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 在如今这个经济前景晦暗的时期，打动所有人类的运动精神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可悲的是，在华丽背后，这一组织的傲慢和冷漠实在已经让人见惯不惊。”   当欧洲还处在经济动荡的水深火热之中，伦敦却正在为国际友好精神的奢华盛宴做着准备。数周后，这个城市将会举行2012年夏季奥运会。 但在精彩运动和世界和谐的盛况背后，铁拳政治和残酷的经济状况大行其道。处在核心地位的的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其任务是推动奥运会的发展，并决定举办地址。虽然国际奥委会间或因为其委员受贿或享受非法招待而丑闻缠身，但这类令人感到不堪的问题还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更深层次问题上转移开了，即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精英化的、专横的、泛着铜臭气的组织。 虽然国际奥委会给自己冠以“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各方合作的民主催化剂”这一美名，但它事实上是由全球人口中的极少数特权阶层所控制。历史上也是一直如此。当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在19世纪90年代重新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他集合了一批王公贵族来为运动会进行协调。最终，国际奥委会向富有的商业领袖和前奥运会选手敞开了自己神殿的大门。而直到1981年，女性才被允许成为委员。 即使在今天，皇室成员还是在奥委会占有过大比例。105名奥委会委员中包括以下之流：列支敦士登的诺拉公主(Princess Nora of Liechtenstein)，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王子(Crown Prince Frederik of Denmark)和 沙特阿拉伯王子纳瓦夫·费萨尔·法赫德·阿卜杜勒阿齐兹(Prince Nawaf Faisal Fahd Abdulaziz of Saudi Arabia)。而来自美国的只有三名代表，其中两位是前奥运会运动员。 除此之外，奥委会对主办城市还提出过分要求。比如，主办城市需要改变它们的法律来适应《奥林匹克宪章》( Olympic Charter )的规定。该宪章规定“在任何奥运场所、场地和其他区域都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或进行政治、宗教或种族宣传。”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在2010年举办冬奥会时，该城市颁布的法规规定，任何不“庆祝”奥运会的标语和横幅都属违规。批评奥运会的标牌也被禁止，该项法规甚至允许加拿大官方移除出现在私人场所的这类标牌。 国际奥委会还让主办城市做好奥运相关知识产权的监管工作。于是英国国会通过了《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2006年法案》( London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Games Act of 2006 )，该法案规定将“运动会”、“2012”、“伦敦”等此类词汇用于商业用途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这种偏执的微观品牌管理显示了另一个问题：国际奥委会已经把奥运会变成了一棵摇钱树。在伦敦，长达250多英里的V.I.P.专用通道不仅是供运动员和奥委会的大佬们所享，也为企业赞助商所用。甚至连火炬传递也被商业化：奥委会及其企业合作者拿走了10%的火炬手名额，提供给奥委会相关人士及赞助商的信息技术部员工和市场部员工。迈克尔·R· 佩恩(Michael R. Payne)曾是奥委会的市场总监，他把奥运会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商业广告。” 最令人担忧的，可能是奥委会变相鼓励主办城市的安全部门进行过大投入，并将公共空间军事化。奥委会倾向于青睐那些安全保障强大的申奥城市，而主办城市也常会利用奥运会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警械仓库中堆满优质的武器装备。 伦敦奥运会按计划将会在7月27日到8月12日之间举行，来到伦敦的游客要是到时候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军事装备展览会，那也不足为奇。直升飞机、战斗机和拆弹部队全都整装待发。大约有1.35万名英国军人会进行巡逻，这比目前服役于阿富汗的士兵数量还要多出4000人。安全机构已经获得了“星光(Starstreak)”导弹和“长剑(Rapier)”地对空导弹。甚至连奥运会的吉祥物也看起来像是一个有着两条腿的监控摄像机。 让我们明确一点， 确保无恐奥运会并非杞人忧天，这点相当可悲。1972年，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在慕尼黑运动会上杀死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事发后，奥委会主席因坚持“运动会必须继续进行”而臭名昭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炸弹袭击事件造成了一名观众死亡和100多人受伤。