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我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观察，基本规律是三十年一变，而且“逢九必变”。按这个逻辑推论，中国未来的三十年必有大变。 为什么？这是不是历史的宿命论？ 不是。因为一切社会的变迁，都是由其社会本身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决定的。变化是必然的。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经济有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能持续三十年平均增长接近百分之十，这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以致有“中国模式”之说。其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本质就两点，一是“外向型”，主要靠出口拉动，外贸依存度达到百分之七十六；二是低价值工业化模式，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收益。充当世界工厂，把产品卖给世界，把污染留在国内。这种低价值工业化模式之所以难以为继，之所以必须改弦易辙，是我国资源消耗不起，环境污染不起。 据统计，全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特大城市，有七个在中国；世界排碳总量为 七十亿吨，其中三十五 亿吨在中国；中国水体污染已经极为严重，九大湖泊，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五受到重度污染，七大江河体系，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受到重度污染；今后，许多城市将面临饮用水危机。我国的生态基座已经非常脆弱，严重透支了我们子孙的生存资源。 而且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到十二五期间末，我国能源消耗将达到五十亿吨标准煤，且不说排碳不允许，就是供应也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分配的不公平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我国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2010年为 四十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达到 八万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财富的分配上，出现了极大的不公平：在社会与政府之间，财富分配向政府倾斜，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财富分配向资本倾斜，在不同行业之间，财富分配向国有垄断企业倾斜，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财富，资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以致民间，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改革开放成果。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处于危险的高位。 与此同时，由于权力日益操控经济生活，社会普遍的钱权勾结，按照权力分配财富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更是拉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不公平感充斥，社会矛盾在迅速激化。 第三，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看，文化凋敝，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使社会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 过去我们只看到是在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开始搞改革开放，而没有看到当时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也接近崩溃的边缘。从五十年代以来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持续的围剿，使中国文化几乎陷入沙漠化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信仰缺失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追求物质享受和肉体快乐，大大污染了社会风气，相呈现出和一个崛起民族非常不称的颓废现象。特别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折射了国人道德沦丧到为了金钱不惜残害他人生命的地步。 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和民族都处于急于变革的迫切状态。变，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如何变？ 中国是个大国，大国之变，宜于渐变，不宜于剧变。这就犹如大船航行，急转弯容易倾覆。 另外，中国人口众多，在变革中不能发生暴力，不能通过街头流血来实现变革。这是关键的关键。最近英国的事件，就是对我们的警钟。 那么，要实现渐变，稳变，不流血，其核心是朝野共识，共识越大，变革就越平稳，越顺利，暴力的几率就越小。 在这方面，台湾就是我们的榜样。 为了为变革作准备，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稳变革，为了不使辛辛苦苦积累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付诸东流，当前我们能不能在几个最起码的观念上达成共识： 1，有神论（宗教信仰）而非无神论，是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石； 2，改良而非暴力，是消灭暴力的前提条件； 3，多元而非一元，是社会思想的正常状态,； 4，宽容和妥协而非坚持，是讨论问题的根本态度； 5，只有高度的民主法治秩序才能与充分的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需要法治社会的保障。 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逐步达成共识，则是社会之幸。（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7f540100v93t.html）

【注：作者何方系张闻天秘书】 相关阅读：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一）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二） (四)如何看待共产党领导 从列宁的建党学说谈起 延安整风时受到毛泽东高度推崇的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中强调，中国党是根据列宁创立的一整套建党学说并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设的，而且始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刘少奇是把这当作党的优点来讲的。如果从以夺取和保持政权为主要目的来讲，“列宁式的党”确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推进历史发展来看，列宁的建党学说更多的是起负面作用。连胡乔木也公然指出过两点。一是“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一是“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两条也是斯大林后来坚决照办的。 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显着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应当承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依靠这些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和苏共也正是依靠这些才建立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和保持了七十年的执政地位。 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国家都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组建了共产党。欧洲各国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先后分裂出来组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几乎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建立的。这些党由于一律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又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主要斗争对象，所以成立后力量都不大，发展更不是列宁幻想的那样快(他在两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都说过，他们那一代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直到1929年起的经济危机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一些欧洲国家的党才得到较快发展，并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后那次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积极参加了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有的党还曾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所有这些，就使二战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共运，不论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整个国际斗争中，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维护和平、结束殖民主义、促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和调整，起了重大作用。但不久就逐渐衰落，最后随着苏东巨变而趋于瓦解，即使存下来的一些党也都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口号(中共从十三大起)。一些“左”派人士，把这次大衰落看成共运发展的一时挫折或低潮，意思是以后还会再来高潮。在我看来，这种老皇历已经不能再用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共运被客观形势的发展抛弃了。这个形势就是发达国家自行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用不着暴力革命了。例如美国什么时候会出现“革命形势”?是谁革谁的命?现存的共产党领导国家已经和只能走趋同的道路，只手打天下，“赤化五大洲”，恐怕是办不到了。二是实践证明，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过时了或原本就不正确，列宁的建党思想也是一条歧路，今后再也走不通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世界形势说，作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出现了一次高潮，影响急剧扩大，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国内形势来说，经过长期的西学东渐和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探索，加上世界大战的影响和刺激，在中国发生了要求科学民主的启蒙运动和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两者合而为一的“五四”运动。这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世界革命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动派人传经送宝，就收到马到成功的效果，不仅帮助和指挥成立了一个共产党，还出钱出力按同一模式帮助改组了国民党。这说明，在中国组织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中国还处在封建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很少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力量脆弱、政治上很不成熟，整个国家没有经过现代化启蒙的洗礼，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既不是现代社会，当然就不会产生现代化的政党，也就无法实现政党政治。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俄罗斯，虽然比中国强，但还是被欧洲看做落后的东方，所以列宁建党学说中一些原则，如暴力夺权、一党专政、个人崇拜等，就很容易适合更落后的中国。这在一些欧洲先进国家，却看不惯，也难行通。像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国作家纪德、罗曼•罗兰等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访问苏联的感受，在中国人中就没看到过。1956年开八大时，英共总书记波立特发现他乘车上街竟有开道车，而且可以不管红绿灯，曾很不以为然，向接待人员反映了他的不满。 中共除完全遵守列宁建党学说(而且主要是其中消极因素)并有所发展外，还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传统和游民阶层结党的经验，如神化领导、盲目服从、迷信武力、无法无天等等。中国老百姓缺少自己救自己的理念，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英雄、救星的身上。中国党不但没有进行肃清这些遗毒的工作，而且有时还有意继承。例如毛泽东就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接受“人民大救星”、“山呼万岁”等反马克思主义口号、把党内的山头(帮派)称“码头”、要人们学《大同书》、《张鲁传》等等。农民暴动中互相残杀的恶习也传到党内。据李锐计算，十年内战中，中共以肃反之名，在家里自己杀自己就达十万，而且多是精华，超过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不算战争中双方军民的伤亡)好多倍。直到张闻天当选总书记才制止了这一现象。但在毛泽东确立为领袖后，从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开始，又自己整自己，而且愈演愈烈，错整和冤死的更多了，连党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副主席也未能幸免。 当然，中共的先辈们和广大精英，学来列宁的建党学说和继承中国农民运动的传统，还是为了救国救民解放人类，而且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改变了历史，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主要的。所以不能因为接受许多消极因素而抹杀一切。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一直把消极因素当作积极因素来坚持和强化，特别是执政以后更使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始终不能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如果不及早改革调整，迟早必将被时代所抛弃。苏共和国民党都是前车之鉴。 我以为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还是准确的，说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确实重视夺权和掌权，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用中国农民运动的语言，就叫“打天下坐天下”。中国党不但领会了这一精神，而且一直在照此办理。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唯一法理根据，恐怕就是这个“打天下坐天下”。俄国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是占少数的。中国党统管一切，也根本不理论多数少数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可在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都占绝对少数，那根据什么来专政呢?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又是从哪儿获得的授权呢?所以就必须创造一个代代相接的传承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一代领导一上任就先到西柏坡瞻仰朝拜，去取被提出者自己早已摒弃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经。这也是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纪念“长征”、把“红色记忆”作为长期宣传的主旋律，而禁止谈论更近的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这些中国人绝对不应忘记的重大事件。因为不管毛主席犯有多大错误，我们现在“坐”的终究是他老人家(包括他领导的“永远的丰碑”中的英杰)打下的江山。 　 　党领导的历程 由于中国社会落后，中国工人阶级很不成熟，所以中国党的建设就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党的骨干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产业工人(有的如向忠发、顾顺章还叛变了)、二是缺乏独立性，一切都得听俄国人的指挥。这就使中国党的领导容易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广大群众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党的活动又只能是恩格斯说的，“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大革命的失败是犯右的教条主义;十年内战的失败是犯“左”的教条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吃了外国人指挥的亏。只有在土地革命中占领了一些地盘、积蓄了一些力量，成为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本钱。但那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下进行的，既与工人运动无关，也很难说是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党走出逆境，主要得力于以知识阶层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西安事变。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主的政策，为取得胜利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有的台湾学者说，中共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强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中共的组织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国民党，而且真正深入到了社会底层，所以内聚力极为强固(这应归功于毛泽东最早提出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其实这只是就力量的大小和稳固性而言。