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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阻止藏人逃往尼泊尔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博达哈大佛塔,加德满都藏人群体的一个聚集地。今年2月,一名僧人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抗议,在该佛塔附近自焚身亡。 尼泊尔楚萨——西藏以南的这一片的风蚀沙漠谷地曾是西藏牦牛商队有名的中转站,这些运盐的商队艰难地穿越喜马拉雅山结冰的山脊,途径此地。20世纪60年代,这里成为西藏游击队的基地,这些游击队接受中央情报局(CIA)的培训,以攻击那些占领他们家园的中国军队。 如今,出现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西北佛国木斯塘边陲的,却是中国人。中国官方试图阻止那些心怀不满的藏人逃往尼泊尔,他们还争取到尼泊尔当局的帮助,镇压尼泊尔藏人的政治活动,尼泊尔现在有2万名藏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木斯塘王子吉格米·辛基·帕尔巴·比斯塔。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尼泊尔木斯塘地区一座寺庙里的转经筒。中国正试图限制心怀不满的藏人逃往尼泊尔,并因此向尼泊尔官方寻求帮助。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木斯塘地区的亚拉村。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尼泊尔施加影响,其中大部分都涉及经济刺激措施。 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对尼泊尔施加影响,主要是财政激励措施。在木斯塘,中国每年提供价值5万美元(约合31万元人民币)的食品援助,并派遣军事官员跨越边境与当地的尼泊尔人讨论木斯塘王子所谓的“边境安全”问题,该王子只是名义上的王子。 中国在尼泊尔各地实施的举措已经奏效。据生活在尼泊尔的藏人透露,尼泊尔警方经常逮捕在加德满都参加反华抗议活动的藏人,警方甚至阻止藏人庆祝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生日。 在2012年的前八个月中,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的人数约为400名,比2011年同期减少50%。藏人将人数的减少归咎于中国在西藏地区不断加强的安保力量,以及中国培训的尼泊尔边防人员。 虽然美国政府曾表示将为西藏难民提供庇护,但尼泊尔政府拒绝允许5000名难民前往美国。 加德满都博达哈大佛塔藏人聚集区熙熙攘攘,曾是僧人的扎西甘单(Tashi Ganden,音译)坐在一家咖啡屋的天台上说,“藏人过去很容易在尼泊尔找到工作,很容易融入尼泊尔社会,但那是在中国施加影响之前。”在中国,扎西甘单是一名重要的政治犯。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毛派游击队与军方长达10年的内战以及尼泊尔政府的持续不稳定致使尼泊尔更加贫穷。内战于2006年结束。尼泊尔与印度及中国接壤,尼泊尔领导人曾试图利用中国抗衡印度长期以来的影响。 近年来,尼泊尔和中国的相互示好有增强的趋势,中国提供大量援助资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专业技术,并在蓝毗尼佛家圣地投资,据说,蓝毗尼是佛祖的诞生地。与此同时,中国也派有安保工作经历的大使前往尼泊尔。 4月1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加德满都告诉记者,中国方面的压力致使藏人更难进入尼泊尔。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卡特说,“我希望,尼泊尔政府不要同意中国的要求。” 尼泊尔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联合秘书尚卡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Shankar Prasad Koirala)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尼泊尔没有拒绝帮助难民。他说,“尼泊尔政府正本着人道主义在援助、接待他们。” 也有一些尼泊尔官员解释说,尼泊尔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容许在尼泊尔开展反华分裂活动。 2008年藏人爆发大规模运动后,中国加大阻止藏人进入尼泊尔的力度。