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 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由于幅员广阔，不同地方的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等状态不同，因而自古以来，尽管在政治上中国是“大一统”的，但不同地区的治理形态，总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封建制下的西周、春秋时代如此，皇权制下的汉、唐同样如此，20世纪也不例外。      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形成与分野。两地为解决本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近乎自然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策。从外部观察，这些政策各自具有内在的、大体融贯的逻辑，学界将其称之为地方治理的“模式”。于是有了关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说法。      这两种地方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治理架构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代表性：它们分别针对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所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中产阶层的兴起所导致的社会管理失调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应对之策。这两种治理模式是解决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两大矛盾的典型方案。剖析它们，有助于我们寻找到解决中国问题之完整方案。        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结构之巨变，从而出现一些问题与矛盾。其中有两个矛盾最为严重，对于社会、政治稳定，也最具影响力。      第一大矛盾是三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态势，导致社会各群体间的矛盾加剧。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高速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除了少数例外年份，改革开放整个30年间，城乡、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城镇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根据学界通常认可的数据，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2008年扩大到3.3倍。地区间差距也在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8年为2：1：0.86。      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城市居民按照10%分组，最高一组和最低一组的平均收入，1995年相差6.2倍，2007年相差8.7倍——这还是严重低估的数据。农村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组相比，1995年是9.5倍，2004年是12.4倍。城市最高收入组与农村最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总体而言，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29，1990年代末超过0.40；最近十年持续上升，最近经常被人引用的基尼系数是0.43乃至更高。      收入差距扩大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贫困人口向城镇集中。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原本就比较严重的城乡差距，也借之移植于城市内部。再加上城镇原有贫困人口群体，城镇常住人口中就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另一方面，富裕群体也大多聚居于城镇。于是，越是发达的大城市，就越是显著地呈现出严重的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儒董仲舒曾精辟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暴”。在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富人和穷人的心理和行为都会扭曲，并造成人际关系的广泛紧张、对立，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精英大众对立。在东南沿海地区，也表现为外来人口遭到本地政府和民众的排斥。社会的信任与团结因此迅速流失。同时，高房价、就业困难、财富与权力的世袭导致青年人的普遍消沉乃至绝望。凡此种种，都在侵蚀着整个国家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      贫富分化也必然造成和维持畸形的经济结构：消费不足，被迫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由于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低下，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只能用于出口，这引发了诸多贸易争端。不合理的汇率制度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反过来又制造了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结构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大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失调。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且日趋公开与严重。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阶层是干部、工人、农民。干部群体作为先锋队，充当着社会联结的纽带，他们嵌入工人、农民之中，组成“单位”。这样，政府与社会就混融为一个以干部为中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党型国家”。      80年代之后，这个以干部为中心、由政党整合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在工业领域，国有部门缩小，非公部门不断扩张。就业于非公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是流动的。农民也在城乡之间相当自由地流动，尽管其自由迁徙权并不完整。大量人口游离出原来的国家控制架构之外，政府与社会之间逐渐出现分野，形成分立的局面。      在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中产阶层”，它包括一般私人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即白领。社会学家陆学艺估计，2007年“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已达到全社会的22%~23%。这个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较为敏感，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尤其是其中的精英。      另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工人阶层。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数2.2亿，其中跨省外出务工者1.3亿，他们主要集中于沿海城镇。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这个工人阶层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工人阶级，最有能力的青壮年农民都在这个群体中。      城镇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存在于传统党国体系之外，并具有较高的空间流动性以及一定的结构流动性。这一点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政府的管理手段依然习惯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结构与政府结构的错位，造成了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社会治理的失调。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活跃的两个阶层未被社会管理体制有效覆盖，这使得，一方面，这两个阶层无法充分享受到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渠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公共管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层的心智与传统的“单位体制”中的群众已经完全不同。“群众”被固定在党国控制结构中，其意识是单一的，可以由干部轻易地动员、“代表”。这两个阶层则属于自由人，具有流动性。他们见多识广，广泛地接受各种资讯，具有较为明确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期望自主管理，传统的政府架构既不能保障他们的权益，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参与政治的畅通通道。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进一步演变为两者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这种紧张与对立既表现为新兴产业工人的罢工或者骚乱，也表现为中间阶层越来越多地组织、参与NGO组织，以及各个领域的维权活动。      三大差距日益扩大、社会治理严重失调这两大矛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它们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本应带给民众的幸福效应，也直接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不过，略加观察还是可以发现，在不同地方，这两大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本文所考察的范围而言，第一种矛盾在重庆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重庆问题”。第二种矛盾在广东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东问题”。      广东的法治、社会建设规划      因地利和文化之便，广东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传统，30多年来几乎未曾中断。因为政治开放、政策灵活，广东的经济也始终较其他省份更为发达。对广东来说，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的矛盾。      2007年，汪洋初到广东，曾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试图进行大刀阔斧的全方位变革。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迅速将关注点集中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措施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但从2010年年底开始，广东的施政方针出现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广东省委2011年召开的两次全会的政治决定中。      2011年1月初召开的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广东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其中包括注重民生，从源头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畅通渠道，不断满足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的需要。      作为实现“幸福广东”的手段，广东当局特别强调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      广东主政者明确意识到，“广东问题”主要有二：第一，企业家、白领等新生社会力量成长、扩大，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正是以这个阶层的存在和扩展为依托，广东形成了中国最为重要、最为开放的媒体群落。