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中国欲改革户口制度 中国人大会议今天（三月5日）在北京开幕，民工问题是本届人大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户口制度问题成为关键。费加罗文章向根本不懂什么是“户口”制度的法国读者解释说，中国的户口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建立并实行的一种类似“护照”的制度，问题主要是这种护照固定了中国人所居住的地点。在中国迁转户口，特别是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或者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是件非常繁琐和困难的事情。中国政府才宣布的一系列放松这一行政制度的改革措施旨在方便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劳动者的流动性。 中国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民工离开农村到城里找收入高的工作，中国民工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内移民。当他们离开原籍农村，也就是离开户口所在地的同时，便丧失掉一切社会权益：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金，民工劳动所在的城里公立学校要么向民工的孩子关闭大门，要么就必须支付昂贵的学费。 费加罗文章强调指出，只是中国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今的中国农村在发展。在未来四年，工资将以13%的速度递增。结果是曾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两亿民工目前有了盼头，原因是在某些二三类的城市已经开始缺乏劳动力，正是在这些城市，中国政府准备给予民工新的权力。 从宏观角度讲，这支庞大的流动民工力量的稳定化最终可能与中国熟练工人一道能使中国生产在质量上得以提升。如今，费加罗引述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民工不超过两年就换一个工作，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在前七个月就已经调换了工作。 户口问题阻碍农民进入中产阶层 户口问题也是一个定时炸弹，这一定时炸弹扼杀了农民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华盛顿大学地理教授陈锦荣认为，民工的机遇以及民工的子女受教育的改善或获得薪水高的就业机会非常渺茫。 在一个不平等日益加剧的社会阶层上升的阶梯仿佛发生了故障。中国国家数字统计局经年一月份拒绝发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许多学者从中已经看到这一数字在不断恶化，大概已经超过0，5这一标志着成为非平等国家的大关。 费加罗文章最后写道，这对于恐怕打破其“社会和谐”这一政治稳定的保证的中共当局来说是一枚重磅炸弹。更何况庞大的民工队伍还代表着未来，他们当中将近58%的人出生在八十年代。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 今天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主题格外分散，其中主要有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法国总统竞选运动和摇滚乐大师鲍勃迪伦展览等主题。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第一轮当中胜出，但是独立观察家指出发生多起选举作弊事件，费加罗就此强调，普京凯旋重返克里姆林宫；十字架报指出，普京动员了所有俄罗斯选民。法国大众化报纸巴黎人报关注几周以来，法国富人为何寻求到瑞士和比利时定居，强调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对富人课以75%重税的建议进一步加快法国富人外流潮。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为纳斯达克指数上升到2000年以来最高而欢欣鼓舞。  

权力制衡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 作者：韦森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2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0:39:38 阅读量：1071次 　　近日，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来中国访问，参加了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的发布会。这项研究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现已走到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避免“没有太多预兆”情况下经济快速放缓的危险。这份报告还警示说，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银行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进一步改革不行的关头，但问题是如何改?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着手?如何启动?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又是什么? 　　上述报告向中国政府决策层提出了六条建议：(1)、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2)、推动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型社会;(3)、促进绿色发展;(4)、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5)、加强财政体系建设，改善财政可持续性。这涉及三个关键领域：确保各级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以满足支出需求、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及调整支出结构，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支出比重;(6)、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这六条建议乍看来宏大、全面且现实，但仔细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条建议均非常“虚”，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运行的深层次核心问题。而且，即使这六条建议所涉及到的确实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其具体可操作性也值得怀疑。 　　那么，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八大类： 　　(1)、政府官员贪腐案件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 　　(2)、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3)、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 　　(4)、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5)、广义货币不断膨胀，房价和消费品物价快速上升，导致中国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价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6)、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用在医保和社保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又严重不足，导致民生困顿、民怨积累; 　　(7)、社会诚信和商业伦理严重缺失，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乃至商业欺诈等问题在各种媒体上不断曝光; 　　(8)、上述类问题不断恶化，衍生出了困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第八个问题──一些恶性事件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社会内部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强。