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

10月20日，对于印度全国城市街头上千万艰苦谋生的小摊贩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这一裁决，也令44岁的阿宾德-辛格倍感欣慰，今年6月，正是他领导的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最高法院，因为后者准备在英联邦运动会前驱逐小贩。 经过4个月的法庭斗争，正义最终站在了印度上千万街头小贩一方。 “颁布法律保护整个街头小贩群体，这是政府的宪法责任，”辛格说。日前，他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街头小贩都是社会底层人员谋生的主要手段，他们也往往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利益最容易被侵犯的对象。而在印度，这些小贩们并不孤单，一个全国性维权组织———“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多年来一直代表印度上千万小贩，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表达诉求，维护小商贩的合法权益。 最近，“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成为印度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新德里政府准备在10月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前驱逐街头小摊贩，联合会遂代表印度全国五百多个小贩组织，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印度最高法院。联合会方面指责新德里当局驱逐小贩，却没有制定为街头小贩寻找替代生计的恰当政策。 小贩组织状告政府 联合会项目经理穆库特萨尔玛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叩响最高法院的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制止针对街头小贩的暴行，并寻求永久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在诉至最高法院前，联合会已经同新德里市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联合会协调员阿宾德。辛格说，从2009年3月到2010年5月，联合会方面与新德里有关当局举行了一系列接触，举行了12次会议，希望能够合理解决新德里的街头小贩问题，但是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当政府决定，新德里所有的街头小贩都必须在英联邦运动会前被驱逐时，我们感到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辛格说。 当谈判不能说服新德里市政府时，最高法院成为联合会维护小贩权益的最后靠山。今年6月，最高法院接到了“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的上诉。 “宪法保障街头叫卖” 10月20日，尽管英联邦运动会已经结束，也有不少小贩被赶出了新德里，但辛格却等到了最高法院鼓舞人心的判决。这份有最高法官甘古利起草的判决书写道：“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这意味着，街头小贩赢得了这场官司。 判决说，同行人的自由行路权一样，街头摊贩的谋生权利同样需要保障，“政府需要保障两者间的平衡……而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合理的规范，才能使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权利达成平衡。” 判决认为，目前，的确存在着一些妨碍小贩基本权利的行政规划和政策，但即便如此，小贩们诚实经营的自由和尊严也不可剥夺。 “不能因为路边摊贩贫穷、无组织，就让他们应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处于混乱状态，也不能用不断变化的行政规划来决定他们的基本权利。”判决说。 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到2011年6月30日，必须通过一部法律，规范路边摊贩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 甘古利在判决中还援引印度另一名宪法法官的决定称，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颁布法律保护整个街头小贩群体是联合政府的宪法责任。”在获知上述判决时，阿宾德。辛格说。 穷人谋生的自然选择 印度全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街头小贩，活跃在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晨奈、班加罗尔等大城市。绝大部分街头小贩都是贫困的当地居民、失业的产业工人或者来自其他邦的流动民工。《印度快报》则报道说，因为门槛低，投入低，摆小摊是因贫穷涌入城市的人们谋生的自然选择，“无论他们是做什么，理发、卖杂志，卖冷饮还是驱蚊片，他们都满足了这个城市重要的需要，他们不是乞讨者，他们是让市场变得活跃起来的服务商。” 但是，在印度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中，街头小贩长期被视为地位较为低下的人群。不少官员和城市居民也认为街头小贩的存在造成了城市秩序的混乱。 “对小贩充满敌意，并不是当前印度的一个新现象。”《印度快报》说，“尤其是城市管理机关，白领阶层以及富人们。” 对此，辛格并不同意。他对本报记者说，“印度城市今天的混乱状况并不是因为街头小贩，而是因为印度毫无规划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以及并未将贫困人口包括进来的城市发展计划。” 在辛格看来，城市化的确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印度的城市毫无争议地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辛格认为，印度的城市并没有为解决贫困问题作好准备。 辛格强调，街头小贩以合理的价格、在便利的地点向城市人口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几乎每个印度的城市居民都从小贩那里买过东西，然而，小贩为城市发展出了力，但自身却被城市边缘化，这是很讽刺的。” “应当将非正式经济部门融入整个宏观经济发展中。每个社会体系都必须迎合其成员的需求，让他们能够生存。”辛格说。 “向僵化的政策挑战” 而谈到新德里为举行英联邦运动会而驱逐街头小贩，辛格说，这“非常令人震惊”。他说，在过去2个月里，为了迎接运动会，印度有27.5万穷人和弱势群体失去了生计，其中包括大量街头小贩。“没有了赖以为生的微薄收入，他们的生活比过去更糟糕了。” 辛格说，在英联邦运动会前夕，新德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在这次驱逐中，一名小贩被警察逮捕，在被关押期间，他遭到了虐待，最终导致他心脏病发身亡。这一事件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在新德里的许多地区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贩被驱逐，他们还被威胁不得返回。” 辛格说，这些问题引起了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的极大重视，过去2个半月来，该组织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并向相关部门递交了备忘文件。在英联邦运动会召开前夕，该组织还向伦敦英联邦运动会秘书长递交了公开信。直至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最高法院。 “我们决心挑战过时的法律、僵化的政策和威胁到街头小贩生计和民主权利的种种做法和态度。”辛格对记者表示。   新京报 记者 马晶 采写 背景 小贩组织推动国家决策 “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成立的时间只有12年，但在印度却已经拥有了全国性影响力。今天，联合会拥有540个成员组织，其中大部分为街头小贩组织，成员达37万。 辛格对记者介绍，在成立的最初5年里，这个联合会只是20个组织和一些社会企业的网络。2003年，为了团结分散的小贩组织，保护1000万印度街头小贩的利益，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正式成为一个注册组织。 辛格说，联合会的主要工作方式是与各种社会人士、社会组织保持联系。“我们鼓励和支持陷入困境的小贩在法庭上提出诉讼，我们本身也提出公共利益诉讼，同时还提醒其他相关组织这样做。” 联合会还大力倡导立法保护街头小贩的利益，并经常与政府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在联合会的推动下，2004年1月，印度政府通过了《街头小贩国家政策》。基于这一全国性政策，7个邦政府也制定了关于街头小贩的地方性政策。 《街头小贩国家政策》通过的1月20日，也被联合会确立为“街头小贩日”，其成员组织都会在这一天组织活动，以此加强小贩之间的团结，并提醒决策者和政府官员，制定和执行有利于街头小贩的政策。 人物 44岁的阿宾德辛格幼年时代生活在比哈尔邦东北部的卡迪哈尔地区。 还是个孩子时，辛格就经常看到他的那些从事小贩职业的邻居和朋友频频遭到驱逐，这令他十分困惑。从德里大学毕业后，辛格便开始从事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工作。 1996年，辛格成立了NGO组织Nidan，致力于启蒙弱势群体、并保护穷人权益。 1998年，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成立后，辛格担任协调员至今。由于为印度社会和弱势群体作出的贡献，2008年，辛格被授予了印度“年度社会企业家”奖。 (来源：新京报)

冉按： 我写此文时用了郭大虾兄在火车站被验出“三级维稳”的经历，因为他当即在推特上说了。至于这篇《“维稳对象”级别分类》（原题为《春晓镇四项措施落实上海世博会期间维稳工作》。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axa/archives/365601.aspx 。）的文章，是后来郭兄搜出来后才公布，故在本文中未用到这维稳级别的进一步信息。现特此说明，并将该帖的网址转贴如上，请大家观看兲朝奇观。 2010年9月1日7：40分于成都   自从共产党四九年后得鼎以来，维稳一直是官方的主要工作之一。这是由于官方的权力来源程不是民选，而是前现代社会和丛林社会的武力夺取而决定的。而这样的权力来源，要维持其正常运转，必须经常使用两种杀手锏来管理社会，一是愚民欺骗，二是高压恐吓。前者，我曾撰《打造愚民社会的信息孤岛》一文来阐明。而对于高压恐吓，虽然有许多人谈及，但我想结合当下变态维稳的现实来集中谈一点我的想法，以便大家感受到官方的紧张和这个社会溃败到何种程度。 四九年后，官方成功地将“三湾改编”里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移植到和平年代的管理工作中，如居委会和乡村里面，都不乏党的人及其相关的告密卧底，其触须深入到城乡任何角落，可谓无远弗届。