即使如此，也不能矫枉过正，而且监控和武器并不是万能药。 安全措施也可能产生相反效果：伦敦居民要是知道国防部正在自家楼房的屋顶上安装导弹发射器，可别责怪他们觉得自己已被动地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而且在象征意义上，你最终将很难把穷兵黩武的国家形象和奥林匹克关于和平与理解的理想匹配在一起。 怎么办呢？奥委会承认，奥运会的规模不断升级，其“巨人症”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些浸淫着贵族特权的比赛，比如说马术比赛，应该被摈弃。在这里对安·罗姆尼(Ann Romney)的赛马拉法尔卡(Rafalca)表示歉意，她将参与伦敦奥运会的盛装舞步比赛）。伪历史运动项目像古典式摔跤其实是在19世纪被编造出来，同样也该被取消。还可以把启动成本高的运动项目换成资源需求较少的项目。为什么不恢复拔河比赛（20世纪早期的热门赛事）或增加更多田径赛项目，像越野跑和山地越野跑？ 治理问题是另一个挑战。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申奥贿赂丑闻出来之后，迫于国会的压力，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伦理委员会来监督申奥过程，但该委员会向奥委会的执行董事会汇报，执行董事会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其他值得考虑的措施包括精简奥委会的成员设置，并为管理运动竞赛的各个国际单项运动联盟组提供更多的代表席位。但这两种措施都会继续带来问责问题。 在如今这个经济前景晦暗的时期，打动所有人类的运动精神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可悲的是，在华丽背后，这一组织的傲慢和冷漠实在已经让人见惯不惊。   （朱尔斯·博伊科夫：美国太平洋大学副教授；阿兰·汤姆林森：英国布莱顿大学教授。翻译：陶梦萦。原文链接：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7/11/c11boykoff/ ）

陈寅恪先生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读书人的愿请，也是公民的诉求，可大多数时候，人们宁可站队，宁可相信偶像的光芒，宁可追求“崛起的大国”带来的庇护，这种庇护像一个盒子，而升斗小民们便是漂浮在其中的气体分子，分子之间的斥力大于引力，脆弱的盒子正承受着同时来自内外的压力，这种不安全感掺杂着人们对于自身和社会的未来抱有的深深的焦虑，能把人逼疯，逼出“62%伟大复兴”的癔症，逼出五毛和五美分之类的症候群。 大国的跟腱   文/朱小福（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因着普陀山的南海观音香会，某家总要在每年的八月初正面接受一番台风的洗礼。今年的11号强台风，唤作“海葵”的，来路不善，某家身处海岛，为着去留之计愁苦不已。岛上的人家泰然自若，相熟的海鲜菜馆老板满脸油汗，赤膊，安坐自家门前，大有笑看风浪起的烟波钓叟之态。伊叼烟卷，深情挽留某家，说晚上有刘翔的比赛好看。 傍晚风起，刘翔在赛道上亮相，菜馆中剥花生的，炒蛤蜊的，倒啤酒的，仿佛瞬间都中了定身法一般，静静盯着角落里小小的电视机，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腥气，菜馆的卷帘门吱吱作响。 比赛的结果，对于某家这个冒着生命危险看完直播的观众来说，更多了悲怆的意味。 是夜横风狂啸，已到了飞花折叶皆可伤人的地步，某家被“海葵”撵着，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无暇顾及网路上由于这比赛引发的站队狂潮。某家长了二十年，站队二十年，此种情形如同台风，每年总要有这么几次。 刘翔拖着一条断了的右腿跟腱，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仓促谢幕，那些见证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观众，唏嘘感慨的不仅是这次没完成的比赛，大约还有倏忽在脑海中回放的八年时光，“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人生中经历过的所有事，只要与“曾经”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之处，都能让人在深夜里泪流满面。以己度人，想来商业化的媒体当真残忍的很，新的文案迅速出现，赞助商们连夜撤换下半年的广告订单，“梦想”“拼搏”，种种辞藻构建出一个叫人感动的热血故事，但很快就会变成千篇一律的“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每一年都有广告新人王横空出世，每一届奥运会都有新的传奇。 许多事情到了天朝大国，总要变得复杂一些，何况是奥林匹克这么一个庞杂混乱的系统。无数的联想集团造就了无数的阴谋论，删不完的网络段子催生了死不完的楼主全家，英雄的塑像被高高竖起，又被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手摔得粉碎，碎片落在地上，戳中泪点无数。     