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
（编者按：最近几年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对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和预算公开问题多有论述。他还与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蒋洪等学者一道，不断向公众普及预算民主概念，并认为这将是未来中国政改的一个突破口。近日，就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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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胡锦涛的三个“没有变”廓清中国发展方位
胡锦涛的三个“没有变”廓清中国发展方位 作者：田俊荣,崔 鹏 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日期：2011-7-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7-31 9:25:52 阅读量：2014次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三个“没有变”，这是对中国国情的清醒定位，对发展方位的科学判断。 正确判断方位—— 不让发展的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三个“没有变”中，最核心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其他两个判断即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中国家的属性都与此相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100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可以绕开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却绕不开生产力落后必须“补课”这个阶段。否则，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然而，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升至世界第二，但代表一国富裕程度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在世界上排100位左右，仅相当于日本的1/10，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GDP的构成和质量看，“8亿件衬衫换不回一架飞机，一火车打火机兑不来一个电脑软件”，生产的多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缺乏“世界名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越向前推进，触及矛盾就越深，涉及利益就越复杂，攻坚的难度也就越大。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马太效应”愈加明显。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 ——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当东部城市的学校盘算着是把钱用来买电脑还是建体操房时，西部不少农村教师还在为粉笔没有着落而发愁。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高达3.33倍，接近世界最高水平。 ——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从“怀疑中国”的戒备，到“牵制中国”的意图，从气候谈判的初衷，到货币战争的目的，我国外部发展环境挑战频仍…… 这些特征表明，我们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由于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社会生产仍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 强调三个“没有变”，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意在不让发展的成就麻痹忧患意识，坚持把真实的中国国情作为推改革、谋发展的根本依据。 扭住“一个中心”—— 误判形势、精神懈怠，就可能错失机遇、耽误发展 三个“没有变”字字千钧，深刻地启示我们：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前进道路上，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时期，从物价大幅上涨到国际金融危机，从汶川特大地震到青海玉树地震，从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风险连着风险，挑战接着挑战。如果没有多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我们就不会有抵御复杂风险、应对严峻挑战的强大实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有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辛探索，曾四次提出过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基本路线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论断已含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由此造成严重损失。第四次提出基本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自此，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文明之路、崛起之路。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历史的、必然的、正确的选择，什么时候动摇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或多个中心，党和国家就会迷失方向。“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指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说的这番话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把视线从过去收回来，面对今天三个“没有变”的国情，面对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更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也不会过时。 发展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丧失机遇，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陷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屈辱境地。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清国情、加快发展，我们就能更上层楼，全面小康就能实现，人民福祉就能提高；误判形势、精神懈怠，我们就可能错失机遇、耽误发展，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坚持科学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以GDP增长为中心 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以GDP增长为中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今天的发展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就要求我们走科学发展之路，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着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今天的发展应当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因此，民众能否从发展中分享红利、获得激励相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发展是否支持。这就要求我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使发展真正造福人民，使人民真正成为发展的主力。 深刻认识三个“没有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就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度过九十华诞，我们的前方，是两个“100年”的宏伟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肩负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将再度出发。
Read More南方周末 | 依靠权力的分配实现不了共同富裕
