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正当新疆大地鲜花盛开，孕育着又一个丰硕秋天的时候，又有人按捺不住地跳出来搞破坏了。最近发生在巴楚县色力布亚镇、鄯善县鲁克沁镇等地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造成了严重破坏，对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更给各族人民的心理上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忧虑。捣乱破坏、不让新疆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不让各族人民有好日子过，就是“三股势力”的本性。...

6月3日，沙颍河上的渡船。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6月3日，颍上县沙颍河，漂在水面上的死鱼。 6月4日，安徽颍上县新集镇下湾村。刘永凯站在妻子坟前。 6月3日，安徽颍上县新集镇，67岁的李良如。他2011年查出食道癌。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6月25日，《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出版，这是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长期研究的成果，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 过去十多年中，淮河流域内的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多发“癌症村”。更早之前，在粗放追求GDP的年代，淮河及其支流被大小工厂污染。村民们的水井越打越深。不过死亡还在增加。 污染和癌症高发引起国家重视，沿淮河流域沿河工厂被治理，目前水质已得到改善。专家介绍，尽管如此，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专家亦指出，对水环境的治理应更加强化，以降低污染带给人体健康的风险。 从西而来的沙颍河，在安徽省颍上县新集镇北部绕了个弯儿，形成一片肥沃的小沙洲。 沙洲南岸的下湾村，距河百米远。 2013年6月4日，中午，麦收时节。几台小麦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后，大大小小的土包蓦然浮现，瘤一样穿插在平整的土地上。 走近一看，全是坟。 烈日下，下湾村东队队长刘永凯站在麦地里，“这个是张元春，肝癌，那个是王超祥，食道癌……”他抬手指着这个那个的土包。 刘永凯今年69岁，当过40多年的农村赤脚医生，下湾村每有癌症病人去世，都会请他来敛尸。“癌症病人走的时候很痛苦，比较难看，家属们自己不忍看，就叫我敛尸。” 刘永凯说，村民平时很少去医院体检，一旦身体有了毛病，到医院一查，基本都是癌症晚期，“活不过三个月。”每年，他起码要去火葬场七八趟。 十余年来，这个不足1000人的村落，近200名村民被检查出胃癌、肝癌、食道癌、肺癌、乳腺癌等各种癌症，陆续去世。目前三分之一的村民患有肝炎。 坟群越来越大，越来越长，像新筑的一道堤坝，把下湾村围挡在沙颍河边。 历时近8年的研究后，对于淮河支流沿岸地区的肿瘤高发，国家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初步确定该地区恶性肿瘤高发与水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关系。” 变质的河流 近20年间，清澈的沙颍河变成了黑臭的水。小镇居民打河水饮用的日子远去 沙颍河南岸的河堤上，一排排高大的杨树耸立。 6月4日中午，在马路上晒了一上午麦子的刘永凯和村民苑洪亮走向河堤，坐在盛小麦的布袋上，休息纳凉。 河堤下，静静的沙颍河几乎看不出在流淌。苑洪亮注视着墨绿色的河水，一艘运沙的拖船发出呜呜的声响，从他眼前驶过。 今年76岁的苑洪亮，曾是沙颍河上的一名老纤夫，以河维生了一辈子。 上世纪50年代，沙颍河上商船往复，上游的粮食运往蚌埠、南京等地，日用品从下游运到上游。 彼时，商船是帆船，船主会雇佣一名或几名纤夫拉船。家贫，苑洪亮从15岁开始就当了纤夫。 商船经常在新集附近停歇，周边村民摆摊卖茶食，久之形成新集镇。沙颍河渐渐成为新集镇人赖以维生的“口粮田”。 整个小镇的饮用水，也完全取自沙颍河河道。 苑洪亮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用木桶从河里打水饮用。有钱的富户人家，会划着小船，到河心取水…… 苑洪亮沉浸在回忆里，风吹过河堤，夹带着腥臭的味道。 “昨天上游来了坏水，味今天还没散。”苑洪亮说。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地方政府重视经济效益，各种制革厂、造纸厂、玻璃厂、化肥厂纷纷出现在沙颍河两岸。大量的污水直排入河。 “当时全国以经济发展为重点，政府对环保还没有足够重视。”颍上县环保局纪检组长江明（化名）说。1982年，国务院新成立的环境保护局，仍只是建设部的下属机构，而在地方区县，甚至没有专门的环保部门。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近20年间，清澈的沙颍河变成黑臭水。新集镇的各家各户，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打七八米深的压水井。 