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一、焦虑纠结的社会情绪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成为社会的焦虑议题。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具有 重量级的和影响力的作者，甚至对一些执政党的重要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如稳定压倒一切，如中国特色的国情，有的作者对中国革命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中共领袖人物的人格凌辱，怀疑论和阴谋论盛行;还有对一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质疑，有些作者，找出了当年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的领袖的讲话和新华日报等媒体的社论，证明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不想搞民主，质疑共产党的政治诚信，置中国共产党于道德洼地之中。 　　执政党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对这方面的话题做出回应。笔者以为，主要原因一是问题的敏感，国内面临的问题不少，执政党并还不愿意在敏感问题上陷入争论;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机关和相关媒体既有的话语体系，也不方便对这些缺少研究和共识的话题做出回应;三是体现了执政当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管控还是宽松的。 　　二、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西方政治经济的乱局引发新的思考 　　(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大发展大进步伴随的深刻和巨大的社会思想危机，然而世界也不太平。无独有偶，21世纪走过10年前后，西方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英国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尚未平息，伦敦骚乱接踵而至，法国这些年多次发生由罢工抗议活动衍生的暴力事件，2011年又发生了诸如印第安人处境等社会动乱和暴力事件;最为稳定的北欧挪威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事件;美债和高失业率引发了美国持续的“占领”运动，一系列国家陷入了“欧债”危机，特别是希腊的大规模罢工抗议浪潮，债务危机随之扩大到西班牙、意大利。西方国家大都经历了较长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政治、经济制度相对成熟，这些乱局的出现，一定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表明了西方政治制度内在矛盾难以化解而外化成社会冲突，“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年轻人和普通民众为主体，从中所表达的讯息，已经突破了对社会局部问题或现象的不满，而指向美国少数利益集团和金融资本控制国家决策的根本政治制度，看似完美的美国民主并不能公正和有效的解决美国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从美国两党对抗的民主政治模式中，更多的是政党之间为获得执政权的角力，和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利益，民众的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并不是政治人物所真正关注的。人们更多的从“欧债”危机中，特别是民主圣地希腊危机中的社会的民主困境：人民在没有足够的财富创造的国情之下，希冀高收入、高福利，拒绝紧缩过紧日子，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因为人民手中有选票，政治人物当然在意人民的选票，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社会的政治人物不惜借债、透支、甚至破产也要“尊崇“民意，以获取选票，可是当一个国家破产的时候，民主还能不破产吗?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中，看西方民主政治的“民意”与“决策机制”的博弈的无奈：一是议会政党政治主要反映特定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无论政党如何轮替，广泛、分散的民意最终很难影响最终的政策选择和决策;2011年11月22日，为削减赤字量身定制的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超级委员会”)21日正式宣告未能完成历史使命，美国“超级委员会”的溃败，体现的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治国经济理念上的巨大差异，美国政界学界无不慨叹，华盛顿错失了一次使国家重归财政可持续道路的黄金机遇;二是广泛的民意，无法为决策结果负责，希腊民众不愿意过紧日子，各层各界民众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并不会给国家、政府、社会危机带来什么解决危机的任何结果;三是民主政治如何克服特定时期社会强大的集体非理性，当这种非理性与选举季相遇时政治人物只能为选票牺牲理性;四是民主政治如何解决多数意愿下的“不专业”。全球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具体制度实际上都面临着亟待“修正”和完善空前窘迫的境地。 　　(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机遇期 他国多事之秋，对中国而言，当然不能见猎心喜，但是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西方制度运行过程中既有的矛盾和问题，西方的民主政治正在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上，中国正好处在创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机遇期。所谓机遇期，一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有可能与西方已有的民主政治制度区隔;二是根据“后发优势”理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吸纳其他政治文明的精华，扬弃其糟粕，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三是中国共产党已有的政治经验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当方向明确，试点成功，认识统一，时机成熟时，具有在较短历史期间建立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完全可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和具体制度，只要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特征，都可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造的借鉴。 　　三、国际竞争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制度选择 　　(一)中国的开放融合态度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划线 　　中国的秉持开放融合的国策是真实的，然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仍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划线的明显痕迹。这就促使我们更加看清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存与亡，荣与衰、尊与耻的斗争和较量。以中美关系为例，1993年美国在公海上公然拦截检查中国商船、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南海撞机而拒绝道歉，频繁的南海的抵近侦察，周而复始的售台武器……一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傲慢，西方集团政治人物里根、克林顿、萨科其、陆克文、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新近曾担任美驻华大使的洪博培扬言“take China down”都是从骨子里透出对中国的不安、防范和敌视，一些西方组织如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评选授予中国的反政府人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在羞辱中国。中国在开放中的参与者国际竞争，面对的是无形和有形的“八国联军”，若隐若现的西方政治联盟。西方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在地化，公然实行双重标准，国境之内，西方自家圈子之内，是一种标准、一付面孔，出了圈就变脸，就搞双重标准。 　　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自以为是死守一种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抛弃国情搞全盘拿来主义，都不是一种理智和客观的态度。如何回应国内长期存在着对西方制度特别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认同的思潮，笔者不简单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发展，以其无可争辩的国力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不能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优势，包括其民主政治制度的优势。但是笔者更加期待民众能够形成以下的共识：好的东西是人家的，好的东西一定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别人好的东西，一旦变换了时间和空间，未必就是好的东西。学习先进的东西，主要是学习她的精神，比如选举，选举的精神就是政治竞争和人民对执政者和选择和委托，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操作方式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国情条件。在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搞领导人直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由13亿大国搞直选，一定会有巨大的国情差异。并不肯定哪一种选举方式更好些，关键是在特定的时空，哪一种方式更适宜些。 　　(二)对理念和制度的理性态度——没有最纯，没有最好 　　揭掉意识形态标签，政治治理是不同文化文明层面的交流和融合。笔者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解放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充满着对社会大多数弱者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完整系统地建立了对赤贫者、被剥夺者寻求出路和救济的思想体系，充满人类高尚的人文精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精确的关于生产的理论，是保障强者利益的理论和规则，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是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两个有力的“轮子”，虽然有力，但是并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能消弭社会业已存在的巨大的利益差异和社会矛盾，并最终引发社会的爆炸性毁灭。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拯救了资本主义，她的理论及其实践，为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改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和理论准备，西方的宗教文明加之在现代社会矛盾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资产阶级对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的“修正”。