中共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共适应人民要求，提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反对贪污腐败，以及保持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从而赢得了民心，孤立了敌人。 在民主革命阶段，党虽然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但主流还是为老百姓做了大量好事，特别是“打土豪分田地”，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拥护。那时也强调群众作风，清廉俭朴，军民一家。在对敌斗争中，作风问题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群众关系搞不好就站不住脚。这种优良作风在解放后还保持了相当时间。同国民党一比，真有天壤之别。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二十多年的斗争经历看，一些人说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倒还真有点像。但后来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人为地制造城乡二元结构，就又完全不像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党的经验，说中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看来也没有多少站得住的事实根据。硬要用阶级、政党、领袖理论套，恐怕多少属于搬用教条。例如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它有权领导其它组织。若果有两个以上的工人政党，比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那凭什么你就是最高组织，我只能在下面甚至不允许存在。对此也许很难说出个道理来。所以从前的阶级分析法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还是需要重新研究。 建国后党和党的领导除保持原有的一些传统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变化来得很快，有的慢一些。这里只能不设顺序地简要说几点。一是改变了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路线，一开始就实行一党专政，党管一切，形成实际上的个人独断专行体制。这有点类似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的结局。二是改变了原先坚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争取民主自由，事实上也从未实行，而且严格禁止言论、结社、迁徙等自由，公开主张“舆论一律”。一切群众组织以至民主党派，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工青妇等团体只是维护党领导(专政)的几个环节。农民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权利也没有。三是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和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由少数几个人(也许只是个人)决定急剧向社会主义过渡，破坏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建国后对生产和生态影响最大的有三次运动，就是三大改造、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四是改变了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打击和摧残了大批知识精英和优秀文化。五是改变了原有的一些好传统、好作风，助长了旧社会好多不良风气如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拍马溜须，媚上欺下、拉帮结派、贪污受贿，等等。以上只是列举一些尽人皆知的变化。这已足以说明，建国后党在毛泽东的控制下实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犯了党史上一次时间最长和损失最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其它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拨乱反正工作，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加上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国际地位显着提高，外国人对中国也刮目相看了。但是由于邓小平、陈云等不敢清算建国以来的错误路线，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和“打天下坐天下”的特权，因此就要保持原有的政治体制和从严控制意识形态，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就使得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不能实现宪政，不能成为文明国家，还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回避政改，自然就要继续造神造假、暗箱作业，把群众蒙在鼓里，剥夺他们的知情权、监督权、参政权，以至反映情况、申冤诉状(如制止上访)的权利，任凭一些官僚、权贵和恶势力为所欲为，欺压群众、聚敛钱财。这就使经济转型期间，不但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而且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腐蚀和危及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存在的问题 “四个坚持”的中心“党的领导”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可说是人人皆知，无法也不必要一一列举。这里只谈几个本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应当首先声明，谈存在的问题并不等于否认取得的伟大成绩。如果说，建国以后党执行了一条基本错误的路线，那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对这条路线的重大修正，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当然，在政治和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也有不少进步，例如高唱“无法无天”，经常发动整人的运动，一句话就定人死生等现象已大体消除，但是一党专政的根本体制没有改变，所以必然会保留和新产生许多严重问题。这里就列举几条，以点到为止。 1，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人治。 这是产生一切弊端和不良现象的总根源，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更不兼容。在这种体制下，党自然要实行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要以党代政、包办一切，排除竞争，不受监督。由于党是站在宪法和一切法律之上的，所以在转型期间势必造成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歪风邪气，产生官僚权贵阶层和其它特殊利益集团。这不但会杜绝政治改革，也妨碍经济改革的健康进行。所以这些年来，虽然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伟大成绩，但却延续着粗放经营、竭泽而渔等，特别是以低人权成本为代价的老路子，还造成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阻碍成熟市场的形成，影响可持续发展，埋藏不少严重隐患。 2，两极分化造成严重贫富悬殊，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根据社科院的材料，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就是公认的收入严重不公的危险线。相比之下，日本是0.285%，印度是0.33，美国也不过0.46。去年美国一个公司发布《全球财富报告》说，中国0.4%的家庭占了70%的国民财富，比例之高也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另据官方研究机构调查，中国的亿万富豪有80-90%是高干亲属，其中的2900多名拥有的资产达两万多亿元。所以不少中外学者和研究机构，都认定中国已形成一个官僚权贵阶层。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05年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超过一美元，有两亿多农民靠进城打工谋生。城市的失业和就业问题也很大。农村还有两三亿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而当前的趋势却是两极分化在继续扩大。二十五万户富人2005年比2004年的财富增幅高达18%。此外，早已官多成灾，农村不胜负担。但官员还在大量提升，数量在不断增加，待遇也在大幅度或成倍提高。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然带有极大的危险。 3，腐败制度化和某些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和憎恶。一些地方早已贿赂公行，买官卖官近乎明码标价。腐败现象遍布各行各业，从上到下，无孔不入。无理有权，走遍天下;有理无钱，打官司也必输。我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想为群众做好事的一个干部，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信反映三农问题，还得到朱的一再批示，结果竟然在原地站不住脚，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另谋出路。难道一个堂堂大国总理竟管不了这点小事?保护不了一个乡党委书记?这里虽然没有听说牵扯到贪污受贿，但是从中反映出某种腐败恐怕是无疑的。腐败不光是贪污。利用权力，提拔亲信，排除异己，算不算腐败?一些高干子女三两年就变成了大款或大官，算不算腐败?这类事情真是不可胜数。腐败可说是遍地开花，竞相“创新”。至于“黑社会化”，也发展很快。警匪一家、官商勾结，官方雇暴徒打新闻记者或维权人士，书籍、文人被上了不同等级的黑名单等，早已不是新闻了。随便软禁与官方的意见不同的人，一些人被便衣看管，一些人突然失踪，也是常事。拦截上访，押回原地处理，我看也带点黑社会味道。花样还在继续翻新，将来还会出现什么手法，实在难以预料。按理说，统治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何况还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除了真正的国家机密，政治上任何不敢让人知道的做法，任何偷着干的做法，都属于黑社会性质。 4，继续造神造假，实行愚民政策。为了维护毛泽东的神圣地位，不但不能揭盖子，还必需继续弄虚作假，加以神化。不讲理由，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硬是禁止人们回忆和纪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行径。为了维持执政地位，不但伪造历史，而且粉饰现实，怕人揭穿，干脆就用专制手法，不准讨论。因为造神造假的目的无非是为保持执政地位寻找“道统”“法统”和遮掩错误、显示正确。所以这一传统和做法还会持续下去。除非人民觉醒到不再受愚弄，自己有权了解真相，也就是争取到知情权。 5，严重的农民问题仍看不到解决。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是在缩小，除沿海少数地区，就全国而论还在继续扩大。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和束缚农民(包括城市贫民)的户口制和迁徙自由还会长期保持下去。农民工造成许多新问题如家庭分离、孩子管教、遭受歧视、欠薪不发、申诉无门，以及春节的民工潮等等，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和道德风尚，甚至引发其它严重问题。在城市里各级领导、大小官员眼皮底下，是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拿最少的工资、过最底层生活，但却享受不到集会、结社、集体自卫等应有的人权。连为他们说点公道话、采访、登报、维权、上访的人也往往受到迫害。而对他们进行歧视、骚扰、制造麻烦的，主要还是那些名义上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员、军警和部门及其领导。 6，深化等级，扩大特权。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特点。等级制的细致复杂本来就世界少见，改革开放后还在不断创新。本来，划分等级和权力，是进行工作和维持秩序的需要，为各国通行。但中国的等级是和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策者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为了自己终身享受、照顾亲属和争取官心，等级就越分越细，待遇也越定越高。例如在民主国家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和其中的“含金量”相等，可在中国，却能有百倍千倍万倍之差。他们的政府部长，去职后又成了老百姓。中国的官员去职后却可享受终身特权，有些如住房、用车等还可传给妻子儿女。在中国，等级制几乎无所不在，不只党政军民学，就是市镇、企业、寺庙等也都分等级，而且不断创新。有的领导利用一时的手中权力，可以创造出一些等级。例如各种正级的副职啦，在哪些国家一当大使就成副部级啦等等。此外在待遇享受上，如分房、用车、医疗等，就分得更细了。老百姓痛恨等级制和特权是因为：第一，它与民争利。好事好物都被大官大款占去了，低等级的人和平民就轮不到了。以看病为例。好医院、好病房建得不少，而且越修越好，好的大夫也在增加。但是比较起来，这些可能还没有享有特权的大官、大款(现在权钱相通，只要有钱就可享受高级医疗)增长得快。单从这点看，“看病难”问题就很难解决。第二是太不公平。若果享受高级医疗待遇的确是对人民有大功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那人们倒也服气。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有些人能当大官，不是因为本领强、立了功，而是由于有人事关系，包括给更大的官当过一阵秘书，会拍马溜须等，高干亲友就更不用说了。否则，再有贡献也不算。这就使人想起了著名的文人唐弢，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进步文艺活动，夏衍一再证明他那时就已参加革命，对中国左翼文艺的贡献，特别是研究鲁迅，更是人所共知。但中组部就只给定为司局级，因此生病时不能住进好点的病房，而是被安置住在三四十人的大通间里，终因医疗条件较差而不治身亡，曾一时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还有一位著名诗人又是老延安的严辰，也因为是司局级，生病只能住大通间，没法休息，高烧不退，变成终身痴呆。第三，更重要的是，这种等级制和特权原是封建专制时代的遗毒，在西方早已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扫除，但在社会主义中国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不多)。例如报载2004年单是公费吃喝即达3700亿元，使用公车费用4085亿元，而1999年的公费出国就已到了3000亿元，三项加在一起超过万亿。这些问题社会上已喊了好久，但就是不愿改。还有个官员们公布个人和家属资产等有关情况的问题，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前几年搞的医疗改革终告失败，大概原因也在此。究其关键，这都是腐败制度化的表现。 7，党风和社会风气走下坡路。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一切都受党的影响，道德风气当然也不例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党带头说假话(反右派的“钓鱼”，大跃进的“放卫星”等)，于是说假话很快普及到全社会，现在更发展到说假话成为常规的程度。最近在国内外造成轰动的软禁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大夫的事件就是一个新的典型例子。本来已禁止她去美国领奖，却要逼她说成自己年迈体弱不能去。她拒绝说假话，于是就被严加软禁，切断她对外的一切联系。而《河南日报》(2007年2月13日)还报道，省委副书记去看她，“高耀洁教授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当软禁中的高教授得知这件事后，曾气愤地说，她一辈子都不会说这种阿谀奉承的话。虽然最后被迫让高教授出国，但从这件事上人们已可看到腐败堕落、黑社会行为、弄虚作假和寡廉鲜耻的全面表现。无怪乎高老太太一再说，“现在都在缺德。”一些老人聊天时，提起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摇头，觉得道德的沦丧应该看作我们民族的最大损失。变坏容易变好难，大家对恢复传统美德已经没信心了。当年我们老家(陕西)以民风淳朴着称，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已大变，现在几乎感受不到那种淳朴了。民风直接受党风影响。贪污成风，可大贪污犯有几个不是党员?而且官官相护，有些当领导的大贪污犯几乎人人皆知，但还是大摇大摆地当他的领导。许多贪污犯都是被检举过十数八年，有千百封检举信，但仍岿然不动，组织领导还出面为他辩解。这种事还少吗?直到不得不处理时，领导上不但没有半句检讨，而且还禁止人们议论，下令传媒不得“炒作”。 由于没有问责制，当官的可以肆意妄为，造成再大的损失，也不追究责任，或者继续当官，或者留个烂摊子走人。有些不大的官员可以贪污数亿，经长期准备逃往外国，但没听说过追究领导责任的。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三大作风，本来就没有认真落实，现在更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例如理论联系实际，已经变成说的和做的一再分家。说要学习和遵守党章、宪法，可最不遵守的正是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有吗?党章、宪法规定，地方领导由选举产生。我们不都是由上一级党委圈定和任命吗?更哪里谈得上罢免权?领导人公开谈话，特别是对外，总是强调实行民主，一再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可是我们人民能享受到多少民主呢?解放快六十年了，连个区镇领导都不能自由选举和进行竞选，人民还有什么权!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现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可以说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只能加强防和压的办法，哪里谈得上“和谐”?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延安整风一开始就走了邪道，一些人专门批评人，而且乱戴帽子乱上纲，一些人只能挨批作检讨。专事批评别人的人，自己是绝对不做检讨的，因为他自封“一贯正确”，带头的正是党的领袖毛泽东。领袖既然“一贯正确”，党当然也不会犯错误了，要犯，也顶多是“一个指头”。于是就提出了自夸自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从此，党犯再大的错误，也不会检讨，还不让群众清算错误接受教训，这就只能在党史上大肆造神造假、遍设禁区。过去常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准回忆和写作许多事过不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有意要大家忘记过去。