大国的事，什么事情都与体制有关，什么事情都不完全与体制有关，但体制永远是要被问责的。一根断了的跟腱，牵扯出被商业和政治绑架了许多年的体育制度，继而是关于媒体道德、人权、民族主义之类被翻来覆去研究却又研究不出结果的宏大命题。 公民们对于奥林匹克的种种狂热而复杂的情绪，说穿了其实简单，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的“被代表”的状态中，被各种各样的委员代表，被中央电视台的大脸主持人代表，被奥运金牌榜代表，被“三个代表”代表，这种状态其实很微妙，它让人反感，却又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渐渐的人们习惯了“被代表”，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就是公民的脸面与荣耀，就是“大国崛起”的希望。一个来自大国的运动员，跑得飞快，拿过很多世界冠军，这本是个单纯快乐的故事，可他一生中的闪光时刻似乎都代表着别的东西。 陈寅恪先生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读书人的愿请，也是公民的诉求，可大多数时候，人们宁可站队，宁可相信偶像的光芒，宁可追求“崛起的大国”带来的庇护，这种庇护像一个盒子，而升斗小民们便是漂浮在其中的气体分子，分子之间的斥力大于引力，脆弱的盒子正承受着同时来自内外的压力，这种不安全感掺杂着人们对于自身和社会的未来抱有的深深的焦虑，能把人逼疯，逼出“62%伟大复兴”的癔症，逼出五毛和五美分之类的症候群。 某家一个处于所谓“国家形象”前沿阵地的留学生，时常在深夜自省，作为一个大国公民究竟感觉如何，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某家应该无比自豪，应该像吉鸿昌先生似的寻一块木牌子，写上“我是中国人”然后挂在胸前，可事实又并非如此，冷眼旁观，身在异乡，国籍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同血型性别，只是身份证明上的一条信息，可大国的国籍总在某些时刻让人心中泛起一丝莫名的尴尬和惆怅，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罄南山之竹难书万一。当日新得的金牌让人头脑发热，随即又会有不大光彩的新闻如同一瓢冷水浇下，忽冷忽热如同打摆子，叫每一个抱有最后一线修身治国平天下热情的存心振作之人拔剑四顾心茫然。 孔夫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这话本来说的是性情，后来被附会上了许多其它的意思，听起来叫人脊骨发凉，无数“下愚不移”的愿望说出来总让人心酸，汪曾祺的黄油烙饼就是最好的一例，“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他们开会”。私心想着，其实大国崛不崛起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无非是三级干部开会能别总白吃食堂的黄油烙饼，矿场能少透点儿水，妇女能享受合法生育的权利，而生下来的孩子能吃无毒害的平价奶粉，出海的渔船能返航。也许这些都不大容易实现，至此，某家还是得站队，还是得狂热，还是只能在金牌榜上搜寻着关于“大国崛起”的线索。 刘翔那根因为承受了许多过于宏大的命题的跟腱还是断了，而某家那根支撑着清醒头脑，独立人格，安全感与自尊心的大国公民的跟腱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它在这个失衡的世界上，与血腥的11号台风中心，苦苦相抗。     （采编：何凌昊；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没有调查亦有发言权 ＜摇光＞孩子是属于谁的？ ＜摇光＞请不要嘲笑我们用日文、英文、德文、法文…学习中文 ＜天璇＞昨日黄花——那些年，你们都没追的女孩 ＜玉衡＞请爱我，趁年轻 无觅

杨祖陶：春运般的候诊厅 进入专题 ： 社会保障 医疗改革    ● 杨祖陶 （ 进入专栏 ）   　　 　　一 　　 　　在首译黑格尔著《耶拿体系，1804-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简称《耶拿逻辑》）完稿付梓的时刻，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才得以消失。如此高龄啃坚果，爬格子，总难免担忧未能完稿就身生意外；此外，缠身腰疾和行动不便也是一种制约；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老昏花眼了。翻译是一项最伤视力的一点也马虎不得、一点小的坎坎角角都不可绕过的工作，真不知视力能否支撑到底。 　　我原有近视，最深达400多度。50来岁出现老花，我在汉口的大眼镜店配备了双光眼镜，这样看远、看近转换都很方便。15年前古稀之际，体检时发现有双眼白内障，医生说是车轮状、周边性的，当时并无不适，我也毫不在意。10余年来仍在连续进行高强度的脑力与眼力工作。继主导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新译后；紧接着完成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首译；还有数十万字的我的学术与人生的回忆录《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我不仅是退而不休，学术工作反而更专注，更集中，更有效率。