关于当代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应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的极大关切，也是源于泰勒精确的“科学管理理论”及其制度不能缓和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要奉行惟我独尊的思想和文化，在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一元是不现实的。没有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没有纯而又纯的“主义”，融合、交流、相互吸收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基本规律。纯而又纯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正是中国的实际与马列主义的结合才造就了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 资本主义在处理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上正上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了巨大有营养，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未发生破裂。“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概念和理论模式，但“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经济繁荣、民生富足、风俗善良、环境良好”都应当是先进政党所追求的。 　　(三)民主政治与“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并不神秘。普世价值是在“应然”层面的东西，是寻找人类社会的基本理性。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文明中应当普遍认同的社会基本理性，是全人类关于社会价值可以普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有共同的文明，就有善世价值。“最大公约数”就是经过了不同文明和文化选择与博弈的社会基本理性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普世价值应当存在。各种政治对话就是寻找普世价值。追求普世价值本身就表明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存在差异。寻求普世价值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赖以支撑的社会理性、国家理性和世界理性。漫长而艰难的求索之路。当然，我们十分清醒，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普世价值，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关联的意识形态。还以美国为例，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输出本国的价值观，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又奉行实用主义政策，实行多重标准。没有必要因为美国的不良示范而放弃认同普世价值，认同普世价值，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什么是普世价值?抽象的解说不如例举，中国历来是立法和行政的高度一致，但也有例外，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是中国认同了两个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两个公约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就是普世价值，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第一个公约，而第二个公约至今尚未批准。说明第二个公约的有关内容，中国仍有所保留，按照程序，行政机关的签署只是政府层面的意愿，人大未批准即并未形成国家意志，第二个公约的状况，说明了“普世价值”也有一个沟通的认同的过程。当然，对一个政府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立法机关未能批准，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个案要，长期未能批准，压力在中国一边。 　　(四)民主政治仍然是当今世界通常的治理方式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不是想与不想，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执政者必须运用的社会治理机器。尽管民主政治并不是无上崇高的东西，但是民主就是一个可能实现社会公正工具，之所以说是“可能”，并不是说民主政治必然带来社会公正。笔者以梯子和苹果喻，民主是一把梯子，公正是树上的苹果，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摘到苹果。民主政治本身只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以同样是亚洲大国印度为例，印度的民主政治形式无论是从理念和价值认同，都更接近于西方，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同样无法遏制印度极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国内经常爆出各种腐败大案，组织一个英联邦运动会，场馆建设劣质低效，贪污腐败成风。尽管民主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全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别的其他任何治理方式，都存在的比民主方式具有更大的缺陷和更高的风险，民主的最大功能在于防止执政者的懈怠。所以，是否实行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已经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社会的品质和正当性，因而成为现代社会政党政府不可回避、必须面对和运用的治理方式。不民主的社会，就有了恶质的规定性，不民主的状态下，产生“恶”的结果是必然的，在不民主的社会，即便是一时的局部的好的结果出现，也不会是全局的和持久的。民主是社会治理的可供选择的基本工具。因当指出，民主的精神、价值具有普世的意义，但是民主的具体实现方式应当具有多样性。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中国政治制度中“集中”、“集体主义”、“一党主导”的特质，仍然可以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方式，仍然具有自己的完善空间，并没有理由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推断为专制、独裁，或做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水火不容的结论。 　　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民族的和现实的基点 　　(一)“中国模式”的辨析 中国现在政治制度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法学或政治学理论体系去描述?执政党的政治或法律文献乃至宪法都有了成型的论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其相对应的具有竞争特点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政治，成为知识界、民间颇有声势的政治诉求。即便是国家的宪法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作了规定，民间是不是认同，知识界是不是认同?港澳台是不是认同?国际是不是认同?坊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诸如：“一党专政、一党执政、专制政体、独裁、开明专制……”上述这些看法，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包容的，还是排斥的?回答这一问题是困难的?中国的当前政治制度，当然包含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和运作方式，但又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有极大的差异，即使用西方的经典政治学理论体系去分析，也不能得了简单的结论。 　　当今“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发展独特现象，说她不是“模式”，她又如此发挥作用，说她是“模式”显然也没有产生较为一致和普遍认同的成熟模式，也难以进行抽象概括。这就表明“中国模式”的提法，还没有关于“定性”的说法。因为“中国模式”还在过程之中。但是，中国模式看似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提法，其背后当然包含了政治制度的内容。因为政治制度影响或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和品质。之所以没有定性的结论，也因为中国模式既给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国际综合实力、竞争能力、国际地位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优势，但同时，在中国模式之下，也产生了丑恶的、腐朽的、破坏性的恶果。快速发展，伴生问题，伴生问题又影响的损耗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为此，社会要不断的支付修复成本，在有些方面如资源、环境的损害，有了社会财富仍然是不可修复的，于是成了永久伤害。为中国模式大唱赞歌，或认为中国模式一无是处，应当颠覆重构的观点都是片面和偏激的。 　　(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点 是不是要拿英、美、日、俄等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做参照，中国民主政治在理论体系上和具体实践上，令一大批学者专家陷入焦虑，也令一大批有识之士对国家民主政治的未来陷入迷茫。老左派、老右派、新左派、新右派无休止的争论陷入了无助于中国民政治模式的选择和建设的泥沼。笔者以为，首先，应当站在一个民族的，现实的基点之上。 　　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具体制度的设计，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模式?而不是更多的要不要民主的争论，我们可能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推倒重构，试图寻找一个西式经典的民主政治模式，如或实行总统制，或实行议会制;二是“结合型”，中西合璧，制度移植，克服排异;三改造型，在现实基础上的改造的提升。笔者倾向改造型，就是并不以他国的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为参照，因为各国具体的制度是各国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照搬肯定不行，简单的移植也不行，真正可能成功的是借鉴和改造。 　　民族的基点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笔者试图从“常识、常理、常情”的角度，表达个人的见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就是回答人类社会发展的向何处去?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答案就是“民本，小康，大同”。“民本”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小康是发展的阶段目标，大同则是发展的臻于完美的理想的终极目标;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另一层次是通常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生社会生活环境的理想，那就是“中庸、和谐”的理想，中庸就是一种稳健的治理方式，和谐就是一种社会状态，中庸和谐的核心价值是秩序。中华民主政治模式探索不好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后机会，但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机会，是对人类莫大的贡献。以大陆为中心中华民主政治制度，不同欧美，不同中东，不同东南亚，也不同华人社会的港澳台，中华政治文明一定是以儒道释精髓的传统文化，以世界政治文明、当代世界和中国政治实践三结合的产物。以大中华的统合气概，抽掉意识形态的偏见，可以汲取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认同政治文明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产物，具有共同文明的普适性。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决不以西方的模式为心灵的桎梏。