广东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可能也是全国最高的。      这些现象表明，在广东，中产阶层已经具有了相当强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他们也已经显示了参与政治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利益的诉求。强烈的诉求与传统的体制，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还被容许进入政协、人大，但规模大得多的专业人员群体，他们的权利意识最为强烈，却没有参与政治的正常渠道。这构成广东主政者不能不面对的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量外来人口的安顿，对于广东也构成一个严重挑战。中西部地区流入广东的农民工有两千多万，在珠三角不少城镇，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甚至是其数倍。如此严重的人口结构倒置，给这些城镇带来巨大的社会管理问题。比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人员编制是依照本地户籍人口分配的，这种规模的政府工作人员，无法向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一旦上级施加压力，基层政府就只能倾向于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长此以往，外来人口与本地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越来越紧张，一旦遭遇经济增长减缓，就可能出现冲突。今年上半年，这种紧张甚至升级为局部地区的骚乱。      作为“幸福广东”两大政策支柱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就是要应对中产阶层、新兴产业工人阶层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法治建设似乎有两大任务，一方面是推进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有序开放政治，如汪洋所说，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探索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方式，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试图重塑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汪洋关于社会建设的讲话更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思维观念要真正实现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从由党委政府“撑船”向由党委政府“掌舵”转变。      因此，广东模式中的社会建设与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法治建设旨在规范政府行为，同时有序地开放政治，重建权力的正当性。社会建设的本质则是承认社会既有自治性力量的正当性，并试图在这些力量与政府之间，构造出较为健全的关系。如果广东模式成功，将极大地改变社会与政府、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重庆的共同富裕实践      重庆的自然、经济、社会等状况，与广东，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相比，截然不同。虽然是直辖市，但直到2008年，重庆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      另一方面，重庆市辖区内的三大差距也是比较严重的。最为明显的是城乡差距。重庆主城区的经济社会较为发达，但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这“两翼”，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共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同时，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90年代以来诸多大型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下岗工人大量出现，再加上大量涌入重庆的农民，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总体上，重庆的基尼系数为0.42，在全国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决定了重庆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前发展状态，滞后于珠三角。2008年重庆市社科院完成《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报告，用“倒丁字型”描述重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横是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是规模不大的城市社会阶层。这一结构反映了当前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城乡二元分割现实。      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城乡差距，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城市内部贫富差距问题。      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也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旨在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其主要措施是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实行“住房双轨制”：中高收入人群依靠商品房市场，针对低收入人群，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同时，为缩小城乡差距，重庆也开始在城乡统筹方面进行试验。其中最重要的探索是“地票”交易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2008年12月5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地票的制度前提是土地二元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平台是增减挂钩制度。增减挂钩政策允许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数量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数量。乡镇企业废弃的厂房可复耕为农地；农民适当集中居住，也可腾出部分宅基地复耕。通过这两类复耕而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构成了“地票”，重庆市将其拿到城镇交易。地票实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了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重庆市规定，地票交易净收益的85%直补农民，15%划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去两年，地票交易价格稳定上涨，目前大约在十七八万元，大多数为农民所得。重庆市目前规定，农民所得不得低于每亩9.6万元。这样，即便边远地区的农民，通过地票交易也可获得一笔财产性收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这个制度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新增耕地农民仍享有承包经营权。      2010年7月，重庆市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其当期重点是将已在城市稳定就业、拥有稳定住所或纳税能力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符合这一条件者约为338.8万人。重庆市规划，未来将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2012~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重庆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有一些重大突破：第一，规模较大；第二，以长期在重庆市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为重点转移对象，以解决区域内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问题；第三，对农民进城的农地处置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难题的解决预备了解决方案，这就是重庆所说的“穿上五件衣服”：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      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地票交易制度、公租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之间，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地票交易让农民获得一笔土地财产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进城；户籍制度改革，让城市接纳这些农民；公租房等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则可以解决农民初入城的基本生活需要。      2010年6月，继公租房推出四个月之后，重庆推出包括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在内的“民生十条”，所需投入达数千亿元。上述所有改革都涉及相当巨大的成本。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重庆的财政问题略作讨论。      毫无疑问，过去若干年重庆财政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方面，重庆大体上沿用了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这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为此，以内陆地区保税港区为依托，重庆成立了“两江新区”。大规模投资与产业发展，自然可以带来税收增长。      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对民生的很多投入，大多数时候都可看到政府投资的八大国投的身影。比如，政府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所需土地，全部由相关国有企业无偿划拨。在过去十年中，这些企业储备了大量土地。依赖这些土地储备，国投也可以向商业银行大规模融资，用于投入基础设施、民生建设以及重要开发区建设项目。      过去十年间陆续建立的新兴国有企业借助于土地经营和金融运作，也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重庆市政府规定，要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2010年，国企利润的15%上缴财政——这一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国有企业就成为重庆继税收、基金收费之外的“第三财政”。这是重庆财政结构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地方。      财政收入高，并不意味着民生投入就多。但重庆政治领导人具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因而，重庆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比重，横向来看是比较高的。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四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      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崔之元反复强调的，重庆这样的财政结构似乎并没有加重非公企业的负担。相反，在税收政策上，重庆企业一直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所得税按15%征收。重庆也正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这类企业通常是大学生、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创办，对原始创业者投入的资本金，政府按照1：1的比例予以补助。