这难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吗? 8，轻视知识和压制知识分子，妨碍文化发展和出人才轻视知识和不信任有知识的人，这是毛泽东留给国家的重要传统，由党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是一党专政的需要，是不要自由民主的必然结果。这首先表现为禁止独立思考(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和言论自由，目的就是怕对一党专政带来危害。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通例，凡是专制主义政权莫不如此。因为先进的文化必然要讲自由民主，自然会影响到专制政权，所以就要禁止宣传先进文化的书刊出版，对互联网设防火墙。另一方面却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大力提倡复古，什么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尽量让群众忘记近代、漠视现代。这样下去，使我们在世界文明中，不但无法走在前面，连追赶也办不到，而只有在后面设防了。同样的道理，专制政权打压知识分子(御用者除外)，就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脑子活、意见多，容易伤及当权者的地位和利益。这在解放后的政治生活中已是家常便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严格限制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都是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些办法也确使知识界大部分屈服、沉默，对眼前时弊采取旁观态度，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打压和约束的条件下，科学文化很难跟上世界潮流，当然也很难培养出多少人才，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就是中国文史哲界为什么建国后几乎没有培养出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原有的大师级人物也很少再能写出大师级的作品。 9，信仰危机。这是多年前媒体上常见到的话题，也是身边的感受。近些年来，在媒体上看到的少了，但听到和感受到的却多了。据某权威机构对二百来名县处级和厅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认为出现了信仰危机的竟达60.85%，比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非常坚定的多十倍，可见问题的严重。在我认识的中青年里，就有些信了佛，皈依了基督教或天主教。报上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许是由于信教的人太多了(据传，天主教称“家庭教会”的地下教会，教徒已超过爱国教会的一倍以上，达千余万人)，人们已见怪不怪，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党组织和宣传部门严格禁止报道和传播这类消息，更不准“妄加评论”。信仰危机的正面表现，就是机关干部、教员、学生和社会人士，关心政治和政治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小，不但很少人主动读政治书籍，就是组织上安排的学习讨论会也多是扯乱谈和发牢骚。为了调动大家参加会的积极性，开会聚餐就成为必须有的程序。至于那些脱产学习和训练，据说也是往往收效甚微，而且还带来不少副作用，如传播小道消息、交流官场经验，以及相互拉关系，向上送礼品等。我听到一些上过中央党校的熟人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无论是问老百姓还是问学生，能说出自己有崇高信仰的恐怕为数不多。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很强调有无理想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不知道我们民族算不算有理想的民族。而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民族，是不可能跟上时代潮流、列身于世界文明和现代化民族之林的。 10，党群、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前面已经提到，但鉴于问题的重要，这里再稍为展开一些。战争时期，不但党在政策上要反映群众的要求(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而且党员和干部离开群众也无处立身。所以那时党群关系很好，人们比之为鱼水关系。建国后逐渐变为官民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群关系又有点变好，主要是因为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符合群众利益，但党和干部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极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拉大、贪污腐败成风、等级特权突显、官员人数大增、群众负担加重(从各种苛捐杂税到圈地掠夺)，以及动用军警打压群众(对付集体维权、上访、城市民工摊贩等)，党群关系日益变坏，以至在某些地方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发生需要镇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我参加革命七十年来，还没遇到过工农群众对党的不满发展到近年来这种程度。每遇到某些民工或出租车司机一类的人，就听到他们当面骂起共产党来，说什么他们干活(如挖煤、修路、开出租车)是给共产党干的，共产党剥削他们，想方设法少给工钱，甚至欠薪不还。有的人谈后一问，他自己还是共产党员。至于发牢骚，那在下面，无论党内外，已成普遍和经常现象。这大概也是严禁集会(更不要说游行示威了)的原因，说明党群关系的紧张，上面也是清楚的，只是由于涉及本集团的利益，没打算也没办法彻底解决就是了。因为领导上早已形成一些官僚权贵集团，合成总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里说的党群关系，也包括这个共同体同广大党员群众的关系。 　 　对存在问题的不同看法 党的领导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大约党内外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区别只在于对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看法不同。主流舆论还是以前的那套，认为方向和政策是正确的，形势也是大好，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有些还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可以逐步克服和改正。这起码是宣传的基调或叫主旋律，至于真实的想法恐怕要复杂得多，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也因人而异。不过总的说来，多数人心想的要比口讲的严重得多，这从实际采取的措施中就可看得出来，例如严格预防和镇压“闹事”，进一步禁止新闻出版自由等。第二种属于“左”的看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借鉴资本主义和对自由主义让步都过了头，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应当赶快倒退，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主要是建国后头七年)。持这一看法的人最看不惯向资本主义“趋同”，尽一切力量阻止改革的深化。他们还动不动来个“万言书”，向中央和政府施压。而领导上对他们也比较宽容和照顾，因为相互间的共同点更多些。第三种看法出自要求自由民主、实行宪政法治的人们，官方和“左”派称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认为，解放后党建立的就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的是一元化体制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这是导致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只涉及经济，而且很不彻底，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是处在党的完全垄断之下，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一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因此，虽然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却很难变成文明国家。他们和“左”派根本不同，不是主张向后看，而是主张大踏步前进，对党的领导和国家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当然，这里分为三种看法，是就大体倾向而言的，实际上各种的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三种之间在看法上更是错综复杂。例如在保持一党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左”派就和当权派没有分歧。这也是当权派对“左”派能够宽容和有所偏向的原因。但在某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上，如反对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左”派又可能和要求民主的一起批评当权派。从根本上讲，“左”派和要求民主是势不两立的，当权派也视后者为主要威胁。总之，三种看法各有千秋，但也应该承认，他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有共同点就有合作和妥协的余地。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可以通过和平演变，那么要改善和改造党的领导，就更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了。

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之争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泾渭分明了，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始终未变，并且呈现出战术更加隐蔽的特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渗透多管齐下，特别是以思想启蒙、文化交流为掩护引导中国舆论、引导国人思维的努力，其深耕、深植的作用不可忽视。唱衰与捧杀并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等各种论调层出不穷。威逼利诱共举，扶植“台独”、“疆独”、“藏独”势力，拉拢我周边国家共同牵制中国，排斥、排挤、弱化我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的发展。北非、中东颜色革命，也对我国外部政治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某些长处，也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群众在开放的环境下更容易接受新的信息，用比较和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党。这就要求我们党既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又要善于学习、勇于学习，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切实做到与时俱进。 （全文）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直面“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是全党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一、对“四个考验”要有充分准备 ■长期执政考验是一项综合的考验，也是最根本的考验。如何解决好长期执政考验？出路就在民主。 ■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考验，就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澄清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模糊认识，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市场经济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与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 ■外部环境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全球一体化挑战、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问题。 (一)长期执政考验 长期执政考验，核心就是能否长期执政下去的问题。长期执政都面临哪些考验呢？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有段著名的关于“周期率”的对话，大家耳熟能详。我们不妨再温习一遍: 1945年7月，黄炎培等5名国民参议员应邀访问延安。访问结束临行前，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先生有何感想。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的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完后，肃然回答道:“任之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这段著名的对话中，黄炎培先生列举了长期执政所面临的三种危险: 一是政怠宦成。也就是一旦天下承平日久，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立国初期那种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劲头也就慢慢消失了。再久而久之，政府的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社会风气变得骄奢淫逸，国家的肌体也就日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最典型的便是唐玄宗时期。唐帝国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社会民生逐渐由凋敝走向极大繁荣，但政怠宦成的危机也日益加深，最终“渔阳鼙鼓动地来”而天下分崩离析。 二是人亡政息。也就是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经济繁荣与否，文化发达与否，社会安定与否，都系于核心的执政者一人。帝王“英明神武”，则河清海晏。一旦旧君崩殂，新君昏弱，很快江河日下。隋文帝夙兴夜寐、天下大治，待到隋炀帝即位，转眼就把社稷江山葬送了。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北宋积贫积弱的面貌有很大改观，但宋哲宗继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用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四十年后国破家亡。 三是求荣取辱。也就是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出发点不一定差，结果却事与愿违。这种情况在建国初期往往还不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但一旦到了积弊甚多、矛盾复杂的时期，事物的发展就很容易出乎意料，很容易失去控制。1901年后，摇摇欲坠的清政权开始推行新政，发展经济、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本指望变法图强，但结果却弱化了中央集权，培育了革命力量，加快了离心速度，客观上促进了清王朝的灭亡。 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都与封建君主专制有关，都与人治有关，因此其解决之道，都只有民主这条路可走。政怠宦成，就是执政者忧患意识减弱，执政团体活力不足了，所以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亡政息，就是路线方针政策随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随领导人关注点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毛泽东说“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就是谋划大的工程、推行大的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而要慎之又慎，最重要的还是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人人起来负责”。 毛泽东同志讲:“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可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黄炎培先生所说的三种长期执政危险，依然或轻或重地存在。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就是政怠宦成；书记能力、作风，深刻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就容易“人亡政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人民意愿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即是“求荣取辱”。与之相对应，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显不足，“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局面还远未形成。 长期执政考验与“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紧密相连，这说明，长期执政考验是一项综合的考验，也是最根本的考验。如何解决好长期执政考验？出路就在民主。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周期率，根本问题在于专制与人治；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根本问题在于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历史让我们认识到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将国家政治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民主轨道，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协商式民主的重要载体。运用好人民政协这一民主形式和组织形式，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改革开放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核心就是能否顺利推进改革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但并不完全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有些矛盾和问题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社会转型等特殊时期相联系的，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发展来加以解决。这是广大共产党员的普遍共识。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矛盾和问题面前，开始怀疑、质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将矛盾与问题完全归结为改革开放，对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持悲观态度，进而想走回头路，打退堂鼓。