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博弈是壮士割腕，也是借钟馗打鬼，这是一个成熟政党的应有的执政勇气。斗争和妥协，都是为了既定目标的实现，比如，有关国际法和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妥协，就是找出政治上和经济上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倍数。 　　现实的基点就是国情要素，特别要强调的是政治资源是国情要素。笔者以为，国情不完全是自然资源、人口、环境，国情还有一个社会政治力量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有效执政60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何尝不是中国的国情?!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远远大于经济体制改革发，执政党和民众都要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的焦虑征，审慎、渐进地制订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中期、近期目标，规划渐进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在中国选择民主政治的制度或模式，试图无视这一国情，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边缘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五、中华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历史视野 　　历史并不完全决定未来，但是历史一定影响未来。历史以其文化，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精神和价值观;以其不同政治的力量对比，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治理格局;以其不同阶级阶层的资源和财富占有，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政策设计和政策选择。没有历史观就没有发展观。 　　(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是中华儿女励精图治、不懈追求的历史伟业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是最早喊出的“振兴中华”民族强音。中国共产党是“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者，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实现了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包括宪法，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的提法表述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2001年江泽民先生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中明确提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结语部分再次提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共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句目标性的政治话语，其中包含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涵。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历史深刻的影响中国，然而，近代中国的100年历史决定当今中国的命运。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像中国这样100年来经历的屈辱，经历的国破、家亡的境地。从屈辱到兴盛的百年历史，昭示所有的中国人，中国的一体化是保持中国国家合力、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向心力的命根子。中国人从来不健忘，尤其对国破家亡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并没有让那些发达国家开放资源，开放科学技术，国家仍然划定边界，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核心要义。 　　(二)从救亡图存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执政60年，改革开放30年，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共正在领导十三亿人民进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裕。 　　一个让世界无法回避和现实，中国发展了强大了，西方国家很不舒服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些有趣的事情，六十多年前中国的蒋介石政府人民买粮食用麻袋装金元券;六十多年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号称富人俱乐部里西方八国集团，有成员国希望中国参与他们的圆桌会议;从历史上的中国从来就是列强谈判桌上的牺牲品，到成为六方谈的主席国;在航天、航空，信息技术、重大装备制造，重大战略武器研发方面，金融储备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走的路是西方二百年所走的路。 　　(三)建党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三个转化 ”一是中国党已经实现从革命、斗争年代向和平建设年代的战略转化;二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增长为目标，到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保护和尊重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重大转化，这一转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转变，这是的中共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核心内容，初步完成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的理论体系;第三个转变是从个人权威的人治，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转变。 　　(四)“四次转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接受挑战 关注20世纪新中国的四次转型。1949至1956年，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1957至1965年，执政党政治路线，发展方式进入傍徨混乱期;1966-1976政治路线和发展方式进入全面混乱和崩溃期;1978-至今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主要时代特征全面社会转型。为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最为倚重的修复社会创伤的思想路线，其中最为核心的内涵是“人民幸福、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五)坚定、勇敢、审慎迎接第五次转型挑战 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和政府也面临转型社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希冀社会公正、消除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声音空前高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也可以认为是有别于其他华人社会的中华民主政治模式，或许会成为执政党、政府和全体人民接受第五次社会转型探索的挑战。执政党除了坚定、勇敢、审慎地接受挑战外，别无他途。 　　(六)从单一执政向“主导共治”转型 笔者不主张民众去设想一个似乎很经典、很完美模式。看起来很美，可能是充满对抗的模式作为中国的民主政治选择，说起来更美，用起来没法用。就像用法兰西一流的民法学家，给非洲某国设计一个完美的民法典。 　　中国大陆的政治文明包含诸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不接受外族强加之物，可以主动拿来;不照搬照抄西式民主但可以改良改造;不搞大轰大嗡的民主运动，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推开。中国的民主政治既要有高层(顶层)设计，更要十分重视具体制度设计。让民主制度来得稳一些，好一些。 　　对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叫“执政党”，这当然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以为更为准确的说法和考量未来政治发展的前瞻，把中国共产党称为“主政党”更好些，其含义是“主导执政”的党，与“执政党”并无太大分别，但更为科学些。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发挥主导作用。从当下的政治实践看，党外精英已经开始实际参与国家政府事务。国务院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委科技部和卫生部行政首长是党外精英，按照《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务和卫生事务由党外行政首长负责。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除了国家安全、军事国防事务，会有更多的党外精英参与各级政府的领导事务。执政党的提法，容易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一党包揽所有事务。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政党精英、社区精英、行业精英、乡村精英组成的政府、社会和行业自治组织共同治理国家和社会。保持主导，秉持开放。一党主政，多党参政，民主推举，政治协商，人民参与，精英共治。主导共治是单一执政的升华，也是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升华。 　　六、有效治理是当前优先的政策选择 　　(一)政治实际上就是治理方式 政治有三大要素:一是价值，二是程序，三是能效。价值是执政者的道义追求，回答执政为什么?为了谁?要给委托者带来什么?既然是道义层面的，价值也可以表述为理念和理想的元素。学者经常说的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公开、公正、法治都是道义上的非物质的元素。虽然道义是非物质的，但却是指引程序和效能具有正当性，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民主政治绝不是仅仅表现为价值、理念，民主政治是要对国家对社会展开有效治理，有效治理是民主社会能否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枢纽。在快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在社会变动期，发展中各种进步与问题相伴相随，优势在发挥作用，问题也相伴滋生，各种不确定因素活跃且复杂，社会各结构脆弱，文化和价值观混沌，各种突发事件极有可能酿成社会的动荡。如果民主仅仅体现崇高价值和先进理念，人人有民主，家家有诉求，只有利益，没有共识，社会无法运行。 　　民主最为困难的是社会有序和有效运行，有序运行必须遵循一定程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有效运行就是保持有度的政治竞争而又不能陷入政治对抗。社会和政治一旦陷入对抗，就必然伴随着不理性，政治对抗的结果一定要虚耗社会成本。 　　即便如此，笔者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立即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好看的民主制度，而是实现对社会运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有效掌控。有效掌控，是一种强制力量的配置，本身并不具有高尚的社会价值，但却是当下中国所必须的。 　　(二)纵深的社会发展和不断攀升治理难度 公平正义的实现，比获得温饱要困难许多，在转型期，民众的思想文化多元，价值观的飘移和不确定;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的强化，普遍的对追求物质满足的焦虑感;高层次的心理层面的需求，表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获得尊重的渴求;各种利益冲突加剧，政府陷入空前的民主、效率、廉能的三大考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层矛盾呈现出两难或多难的法律或政策抉择。