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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丁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伙伴?

丁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伙伴?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6 10:20:43 阅读量:1190次   龙年伊始,作为两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加拿大的最高首脑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接连到访中国,具有别样意味。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新年首次欧洲外的出访地选在中国,更用心良苦。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默克尔此行肩负了重大使命,试图说服中国慷慨解囊,帮助欧洲度过史上最严峻的危机之一。据信,加拿大总理哈珀即将于近日开始的对中国的访问侧重点也将是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希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   众所周知,默克尔和哈珀都曾经是对华强硬的急先锋。上任初期,他们都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并且由此导致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较长的时间里低迷不振。默克尔本人早年生活在前东德,因此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感受刻骨铭心,本能地反感。而哈珀作为加拿大新生代领袖,也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长期抱有敌意。   但随着执政经验的增长,默克尔和哈珀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与中国交往的方式——虽然我相信他们从内心并未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精神处理对华关系,刻意回避或者低调提及敏感问题,特别是着重加强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并在地缘和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到这次访华,中德双方领导人都盛赞两国关系的深厚和广泛,就是默克尔“改变”的直接结果。而加拿大也在中国长期关注的赖昌星问题上,给予了合作和配合,送给中国一个大礼,由此改善加中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中国积极运用经济杆杠影响外交关系的“战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余年,不仅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而且在若干重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传统强国,跃居世界第一。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外交上运用经济手段的余地扩大了。   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明显恶化。共产主义体制国家在晚近的二十多年里一个接一个地陨灭,中国成为极少数奉行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一。这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一叶孤舟,四周茫茫一片,孤独无援之状可以想见。   反思那些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垮台,表面上看,是少数国家实行激进的改革政策导致局面失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实则是它们长期对内坚持僵化体制,钳制人民自由,培育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经济和资源,对外实行冷战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与资本主义世界泾渭分明,你死我活,拒绝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必然结果。   如果不想自行消亡,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坚定意志进行改变,才能适应这个世界,也才能继续保证政权合法性,说服民众支持之。因此,从中国到越南,以及古巴,都在走渐进改革开放之路,试图在保持原有特性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以经济发展的成果维持执政党的基本信誉,维持政权稳定。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体制国家都将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从而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中,这就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相脱节的矛盾,它是共产主义国家在实行经济改革到达一定阶段后面临的主要矛盾。   但要让它们对现有体制主动改弦更张几无可能,对它们来说,共同的诉求是如何确保执政党长期执政,确保现有制度长期稳定,确保开国以来必然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永久化和最大化。   现行制度和体制的不适应性和民众渴望改变的需求,让它们产生深刻的自我危机感。外部环境也希望这些国家消除对立因素,融入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养成了孤独自信的国家品格,特别敏感,特别自尊,也特别脆弱,往往坚持己意,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因此,对别国的批评,即使是善意的,只要触及了敏感点,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弹,而那些来自外部的改变的意图,更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   正如前文所说,默克尔和哈珀最先都招惹了中国,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客观来说,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私心的,甚至是带偏见的,是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产物,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善意的,有助于从某些方面改变中国不足的或者丑陋的部分,使中国变得更加健康和完善。这就好比一对邻居,其中一家对另一家提出批评,并不意味着这家对那家就必定是带有恶意一样。又比如它们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凡是中国人都知道,我国的人权状况的确不如人意,如果不是西方国家长期坚持不懈地敦促中国改变,恐怕现在的情况更严重。   事实上,对于利益集团来说,他们自觉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无需来自外界的批评和劝说,不仅不需要外部的,也不想聆听自己人民的呼声。   他们让世界上所有国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德国、加拿大就某些方面的问题不客气的批评中国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经贸合作急剧减少,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急于改善各自国家经济的两位总理都深感压力,不得不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促使双边关系逐步和缓,以至改善——中德、中加重新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   这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千万不要批评中国,千万不要试图说服中国改变,中国不需要诤友,中国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谁想当中国的诤友,对中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等着瞧颜色吧。   