总之，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重庆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崔之元将其总结为“国进民进”。      其中的秘密也许在于，重庆市对土地收益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分配政策。重庆诸多民生项目的资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土地增值收益，或者直接就是土地，或者是土地融资，或者是土地增值收益。农民新居的建设与农民进城可作为生活保障的财产，则来自于地票交易。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重庆模式的整个逻辑，是以土地为枢纽而转动的。这并不难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在经济地理上的重新配置，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之调整，经济增长本身在当下也是以土地开发为前提的。因此，土地把重庆当局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各种与民生和城乡统筹相关的措施联结为一体。其实，过去十几年来，各地经济增长和财政同样以土地为本。只不过，在大多数地方，这种收益倾向于开发商和房产拥有者，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也多用于非民生领域。重庆的土地收益分配向农民、向普通市民倾斜，底层民众似乎从中得到更多好处。这是一个民生导向型的土地收益配置框架，它有助于社会新增财富的共同分享。      合乎逻辑地，到2010年12月，重庆方面对自身实践进行了总结，在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民生十条”之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纲领。      基于这样的理念，《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列举十二条非常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通过引导经济结构和要素价格比的调整，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收入相对均衡增长的机制。较为重要的是第一条，推动小企业发展。此举除增加就业之外，其实还有更大的作用，小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利于收入均衡。第七条，缩小劳资分配差距，建立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机制。第九条，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其措施包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国有企业的土地储备进入公租房，也有助于增加公租房用户的收入。      第二类，增进经济公平，为弱者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以提高市场进入的机会均等程度。具体措施包括，第二条，引导500万农民工等转户进城，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缩小城乡差别。第十二条，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第三条，加快农民土地等财产的确权，让农民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第四条，完善地票交易，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      其余措施则属于第三类，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第五条，扶贫。第六条，照顾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此举具有重要社会伦理意义。第七条，继续坚持“国进民也进”的原则，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第八条，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推动住房双轨制的形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把市级财政一般预算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和基层。第十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第十一条，5年投入3000亿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在重庆模式中，共同富裕已超越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层次，而是将此原则向上游延伸，覆盖财富的生产过程，从而成为全面指导政府的经济、财政乃至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原则。因而，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民生政策，而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是指导重庆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改革的目标几乎完全是提高效率。人们一谈改革，似乎就是指经济改革。当然，过去若干年中，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措施。但是，它们只是零散的政策，缺乏足够的制度深度，也没有触及效率导向的经济结构。      重庆则围绕着共同富裕，进行了诸多触及经济、财政结构的制度性变革。也就是说，重庆并不是没有进行改革，而是进行了公平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它不同于效率导向的经济改革。      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全国意义      经由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确实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其实并非刻意而为，如同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过程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两者都是为了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      相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节奏几乎完全相同。客观的原因是，两地都处于某种大变动阶段：广东是经历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之后，需要另寻出路；重庆需要在内陆特定环境中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两位主政者都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责任意识，他们都经历了三年的摸索，最后，在去年底、今年上半年，几乎同时形成了清晰的地方治理理念。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尽管广东模式、重庆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但在本地社会、经济脉络中，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由于两地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所以，这两种模式从不同方向丰富、拓展了过去3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主流改革发展模式。这个主流模式的内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经典表述也许可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为代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另一个表述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开放。      应当说，广东、重庆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其容易被人忽略但十分重要的共同点。过去几年，广东始终在坚持“加快转型升级”这一目标。重庆也一直通过种种开放措施，谋求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也就是说，两地都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心政治要求，也都坚持主流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但是，进入本世纪，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贫富分化问题也已经凸显出来。有鉴于此，2006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命题，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在此基础上，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命题。      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固然是对这个基本政治纲领的具体应用，重庆的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在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框架内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是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框架内两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版本。      由于三大差距和治理失调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矛盾，重庆、广东分别形成这两个方案，并引起全社会关注，也就绝非偶然。      比较而言，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旨在重新安排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容纳新兴中产阶层参与政治。因此，它的“改革”色彩较为浓重。实际上，过去30年间，广东这样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汪洋则在矛盾更为明显的时候，予以特别强调，试图深化改革。不过，这种改革涉及到政府自身的转型，具体说是政府权力的收缩，所以难度是比较大的。      重庆模式则已经形成了诸多具体政策，它的本质是利用强政府既有的权威，对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予以调整。它以强政府的存在为前提，而不涉及政府相对于社会、市场的权力的调整，因而进展似乎非常迅速。但是，这种调整在另一个方面展开了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安排了效率与公平的排序，把公平置于效率之上，至少将两者等量齐观。这一点，对主流改革模式作了某种修正。      可以说，广东和重庆都在进行改革，尽管其方向大不相同：广东试图深化原有的改革，解决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重庆问题的特殊性，则让重庆当局不得不试图对改革模式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这可能也正是公众对两者的评价大不相同的根源所在。人们容易接受前者，而较难接受后者。      如果超出两地，从国家层面看待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两地较为典型的问题，以不那么典型的方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一方面是在增长中受益人群的社会政治权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过去十几年高速增长过程被置于边缘的人群的生计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只能是采取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方案。针对后一个问题，共同富裕则差不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说，既然在当下的中国，在几乎每一个地方，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那就需要同时采用两个方案，予以同时解决。      