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催生并积累下来上述八大社会问题，且交织在一起而不断恶化?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上述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都与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与制衡有关。 　　单从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体制来看，当下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已掌握了十几万亿的财税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保守估计也要十七八万亿元(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已达到了15万亿元)。这么大的政府财力盘子，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又不公开透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而屡治不果，还不是缺少民主预算和财政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国大多数富人多与权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难道不与具有这种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关?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八大类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告诉人们，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换句话说，与政府体制和整个政治体制连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政府不但调控和管理着市场，而且以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的问题，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大资源来为自己家人和亲友谋利和寻租的问题。 　　因此，未来中国要走向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用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制度规则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政府权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实质性制衡，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都只能会流于空谈，也肯定达不到预想的后果。 　　一句话，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之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权没有受到人民代表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之前，试图重新界定“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边界与作用”，甚至主张将现有国有大企业进一步私有化，只是流于空谈。若真的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会使一些直接掌握着行政权力和与权力有关的人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过程中再次暴富，从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恶化而不可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上述八大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显然是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未来的改革，也显然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地考虑和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当然，中国社会两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均告诉世人：中国社会的改革，需要渐进地进行，而且往往是在危机中“应对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当下乃至未来均容不得、也经受不起“大爆炸式”的改革。 　　但是，现在看来，从约束和制衡政府的财税收支权入手，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limited power of government)，应当是探索未来中国改革道路的一条基本思路。已经酝酿并蹉跎了十余年，目前仍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进行“协调”和“博弈”、且尚未在社会上公开讨论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如果在今年能够顺利通过审议，显然是符合这种渐进性改革思路和大方向的。 　　(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薄熙来： . 深化改革开放是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巨大动力 2012-03-02 10:12 重庆日报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老人一路走，一路看，话语不多，却又振聋发聩：“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由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20年后，当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之际，西部的重庆——少年邓小平登船赴法求学之地，正高擎改革开放的大旗，沿着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奋力追求科学发展的梦想。 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一个曾经背负着诸多沉重包袱的老工业基地，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特殊直辖市，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是十分艰难的，但重庆步伐坚定。 自2007年起，这个年轻的直辖市推进“五个重庆”，开通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引进来”、“走出去”……重庆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许多改革从“跟跑”变为“领跑”，并基本建成了内陆开放高地。全市经济也呈现出“加快”、“率先”之势，去年，GDP迈进“万亿俱乐部”，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列，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以开放促开发，以改革促发展，重庆闯出了一条内陆开放之路、深化改革之路、科学发展之路。 当生日歌响起时，年轻的直辖市在欣喜之余，也清楚地看到，要深入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还要付出更多辛勤的汗水 2007年，年轻的直辖市迎来了10岁生日。 回顾10年风雨路，可谓“万事开头难”、“创业维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汪洋4位书记，蒲海清、包叙定、王鸿举几任市长，历届市委、市政府一茬接着一茬，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创业，“费尽移山心力”，奋力迈出了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全市GDP年均增速10.2%，民主法治与社会事业也全面进步。 