有些领域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已经呈现“退”的态势。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考验，就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澄清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模糊认识，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其次，是如何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的问题。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均取得了很大进展，经济改革的成效更为明显，政治及文化、社会管理改革等任务更为繁重。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既是30余年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和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过、绕不开，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大多数领域都面临二次改革的问题，最初的改革解决了最初的矛盾，但新的矛盾接踵而至，否定之否定、改革之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在浅水区尚有石头可摸，现在进入深水区，难度、危险更大。当改革开放面临全面的、深刻的、累加的矛盾和问题时，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再次进行全方位的顶层设计与部署。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所作出的全面部署。 第三，是如何稳妥应对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改革必将带来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并将继续带来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利益冲突越来越复杂，如何顺利度过矛盾凸显期，是对党的重大考验。要妥善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改革开放整体上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相对差距却在迅速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没有明显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警戒线(2010年为0.5，警戒线为0.4)。巨大的落差就意味着巨大的势能，这对社会稳定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摆在我们党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要积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先富起来的人中并非全靠勤劳致富，有些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转移国有资产、占有特殊资源、权力寻租、裙带关系等获得，必须促进利益获取的公平；经济规则、社会规则较多地向既得利益者倾斜，后发者往往不具备竞争优势，处于望洋兴叹的境地，必须促进竞争机会的公平；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有法可依得到保障，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必究问题仍然突出，司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贪赃枉法现象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必须促进司法公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交通、环保、社会保障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问题重重，低收入、高成本的生活，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严重阻碍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严重制约消费水平，必须促进生存公平，必须更加重视民生问题。 第四，是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思想解放的程度直接影响改革开放的深度。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僵化可能阻碍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有的党员干部深受“左”的思维定式影响，对改革开放持消极态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民营经济仍然持怀疑和抵触态度；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习惯于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习惯于“管、卡、压、罚”的治理理念，不愿意放权；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深入理解、贯彻科学发展观，迟迟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数字，而忽视民生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人民政协自1949年成立以来，曾经历过一些曲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中断工作。改革开放后，恢复工作的人民政协在凝聚共识、统一思想、推动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改革开放新的考验，人民政协要更好地发挥团结、民主作用，不断扩大党的团结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为改革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三)市场经济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与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 一是能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一目标是在全党就“计划与市场只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形成基本共识之后确立的。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一成果仍然面临健全、巩固和完善的问题。挑战主要来自:首先，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手段运用也比较娴熟，在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攻坚克难时，很容易回到老路上。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常常优先于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有政协委员深有感慨地说:现在市场资源配置这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了，政府干预资源配置这个“闲不住的手”越来越闲不住了。话虽尖刻，但道理深刻。其次，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路线，常常被片面理解为重点支持国有经济，导致民营经济受到体制机制上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玻璃门”现象比较突出。其三，政治资本与商业资本在许多地方紧密结合，形成较为普遍的“权贵经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权贵经济”不仅损害民营经济，而且损害国有经济，不仅挤压市场空间，而且有违社会公平。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迄今为止世界已有77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地位，但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主要经济体还没有承认。这当然有西方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明显意图，但是我们对自身经济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应当深思。 二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理念对党的思想作风的冲击。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资源配置的最佳组织方式和制度形态，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等价交换的价值观、追求物欲的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等。这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原则，渗透到党员的心理行为之中，进入党内运行机制，与党性原则发生矛盾，就会腐蚀党的精神与作风。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会让一部分人变得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乃至丧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可能导致公权力部门化、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坠入权钱交易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追求物欲、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会让一部分人贪图享乐、奢靡腐化，淡化对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追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会让一部分人淡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体主义的理念，漠视国家利益、人民群众利益，千方百计谋取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等。我们说，共产党员也是人，也需要改善物质生活，提高生活水平，享受发展成果。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大进步之一，是回归和解放了人性，共产党员也在其列。那么，在物质富裕的环境中，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共产党员怎样界定自己的位置，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很紧迫的理论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追求富足的生活是正当的。要求共产党员过苦行僧的生活，做财富增长的旁观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人性的，关键在于定位。共产党员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当率先勤劳致富，应当率领群众共同致富，应当为群众致富提供服务。共产党员在经济发展中的先进性，应当体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同时，还必须有安贫乐道的精神。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党员干部从政行为。去年我们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提出52个“不准”，其中绝大部分是为了约束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行为，如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等。 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政治定位问题。 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一项很重大的、必须从理论上清晰回答的命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群众阶层，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然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党事实上遇到了两难境界。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鼓励和支持各种资本的发展。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给予各类企业主、企业家以政策上的优惠和环境上的宽松。这样做，客观上会更多地接近甚至偏向于资本一方，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自觉不自觉地损害到群众利益，其结果会动摇党的群众基础。如果各级党委政府坚定不移地站在群众一边，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又可能引起投资方的顾虑。今年两会吴邦国委员长明确强调，中国“不搞私有化”，这一主张本身是正确的、严肃的，但是也触动了一些民营企业家的敏感神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误解，担心民营经济是不是发展到头了，有的甚至开始移民海外。在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党的社会基础与资本方之间，共产党如何自我定位，不仅是一个处理矛盾的技术问题，还牵涉到基本的国家制度问题。偏向任何一方都是危险的。偏向工农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偏向资本方可能影响执政基础，而且还存在腐化变质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理论上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实践上将劳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中处理，探索新形势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途径；在方法上借鉴党在政治领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既坚定不移地维护群众利益，又坚定不移地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如何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如何处理好根本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宣传群众、引导和关心群众，如何引进资本、利用和管理资本，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而且需要高超的实际驾驭能力。人民政协由界别组成，各方面代表人士汇聚于此，既有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平台，又有联系各方面群众的优势，同时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做好特殊的群众工作，对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等均有重要意义。 (四)外部环境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全球一体化挑战、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问题。 一是应对西方政治图谋的挑战。 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之争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泾渭分明了，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始终未变，并且呈现出战术更加隐蔽的特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渗透多管齐下，特别是以思想启蒙、文化交流为掩护引导中国舆论、引导国人思维的努力，其深耕、深植的作用不可忽视。唱衰与捧杀并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等各种论调层出不穷。威逼利诱共举，扶植“台独”、“疆独”、“藏独”势力，拉拢我周边国家共同牵制中国，排斥、排挤、弱化我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的发展。北非、中东颜色革命，也对我国外部政治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某些长处，也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群众在开放的环境下更容易接受新的信息，用比较和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党。这就要求我们党既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又要善于学习、勇于学习，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切实做到与时俱进。 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资源的全球配置和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和规则优势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往往意味着被动、被迫与从属。中国是一个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加之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坚持了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因此尽管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同样有得有失，但总体看，得大于失、利大于弊。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还处于较低端。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任重而道远。以制造业为例，世界制造业产业链分为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加工制造，批发销售，终端零售。目前中国制造业大量处于加工制造环节，挣得大约10％的生产利润，其余90％的利润分散在另外六个环节，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9％。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380飞机。此外，融入全球经济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不可抗性，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很难独善其身。