他们也让所有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利益集团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由于大家时时刻刻都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不再赘言。   关键在于,中国这么做并未取得真正好的效果,或许一些国家慑于中国的强烈态度,会暂时闭上嘴巴,但他们心中的想法不会改变;或许这会顾及利益集团的颜面,但却无益于中国解决在某些方面十分突出的问题。相反,将使得原有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激化,乃至酿成危机或者巨变,利益集团心心念念想的“稳定”将会打水漂;也显得中国作为泱泱传统大国的小肚鸡肠,显得利益集团缺少诚实的秉性,固步自封,顽固不化,目光短浅,格局狭小,将自身置于多数民众的对立面上。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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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 温家宝:稳定欧债 也是帮自己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日、4日走访广东时强调,现在欧洲面临债务危机,要从战略上考虑对欧关系,维护国家利益。 欧洲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也是中国引进技术的最大来源地,“帮助稳定欧洲市场,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中国拥有的外汇存底被视为欧洲纾困基金的可能资金来源。温家宝上周会见德国总理梅克尔时表明,中国正考虑对欧洲纾困基金做出更多参与。 中国政府网指出,温家宝4日在广州与物流和进出口企业负责人座谈,多位业者提到,今年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主要是外需低迷,特别是欧盟需求减少,订单在下降。另外,出口企业成本提高,竞争压力加大。他们提出稳定出口退税政策、对进口高端设备给予保税等建议。 温家宝响应时表明,面对严峻形势,企业要特别注重提升竞争力,包括加强研发,培育自主品牌,调整出口结构,开辟新的市场。进出口政策要总体保持稳定,如果要做调整,也应当是鼓励性的多于限制性的。 参访白云电气集团时温家宝表示,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当前面临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剧烈,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大陆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他强调,大陆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仍是改革开放。要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长期坚持的根本思想路线,这一点不会变也不能变。 温家宝也与村民座谈。他指出,农村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乱占农民耕地,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问题根源在于土地作为农民的财产,这个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我今天在耕地上是一寸都不放,一口都不松,可以说寸步不让”。 他点明,要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另外,一些地方农民做主流于形式,农村办事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要由农民做主。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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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主权高于人权”不是人民的愿望

大国的崛起和没落是近年来中国朝野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在一些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下意识中,这也就意味著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崛起。正因为如此,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但要从曾经称霸的大国那里学习经验,更要从已经没落或者至少走下坡路的大国那里吸取教训,这已经成为传媒和大众文化市场有关 “ 强国 ” 和 “ 大国 ” 讨论中一个常见的主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文全译本的问世,具有参考意义。施本格勒是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感于西方文明世界的分崩离析和血腥仇杀,花了数年时间写了这本文化和历史巨著,从 1918 年到 1922 年分上下两册出版。这本书出版后,由于它迎合了战后西方世界弥漫的文化悲观主义和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立刻引起了轰动,被翻译成多语言。“西方的没落”一时成为最流行的词汇。这本书在非西方世界也受到重视,很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西方文明失望,重兴本民族文明价值的思想家和学者从中吸取了养分。中国 1930-1940 年代的文化界有过一个“战国策”派,就是以施本格勒的观点为基础的。 施本格勒所谓“西方的没落”,简单来说,他认为文明就像生物体,有它的生命周期。一个文明到了最后,就会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文明失去了文化创造力,出现了分崩离析和相互混战。文明的生命力结束后,或者被新兴的文明取代,或者进入一个永恒的停滞。在他看来,中国文明高峰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结束了,从那以后不过是文化僵尸而已。 施本格勒认为,西方文明正按照这个规律在走入末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症状。不过他又认为,文明的没落不一定意味著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相反,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到来为一些生命力仍然顽强的民族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复兴甚至成为霸主。在他看来,民主制度,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是文明异化的表现,也是西方国家没落的根源,而相对来说,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德国影响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看,德意志民族的生命力仍然旺盛,有希望在整个西方文明衰落的背景下崛起,取代英美法成为战国时期的新霸主。就这样,从谈论西方的没落到展示德国的特色,施本格勒从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为战败后民心沮丧的德国指出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这就是是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坚信本民族的优越性和历史使命,将来当文明的霸主。在这个意义上,施本格勒的理论为战后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土壤,虽然他本人有强烈的贵族政治色彩,看不起依靠群众运动起家的纳粹党。 《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中文译本早在文革前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当时是供内部批判用的。最近两卷本全译版可以看作是那个工作的继承,可能是今天的中国读者能真正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它,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自然会得出西方有没有没落的结论。 其实,西方的崛起,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学说的基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根本不存在没落的一天,只要这个星球存在人类。而天赋人权学说,最初的渊源是 13-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潮的人文主义,在反神学的斗争中发现了“人”,并要求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实际上,人文主义就是以个人为核心,以自由、平等为基点的人道主义。