10岁的直辖市重庆，成功走出了困境，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取得重要成果，人均GDP迈上了2000美元大关。党中央、国务院也寄予厚望。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作出了“314”总体部署，希望重庆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年6月，国家还批准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唯一的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改革试验区。 日子比以前好过了，手里也多了不少优惠政策，的确令人振奋。但重庆人也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费的拉动不足；又地处内陆，在开放的“三线”，出口拉动几乎为零，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重庆还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面大，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生态环保任务艰巨，社会保障也亟待加强。 环顾四邻，重庆也有不小的差距。在西部12个省区市中，重庆直辖10年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重庆快，别的地方也不慢。2006年，重庆人均GDP达到12457元，但排在前面的内蒙和新疆，分别比重庆高了7000多元和2500多元。重庆要实现中央要求的“加快”和“率先”，并非易事。 当生日歌响起时，年轻的直辖市在欣喜之余，也清醒地发现，要深入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还要付出更多辛勤的汗水。 “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就要扩大开放” “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重庆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力何在？ 实践证明，中国之所以创造连续30年近10%增幅的世界经济奇迹，归根结底靠改革开放。重庆直辖10年的大发展，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贸易国际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关起门来搞发展，都不会有大出息。 走过10年直辖路后，重庆要有更大作为，实现“突围”，必须通过开放发展生产力，利用全球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缩差共富、公平正义。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薄熙来2007年底履新重庆。在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就旗帜鲜明地举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他说：“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就要扩大开放，这是巨大的动力。” 之后一个月，薄熙来先后会见12家跨国公司代表、重庆港澳政协委员和渝中区人大代表，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即便是参加全市政法工作会，他也特别指出，“重庆要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不失时机，取得成功，必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下大力气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努力成为吸引和汇聚国内外各种发展要素的‘热土’。而政法战线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将重庆建成外来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 此时的重庆，迫切希望装上开放这架“大马力发动机”，实现加速腾飞。薄熙来说：“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有效聚集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经济要素，为我所用；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竞争，结识高手、良师，激活智慧，快速进步。国内外如黄金般宝贵的发展机会，也只有在开放环境中，才能分享。”他还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打乒乓球，如果只在家里和老婆、孩子打，也会赢得开心，但难有长进。敢于和强手交锋，就是输了，也会进步。” 于是，一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在巴渝大地展开，电视台还为此搞了辩论大赛。讨论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合力，也让大家感觉“输不起、坐不住、等不及”。接着，在2008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扩大开放，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明确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 “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展得很好。未来30年，西部地区将大有作为，重庆对外开放海阔天空 搞开放、搞改革，不能光喊口号，不能靠头脑发热，关键在于科学的设计和扎实的行动。必须开动脑筋，运用智慧，大胆地试，科学地闯，才能趟出一条新路。 重庆不靠海、不沿边，对外开放确有客观难度。比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就面临着交通、市场、人才等因素的制约。仅一个交通，重庆距离东部沿海2000公里，距欧亚大陆桥北线也路途遥远，而加工贸易对物流成本十分敏感，西部要像东部那样，大进大出，并不现实，也缺乏优势。 大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展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几个开放高地，这对于全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换个角度，创新思维，对外开放也可以海阔天空。 在东部沿海，由于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搞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相对较低。而西部的优势在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低，且供应充足。如果实现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研发、配套、生产集中于一地，仅有市场在外，对笔记本电脑等高附加值产品来说，西部就拥有了比较优势，而物流成本也不再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这一思路，就是重庆创造的内陆加工贸易新模式。 几年干下来，这条内陆开放的新路子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目前，重庆吸引了惠普、宏碁等全球5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商，富士康、英业达等6大代工商，400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年产量超1亿台、产值超千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正在西部迅速崛起。 对一个系统来说，一个“点”的突破将引起连锁反应，制度创新也是如此。“凤”来得越来越多，“巢”自然也需要筑得更好、更大。迅速成长的笔电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催生了内陆首获批准的两路寸滩和西永两个保税区。而加工贸易的货物出口，进而又带动了重庆首创跨关区便捷通关联动模式，跨关区实现了“一卡通”。为占据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高端，重庆还率先开展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宏碁和华硕第二运营总部等相继落户。