此后,至少有110名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藏人自焚,这些自焚事件进一步促使中国官方加强了西藏城镇及尼泊尔边境的安保工作。 加德满都也出现了自焚抗议活动,尼泊尔官员因此对西藏问题感到更加不安。2月份,西藏僧人——25岁的竹钦泽仁(Drupchen Tsering)在博达哈大佛塔附近的神圣圆顶佛塔前自焚后死亡。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倡议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Tibet)透露,该地区的藏人要求归还竹钦泽仁的遗体,但当地官员在上月末的一个晚上将其火化,称没有家庭成员前来认领遗体。官员们稍后发布通知,警告不要举办公开葬礼。 近年来,官方对公开的宗教庆典活动进行了镇压,一些藏人还因此被关押数日。所谓的宗教庆典包括达赖喇嘛生日前后的一些庆祝活动。达赖喇嘛目前在印度流亡,加德满都曾经驻有一名他的代表,但其办公室于2005年被政府查封。 一位名叫次仁(Tsering)的年轻男子说,2012年4月他前往加德满都的一座寺庙参加生日庆典,结果却发现尼泊尔警方封锁了那片地区。整个聚会被搬到了一个礼堂。“我们连达赖喇嘛的生日都无法庆祝,”他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是僧人的扎西甘单说,2012年1月,当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宣布即将对加德满都进行四小时访问,有几十名藏人被提前逮捕。当地居民说,温家宝的访问原本定在一个月以前,但是因为担心会遭到藏人抗议而被取消。访问期间,温家宝同意在三年内为尼泊尔提供11.8亿美元以及其他援助。 最早的西藏难民是在1959年来到尼泊尔的。当时达赖喇嘛逃离西藏,他们就在难民营里安顿下来,至今这样的难民营仍有13个。博达哈大佛塔附近出现了一块藏人飞地。有些藏人通过制作毯子和手工艺品致了富,一些著名的西藏寺庙还积累财富,买下了加德满都谷地(Katmandu Valley)最好的一些房产。 之后,随着更多像扎西甘单这样的政治难民涌入,该地人口出现增加。藏人原本可以拿到难民卡,从而保障他们能享有一些权利,但尼泊尔在1998年结束了这种做法。 现在,难民需要支付约5000美元让蛇头把他们带到尼泊尔。他们通常会在位于加德满都谷地,由联合国难民署(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运营的一个转接中心待上六到八个星期,之后乘大巴前往印度。这些藏人期望能在那里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 还有些是朝圣者,希望最终能返回尼泊尔,然后回到西藏。有些很久之前就来到这里的难民怀疑,有些难民其实是中国政府的间谍。 五年前,西藏发生了骚乱。在那以前,每年来到转接中心的难民都有2000到4000人。2008年,由于中国的安全部队封锁了西藏的城镇,这个数字降到了500至600人,次年又回升到了850人。此后便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数十年来,尼泊尔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尼泊尔边防人员一般会让他们遇到的难民继续寻找避难所。而现在,藏人怀疑抵达加德满都的难民人数之所以很少,部分原因在于边防人员遣返了他们抓到的藏人,尤其是因为中国正在参与边境安全守备的训练项目。 边境地区的尼泊尔安全部队并不能独立地管控。去年,CNN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名穿着便服、身份不明的中国人,在边境线的尼泊尔一侧攻击一名CNN摄影师,而尼泊尔边防人员却在袖手旁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研究员凯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说,“我们真不知道边境地区现在情况如何。” 对于中国而言,木斯塘地区是最敏感的边境地区之一。这是因为该地有康巴游击队反抗的历史,而且1999年,噶玛巴活佛(Karmapa Lama)从西藏秘密逃往印度时,还曾途经这个王国。现在,边境只在少数情况下,藏人和当地居民进行市场交易时,才会开放。 曾几何时,木斯塘人只需要拿着国王的书函就能进入西藏,前往冈仁波齐峰(Mount Kailas)朝圣。冈仁波齐峰是藏传佛教里最神圣的山。但是,这种朝圣之路在十几年前被中国政府切断。 “我们曾经要求政府,努力争取重新开放这条通路,”木斯塘王子吉格米·辛基·帕尔巴·比斯塔(Jigme Singi Palbar Bista)说。“我们的人民一直在仰望西藏的精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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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控中心开始研制新禽流感疫苗