它以唯心史观抽象出来的人性论,成为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最早的思想渊源。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荷兰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概念。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明确地阐述了“天赋人权”,认为这种天赋人权就是自然权利,国家就是人们通过缔结契约转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产生的。同时人们还保留了一部分自然权利,这些被保留的权利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剥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进一步的发展了天赋人权学说。笛卡尔在其《方法论》的开头就断言:良知也好,理性也好,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天赋的,平等的,并认为这种理性是人类的最终依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是随处可见“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影子。人权具有普遍的意义,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是造物主创造的,任何人,不论肤色、性别、国籍,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无二致。 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在论及人权时,都强调人权“天赋”和“不可转让”的概念及人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人权的价值,恰恰就在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人对人权的需要,犹如生命需要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的普遍和绝对。 而在中国,缺乏“人权”的概念,古代思想家虽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意识,但此邦非民邦,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中国悠久的历史可用二字概括:王权。虽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也是两百年来的主题——“革命”,但此革命也不是以人文本,而是以权为本,是王权和政权的较量。特别是 1949 年以后的历史,也应当从这条红线的脉络上去思考,在毛泽东建国之前,“革命”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某种图腾,似乎只要是为了革命,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种异化现象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态,谁要不是为了革命,为了群体利益,谁就罪大恶极。毛泽东把自己形塑成革命的化身,从而取得了时代的发言权,从而夺取了政权。 建国之后,在毛泽东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革命话语比战争时期还更频繁地使用在社会生活中。革命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甚至连养猪这样的事情也被冠以“革命”的名义,“养猪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论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官方主流论述,经由不断地向人民灌输而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尽管文革到今天已经结束 30 多年了,但在“重庆模式”的“唱红歌”运动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变成物质,物质变成精神”的革命话语的论述。 在论及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什么那么多人饱含热情地投入的时候,学者陈家琪测曾经归因于民众对于运动合法性的认同,他说“ ‘ 文革 ’ 的可怕,就在于我们自认为动机无比纯正,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以比赛的方式向毛泽东表忠心。要知道,人类的苦难大多是在动机纯正的借口下干出来的。”而参与 “ 文革 ” 的人的动机,无非就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的这个号召之所以能激荡人心,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革命”二字。从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轴—— “ 革命 ” ,在 1949 年后依旧形成潮流。那种“动机纯正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心态,就是在“革命”的神圣性掩护下潜滋暗长,然后渗透到国民性之中的。这样的“革命”话语的破坏性,因为制度和文化等种种因素,至今仍然主导中国大陆人的思维模式。比如某些学者,他们对现实中的人权问题刻意回避,而钟情于抽象的宏大叙事。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有意忽视,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知识和理性的基础的,这是冷血的知识,来自于内心的懦弱。回避对人的关怀,实际上是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背叛,因为在自由民主的含义中,个人的价值与参与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民主的基础,政治学者波吉在论及美国废除奴隶制的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制度允许和实行蓄奴,这制度中那些有头有脸的参与者如果不尽其所能力求改革,即使他们自己不奴役,也是和奴役者同流合污,没有尽到不蓄奴的消极义务。”比如谈到“资本主义”,首先想到的就是财富对社会的腐蚀,然而资本和金钱并不必然带来尔虞我诈和冷酷无情,美国作为一个老牌民主国家,其特色就是社会的高度自治程度,而这种自治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和商界推动的。也许“资本”是残酷的,但“主义”可以作为调节。 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由于“革命”已经成功地夺得了政权,所以“资本”已经全部为当权者掌控,可以穷奢极欲、为所欲为,当权者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天性使然,极端强调 “资本”(发展经济)。但革命的“主义”已经不适合既得利益者的“江山永固”,所以抛弃“主义”,只留下“资本”。与之同时, 强调人权“天赋”和“不可转让”的概念及人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不适合维护 “革命”成功后的既得利益,要维护好夺得的政权,就必须抛弃 人权;为更有效的维护政权,只有将个体人权与国家主权对立,才能与“群体利益”的革命话语接轨。 其实, 人类自从产生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对立状况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直到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依然蔑视人权。但人权毕竟是世界公认的准则,是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原则,因此,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标准。西方著名法学家罗尔德在《法的理念》中说: “ 在各国政府被说明──假如有一天可能办到的话──放弃使自己在人权领域内跻身统治地位的最终裁判权以前,势必还有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历程。但无论如何,这些消减国内主权观念的努力,代表着一种有意的进步。 ” 应该承认,人权标准是超越国界的,人权的普适性决定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人类伦理道德秩序必然性。国际法一定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法则,属于国际强行法。按照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 “ 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指国际之国际社会整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对反始得更改之规范。 ” 由于人权原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自然就是一种国际法原则,任何国家主权范围内违反人权的行为,不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整个联合国和所有签署有关人权条约国家的共同关心的事情。因此任何国家也不能借口国家主权来践踏国际法公认的人权原则。 无可否认,只要是国家存在,国家主权和人权的矛盾必然存在,国家的排他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能成为专制国家践踏人权普遍原则的借口,事实上,遵守和实现人权基本原则成了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分水岭。 1948 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当时只有苏联集团六个国家以及沙特、南非投了弃权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如果是一定也会投弃权票。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各国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宣战,还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宣战,虽然《宣言》并没有故意明确针对共产主义国家,但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专制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非常清楚这一点。 中国总是试图代表第三世界国家,把主权高于人权的专制思想强加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为自己寻找世界同盟者,找出对抗人权原则的理由;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并非都是专制国家,在与西方对抗时中国所结盟的国家或者中国的朋友国家,经常都是世界上最专制最残暴最践踏人权的第三世界国家。 “ 第三世界 ” 不能代表正义,打着第三世界的旗号来宣扬主权高于人权的做法不会得到第三世界的认同,只有少数第三世界独裁专制国家才会跟着中国。朝鲜、伊拉克、伊朗、古巴、越南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红色高棉、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苏哈托统治的印度尼西亚、马科斯统治的菲律宾、李光耀统治的新加坡、 “ 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 阿尔巴尼亚等等,还有诸多的非洲、南美独裁国家,都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代表,跻身于民主自由和发达国家的行列才是共同的目标。许多原来独裁专制的国家,经过人民争取人权自由的斗争,已经改变了国家的性质,而且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使国家发展和强大起来,这就是人权高于主权抗争的过程和实践。 主权高于人权是独裁者和专制集团的专利,不是人民的愿望。历来的独裁专制国家君王领袖都是打着捍卫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利益,亦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欺骗本国人民,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独裁统治集团的利益,与人民百姓的利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历史上的中国,总是在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度过的,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统一。但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例子,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中国人民事实上也能接受。比如元朝、清朝时期应该是中国“亡国”时期,是中国主权内发生的事情。如果岳飞、史可法是民族英雄,那么成吉思汗是中国的民族英雄还是蒙古国的民族英雄?!中国主权丧失时,人权依然存在;一个腐败的汉族人统治的大明朝难道比一个相对清洁廉正的满族人清朝好?人民究竟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统治?!事实胜于雄辩:一个多少能保证人权的政权比所谓国家主权重要的多。所以中国人民都留起了辫子,顺从了满清皇朝异族的统治,或者说甘愿作了“亡国奴”。这能说中国人民都丧失了国家主权?然后说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满清与洋鬼子之间的斗争?! 专制国家的人民是可以在爱国主义口号下被煽动和欺骗的,像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统治下,并不是人民的本身意愿;齐奥塞斯库在倒台之前,还能欺骗成千上万的人民到广场喊口日支持他,但最终还是被觉悟的人民推翻。 当中国人民被外国侵略和屠杀时,中国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权利益进行反抗斗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时的国家主权常常与人权混合为一体,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斗争,不仅是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维护人权的需要,甚至这时,只有国家独立,才能维护美国的人权。所以《独立宣言》同时也是人权宣言。 国家的主权不等于人权,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是维护了人权,从此,美国人民再也没有独裁专制政权产生,人权相对得到了维护。 1949 年毛泽东把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国家的主权确实得到了维护,尽管台湾并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之下,但两岸的共识,还是保证了中国主权的象征。但主权的存在没有仿碍人权的丧失,就象法国的哲学家萨特对毛泽东的评价一针见血: “ 毛泽东作为人,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毛泽东作为神,又使中国人民跪了下来。 ” 换句话说,毛泽东维护了国家主权,但同时又使人民丧失了人权。在毛泽东的专制下,就是最简单的生存权,人民都没有保障。屠杀和虐待中国人民的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外国的侵略,而是专制统治。 3 年饥荒年代,中国人民饿死 4 千万,文化革命时又让几百万中国人命丧黄泉,不必再说三反、五反、镇反、反右、四清等运动中无辜的死难者,就是许多活着的人也生不如死,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这样的国家主权下,人民的生命都可以随时丧失,人民甚至丧失了生存权利。主权就这样高于人权?! 不错,中国的人权的确在一步一步改善,这不仅有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斗争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各民主国家一直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而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同时也是对国家主权的否定,既然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国家主权就是联合的障碍。当年列宁要归还沙皇俄国占领的中国领土,就是对主权的蔑视。列宁的输出革命理论是否定国家主权的理论,可笑的是,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却违背共产主义精神的实质,竟然把主权看得高于人权。 人权的世界普适性,实质上就是对独裁专制国家所谓主权的干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被统治者肆意屠杀、虐待,可以袖手旁观,可以用不干涉内政和不侵害别国主权为由,在一旁看笑话?比如邻居家长虐待殴打自己的孩子或老婆,如果去劝解甚至报警,算不算是干涉人家的 “ 家权 ”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而人权则讲,人生而平等。 许多国家都有中国的华侨,当那里的独裁专制政府纵容对华人的屠杀、强奸、抢掠时,中国政府只能在主权高于人权的原则下观望。刘军宁在《人权的普适性极其反调》中说: “ 按照亚洲价值论,人的权利和尊严不重要,且必须服从国家,即服从统治者的需要,服从他们转移社会矛盾以维持自己专制统治的需要。按照亚洲价值观,人权算不了什么,对人权的侵犯也就不算什么了。既然个人与国家相比不重要,那么,针对每个个人的反人道行径也就不是什么罪行了。同样,按照亚洲价值,抗议印度尼西亚排华暴行是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他国内政,因而是违背亚洲价值的。