当年对外引资由2007年的1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100亿，国内外众多客商，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纷至沓来，又促使国家最终下了决心，在重庆设立中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重庆搭起了一个又一个内陆开放的大平台。 随着渝新欧铁路的全线贯通，重庆从开放的“三线”一跃而成“一线”，变成了内陆开放的前沿 重庆创造的内陆加工贸易新模式，改变了世界加工贸易布局，而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的开通，则真正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过去，打开中国经济版图，东部沿海是对外开放的“一线”，是“窗口”和“桥头堡”，西部地区则被称为开放的“三线”，基本与“口岸”无缘。其中的关键在于交通。中西部的商品出口，或者运往上海、广东转口，然后飘洋过海；或者走铁路到哈尔滨，通过欧亚大陆桥北线，之后再耗时20多天，才能到达欧洲。 其实，西部并非没有铁路通往欧洲，但受传统思维的限制，以及繁琐的海关关检、复杂的铁路物流转运，“新欧亚大陆桥”虽屡被谈论，却始终未变成现实。这些年，重庆协调沿途5国海关和铁路部门，推动达成便捷通关协议，实行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五定班列”，还合资在重庆注册物流公司，专司这条铁路的物流运转。 “软件”到位，盘活了既有的“硬件”。去年，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正式开通。从重庆出发的货物，可直抵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波兰，且运行时间比欧亚大陆桥北线缩短了七八天。由于政策绑定，全国各地要通过这条铁路把货运到欧洲，或者分流从欧洲回运的货物，均须在重庆报关。渝新欧铁路的开通，让重庆从开放的“三线”一跃而成“一线”，变成了内陆开放的前沿。 对此，重庆市长黄奇帆曾有过一段表述：“开通渝新欧铁路，听起来简单，实则需要大量的协调、讨论和复杂的运作。如果没有开阔的眼界，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即使想到了，也很难做到。”重庆的实践，再次证明了一点：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对看准了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终将有所作为。 在“走出去”方面，东西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天高地广。重庆大胆探索，形成了“有进有出”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创新、创造开阔了思路，改善了环境，推动了大开放、大发展。2011年，重庆提前一年完成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利用外资，从2007年的10亿美元，提高到106亿，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对外贸易总额超过35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1‰提高到1%；外地货物经由重庆转口的货运量占比达到32%；离岸金融结算从无到有，不断扩大，结算额达到2011亿元…… 重庆的对外开放，不仅“引进来”，还“走出去”，实现了有进有出、内外互动。2010、2011两年，重庆启动海外投资项目110亿美元，在全国独树一帜。 中国人有个传统，讲究勤俭持家，喜欢存钱。具体到对外开放，不少地方重视招商引资，对到海外投资却兴趣不大，总觉得把钱攥在手里，把项目摆在身边，心里才踏实，干起来才实惠。而且，由于对世界各地的经济规则不太熟悉，海外投资信息不够丰富，项目选择和运作上也缺乏经验，更使不少企业顾虑重重。结果，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4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去年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额却相形见绌。“走出去”这一重大的国家战略，步履维艰，各地均无实质性的突破。 当前，世界各国遭遇危机，渴望资金和投资，而中国又“不差钱”，正是“走出去”的好时机。对西部地区来说，在“走出去”方面，与东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又无地域的劣势，又可以使海外的矿产、土地和高科技产业为我所用，真是天高地广！ 重庆开始积极谋划。为降低投资风险，重庆确定“三不原则”，即不运作“体外循环”项目，不支持“卖苦力”的工程承包，不投资虚拟经济项目。而是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需求，策划实施矿产资源、粮食安全、资源加工、装备技术、园区开发等领域的项目。比如，到巴西和阿根廷买地种粮食，收购澳大利亚铁矿、圭亚那铝土矿，到英国收购机电项目等。科学的谋划与运作，让重庆抓住机遇，获得了急需的资源、技术和人才。去年，海外收获的20万吨大豆，已运回国内。 公租房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居有定所，则人心安；人心安，则百业兴 开放促发展，也推动了改革。面对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体制机制性障碍，重庆人敢想敢干，科学谋划，稳步推进，很有成效。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成绩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矛盾。比如，区域、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三农”问题突出，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等等。 改革势在必行！那么，作为西部的直辖市，重庆在全国改革大局中如何定位？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西部地区的改革分为3类：一是跟进型，即将先发地区的成功经验用于本地。二是特色型，针对本地特殊的问题推行改革，但不具有全国意义。三是“领跑”型，在全国率先推动，创造的经验具有示范推广价值。这些年，重庆除了跟进和特色型改革，还抓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契机，在民生改善、缩差共富领域大胆探索，许多改革从“跟跑者”变为了“领跑者”，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 公租房建设便是其中之一。老百姓过日子，有四件大事：衣食住行。当今中国，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住房问题比较突出。单靠商品房供给，低收入群众难以承受，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房源少，保障范围有限，还存在权力寻租，难以根治住房难。 对单轨制住房供给的制度缺陷，中央充分重视，国务院也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重庆开全国先河，率先探索建立城市住房“双轨制”模式。2010年，重庆正式启动大规模公租房建设，计划3年建4000万平方米，目前已累计开建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为防止利益输送，并避免公租房变成“贫民窟”，重庆把握了5个关键环节：一是租住对象明确，即进城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二是与普通商品房“混建”，住房品质、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不亚于中等商品楼盘；三是租金较低，每平方米平均10元；四是严格实行“封闭运转”，退出公租房产权，只能交回公租房管理局；五是融通模式科学合理，向国家社保基金、商业保险机构、国家烟草公司等融资。 公租房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良好的制度设计、充分的保障范围，使占城市总人口30%-40%的低收入群众，不再担心住房问题。居有定所，则人心安；人心安，则百业兴。 重庆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性质，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中国改革，难点在“三农”，而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问题是资金短缺。 