联邦卫生官员周四表示,针对正在中国传播的神秘新型H7N9流感病毒,他们已经开始研制种子疫苗。 尽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的一名发言人强调,研制疫苗“只是一项预防措施”,该机构的一名病毒学家却说,CDC对这种新病毒“甚感担忧”。 中国报称已确认14个患有这种新型流感的病例,并在周五报告称,已有6名患者死亡。 新华社报道称,尽管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追踪了14个确诊病例的数百名接触者,目前仍未发现人际传播的确诊病例。 这种病毒此前只见于野鸟体内,周四,人们首次从家禽体内分离出了这种病毒。从上海一家活禽交易市场的鸽子体内检出这种病毒之后,当局开始扑杀那里的所有禽鸟。 CDC流感研究部门的实验室副主任迈克尔·肖(Michael Shaw)表示,尽管CDC没有坐等中国病毒样本的到来,通过合成病毒DNA加快了研发速度,制成种子疫苗仍然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由于中国已经把这种病毒的基因序列公布在了公共数据库上,医生可以在实验室构建这种病毒的表面spike基因片段,并将其附着到病毒的“主干”上。所用病毒“主干”已被证明适于实验室培养,培养基是无菌鸡蛋,人们将在这些鸡蛋里研制流感疫苗。 此后,医生必须在雪貂身上测试种子疫苗。他们会给雪貂接种疫苗,等待一段时间,让雪貂体内产生抗体。接下来,他们会向雪貂鼻子里喷入含有H7N9病毒的溶液。然后,医生会等上几天,看这些雪貂会不会生病。 “如果第一次的试验一切顺利的话,我们理论上可以在四周内做好让疫苗投入生产的准备,”迈克尔·肖说。“但是有些环节,比如雪貂试验,是无法加速的。” 该机构发言人汤姆·斯金内尔(Tom Skinner)说,到那个时候,该机构就会对这种新流感的危险性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迈克尔·肖说,目前仍不清楚这种流感有多致命,“因为我们也许只看到了较为严重的病例,只看到了进了医院的那些人。”必须对几百个血液样本进行抗体测试,才能知道没有引起注意的较轻病例有多少个。 他说,患者受感染的途径目前也不清楚。已知的少数案例散布在上海周围的一片广大区域。直接接触带病家禽是一个明显的可能原因,这也是导致H5N1感染的风险因素。H5N1是另一种禽流感病毒,2003年以来共导致371人死亡,近来却只见于柬埔寨、中国和埃及。就这种新流感而言,已确诊的14个病例中只有两例是家禽业工作人员,另有一人是厨师。 在鸽子身上发现这种病毒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迈克尔·肖说。“很明显,这种病毒并没有导致鸽子发病,因为没人见到有大量鸽子死亡。人们通常不会对鸽子进行测试。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控制疫情的难度。对鸡群进行围捕则很简单。” 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发布消息称,中国的初步测试表明,达菲(Tamiflu)和瑞乐沙(Relenza)等抗病毒药物能够对这种新型病毒产生影响。 已有几个国家针对此次的禽流感采取了相关措施。越南已经禁止从中国进口禽类,日本则在机场张贴了告示,要求人们申报流感症状。香港也已禁止从中国内地进口活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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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华人工程师泄露美国国防机密获刑

新泽西州纽瓦克——周一,一名曾为新泽西州某国防承包商工作的雇员被一名联邦法官判处超过五年的刑期,原因是他携带美国军事科技贸易机密前往其祖国中国。该男子称自己的举动出于判断失误,且并无恶意,但法官并没有采纳他的辩词。 刘思星(音译)是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已在美居住19年。他告诉美国地区法官斯坦利·凯斯莱(Stanley Chesler),“我没有违法”,并称对他的指控可能涉及政治因素。 凯斯莱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这不是政治起诉,”他在判处刘思星服刑70个月前说,“案由是你违反了明确规定给你的义务,你知道这些义务,而且充分理解这些义务。你今天坐在被告席上,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 刘思星有工程学博士学位,已婚且育有三个孩子。他还被处以1.5万美元的罚金。凯斯莱让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用90天时间来决定刘思星是否必须支付罚金。 