不确定性，缺少稳定的社会理性和社会运行的高风险是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利益和财富的追求过程中，全社会都处于躁动之中。 　　(三)分散主义的风险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长期形成的隐性有力的集中主义 。皇权、宗法权意识带来的向心力，儒家的忠孝思想，可以表义的单音字，均衡稳定、以笔画和结构为特征汉文字的构造，中国的国家名称，确立中心以及对中心的附着，对中心的归化，对家族家长的孝敬，对国家的担当，都是中华文化集中主义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主义无处不在，有些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 　　历史的中国是以皇帝之权为中心的行政权，中国的现实治理仍然传统是行政中心主义，而不是司法中心主义。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风险之一是分散主义的盛行，减损破坏行政效率，影响社会有效治理。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现所肯定的民众个体利益对社会公共(公众)利益让渡甚至牺牲的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道德层面弱化，在法律层面也未有支撑。潜规则与社会的法治状态优劣成反比，潜规则比起明规则(法制)起反向作用。潜规则盛行的时代法治的状况就越糟糕。即便法制完备，并不意味法治良好，人们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执政者，内心并不确认法治权威。在建立法制，厉行法治的同时，大力破解各种潜规则，揭露扼止潜规则的危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当前社会管理貌似集中，其实已经相当涣散，法令不彰、政令不通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如果陷入不可控的民主，中国社会可能解体。革命话语体系中对社会管理的所谓“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提法具有片面性，一方面，社会不能形成某个社会成员或集团独占利益，同时，也不能形成只约束一方的“单域秩序”，社会成员应当共享利益也要共同维护秩序。要维护既有的社会分工，使社会阶层形成相互的利益让渡和必要的协商和妥协。 　　中国搞乱的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培育了一大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政客，政客只会描绘出一幅美好浪漫的政治图画，由社会和民众支付无限成本;全民政治化，无休止的争论，不同政客拥有不同民众和不同媒体，社会对立和政治对抗;争斗不能妥协可引发分裂和内战。 　　中国会被谁葬送?一批腐败官员、一批不接中国地气醉心当跟班的民主伪娘、一批极端的民粹主义者;还有一批新时期有文化的反社会激进者的流氓无产者，这四种人最有可能葬送中国。 　　(四)什么是有效治理? 理念、制度固然重要， 在政治运作中，人们有必要关注“有效治理”的问题。“有效治理”与理念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未被学界所重视。“治理”更多属于技术范畴，是统治术、是统治机器的驾驭。学界的思维，更多重视理念、价值、制度。需知好的理念可能生成好的制度，但好的理念和制度并不一定带来“有效治理”。 　　什么是有效治理?社会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均衡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关系。就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按照既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有效有序组织各种资源，满足基本民生和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社会重大事件，救助重大自然灾害，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有效治理可能脱离于“制度理念”自主发挥管理效力，不好的理念制度，可能出现有效治理，好的理念和制度之下，也可能出现治理的混乱和无序。有效治理，一是突出的是管理效率、管理力度、及时和快速显效;二是决策时只运用简易程序了，甚至缺乏应有程序;三是有效治理可能出现集中决策，决策圈子过小;四是有效治理有时可能背离通常状态下应当遵行的价值和理念。尽管如此，在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有效治理是一种“次佳选择”的治理方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应当接受“有效治理”之下，可能出现的社会成本的支付。 　　(四)有效治理的优先政策选项 从有效治理角度，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政策选项是什么?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并不是即刻进入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而是就“有效治理”的政策选项确定若干顺序。具体的建议是1+2+2治理选项。1是安全为先，加2是民生和社会管理，再加2是廉政建设和全面的民主政治的改革准备。第一顺序仍然是国际斗争和竞争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台湾、西藏、新疆问题，这些竞争包括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竞争、特别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的资源性竞争，关系民生的对外贸易的竞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货币竞争;第二顺序仍然是民生中的急切议题：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经济面临的衰退和通胀威胁和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民生问题着重做好农村农民耕地的保护,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拆迁权益的更为严格的保护;加大资源投入，大力促进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建设;扩大城市困难人群的救助性就业;均衡医疗卫生的资源，大力整肃行业风气，保障民众健康权益;平抑影响中低收入人群生活的物价;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等社会问题;第三个顺序是社会管理、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第四个顺序是较好解决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恢复执政党社会公信力;第五个顺序，选定民主政治建设先行先试的领域，以着手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准备条件，解决好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各级政务官产生的问题和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和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现阶段，中国没有太多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七、民主政治改革的未来展望 　　笔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持有审慎乐观的态度。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理性;基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基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各种社会运行风险中，政治体制的变动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政治体制的变动具有最高的社会运行风险。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某一个时间点宣布“开启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说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伴随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停滞，如以裁减合并为特征的政府机构改革，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如政府信息公开，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制度化，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行政许可的简化，重大立法的民主参与，民生政策的听证制度。所有这一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未来30年、50年之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成熟，并不要有若干事先设定的结局，我们可以秉承更加开放的态度，在以人为本、有利国家、有利民族、有利社会，合乎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形成宪法共识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民主政治制度，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的更的贡献。我们完全有信心，从健全和扩大党内民主，到建设社会民主，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宝贵有效经验，以中华文化的高度智慧，以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全民族的自信和合力，共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当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时，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能否趋于成型，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崇高政治文明的伟大政党。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秋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 进入专题 ： 道德危机    ● 秋石       在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变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应该怎样评价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道德总体上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单纯道德评价的范畴，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成就的评价，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评价我国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立场和方法论          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     1.价值观立场。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精神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把道德本体化和独立化，忘记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制约，其独立性只有相对意义。评价道德的价值是正还是负、性质是善还是恶，总是具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方面，看决定道德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方面，看道德对相应的经济基础起作用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从这个基本价值观立场出发，评价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性质，就要放眼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     2.