源于河南伏牛山区、流经豫皖两地的沙颍河，只是淮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支流。淮河受污染的支流，远不止沙颍河，奎濉河、涡河等其他区域，同样被污水侵蚀。 90年代，沙颍河的上游，河南沈丘县石槽乡孙营村的李志军看到，散发恶臭的黑水甚至熏死了两岸的草木。而不出半个月，这些劣五类黑臭水就会流到下游刘永凯所在的下湾村。 迟到的治污 下游居民饮用经处理的淮河水后，恶心、腹泻，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54天，导致百万民众饮水告急 1990年，刘永凯50岁的二弟被诊断出肝癌，没过多久便死去。癌症对于村民是个新事物，村民碰到刘永凯的家人，远远地躲着走，认为癌症会传染。 此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发病死亡，下湾村开始恐慌，也逐渐怀疑与饮用沙颍河水有关。 刘永凯从压水井里取的水，呈现五颜六色，一开始是蓝色，澄清一个小时，变成黄色。 而在安徽宿州埇桥区的杨庄乡伊桥村，源于江苏徐州的奎河流经这里，村民郭良心取井水洗土豆和藕，水很快会变成蓝色。 但对于村民来说，“不吃这样的水，哪有水吃呢？” 作为生产队长，刘永凯号召村民，试图改善饮水。 下湾村民多次找颍上县反映问题，未果。刘永凯从沙颍河里灌了两瓶水，带到阜阳市卫生局求检测，卫生局不给检。村民凑了1000多元，让刘永凯疏通关系，他最终从卫生局拿到一份检测报告，“内容很简单，就说沙颍河水质污染很严重”。 拿到报告后，刘永凯回到颍上，给县里施压，“市里都出报告了，县里能不重视？”不过，还是不了了之。 1994年7月，淮河发生了重大水污染事件。 淮河上游因突降暴雨而开闸泄洪，积蓄的2亿立方水被放掉。但这些积蓄水的水质低劣，所经之处，河面上泡沫密布，鱼虾死亡殆尽。 下游居民饮用了经自来水厂处理过的淮河水后，出现恶心、腹泻、呕吐等症状，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54天，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 这一事件引起中央高层重视。1996年，国务院发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要求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确保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 正是这一时期，各地区县的环保办公室从隶属的城建局脱离，组成环保局。颍上县环保局纪检组长江明说，1997年颍上县环保局成立时，只有五个人，“一件像样的检测设备都没有，COD（水质的化学需氧量）都测不了。” 集中暴发 “癌症村”频现。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严重的县区进行研究 2001年，刘永凯50岁的妻子也查出肝癌。 晚期肝腹水严重，妻子肚子肿胀如钟，刘永凯用吊瓶注射器做了个“排水器”，每周，他都将针头插破妻子的肚皮，腹水随着导管排出体外。 不到半年，妻子离世。 回忆这样的情形，刘永凯面色有些凄然。 这个时期，政府正在大幅关闭沿河污染企业。 在河南沈丘，一些企业被贴封条后，晚上仍偷偷开工生产，“断水断电都不好使，企业主都有本事自己供水发电。”沈丘环保监测站站长曹劲松说，为了能够彻底关闭污染企业，并宣誓决心，“县武装部给我们配备了工兵，直接用炸药炸厂。” 作为奎河发源地，屡受下游宿州指责的徐州，那个时期要关闭沿河分布的120余家污染企业。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徐州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黄利民说，当年的整个行动是摧枯拉朽式的，对于不达标的工厂立即封厂捣毁，手续齐备的企业实施搬迁。 当年，徐州环保局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企业老板经常带着工人冲击环保局长办公室，“最凶的几个月，局长办公室门口配备了荷枪实弹的武警。”黄利民说。 与此同时，淮河流域，癌症也集中暴发。 2004年，关于淮河流域“癌症村”的报道屡见报端，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国务院和卫生部指示，“对淮河流域肿瘤高发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 同一年10月，国务院召开治淮现场会，认为淮河流域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沿淮四省立下军令状，2010年前完成治理目标。 那个时期，还缺乏系统科学的数据分析，媒体报道只能是暗指“癌症村”与水污染有潜在关系。地方政府则否认环境污染导致癌症。 即便如今，颍上县卫生局副局长白祥成仍然认为，癌症高发是否与水质污染有直接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就好比吃辣椒炒肉，你吃没事，我吃了可能就得病，说不清楚。” 2005年起，中国疾控中心调研团队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与肿瘤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污染水的地区，与距离河流较远的地区对照，试图探明水污染与癌症高发的关系。至今已经建立了14个县区的监测地区。 