至此，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实在不应该再亏待自己的一双老眼了。 　　但是，一种内心的渴望却在顽强地驱使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贺麟先师30余年前的亲自瞩托——翻译黑格尔《耶拿逻辑》。我深知此事之艰难，有点冒险，但我实在是不甘心就此放弃。 　　 　　二 　　 　　2011年初《回眸》问世后，我情不自禁地翻出了自己断断断续续译在过去时代特有的7个练习薄上的《耶拿逻辑》的初（粗）稿，写的有些乱，自己都不知道翻了些什么，不免望而生畏。心想如要最终完成，还需要下一番极大的功夫，不是轻而易举、一朝一夕的事。我试着干起来，总觉得视力开始有些模糊不清，久远时代的原著的纸质很差，字体很小很密、特别是每天无数次地查阅那毫米级的字典感到有些吃力。我迫切希望通过白内障手术来改善视力。肖静宁为此四处奔波，听有的医院的医生说，现在做白内障不一定等自身晶体成熟，什么时候都可以做，还是多焦点的，进口的，做了以后眼镜都不用戴了，开出的人工晶体，虽然价格惊人，我也乐于一试。但校医院眼科刘医生通过检查，总要我等一等再说，并不鼓励我急于行事，我对刘医生还是比较信任的。 　　2011年5月在完成属国家行为的“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哲学卷）万余字的约稿后，不久我与肖静宁一道到巴黎女儿家作了3个月的探亲旅游，儿子一家从美国赶来共享天伦。我当时还是没有放下《耶拿逻辑》的译事，悄悄带去一些初译稿先熟悉一下也好。真正进入全身心地投入，是2011年秋季从巴黎回来后至今的10个来月的时日，每天工作强度很大。我明显感到越来越吃力，工作难以为继。我再到眼科求医时，与以往不同，刘医生首次主动说可以考虑作白内障人工晶体手术了。怎么办呢？在这译事关键时刻！白内障手术尽管很成熟，也有效果不好的。现在还勉强可以工作，如果不成功，那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我熟悉的人中已有两人术后连报纸、电视也不能看了，成天抱着收音机听。肖静宁去问医生，是不是马上要做，可不可以等半年，医生说可以（她不知道我不是一般地用眼，以为不至于发展太快）。这样我就死心塌地干起来了，别无它法。在这宝贵的半年里，用不佳的视力坚持绞尽脑汁、爬格子，进展也还顺利。谁知伴随我紧张的译事，白内障也在悄悄地迅速发展，虽然其中有一些假相蒙蔽，如近视力总归还勉强可以，但实际上白内障手术不能再拖了。 　　两年一度的高资体检及时发现了问题。2012年4月28日眼科检查，万万没想到，在视力表前，我的左眼连第一排的诺大E字也看不见了，无论走多近也是这样。白内障严重到医生无法看到我的眼底情况。专家建议尽快作人工晶体置换术。5月2日，五一节小长假刚过，肖静宁就带着我直奔美丽的洪山脚下的“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简称总医院）的“眼科医院”了。 　　 　　三 　　 　　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及时发现白内障的加重、并在总医院眼科医院及时顺利施行“左眼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术”。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肖静宁与我校化学学院卢教授（女）一次偶然的电话而当机立断的。听说，卢教授白内障是在总医院做的。临上手术台时，她还对医生说自己胆子特别小，想着眼睛要做手术两晚上没有睡好，手是冰凉的。她没有想到医生护士态度这么和蔼亲切，安慰她，开导她，握住她的手，与她讲话。当医生说手术做完了，她还不知道呢！这样的医患关系近来是很少听到的。于是，这给我到总医院就医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5 月2日上午，肖静宁先去探探路，熟悉一下环境。啊！总医院的眼科医院好气派啊，位于新建的一幢15层的高楼内。眼科占了4个楼层，集门诊、住院、眼科检查、手术于一体。设施完善，先进，宽敞，布局合理，标志清楚。那天，肖静宁赶到时，专家号早已经没有了。她只好急切地找到专家门诊王柏川主任（博士、副主任医生）说明我的情况——高龄，行动不便，手头正在进行学术工作等。王主任很理解，说今天病房有出院的，你们要在下午一点半赶到，来5楼的“白内障治疗中心”医生办公室找我，不必再通过门诊直接入院就行了。没有托人，更没有什么红包之事，这位素昧平生的专家能给予这样的关照，令肖静宁既意外又感动，这对于空巢家庭的两个老人是多么大的关照啊。她急忙地赶紧回家，措手不及地办理开转诊单、取款等事宜。草草吃点午饭，拿点随身用品就带着我打的来到眼科，比王主任预定的时间还早了一刻钟呢。 　　经过必要的眼科检查和静脉抽血化验，一条龙地就在本楼办了住院手续，我就被安排住进了两个人的崭新病房。放眼望去，就是郁郁葱葱的美丽洪山。病房管理规范有序。我真有如住进宾馆的感觉，正好趁机好好休息一下，转换一下脑筋。迎接明日上午的手术。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把“看病难”、“看专家号更难”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虽然我刚刚作了体检，心肺正常。但我不能提供相关报告。按规定王主任还是开了心电图、胸部透视的检查单，嘱我下午检查。我还以为就在这幢大楼内进行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会遭遇春运式的候诊（下面另述）。 　　