2009年和2010年期间,刘思星在总部位于纽约的L-3通讯公司(L3 Communications)的航天导航(Space & Navigation)部门任高级工程师。2011年3月,他在自己位于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的家中被捕,面临的指控是携带机密军事数据返回中国,并在两个会议上展示这些数据。去年秋季,刘思星被判犯有未经允许出口国防数据的六项罪行,以及持有窃得贸易机密和欺骗当局等其他罪行。 刘思星所在公司曾进行的项目包括应用于火箭炮、机动榴炮弹和导弹的技术。 检察官在庭审中称,刘思星携带私人笔记本电脑,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重庆和上海参加了以纳米技术为主题的两次会议,并在会上进行的展示中描述了自己正在研究的技术。检察官表示,这违反了美国法律关于在未取得国防部许可或批准的情况下出口防务资料的禁令。 检察官还称,当他2010年抵达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当局从他的电脑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公司文件。 助理联邦检察官L·贾德森·韦勒(L. Judson Welle)称刘思星是“惯偷”,并敦促凯斯莱法官对他处以重刑,以便向“所有能接触到信息并有权带着硬盘走出所在美国公司大门的受到信任的内部人员”发出一个讯息。控方请求对他处以至少八年的监禁。 代表刘思星的律师詹姆斯·图尼克(James Tunick)辩称刘思星只是犯了“一个重大失误”,从未意图将机密交给中国政府的任何人,因此请求处以一年零一天的有期徒刑。 “他把这些文件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而且去了中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图尼克说,“他从未意图伤害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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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美国截获载有中国导弹的伊朗船只

在也门海域附近遭到扣押的一艘伊朗帆船上,载有先进的中国防空导弹。这一事件可能显示,伊朗在逐步加大对其中东代理人的支持,这对地区内其他国家是一个警示,也再次对美国构成了外交挑战。 对武器和包装箱上的厂家标记进行的检查显示,帆船上所载的物品中包括10枚中国制造的热追踪防空导弹,其中大部分是2005年生产的。 Yemeni Defense Ministry, via Reuters 官员们说,一艘被目击从伊朗港口驶离的帆船,于今年1月在也门海岸附近被拦截,图为船上缴获的部分武器。 导弹上的QW-1M标识和所印字样显示,它们是由中国精密机械进入口总公司代理的一家工厂组装的。该公司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因为向巴基斯坦和伊朗转让导弹技术而受到了美国的制裁。 中国导弹是美国和也门军方今年1月截获的、总量更大的武器运送批次中的一部分。美国官员和也门官员说,伊朗打算把这批武器送往也门北部的胡塞(Houthi)叛军手中。不过,导弹出现在缴获的禁运品中,让本来已经相当微妙的政治事件变得越发复杂。 官员们描述,这批运送的武器是伊朗把先进的新型防空导弹系统送往阿拉伯半岛的一次尝试。此举已经引起沙特阿拉伯、阿曼和也门的担忧,原因是这些武器可能会增大民用和军用飞机面临的风险。 这批武器也再次向奥巴马政府表明了,伊朗似乎在向反对派武装运送来自中国的现代导弹。这些武装分子所处的背景,是逊尼派(Sunni)为主的国家与什叶派(Shiite)为主的国家间,更大规模的区域竞争,而这种竞争往往会牵扯到美国军方。 此前,美国曾指责什叶派领导的神权国家伊朗,向胡塞武装分子运送武器,后者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被认为是本地区首屈一指的逊尼派大国。双方都曾援助和武装过被认为与本国利益一致的团体或政府,由此加剧了也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苏丹和其他地区的暴力活动。 伊朗否认说,对它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荒谬的。”伊朗政府和出售QW导弹的中国公司,都没有回应书面的采访请求。 也门政府已经要求联合国(United Nations)调查武器运送事件,并把结果汇报给安理会(Security Council)。也门的新闻媒体报道,上周,联合国专家曾待在也门。 对武器上的标识和武器来源的分析,根据的是也门官员向记者们简短展示武器时拍下的照片。 先进的中国导弹被送到伊朗培植的代理人手中,这样的担忧在本地区有着不短的历史。