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伤害有目共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复苏措施，也深刻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形势。 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始终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必须始终保证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三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独特的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蔓延到文化领域。近现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不断作文化的自我反省、反思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不断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更是严重。在中华文化本已脆弱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借我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入，进一步挤压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与资本相捆绑的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如美国的“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西方学者在世界范围内散布“文明冲突论”，将现代世界的诸多矛盾都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殊死搏斗。这一论调隐含了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的前提，进而引导更多的非西方国家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向西方文明看齐，事实上是在宣扬和推动文化趋同。 在中国当代的大学中，有为数不少的教授、学生持全盘西化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出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没有前途。文化发展中的趋同性已经影响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其同时，日本、韩国等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加紧对我国文化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有的将我国四大名著注册为游戏商标，有的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申请作为他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我国文化安全的严峻性文化保护的紧迫性，在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着力推进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等。同时，民间自发的文化自觉、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也蔚然成风。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包含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核心精神，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中华文明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放异彩！ 四是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世界多极化继续演进，世界经济保持增长，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为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保障。 在本世纪的头一个10年，党和国家成功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进入第二个10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和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把握和运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是有利于我继续发展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审时度势，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促进我国的发展；必须未雨绸缪，做好积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突发风险的准备，并不断增强化解危机的能力，善于化危机为机遇；必须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绝不能因内部问题、内部矛盾的激化而错失良机。全党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必须将之放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样的大背景下予以考虑，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又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的适应性和承受力。高瞻远瞩，才能做到既不自惑、又不惑人。 人民政协是中国“和谐文化”的典型象征。人民政协的对外外交是我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政协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中国的“和合”文化、宣传中国“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宣传中国在经济、社会、民主、人权等方面的进步，对消除世界疑虑，增进国际了解，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政协具有“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特点，在一些官方正式交往不便开展、民间交往又难以起到政府沟通管道作用的外交领域，人民政协往往能够发挥独特作用。近年来，全国政协相继成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加强与世界人民的联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对“四个危险”要有清醒认识 ■从党建角度看，党的队伍应当有一个适中的规模，不一定是越大越好，关键还是要看质量。突出先进性、代表性应当成为党建的一个原则。 ■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我们很多党员干部也同样面临本领恐慌。 ■认真研究党管干部与群众产生干部的结合点，切实改进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是提高党员干部群众意识的治本之策。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全党必须警钟长鸣。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 《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征之间的一段对话: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 天下太平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懈怠。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由早期执政到长期执政，也同样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这一危险，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部分党员干部生活上贪图安逸，事业上不思进取，精神上缺少追求，党性上不负其责。究其原因: 一是长期执政、稳定执政让党内一些同志淡忘了忧患意识。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面临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戎马生涯，谁敢打盹？建国之初，旧政府因腐败而覆灭犹历历在目，共产党人励精图治，不敢懈怠。执政时间久了，太平日子长了，精神也就渐渐松懈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古训也就慢慢淡忘了。 二是取得的成就让党内一些同志有了自满意识。 我们党成立90年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面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成就面前，大多数共产党员保持着谦虚的态度、清醒的意识，但也有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思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三是灯红酒绿的环境让一些党员干部迷失了自我。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之相伴随的是大众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过去在上海滩才能看到的霓虹闪烁、歌舞升平的景象，如今每个县城都能看得到。灯红酒绿是个贬义词，但灯红酒绿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作为共产党员要洁身自好。但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信念动摇，思想滑坡，意志消退，精神萎靡，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战斗力。 四是个人主义、功利思想以及庞大的执政团队等让一部分党员干部抱有依赖心理。 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任务是繁重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有的人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有的人对不正之风置若罔闻，甚至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不闻不问，有的人将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的希望寄托于他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复杂的:集体主义淡薄、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可能让一部分人缺少责任意识；在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一部分人的入党动机本身就不纯正；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团队，也可能让一些同志产生依赖心理。所以从党建角度看，党的队伍应当有一个适中的规模，不一定是越大越好，关键还是要看质量。突出先进性、代表性应当成为党建的一个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批示印发《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胜利迅速走向失败的教训教育全党，防止重蹈覆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即率领政治局同志重访西柏坡，要求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这次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也是党的总书记向全体党员敲响的一记警钟。 政协机关的整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工作不在状态。机关党员干部要将“小我”放在大社会中，放在大时代中，珍惜人民政协蓬勃发展的局面，珍惜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形势，积极有为，不计个人得失，创造更大的财富，实现更大的价值。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 我们党一向高度重视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号召全党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总体上看，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这也是我们党能够战胜来自经济、政治领域和自然界风险挑战的根本所在、依托所在。但是，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一部分党员干部或难以胜任，或力不从心，能力和素质亟待提高。有的动手能力差，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真刀真枪、左支右绌，喜欢讲空洞的道理，做不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适应能力差，老情况老问题可以应付，新情况新问题难以应对，常规工作可以完成，突发事件难以掌控，简单局面勉强支撑，复杂局面难以驾驭；有的创新能力差，新的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之道，新的社会症结找不到疏通之道，新的社会关系找不到协调之道，新的社会趋势找不到引导之道。究其原因: 一是学习意识不强。 我们党一向高度重视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将学习型政党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学习，是提高素质和能力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不学习，就会落伍，就会掉队，就会跟不上时代。因此，每一位党员都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用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武装自己。 二是实践锻炼不够。 提高本领，不仅要向书本学习，更要向实践学习。抓住一切机会，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社情，真正把握事物的内在性质、内在规律，才能有能力、有把握做好工作，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为党员干部创造更多的学习考察、实践锻炼的机会。 三是创新精神不足。 只要能过得去，就不愿意改革；只要能凑合干，就不愿意创新。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不仅阻碍事业的发展，而且阻碍自身能力的提高。做同样一件事，是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还是秉持认真负责的精神，效果大不相同。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今天，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我们很多党员干部也同样面临本领恐慌。有恐慌，还是好事情，他就会努力提高本领、战胜恐慌。害怕的是有些同志明明缺少本领，还安之若泰，宁愿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做一个固步自封的人。这不仅是对党不负责，也是对自身的不负责。 蓬勃发展的人民政协事业，对政协机关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不断的要求。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学识丰富、业务熟练的高素质政协干部队伍”。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我们党历来有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但是，时下一些党员干部，却或多或少地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有的情感上不贴近群众，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对群众危难视而不见。有的作风上不深入群众，交通工具越来越好，信息手段越来越新，联系群众却越来越少。有的工作上不依靠群众，事前不论证、不听证，草率决策；事中不发动、不宣传，轻率行动；事后不解释、不反馈，粗率了结。究其原因: 一是官本位思想严重。 一些党员干部深受传统官本位文化影响，不把自己当公仆，而是当老爷；不把群众当主人，而是当臣民。总以父母官自居，恨不得鸣锣开道。高高在上，唯我独尊，乃至颐指气使，飞扬跋扈。 二是宗旨意识淡薄。 在繁忙的工作中，应酬多了、读书少了，听到的恭维多了、批评少了，渐渐放松了自我修养和精神世界的改造。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与老板打交道多了、与群众接触少了，帮老板开路多了、帮群众纾难少了，慢慢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是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开展工作。 执政党拥有执政地位和行政资源。有些工作，不依靠群众，依靠行政手段也能推动，有时候甚至比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得更快。这就使得一些领导干部渐渐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生疏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久而久之，与群众也就形成了隔阂。 四是制度不健全。 群众选举产生干部，干部才会真正对群众负责。认真研究党管干部与群众产生干部的结合点，切实改进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是提高党员干部群众意识的治本之策。此外，建国初期，我们党在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方面有不少好的制度性安排，比如干部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到基层任职，家属必须随行落户；市县党委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三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部署工作，整顿作风等。这些好的做法，也应当创新性传承。 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大多数时间身处机关大院，脱离群众的危险相对较轻，但接触群众较少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不断创造实践锻炼的机会，让更多机关同志走出机关，近距离接触群众，深刻了解社会，不断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以适应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协助党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 腐败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党的执政使命实现。