我在总医院眼科病房度过了跨三日两晚。第一天入院及各项检查，当心电图及胸透结果出来后，我再到医生办公室，王主任向我交代了手术的相关事宜。这里特别提一下的是，王主任在问我用那种人工晶体时，我说请医生根据我的眼晴情况决定吧。医生推荐我用中档的，并说人工晶体置换效果好不好，主要决定于眼底视网膜的状况，好比冲洗相片要看底版好不好。因为我来医院前，有的好心的朋友说一定要用多焦点的（进口的，上万元）或双焦点的。肖静宁请教了这个问题。王主任明确表示这不适合老年人，多焦点的调节会使老人产生头晕眼胀的紧张感。因此我们最后决定采用单焦点、价格中上的博士伦AO人工晶体。第二天上午手术，由于我对医生非常信任，心情十分放松，手术很顺利，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就完成了，手术眼带上眼罩保护，然后回病房休息，按医嘱点眼药。第三天上午到“白内障医疗中心”医生取下眼罩检测手术后的视力，真是立竿见影啊，我可以看到第6排的上下左右的小E字了。结合我的眼底情况，这个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一个月后我再到眼科，王主任为我复查，没有任何异常。一般说来术后两周内是不宜过多用眼的，要带墨镜避光。但我实际上早早地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台灯下的伏案工作。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个矛盾的现象，在体检发现我的左眼的远视力几乎丧失殆尽时，我的近距离的、看极端小字的翻译工作并未中断，反而还可以继续。经医生指点，这是我的白内障加重过程中的表现，实际上白内障已从周边进展到晶体的核心，造成焦点前移，在短期内似乎还可以有一点近视力的改善。我就是利用这点残余近视力在进行着翻译，想起来，好悬呀！真是如履薄冰啊。 　　 　　四 　　 　　总医院地处武昌中心地段的洪山脚下，其西侧依次是著名的宝通禅寺和施洋烈士墓，对面是繁华的亚洲贸易广场。我平时不大上医院，好多年前因腰疾上过一次总医院骨科，今日的总医院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发展惊人。这次如果不是到眼科大楼外做心电图和胸透，我是看不到大医院的春运般的风景线的。随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医院“自负赢亏”，“学企业搞承包”，“医疗产业化”的医疗改革的实施，总医院像武汉市其他著名的大医院一样，凭借品牌、管理、设施、人才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地盘一再扩大，一幢幢高楼平地拔起，新建了一流的雄伟宽敞的门诊大厅。 　　那天下午两种点一上班，肖静宁将我引到门诊大厅2层先做心电图，在工作台递交了申请单。诺大的候诊厅坐无虚席，待一个人起身进去检查时，我才坐下等候。我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很快地作了心电图。我感到工作台叫号的医务工作者非常辛苦，不停地在叫喊着那一大叠单子上轮到的名字。我决没有想到做个心电图要等这样久，原来心电图不仅是为各内科系统服务，还担负着全院所有科室的心电图检查的任务，怎能不人满为患呢。 　　做完心电图再去门诊1层的放射科作胸透，这本来是十分快捷的事，那景象更加接近春运了。人们熙熙攘攘，紧张不安，重病号多。放射科位于门诊大楼的深处，候诊厅实在是够大的了，没有自然采光，嘈杂拥堵，空气很不好，很久我都没有找到坐位。特别是一些外伤病人都是用床推着来的，下肢吊的好高，有两、三个人陪同，急诊的多。轮到的人虽然有红色显示灯显示，但工作人员还是不停地呼喊着患者的名字，很是辛苦。我几乎是放射科的最后一名胸透者，到快下班时才即刻做完的。这一下午真正地经历了一场春运式的候诊，这冰山一角，这一个小小窗口，使我对当前大医院的人满为患有了一点切身的感受。 　　“这医院每天都像是春运”，这是肖静宁在药房大厅等候取药时，听一位候诊者说的，她感到这个说法真是生动逼真极了。医院越办越大，医疗资源越来越集中，病人越来越扎堆到大医院，医院无论怎样快速扩大，也是杯水车薪，永远也赶不上武汉市上千万常住人口、成百万的流动人口、还有不计其数的地市县、邻省的求医者蜂涌而至。看病难，看病贵愈演愈烈。这种医疗现象在别的国家里是不可思义的，我想我们实在不需要这样的特色。 　　 　　五 　　 　　单从武汉市的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同济、协和、人民、中南、总医院等等来看，通过“医疗改革”造就了设备完善、科室齐全、门诊住院条件优越的超级大医院。这些仅靠政策支持大发展的大医院政府并未投资，而医院每年净收入却均以亿计，少则个位数，多则两位数，同济医院居榜首。医院财源滚滚，医院很大程度上以创收、挣钱为目标，至使公立医院已改变了其公益的基本属性，必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医疗资源分配极端不公，百姓医疗权益无保障，看病难，看病贵。医疗乃民生大计，我国目前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没有任何一点医疗保障。而少数人动不动住院，小病大养，用贵药，进口药，有的一住就是10年，为延续生命每天动辙成千上万元，有的个人的公费医疗耗费上百万。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反而成为医院的创收之源。那里还顾及职业伦理。