其政权内部原来同情受迫害者的那
些人转变到支持迫害的立场上来。天下还有比这更大胆、更无耻、更荒谬的吗?外交部的发言实在是丧尽天良。 (转自: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1012201110422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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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新龙的贡布朗杰

贡布郎杰本是出身富裕的头人、抢占地盘的强盗,却被中共说成是“顺应民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农民起义英雄。这是在官方网站上找到的介绍贡布朗杰的画面。 小小的新龙县城的广场上,有格萨尔王(或者暗指贡布朗杰?)的塑像,更有雕刻着呲牙咧嘴的龙盘旋的柱子。摄影:唯色。(还有许多新龙图片,且看下回分解) 新龙的贡布朗杰 文/唯色 新龙这个地方,在藏语里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娘戎,意为林间的河谷;一个是瞻对,与当地一位著名高僧有关,而娘戎的说法在藏人中更为普遍。另外,在汉语里也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瞻化,起名于中华民国初期,意指瞻对被同化;一个是新龙,更名于1951年,寓意“龙获新生”,显而易见,这两个名字都有着被殖民的意义。 我在康地生活多年,去过康北和康南的许多地方,可就是没去过娘戎,似乎不顺路。我知道那里既以民风强悍而闻名,更以近乎狂热的宗教修行而著称,有一年冬天,我在大昭寺遇见从娘戎磕着等身长头到拉萨的两位喇嘛,面对释迦牟尼佛像点燃被酥油浸透布条的拇指——燃指供佛是久远的传说中才有的苦行,象征着最为彻底的虔诚。 当我们驾车离开甘孜,依傍着河流驶往新龙,可能只用了五六个小时。沿途所见高山虽然葱绿,但多有林木稀疏之处,甚至被滥砍滥伐的痕迹很明显,一根根倒下的树木散落于山坡。尤为怵目惊心的是,因为开辟山路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像一片片难看的疮疤裸露于地表,后来得知这些山路多为拉矿石之用。渐近县城时,又见一幢幢藏式民居样式统一,屋顶皆都涂着鲜红或碧蓝的色彩,看来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效果。 县城很小,也就三条街。但旅馆住满,尽是游客。如今来藏地旅游的大多是中国人,何况从3月起,如四川藏区,关闭了外国人来旅游的大门。我们找到当地藏人开的一家旅馆住下,之后去转街。一座横跨在穿城而过的河上的桥,让我想起前不久从网上看到的照片:三个年纪轻轻的藏人正是沿着这座小桥,边走边撒传单、喊口号。想必他们已被抓捕,却不知被判多少刑期。 我还想起娘戎知名的传奇人物贡布郎杰,乃一百多年前的枭雄,不但抢劫周遭的部落头人和诸多土司,还跟杀了其父的清廷打仗,甚至跟拉萨的噶厦也打仗。有趣的是,他曾狂言要打到拉萨去,把祖拉康的觉仁波切塑像抢到娘戎来供奉,让全藏地的信徒从此以后都不必磕着长头去拉萨,而是改道去他的家乡朝拜。 贡布郎杰本是出身富裕的头人、抢占地盘的强盗,却被中共说成是“顺应民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农民起义英雄,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层出不穷的陈胜、吴广之类。一些宣传文章写他如何地“打土豪、分田地”,如何地深得民心、各地响应,就差把他写成是“领导人民得解放”的共产党员了。 何以如此呢?这其实是因为在藏人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而这实在是不符合中共对传统西藏这个“最黑暗”的农奴社会的定义。于是乎,让中共如获至宝的贡布郎杰便被戴上“农民起义英雄”的桂冠,广为颂扬。如今在新龙,不但有“布鲁曼官寨遗址”,连县政府的宾馆都改名为“布鲁曼大酒店”。而“布鲁曼”是贡布郎杰的绰号,意思是“独眼龙”。 