当国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抵达宿州埇桥区杨庄乡程庄村时，淮河流域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起码国家重视，能喝上干净的水了。”程庄村的村支书席玉柱说。 颍上县未列入14个被研究的区县之列。下湾村的村民，仍在苦寻净水。 “还需十年” 地表水质已有所改善，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说，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 2005年9月，颍上县县长到沙颍河视察。车队经过下湾村时，刘永凯突然跪在车队前。县长问，“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刘永凯说，“我们村死人死得太多，我太伤心了，求你想想办法，给我们打口深井吧。”县长说，争取让村民吃上干净水。 当下湾村民满怀期盼之际，这名县长被调走了。 这一年，国家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着手解决农村人口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虫病区、微生物超标等水质不达标的问题。 2008年前后，在距离下湾村两公里远的地方，一口深200米的机井终于打成。 下湾村民以为盼来了活路。不过癌症还在继续。 2008和2012年，刘永凯的儿媳与母亲分别患乳腺癌去世。 厄运也降临到苑洪亮头上，2013年初，他被检出患有食道癌。 国家疾控中心对沈丘研究区的5万人跟踪3年调查发现，2005年与1973年对比，排除人口老化因素后，男性和女性肺癌死亡率分别上升了14倍和20倍，肝癌死亡率上升了5.23倍和4.80倍。在其他地区胃癌和食道癌死亡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沈丘的这两类肿瘤的上升却非常突出。 “这是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6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企业排放的污水进入河道，污水中的汞、铅、镉等各种化学元素长期渗入地下，“尽管这些年淮河流域的地表水质有所改善，但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 “200米的井打好了，水也喝上了。可还是死人，我们怎么办呢？”下湾村的村民曾以为深井水是洁净的，但村子里40岁以上的人，普遍出现血稠症状。 治水与生活 尽管众多排污企业已关闭，水质有所改善，但当年粗放发展的遗祸仍在 今年6月7日，安徽宿州埇桥区杨庄乡程庄村，谈到癌症，村支书席玉柱显得失望。他说，现在水是比十年前好多了，但癌症还在蔓延。 杨庄乡紧邻奎河，是宿州远近闻名的“癌症乡”。当地传闻，多年前，杨庄乡产的水稻，无人敢买。 2010年，国家疾控中心编著的《淮河流域重点地区死因监测分析结果汇编》显示，这一年，宿州埇桥区恶性肿瘤死亡人数2150人，沈丘死亡1724人。“比全国恶性肿瘤平均死亡率高1倍，与同区域的对照区相比，甚至高达四五倍。”杨功焕说。 为了维持淮河流域水质，对于未来，相关各省均制定了严苛的“治水”计划。 徐州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黄利民说，按照规划，奎河地表水在“十二五”期间COD含量必须达到小于等于40（毫克/升），奎河要承受徐州城区25万吨的生活污水，这些污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被排放，但根据《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生活污水一级排放标准COD小于等于50即可，“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 徐州市修了人工渠，将黄河古道的水引入奎河，“必要时候冲刷一下，水质就达标了。” 这种矛盾同样出现在河南沈丘段的沙颍河。 沈丘环保监测站站长曹劲松说，由于周围没有适合的水质引入沙颍河，“我们只能祈求多下雨。” 与20年前相比，尽管众多排污企业已关闭，淮河流域地表水质从劣五类改善为五类、四类水，但当年粗放经济发展模式遗祸仍在。 6月3日，颍上县新集镇，65岁的李良波撩起上衣，一排排肋骨凸显，腹部的疤痕很是显眼，“食道切了一部分，我还能多活几年。” 他2011年查出食道癌，他手术完的第二天，67岁的哥哥李良如，因食道癌被推进手术室。 李良波劝苑洪亮赶紧做食道切除手术。思前想后，2013年初，苑洪亮上了手术台，突然又告诉医生不做了。“做了也是死，还花那么多钱。” “幸亏没做手术，有的做了接着就死，你还能多活几年。”刘永凯安慰苑洪亮。 十年间，刘永凯送走的乡亲，不止100人，如今他也患上了严重的胃病，“送的死人多了，心也硬了，自己得啥算啥吧。” 沙颍河上游，距离下湾村不足200公里的河南沈丘石槽乡孙营村，48岁的李志军年初查出肝癌。 6月10日中午，吃药的时间，李志军用胳膊肘撑住床板，试图坐起来。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肝腹水让他的肚子肿胀如鼓。 门外晒麦子的妻子马桂梅跑进来，把他扶起。 桌子上，一瓶消炎药，还有瓶护肝片，12元买的。 一个多月前，李家的自来水管坏了。水杯里，仍是吃了一辈子的沙颍河水。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安徽、江苏、河南报道 （新京报记者魏铭言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