奉行亚洲价值的国家通常认为,侵犯本国公民的人权是本国的内政,不容他国置喙。印度尼西亚的一位高官曾抨击中国借印度尼西亚华人事件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还说这些华人早已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不再是中国公民,怎样对待这些印度尼西亚籍华人是印度尼西亚的内政,他国不能干涉。 ” 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是最起码的人权。如果中国政府承认人权的普适性,就完全有理由对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浪潮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主权与人权的对立,不仅明确表现在专制国家,就是民主国家也同样能表现出主权与人权的对立,还可以表现为主权与人权的可分割性。任何民主国家,首先维护的是本国的人权,这是国家和国家主权存在的必然现象。这就必然产生本国人权的维护优于别国人权的维护;同样,在充分人权的社会内,人民把维护国家主权当成是维护人权的一部分。当某个战乱的国家有美国人时,美国政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为了救助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惜花费巨大,动用军事力量来达到目的。政府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当然公民也会维护民选的政府。这时可以看到,国家主权与国家内的人权溶为一体。所以说,人权虽然是普遍性原则,但只要国家主权存在,人权与国家主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国家主权与国家内的人权有着依存性关系。美国《独立宣言》既是对国家主权的宣示,又是对国家公民人权的宣示。 但专制国家,独裁者和专制集团本身就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当然不可能关心公民的权利。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在主权与人权关系上一个区别,就是前者主权与人权没有什么关系,不是依附关系,而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为了国家的主权(就是统治者的利益)根本不顾公民的权利,甚至以牺牲公民权利作为代价;而后者主权与人权联系紧密,其国家主权的存在必须以国家内的人权为基础,而公民又将国家主权视为保护公民人权的屏障,尽管主权与人权有时也存在矛盾和对抗。显然,民主国家是把人的性命放在第一位,专制国家是把所谓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主权高于人权,高于人的生命权。一个国家只有当她是民主国家时,才能维护人权,国家也只有在维护人权时,国家的主权才能被人民自觉维护。 所以,人权永远高于主权。 人权是一个现代观念,但人权一定是人类唯一可以接受的共识。 西方的崛起建立在天赋人权学说的基石上,若基石牢固,就根本不存在没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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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港“骂战”各方的反应与反思

  距离香港地铁发生大陆游客与香港市民的争执已经半个多月,被冠之为“香港地铁骂战”。由于事件发生在一个敏感时刻,事件持续发酵。先是“骂战”视频上传网上,引发陆港两地网民的强烈反应,引发第一个争论高潮。北大教授孔庆东火上浇油,在视频节目中指责一部分港人是“走狗”,继而否认说过这句话,并说是“南方系”报纸的栽赃污蔑,各方哗然,引发第二个高潮。2月1日,香港一个社团组织集资在《苹果日报》刊登整版广告,反对大陆“双非”孕妇到港生子,并采用了隐喻和揭短的手法,将大陆人和“双非”孕妇暗喻为蝗虫(该组织后来否认,辩解说广告上的飞虫是绿色的“草蜢”),并揭了大陆不少“丑事”,引发第三轮争论和又一个高潮。根据作者收集的资料,本文对各方就骂战的反应作一个简要的述评。   一、网民的反应与主要观点   “香港地铁骂战”发酵于网络,网民的反应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根据我的观察,大概有这么一些代表性的视角和观点。   (一)批评大陆游客的做法和孔庆东的不当言论,赞成香港市民的做法。香港网民对大陆游客到港后的违规行为批评很多,认为地铁骂战的起因是大陆游客不遵守香港法令,让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吃零食,港人指出其错误是正确的,不能颠倒因果黑白。对孔庆东的“走狗”言论,香港网民的反应十分激烈,对孔庆东进行激烈指责,有网民要求北大校方对其进行处分,更有网民制作音乐视频,将孔庆东的图像制作成狗。大陆部分网民批评大陆游客在香港不能入乡随俗,把大陆的不良习惯带到香港,引发了纠纷,损害了大陆形象。也有网民(特别是发表分析文章的博客作者)对纠纷的性质和原因作了分析。笔者注意到,凤凰网论坛上对大陆游客的批评指责较多,有网友认为香港地铁骂战本质上是香港移植于西方的先进“商业文明”与大陆转型时期的“痞子文化”的冲突,将香港地铁的冲突责任归咎于大陆以违反规则为荣的“痞子文化”,(笔者不赞成此说,有专文分析和反驳,参阅《地域冲突还是文明冲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42),也有评论认为是大陆的不文明与香港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批评大陆游客行为举止不文明,暴发户心态严重,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游客产生反感。大陆大部分网友对孔庆东的言论给予了严厉批评,认为其有损教授的人格和形象。一些网友结合大陆实际,赞成香港市民的做法,认为是香港市民指出地铁饮食违法,是公民责任的体现,并联系大陆的情况,批评大部分大陆人还是“臣民意识”,需要反思和学习。   (二)批评“地铁骂战”中香港市民的言行,支持“地铁骂战”中的大陆游客。部分网友认为香港市民的做法过分,地铁上吃东西不对,但最可能的原因是大陆游客不了解香港地铁的规定,没有必要按下紧紧按钮,并协助地铁方面将大陆游客特别是小孩子赶下地铁。大陆网友对视频中一个香港市民的一句话“他们大陆人都是这样的”,表示极大的反感,认为是地域歧视。一些网友还找出了纽约、伦敦、巴黎地铁上的类似情况,说明这些国家地铁上吃东西并没有什么问题,香港地铁的规定可能有问题。一些网友认为是小孩子吃零食,对小孩子的行为应当包容一些,香港市民的做法过分。一些大陆网民号召6000人同时到香港地铁吃东西,以示抗议,引发香港方面的关注。此外,也有一些网友对孔庆东的言论表示支持,认为孔庆东只是骂部分有殖民意识、看不起内地游客的香港人是“走狗”,并没有骂错,也有网友找出英国记者写的一篇报道,报道中称香港人是“笼狗”(cage dogs),批评香港人对英国人的言论不批评,反而批评孔庆东,是殖民意识在作祟。(需要说明的是,该报道是英国每日邮报记者Damien Gayle采写的题为Cage dogs of Hong Kong的报道,内容是关于香港房屋问题,报道中说香港有些人居住的地方就像狗笼,而不是侮辱香港人是“笼狗”,该报道见http://www.gzstuff.com/profiles/blogs/cage-dogs-of-hong-kong)   此外,也有网友特别是海外网友,从关爱孩子的角度,对地铁骂战的参与方(大陆游客、香港市民和香港地铁工作人员)都提出批评,认为成年人之间的纷争罔顾孩子的感受和身心健康,也与文明国家对此类事件处理的手法相悖。   (三)对《苹果日报》的广告评价分化。由于事情敏感,大陆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和门户网站)对香港网民在《苹果日报》的整版广告很少报道,但微博上热闹非凡。大陆网民对广告将大陆人和“双非”孕妇比作蝗虫极为反感,不少跟帖充满火药味,称集资做广告的香港网民和刊登广告的《苹果日报》“脑残”。有网民将广告上纲上线,将其上升到反华、乱港层面。中华网的一个帖子写道:西方邪恶势力控制的香港《苹果日报》为代表的香港反动媒体,将“双非”孕妇香港生产议题竭力放大成为香港社会反华大骚动,“蝗虫广告”与《蝗虫歌》已经成为煽动港人反华、辱华、乱港、乱国的西方标志性“反华公关”!(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6/88/03/8_1.html)但也有网民对广告所反应的港人情绪表示理解,个别门户网站也制作专题,对香港的做法进行辩解,等于是间接支持了广告所反映的要求。一篇文章称,在一项网络调查中,有六成网友对部分香港市民的“反对”态度表示“理解”;有二成多的网友感觉“不理解”,认为“香港部分民众缺乏包容性”;部分网友认为此事“不好说”(http://news.sina.com.cn/s/2012-02-03/125523877239.shtml)。一个网友在跟帖中写道:“HK的话也有道理,内地也需要正视现实问题,改善生育政策。”对于香港岭南大学有部分学生在校内游行,烧毁《苹果日报》广告的行为,大陆网友表示欢迎和支持。一个大陆网友在新浪微博写道:“幸喜香港也有明白人。看见香港大学生游行并烧毁‘蝗虫广告’反对歧视内地人,我感觉松了口气。我们要提倡换位思考,和谐相处,不要做激化矛盾的事情,把一件文明礼仪的冲突鼓噪成什么文化冲突,更引发地域冲突,对大陆,对香港,都不是好事,要记住,大家都是中国人。”   