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消极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我们党执政后，一直对惩治腐败现象决不手软。党在处理腐败问题上的严明、公正，增强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的威信。但是，毋庸讳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十分恶劣。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课题。中国的腐败问题，又有中国的一些特殊根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陋习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生活的富裕而死灰复燃。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是精华，糟粕也不少，如争面子、讲排场、营华屋、纳娇妾等。新中国成立后，革除陋习卓有建树，现在一些陋习又卷土重来，腐蚀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 二是社会价值观、荣辱观扭曲。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很多党员干部却反其道而行之。豪华成为“时尚”，节俭成为“落伍”。身不着名牌，就“土气”；不奢靡、不铺张，就低人一头。甚至为官为富者没有情人，就成了迂腐的“另类”。 三是制度缺陷滋生腐败土壤。制度缺陷，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政治上，监督机制作用有限，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经济上，党委政府干预经济较多，资源调配权力偏大，商人对政客的依赖较深；法律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司法体系与党政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独立难以有效保证，等等。这些制度性的缺陷，不仅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而且也给腐败的治理带来了严重障碍。现实中有一种令人极其担忧的现象，政治、经济、文化等精英阶层有逐步缔结为上层利益集团的苗头。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进一步要求“贵起来”，不择手段、不惜重金给自己增添护身光环，一些有权人也热衷于和有钱人结交、称兄道弟。这种现象将使腐败问题更加严峻，更加难以治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把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形容为进京赶考。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的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政协机关产生腐败的土壤并不丰厚，但是社会上的一些消极现象、不良作风对机关也有一定的影响。借用政协的权威，利用政协的资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现象也不是不存在。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必须严格制度，堵塞漏洞，坚决维护政协机关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三、居安思危，迎接挑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都应当做到三个“坚定信心”、三个“绝不倒退”。 ■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中的共产党员，要将忠诚于党的事业，具体化为忠诚于人民政协事业。 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应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防范。只有大家都行动起来，急党之所急，忧党之所忧，才能保证党的事业永远兴旺发达。 第一，要坚定信心，直面“四个考验” 坚持长期执政、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用外部环境，都是我们的目标与方针，为什么又要称之为考验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事情面临越来越大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的同志在困难面前产生了疑惑，发生了动摇。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浓墨重彩总结我们的辉煌成就、描绘我们的美好未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坚定全党的信心，鼓舞全党的斗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都应当做到三个“坚定信心”、三个“绝不倒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推进改革开放绝不倒退，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绝不倒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倒退。这样，就夯实了我们正确认识的根基、清除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颁发，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又转发了《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党对政协工作的重视。在贾庆林主席、王刚副主席领导下，人民政协奋发有为，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作用越来越大，反映越来越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人民政协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二，要坚定理想，防范“四个危险” 党的战斗力来自于党的凝聚力，党的凝聚力来自于共同的理想、信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忠诚。回顾9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抱着坚定的理想，有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热爱党，忠诚于党，为党的事业尽心竭力，为党的发展殚精竭虑。这是弥足珍贵的精神力量。当前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党性教育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理想不够坚定、忠诚度不够高、责任心不够强等问题，也较为普遍地存在。7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纪念建党90周年座谈会时强调，共产党员要志存高远，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并把这种远大理想落实到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上，努力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先锋模范。绝对是有的放矢。 共产党员必须讲理想，讲责任，讲忠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热爱党，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事业心，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党取得的成就充满自豪，对党面临的问题忧心如焚。人民政协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中的共产党员，要将忠诚于党的事业，具体化为忠诚于人民政协事业，将党员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通过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政协人，要更有使命感，更有责任心，更敢于担当，争做“合作共事的模范、发扬民主的模范、求真务实的模范、廉洁奉公的模范”，以实际行动，防范“四个危险”。 第三，要改革创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我们党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应对“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的能力，确保党的执政使命的实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政治保证。政协机关是为人民政协服务的政治性机构。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政协机关党的建设。对于政协机关而言，加强党的建设，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那就是要通过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展示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的作风、谦逊、真诚的合作态度，身体力行地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当前，党内存在的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在政协机关也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政协机关要在党的整体部署下，结合政协机关工作实际，积极创新党建工作，不断提高政协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要特别提倡“重学习、重创新、重实干”的精神，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学习、创新和实干环境。要以深入推动“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为契机，进一步营造鼓励先进、宣传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氛围。（作者为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孙怀山）

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践行了“三个代表”。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背景介绍 （选自牟传珩文章） “骂娘论” 今年 7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线与网友交流时，称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的问、虚心的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特别是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此“骂娘论”一出，即被外界视为是汪洋刻意剑指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言论治罪，迫害异己，在民间赚来了不少的彩头。 “忧患论” 6月26日也在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员生活会”上，汪洋发表讲话，称“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 汪洋说， “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反腐论” 7月12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分组讨论时特别强调，“广东不会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不能搞痛快一时，更不能搞乱打一顿”。 “政绩论” 7月12日上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主题报告时，发表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讲话，声称不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蛋糕论” 7月3日，薄熙来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7月10日，薄熙来在重庆召开“2011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上表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 7月11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由此，这两种不同的“蛋糕论”便开始在舆论界、政坛膨胀和发酵。 薄熙来偏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公平”；而汪洋偏向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效率”。 其实，做蛋糕重发展，分蛋糕重分配。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眼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解决好分配应是主要矛盾。汪洋借“发展”要压倒“分配”，显然不为百姓所理解。 7月17日，重庆日报发出《薄熙来：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文章，薄熙来说：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核心提示 地处西南内陆的重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百姓幸福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之变源于理念之变。重庆人深刻地认识到，“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就会有一往无前的积极性。 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重庆着力改善民生，缩小三个差距，正在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崭新道路。 “30年前，改革开放从深圳发端，速度和效率一直成为中国追求的目标。30年后，地处西南部的重庆，继续接棒加力改革开放。”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曾撰文指出，重庆不仅有速度，同时注重温度，关爱民生。这一独特的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良好体现，也是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最佳诠释。 正如纪硕鸣说的那样，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已成为近年来重庆最重要的施政理念。 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践行了“三个代表”。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从把降低“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再到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正演绎一幕别开生面的民生大戏。 降低“基尼系数”写入政府规划 缩小收入差距，历来是块难啃的骨头。然而，重庆市却率先将降低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按照规划，未来五年，重庆的“基尼系数”将由0.42降至0.35。 “缩小贫富差距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政府之手切实改善民生。重庆市降低‘基尼系数’的重点是缩小个人收入差距，使低收入人群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持续扩大，‘贫者扶助’与‘富者约束’同步推进。”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 近年来，重庆实施积极的民生财政政策，惠民投入前所未有。“民生十条”，3000字3000亿，真金白银投入。 城乡学生娃免了学杂费，上学无忧；城乡有了合作医疗，看病不愁；低保无房户搬新房，住得舒心；农民腰包鼓起来，生活开心。开县铁桥镇的农民王易成数着手里的退休养老金，脸上乐开了花：“这比养个亲儿子还好，每个月都能按时领钱———以前想都不敢想”。 在财政资金投入民生方面，重庆从“十五”末的226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50亿元，翻了近两番，并建立健全了一套每年民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的投入机制，其强度之大、数额之多，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重庆财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多项举措走在了全国前列。比如，在过去的五年中，重庆拿出19.7亿元，在全国率先偿还“普九”债务；每年拿出32亿元，率先在全国兑现义务教育阶段30.8万教师绩效工资政策；拿出10.4亿元，率先在全国将关破企业退休人员、国企“双解”人员、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保；拿出2.4亿元，推进交巡警平台建设；拿出12.2亿元，加强校园安保；拿出1.8亿元，建立中小学在校留守儿童营养计划奖补机制。 更令人称奇的是，如此大规模的民生投入，却没有让重庆“囊中羞涩”。薄熙来曾算过一笔“大账”：近两年，市和区县两级财政50%以上用于民生，政府不仅没有破产，“钱袋子”反而越来越鼓，2010年财政收入增加了53%，各项事业都蒸蒸日上，良性发展。 对于重庆通过改善民生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探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回答了“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关系的问题。传统的思路是，先发展经济挣钱，有了钱再改善民生。重庆的实践证明，先把蛋糕分好，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发展的动力会更加强劲。 发展微企，帮市民走上创业路 2011年7月13日，重庆微企协会正式成立，我市众多微型企业有了自己的家。而早在去年9月，重庆市首批83名微型企业创业人员正式获得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他们分别获得1.6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政府扶持资金，以及相关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 一年多来，我市微型企业得到蓬勃的发展。截至今年7月1日，重庆微企户数达到29806户，解决了22.04万人就业。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探索解决事关民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研究显示，中国西部地区失业率较高，西部省份和沿海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生存状况、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相对较低或较差，这些因素导致了西部一些省份在失业率方面高于其他省市。 