2011年7月23日，重庆发布“促进共同富裕”的十二个具体办法，将共同富裕提到空前高度。如扶持微企以创造就业、建4000万平米公租房，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房“三权”抵押融资的规模和范围等，都有明确所指，如能一一落地，弱势群体短期获益当可预期。 社会财富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已是既成事实。学者估算，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5。瑞典等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不用说，即便对二次分配非常警惕的美国，基尼系数也只在0.4左右。中国收入分配天悬地殊，堪称世界之最。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今天听来，这声音振聋发聩。 把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归咎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常见的错误归因。为什么在一些奉行自由市场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追问两极分化的祸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国作为转型国家这一“特殊国情”。 学者对此有扎实研究。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报告里，王小鲁推算出2008 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高5.4 万亿。这5.4万亿，约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15%，俗称灰色与黑色收入。工农大众没什么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更不沾边。这笔藏在权贵阶层的壁橱里的巨款，主要围绕权力产生，极大地恶化了强弱群体之间的财富落差。 毋庸讳言，在三十多年改革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权力变现的潜流存在。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来垄断重要行业，不受限的权力以此获得了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权利缺失者，随之以物质贫乏，权力强大者，要积蓄财富则易如反掌，这已是社会共识，并成为很多人进退取舍的内在标准。 其实，不谈灰黑色收入，只看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比例，也能发现贫富日益悬殊的秘密所在。从1997年到2007 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6%，而且这几年继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则一路上升。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万亿有余，继续保持近30%的增速。如此快速的财政增速，配之以极不相称的公共服务，使二次分配的矫正作用基本沦为空谈。 国强民弱，使追求共富不得不靠政府的自省与善心。但仅靠政府善心，显然并不足以实现共富。改革前，权力全面配置资源，无法形成灵敏的价格体系，中国人只好共同贫穷。现在虽然加入市场要素，权力改革却依然任重道远，国民财富分配还是得屈从于权力逻辑。主政者施仁政，则民众得实惠。运气不好时，遇上一个不靠谱的地方官，一方百姓就只能艰难度日。 政府也有利害计算，这本是常识。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走向共同富裕，初次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必须要由纳税人说了算。 所以对民众来说，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一定要告别对父爱主义的幻想。惟有权利明确无误，并有法律保障，农民土地才会真正值钱，市民才不会连房带地被“无偿收回”。 为达成可持续的良治，政府则要深化改革，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共富是财富分配向正义原则的回归，更是社会经济权利的落地，是民众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扩展，非如此不能真正避免国民分裂为对立阶层的悲剧。
Read More自由亚洲 | 重庆提出建设“道德高地”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要改变发展方式，在重庆建设“道德高地”，树立发展范本。有评论认为，这是薄熙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又一挑战。 中共重庆市委7月20至21号召开三次九届全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提出在2015年，把重庆市的基尼系数缩小到零点三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二点五比一，中心城市和周边城镇发展差距缩小到二比一。 《重庆日报》报道说，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会议上解释说，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在“做大蛋糕方面取得了成就，但蛋糕始终没有切分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能为中国提供一个“范本”。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议之后也发表了题为“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长篇讲话，提出要把重庆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百分之四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要落实农民的产权，使得农民的土地和山林可以流动增值。另一方面，薄熙来也提出，要加强国有经济的作用，使之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作用。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姜维平对此分析说，这是薄熙来在重庆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又一重大挑战。 “这篇文本实际上是薄熙来挑战胡锦涛、温家宝中央权力核心的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最大的特点是抓住了整个目前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帮助另部分人却没有做到，老百姓普遍不满。过去是蛋糕做大了，现在是要分蛋糕公平。它不是对重庆地方社会问题的一个表态，它是对整个目前中央领导核心的一种挑战，一种回应，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它回避了一个问题，由谁来分配蛋糕，也就是制度问题。” 姜先生表示，中共重庆市委的决议，也出现了非常不寻常的一些迹象。 “这个决议的最后不仅列明了委员的名单，主要领导的名单，而且还明确地写上了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其中就有李希光。也就是说这个决议的文本的起草者是一个庞大的队伍。” 姜维平曾任香港《文汇报》的东北记者站站长，后因撰文批评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被判刑。他表示，重庆在实施唱红打黑运动中，破坏了许多中国法律程序和规定，而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却获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 薄熙来在讲话中表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目前中国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共同富裕却迟迟未能落实，因此重庆要转变发展方式，在重庆建立道德高地。 中国一位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重庆转变发展方式，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和目前中国官方的主流思路不同。而所谓道德高地，如果用唱红打黑的方式来建立，很可能会回到文革以前。 “道德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关键的问题是价值取向是什么。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歌运动，红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仇恨，是阶级斗争。不是回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这跟重建道德是格格不入的。” 姜维平认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薄熙来可能会在智囊的建议下，推出更多的新措施，以求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也很可能会使中国政局发生一些改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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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为什么新加坡秩序良好？