然而，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中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每个主政者的偏好有所不同，因而，主政者所关注的问题必然有所侧重，他在两个方案之间进行了一定的权衡取舍，由此而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治理模式。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并不声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而是分别瞄准特定的人群，旨在较多地增进他们的权利或利益，其他人群的权利或利益，则被忽视。      这似乎是一个新现象。此前的诸多改革方案通常假定瞄准所有人，服务于所有人。这只有在社会结构没有严重分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那时的政策是“全体性政策”。在社会结构分化，尤其是在2003年改革共识破裂之后，这种政策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不同群体的诉求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存在紧张、对立，政策就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决策者只能瞄准一部分人。这样一来，政策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偏向。这应该被视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谐社会纲领其实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倾向。      另外，两地政策组合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政者与特定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一点，在广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有直接表现。中产阶层本身具有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在广东，民众问政的渠道是比较广泛而畅通的。这些诉求必然会被主政者听到，广东模式，就是主政者对中产阶层呼声的一种积极回应。相比较而言，重庆模式的形成过程似乎更多是主政者发现问题，而自上而下设计、提出解决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主政者与理论界之间有密切对话，对最终纲领的形成，理论界似乎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广东、重庆两大模式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较为现代的政治过程。此为30年社会巨变之必然结果。      这样，以理论为支持、观念主导政策决策的倾向，在近两年的重庆、广东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后果：两地政策的系统性大大强化，人们就是因此而称之为“模式”的。政策的出台不再是单纯回应性的、灵机一动式的、经验式的，而具有较为长远的理性考虑，决策者注意到诸多具体措施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形成一个融贯的政治纲领。相反，其他地方的经济社会政策虽各有其特点，由于缺乏观念的贯穿，而不能构成一种地方治理“模式”。      或许可以说，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似乎正在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阶段，而进入较为自觉的现代竞争性政治阶段。在此过程中，政治家的角色凸现出来。正是政治家沟通民意、观念，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政策方案。      这种情形之出现，表明中国政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过去30多年来的发展战略可能正处在转折阶段。此一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思想中。这里的先富后富不只是简单的时间先后，而是指政策安排的轻重先后。具体地说，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需要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谁被放了权、让了利，谁就可以发展。这样，中国的发展也就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的梯度转移过程。      这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战略确实有效地突破了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推动了发展。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不过，这种发展战略要求执政者，在恰当的时机实现政策重点转换，从先富政策转向共同富裕。但是，既然不同地区曾被区别对待，有先发展后发展之区别，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一如今日之广东、重庆，那么从全国范围看，执政者其实几乎不可能统一地确定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转换的时机。这样，分别面向部分人、部分地区的竞争性政治，也就不可避免了。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之后，政策抉择问题就会变得出乎人们最初的意料。首先，先富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间差距肯定会扩大。相对于先富者，后富者一定会发出共同富裕的呼声。也就是说，在后发展的地区，共同富裕反而变成一个严重问题。这正是重庆模式形成的根源。另一方面，先富的人群所考虑的问题不会是与后富者共同富裕，而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安全。因此，他们会对执政者提出自治、法治、民主的要求。这正是广东模式形成的根源。      可以说，邓小平所规划的共同富裕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之复杂性，超出当初的预料。最为显著的是，它让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人们的诉求也高度分化，全国一致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而必然出现竞争性政治。目前我们看到的治理模式在空间上的不同，伴随着同一地区日益分化的阶层意识的觉醒和推动，很可能表现为政策方案在时间上的轮替。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转变时代，中国需要一批理性、成熟的政治家。所谓理性，就是冷静面对开放环境下中国之现实，不畏缩，也不虚骄；所谓成熟，就是秉持中道，无过也无不及。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社会结构已经分化的现实，在关注一个群体利益的时候，注意不去冒犯、损害其他群体，从而始终保持社会之团结。这才是成熟的政治。     （秋风： 独立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id =46068 ）  

薄熙来发自肺腑一席话惊动中南海      薄熙来指出：“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说，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薄熙来说，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重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彻底发飙：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 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 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 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 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 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 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 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 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 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 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 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 级。 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薄熙来指出，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重庆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大走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 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有没有 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市委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 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说，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去为人 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不要像那些腐败分子，不识文化瑰宝，只认金银财宝 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 改革由 “ 跟跑 ” 到多项 “ 领跑 ” ，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改革是具体的，比如，我们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 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我们还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带动 农民增收200多亿元；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改革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山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方面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如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等，要继续深化、完善，还 要在医疗、教育、财税、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咱重庆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独特条件。各区县、各部门都要开动脑筋，拿出一两项有创意、有价值的改革举措。把各个区县的创意拢一块儿，就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 薄熙来说，重庆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近几年，我们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 备制造、化医、材料、能源和轻纺7大支柱产业，改变了过去汽车摩托车“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市属国有资产从5850亿快速增至1.5万亿，仅次于京津沪。民营经济总量从2385亿增加到5000多亿，翻了1番多。国进民也进，在快速和优质增长中，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使发展更有后劲、更有活力，我们也更有底气。 