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

　　 前不久去世的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H.科斯，于2008年7月评论中国市场转型时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作为参与这种奋斗的一个努力，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写了一本专着：《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2月10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主演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传奇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科斯写这本书，显然是想找出这个故事成功的背后逻辑。 　　 他找到了吗？至少摸到了”边缘”。 　　 一、”边缘革命”与休克主义 　　 在科斯看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主要秘诀，是上下互动，或者说政府与”草根”互动，推动”边缘革命”发生。对”边缘革命”，作者没有下正式定义，只是给出如下表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体制下饱受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他所说的”一系列’边缘革命'”，是指4大”边缘力量”发动的”革命”-1，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单干（安徽），2，乡镇企业（江苏），3，个体经济（浙江），4，经济特区（广东）。这些草根发动的经济试验为什么会被容忍呢？科斯的解释是，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政府认为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政治影响。 　　 虽然没有明说，这个分析的参照系，显然是苏联变革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也称”休克主义”，被《休克主义》一书作者（加拿大女作家娜奥米.克莱恩）定义为这样一种经济变革模式：利用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溃，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在极短时间陷于集体休克之中，也就是失去自主集体意识的状态中，进行经济制度的迅速变革，实现民营化或私有化。 　　 科斯没有对比边缘革命和休克疗法，更没有探究为何中国没有走休克之路。他对边缘革命，也没有进行经济学分析，更没有进行哲学探究，基本上是描述性概念，而非经济或哲学概念。只是匆匆提到，”80年代的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加推崇实用主义”。把中国改革哲学只归结为实用主义，也有简单化之嫌。尽管有这些缺陷，经济学大师的这部著作，对中国变革的解释，比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同类作品更好。 　　 二、”边际改革”与试验主义 　　 从经济分析角度，我更愿意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称为”边际改革”。所谓边际改革，是指这样一种改革，它的成本接近于零，收益趋向于极大化。用日常语言来说，”边际”就是不改，情况会更糟，改了，只可能好起来，不可能再坏下去。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按血手印要单干，不这样做，会饿死人；做了，就会有饭吃。再比如深圳，靠近香港的边陲小镇，逃港者地狱与天堂的边缘，逃港成功是天堂，失败，不是在海里淹死，就是被军警抓回来判刑。在这个小镇对香港开放来料加工，只会让它好起来，不可能让它坏下去。结果，深圳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1980年，深圳镇人口只有3万人，33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中国大陆仅次于北上广的第四大城市，2012年常驻人口1054万。可以说，有史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如此惊人的成长速度。 　　 边际改革，被邓小平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河边改革”。”河边改革”在这里有双重含义：一重是对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边缘人口而言，允许下河摸鱼，当然只是在河边，这个河边，对小岗村的农民而言，就是单干田；对于深圳镇蛇口居民而言，就是来料加工工厂。这些是自发的草根探索，为的是”甜头”。另一重是对政府决策人员而言，是下河摸石，是自觉地摸索过河的路径，是政府行为，为的是”领头”。甜头加领头，就是边际改革的精髓。甜头就是效益优先，好日子先过，领头就是将有甜头的改革复制推广。 　　 中国边际改革的操作方法，是”两双法”。两，是两试法，试点与试错；双，是双轨制，存量与增量。并不是所有改革都先有甜头，比如国企改革，企业职工首先尝到的，可能是苦头：下岗；再比如价格改革，消费者首先尝到的，也可能不是甜头，而是物价上涨。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样的改革如果快速全面铺开，失败了，代价大，社会容易震荡，甚至无法收拾。用特区或开发区的方式试点外国先进经济模式，错了，代价小，成了，收益大。用双轨制方法改革价格与产权，稳定存量基本面，改革新增边际量，新轨成功，再逐步扩容，最终把旧轨并入新轨。 　　 三、”试验主义”改革哲学 　　 边际与两双法改革道路所蕴含的改革哲学，与休克主义大相径庭。这种哲学尚未命名，我肯定不愿意将其称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真理学说，不是行动哲学。为了方便，暂时称为”试验主义”吧。休克主义对人的理性假设，没有摆脱全能主义，认为人是全知全能的，只要把国人打晕，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都已被度入天堂。 　　 试验主义者对人的理性没有那么大信心，他宁愿相信，人是易犯错误的智能动物，避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已经是人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了。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个试验主义者，他1982年9月2日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邓小平试验主义思想应该直接来源于生活常识：即使学驾驶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学生手中的橡皮，扮演的，就是错误杀手。不过，作为被《时代周刊》称为当代英雄的大国领导人，肯定不只是一个靠生活常识指导的家庭主妇，他的试验主义思想，有根基深厚的思想来源。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是其主要根系，1978年启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真理必须接受实践检验，为试验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次，经胡适引进的美国实用主义，也提供了营养。根据冯友兰的理解，美国实用主义，是达尔文学说在观念上的延伸：生物是适者生存，观念也是这样，能”生存”下去的观念，都是对人有用（适用）的观念。 　　 这两种哲学的着重点，都是真理的论证问题，不是行动方法问题，而试验主义的核心是行动问题，它这方面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有借鉴。儒家讲八大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新儒家将其归结为4个字”内圣外王”，王阳明总结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认识与行动不断互动，而且，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子在这一点上，持相近观点：”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中国改革是当代天下最大的事，最难的事，所以从小事易事着手，这就是以试点试错和双轨制为操作方法的边际改革，这就是中国试验主义的改革哲学。这不是全知全能的哲学，是学习与渐进的哲学。 　　 四、撑船过河 　　 显然，试验主义的河边改革不是改革的全部，改革的目标是过河。 　　 中国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第一次改革，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启动的，生活水平上的目标是小康，体制目标是基础市场化，物质文明目标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18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二次改革的启动，从浅水区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改革，改革的经济体制目标是决定性市场化，国家体制目标，是第五个现代化，就是18届3中全会决议所写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进入深水区，会产生的新问题是：第一，手臂不够长，很难摸到水里的石头，这是指仅仅零散的感性经验，已经不能满足非经济体制的构造，需要必要的理性思考和顶层设计；第二，腿脚不够长，到了深水区，有没顶之灾的危险。这时候，就需要有延长手臂的工具，也需要延长腿脚的工具，才可能过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提出了两套解决办法，一套是指导方针方面的，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本质要坚持，就是试验主义的改革思想，同时，也需要顶层设计，避免改革和改革者出现危险，避免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还要有改革路线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另一套是操作工具上的，要延长手，还要延长脚。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是延长的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延长的脚。这样一延长，中国试验主义改革，就从第一季升级到第二季。第一季是”摸石过河”，第二季是”撑船过河”。为什么叫撑船过河？延长的脚，实际不是脚，是船，水涨船高，无论水多么深，也不会被淹死。延长的手，实际不是手，是撑船的竹篙，有了它，不仅能探明行船的路线，还能给船提供动力。 　　 撑船过河，最怕激流险滩，而当前中国社会的三股激流不能低估：第一是官民冲突愈演愈烈，主要是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正在让民众失去耐心；第二是土地冲突趋近于白热化，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大鱼吃小鱼的情况未有根本缓解，政府一级吃一级，最小的政府（乡镇）吃土地，因强拆导致的政府与被强拆者之间的冲突达到战争状态；第三是执政党内部的最高权力更迭周期像痛经一样既提前又滞后，内部权力竞争的不规范，有撕裂社会的危险。 　　 幸运的是，十八大新执政团队撑船过河的决心是坚定的，对三股激流的认识是深刻的，措施是得力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但愿撑船过河的艄公们都有东坡先生这番豪情。 　　   　　 2013年11月30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5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