2011-10-6,拉萨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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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唐丹鸿:今夏在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分上、下达兰萨拉。山下平原上的城是下达兰萨拉;山坡上是被称为上达兰萨拉的麦克劳甘齐镇,流亡藏人居住在上达兰萨拉,达赖喇嘛住邸和西藏流亡政府也都在这里。 新到了一批难民。他们分别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待了几天到几十天不等,等待难民署与印度有关方面办理入境手续。在到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之前,他们分别在偷越边境的路上:有的翻越中尼边境海拔6000以上的雪山,昼伏夜行走了十多天、一个月不等;有的蜷缩在过境货车的某只货箱里,心惊胆颤挨过边检。 08年前平均每年约3千藏人流亡印度,08年后边防严紧,人数剧减。他们大部分留下来上学或进入寺院学习佛法。有少部分人只想见达赖喇嘛一面就回家。拜见达赖喇嘛是藏人血脉相传的基因里的愿望。在拍照片的此刻,大厅里一片抽泣。 这篇深深地打动了我的文章,转自友人唐丹鸿的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 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28.html 图片也是她拍摄。 今夏在达兰萨拉 文/唐丹鸿 我在达兰萨拉。现在雨季,山坳房屋间飘着雾霭,温润沁心。街道墙上到处贴着流亡政府总理候选人的竞选招贴。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在流亡中走着民主的路。何年何月,天朝的街市楼墙广告中,也有政府首脑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呢?何年何月,达兰萨拉的人,能把竞选招贴贴到拉萨和西藏各个角落的墙上呢? 夜色寂静。流亡的人家传来电视的声响:印度台、BBC、各国电视频道、西藏流亡政府电视台,也有天朝CCTV、四川台、青海台、西藏台。达兰萨拉虽小,你可以看见世界。天朝没有BBC,更没有流亡藏人的电视频道。天朝很大,夜色奢靡,你只看见党中央。 住在一家小客栈,离达兰萨拉的大昭寺和达赖喇嘛住所步行只需3、5分钟。峡谷、飞鹰、寺院、喇嘛…青山背后耸起一座雪峰,雪峰后面是流亡人的家乡。路遇的藏人,会汉话的用汉语跟我打招呼,问我家乡在哪里?成都。我也问:你的家乡在哪里?阿坝、甘孜、青海、甘肃、拉萨… 小客栈傍依一座寺院,寺院的活佛来自阿坝。每天清晨我从轻轻的钟声里醒来,此刻正听见僧人们辨经的喧哗。黄昏从寺院飘来桑烟,小客栈渐渐隐入夜幕。窗外山坡旁、谷地中的下达兰萨拉仍然在橘红的夕照中。拍片的人把这种光线称为“魔法之光”。 这是我第二次来达兰萨拉。我来这里是为了:这么多年只听见“大救星”和“翻身农奴”的说法,我想亲耳听听西藏“叛匪”怎么说。 在达兰萨拉及周边的西藏难民定居点窜访了一些“叛匪”:为什么在有土司头人的年代,康巴安多的农牧民几乎家家有枪、人人佩刀,“奴隶们”居然长期忍受“剥人皮”,“人头碗”;反而“救星”来后,农奴翻身解放了,刀枪都没收了,居然宁死当“叛匪”了? 在童年,我曾对他们恐惧仇恨,因为他们是“扒人皮、点天灯、制造人头碗、腿骨号”的“奴隶主”,魔鬼的代名词;在无知地成长中,我继承过对他们的蔑视,因为他们是“叛匪” 、“藏独”;现在,流亡的耄耋长辈,给我讲述了他们绵延未绝的伤痛。 “那个时候,藏人没有政治上的知识,我们认为西藏离中国很远,我们在西藏独立自主地生活,并不认为西藏是英国或者中国的下属。” (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1951年10月中国军队进驻拉萨,那时候我17岁。达赖喇嘛15岁。中国军队入城那天很多人去看,我也去了。第一次见到那么庞大的队伍,我们非常吃惊和恐惧;另一方面,又觉得士兵们看上去很可怜,他们的情况非常差,衣服破破烂烂。”