长期关注中国失业与就业问题的学者崔宏义说，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失业率较高，这严重影响了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人如果连就业都有问题，那何来收入？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会扩大。降低失业率、解决西部就业难题，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崔宏义说。 市工商局局长黄波认为，鼓励创办微型企业，是重庆解决就业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的一大举措。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将新增30万个就业岗位。让30万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崇举说，就业问题是解决收入分配的一项关键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就业问题，人们才有可能安居乐业。他认为，现在要求就业的人数很多，若都用存量企业去解决，难度很大，所以需要增加新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型城市，重庆市将从扶持发展微型企业入手，为解决就业问题探索新路。 “两翼”增收，告别跛脚经济 众所周知，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使得“两翼”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于重庆的发展大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市长黄奇帆指出，重庆发展的难度在“两翼”，发展的困难在农民致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能够全面实现“3·14”的整体目标。重庆要发展，必须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千方百计地加快增长极、经济中心的推进力度，也就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另一条腿就是要抓住全面小康、城乡统筹的要义，推动农村、“两翼”山区库区的发展，缩小差距。 去年2月21日，重庆市“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工作会发出总动员令，一场硬仗随即全面打响。这项史无前例历经两年调研论证的农民增收工程，目标是“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左右，到2012年户均增收1万元。 随着“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推进，一个个财富故事在重庆市最为贫困的渝东北、渝东南“两翼”精彩演绎—————唤醒沉睡的大山，激活沉寂的水面，千家万户动起来了！在“两翼”山山水水之间，柑橘、金银花等特色种植业及林下养殖项目，仿佛成了农民的“印钞机”，哗哗“流出”大把钞票！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在西方知识界颇有影响的美国《国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报道重庆的文章中写道。 而在市农委主任夏祖相看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要缩小收入差距，也要缩小城乡差距。仅有城市地区的快速发展，那是一个跛脚的经济，不可持续。“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不仅是一项德政，也是完善重庆经济布局的必然之举。 户改，农民工享受城里人待遇 农民进城难曾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顽疾。一纸薄薄的户口，割裂了城乡利益。 去年3月，《人民日报》就撰文指出，由于种种限制，农民工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难免会产生“低人一等”之感。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在破解农民进城难这一问题上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去年8月，重庆首次以省（市）为单位开始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 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重庆在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领域发起的又一场攻坚战。黄奇帆认为，农民工进城，同时穿上了工作、住房、社保等“五件衣服”，将直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的生存生活环境。农民工享受同工同权、同等市民待遇，体现公平正义。 据了解，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特点就在于“降低准入条件”。市城乡统筹办负责人介绍：“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准入条件上有了创新突破，成为全国城镇户籍准入最宽松的城市。” 因此，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自愿为基础，设定合理的职业、收入、住房等门槛，避免农民“一窝蜂”进城；其户籍准入按宽严有度、分级承接为原则，适度放宽主城区户籍准入条件，吸纳有条件的农民进入主城，防止出现“城市病”和“贫民窟”现象；对31个远郊区县则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扩大城市规模；同时，全面放开乡镇户籍准入条件，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聚居区居住。 据悉，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共有191.42万名农村人口在户籍改革中转为城镇居民，日均7391人。其中，农民工及新生代群体转户88.9万人，占46.4%，另有39.3%约74.8万人转户为农民工带动父母、子女转户，及自愿就近就地转户的农村居民。 杨庆育表示：“‘农民’转‘市民’并不难，难在身份背后的‘市民权利和福利权益之变’。”而在这些方面，重庆是毫不吝惜的。每位重庆“新市民”的进城成本，包括“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就需要6.7万元。仅去年和今年两年预计的33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成本约需2010亿元。 刚刚落户渝北区的“新市民”张德忠拿出一张工资条说道：“以前是农民工，现在成了正式合同工。每个月的工资条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住房公积金208元、养老保险120元、医保33元……” 工资条背后折射出重庆户籍改革的实质：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实质性意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满足了进城农民享有均等化服务和降低进城门槛的标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庆配套设计了土地、社保、教育、卫生等10个方面的政策，如进城农民与市民共享的保障房体系、养老保险和子女入学体系、完善公平的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的机制。” 薄熙来指出，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就会有一往无前的积极性。当百姓都能感到我们的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的，大家就自然会紧密地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去奋斗，“蛋糕”就会做大做好。 名词解释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又译坚尼系数、吉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学者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通常，基尼系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的分化较为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记者 龙在宇 实习生 阳炆杉）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04 09:54:35 王小广：别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标签： 中等收入陷阱 ● 王小广 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今，中国人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已有90年。90年来我们经历过三次巨变，每次都间隔30年左右，即30年必大变。1919年至1949年，中国人经历革命，建立了新国家；1949年至1978年，我们探索了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存在十分严重的体制和战略问题，最终推进了1978年改革开放；此后的30年中，中国经济步入稳定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而现在我们又到了新的发展路口，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我们再有一次巨变，也就是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冲刺阶段)。 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5至10年，我国将处于大机遇与高风险并发阶段。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13亿国民的潜在需求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这是小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备的条件。 而最大的风险则是可能遭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来，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但结果是仅极个别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一些相对幸运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许多国家步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即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停滞，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长期危机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近的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泰国、马来西亚，从区域上讲集中在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指很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特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 我国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而且经过最近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扭转，“十二五”之后我国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另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影响的深入将使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活力减弱，处理危机及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及其他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能趋于强化。美国居民基于资本膨胀而不是基于收入增长的消费模式(表现为过度消费)在这之后将会向理性回归。而经济、贸易增长也会呈中期性放慢。“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将继续趋紧，近几年过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 中间型模式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被许多人奉为宝典的“中国模式”，不仅与已经获得成功的“东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具有较强的不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中国经济实现由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的转换。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发展模式的挑战，即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 可以从6项经济社会指标的表现来对发展模式进行分类，这些表现也是能否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重要标志。这六项指标是：(1)增长率的高低及持续性；(2)就业增长及就业结构变化的快慢；(3)城市化快慢及问题；(4)收入差距的变化(扩大或缩小或稳定)；(5)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变化(扩大、缩小或稳定)；(6)重要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弱。这六项结果指标有些很直观，容易识别，有些则难以衡量或不够直观。 根据以上6项结果指标差异及增长原因差异，我们可将大东亚地区的发展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韩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第二种是东南亚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第三种是中国发展模式。 在泛东亚地区，从高增长的结果及一些原因(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上发挥着很强的作用)看，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我们如果关注相伴的一些重要结果，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差异是巨大的。 日韩发展模式，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增长的分享性较强。主要体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一致性，也体现为高增长与高就业的结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 而东南亚模式，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一直偏大，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也未见任何收敛的迹象。同时，它们的城市化在一些国家严重滞后，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过度。在产业竞争力上，东南亚国家表现得更弱。 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日韩发展模式，也与东南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这个差异表现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可能与中国人口、地域规模太大，地区间存在很大的自然差异有关；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竞争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东南亚地区这方面优势不显著；在经济增长原因上(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的差异更大。 区分这三种模式，特别是将东亚其他发展中地区的高增长与已经成功的日韩发展模式相区别，可以帮助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里的政策含义是：日韩发展模式是目前东亚地区唯一成功地完成现代化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它是过程与结果的高度统一，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不用调整发展模式，可继续保障经济进一步的跃升(尽管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化中也存在政策的明显调整)，在这一点上，与东南亚国家及我国明显不同。 现有的中国模式和东南亚模式是中间模式，持续的高增长在许多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与高增长伴随的一些深层矛盾(多数是结构性的)在积累，可能成为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巨大内在障碍。 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 作为中间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民自信心在明显膨胀，一些过度乐观的情绪在滋生，其中主要是对中国模式成功的夸大。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模式在发展的中间阶段所产生的严重问题缺乏理性的认识，认为这一模式可以继续走下去，最后必然通向现代化的彼岸；二是相信中国模式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甚至将取代这一标准模式，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需要继续改革、更不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这样陶醉于中国模式将是十分有害的，中国模式存在一些重大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还需要改变和完善，否则中国难以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而目前中国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突出。与东亚其他两类模式比，中国就业增长的表现最差。GDP10%的增长相对应的就业增长仅为3%-4%(非农就业增长弹性为0.3-0.4)，而东亚其他国家在高增长期非农就业增长弹性均超过0.5。就业不足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城乡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和房地产。过度依赖外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生产的产品长期处于低端，丧失对产业链的控制权，内资企业垂直化分工发展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中国企业的生产融入全球产业链，造成国内许多重化工业及高技术产业产业链极短。 