以药养医，腐败丛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层出不穷。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矛盾激化，也使一线医生生命安全无保障，医生成为高危职业……。国务院有关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医疗改革基本失败的现实。 　　我所看到的总医院的春运般的候诊厅，完全是不足为奇的。列出几个数字就可以小巫见大巫了。据前6年的统计，武汉的同济医院已成为中南地区首个年门诊量突破200万人次的医院，每日门诊量超出5000次，这两个数字还在大幅度递增。更有甚者，北京协和医院单日门诊量突破12，000；北京儿童医院单日门诊量突破8，000。加上陪同的人，可以想像其紧张、期待、焦急、痛苦、拥挤、混乱之情景，与春运相比怎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国是一个低福利、低消费的人口众多、贫富悬殊的经济大国，已进入未富先老的老年社会，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医疗保障严重缺乏。人们扎堆去超级医院求医，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难题，关系到人们的揪心揪肝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医改路漫漫，问题成堆，牵涉的面很广、很深，极其复杂，这篇小文无力谈及。现仅涉及加强基层医疗和中小医院的建设，使就诊分流的问题。我感到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分级医疗制度，是改变我国目前这种人满为患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途径，是医改的值得借鉴的不容勿视的他山之石。 　　 　　六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人向世界展示了引以自豪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1200名医生护士走上伦敦碗运动场中心，摆出巨大的NHS字样，还有一排排病床边医护人员与患者温情交融的情景，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兴趣和赞扬。NHS成为英国国家形象的代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保障 医疗改革   

 四年前，当李宁高举奥运火炬、靠一条绳索在鸟巢横空跨越并点燃圣火时，这个昔日的中国明星运动员虽然身体已经发福、略显笨拙，但他仍尽力表现出矫捷的身手，并赢得了无数赞誉。 当年，他这一展身手对于其名下的体育服装制造商李宁公司来说意义重大。可以说，凭借于此，李宁成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赢家——奥运会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家中国公司。 按图放大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国家体育场，即鸟巢。摄于2010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两年之后。 为此，美国《商业周刊》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说：谁说中国企业打造不了品牌？ 但四年后，事实并没有当初设想的那么乐观。过去两年，李宁公司虽然大力重塑品牌，并先后涉及多项重大改革，但均不理想，不但失去了高端消费者，也失去了低端消费者。最近媒体传闻李宁西班牙公司破产，虽然李宁公司声明破产的是李宁公司在西班牙的授权商，而非李宁西班牙子公司，但有分析认为，不可否认，李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依然停留在探索阶段。紧张的形势逼迫李宁不得不换掉职业经理人，自己重掌公司。 一位熟悉李宁公司的分析人士称，即使李宁这样的中国品牌其实仍旧缺乏与阿迪达斯等世界品牌竞争的内外部能力，单纯依靠奥运会带来的声誉远远不能推动中国企业与世界级竞争对手比肩。 回到四年前，或者回到中国申奥成功的八年前，中国人对于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赛事能够放在本国举行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寄托了无数美好的梦想，比如凝聚民心、长期持续经济景气、提升政府的效率、改善国家形象，乃至推动更深一步的政治变革。人们期望北京奥运会能带来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新气象。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期望的改变并没有如愿到来，李宁公司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更深层的改革层面上，中国反而进入停滞期。希冀一次体育盛会来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并不现实。 奥运会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不乏先例。