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4日 – 09:21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毛泽东 在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 曾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 毛泽东 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 毛泽东 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选自：《文史博览》， 人民网链接 、 乌有之乡链接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 大跃进 号召的 毛泽东 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 延安 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 周恩来 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叶子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西点军校 在国内，以“ 西点军校 22条军规”为主题的图书持续畅销。但西点现役上尉军官称，其实 西点军校 并无所谓的22条军规。西点的校训只有3个词汇，荣誉，国家和责任。 作者：徐阿紫，选自：中国青年报 在国内畅销书市场上，一系列以“西点军校22条军规”为主题的图书的知名度，或许已经超过了 美国 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第22条军规》（Catch-22）。 作为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作，《第22条军规》向读者讲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悖论。而近年来在畅销书市场上热卖的“西点军校22条军规”系列图书，被归类为“励志图书”。 这两类书名中都有“22条军规”的图书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作者跟读者开的一个玩笑——小说中的“第22条军规”让主人公尤萨林陷入圈套；而所谓“西点军校22军规”似乎只在国内风靡，其实纯属子虚乌有。 西点现役上尉军官称从未见过“22条军规” 这一次，对“西点军校22条军规”提出质疑的是陶百强，一名江西的英文编辑。 2010年12月，陶百强偶然在某网站的文库产品中见到一篇文章——《西点军校22条军规（中英文对照）》。 这篇文章里提到了西点军校有“22条军规”——分别是：1.无条件执行；2.工作无借口；3.细节决定成败；4.以上司为榜样；5.荣誉原则；6.受人欢迎；7.善于合作；8.团队精神；9.只有第一；10.敢于冒险；11.火一般的精神；12.不断提升自己；13.勇敢者的游戏；14.全力以赴；15.尽职尽责；16.没有不可能；17.永不放弃；18.敬业为魂；19.为自己奋斗；20.理念至上；21.自动自发；22.立即行动。 这些“军规”的中文译文短小通俗，其后还有较详细的释义。 而这“22条军规”的英文原文同样简短——例如，第6条“受人欢迎”的原文是“welcome”，第13条“勇敢者的游戏”则对应着“the brave of the game”。 在陶百强看来，西点作为一所举世闻名的军校，对军规的提炼不应该只达到如此地步。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西点军校的校训简洁有力：Duty，Honor，Country（职责，荣誉，国家）。“难道西点军校真的存在这么繁琐冗长的军规吗？”他对此感到疑惑。 此外，在这“22条军规”中，虽然其中很多条目的确有励志作用，但是有些所谓的军规似乎存在问题，如第19条“为自己奋斗”（for their struggle），让他感觉不像是军规。 陶百强有9年英文类教育书刊的编审工作经历，他根据自己“较强的质疑意识和职业敏感性”，开始了对所谓“22条军规”的求证之路。 陶百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从文献和联系西点军校军官两个途径，证明了盛行国内的“西点军校22条军规”纯属子虚乌有。 首先，陶百强对照了“西点军校22条军规”的英文版。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国内的西点军规有多个英文版本。通过比对各版本的差别和查询词源，他认为英文版的所谓“西点军校22条军规”存在很多明显且严重的错误，包括用词或语法错误。 他继而访问了西点军校的官方网站，试图从中寻找较权威的军规的英文原文。但让他意外的是，他没有在西点军校官方网站找到任何与军规相关的文件。 “军规作为每个学员的守则，本应该发布在网站上。如果真的存在这些军规，且又是非保密的文件，西点军校没有理由不在官方网站发布。”陶百强说。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些军规确实没有上网呢？ 陶百强辗转联系到一位负责西点军校招生工作的现役上尉军官Albert。该军官在今年1月两次回复陶百强的电子邮件中称，在他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陶百强所列举的“22条军规”。 Albert认为，可能是有人在误导，并指出西点军校提倡的是荣誉感和追求卓越。 陶百强认为，如果这些“军规”真的存在，Albert作为西点军校现役招生军官，不可能不知道。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推测，陶百强又将所谓的“西点军校22条军规”的英文版发布到一个英文论坛。记者看到，在陶百强的原帖下面，有一个网名为“22 years Regular Army Officer”的网友回复指出，这些军规肯定是有问题的，他推断这些英文版军规是从其他语言翻译为英文的，且翻译得错误百出。 记者通过谷歌翻译工具，输入上述所谓“西点军校22条军规”的中文译文翻译后，得到的对应英文译文与上述所谓“22条军规”的英文原文有16条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前10条中有9条吻合）。 在西点军校的官方网站上，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没有找到关于军规的内容，通过页面上的搜索框搜索“22 Army Regulation”（22条军规）等关键词，也没有找到任何搜索结果。 记者就“西点军校是否有22条军规”的问题，向一名曾赴西点军校短期交流访问的我军现役军官求证，被告知“没听说过有相关的军规，不太了解”。 陶百强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综合笔者的分析和考证以及和西点军校军官的通信，流行国内的西点22条军规系伪造之作……我无法考证伪造西点22条军规的鼻祖，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人，因为根据笔者的互联网查询未查到其他国家在流行这些所谓的军规。”