认识方法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在道德领域，所谓整体的普遍联系，就是道德在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历史变革总进程中的状况，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方面。这才是反映本质的道德现象。     3.历史视野。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同向还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静态的无谓争论，只能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人类道德进步的总趋势并没有根本逆转。道德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深刻认识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          二、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     1.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     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     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变革的道德，也给予经济发展以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与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2.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崭新道德，以及不断开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又反过来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营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第一，经济的发展进步和道德的发展进步之间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辅相成关系，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的道德思想武装人民，用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励人民，用优秀的道德榜样引导人民。     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提出了“五爱”的社会公德规范。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和焦裕禄的活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坚持对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就作出新概括、任务作出新部署。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集中阐述和部署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任务。党中央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制定下发了世界政党史上第一部由执政党制定的专门部署道德建设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以及深入贯彻落实，使全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更加自觉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和全社会重视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     第三，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第四，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     第五，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事实证明，我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向的，道德建设的成就，在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检验社会道德状况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证明。          三、我们面临的道德考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些考验，也必然会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     1.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2.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一，道德发展滞后性的原因。道德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同向的，但决非简单同步。旧的道德观念将长久地影响人们，而新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规范，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既是宣传思想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艰巨任务。     第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道德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最为群众诟病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虽然表现为官员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权交易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比如，屡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企业和商人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风险急剧加大，而社会征信等信用体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击的见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向“陌生人社会”文化不断转变，而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比如，让人忧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现象，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心态，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扭曲。     第三，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全相适应的原因。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第四，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的原因。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引起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的亢奋、躁动以及持续、深度的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般传播开去。而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场合、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关注报道的对象。但是，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会上，有哪一个动情至深而泪流满面的听众，能够赞成我们的社会已经全面道德“滑坡”的论点呢？     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道德问题警示人们：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进入专题： 道德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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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进入专题 ： 经济学 中国经济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接受了记者专访，他详述了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幻灭与盗火          记者：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是30多年来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经济学者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中，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何种状态？     吴敬琏：在改革开始前的30年，现代经济学被官方看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吸收借鉴其中合理成分的建议，却因此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那些年的中国经济学舞台上无所谓现代经济学，也无所谓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     当时，中国经济学家们主要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基础上，使用着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致力于宣传、解释当代的官方经济政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部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前苏联教科书，主要的教授也换成了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年轻教员。那时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仿照苏联的榜样，建立起以实行集中计划经济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列宁语，一些东欧经济学家称之为“Party-State Inc.”），中国就能很快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时能够继续经济研究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记者：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苏联发展的轨迹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形势和经济政策有何变化？这些经济政策导致了何种后果？     吴敬琏：变化发生在1956年，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赫鲁晓夫却公开了斯大林时代的可怕真相，中国也开始反思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建议中不少包含着程度不等地引入市场作用的改革内容。然而，毛泽东选择了方向相反、更为“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相继而来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是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中，上亿人受到残酷迫害，建议过部分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     1976年，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真实情况开始大白于天下，使得对毛的中国寄予极大希望的国际左翼人士（如罗宾逊夫人）陷入惶惑和失落，而长期生活在毛体制下的党政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却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他们深知，灾难的根源正是和这套体制相伴随的荒谬的政策，于是开始了向外国学习，寻求有助于挽救危亡和实现振兴的方法。     