在亚洲，中国的两个紧邻日本和韩国就都因为举办奥运会而深刻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直到今天，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仍被认为是奥运会历史上成功的典范。 两届奥运会都带来了举办国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出现了57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整体增长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了114.8%，史称“东京奥林匹克景气”。 东京奥运会后第四年，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西德，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汉城奥运会也带来了韩国的经济景气，比如，奥运会后，韩国股市连涨三年。韩国从一个一度被世界遗忘的国家开始发力，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而且，奥运会极大提升了两国的制造业能力，催生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制造企业，日本的松下、三洋、精工和韩国的三星等品牌开始被国际市场接受。 奥运会的积极影响还不仅限于此。对于日本来说，奥运会和1964年建成的“东京塔”、“新干线”都成为二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时代象征，尤其是奥运会，彻底使日本国民摆脱了战后的灰色心态。日本电影导演巿川昆在当年拍摄的奥运会纪录片《东京奥林匹克》中记录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正在崛起的民族、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以及一个战后迅速得到恢复和重建的国家。 而正是通过汉城奥运会，韩国开始走向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民主国家。奥运会后，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的题为《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中说，被调查者的56% 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被调查者的53% 说：“这次奥运会后韩国国民的人权更有保障”，51% 的人说“奥运会提高了言论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大多数公务员认为，奥运会促进了行政方面的公开化和民主化。 北京奥运会后，官方媒体极力渲染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奥运会对中国的诸多正面影响。不可否认，借助奥运会，中国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成绩、自信以及史无前例的开放心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极大改观了北京这座城市的面貌，政府与公众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取得了高度的统一，公众也表现出对政府少有的包容和支持。 但即使在奥运会前，很多经济学家并未把中国未来的经济景气过多与奥运会必然联系在一起。2007年5月，在中韩两国举办的一个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在做演讲发言时态度冷静，他说：“中国并不会因为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就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奥运会之后中国也不会出现经济萧条或者经济低谷。” 吕政认为，2002年到2007年中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2.5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的投资额是7.08万亿。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12万亿，北京为举办奥运会平均每年的投资只相当于中国全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59%。因此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影响并不是很明显。 “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吕政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要继续下去，因此还需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以及环境治理的投入。 