二、官方、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回应   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陆港网民间的纷争,具有民间性、草根性,情绪的爆发和表达具有民粹性。正因为其民间性、草根性和民粹性,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引起了各方的回应和反思。由于直接关系到香港,加上香港媒体和言论空间的自由度,香港方面的回应显得积极主动,而大陆官方和精英人士的回应,则显得较为被动。   (一)香港方面   今年是香港特首的选举之年,特首候选人不可避免地要对这场争论进行回应。特首参选人唐英年、粱振英、何俊仁批评了孔庆东的“走狗论”。对《苹果日报》的广告,香港《文汇报》报道,唐英年对香港部分人的言论表示失望,强调香港本来就是移民社会:“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对于这场纷争,特首参选人将其上升到层面,参选人粱振英对唐英年所主导的香港人口政策提出批评,何俊仁则要求所有参选人就香港的人口政策进行辩论。香港旅游业议会负责人也发表谈话,呼吁大陆游客在香港旅游要入乡随俗,不要在地铁吃零食和随地大小便,此话一出,立即受到大陆网友的批评。香港立法会议员要求对香港的人口政策进行检讨,一些党派和团体要求反思和修改“自由行”政策。作为回应,香港执法部门开始全面清查“月子公寓”等,收紧相关政策。   特区政府对这场纷争采取了主动的态度。特首办公室邀请学者、官员撰写文章,放在特首曾荫权facebook专页。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旭辉以《熔炉与香港核心价值》为题,撰写了800字的短文,内容是从中港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港矛盾争议。沈旭辉在文中提出,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一直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自豪,例如重视法治、人权、自由等,但核心价值的重要性,是维系一个地方人心的根本,就像一个大熔炉,足以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融合。对根据政策接纳了的新移民,我们则应以我们的核心价值,尽力将他们融合在这个大熔炉内,这是香港人应该持有的信念,否则香港何以有今天?在这个“两部曲”内,有根本方圆,不应有互相仇恨的空间,否则“hate crime”会变成常态,这是内地人、香港人都必须明白的。   对于这次纷争中涉及的香港人口政策问题,沈旭辉还专门撰写了《致煲呔书——我们需要符合核心价值的本土人口政策》(特首曾荫权绰号“煲呔”),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沈旭辉的这篇文章内容很重要,观点在香港知识界具有代表性,此处作较为具体的转介。   沈旭辉在文中提醒特区政府,“假如政府只把问题定性为文化融和,这却是真正的问题,因为相关争议同时暴露了香港面对的四大潜在危机”。四大危机是:人口政策内容的“非本土化”危机、人口政策制定过程的民粹化危机、“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机、核心价值的虚空化危机。对人口政策内容的“非本土化”危机,沈旭辉除提出技术性的建议外(如制定理想的人口指标蓝图),特别提出“政府应有具体的、‘熔炉政策’,确保无论是新生命、还是新移民进入香港时,以认同香港核心价值为本”。对人口政策制定过程的民粹化危机,沈旭辉提出,政府处理人口问题的责任,应该在议题变成社会焦点前防微杜渐,先发制人,制定相关政策,因为人口议题有一条金科玉律﹕既绝不能闭门造车违背民意,也不能100%由政党、民意带领。对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机,沈旭辉警告说:国际社会对近来风波愈来愈关注,但它们的切入点多是中港的“双向歧视”;一旦港人容易把对政策的不满和对人的不满合二为一,这对香港的国际形象,会有很负面的影响。对孔庆东的言论,沈旭辉认为有刻意散播仇恨之嫌,明显是混淆政策和人的反面教材,若孔庆东是不满内地对香港有政策倾斜,无论多激烈向内地政府反映也是其自由,这是政策;但孔庆东通过刺激香港人、制造矛盾,却是伤害人。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虚空化危机,沈旭辉认为,这场纷争中过于看重实际利益的争议,而对香港核心价值这些“虚”的东西重视不够。沈旭辉指出:“在一些国家,理论上,国民爱国,先是因为认同一系列价值,然后相信那个国家代表这些价值,才去爱。这说法容或虚伪,但毕竟能彰显核心价值的重要性。相反单凭‘大局’、‘国家利益’维系的爱国情怀,却容易滋生仇恨。”沈旭辉要求,香港无论推广公民教育也好、国民教育也好,自称中国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都应将核心价值内化为身分认同的根本,以此来规范新移民,也以此来规范自己。沈旭辉最后警告曾荫权,假如曾荫权在余下的半年任内不处理相关问题,让它延续到下届政府,恐怕历史将记载“中港融合危机于荫权七年全面爆发”。   香港大学高级讲师蔡子强2月2日在《明报》发表文章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要求网民停止攻击。蔡子强写道:   “我曾经认为香港是世上对不同族群最为包容的一个地方,但近日事态的发展,却不容我不忧心忡忡。   因为双非婴儿和自由行政策所造成,对香港社会容纳能力所造成的冲击,因着D&G禁拍风波、港铁进食骂战、北大教授孔庆东骂港人是狗等风波,而火上加油,引来一次大爆发。据报道,上个礼拜,有本地人组成‘唱蝗团’,在广东道名店和旺角行人专用区‘快闪演出’,一边唱歌,一边高叫口号,沿途‘唱衰’内地孕妇抢床位、抢奶粉,以及旅客随地大小二便等行为,惹来内地游客不满。   至于网络上的骂战,更是无日无之。据报道,有网民甚至不单止把内地孕妇描绘成蝗虫,还设计出大肚蝗虫图案,极尽丑化的能事,甚至声称要以此制作海报,并贴在游客区,向内地旅客抗议。结果,这些消息和图案又在内地讨论区及微博疯传,造成两地的进一步撕裂。   我想大家都有责任叫停这些行为。”   蔡子强恳请香港市民:   “或许,有时我们真的会被一个人的言论,或者某些人的行为,而弄得怒火中烧,但我诚恳的希望大家,能够停一停,想一想,究竟自己正在做的,是在治愈伤口,还是在撕裂伤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文明的,还是一个横蛮的公共讨论?”   香港浸会大学余伟锦副教授认为,应“理解刊登广告者的心情,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影响,但对广告中出现的隐喻非常不能赞同。大家都是同胞,同一个国家的人,用蝗虫来形容完全不对。中国文化中有严重的地域歧视观念,不同地方的人相互歧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内地同胞来港生孩子,而是我们的人口政策出了问题”。(《港媒刊登反内地孕妇广告,市民称非普通港人看法》,http://news.qq.com/a/20120203/000050.htm)   1月31日,香港林天悟先生发表文章,题为《慎防中港矛盾大爆發》,文中除对香港人展露的情绪表示理解外,对陆港两地间的纷争忧心忡忡。林天悟先生写道:“近日facebook及网上讨论区广范流传一篇由中学生撰写的网志,题为:《自由行:八年盘点,八年得失》,一位平凡的香港少年平实地写出其成长期的八年来,看着自由行如何改香港的面貌,得与失之间,最痛恨是失却了选择权。这篇真挚的文章引起许多港人共鸣,特首高官或西环大老爷,能从中听炸弹的药引正在燃烧的微响吗?”(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96)   香港媒体具有很高的自由度,有呼吁大陆和香港融合,停止攻击的,也有煽风点火的,如刊登广告的《苹果日报》。   (二)大陆方面   大陆官方对这个事件还没有直接评论。只是香港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在一个酒会的致辞中说,对个别大陆学者的不正确言论表示遗憾。   个别大陆学者通过记者采访对此发表看法,对《苹果日报》的广告提出了批评,呼吁两地停止骂战。厦门大学周宁教授认为:“刊登整版广告批孕妇赴港生子是不冷静的行为。事件本身不是很重要,里面掺杂着双方的怨气,不需要无限放大。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事件表明,谩骂和情绪化的表达不能解决问题,内地和香港都应该反思。”(http://news.qq.com/a/20120203/000050.htm)   个别大陆纸质媒体也通过发表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表明看法。《新京报》发表大陆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秋风的评论文章《公共表达伦理何以如此匮乏》。秋风在文章中指出,孔庆东事件及香港媒体反内地孕妇广告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粗野的语言根本无助于辨析任何问题,在粗野言辞所构筑的话语场中,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相反,哪怕双方都在表达真理,这样的语言只会扩大分歧,制造怨恨、仇恨,撕裂本来存在的共同体。最终,公共空间所剩下的惟有一地鸡毛。秋风呼吁,中国社会需要文化的自觉,需要重温圣贤的教诲,思考如何做个好人,做个好公民;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尤当深刻地反省,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自己怎样做,对于公序良俗之形成和维护,才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55)   有网络媒体发表文章,对香港人的愤怒表示质疑。