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两名研究员近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构成严重社会风险。严重的贫富差距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

作者：阜远 | 评论(11) | 标签:社会溃败三论之一

在开始全文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概念，什么叫社会溃败呢？孙立平教授说：“社会溃败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参见《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在失去提供人类结成社会所希望得到的基本福利的能力；中国社会会变得无法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会变得缺乏各个层面的利益交流。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可能跌入——说得直白一点，实际上正在跌入——不逊于中世纪历史的黑暗。

不远的将来，特殊利益集团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网络•手机会实名，一切言论和舆论的自由都会被限制。而官员的财产却不须阳光，富人的财产勿须报税。社会结构完全板结，底层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生存状态；官二代、富二代、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标签将代代传递下去。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会持续下降，至少不会提高；则广大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困难。因此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医疗、教育等资源总是向财富聚集，就算普及了保险，人民的教育和卫生状况的改善也会大大落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预期？有人批评我，“这样想有意思吗？想要在不到30岁时解决人生的问题，可能吗？”

我说，当今中国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彻底盲于目，觉得天朝盛世无限美好；二是不当睁眼瞎，看到国家的问题，痛彻心扉；三是彻底盲于心，看到了当做看不到。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幸福”的人，遗憾的是我属于第二种。因为我对今天的中国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看法不是个别的或者偏执的，而是有一定代表性，能引起共鸣的。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做出我的预言。愿意和一切读者讨论。

一、当今中国究竟是怎样的

当今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巩固，并在加速发展。

“权贵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吴敬琏先生提出。从构词看，它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资本主义则指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是按资本分配。但中国又不典型地按资本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主要地按权力分配。所以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力量，依旧是政治权力。于是，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当局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当局意识和权力意识。这个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就是吴敬琏努力避免而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那个“官僚资本主义”。

现在举凡钢铁、化工、煤炭、石油、民航、公路、金融、证券、保险、邮政等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都是国有经济独大。而国有经济的决策和运营，毫无民主可言，也不对名义上的主人——人民负责，一切都是几个寡头在说了算。最为暴利的房地产业呢？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一文称：调查显示，在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中，流向当局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当局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无论从心理感觉还是统计数据上都如此。《人民论坛》载：有关机构统计，2009年全国最富有的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如果将“富榜”扩大到前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达到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所谓1亿元意味着：一个农民21500年的收入，一个普通职员3500年的年薪，一个北京低保享受者2万余年的生活费。而同期全国居民储蓄不过21万亿多。如果继续调查这一万个家族与当局的关系，我想结论定会更加触目惊心。经济学上经常用 “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 1994年为 0.467，2008年基尼系数为0.65，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更要命的是：这种贫富分化丝毫没有外国出现过的先扩大后再缩小的迹象。《瞭望》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十多年持续关注、调研财富分配问题。他说，根据库兹涅茨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无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确实过大。杨建华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字型，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的一竖很小。

如上文所说，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极低，而且逐渐降低。人民工资的涨幅不要说够不着GDP，甚至够不上CPI的增加。随着房地产价格疯涨带动的人民币的事实贬值，虽然生产在持续，但人民的财富不是增加而是在日日夜夜地减少。

教育改革全面失败，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公务员招考制度、军官选拔制度充斥着腐败。甚至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高考制度都被权钱交易破坏殆尽。低社会阶层人士想要改变命运，无疑异常困难。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所得税、经济适用房等本该造福低收入人群的措施全部适得其反。这个都已经成为常识嘛，不需要证明了。

其他官员的腐败，对资源竭泽而渔及买办式的开发，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污染。说都不用说。

如果社会发展的惯性不被扭转，能逃出文章开头的那个预期吗？

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思想界和爱国者的思考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然生活往往更复杂，反抗未必就来得那么快，那么普遍。但当今中国社会的畸形，至少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思考，思考者涵盖左、右两个方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的问题往往是相同的。只不过解释论不一样。比如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改革过头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腐败；右派认为改革不够，民主社会没有腐败。诚如孙立本教授所说：“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实很有可能左右两派都错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变态社会结构，用任何一种理论和模式似乎都难解释得尽善尽美。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要想中国社会改变现状，持续发展，打破权和钱的紧密联系是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和右派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却在尸位素餐，看着左右相争的好戏呢。

三、怎么办？中国将会向何处去？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广大的爱国者们不会坐视祖国的沉沦。总是要——至少希望有人能——做些什么改变现状。

有一派人寄希望于“中央头脑清醒，胸怀开阔，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挽回民心。”他们要求：停止“国进民退”，开放新闻监督，人大代表直选，社会正义运动，等等。（参见胡星斗：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不客气地说，此路不通。他们把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人为划分为几部分，好似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群人，地方当局又是一群，中央又是一群，希望他们互相制衡。殊不知，这完全是空想。自古疏不间亲。在你仰望星空时，“心无疵兮”先生片刻没停下他那争权夺利之手。想要与虎谋皮，哪里能够？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为权贵社会主义。也就是体制内的少数权力者和人民形成合力，一定程度上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改善基本群众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当然，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会取得更大的威权。也就是说，社会可能转型为，国有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权贵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分配较现在公平一些的形态。类似今天的新加坡。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在此先稍稍提及。