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 薄熙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作出 “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十分关心重庆，给予很多鼓励、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都多次来渝，给予很多关心和宝贵的支持。国家各部委也倾力相助，与重庆签署了74个部市合作协议。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就如一场“接力赛”。直辖以来，德邻、国强、镇东、汪洋4位书记，海清、叙定、鸿举3位市长，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干下来，为重庆发展“费尽移山心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历任老领导的辛勤工作，尤其离不开直辖以来历任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些年来，市政府有能力、有创意，而且勤奋务实，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全面贯彻民生导向的发展思路，成效显著。市人大、市政协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组、宣、纪、统及各部门都有诸多创新之举。驻渝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工青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发挥各自优势，助推中心工作。40个区县有如40只“小老虎”，虎虎有生气，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全市上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抓改革、促开放，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惠及了千家万户，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安居乐业。咱山城人民肯吃苦、能干事，只要按科学发展的路子走下去，前途会更好！ 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 薄熙来说，重庆能有较大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走了民生导向之路。这几年，市委开了8次全委会，每次都关乎民生，特别是三届四次、七次、九次全会专题研究民 生，提出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牵引改革、促进发展。回过头来看，走民生导向之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越走路越宽，心里很踏实。 薄熙来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 同志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富 裕、共同繁荣。”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造福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民生导向，改善和 保障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方向。除此而外，不可能、也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 为发展而发展，我们是为民生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才倍感方向明、干劲足、办法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坚持民生导向，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增强发展的原动力。如果群众看着领导干部不干实事，整天想着升官发 财，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反之，当干部群众看到领导干部从早忙到晚，周末也想着工作，全力以赴地干，发自内心地改善民生，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就会产生强 烈的共鸣，就会想，这个党，这个政府真为我们着想啊！这样，就会在全市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自然就会大有成效。 薄熙来说，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看，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怎样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说到底，还是要坚持民生导向。围绕民生抓发展，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了，生产力自然就会大发展。反之，如果劳动者辛辛苦苦地干，得到的实惠却不多，年复一年，生产积极性必然受挫，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发展就失去了原动力。 薄熙来说，有些人认为，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但并未看到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想，总要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提高百姓的生活啊。这看似有 理，其实行不通。你怎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啊？说到底，还得靠百姓，靠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还得靠改善民生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的。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如果一定要等到发展起来再研究分配、改善民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 高歌猛进，经济能实现跨越发展，就是因为坚持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比如为中低收入者盖公租房，发展微型企业，每年市级预算用于直接民生的支出比重在 50％以上，百姓普遍受惠，当然就能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 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薄熙来说，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的消费 往往被忽略。不少地方重投资，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而实际上，消费也很重要，搞好了，就有了内需；市场也随之活跃，就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 之，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穷人想消费却没钱，从而导致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产能过剩， 企业也就少了用武之地。在宏观经济格局中，哪个地方消费水平低下，经济地位也会随之下降。 薄熙来说，正在西方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起来，欧美的经济产出已经不小了，但只靠那少数的富人去消费，就是可劲儿吃，可劲儿花，也终究是有限的；广大百姓有需求，渴望改善生活，却没有财力；最终是市场萧条，大量企业停工或破产，酿成经济危机。 重庆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民生，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 10 个百分点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通过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一是促进了消费，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两翼万元增收”、发展微型企业、地票交易，累计拉动消费4000多亿元。二是增加了就业，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新增就业岗位550万个。三是拉动投资，“五个重庆”累计投入1.3万亿，“民生 10条”累计投入3000亿，“共富12条”还将投入1.1万亿，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改善民生是打基础、练内功、利长远之举，重庆地处内 陆，有可能成为内陆的消费高地，从而提高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利于长远发展。 通过民生导向，还可以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节能环保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四是促进社会和谐，降低维稳成本，最终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咱重庆的同志，正在进行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探索，一是我国西部能不能成为开放的前沿？二是共富之路能不能走通？能否实现“经发”与“共富”的双赢？第一个探索，我们正致力于在西部地区建成一个能大量吸引外资，而且“引进来”、还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开放高地。改革开放 30多年了，过去的开放高地都在沿海，一提西部，人们往往想到山高路远，“扶贫帮困”。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挥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多个开放高地，这对于深化全国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而重庆正在进行的探索，给了中国经济界很多积极的信息。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应当成为西部一个开放的高地。 薄熙来说，第二个探索，民生导向拉动经济发展之路能否走通？在经济快速优质发展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状态和理想境界，古今中外还没有过。西 方经济发达，但是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在经济优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圆满了，就不仅是对 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即不是只有欧美模式才能把经济搞上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照样行，如果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实现 了共同富裕，就是一条科学、正义的发展之路，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对人类也是个有益的贡献。 薄熙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科学论述，概括地讲，就是共同富裕。尽管这条路还没有先例可循，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 咱重庆这些年就是在这条路上努力探索，一方面经济加快发展，一方面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就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较快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在不 断提升。尽管道路曲折，可能会有阶段性反复，但只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把 “ 民生 10 条 ” 、 “ 共富 12 条 ” 件件落实到位， 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说，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们要认真领会并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民生10条”件件落实到位，把“共富12条”全面铺开，一项一项抓好，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最后强调了岁末年初的几项工作。一是关心关爱群众。各级各部门要更加关心百姓冷暖，落实好“三项制度”，勤走结对的“穷亲戚”。不能大而化之，要把 好事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二是稳定安全。元旦、春节将至，要特别注意建筑工地、烟花爆竹、地质灾害、交通事故、食品药品等方面的安全，严加防范，慎之又 慎。