也就是说，政府和军队虽然表明上看是分开运行的，但在我看来，由于党指挥枪的实质没有变，证明几十年中国的统治都是准军人政治。准军人统治的一大特点就是，随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和维稳状态。即便风平浪静，他们也会制造出敌人来，酝酿紧张空气，使大家人心惶惶，便于愚弄和控制民众。换言之，把“支部建在连上”的统治技巧，到三人成立一个党支部的做法，再加上团支部和团员、积极分子这样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包括那些暗藏的线人，其维稳的格局从四九年至今，从未有中断过，只不过是到今天愈演愈烈而已。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阅读新华社编的1949年至1964年的《内部参考》时，就常常接触到彼时公开报道中，根本不会提及到的乡村和地方群体事件。1963年浙江诸暨县枫桥镇的维稳经验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缴”，正好反过来证明，维稳是官方几十年来的传统，并非今日兴起的“新鲜事物”。之所以大家在官方以前的历史中，很少看到今日这般维稳的现状，一是彼时媒体控制之厉害，远超我们今天的想像，一般人根本无从知晓，没有像今天的维稳劣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曝光；二是高压与恐惧如影随行，民众的权利意识远不像今天这样高涨，敢反抗者也不像今日这样多；三是彼时维稳的官方，对自己尚有几分自信，有一个虚幻的意识形态在统领，还不曾像今天官方这般草木皆兵，维稳力量和人数空前增加。 就我们普通人目前所了解的维稳态势来看，维稳的情形一般分为特殊维稳和常态维稳。特殊维稳，是指那些让官方特别不放心的日子、时段和人群，如清明节、六四、十一等。但随着时日的增加，像杨佳杀害上海警察的七一，汶川大地震的遇难日512、赵紫阳的生日（10月17日）和忌日（1月17日）等都成了敏感日，而且敏感日越来越多。特殊维稳时段如举办奥运、世博、亚运会，其维稳力度空前强大，强大到买菜刀和鼠药都要实名制。至于被官方特殊维稳的人群则包括异见人士、维权者、上访者、遇难家属等。常态维稳则指从中央到乡镇，都成立了维稳办或者综治办，配备专门人员、拨发专款专物，再加上各地维稳机关内部的横向联系、互通信息，兼之各种各样的举报线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维稳力量。因此如果有人统计这几年在各种传媒特别是网络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可能是 “维稳”二字。 早在前几年就有报道说，中国一年的群体事件多达几万起，至于说单个的维稳事件，就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社会科学报》统计出去年全国维稳经费高达5140亿元，超过军费开支，的确令不少纳税人吃惊。维稳除常态维稳和特殊维稳之别以外，还把维稳分成许多级别，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比如在机场、火车等交通运输机构的信息系统里，凡买票需要实名制的地方，维稳办输入特别维稳人士的信息，以便在监听电话、跟踪战术之外实施全方位的控制。我本人在机场曾遭遇这样的情形，网友郭大虾2010年8月29日从浙江乘火车至深圳买火车票，刷证时显示其为“维稳三级”，下面还有一个警察的名字及其号码，这说明维稳三级有专人负责。当然，在分级之外，由于维稳人员及机构自身的利益驱动，想通过扩大自己的权力来博取更多的收益，维稳权力被滥用，许多维稳理由荒谬可笑，实足以给社会添乱。我早就说过，变态维稳项目及维稳机构的膨胀、自利和寻租倾向，无度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用纳税人的钱熬纳税人的油，才是中国社会真正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几年的变态维稳到今年有了一点新的变化，就是官方维稳大走群众路线，大搞全民维稳。就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一样，唱红打黑，以及维稳上的大搞群众战争，也可算得上是政治上的国进民退。从年初北京大兴宣布搞村庄封闭性管理开始，再到下半年北京半数城乡结合部推广封闭式管理、各村安装栅栏，是典型的把普通人进行准军事化管理、侵害人权的实例。这样的实验，在可预知的将来，会变成进一步的维稳方式在北京乃至全国全面推广。北京维稳方式有创新，全国各地也不让北京专美，工苏宿迁已发展治安志愿者3.8万名，有27.95%是低保人员，有16.36%是农民——志安志愿者大多数工种有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保洁员、送奶工、送报员、水电气抄表员、村组干部、物业保安——奖励1521人，发放奖金20.64万元。宿迁当局之所以显得如此硬气，是因为此举可能在江苏全省推广。而广东比较穷的廉江县，更有“几千名治安信息员活跃在大街小巷，遇到警情，随时可报告拿奖。两年来，全市共奖励线人250万元。”像宿迁和廉江的做法有全民皆警和大家都来做线人的嫌疑，其间造成的法律和人事纠葛，极有可能变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北京、江苏、广东各地表现良好后，其它方政府岂自甘落后？有媒体已公开报道，许多省市表示都要把“基层信访综治维稳中心”建设扩展至辖区内的每一个街道、乡镇，乡镇综治维稳中心整合综治办、维稳办、防邪办、信访办、司法所、安监所人员职能，实行“六位一体”合署办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张维稳的大网，官方希冀把他们害怕的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之中。