记者：机会初现之时，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经济学界隔绝良久，他们是如何取经的？政府在没有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改革是如何开始的？     吴敬琏：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经济学家最初的学习对象，则是东欧那些比较早地踏上了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孙冶方、于光远等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经济学家访问了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979年和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Ota Sik）来中国讲学。他们打开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其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即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些许市场力量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一度为人们所推崇。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吸引力。     不过，他们运用的某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使中国经济学家耳目一新，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更系统地学习现代经济学，从中汲取更多营养的愿望。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学习“国外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连续举办了三个大型讲习班；此外，大批学者选择了去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留学或者进修。还有一批中年经济学者，像赵人伟教授和我自己，当时已经50岁上下，仍然到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重新学习经济学。     不过，当时中国或还没有形成一支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专家队伍。中国改革采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即没有预设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时期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在广大农村，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包”（即租）给农民耕种，实现了农业经营的私有化，“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2.恢复“财政包干”的办法，向省、县政府下放权力，实行分级预算、收入分享，形成“地区政府间竞争”的格局，使它们不是压制而是支持本地区（省、县、乡）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3.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降低贸易壁垒，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私有企业的产生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命令经济的僵硬体制，给民间创业让出了一定空间，使蕴藏在中国民众中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迸发而出，使经济秩序很快恢复，中国经济也重新表现出活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改造，中国经济整体仍处在“旧的”经济体系（计划经济）已经被突破，新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尚未建立起来的状态，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          “摸石头”与理论自觉          记者：经过大规模的留学和进修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重新融入世界主流经济学，他们如何大规模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中？     吴敬琏：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支配着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这种经济制度天然地倾向于用大量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有企业的盈利；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以致在1979年-1988年的十年中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88年中期那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败坏了改革的名声。第二，强大的命令经济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经济“双轨并存”，形成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使利用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力谋私利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通货膨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大众的极大不满，导致1989年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停留在没有预定目标的状态。1984年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要点是：1.“过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2.“通过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但上述决定并没有对改革的目标，即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出清晰的界定。     好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逐渐成长出一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们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于是，进入了中外经济学家共同探索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新阶段。     记者：进入新阶段之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做了哪些工作，成果如何？     吴敬琏：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外合作项目，是1984年世界银行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组织的对中国经济的考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世界银行的国际专家团队写出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考察报告，受到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     1985年是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和基本路径的年份，发生了三个重要事件。     1.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三位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研究生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由楼继伟、郭树清等九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并很快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这份“规划构思”用经济学的语言为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改革目标的“商品经济”描绘了清晰的图画，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企业根据市场关系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劳动者自主地选择职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则由间接控制为主取代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     这一规划还设想，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实现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为中心，配套进行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第二阶段以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取消指令性计划，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     2.“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于中国改革两个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确定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具有里程牌的意义。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选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的科尔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协调，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在讨论中，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第二，会议对确定转型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占有优势地位。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当时经济情况和对刘国光、赵人伟介绍中国学术界争论情况的论文的讨论，与会的外国专家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一致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1988年9月，弗里德曼教授在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也做了相同的政策建议，尽管他与托宾处于对立的经济学派。后来，我就此向他提问，他解释说，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常是发生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而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并无分歧。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年制定的“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开放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后来背离此方针的几次巨大经济波动，从反面印证了这是一条符合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方针。     