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4日 – 09:54 | 4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程琳《小螺号》专辑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说，在决定采访 程琳 以后，着手准备了一些 程琳 的资料，有一点发现让鲁豫特别吃惊， 程琳 是1967年出生的，没想到她有这么年轻，当然她的形象还是很青春亮丽，对于鲁豫来说，她和程琳的童年少年的一段经历、一段记忆联系在一起的，真的没有想到她现在就已经有了那么丰富复杂，也有一些坎坷的人生经历。所以，鲁豫喜欢和这样的人谈话，喜欢和有故事的人谈话。（下文陈鲁豫简称陈，程琳简称程） 选自：燕赵都市报 少年成名 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登台吗？应该是到海政歌舞团以后第一次唱歌吧。 程：对，那当然记得，我第一次登台在首钢（首都钢铁厂），那个时候，我们团里的涪陵老师，还有其它的一些搞音乐的老师写了一批歌给我，其中有一个就是《小螺号》。当时，我从小在后台，在拉二胡之余，我就喜欢唱歌。我妈妈爸爸是搞豫剧的，我从小会唱京剧、会唱豫剧。所以上台演出我张嘴就唱，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那时我穿件小海军服，上台一张嘴，底下就有人鼓掌，我还被吓了一跳。底下一直在鼓掌，我都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不晓得第一次登台是这种效果。 陈：那你刚才讲，你13岁就成名，你有真正意义上的童年吗？ 程：没有，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其实我很小，12岁就到了海政歌舞团，跟一帮大人在一起，当然我还是很受宠的，但经常还是不能完完全全投入那种成人的那种生活，可是我必须得那样生活，因为那是我的道路，这是命运给我安排的道路。后来等到我长大了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抱了很多童年的幻想，甚至到现在为止，有的时候，多多少少跟那个时候有点像，所以呢，我认为，人一生的经历一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一步一步排上去的，如果你从第一步跳到第十步，你早晚还得再从第二步再走起，二三四五六，这样子。所以说，没有失去的年代，我从1岁一下子长到10岁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陈：可当时你也没有想到，一方面很受欢迎，但同时当时的非议非常大，因为那时候你的那种唱法，没有过，包括你的台风，在大家看来，可能不应该属于一个13岁的小孩。 程：实际上，要现在回头再看看那些录像带，她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只不过是因为在内地没有这样的唱法，所以我就变得不自然了。你现在看看小孩，他都是很自然的在舞台上唱歌，只不过那时候我是用一种很自然的方法在唱。像以前我们听到的要不就是民歌、要不就是意大利歌剧，还有就是小孩用童声唱的歌。那时候我13岁，是鉴于童生和正在变声之间，用那种比较轻柔的自然方法去唱，在当时就很哗然了。很多人就说，这是靡靡之音。实际上现在听听，根本就不是，它就是很自然，只不过大家没见过。 陈：后来，你看到了传媒一些批评的声音以后，你会害怕吗？或者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在说你什么呢？ 程：不懂。我现在回头看看我那时候的文章，听听我那时候的录音啊，我觉得是在看别人的一段故事。

“国母”宋庆龄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就把 宋庆龄 发展为共产党员。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共服务，做情报工作。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作者：周幼马，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10日，原题：秘密党员 宋庆龄 今年5月29日，是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我的父亲马海德和宋庆龄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作为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陪伴了她老人家的最后十年。宋庆龄是我最敬重的人。特撰文以此纪念。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十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是 周恩来 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打入中统的共产党员，他在第一时间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及时通知地下组织机关转移。 周恩来 、钱壮飞、陈赓等领导同志全部撤离白区，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来。 不过，在上海还有苏 联共 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美元经费。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苏联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指挥员，是1930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震动了 苏共 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 蒋介石 爱子 蒋经国 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 蒋介石 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那时的宋庆龄是 孙中山 的夫人，是国母，她出身名门，是典雅文静、娇小玲珑的贵夫人。