《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耕地、林地、宅基地，无法作为抵押品，通过银行贷款，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同样因为这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田间耕作和外出打工，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 新近颁布的《物权法》为难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重庆依照《物权法》，创新地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财产权”，并分离量化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财产占比。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三权”进一步确权到户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宅基地集体和农民分别得15%、85%，林地和承包地集体和农民各得20%、80%。这一规定，实化了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财产，使其可自主用于银行质押融资、入股股份合作社、变现为转户进城的原始积累。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激发了生产活力，那么，重庆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性质，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此外，为了防止贷款风险，消除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重庆还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可能产生的贷款坏账，由银行、政府、农户各承担三分之一。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了兴农融资担保公司，各区县成立子公司，形成“伞形”担保体系。 明晰财产权，健全风险预防机制，迅速激活了“三权”抵押贷款。目前，重庆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贷款180亿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000亿元。借此，农业发展获得了企盼多年的“源头活水”，而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也成为可能。 重庆农民工一年半转户322万人，风平浪静。温家宝总理评价说：“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 在经济学家眼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除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外，解决农民工身份，减少农民，推动城市化进程，也是非常紧迫和现实的问题。 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多数在东南沿海打工。在城市，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在农村，青壮年离家后，造成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如同“候鸟”，春去冬来，每逢节日都给运输系统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农民工二代”，已经远离乡土，习惯城市生活，却面临城市融不进、家乡回不去的尴尬境地。但是，农民工变市民，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变换，它涉及到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多方面配套，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重庆也有800万农民工，其中三四百万在重庆城区打工。面对问题，是念“拖字诀”，还是用“闯字经”？决策之前，黄奇帆算了一笔账：如果300万农民工转户，每个人需要配套10多万元，总计3000多亿。但3000多亿不是一年拿出，而是在15年到20年里分期投入，这样，每年需要投入两三百亿。再者，改革成本不是由政府“一肩挑”，而是由企业、政府、社会分担。此外，每位农民进城，只要每人每年增加一万元的消费，300万农民工每年就可以带来300亿的消费。算细账，农民工转户成本并非无法接受，如果考虑农民减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利可图”。 于是，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并设计了5条政策：一是以农民工就业和自愿为转户前提，在主城区工作5年以上、区县城工作3年以上就可以转户。二是农民工转户进城，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也就是俗称的穿上“五件新衣服”。三是承载地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主。四是改革成本由企业、政府、社会各大体承担三分之一。五是建立农村资源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和平台，也即俗称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旧衣服”，农民工可自愿决定是否“脱掉”，如果“脱掉”，还要给予足够的补偿，消除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由于制度合理，重庆农民工一年半转户322万人，风平浪静，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主要做法被纳入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温家宝总理评价说，“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 或许商人的嗅觉天生敏感，他们从重庆在风平浪静的改革中，迅速捕捉到了商机。于是，2011年4月，西永微电园出现了这样一幕—— 来渝考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问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你在沿海有很多工厂，为什么又跑到重庆投资呢？” 郭台铭答：“一是重庆建设公租房，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可以专心做生意；二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解除了员工的社保、医疗、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三是重庆打黑除恶，建设‘森林重庆’，发展环境好！” 重庆无中生有，创建七大要素交易市场，宛如增添了7个“极核”，将各种经济要素凝聚于己，又辐射周边 一个地区、一座城市，要成为经济的“中心”和“增长极”，必须具备强大的要素集散能力，必须建设定位明晰、制度科学、运营规范的要素市场。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历经几年奋斗，重庆创建了土交所、药交所等七大要素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正逐步成为区域性要素集散中心和定价中心。 其中，农村土地交易所是全国唯一的。重庆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等复垦为耕地，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设计成“地票”公开交易。这样一来，不仅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还具有了同等收益，而且“地票”净收益，85%补偿给农户，15%给集体。截至目前，重庆累计交易“地票”8.9万亩，农民直接增收124亿元，还为农民新村建设提供了22亿元建设资金。 药交所也是一大创新。它日益显示出五大功能：一是价格发现和定价功能，通过统一采购抑制了虚高的药品价格；二是减少中间环节，预防腐败；三是市场调节功能，优化了资源配置；四是体现了结算功能，加快资金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五是推动重庆成为药品交易高地的功能。去年，药交所交易额达50亿元，药价平均下降28%，为群众节约药费10多亿元。到2015年，交易额有望达到1000亿元，届时，药价还将大幅降低。 如此等等，重庆“无中生有”，创建七大要素交易市场。这宛如增添了7个“极核”，将各种经济要素凝聚于己，又辐射周边，从而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夯实了地基。 