(达兰萨拉 原噶厦政府公务员 丹巴索巴) “最初汉人刚到的时候,说是来帮助我们的,是来帮我们建设,为我们创造幸福等。而且还说了‘我们和你们是不同的国家,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也就相信了。”(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中国人还来寺院发布施,供养僧人,给的是大洋。当时大家觉得很高兴,认为汉人也喜欢宗教,和我们一样有信仰,不然他们怎么会布施呢?他们来布施时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是和平的,所以,他们带着枪来我们也没有任何怀疑…”(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我在甘孜一个叫杂多巴的渡口,见解放军刚入藏非常艰苦贫穷,什么都没有,当地民众看着他们可怜,给他们豆子和青稞等,他们就煮这些东西吃。他们也非常好,免费帮老百姓干活,干完活后连民众的饭都不吃。后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 (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洛桑贡宝) “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枪支和马匹,把地主从家里赶出来,让穷人乞丐住进地主家里,包围寺院、污辱喇嘛、没收寺院财产和经书等,我们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开始了反抗。”(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 德格 居钦.图布丹) “在拉萨我见汉人穿黄衣服,很单薄,拿著毛泽东、斯大林的像,大人告诉我们:在汉地衣服不能随便乱穿,一律穿黃色。我们好奇去看这些汉人在干什么,见他们抓住山羊后活生生地把皮扒下來,羊疼得四处乱跑,那些汉人却开心地欢叫…这些汉人沒有一点慈悲心和罪恶感。也许是他們不信佛的原因吧”(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拉旺次仁) “在对喇嘛的批斗会上,他们一边让僧人们把地狱找出来,一边揍骂说:‘要是找不出地狱就证明你们是骗子’。喇嘛说:“此时此刻,你我都在地狱中。只是我看见了,你还没看见。’”(贝日难民定居点 格桑) “我们村的头人很好,从没欺压过我们,对属民一视同仁,乡亲们都很尊敬他。所以汉人逼我们批斗他时,无人愿意批斗。但当时不能如实说头人们对我们好,而必须按汉人的指示批斗,你明明知道他很好,但你必须要说他不好,否则汉人就把你给抓走”(达兰豪斯 洛桑贡宝) “康区和安多的藏人逃亡到拉萨后,给我们讲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共产党其实很坏,刚进藏时的‘好’是装出来骗我们的。在我们家乡他们打骂地主、抓头人、侮辱喇嘛…我们不能在汉人统治下生活…”(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从井冈山一路杀来的土匪,在天安门站起来后,马上通过土改把汉人有点钱的先收拾了;1955、56年,又以“民主改革”之名,把有点钱的藏人杀的杀、关的关,抢了个精光。藏人患斯德哥尔摩症的同学较少,就“叛乱”了。 “叛匪”是被迫拿枪反抗的平民,被杀的包括一同逃难的家属,妇孺老幼 @degewa…当地59年前以镇压“叛乱”为名杀了无数藏人,多为男性。 “你年轻来自汉地,自然不懂我们怎么会带着老婆孩子打仗。在家乡时,我们以为只有自己家乡有解放军,跑到别的地方就没了,所以整部落迁徙。跑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后,部落里的壮汉看见军营就去偷袭,结果引来解放军围剿,全部被杀。到处都有汉人军队,没地方跑…”(达兰萨拉 流亡政府前噶伦 居钦.图布丹) “牧民们听到农区民改后,部落头人就带着整部落跑。囊谦的牧民里拖儿带女的很多。