事实也确实如此，奥运会后，中国经济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加速，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态。这种状态更多与全球经济陷入普遍的低迷和中国出台积极的救助计划有关。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质量、技术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生活质量、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全球市场的生产力、创新能力等国家软实力方面并不能与当年超过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相比。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股市疲态不堪,房价呈现出不正常的高涨，日益明显的通胀和贫富差距拉令公众抱怨不已。 四年后，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和出口）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魔力，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在近12个季度后首次跌破8%，令国际瞩目。 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个细节也受到国际的关注。为了和国际接轨，中国政府专门设置了三个抗议区，方便民众在奥运期间表达不同的意见。当局接到了不少抗议申请，但实际抗议并未发生，因为官方并未批准这些申请。 当时，国内外前所未有地关注北京奥运会是否能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变革。有些西方评论家担忧奥运会的成功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更多人期待奥运会能推动中国加快政治变革，政府更加开放和透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奥运会前会见各国记者时也表示奥运会之后中国会继续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方位的改革。 奥运会确实促成了中国两个近邻的政治变革。奥运会也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次机会。但是，“很难想象，像奥运会这样一次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专门撰文说，认为奥运会能够改变中国当然过于天真。 虽然中国并未借助奥运会后在政治变革上走得更远，但是郑永年认为，2008年仍可以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他注意到，当年5月份的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 郑永年积极评价说：“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 但中国的深层变革显然不应仅限于此，民间组织虽然有所发展和进步，但是，最近几年，围绕政府的透明和开放以及更为深刻的政治变革并未有所进步，公权力依然处于未受制约的状态，社会矛盾重重。 事实是，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社会职聚的矛盾和对政府的怨气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由征地强拆、环境污染等导致的各种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最近发生在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的大规模骚乱事件将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推至一个新高潮。而北京7月21日由一场特大暴雨引发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暴露出这个为举办奥运会而重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首都，其排水设施却依然那么脆弱不堪；政府在预警应对，信息公开方面仍然裹足未前。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的一个星期，奥运会的圣火便在伦敦升起，对中国人来说，四年前的热情和憧憬几近淡忘。 今年年初，路透社摄影师大卫·格雷(David Gray)扛着摄影机在北京走了一圈，用影像记录下了北京奥运设施现在的状况。虽然他的镜头有明显的选择性，但是，这些当年投入巨资打造的奥运场馆设施如今的破败和疏于管理依然令人瞠目。 完全废弃的沙滩排球场，久已无人管理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赛场馆，皮划艇赛场破败的码头，棒球赛场已经荒草丛生。 （ 作者为纽约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