三是清廉过年。要追求高雅、文明的过节方式，过好“廉”关。 “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发展快中见好，经济增速上升到全国第一位，五大经济指标增速也位居全国第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源自于五方面的工作推动日前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专门通过一个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强调要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要打造共同富裕的城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可操作的规划。到2015年，重庆要实现五大目标：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不足30％，提至50％以上； 二是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房覆盖之下，让更多的人从“房奴”中解放出来； 三是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 四是以政府补贴方式新建15万个微型企业，以创业推致富； 五是让千万农民成“有地市民”和有产阶层。到“十二五”末，重庆基尼系数要由现在的0.42缩小为0.3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现在的3.3：1缩小到2.5：1. 重庆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地大力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很有现实针对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景。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强调：“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突破4000美元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共同富裕显得尤其紧迫。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4000美元是社会矛盾比较凸显的时期，特别是贫富悬殊所引发的“仇富”情绪可能会酿成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国际共认标准，基尼系数的合理范围应控制在0.3至0.4之间。超过0.4，社会利益矛盾会明显增多。 目前欧美与日本的基尼系数普遍控制在0.24至0.36之间，而据专家研究，2010年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5，可见我们已经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关 口与节骨眼上，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勇敢闯关。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财富积累，中国也已基本具备了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但应看到，大多数群众仍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如果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显然社会就难有和谐，经济发展的快车也会戛然止步。正是基于对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忧患，重庆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很睿智，具有风向标意义和价值。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做法也可供借鉴。首先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做蛋糕很重要，是前提与基础，蛋糕做大了才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但分 好蛋糕也很重要，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才能激发群众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蛋糕也才能越做越大。二者应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目前国家财政的 蛋糕已经很大了，打造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应提高国民收入所占蛋糕之比例，尤其公共财政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众倾斜。 其次是教育、动员、引导富人多尽社会责任。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人，但强调先富帮后富，富人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 的。在发达国家，富豪们普遍奉行这样的人生信条：“守着金钱财富去死是可耻的”。所以，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比较之下，淡漠公益是中国许多富人的道德短板，亟待修补。如果富人们普遍热心公益事业，对缩小基尼系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西方震惊：薄熙来对西方国家说出了这样的话 薄熙来说，人生在世，转眼就到退休。青年人要在有限的时间中多读些经典，从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习惯性地上网、看电视，不加选择地去看书报杂志，虽然也能接受不少信息，其价值含量是有限的，而一般信息是不能代替经典的。 薄熙来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些事，一定要抓住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时期，多读经典，广泛汲取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毛主席青年时代 在长沙，常常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独立寒秋”，静心思考中国革命的大事；同时又废寝忘食，博览古今中外典籍，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 功底。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在延安也静下心来，就着窑洞的灯火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堪称读经典、写经典、用经典的典范。 薄熙来说，读经典一定要选好书。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四大名着、唐诗宋词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马恩着作，博大精深，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我 国领袖的文选，也是深入浅出，从思想到语言都十分精彩。这些书要好好读，反复读，有些段落还要背下来，随时可用，受益无穷。一些人提倡包容性、多样化，但 再包容、再多样，也不能没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主干挺拔才能根深叶茂。 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部分人勉强度日，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薄熙来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个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捞钱；大部分人却苦挣苦熬，勉强度日，难道人 类总能容忍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吗？！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并不可能靠自我完善加以修补，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最终将导致严 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薄熙来说，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静下心来想一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共同富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更是跃马扬 鞭，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说明共产党是有本领的，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也最直观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 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说教，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是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毛主席曾讲，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 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鲜明地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前不久，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共富12条”，就是 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些措施条条实打实，沉甸甸，我们一定要埋头苦干，将其全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在共同富裕问题上，能够真正把基尼系数降 下来，把区域差别缩小，那咱重庆就是对全国发展的大局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搞改革开放，诚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 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那种社会从历史、从宏观来讲，走到一定程度都是撑不下去的。只有社会主义始终追求共同富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让全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有后劲，未来不可限量。 薄熙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植根于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思维理念上，都可提炼出地 久天长的精华，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话感人至深，影响古今，魅力无穷。继承这些思想文化，我们就有力量和智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中也有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既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善于创新，敢想敢干，敢作敢为。 薄熙来说，这些年，市委、市府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但也有些议论。比如“打黑”、“唱红”，又如“共富12条”，总有些说三道四的。我的想 法是，只要于民有利，我们就要旗帜鲜明，敢于坚持，敢于碰硬，认准的就干，而且要努力干好。现在有些干部，倾向于回避矛盾，还喜欢说“和气是福”，主张 “少招事”。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今天我们也要为人民拿出追求真理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识。希望我们 高校的老师、同学坚定不移跟党走，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全市人民一道，迎接挑战，努力拼搏，把我们钟爱的重庆建设好。 重庆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 薄熙来说，重庆是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府艰苦创业，为重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年，我们在抓“唱红打黑”、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时，经济建设也没有停步，取得了新的进步：GDP增速连续3年保持15％以上，去年达到17％；财政收入去年增加49％；利用外资由2007年10亿 美元升至去年的60亿，今年可达80亿；对外投资还实现了50亿美元。我看重庆人很能干，且还有潜力！现在我们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政府正不断探索，在全国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内陆开放高地和两江新区的建设也已全面展开。这些实践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我们期望高校的师生能充分了解重庆的变化，并努力融入到这个令人心动的发展洪流中去。