在措鄂让湖边,有一个母亲,把六个孩子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跟自己绑在一起,跳湖自杀了。他们一直在跑,跑到湖边无处可逃,想到若自己死后,孩子们会更惨,只好一起带走”( 达兰萨拉 流亡政府前噶伦 居钦.图布丹) 康区新龙县阿妈阿德4岁的儿子,目睹母亲被抓走,惊吓难过疯了,整天疯跑要妈妈,无人能哄住,谁靠拢他就又踢又咬,后来有一天早上,又疯跑着要妈妈,跌进河里淹死了。20年狱中的阿妈靠思念儿子支撑,出狱后才得知儿子早已惨死。 “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人还是跑到了河边,军人开始机枪扫射,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一片红红地淌下去”(居钦.图布丹) “即便那样扫射,最后居然还有三、四百人跑过了拉萨河。当时我只想: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拉萨、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从罗布林卡到拉萨河渡口之间全都是尸体,拉萨河里尸体源源不断往下游漂去” (居钦.图布丹) zhurui11 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拉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一位中共官员对我的回忆)RT@DanHongTang “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人还是跑到了拉萨河边,军人开始机枪扫射,人和马倒下在河里… “离开家乡时母亲对我说:你要好好伺候上师喇嘛,不要担心我,我这里有哥哥照料。我是老人,汉人不会把我怎样的。说完后,母亲在流泪,我也在流泪。当时我们认为噶厦和汉人对话后可以解决矛盾,所以决定陪上师暂到山南避难,等安定后就返回,并没有想到西藏会整个沦陷,谁也没有想过逃亡印度”(罗桑耶希) “但逃到山南后汉人军队一直在后面追击,迫使我们继续南逃,我们没有武器,在前面跑,护教军在后面反击断后,就这样到了印度。母亲和哥哥却留在了家乡。那就是我与母亲的永诀,四年后母亲在家乡饿死了”(罗桑耶希) “刚流亡到印度时,住在竹棚难民营,流亡难民大量死于炎热和水土不服。死得最多的是牧区来的牧民,以前一直住在高处,都是因为炎热而死的,医生也无法医治。我们抬了很多尸体,如果有柴禾就火葬,找不到柴禾就水葬,玛苏瑞那里有一条河”(洛桑贡宝) “我们竹棚里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僧人,没有死人,但很多人生了病。别的难民竹棚里死了很多。每天早上可以听到有人为亲人的死亡而哭泣。到河边可以看到很多尸体堆在那里,有小孩、男人、女人,送尸体的人们在大声嚎哭,把尸体放到河里水葬”(洛桑贡宝) “每天都要焚烧十二三个尸体。中暑,食物和气候是死亡原因。虽然有医务人员打针,但是有的人打完针后还是死了。当时我住的是12号竹棚,棚里大多是喇嘛和老人,我亲眼看到两位老人去世,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子女未能流亡,担心导致血压升高死的”(罗桑耶希) “其他竹棚中有担忧子女、父母、亲人等而生病去世的,也有由于炎热而死的,有饮食问题死亡的,也有人在河边叫唤着孩子的和母亲的名字,走来走去,不久把衣服脱在河边跳河自杀了”(罗桑耶希) “当时大约有两千多间这样的竹棚,都有编号。竹棚里置有竹床,印度政府的安置非常好,而且还给难民生活上的照顾。每栋住房里面有六七十人,一起吃饭一起住,有人负责领取印度政府发的生活补助”(罗桑耶希) “那些汉人真的给我们带来无限痛苦,我从心底里感到痛恨。不过,不是所有的汉人,是上面的领导者,汉人士兵里面也有好人,我在家乡时有汉人士兵悄悄对我讲过‘你有吃的和穿的快享受吧,以后会让你们受苦的’不能说所有汉人都是坏人。汉人士兵们是被逼着上战场的”(洛桑贡宝) “当时有汉人士兵对我们讲,进攻昌都时听说西藏僧军增援藏军,他们非常高兴,更希望僧兵快到,这样他们就可以此为由撤退,更有希望回家。后来和谈了,他们不得不上来。他们说‘非常抱歉,我们汉人的头头骗了西藏官员和解,所以我们必须到这里。