过度依赖房地产有两个效应，一个是通过建筑业的扩张增加就业，对农民工形成巨大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资金、资源过度地配置到房地产部门，会导致其他部门（与房地产不相关的部门）自主创新的投资不足。暴利型的房地产业发展使许多其他行业对创新持悲观态度，许多制造业将新增资本大量投入房地产就是这种负效应的表现。 过大的发展差距(居民间、地区间、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长期处于偏大的水平是中国模式、东南亚模式与日韩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中国，不仅是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显著扩大，还存在巨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这有别于东南亚模式，至少在程度上如此。1998年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4，1998年以后基尼系数显著扩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1年和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上升到0.42和0.45，有人估计最近两年接近0.5(在世界上居于次高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相一致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在趋于扩大。 农村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其主要表现是大量的农民工处于“浮游”状态，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极为缓慢，这是我国与其他所有东亚国家最不同的地方。在目前学术界，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了，但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城市化速度主要是看城市人口增长率速度（而不是城市化率），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5%，90年代回落到4%，过去的10年仅为3%，明显递减。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因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城市化人口统计口径的调整，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还存在明显高估的问题。把每年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农民工根据常住人口的定义将其算作城市人是不妥的，实际上一个农民工最多算半个城市化人口。中国并没有出现城市化加速现象，相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严重滞后 （或讲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较快，但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却出奇的慢）。这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农民只享受劳动收入，不享受定居权和其他福利待遇，他们承担着过度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 产业竞争力提高缓慢。高增长并未伴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高，这一点反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当明显。在制造业，我国具有世界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牌极少。 投资率严重偏高。这部分归于体制问题，即政府对投资的干预过强，部分归因于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如偏好于快变量的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和偏好于引进外资。而投资率过度的代价太高，最后可能要算总账。 由于长期的投资过度，在消费不足及外需放慢的情况下，产能过剩问题将会破坏经济高增长的机制；其次，资源、环境的成本太高，投资率过高，不仅是因为资金投入大，自然资源投入也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外，投资的宏观产出效率偏低，与韩国相比，我们用更多的投资换取了相似的经济高增长率，代价过重。 宏观资源(特别是资金)配置严重偏向房地产部门。在这轮高增长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刺激过度，诱导了各类资金纷纷入市炒房，导致行业增长的严重结构失衡、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重失衡。 200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1.5%，而投资资金的来源中，房地产投资资金占28.7%。如果我们用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投资完成额的差额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指标(狭义的)，那么2003年以后，我国新增流动性中93%(2005-2007年三年平均)流入房地产市场，其他各行业仅分享了不到7%。经济步入周期性转折点后，其风险将逐步显现。 出口对外资依赖过大。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巨型国家来讲，外贸依存度过大是个问题，但进一步分析将发现，如果除去外资占出口的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过大，即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对外资的依赖过大，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外商投资)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为56.3%。一个地区特别是一个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是一种偷懒型的快捷发展策略，它的严重缺陷是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短视，且抑制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 除以上七大方面问题外，中国发展模式还有三大体制问题，即垄断行业(包括自然垄断和公共事业)改革滞后；在战略性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仍然过大，产业竞争力提高仍受到巨大的体制性障碍；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文化娱乐业)管制过度。 现有发展模式的风险 现有中国发展模式 (中间模式)所产生的重大矛盾将会使其自身难以持续下去，并产生巨大的风险，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现有发展模式产生的过度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约束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继续快速扩张。令我们甚为不安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突变，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向拉美化或东南亚化的方向发展。收入分配形势的长期恶化是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发展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现有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将会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容易陷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被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推进下去而不做一个大的战略转变，就会因对创新的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外竞争者的压力而挣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外资压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最最需要改变的是：让与国家竞争力提高关系很小却消耗很多的社会资源的房地产业暴利机制不复存在，使其他产业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经营者不再受外部短期暴利机会的影响而安于创新，同时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政策激励。 三是现有发展模式不改变将会使资源瓶颈约束难以克服，且环境的代价太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耗能行业，因为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房地产行业由于其技术进步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这样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将阻碍产业的技术升级。 四是现有发展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现有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即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 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避免了，所以它们成功了。韩国做得最好，1975年韩国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 那是不是房地产泡沫在任何时期都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看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期，即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哪个阶段，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发生在工业化及现代化完成之后，韩国基本避免了房地产过度泡沫问题，东南亚国家房地产泡沫则发生在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中国则更要提前，发生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前。房地产泡沫发生得越早，危害越大，越迟，危害越小。日本是“结果泡沫”、东南亚与我国是“过程泡沫”，“结果泡沫”问题不大，“过程泡沫”将可能破坏整个长期高增长机制，从而落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陷阱。明白这一点对克服中等国家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要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避免房地产出现过度的泡沫，特别是不能出现泡沫经济。 调整的思路及建议 调整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 缩小三大增长差距，释放生产力。 差距不是生产力，但缩小差距就是释放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没有缩小内部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去的高速增长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些差距的扩大的约束，但在下一阶段(“十二五”起)这些差距将会成为是否维持高增长的一个重大障碍。如何缩小差距呢？主要是根据公平原则，建立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政府的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GDP的高增长转为共享型的稳定增长。 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中国居民的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体制不健全等约束外，还受到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方式(或模式)落后及各种政策性限制的重大影响，而后者更为本质。 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提高城市化率。目前我国有1.6亿至2亿的半城市化居民(农民工)，就消费来讲，这是一笔潜力极大的资源。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促进城市房价的合理化，高房价下无城市化，中国目前的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相比，严重偏高，降低价格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购房需求，也会相应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安居工程。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主要是减少对非自主创新方面或领域的过强激励，因为只要存在比对自主创新更多的激励存在 (如对外资的过度激励，如对房地产的过度激励)，那么，自主创新投入就不可能增加。这里也包括威廉·鲍莫尔提出的政府要严厉打击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寻租活动”)。 首先，要改变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作用的政策导向，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多激励，消除房市暴利，阻止社会资金过度流入房市。其次，降低战略竞争力行业的国有资本比重，鼓励民营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三是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自主创新。我的思路是将大量过剩的社会资金导入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促进重化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如制定产业差别化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政策，主要是明显放宽对升级型的重化工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促进重化工业的资本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四是确定激励自主创新的正确导向。主要是要鼓励企业围绕节能节资搞自主创新，产品的自主创新要坚持“紧凑化”的取向。 大力增加非基础设施类的公共支出，改善民生。新的发展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结构改革主要是扩大非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弥补这类公共部门(涉及民生)长期以来的支出不足。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策性住房及就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可以减轻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置换出新的购买力，同时，能显著地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且增加对政府的信心，因此，会对扩大消费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大力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促进服务业的繁荣。重点是加快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明显放松对文化娱乐服务、社会中介服务(非组织的公共组织)的准入限制，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大发展。 把促进大中部崛起作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向邻近的中部地区转移，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让其重复80-90年代沿海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再过20多年中国便能实现全面振兴。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765.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王小广：别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王小广：解读中国经济“十二五” 王小广：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 相同主题阅读 王小广：别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马凯：异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马凯：中国不能自掘“中等收入陷阱” 张卓元：转方式调结构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 陈江生：中国发展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吴忠民：透视社会焦虑症：应主动正视矛盾 才能化解社会矛盾 胡祖六：不要自设“中等收入陷阱” “贫困陷阱”之后 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林文俏：改变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摆脱“陷阱” 左晓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急待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刘志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杨永华：调整收入分配差距：跨越“陷阱”一个关键 蔡昉：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胡鞍钢：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于乎：“暴富中国” 是繁荣还是陷阱？ 王小鲁：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孙明春：中国 2020年的挑战（上） 田雪原：“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城市化视角 刘伟：经济失衡的变化与宏观政策的调控 胡鞍钢：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