但事实如何呢？如今年频发的屠童案等，就是你再精密的防范，都无法完全阻止其发生，这哪是维稳能解决的问题呢？治安志愿者、治安信息员、网上及大学里面的信息员，形成了一股比较公开的线人队伍，与明末魏忠贤大搞特务政治相比，有过而无不及。由于官方的强力介入，运用劫掠、屏蔽、分化等手段，官民利益冲突的分裂、信息屏蔽的认知分裂、人群之间监视与被监视的分裂、一味打压造成的族群分裂，正使中国这个社会的溃败空前加剧。不信任程度空前加剧，固然造就了个人原子化状态，而使政府便于统治和打压人，但人心的碎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2010年8月28日至29日于成都   北京半数城乡接合部年内封闭管理 各村安栅栏。 http://n.chinafilm.com/201008/13-14270_2.html 。 广东廉江去年投3100余万用于综治信访维稳。 http://news.sina.com.cn/c/p/2010-08-25/082020970644.shtml 。 “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08/hongkong100822i.shtml 。 江苏宿迁回应用金钱招募“治安志愿者”争议。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12/1933557_0.shtml 。

大批城管在民治街道潜龙花园附近驱赶摊贩时，与某女摊贩时发生冲突并追打后者，并且误伤了摊主一岁的孩子，施暴者企图躲进执法车离开现场，被愤怒的 围观 者堵截，现场逐渐聚集了大约二千名深圳市民，要求城管道歉，惩治凶手。警方调集了大批民兵和防爆警察， 巡逻队， ….. 天朝 政府下如此混乱管理必将导致他们末日的急速来临！还他妈手机实名制，滚你妈的！老子坚决抵抗到底！！！！全世界只有棒子才实名制，我们的某些狗就喊着要与世界接轨！！！你妈的好多地方怎么不说接轨，你造个世界的手机品牌出来接轨呀？ …

平均年龄超过30岁的180位“姑娘”，被拉到番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训练科目包括仪容仪表、队列动作、亚运常识、执法业务，还学习化淡妆。她们就是广州市城管女子特勤大队，号称全中国规模最大的女子城管队伍。 城管一向给人以威猛强悍的印象。城管一出动，街头小贩抱头鼠窜，消失在街头巷尾；城管未出动，恐怖分子已闻风丧胆，不敢越边境一步。当然，这是夸张，不过城管以制造声势来吓唬违法者有其合理的一面。 城管所面对的是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能严惩。违法者多属贫苦市民，为了生存而随街摆卖。除非有政府福利将他们养在家里，否则他们总会出来“玷污”光鲜的市容。他们时间成本低廉，即使抓进去住个三两天，放出来又是一名卖货郎，光靠法律阻吓程度不够。 城管体贴到政府有更宏伟的目标要实现，不舍得在贫困户身上花钱，又要维护城市的光辉形象，于是奋力驱赶摊贩，将城市贫困现象消失于领导和外宾看不见。只是城管急领导所急，常常没有止于吓唬，而进入到了肉搏阶段。行动效率高则高矣，自己却从执法者变成了违法者。这一切，普通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城管可以不听市民呼声，但领导还要面子呢，于是各地城管为改善公众形象做了许多尝试。建立女城管队伍即是其一。女性相对柔弱，主动动粗的可能性低。女城管形象是改变了，但是威严不足。“劝导执法”听是好听，但是无米下锅者的尊严恐怕受不起“劝导执法”。这种猜测并非多余，有些城市已组建的女子城管队伍就被称为“花架子”。 目前这支城管女子大队为临时性队伍，专门服务亚运，倒是不用太担心执法效率问题。到时候，几乎所有力量都动员起来维稳，恐怕连男城管的担子都没那么重了。只是，广州形象为何不是像大连和北京那样建立女骑警队伍、或者像平壤那样建立女交警队伍，而要靠女城管队伍来树立呢？而万市长的一次赞许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恐怕更多的还是男城管需要女城管来改善形象，却挪用了广州城市和亚运的名义。 以上海世博的经验来看，最能体现城市形象的，莫过于人数众多的志愿者。但是上海世博会也正好暴露了志愿者训练不够的缺陷，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志愿者几乎个个一问三不知，很可能是培训不得法，他们知道得不比手册更多。如果广州亚运会能够在志愿者培训方面下点功夫，那比180个女城管用处大得多。开电瓶车的姑娘，只需向广州市内的高尔夫球会和售楼部借用就行了，她们早就被训练得优雅得体，无须租用番禺国防训练基地从头练起。 说了这么多，并不能阻止女子城管队伍成立，所以还是说点实用的建议。既然女城管连妆都画上了，不妨再女性化一些，学一学撒娇。撒娇和流泪，号称女性撒手锏和核武器，其威力足以是五尺男儿低声下气。撒娇是女性的本能，但是一般女性撒娇对象是情人或者长者。在公众和陌生人面前撒娇，则需要训练。 别以为我开玩笑呀，杭州市拱墅区城管执法局大关中队分队长屠秀敏就是“撒娇执法”的典范，她制服凶巴巴的违法者的绝招，就是嗲嗲地说：“不要对我这么凶好不好”。女城管都学会撒娇了，老公开心，领导也开心，广州就和谐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余以为的最新更新： 分批招生可休矣 / 2010-08-15 16:40 / 评论数( 2 ) 普通话不普通 / 2010-08-14 08:13 / 评论数( 7 ) 广播体操只适合公务员、传销和罪犯 / 2010-08-10 22:25 / 评论数( 8 ) 物业费价格公平，政府指导做不到 / 2010-08-02 10:22 / 评论数( 0 ) 派出所里暴露的身份意识 / 2010-07-26 21:42 / 评论数(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