我们当然喜欢自己父母和亲人所在的家乡’,因此,汉人和藏人处境是一样的,汉人里面也有人说共产党不好的。(罗桑耶希) 这些“叛匪”说:我没有背叛西藏,没有背叛达赖喇嘛,没有背叛佛教,没有背叛我的朋友父母,我“叛”了谁?我没有在别人的土地上去杀人打仗,没有在别人的土地上摧毁寺庙,杀害僧侣,没有把别人土地上的人民关进监狱,我为什么是“匪”? 谈起“叛匪”现在主要做什么?“祈祷,为死难的所有藏人,也为我杀的解放军,祈祷他们来生不再受那些苦。”要是当年的批斗毒打侮辱现在重现,你还会杀那些人吗?“还会反抗。” 当年安多领头起义的著名抵抗者、一位头人夫人拒绝了采访:“我也杀了很多人,犯了杀戒。现在潜心修行,祈祷所有死者转生善道。我不想再从我的嘴里说出‘杀’字。” 上世纪50年代进藏的金珠玛米中也有良心未沫者,他们悄悄告诉当地藏人能过好就先过好,能逃就逃,灾难很快就要来了。也有不愿干脏活、不愿当炮灰者,他们告诉向导带路带到没有“叛匪”的地方。今天,流亡的“叛匪”还铭记感怀。 一位年轻的“偷渡”者,我的朋友桑杰为我辛苦翻译。他从境内大学毕业,精通汉语。我的房子里偶尔来一两只蟑螂,桑吉若不在,我就把蟑螂踩死;若桑杰正好在,我就只好催逼:你快点救它,不然我就踩死它。桑杰其实也怕蟑螂,但还是忙不迭地捧起蟑螂,送到屋外。 跟客栈旁寺院里的青年僧人闲聊。藏传佛教密宗重视传承的完整延续,若某一法门传承出现断裂,则即使经书理论都在,也像念珠断线,空捧一堆珠子。几大教派的法王和诸多上师在59年流亡印度,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了教法传承的完整,使藏传佛教不至全部毁于“救星”之手。 年轻一代的僧人若是在印度的“镜像”寺和佛学院接受佛学教育,不但意味着他学问正宗,而且意味着求法的至诚。因为几大教派的法王和很多上师都在59年流亡到了印度,并在那里延续了教法传承 现在,绝大多数在印度学习的西藏僧人,都是翻越重重雪山,冒着生命危险避开了中国边防军来到印度的,就像历史上的大德,历经险难躲过豺狼虎豹,远赴佛教的源起地,求得了正法。 家人从以色列来与我团聚,在最好的印度餐馆腐败了一顿。餐馆菜单封面是达赖喇嘛的照片,下面一段英文:我们达兰萨拉人衷心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他使这里成为世界地图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目的地,使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们和平共处。 几乎每家商铺,无论藏人的还是印度人的,都挂着达赖喇嘛的像。我问那些印度老板,为什么挂达赖喇嘛的像呢?他们有的是印度教徒,有的是穆斯林,都说:“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他是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我们尊敬他。他给我们带来了福气,我们生意很好都是托他的福。” 随机采访了一些藏人。他们说:要是达赖喇嘛像中国政府首脑那样下令开枪杀人,贪污腐败,剥夺人民的自由和人权,那么即使他是达赖喇嘛,我也绝不崇拜他。我热爱他,并非他是达赖喇嘛,而是他慈悲,热爱和平,尊重生命。 在餐馆遇见一个颤巍巍的西方老头,患有帕金森,逢人就让人送他去藏医院针灸,他手里拽着两张照片,是达赖喇嘛扶着他以头相触。旁人告诉我:这位西方老人已住在这里多年,思维不是很清醒,每天照顾他的人会定时来接他。我忽然想到在这世界上,拉着人的手、拍着人的肩嘘寒问暖最多的人是达赖喇嘛。 他每年平均会拉着三千多名翻越雪山前来朝拜的农牧民的手,擦去他们滚落的热泪;以及给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摸顶祝福;他每天除了修行,工作,还专门抽时间给:请他给新生孩子起名的人,家人生病请他消灾赐福的人,三教九流想见他一面的人…… 在达兰萨拉街上,你会碰见他的私人医生,他的卫士,他的秘书,他的中文翻译,他身边的任何人…他们或在买菜,或在打手机,或蹲在街边跟人聊天…对这里的藏人来说,即使是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的人,也是邻居,熟人,朋友或不认识的普通人。 