3.中共中央全会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1985年9月末，中共中央在它制定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1990年）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七五”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年-1990年的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市场经济制度生根发芽          记者：此时，“市场经济”并未明确提出，更没有成为远期的经济制度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经过了哪些艰辛的探索历程？     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是从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开始用了几百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为了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系统，从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较为完整的规划，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种规划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也得到过外国经济学家的巨大帮助，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之外，还有1986年的“计划与市场国际讨论会”（曼谷会议）、198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讨论会”（钓鱼台会议）、199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199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这些学术性活动都使中国的改革举措立足于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不但具有进行改革整体设计的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可能性。由于有了一大批既有现代经济学素养，又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就使这些设计既得到经济学智慧的引导，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1.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田纪云副总理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方案办”，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不过，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人事变化，这一改革方案被中止执行。     2.1987年-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再次组织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约请了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八位经济学家牵头组织研究团队，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别设计了“1988年-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1988年6月召开的方案讨论会讨论了这8个方案，但是，由于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政治风波，这些方案没有能最终汇合成一个综合方案，也没有得到实施。     3.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体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1989年-1991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才重新回到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经济增长也才得以恢复。基于改革停顿造成严重经济政治后果的教训，中国政府组织了全面改革的讨论，经济学者从不同领域作出了积极响应。     以我和周小川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的情况为例。在1989年-1993年期间，我们陆续提出了“国企资产管理体制、企业公司化”“重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框架”“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变轨迹”等一系列研究报告，然后将其汇集为一个推进改革的综合性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     在经济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这一轮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之谜”仍有待经济学家破解          记者：目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出现了“国进民退”、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情况，原因何在？     吴敬琏：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国有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表现在：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     这样的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包括数百万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曾经大大增强。反之，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记者：“中国模式论”最近似乎很有市场，经济学界出现了明显的争论，在此情况下，如何看待经济学在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吴敬琏：当前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于“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近年来国家部门力量的强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不但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艳羡，可以充当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0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年-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腐败活动的制度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寻租活动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很大的社会震荡，就难于退出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并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007年，中外经济学家曾经在国际经济学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圆桌会议上对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上看，实现平稳转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总之，以上所讲的“中国之谜”，显然是一个值得经济学者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学 中国经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775.html    

谭中：从去年三大反思展望今年世界形势 （2012-01-02）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2012年的另一种地壳变动 [中国政情] 广东：工厂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地铁瘫痪] SMRT：明天开学 地铁趟次更频密 [朝鲜问题] 周兆呈：朝鲜穿越 跨越大洋 谭中 　　2011年底出现关于“阿拉伯之春”、“十月革命”失败以及“美国最坏十年”的三大反思，涉及人类近现代的“民主”革命与“十月革命”两大潮流。人们同时看到，美国年初那种对中东“民主”革命的盲目乐观转化为把“阿拉伯之春”看成扰乱华尔街秩序的“病毒”，舆论转了180度的弯。 　　英文“democracy”（民主）是由“demo”（人民）与“cracy”（权力）两个概念组成，是人民从独裁者手中夺权的概念。英国人首先提倡这一概念，但至今没有推翻君主制度。真正首次从独裁者手中夺权的是美国独立运动。 阿拉伯之春引发新战略思考 　　美国在高度痛恨专制独裁中诞生，开国好几年都不置元首（只有议会料理国是），随后的法国大革命把君王送上断头台。辛亥革命发生，袁世凯与孙文党人谈条件，用法国处死国王的故事吓得隆裕太后立刻同意清帝退位。可是中国“民主”革命先后从满清、袁世凯、军阀、蒋家王朝手中夺权却花了半个世纪功夫。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开罗“解放广场”最红火之时，美国许多人预料“茉莉花革命”的星星之火会在中国燎原，北京王府井有人撒了茉莉花，也被西方媒体炒作，结果贻笑大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瓦尔特（Stephen Walt）在上一期《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双月刊（2011年10月25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从1945年开始美国在全球推行“首位战略”（primacy strategy）大力推广民主、提倡人权、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这样才使美国发展登上巅峰。 　　瓦尔特又说，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大变，中国的崛起、美国从越南到伊拉克到阿富汗一连串的战争失败，美国2011年在出其不意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乱了方寸，更严重的是丧失了使这一新发展变成美国机遇的能力。 　　最近大选结果证实：穆巴拉克独裁被推翻后，埃及并没有朝向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行家估计，将来利比亚的发展也不一定对美国有利，北约动武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与此同时，在美军被自己栽培的伊拉克代理人马利基赶走后，华盛顿又把价值110亿美元的新武器卖给伊拉克去装备另一个萨达姆式的反美独裁者。