它涉及了两种更严重的担忧,一是过去10年里,冲突遍布中东地区,让防空武器趋于失控;二是中国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令美国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挫败感。 根据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一段外交电文,在布什(Bush)政府即将结束的2008年,美国曾向中国抱怨,他们从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分子手中缴获了两枚类似的防空导弹。 电文指出,“我们已经就中国向伊朗转让常规武器一事,反复向中国提出交涉,并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这一行为。” 电文说,在伊拉克缴获的QW-1导弹是中国于2003年生产的。 就像美国制造的“毒刺”(Stinger)一样,中国的QW系列也属于被称为“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manpads)的武器。这份电文中指示美国外交官提醒中国注意,“出售给伊朗的任何军事装备,特别是恐怖分子极力想获得的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转移到非国家势力手中的风险极高,美国无法接受。这些势力威胁着伊拉克、阿富汗乃至整个地区的美国军队、联军部队,以及平民。” 在这次发现中国制造的武器之前,这艘名为吉汉一号(Jeehan 1)的帆船在由伊朗军方控制的一个港口装载这批货物时,美国海军(United States Navy)就发现了它。也门和美国的官员称,之后这艘船选择了公海上的一条走私路线。 了解该船航程的官员称,这艘船曾在小通布岛(Lesser Tunb Island)的港口停靠。小通布岛面积狭小,紧邻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的西侧,伊朗和阿联酋均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这座岛屿由伊朗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s)占领。 随后这艘帆船向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着阿拉伯半岛朝南航行。在盖代(Al Ghaydah)沿岸附近,美国法拉格特号(Farragut)驱逐舰和一队也门登船队员截停了这艘帆船。 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船上的伊朗船员最初坚称,这艘船悬挂的是巴拿马的国旗,运的只是燃料。美国官员表示,在暗格里发现了军事物资,其中包括许多装着弹药的木箱,这些箱子都被涂成了白色或黑色。 船上的物资还包括31.6万个用于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步枪的弹夹、近6.3万个用于PK机枪或德拉贡诺夫(Dragunov)系列狙击步枪的弹夹、12000多个用于12.7毫米口径DShK机枪的弹夹和95个RPG-7发射器。 船上还载有10枚SA-7肩射式防空导弹、两个发射导弹时所需的把手部件、近1.7万块伊朗制造的C-4塑胶炸药、48副俄罗斯PN-14K夜视镜以及10台LH80A激光测距仪。测距仪上的标牌显示,它们是由伊朗国有企业伊朗电子工业公司( Iran Electronics Industries )制造的,这家公司也是美国的制裁对象。 一名也门官员称,吉汉一号帆船的船长和船员仍由也门关押,船只也处在也门扣押之下。 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批武器“让人非常不安”,表示它“显然违反了”安理会禁止伊朗出口武器的决议。 两名研究军火走私的独立研究人员查阅了照片,并撰写了一份针对导弹和武器上的标识的概述。他们称,这些武器看起来是来自中国。 同时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和日内瓦的“小武器调查”(Small Arms Survey)担任分析师的马修·施罗德(Matthew Schroeder)表示,据他所知,这是QW-1M武器首次脱离国家的控制。  他说,“如果的确是这样,而且这些武器的确是运给反对派武装的,不管是从地区安全,还是从全球反恐的角度,这批武器都令人极为不安。” 分析人士相信,不同于世界各地反对派武装手里许多较老的肩射式防空导弹,QW-1M的导引头能更好地抵御试图误导它的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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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黑客袭美动机何在?