他在这里的府第和办公室甚至无法与天朝一个贫困县的县府相比,但他们在流亡中建立了十数所免费中小学、幼儿园,成人技艺培训,西藏大学,藏医院、西医院,以及源源而来的难民的安置。 在达兰萨拉的访谈圆满收工。明天去德里,再去印度南部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叛匪”。 两小时半汽车、一夜火车、两小时半飞机、又四个多小时汽车,从达兰萨拉到了印南芒高特镇的西藏难民定居点。自1959年流亡以来,西藏各教派大小寺院在印度建了“化身”,或用新词说“镜像”。拉萨三大寺的哲蚌和甘丹就“复制”在芒高特。 目前在印南的哲蚌寺和甘丹寺,有逾万名翻越喜马拉雅雪山而来的僧人。视线所至一片绛红袈裟。小女年仅4岁概念不清,看着从各殿堂源源不断涌出的喇嘛惊叹:哇,好多达赖喇嘛! 这是重生的喇嘛王国。一幢又一幢典雅的经堂高耸在单调灼热的印南平原上,使大地有了灵魂与美感。我非佛教徒,但觉得滚滚红尘中,这样的人们和其所抱持的信仰,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遭受外来者摧残,是人类的悲哀。 这是重生的喇嘛王国。一片连一片的僧舍整洁清凉,浑厚的诵祷萦耳不绝。我非佛教徒,但我为那些掐断他们念诵的人而悲哀;为置身芸芸人海的躁声中,缺失了他们的祝福而悲哀。 这是重生的喇嘛王国。这些笑容可掬的青壮年,满腹经纶而手无寸铁,两袖清风。我目睹他们为小径上搬家的蚂蚁划出保护线,以免被路人不小心踩踏。想到他们学成后归去,或许有一天会倒在军警的枪弹下,我非佛教徒,但觉锥心的悲哀。 结束在印南流亡藏人定居点的采访,去了印度著名度假胜地Goa海滨。雨季还没完,缩在海边餐馆里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印度洋。海滩上有几头高大瘦骨嶙峋的白牛,冲上沙滩搁浅的海鱼,一些狗在刨这些鱼吃。 在海边与一英国人交谈,他说前几年去了趟北京,在天安门年轻的中国导游向他介绍:“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广场!”他问:“你知道为什么著名吗?”导游说:“因为她最雄伟最美丽!”这位英国人说:“不,在中国政府把坦克开进这里杀害学生之前,我从不知道天安门”。 西藏农奴有一个把他们的歌手关进监狱的救星,把他们的环保人士关进监狱的救星——【挪威西藏之声报导】中共政府近日指控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县青年歌手巴桑次仁新出版的音乐光碟「和平鸽」,内容涉嫌政治问题,已下发拘捕令…他本人亦下落不明。 西藏农奴有一个把他们保护家园的“叛匪”杀害、关进监狱的救星,也有一个把他们的作家关进监狱的救星——西藏作家卓玛嘉因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于2005年被拉萨市中院判处十年半徒刑。五年来一直没有音讯。最近与他同狱的一位西藏政治犯抵达达兰萨拉后披露,卓玛嘉被关押在拉萨 西藏农奴有一个把他们的10世班禅关进监狱的救星,把11世班禅失踪的救星,把他们抗议的孩子关进监狱的救星—— 一位藏族中学生今年7月被判刑两年,目前被关押在兰州市一监狱。他是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学生图丹尼玛,被当局指控带头展开该中学于今年3月的抗议活动而获罪。 两次到印度,4个月都在流亡藏人定居点窜访: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德里流亡藏人社区。回以色列后人问印度旅行怎么样啊?咦,觉得好像没到过印度。已经回以色列了。 此时斜阳金红,日落起是犹太新年,人们吃蘸蜜的苹果、石榴、圆面包,象征未来甜蜜、多子和圆满。当年罗马帝国多么不可一世,毁灭以色列,犹太人在世界流亡千年;如今以色列人载歌载舞,会堂里回荡着诵经声,罗马帝国在哪里?祝愿我的西藏朋友坚持并永怀希望! 达兰萨拉-特拉维夫 2010.7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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