经济观察网发发表署名杨婷婷的文章《港人的愤怒从何而来?》,文章认为,香港人的愤怒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其优越感受损,利益受损引起,但由此而来的愤怒没有理由,文章列举了香港居民和大陆民众在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以及香港人在大陆受到的税收、教育、出行等各方面的便利和特权,反驳香港人愤怒的理由。文中写道:“他们愤怒的理由很多,但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内地人给香港人造成的困扰完全是身不由己,而且,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迄今为止,内地游客在香港停留最长时间也只有7天,如果要再呆上7天,对不起,你的港澳通行证必须拥有两次赴港有效签注,一般人的做法是从深圳罗湖出境再入境,这样你才能不被驱逐出境,算下来,普通游客在香港最多也只能呆两周。” 结论是:“比较下来,谁更有理由愤怒呢?”(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63)   网络媒体在简要报道事件的同时,也含蓄地阐述自己的立场。网易制作了一个名为《香港人发的不是无名火》的专题,从内地游客规则意识差、大陆人赴港生子是占便宜、香港靠内地施舍不符合实际、不同政治体间绝对的迁徙权不存在、尊重国情和感情不能有双重标准等,说明香港市民的诉求是正当的,批评一些大陆人的错误思维:“口水战因是非而起就需明辨是非对错。内地游客在香港不尊重公共秩序理应被批,不纳税只想谋福利反而怪港人小气,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香港有今天全靠祖国施舍’这种错误逻辑,更是压根谈不上就事论事,纯属意淫。”   腾讯旗下的大粤网则推出专题《香港这一面》,刊载“那些一直在默默传递爱的朴实港人”帮助大陆民众的高尚事迹,如筹款救助湖南白血病女孩、为广州五胞胎捐进口奶粉、香港大学生为农民工维权、香港义工玉树地震救人牺牲、香港为汶川地震慷慨捐款等,意在呼吁正面看待香港同胞。   三、香港的忧郁,中国的忧郁   盘点这次陆港间的纷争,起因是一件大陆人觉得司空见惯的小纠纷,但因为互联网的放大效果、名牌大学教授的口不择言,以及香港人积压已久的愤懑情绪,让纷争出现了扩大化、持久化的趋势。其中出现的各种情绪、各种信息,是研究香港社情民意、研究陆港关系的绝好材料。这里借用强世功教授《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中一个章节的标题《中国的忧郁》,并略作改动,作为结尾标题。   这场还在继续发酵,后续情况如何,还要持续观察。但对半个多月的观察,我得出以下思考。   (一)网络的民粹性表露无遗,破坏力很大。网络上的各种指责、谩骂,上纲上线的评论非常多,香港网友和大陆网友都不能幸免。特别是大陆网友,动辄以反华、乱港、西方的工具、殖民思想等口号指责对方,不能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和事件,延续并扩张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极端作风,民粹主义情绪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疏导,对陆港间关系的破坏会很大。对香港来说,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民粹与民意有时难以区别,另一方面是个别政党带有比较强的民粹色彩,政党和民选议员需要争取选票,政府需要聆听民意、需要民意支持,这些都限制了对网络民粹言论的疏导。   (二)香港官方、知识界反应及时,表现理性。无论是特首办公室在第一时间邀请学者、官员撰写文章刊登在特首facebook专页,还是学者们自己撰写的评论文章,无不从陆港融合、香港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这场纷争中暴露除的问题的忧心、忧虑之情表露无遗,同时,没有对网民的言论横加指责,体现了香港理性协商的社会氛围。当然,香港知识界由于其深处的地域,不可避免地要对香港市民纷争中表现出的情绪体现理解之情。   (三)大陆知识界反应、回应不够。兹事体大,大陆官方的沉默可以理解,这是大陆官方面对突发事件一贯的“冷处理”手法。但作为极其重要的公共话题,知识界、媒体不能缺场,否则会任由无论民粹主义情绪蔓延,对陆港社会造成不利影响。遗憾的是,大陆知识界的反应较为缓慢,回应也很少,即使有回应,也不是直接切入问题,而是附带涉及,或是春秋笔法,把这场纷争的分析和问题包裹在抽象的学理分析和空泛的呼吁上,如秋风的文章。网易、大粤等网站的专题,总感觉还是流于情绪表达,没有切中纷争的核心,说到点子上,特别是网易制作的专题,可能还有反效果出现。笔者认为,大陆知识界反应不够,一是可能大陆知识界对香港问题确实关注很少,研究不多,想说也说不上话;二是话题敏感,在现有的舆论空间中不敢说、不好说;三是春节期间方舟子、韩寒之争太过猛烈,相当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卷入,分散了精力,或转移了注意力。期待大陆知识界能够尽快跟上,对这场纷争发表见解。   (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正视和化解。我对这次陆港间网友纷争的基本判断是,直接的导火线是香港市民对大陆游客的观感问题(大陆游客不知道或不受当地的规矩),利益冲突是背后的原因,但香港学者和部分香港人(以及部分大陆人)将问题深入到了价值观层次。这次纷争中体现的利益冲突,已经表露得较为充分,如香港的房屋价格由于大陆富豪涌入价格飙升、“双非”孕妇导致医疗资源紧张、大陆人子女到港上学导致学位紧张、大陆人遍及香港各个角落导致香港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大陆人到香港购买物品导致香港商品价格上升或短缺(如抢购婴儿奶粉),等等,都被展现了出来。应该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在政策层面得到解决,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香港学者和部分香港人提出的价值观问题,倒确实是陆港间交往、融合的一个很难解开的“结”。如前所述,沈旭辉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香港核心价值来同化大陆移民的问题,林天悟先生则大篇幅转述了一个普通香港中学生撰写的、影响很大的《自由行: 八年盤點,八年得失》,这里摘录其中两段尖锐的表述:   “这些人(指大陆人——引者)样貌看起来也许跟我们差不多,但骨子里我们截然不同。我们讲究规矩,他们讲求人情。我们或多或少会顾及自己面子,他们不会,遑论其他人的。有次我在尖东目睹一陆客与一西方人争执,为什么争执我不清楚,但有两件事我仍历历在目:那内地人的嘴脸,和那西方人走时那句‘Bastard, I swear I will never come here again’。”   “大陆人的人,听着:当我们承受并接受他们的一套时,我们自己的价值便没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自己的词汇,用上一些奇怪的词语如‘打造’、‘素质’,然后便会是繁体字、礼貌、法治……我们只会变成大陆般。融合,应是各取所长,不是跟大路攞个Mean。”   这种论调、这种情绪是大陆所担心的,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大陆将这种情绪和思想界定为香港部分精英仍然有“殖民地思想”,缺乏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而香港的部分知识精英将这种思想界定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香港的特色和长处(不同于大陆)所在,香港最担心的就是朝大陆化迈进。麻烦的是,双方还搭建不起理性沟通的平台。从这场争论看出,这种思想已经蔓延到民间,不排除会获得民间基础,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是中国的忧郁,也是香港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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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温家宝广东重提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