吴敬琏：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进入专题 ： 政府 市场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     (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     (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     (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     (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方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当前中国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          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固化了，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所有的领域，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     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必然产生腐败          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缪尔达尔在他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戏剧》中，将某些深陷社会溃散状态的南亚国家称为“执行力极弱”的“软政权”(SoftStates)。他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     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情况，进行自我革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么，政府不应做什么？     第一，不要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     第二，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当然应该实行的原则就叫做“非禁即入”，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要经过批准才能进入。《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其实本质没有变。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有时候补贴是需要的。什么情况下需要补贴？就是对那些有外部效益，本身收益不大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可以补贴的，但是，最好不要去直接补贴供方，也就是补贴生产方。这个问题又跟另外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种流行的话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争取了中央的补贴，或者我自己给一些补贴，直接就补给自己的企业，这使得我们有一些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好。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只不过前者的推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却因涉及官员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维艰罢了。     经济改革来说，它的真正启动是1980年9月发出的“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而在这以前，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8？18讲话”)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1986年，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现在，中共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要进行系统改革的某种意向。          经济改革：出现问题不在于市场取向          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完全实现。应当说，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还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更好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10年，“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是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市场经济。这样，要实现这一改革，不仅仅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设计，还需要领导人具有长远目光，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来源: 《?望中国》总第162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 市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21.html    

　　摘要：写此文的目的保护全世界上千万人的生命免于死亡，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对于侵犯人的生命权的行为，我强烈谴责，这也是市场逻辑的要求。人类社会有三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转型(也包括经济制度的转型)，第一次社会转型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由完美市场逻辑向强盗逻辑转化;第二次社会转型是封建社会或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由强盗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化;第三次社会转型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由市场逻辑向完美市场逻辑转化。其中，第一次社会转型和第二次社会转型是通过腐败来进行，是起点和终点的关系，腐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推动了社会转型。腐败推动社会转型有两点好处：一是不死人;二是财富得以保全。前苏联、突尼斯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 　　腐败，人人恨之，是少部分人占有多数人的便宜，是强盗逻辑，这是特权，反对特权就是反对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最痛恨、反对腐败最坚决、最果断有两位人物，一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二是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八世孙，1998年，他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叫朱镕基，一个并未被淡忘却又风起云涌的名字。他曾这样说：“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故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长治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这就是朱镕基总理“备棺反腐”的故事。我想在朱镕基总理的100口棺材后面加一个万字，100万口棺材，这说明我们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这里就不用我多说了。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腐败，以前我有一个观点——吐痰论，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社会转型实质上是利益的大调整，既由全体人民共同致富、赚钱，还是少部分致富、赚钱;是市场逻辑和强盗逻辑相互转换关系;人权万岁还是特权万岁的转换关系。譬如，现在有10000元财富，如果在市场逻辑下全体人民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来分配10000元财富，这样才能产生公平。公平的含义是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自然平了，不会产生分歧意见。如果在强盗逻辑下这10000元财富1%左右的人占据了80%以上的财富，按此算法一个人占有8000元财富，余下的99个人也只有2000元财富。据保守估计，中国基尼系数早已达到0.5左右，将表明中国国民收入差别已超过因收入不均常年动荡的国家。 　　人类社会有三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转型(也包括经济制度的转型)，第一次社会转型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由完美市场逻辑向强盗逻辑转化;第二次社会转型是封建社会或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由强盗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化;第三次社会转型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由市场逻辑向完美市场逻辑转化。其中，第一次社会转型和第二次社会转型是通过腐败来进行，是起点和终点的关系，腐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推动了社会转型。 　　一、腐败直接推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完美市场逻辑向强盗逻辑转化 　　根据摩尔根的描述，原始社会的居民过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生活。这一发现迫使恩格斯修改自己和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错误结论，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改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而把“史前时代”的阶级斗争排除。 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原始社会属于完美市场逻辑。原始社会的人际关系具有互惠性质，甲可以分享乙的猎获物，但条件是下次得到自己的猎获物时偿还。 　　什么是完美市场逻辑呢?就是不需要国家、军队、法律等各种组织，因为这一切需要多余的费用;没有剩余产品，思想成为商品，动物的数量大于人类的人口。恩格斯认为，人类最早的政治形式是氏族，成员在其首领的领导下过着不需要国家和法的幸福生活。为每一个氏族成员提供必须要的幸福，幸福可以分为绝对幸福和相对幸福，此时在这里已经完全统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财富的分配由氏族领导来管理，必须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进行，这样才能保证财富分配的绝对公平。 　　凭借着财富分配的绝对公平，原始人类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的奇迹，先后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既畜牧业、农业、商人的出现，这些都是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对于这些剩余产品是怎样处理的呢?我们原始祖先首先想到的是交换而不是收藏起来。茅于轼老师认为，财富是交换出来的，而不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是不可能创造财富。