新加坡被誉为现代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东方和西方的交汇点。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体，比例在 74% 以上，但英语是新加坡的“第一语言”，这大大方便了新加坡接受西方文化。早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就已经奠定了议会政治， 1959 年自治后，新加坡确立了英国式的民主政治框架，不过，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却带着东方威权主义特色。东西方文化要素的混杂，没有让新加坡不安定，相反，新加坡社会非常和谐，非常有秩序。为什么呢？ 新加坡政府非常关怀民生。李光耀强调指出：“政府的责任，是确保经济成长和全体人民都享有良好安定的生活，你们的子女，应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技能，更好的社会和医药设施。我们应朝向一个更公平和更平等的社会迈进”，新加坡将“永恒地谋求人民的安宁与幸福”。人民行动党把民生目标写入了“党章”：“通过民选代表和民主政治，保障及促进人民自由和福利”、“按功酬赏、敬老扶弱、体恤病残”。新加坡政府把民生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新加坡人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创造最好的条件；致力于造就一个人人相互尊重与关怀、充满爱心与凝聚力的和谐社会”。新加坡的党和政府绝不是花架子，不像有些国家那样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到头来把国家搞得民生艰难。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可是真刀实枪去落实自己的承诺的。 在住房方面，新加坡 300 余万常住人口中，有 90 ％的人已拥有自己的住宅，其中大部分是购买政府的公共组屋。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居民拥有自己住房的占 62 ％，法国 51 ％，日本 62 ％。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年之内就有能力购买住房，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购房津贴。 在教育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1960-1990 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13 倍，教育投入却增加了 15.6 倍。 2002 年，新加坡教育支出占全年财政支出的 19% ，而当年 GDP 的 4.5% 。这个数据可以和中国比较一下。早在 1993 年，共和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提出把教育投入提高到 GDP 的 4 ％。但奋斗了近 20 年，中国教育投入只达到 GDP 的 3.5% 。 在医疗方面，新加坡拥有世界级的医疗保健制度，在东南亚备受推崇。 1983 年以前，新加坡医疗制度承袭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旧制，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让人人享有健康保障。 1983 年，新加坡政府发表《国家医疗计划》，建立个人保健储蓄账户 , 建立第一条医疗保障线。它要求每个新加坡人都必须将每月收入的 6-8% 存入个人保健储蓄账户，雇主和个人各负担一半，直至退休。为解决部分重病及长期慢性病人的医疗费问题， 1990 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健保双全计划。由于参与者众多，重病及长期慢性病患者就无须缴纳很多保费，却可享受到高额赔偿金，减轻医疗负担。这是新加坡的第二条医疗保障线。 1993 年，新加坡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两亿新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保健基金，帮那些没有保健储蓄、或储蓄金额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群体。需要保健基金援助的病人，可通过社区提出申请，经保健基金医院委员会评审后，会得到医疗救助金。每年有 20 多万人提出此项申请，批准率高达 99.6% ，也就是说，困难群体只要提出救助申请，一般都会得到批准。这是新加坡的第三条医疗保障线。通过 3 条医疗保障线，新加坡织起一张无缝的医疗保障网，民众不会因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治疗，也不会因巨额医疗费而陷入困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自豪地说：“新加坡人不会因贫穷而得不到医疗护理”。 新加坡政府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基尼系数，她正视自己身上的问题，而不是冀望于改算法加以掩盖。 2011 年，新加坡统计局公布了《 2010 年住户收入主要趋势》，该报告显示，新加坡 2010 年的基尼系数为 0.472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把新加坡政府给予个别家庭的资助以及家庭缴付的税务计算在内，新加坡 2010 年的基尼系数将由 0.472 缩小到 0.452 。新加坡政府在 2009 年基尼系数偏高的情况下，采用水电费回扣、就业入息补助、医药津贴等多项计划，为个别家庭，特别是低收入者“添加”收入。另据《南方都市报》消息，联合国预期中国 2010 年基尼系数为 0.52 。 建设“和谐社会”，一方面要让老百姓活命，能够生活得下去，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这需要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阻止自己的国民上访、告状、申冤，那么小矛盾就会酿成大矛盾，最终火山喷发。在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前，其境内适用英联邦的法律。独立以后，新加坡自主立法，建立起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它不仅坚持了绞刑、鞭刑等刑罚形式，对腐败官员还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新加坡非常严格的执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新加坡，本国公民一旦犯罪，毫无私情可徇，不管是职位显赫的高官，还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过去不少高官因贪污受贿被拉下马，如首席部长林有福、开国元勋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兼电力署署长崔汉添等。同时，外国公民或法人在新加坡犯法，新加坡同样是严惩不贷。 1994 年新加坡高等法院以“涂鸦和破坏公物案”判决美国少年迈克•菲坐牢 6 个月和鞭刑 6 鞭，尽管美国总统克林顿屡屡求情，新加坡仍不受干扰，依据新加坡法律认真执行。 新加坡是施行严刑峻法的国家。新加坡卫生规章规定，发现谁家有蚊子，第一次即可罚款 50 新元，最高罚款达 1000 新元或处三个月徒刑。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禁止”的告示牌，上面标着违章罚款的具体数额。如乱丢垃圾，罚款 1000 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 1000 新元；酒后开车罚款 10000 新元，并监禁 1 年。因此新加坡被称作“ A fine, place ”，一语双关，意思是新加坡是“一个美好之地”，也是“一个罚款之地”。对于犯罪行为，新加坡法律更没有手软。法律规定，只要拥有 15 克海洛因或 30 克吗啡，一经查获，即视为贩毒，判处绞刑；作案时开枪的案犯一律判出绞刑；非法持有枪支者，判出监禁 5 到 10 年，或至少处以 6 下鞭刑。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的法家。不过，人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法律的详细、具体，没有多少营私舞弊的空间。 为啥要施行严刑峻法呢？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 60 年代的一次演讲中为其政策辩护说：“严格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先锋，有了良好旳法律，社会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则不可能发挥效用。现在的社会日益混乱，必须制定严厉的新条规，以便维持秩序，否则，社会就会变成无政府状态”。在新加坡的法律体系下，新加坡人民相当守纪律，犯罪率非常的低，成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夜晚走在新加坡城市里无需担忧。 新加坡不仅有秩序，还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家。在 1960 年至 2010 年间，新加坡的 GDP 实现了年均 7.7% 的高速增长， 2010 年更高达 14.3% 。新加坡也由此从一个资源贫瘠的小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不是偶然的，从 1959 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开始，新加坡政府及其领导者就一心关怀民生，自觉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她从不发动群众搞运动、搞阶级斗争，满大街喊自己是什么先进性的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怎么样，就像天上的月亮和太阳一样，任谁都可以瞧得一清二楚的。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一个花园般的城市，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近几年，很多中国人都在移民，或者考虑移民，新加坡是他们首选地之一。要移民，这让很多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气愤。可是 , 谁又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之中呢？这就是孟子说的“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吧。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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