旧金山——去年9月,负责北美一半以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监控的泰尔文特公司(Telvent)发现,中国黑客攻入了公司系统,该公司立即关闭了对客户系统的远程访问。随后,公司领导层和美国情报机构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却困惑不已: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涉嫌在背后主使黑客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目的是在试图将系统漏洞植入系统,从而在美国和中国一旦在太平洋发生对抗时,能切断能源供应、关闭电网吗?或者中国黑客只是为了获取工业秘密,试图窃取技术,并将技术转交给中国自己的能源企业?泰尔文特同时还监测着一些公用事业单位和自来水处理厂,该公司最终成功阻止了黑客侵入其客户的电脑,但黑客的动机依然不明。 “我们仍在试图弄明白这一点,”美国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上周说,“两者可能都是他们的目的。” 当前,美国企业身陷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避免可能会破坏美国最关键系统的大规模攻击,另一方面还要阻止国会责令私营部门投入数十亿美元,来防范这种风险。在美国企业看来,这是两场不同的噩梦。此时,泰尔文特公司的经历不啻是一次对不确定情形的案例分析。 对一些人而言,这有力地证明了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里所强调的那种威胁。当时,奥巴马警告说,“我们的敌人也正在寻求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能力”,而这可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奥巴马再次呼吁进行立法,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去年,在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和其他一些商业团体进行了集中游说后,共和党动用 拖延战术 ,阻止了立法。 但泰尔文特的安全系统遭遇入侵的事件(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也让人们怀疑这些恐惧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被过分夸大了,人们是否误解了这种威胁的具体性质。在研究机构每周发布的报告、证词,以及国会的研究中,这种恐惧已成为了主题。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本国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伊朗,而不是中国。因为伊朗曾公开宣称,要对由美国和以色列研发的“震网”(Stuxnet)病毒作出报复,这种病毒曾被用来打击该国的一处核设施。但这些官员表示,目前伊朗技术能力的局限性还制约着这种威胁。 毫无疑问,各种攻击都呈现了上升趋势。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该部一直在应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石油管道和电力公司遇袭事件。去年,国土安全部收到了198宗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系统遭受攻击的报告,次数较2011年增加了52%。 安全公司迈克菲(McAfee)的研究人员在2011年发现,五家跨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遭到了中国黑客的攻击。研究人员怀疑,被他们称作“夜龙”(Night Dragon)的中国黑客组织已经影响了能源行业的十多家企业。就在最近,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在1月证实,其网络受到入侵,不过该部门并未透露,入侵是否造成了损失,或造成了何种损失。 不过,安全研究员说,大部分攻击和泰尔文特经历的攻击一样目的不明。这些攻击似乎更多地与网络间谍活动有关,意在壮大中国的经济。如果攻击的目的是摧毁管线,或者搞垮美国的电力系统,那么攻击可能就是另一种性质的了。 位于爱达荷州福尔斯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关键情报”(Critical Intelligence)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对手”针对北美的能源企业发动的数次网络攻击,似乎意在盗取水力压裂技术。这反映出,随着页岩能源革命使全球能源平衡转向对美国有利的一面,这样的前景令中国政府感到担忧。该公司在报告里说,“这些事实很可能是这一波老练攻击背后的一个重要动机,这一波攻击涉及从事天然气业务的公司,以及依赖天然气为原料的行业,包括石化行业和炼钢业。”报告补充说,对泰尔文特和“大量”北美管道运营企业的攻击可能是相互关联的。 美国情报专家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对美国基础设施实施攻击,主要理由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实,即任何破坏美国金融市场、交通系统的行动,都会对中国自己的经济产生影响。会干扰中国向沃尔玛(Walmart)的出口,危及中国在美投资项目的价值。目前,这些投资项目包括了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一宗新的大型投资。 