弟弟 宋子文 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但在宋庆龄的内心，她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依然坚守着丈夫 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和“联俄 联共 ，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她当时“报国无门”，找不到一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 这个问题，是应该由中国人民来决定的。但是我们介绍我们一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该容许自由批判一个政府，这样做才能够巩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容许自由批判。 记者：韩福东，选自：《南方都市报》 ，原题：中日“融冰之旅”高端访谈 在 日本 共产党内，像志位和夫这样在国会占有一席之地的议员，共有18个，差不多是 日本 国会议员总数的2.5％。而在1970年代的鼎盛时期，他们在国会拥有60多个议席。在 日本 ，共产党是历史最悠久且组织最严密的政党，它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尚未满周岁。不过，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日本迄今与执政无缘。目前，共产党是日本第四大政党，小于自民党、民主党和公明党。 身材高大、健谈、有着34年党龄的志位和夫是 日本共产党 创立以来最年轻的委员长。他今年53岁，自大学一年级加入日共以来，与这个政党一同经历了繁盛和衰落的时段。几乎与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同步，日共开始了漫长的低潮期，但志位和夫对未来有着乐观的预期。作为左翼政党，日共一直和右翼进行斗争。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有着彻底的批判，相关的话题成为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与志位和夫会谈的主要内容。他们同时坚定不移地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在日共参加议员选举的招贴画上，这一诉求被印在显要位置。在日本特殊的民主环境里，日共的暴力本色一点点被消磨掉，他们现在是对日本和平宪法有着最坚定信念的政党。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认识。 我们坚决和右翼斗争 记者： 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4月12日，你和温家宝总理进行了会谈。主要谈了什么内容？ 志位和夫： 我们就日中关系和亚洲和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日中关系问题上，我向温家宝总理表示，去年10月安倍首相的访华是构筑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而温家宝总理的这次访日，又把这个关系向前推进了。 温家宝总理表示， 日本共产党 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当时我坦率地说，在发展日中关系问题上，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国会演讲中，温家宝表示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这个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向温家宝总理说，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总理关于慰安妇的部分言论违背了“河野谈话”，是对历史的歪曲，所以日共对此进行批判。历史问题现在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与小泉时代相比，安倍出任首相后，日中关系有所发展，但是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美化过去侵华战争的势力还是植根于日本社会。从安倍内阁的成员来看，有很多所谓的“靖国神社派”。需要铲除美化战争的逆流，这样的话，日中关系才能友好地发展。 记者： 我注意到，你前一段要求罢免内阁官房副长官下村博文，因为他关于慰安妇的相关言论。 志位和夫： 我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要求下村官房副长官部长辞职。下村副长官的观点是，根本没有随军慰安妇。他说有随身记者、随身护士，但是没有随身慰安妇。他还说，虽然有慰安妇，但不是军方管理慰安妇的。他的言论是全面歪曲历史的，而且违背河野谈话。他的这种立场当然和他内阁官房副长官的身份是不两立的。 记者： 安倍首相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你觉得在历史观上，安倍较小泉如何？ 志位和夫： 就安倍内阁的大臣来讲，只有民间人士出身的经济财政大臣大田弘子、公明党的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和自民党(古贺诚派)的国家公安委员长沟手显正三位除外，其他都属于偏右翼。 记者： 在来日本之前，我听日本驻华使馆一位官员说，在日本，右翼的影响力还没有共产党大。当然，他说的右翼可能指极右翼。 志位和夫： 在日本，我们是最坚决地和右翼进行斗争的政党。 日美安保条约才是和平的最大威胁 记者： 在日本，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有多大的影响？ 志位和夫： 从我们党的支持率来讲，在国会选举中，我党的支持率大概是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但是，在舆论调查当中，在要不要维护宪法第九条的问题上，过半数的日本人赞成要维护。安倍首相号召修改宪法的背后，的确有一股很危险的右翼化的潮流，但我们并不认为和平主义的力量在衰弱。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他们组织了一个维护宪法第九条的组织，叫“九条会”，目前在日本全国各地有6000多个分会。 1960年代，日本执政者也曾提出修宪的主张，那时的护宪运动蔚为风潮，声势非常浩大。那时反对修宪的声音比现在强大得多。你觉得，导致现在护宪声音相对低弱的原因是什么？ 志位和夫： 不能简单这么说。最近《读卖新闻》发表了对修改宪法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民意调查表明，主张修改宪法的人连续三年越来越少，今年已经少于半数，只有46％的人赞成修宪。相反，要维护宪法第九条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39％。我认为这是对“九条会”这样的组织开展的运动的一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