   核心提示:1.做好村委会直选,最基本的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2.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2月3日至4日,温家宝到广东省走访企业、村庄,考察人才市场和海关物流园区,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强调,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1月3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往各地各部门征求意见。2月3日至4日,温家宝到广东省走访企业、村庄,考察人才市场和海关物流园区,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农村办事要由农民作主   4日上午,温家宝来到位于广州市城乡结合部的白云区江高镇水沥村。这个村现有3960亩耕地,人均近1亩。全村以种植红葱、韭菜为主,去年经济总收入达到8000多万元。村子里人们正忙着分拣、捆扎准备上市的葱和韭菜。温家宝与热情的村民亲切交流,详细察看村庄建设、耕地保护和农业生产情况,并与四邻八村的农民座谈。   江高镇大田村谢永科在座谈时反映,有的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还有“拳头比较硬”的人对村民选举有影响,不能把真正优秀的村民选进班子。   温家宝说,村民自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村管理的重要形式。我们一定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做好村委会直选,最基本的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应该看到,绝大多数群众是有眼光、有识别能力的。群众不仅会听你怎么说,而且会看你怎么做。我们反对利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等不正当手段破坏和干扰选举,对这种行为应该依法依纪处理。   在讨论到村里要开展的一些建设时,温家宝说,村里的事务要坚持由村民作主,一切相信农民,一切依靠农民,依靠村民自治搞好农村社会管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农民作主流于形式。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有的乡村干部一开始说老百姓都是同意的,但后来闹起事来发现老百姓并没有同意。因此,农村办事要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要由农民作主。这是大道理,要管一切小道理。   村民们听着温家宝的话,频频点头,不住插话表示赞同。   耕地保护一寸都不能松   江高镇水沥村沈德洪等反映,希望能将现有的基本农田批一些给村里建冷库、办加工厂。钟落潭镇寮采村萧建星说,村里发展农业旅游观光,要建一些游客休息室、农民培训室、会议室,希望批一些建设用地。   温家宝说,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作为农民的财产,这个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   温家宝说,土地既是农民的财产,又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没有土地就如同工厂没有机器。我要肯定水沥村,离广州这么近,还能够保有人均近l亩的耕地,相当不易。对这块土地,农民要十分珍惜。我常讲,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水沥村没有土地就没有红葱,也没有韭菜,更谈不到深加工。   温家宝说,广州作为一个大城市,要有自己的“菜园子”。城市建设要考虑郊区农业用地,不能让每一个城市都没有郊区,都是高楼大厦,都是工厂,然后吃菜都得从外地运,赶上冰雪天气,菜就断了,价格飞涨。只有农业稳,粮食产量稳定,蔬菜产量稳定,物价才能稳定。农田基本建设资金要给郊区土地更大的比重,支持农民把地养好、养肥。   温家宝说,我今天在耕地上是一寸都不放,一口都不松,可以说寸步不让。希望在座的同志特别是干部能够理解。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农村要保持田园风光   在讨论到农村盖房、发展乡村旅游等问题时,温家宝说,谈到农民盖房,这应该说是政府工作的不足。对农村盖房应该有统一规划、多种设计,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南方不少地方农民的房子已盖到第四次,就是盖了一次拆一次,再盖以后发现还是不行,结构不合理、式样不美观,又要拆。财富是有限的,你可以用在生产上,用在其它地方。如果一开始就把农民的房子规划好、建设好,内部设施可以修缮、可以改造,但不至于推倒重来。因此,在节约土地、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帮助农民盖好房,需要各级政府引起重视,认真考虑。   温家宝说,农村发展旅游观光要坚持农村的特色,保持田园风光,这是基本的取向。我们的指导思想要端正到这个上面来。办乡村旅游,应该让游人住到农民家里,吃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如果把农村搞得像城里的公园一样,还叫乡村旅游,那是假的。我们千万不要干拆了真的造假的那种傻事。   大田村谢永科还说,他们村边的河流污染20年了,村民们最期盼的是把污染问题解决好,让周围的农田灌溉得到保障,让农民生活居住有一个好的环境。温家宝说,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面临着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状况。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是乡镇工业和生活废水,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肥、农药。现在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再不重视、再不加强治理,将会成为一大祸害。即使农民有钱了,生活富裕了,但是生活的条件恶劣了,水不能喝,种出来的东西人家不敢买,连自己都不敢吃,那就是更严重的问题。你的意见非常中肯,非常重要。农村的污染问题需要抓紧治理。   稳定进出口政策   4日上午,温家宝考察了广州白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业务办理大厅,与物流和进出口企业负责人座谈。   广州纺织工贸集团公司李志新等说,今年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主要是外需低迷,特别是欧盟需求减少,订单在下降。另外,出口企业成本提高,竞争压力加大。他们提出了稳定出口退税政策、对进口高端设备给予保税等建议。   温家宝说,面对严峻的形势,企业要特别注重提升竞争力,包括加大研发力度,培育自主品牌,调整出口结构,开辟新的市场。进出口政策要总体保持稳定。如果要做调整,也应当是鼓励性的多于限制性的。这个信息要尽快传递给广大企业。   温家宝特别强调,现在欧洲面临债务危机,我们要从战略上考虑对欧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一方面,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欧洲。另一方面,欧洲又是我们引进技术的最大来源地。从这个角度看,帮助稳定欧洲市场,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要让社会各界了解这一点。   毫不动摇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白云电气集团公司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历经30余年,从广州市郊的手工打铁铺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电气系统集成服务商。2011年,公司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   4日下午,温家宝来到这里考察。看到白云电气的巨大进步,温家宝十分高兴。他对在场的职工们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白云电气,也没有白云电气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没有国家的今天。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各项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都取得巨大的进步。   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话我以为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剧烈,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我们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毫不动摇、永不停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根本思想路线。这一点不会变也不能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我们的人民才能不断增强为国家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必将贯彻整个现代化进程,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我们的民族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昂起头来,坚强不倒。   温家宝的话使大家倍感振奋,职工们围上前来,争相与总理握手、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加了考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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