加藤嘉一：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新闻中心-奥一网，看见了一切 加藤嘉一：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新闻中心-奥一网，看见了一切 在北京的地铁里，津津有味地看《人民日报》，被中国乘客围观取笑。 在日本伊豆海边的家里看中国的新闻联播，用中文发微博，跟一群中国青年辩论。 不断地到中国各个大学演讲，像明星一样被中国学生追捧，当然，偶尔也会被怒骂…… 自从8年前来到中国，生于1984年的加藤嘉一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如今，他已是个在日本和中国都小有名气的作家，写了10几本书，要么跟中国人谈日本，要么跟日本人论中国，在日本和中国的主流媒体上都开有专栏，各种各样的演讲、电视片约不断。 2011年底，在北京的一间咖啡馆见到加藤嘉一时，他说，他打算离开中国了，呆了8年，中国太热闹，他则有些疲倦，但不管将来以什么身份，站在什么角度，对中国的观察，用中文进行的表达都不会中断。他也不讳言，这些观察根本目的还是要为日本服务。 与日中关系有关的各种数字清晰地存储在这个27岁的日本青年脑子里：在中国有2.5万家以上日本企业，雇佣了1500万的中国员工；日本是靠通商立国，外贸总额中有25%是与中国大陆发生的，如果计算口径是大中华的话，则超过35%……任何时候提起来这些，他都如数家珍。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日本青年的8年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其中有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有这个爱读书、喜思考的日本青年作为旁观者冷静而有价值的判断。 日本人 在中国一所大学演讲时，一个学生向加藤嘉一提问，如果将来中日必有一战，你会怎么办？他只回答了5个字：我是日本人。虽然他写了一本书《爱国贼》，批判那些成天把爱国主义挂嘴上的民族主义者，但在跟记者的聊天中，加藤嘉一自己爱国者的形象比他书里那些还要鲜明，当然他爱的是日本。 加藤嘉一说，在来中国之前，他并不是这样的。“我在日本时，是很讨厌日本的，就像今天很多中国人一样，好像很讨厌自己的国家。日本太封闭了，压抑个性、排斥个体。”而他从小就是个另类而个性突出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年功序列的社会，你能说什么，做什么，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你的实力，而取决于你的年龄和阶层。年轻人要闭嘴，装不知道，装没听到，这对于一个生于日本乡下穷苦家庭、偏偏又个性突出、学业优异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痛苦不堪的。所以，刚来中国的几年，加藤嘉一都带着一种向日本社会复仇的心理。 “我就是特别想逃离那个社会来到中国，刚开始觉得很爽，这个地方很大，大家都一样。后来我被舆论战卷进去，人家骂日本不好我就很不高兴，我开始疑惑，我原来不是很讨厌日本的吗？不是想复仇的吗？怎么人家说日本不好就讨厌他们了，喜欢日本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爱国者。” 加藤嘉一爱国的方式就是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他认真地学习中文，努力去跟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农民工和失学儿童家庭交流，任何机会他都不想放过。 “观察中国是个爱国行为，我必须得做，当然这也可以给我带来饭碗。”加藤嘉一比大多数日本人都清楚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日本这个社会已经和中国的人才、资源、资金等等分不开了，就连百元店里的商品都跟中国脱不了干系。 他是个善于经营的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日本都在着急，着急找到一批能够告诉日本人中国国内正发生什么的人，这些人是被中国主流社会比较认可的，能用对方的语言去沟通，又能把观察和见闻转换成日本人能听懂的语言的，这样一批人其实在今天中日之间非常缺乏。 “今天日本舆论市场对中国有极大的饥饿感。”加藤说，他是一个另类，如果正常来算，27的年龄在日本社会，还在拎包的阶段，要想做什么评论员，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至少要等20年。 但是，现在回到日本，那些只有老资格的媒体人才有机会写的主流杂志居然也会向他约稿，电视台居然也会把他叫去跟那些老先生一起评论一些事情。这些都是他之前从未敢想过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买他的账。在网络上，骂他的日本人似乎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说到底，很多骂我的人，就是看不惯中国，人家是个红色国家，可我们的生活又离不开它。很多日本人接受不了这种状态，所以把情绪向我发泄。”加藤嘉一如此解释日本人的心态。 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远距离观察日本，这种错位感反倒让加藤嘉一对他的祖国有了更多理解。很多他之前厌恶的事情也都找到了解释。比如，以前他会痛恨日本权贵阶层的勾结，痛恨社会的灰色地带，但现在他认为，日本说到底是个非西方国家，法律、选举、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都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而已，背后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理念或者信仰体系还是基于儒家的一种高度的集体自治。他变得尊重灰色地带，虽然它会造成一些勾结，但东方文明就是如此。 中国观 加藤嘉一2003年来到中国时，正好赶上“非典”爆发，中国到处乱糟糟的时候。这让他兴奋无比，与刻板沉闷的日本相比，中国好像是一个学习的宝库、新闻的天堂。8年下来，关于中国的书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到细枝末节的候车排队、饭桌文化等等，他的好奇感一日也没有消退过，从日本式的思维来观察中国，他总能写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的中文读者越来越多。 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加藤嘉一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他对自己的中国观察倒是很自信。在他的眼里，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现在媒体稍微正常一点了，至少起到把老百姓的心声，对公权力的诉求多元化地表达出来了，能够给公权力一定的压力。”加藤嘉一说，在他看来，过去8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执政党的安全感在不断弱化，它在人民面前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低调，中国政治至少在表面上越来越正常。 很多中国外部的观察家都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幸运是碰上了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否则早就被边缘化了。加藤嘉一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有了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全世界都很方便地在围观中国，尤其是围观中国的执政党，这对于约束权力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不过，他更能看到，中国现在大部分权力的挑战者同样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应该是中国人要警惕的苗头。 由于经常要跟中国的学者和记者群体打交道，加藤嘉一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分裂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感受：中国似乎什么事情上都要分出个左右来，两边的立场分歧大到让人吃惊，但往往他们各自的立场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是脱节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有的时候好像纠缠不清，但又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整个社会完全看不出一种正常的逻辑关系。 “这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表面上看好像非常有效和紧凑，但实际上大家各想各的，各忙各的。”加藤嘉一说，在日本也有左右派，比如，当面临中国发展航母等问题时，《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的立场肯定不一样，但是不可能不一样到中国的左右派之间分歧的那种程度。那已经不是不同，而是一种分裂和不沟通。 中日之间 2011年，加藤嘉一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他的“走进中国100所高校”计划，很多人不明白一直热衷于中国政治的他，怎么突然对中国大学生的谋生状态有了这么浓厚的兴趣。在加藤嘉一看来，大学生的问题才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他们是展望中国未来的一面镜子，中国现在的政权是政绩导向型的，而不是依靠程序，只要保证岗位，保证社会稳定，中国人就可以忍受，沉默的大多数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但是，当下一代也就是80后90后一代走上政坛，成为社会、商业精英时，事情也许完全就不一样了。 在加藤嘉一的想象中，那时的中国会变得非常可怕。他认为，这些都是日本人应该提前认识到的。对于中国的80后，也就是他的同龄人，加藤嘉一一方面认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沟通能力、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等方面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他们的竞争力非常强，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但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环境使他们在强大的同时既功利又脆弱。 他在大学演讲时，经常会做一些随机调查以观察今天中国80后90后的生存状态，“他们很多人想逃课就逃课，想移民就移民。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在这么一个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世界，非常不符合现代化的社会群体关系。”加藤嘉一说，在个体上，日本人远比不上中国人，但中国年轻人“我”的意识太强，“我们”的意识太弱。 这个几百年来几乎已经形成固定印象的中日差异，在加藤嘉一的观察中，依然没有丝毫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对加藤嘉一来说，他的担心更多依旧是日本式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爆发，在错综复杂的压力下，这一代人，很可能会把不满情绪投向海外。”所以，他最近又在写一本书《当80后统治中国》。 在加藤嘉一的心目中，对中国社会种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除了作为谋生手段之外，都还是为了回到日本。他在中国呆的时间越久越清楚，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人不等于外国人。 现在，他越来越担心自己没有办法顺利地“回归”日本。因为一般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至少30年前。“很多人认为我整天给红色帝国的媒体写文章，一定是在歌颂中国，歌颂毛泽东什么的。”在中国呆了8年多，加藤嘉一自认为已经能够把握好尺度，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心里都有谱。他会时常告诫自己，一旦失控，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可能失去任何地位。 所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分别面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时，加藤嘉一往往会有不一样的表达。他说自己写作时有四个轴：第一，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能违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作为日本人的尊严；第二，这里是中国，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即使因此被日本右翼势力痛骂，我都不会妥协，我肯定会遵守这里的地形；第三，我的言论要对中国决策层、知识界有说服力，不能简单迎合大众；第四，我的文章要被大众所接受、喜爱，对他们也有说服力。 加藤嘉一说，每写一篇文章，他都经过了复杂的感性和理性计算，会从四个角度去确认，有越位的，马上删；不够的，马上补充。 从一个一文不名、一句汉语不会说的日本青年，到如今在两个国家游刃有余的青年作家，毫无疑问，加藤嘉一算得上是一个少年得志的成功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式的勤奋与隐忍。 这个还不到30岁的日本青年，小心翼翼、费尽心思地处理着每一篇文章以及生活中的每一层关系，其目标又异常明确：为了谋生，更是为了服务日本。他一直都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日本从政，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中国是否为未来储备了足够多这样的青年？ 编辑：李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