重庆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重庆改革“成绩单”里，还有很多属全国“率先”或“首次”的项目—— 在全国首开微型企业发展先河。采取“1+3+3”政策措施，即“1”名带头人出资本金，带动8-10人，成立微型企业。给予“3”条扶持政策：财政补贴3万-5万元；按资本金1∶1的比例提供银行贷款；给予注册资本金等额的税收优惠。提供“3”项服务：建立创业培训平台，提升创业者创业能力；搭建与龙头企业的对接平台，让微型企业进入大企业供应、采购链；搭建创业基地。短短一年多时间，重庆发展微型企业5万多户，带动40多万人就业。 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并在全国首次把基尼系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还制定了缩小基尼系数的时间表。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去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占比由2010年的43%提高到了44.2%，基尼系数从0.438下降到0.421。表明重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出现逆转。 …… 审视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与开放，逐一剖析每项政策的机理与效能，可以清晰地发现：重庆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改革开放，努力改善民生、缩差共富、推动科学发展。 如何衡量一个地区的改革开放是否成功？邓小平说，主要看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拿出重庆的“答卷”，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逐一比对，答案不言自明。 如何看待重庆探索与实践的意义？此时，就需要重温邓小平另一段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此比对，答案同样不言自明。 20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如今，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谱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这是当代国人不可推卸的、神圣的责任和使命！

核心提示：中国的一些改革派学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监督权利的机能无法提高，默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今秋，习近平即将上台，左右两派阵营必将卖力”推销”自己的政策，双方的交锋也必将日趋激化。 原文： 「南方講話」から20年　中国経済の矛盾膨らむ 发表：2012年2月21日 作者：高橋哲史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吹响市场经济化号角的标志。本月21日就是”南巡”讲话最后一天20周年的纪念日。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了少数特权阶层，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今年秋天，即将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把重心放在”社会主义”还是”市场”上，将左右着世界经济的走势。 明确调低 目标 增长率 已内定将要就任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副主席最近出访爱尔兰，期间他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他明确表示，从今年开始中国将调低经济目标增长率。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7年将目标增长率定在”8%前后”，2012年预计会下调到7%到8%。 共产党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采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也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年均10%的高速成长，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问题。习近平说，调低增长率目标是为了缓和物价上涨和能源、环境等层面的压力。 中国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就快升至危险的0.5。过度的市场主义是使贫富差距扩大的元凶，对此中国领导层内部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解决矛盾需要新的政策，习近平对于这样的声音还没有摆明自己的立场。 2002年秋天，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自认为是邓小平的正统继任者。但是，胡锦涛年轻时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被灌输过马克思经济学，不少党内人士认为”他在思想上不可能是支持市场经济的”。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中国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集团崛起，他们批判市场主义，重视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新左派的主张否定邓小平路线，胡锦涛虽未明确表示过支持新左派，但其政权口号”和谐社会”却是出自该派学者。 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市场主义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抨击。中共=中国政府出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在国家的主导下成功将经济载入复苏轨道。自此，最大限度提高政府机能的”国家资本主义”登场。 政策交锋日趋激化  “第一页是我和小平同志的合照”，被誉为改革开放旗手的朱镕基前总理说到。朱镕基去年秋天出版了讲话实录，他自我推销的录像最近在北京市中心的书店里无间断地播放。这本书记录了推动市场经济化的轨迹，它的出版自然也包涵了希望现任领导人继续改革的信息。 担任过朱镕基智囊团的改革派学者们一直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监督权利的机能无法提高，默许特权阶层的出现。” 今秋，习近平即将上台，左右两派阵营必将卖力”推销”自己的政策，双方的交锋也必将日趋激化。 广东省追求更多竞争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故里广东省，出现了进一步加速市场经济的呼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1月表示，现在应该实行的改革是打破既得权益的制约。汪洋常说，要依照市场原理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他的这些言论，基于他的一种认识——在社会主义名目下优先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会让经济畸形。 中国经济通过高增长的确实现了规模增大，但汽车和电机等基础产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在汽车领域，外资与国企的合资企业让外资的技术和品牌席卷了国内市场，民族企业在狭小的空间里苦不堪言。在电机领域，液晶板等基础零件的国产化也才刚刚起步。中国第一家正统的民间半导体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也因为股东之争难寄期望。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指出：”中国之所以难以培育起新产业是因为以国有企业为中心。而国企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市场经济化进程最为迟缓的是金融部门。利率自由化迟迟毫无进展，内外的资金移动依然受到强力制约。由于金融部门没有迎合市场经济，所以资金难以流向新产业。国有银行更倾向于把资金贷给能够规避风险的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的资金运营陷入苦境。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