交换的目的使双方都不吃亏，双方都讨到便宜。一个社会怎么发财，怎么创造财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可是，代表氏族成员的氏族领导们把经手交换的剩余产品，转化为更大利益变成为自己的，譬如原来剩余产品的价值是1000元，经过交换以后变为1200元，对于氏族领导们来讲，他们更喜欢1200元。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腐败，形成了特权，恩格斯称之为“刺激了代表氏族对外交换的首领们的私心，于是，他们通过侵吞公产逐渐成了富人”。这些腐败行为和现代人的腐败行为完全一样，拿的公有财富进行交换，得到的好处却变成自己的。 　　交换是要有三个前途条件：第一是个人的自由，第二是个人财产的保护，第三是企业家的精神。在原始社会末期只具有第一个条件，其他两个条件都没有，所以这样的交换是不能够长久下去的，必然要向强盗逻辑转化。当不完全私有制产生后，氏族首领利用手中的特权，占据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果实，而且常常发动对外战争以掠夺财富。古书上所记载的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颛顼与共工的战争大体上都是如此。不完全私有制和国家、阶级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说明人类已经迈入了强盗逻辑的社会。 　　由此可见，腐败直接推动此次的社会转型，这是一个起点过程。 　　二、腐败推动封建社会或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由强盗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化 　　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转型成功是因为腐败推动，产生了国家、阶级、军队等组织，进入强盗逻辑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痛苦。现在要结束强盗逻辑社会还必须要腐败的方式来推动转型，可能有许多朋友不能够理解这是什么道理，打个比方大清朝是由女人而来的，结束的时候也是女人将送走的，葡萄牙人第一个在亚洲中国奥门建立殖民地，结束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中国有一句古话，解玲还需系玲人，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第二次社会转型通过腐败来推动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腐败推动社会转型;2、革命推动社会转型;3、腐败和革命共同推动社会转型。 　　1、腐败推动社会转型 　　这里可以通过两个具体的这些国家转型实例来说明腐败推动社会转型：一是前苏联的社会转型，二是突尼斯的社会转型。 　　1)苏联政权崩溃时，军人为何不开枪(转文)。根据事先的安排，1991年8月20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将与其它联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签署新的联盟条约，新条约将取代1922年的旧条约，新条约确定各联盟共和国属于主权国家，也就是说，一旦新条约签字，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将不复存在。 　　为了挽救行将就木的苏联，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员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他们软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谎称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亚纳耶夫代理总统，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国家的一切权利收归该委员会，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时命令军队开进莫斯科。 　　但是，苏联议会与莫斯科民众没有接受政变者，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议会大厦，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甚至勇敢地跳上坦克发表演讲。面对危局，紧急状态委员会多次要求国防部长亚佐夫下令军队开枪以驱逐议会大厦前的示威群众，但是，亚佐夫认为，军队面对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敌人，因此，他拒绝下令。 　　1991年8月21日凌晨，苏联国防部召开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苏联军官一致作出了拒绝开枪的决定，他们同时下令军队撤出莫斯科。 苏联军官们拒绝开枪的决定最终避免了流血，也使苏联用和平的手段完成了政治上的转轨。 　　13年后的2004年，普京总统代表俄罗斯人民向亚佐夫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民主化进程中关键时刻的伟大作用。 　　2)突尼斯民众集会纪念示威活动1周年。2011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城西迪布济德，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到城市的中心广场，喊口号，唱歌、跳舞。他们聚集到一起，是为纪念该国示威活动一周年，以及一位普通的小贩。一年前的同一天，一位街头小贩就在这座城市自焚。他的死，引发了突尼斯，乃至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众示威和社会动荡，让这个地区经历深刻变革。 　　17日的西迪布济德天气寒冷，但这并没有影响集会人群的热情。他们在城市广场唱歌、跳舞。街道两旁，满是旗帜和在示威活动中身亡的突尼斯人的肖像。“这是令人快乐的一天……西迪布济德今天变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名叫伊玛德的集会者一边跳舞，一边说。“从去年12月17日开始，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真值得突尼斯人骄傲。” 　　一年前的岁末，当时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原本准备继续延长其21年的执政史，但他没想到，一个身份卑微的小贩，竟成为自己被迫下台的导火索。当年12月17日，这位名叫博阿齐齐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无门，街头卖菜，却遭遇城管粗暴执法。在向政府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博阿齐齐在市长办公室门前点燃了自己。博阿齐齐终结了自己26岁的生命，更引燃了一场更为猛烈的民愤之火。从那一天开始，示威活动从西迪布济德蔓延到整个突尼斯，最终把本·阿里逼下台。随后，这场示威更“传染”到埃及、利比亚、也门、摩洛哥、叙利亚等国。激烈社会动荡，让这一地区多位政治强人或下台，或殒命。 　　如今，博阿齐齐已成为突尼斯的“标志性人物”，西迪布济德的主要街道，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在17日的民众集会上，人们为纪念这位小贩揭幕了一个雕像——一个巨大的小贩手推车。　突尼斯新总统马佐基也参加了当天的集会。马佐基是本·阿里下台后，由突尼斯民选的制宪议会投票产生的首任总统。 　　2、革命推动社会转型 　　现在，通过两个实例来说明革命推动社会转型：一是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二是叙利亚现政权注定要失败。 　　1)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许多人曾经作过推倒巴士底狱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然而，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他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 　　法国人民早就痛恨国王、僧侣和贵族。僧侣是当时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入第三等级。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但是，他们有钱有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法王路易十六就是他们的总头子。他同僧侣贵族狼狈为奸，弄得民不聊生。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因为政治上没有权力而受到欺压。 　　1789年7月13日这一天，手执武器的人群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巴黎市区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里。 　　“到巴士底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垒。 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起义者开火，塔楼上的大炮也开始轰击…… 　　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农村，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不久，由人民组织起来的制宪会议掌握了大权。这一年，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大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2)白宫：叙利亚政权注定失败。白宫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倒台只是时间问题。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三说，叙利亚政府现在维持权力的唯一武器就是恐惧。他说，基于恐惧的政府注定都会失败。 　　卡尼指出，叙利亚军队倒戈人数正在增加，外国使节正在离职并支持反对派，一些传统的叙利亚盟友，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土耳其，现在都已经反对叙利亚。卡尼还说，国际制裁正在使叙利亚处于金融胁迫下。 　　叙利亚反对派官员说，政府军星期一以来屠杀了250人，这48小时成为反政府起义于今年3月开始以来最血腥的时段之一。反对派全国委员会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局势。该委员会还希望联合国在叙利亚境内宣布安全区。 　　俄罗斯派驻联合国大使车尔金说，安理会星期四将举行第二轮谈判，以对俄罗斯提出的叙利亚决议草案达成共识。另外，阿盟观察员的先期小组星期四将抵达叙利亚，为数百名观察员的进驻作准备工作。 　　联合国的不完全统计显示，自去年3月中旬叙利亚爆发抗议示威活动以来，已有6000多人死于军队的屠杀或骚乱之中。 　　3、腐败和革命共同推动社会转型 　　腐败和革命共同推动社会转型在世界上的事例是很少的，仅仅存在一个成功的事例，这就是辛亥革命就属于这一类。武昌首义一声枪响，当时清廷派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党，以袁世凯的实力，剿灭武汉新军如探囊取物，但袁世凯是立宪派，绝不再做清廷走狗，当拿下汉阳后便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另一方面，袁世凯放纵南方革命军夺取南京，给他们一定空间，以便促成南北和谈，迫清廷退位。事实证明，袁世凯这招比较好使，清廷果然识相，同意体面退位，中华民国就此诞生，袁世凯也荣任第一届中华民国大总统。 　　由此观之，中华民国的诞生，没流太多的血，是典型的腐败和革命的产物。然而，如果没有南方人的革命，清廷就不会老老实实退位。袁世凯曾孙、年届古稀的画家袁缉燕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说;“历数中国5000年历史，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民众被屠杀、被灭绝?而先公(袁世凯)能兵不血刃、以和平手段改朝换代，充分展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转型是由完美市场逻辑进入强盗逻辑，这是起点，是依靠腐败来推动的。经历了几千年以后，人类社会第二次社会转型要走出强盗逻辑，进入市场逻辑还必须采用腐败来推动。当然，依靠腐败来推动社会转型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腐败推动社会转型;二种情况革命推动社会转型;三种情况腐败和革命共同推动社会转型。通过这三种情况的比较可以发现，腐败推动社会转型最优的选择，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死人，因为每次政权更换需要死亡过半的人口;二是财富没有被消灭，得以保全。前苏联、突尼斯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 　　写此文的目的保护全世界上千万人的生命免于死亡，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对于侵犯人的生命权的行为，我强烈谴责，这也是市场逻辑的要求。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