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沿着现在的轨迹，无可避免地滑向类似中世纪的深渊。因为一如孙立平文中说的，现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了。如果真如此。大局的好转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80后、90后一代看不到了；有人认为需要时间远长于此，可能要考虑几百年的历史大循环尺度。所以我寄希望于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历经艰难险阻，但仍然走到了今天；估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不会遽然灭亡。有民族在，则民族的历史会得到流传。今天我们——爱国者的殷忧，将来总有人能够理解，就像我们会理解郑观应他们一样。今天权贵们的暴虐、贪婪和无耻，总会被历史鞭挞。

四、还有一种可能

虽然我们知道，国内的统治秩序是牢固的。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又是复杂的。国内和平，但国际不一定和平。

美日想肢解——至少遏制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只有外交部的老爷们才相信中美双赢。近日，美国大使说中美关系像恋人。我说就算是恋爱关系，那中国也是辛苦买房，然后不得不把房产登记到女方名下的傻男人。

近年以来，美国一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金融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如果单纯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可谓思维尚停留在重商主义时代。简单来说，就算中国对美出口全没了，美国也不会自己生产轮胎、鞋子等物。因为美国资本的国际食利性，不可能改变了。美国狙击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目的，在将中国制造业中的资本挤出来。制造业如果不行，中国的股市又是如此样子，那么资本在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投资领域就是房地产市场。中国已经甚嚣尘上的房地产热将进一步升级。到时美国的国际热钱再涌入，做局……仿佛玩击鼓传花游戏，等倒几次手，中国老百姓高位接盘时，再抽出资金。楼市和整个经济泡沫破裂，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易手。

这番预期，已经是除了宠物经济学家外的经济学界的共识了。而且这番预计，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来印证。遗憾地是，我们太乐观。事实是，泡沫经济前日本具有的优势我国没有，日本的软肋我们更甚。例如，日本有很多工业专利权。纵使制造业不景气，虚拟经济崩盘，很多日本企业靠转让专利都能从国际市场赚到足够的钱维持生计。中国企业呢？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财富的增加几乎是从大老板到出租车司机为止全社会都享受到的；日本的泡沫经济解体后财富缩水的也是相对全民性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主要地集中到了特殊利益集团；而一旦经济崩溃，痛苦一定会被转交到大众身上。日本是普及社会保险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险尚在建设中。所以美国真要发动对中国的金融绞杀的话，中国的失败简直是注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动荡的结果有可能是新的更好的秩序的建立。

就台湾、西藏、新疆而言。相当一部人想独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究其原因，固然有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预。但只要学过毛泽东哲学的人，都明白外因必须通过内因作用的道理。如果大陆政通人和，台湾未必不想回归。如果新疆政策亚克西，怎么会闹出如此大的骚乱？只不过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的基本矛盾，在台湾表现为所谓民主和飞弹之争，在新疆表现为民族之争，这种特殊的形式而已。如果大陆持续这个样子，台湾必然会想独立。这点非常好理解。我们如果有移民的机会，不想走的肯定不多。现在两岸三通，非但没有如预期使台湾同胞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产生回归的想法。反而是台胞愈了解大陆腐恶的现状，愈庆幸自己走了出去。

一旦台湾独立。如果当局不加干涉，就会政治总破产。如果全面战争，那么美国绝对会介入。这是美国的既定国策，有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的。美国介入，中国失败的几率更大。不要迷信现在中国军备如何。军队，归根到底要靠拿武器的人，而不是武器。现在中国军队的腐败情况，真是让人不忍卒言。简单归纳一下，就是基层士兵等着退伍，退伍之后就是无业，要想提干送钱上来。大家不妨看看魏巍的《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说情》，就可明白。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何况美国的武器只有更先进，战略战术也更高明。

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诚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就可以被国内革命所取代。这无疑是非常恐怖的，中国可能仅仅剩下相当于宋代的版图。但责任绝对不在于革命者，而在于特殊利益集团。鲁迅先生说，“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现在当局做的，正是用当异族奴隶的痛苦恫吓人民。动不动就是“被利用”、“敌对势力”，使人民甘为他们的奴隶。

有志于改变中国面貌的爱国者要切记，从古至今，从东汉太学生诣阙上书，到清末公车上书，再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爱国的和正义的。固然时有外部势力参与进来，但完全到不了被评价为受敌对势力利用的程度。那种投鼠忌器的态度，一如十月革命时的护国主义者，名曰不革命，其实就是反革命。爱国者要敢于做出类似《布列斯特条约》的妥协，只要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清末革命党人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我再次发出感慨，如果大乱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围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利用机遇，促进社会转型，这是社会得到改善的另一种可能。

文末，请允许我引用时寒冰的几句话：“我恳请，长辈们把我视为自己的孩子，一个永远长不大会犯很多错的孩子，一个努力想做好事又经常会打破杯子的笨手笨脚的孩子；我恳请，比我年龄大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小兄弟，一个动不动就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缺乏城府和戒心的永远不成熟的小兄弟；我恳请，比我年龄小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可以倾诉的兄长，我会如同对待我的亲弟弟和亲妹妹那样，做一个称职的兄长。”

在被称为转折之年的2010，想到我国家和民族所受的不可胜数的苦难，想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黑暗前景。不禁呜咽哭泣，不能够言语。希望我的估计，大部分都是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