然而,伊朗可能是一个不同的威胁。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承认,“中国在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其频率达到了猖獗的地步。”但他在上周五的一次采访中补充了一句警告,他说,“中国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而伊朗则不是。” 最近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认定,除了中国之外,能从让美国经济部分停摆的能力中获利的其他行动者中,就包括伊朗。这份保密文件还未在美国政府内部公布,不过文件的副本正在传阅中,以供官员做出最终评价。与中国不同的是,伊朗在美国没有投资。正如一位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所述,“对他们来说,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完全是有利无害的。” 尽管伊朗新建立的“网络军团”的技术能力受到怀疑,但是伊朗黑客还是因为以往的一次行动,在技术圈里赢得了一些声望。去年8月,他们搞垮了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Saudi Aramco)拥有的3万台电脑,用焚烧美国国旗的图片替换了电脑上的内容。那次攻击没有影响该企业的生产设施或炼油厂,不过,它已经清楚地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沙特阿美负责企业规划的副总裁阿卜杜拉·萨丹(Abdullah al-Saadan)对沙特新闻频道(Al Ekhbariya)表示,“那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公司向国内外市场供应石油和天然气,感谢真主,他们没能达到目的。” 奥巴马总统对于美国会如何应对这种攻击一直态度暧昧。奥巴马政府中没有任何人主张美国应当以网络反击或实体反击,来报复窃取秘密的行为。司法部长小埃里克·H·霍尔德(Eric H. Holder Jr.)已经阐明,将会通过刑事法庭应对这种行为。至于总统能否,或应否,下令对威胁美国公众的重大攻击行为予以军事反击,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 “一些人呼吁政府授权军方,来保护私人企业的网络和关键的基础设施部门,如油气管道和供水系统,”为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Truma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研究该问题的坎迪斯·于(Candace Yu)说,“那是不现实的。军方既没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军方只需要应对最紧迫的威胁。” 然而奥巴马政府未能说服国会,阻止灾难性网络攻击的第一条保障线,是要求私营的产业界建立强有力的保卫措施。私营企业控制着手机网络,以及金融和电力系统,这些都是基础设施受攻击时的首要目标。 去年,美国商会及其他机构通过大量游说活动,挫败了一项包括这种要求的议案。游说者的意见是,成本过于高昂,根本无法实施。一些主要的国会议员说,他们预期这个议题在未来几个月会被再次提出,不过政府的保护职责和私营产业界的保护职责边界何在,却并不清楚。 “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国土安全部前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上周表示,“多数基础设施由私营部门控制,政府不能像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一样管理这些基础设施。我们必须要得到大量独立人士和机构的帮助。” 尽管通过多次闭门模拟,政府向议员们演示了发生灾难性袭击后的状况,但政府去年的网络安全立法还是以失败告终。 其中一次模拟演示里,国土安全部允许《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到该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一处设施进行观摩。一名女子扮演了“邪恶黑客”的角色,她突破了电厂的网络。为了进入网络,这名黑客利用了一种称为“鱼叉式钓鱼攻击”(spearphishing)的手法,向电厂的一名员工发送邮件,诱导该员工点击链接,查看“可爱狗狗”的图片。 员工点击链接时,就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黑客赋予访问这名员工电脑的权限,让她轻而易举地开关电厂的闸门。 尽管进行介绍的官员承认这次模拟有点简单化,但其中传达的消息十分清晰,美国全国各地脆弱的关键基础设施体系极多,这种攻击很容易发生,而且后果十分巨大。无论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当前的动机是什么、能力如何,谁都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网络安全专家、前政府官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安全会议上说,“有12个国家正在开发攻击性网络武器,伊朗就是其中一个。”他说,这些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他也说:“但就像核武器一样,最终他们能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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