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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扯吧 | 这是要逆天,CCAV主持人@董路:关于刘翔的实话

@董路 :知名足球评论人、节目主持人 【关于刘翔的实话】对不起,我打算开始说实话了,写给习惯独立思考的人,因为无脑嘴脏的人不少,我暂时设置评论限制,让我一点一点把想说的说出来——1,我再提到“刘翔”两个字的时候,两种含义:一个是这位110米栏选手“自然人”本身;另一个则是其和其背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团队的“代称”,看懂了吗 【关于刘翔的实话】2,作为自然人的刘翔,我尊重他曾经为中国体育所有的付出,也曾经为他出色的战绩感到过骄傲和自豪,当然,我丝毫不羡慕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即便拥有财富、名声、万千粉丝追捧,他缺少的是一份自由,绝对的没有,连相对的也没有,他是一颗棋子,他可以决定的比我可以决定的少得多得多 【关于刘翔的实话】3,刘翔这个自然人是如何被推上一个身不由己的位置,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戏子的命运都可能如此,一切看上去顺理成章,当他意识到他上了一条很大的船之后,他同样可以意识到的是:他已经很难下来了。一根绳上蚂蚱,他是最光鲜的那一只,也是最卑微渺小的那一只。 【关于刘翔的实话】4,“刘翔团队”不论是为了政绩还是钱财,他们最大限度榨取刘翔自然人身上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因为他们赋予了刘翔很多待遇——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有投入就渴望有产出,这没什么大惊小怪,好比老板不会白给你升职涨薪,资本家也不是慈善家,问题在于方式是什么? 【关于刘翔的实话】5,从4年前的北京到今天的伦敦,“刘翔团队”面对的是同一个有伤(身体或者精神)的刘翔,04年雅典的金牌吊起了公众的胃口,相当于唱歌,第一句就唱到了嗨C,再往后就不太好唱了,怎么办?要么做到继续高亢地唱,要么退而求其次,力争保全或者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品牌价值附着点。 【关于刘翔的实话】6,刘翔团队的幕后导演一定没真正学过导演,当然,中国人多,傻逼的比例也多,无脑的更多,对于所谓英雄无条件崇拜支持,非理性消费明星的观念与方式,人傻钱多都成为商业体育获取巨大利益的源头。08年退赛导演打的是突然牌,之前秘而不宣,12年伦敦打的是吹风牌,之前发安民告示。 4年前我说退赛的刘翔应该走完110米赛程,给万千极度失望的观众和奥林匹克精神一个小小的交代,当年无数鄙视我的人,在今天突然开始为刘翔单腿蹦完110米感动、落泪,不吝溢美之辞……我笑了,真的。我体会到了智商和理智层面上一种巨大的优越感。 【关于刘翔的实话】今天最后再说一句:2008年刘翔起跑后退赛,2012年刘翔第一个栏退赛……一名奥运冠军,世界记录保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跨过一道栏——那道看不见的“栏”。祝福刘翔的未来,我想说,你曾经拥有的和你今天失去的,都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加油! #刘翔摔倒# 起跑前的“苦涩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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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扯吧 | 广渠门桥致命3小时

在遇难的丁志健最后经手的一期杂志里,有一个“阿阿熊大冒险”的故事,题目叫《水上行走鞋》,“阿阿熊”的好朋友“咬咬龙”送了他一双不会沉下水面的“水上行走鞋”。但在广渠门桥下一筹莫展的丁志健并没有遇到“咬咬龙”,他的SUV车也没有长长的鞋带,头顶上只有盖过全城的乌云和雷电。 盗梦空间。 站在北京广渠门桥西的人行天桥上向东眺去,你先看到一个大大的下坡,接着,再来一个大大的上坡,一直延伸到天际线的尽头。 V字形的路面上车流如织,行人在里面跃跃欲试,想抢着红灯过街。路面干爽,司机们按着喇叭,避让着行人,急匆匆冲下坡,急匆匆冲上坡,仿佛7月21号不曾来过。 当日,在一场被官方称为“北京61年来的最大暴雨”中,32岁的丁志健驶入了东二环主路上的广渠门桥,在3米深的积水中被困3个小时后,不幸遇难。 失效的预警 这是一场有迹可寻的暴雨。北京市气象台称,7月20号就发布了暴雨消息,21号发布了7次预警信号,这其中就包括了3次橙色预警信号—这是2005年气象预警制度启动后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还说给140万市民发送了短信。 然而,多数公众并没有接收到来自官方的预警信息;政府部门,也不能清楚地理解暴雨橙色预警意味着什么。 国安和绿城的足球比赛在21日晚7点半如期在能容纳8万人的工人体育场举行,歌星萧敬腾的演唱会也没耽误—据媒体报道,能容纳18000名观众的五棵松体育馆的上座率超过八成。 21日傍晚6点,28岁的公司职员琥珀,正打算开车出门,去宾馆接一位外地来的亲戚出去吃饭。他没有收到来自官方的暴雨预警信息,只是觉得外面的雨有点大,一路上都在堵车,一直到晚上7点,琥珀的车才到广渠门桥附近。 琥珀到达广渠门桥时,32岁的杂志社编辑丁志健,在光明日报社附近刚和朋友谈完事情。朋友本想邀他一起晚餐,但丁志健还是想早点回家陪孩子,于是7点多开车离开。 光明日报社距离广渠门桥有5公里路程,当丁志健到达广渠门桥时,琥珀已经堵在广渠门桥区有一阵子。 广渠门桥是一座下凹式立交桥—桥下道路的最低点比正常的道路要低3至6米不等,形成一个深V形的坡道,雨水很快就汇集到最低点,极易造成断路。全北京有70%的立交桥都是下凹式。 “立交桥本身修得就有问题,你别看北京干旱,在夏天,暴雨就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在这种情况下,还建这种下凹式的立交桥,就是错误的,最好就是建高架式的立交桥,不过那个成本高。”原北京市水务局河湖管理处总工程师李裕宏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在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29个主要积水点中,有22座下凹式立交桥。北京市防汛办早前表示,有视频监控城区90座下凹式立交桥,建立了“一桥一预案”的专项保障方案——根据桥体的规模、道路结构,制定个性化方案,确保暴雨中立交桥排水通畅,不积水。 这个方案不怎么奏效。至少琥珀就没有在广渠门桥下看见任何警示标志,没有交警指挥,一路上也没看到有积水路段的提示。 广渠门桥下的积水当时还不算深,但也足够淹没一辆小汽车的轮胎,只有公共汽车和大货车敢往前走,多数小车都不敢从水更深的桥洞下走,只能向右侧并线,希望驶入比主路地势更高的、当时没有积水的辅路上。 琥珀记得,丁志健驾驶的黑色SUV开过来后,他从最左侧的车道涉水往前走,到桥洞下水最深的地方停住了。“据我观察是熄火了,桥下的积水漫过了SUV的尾灯,不到车门。” 雨越下来越大,桥下的积水在缓慢地上涨,停在前排的车主纷纷下车。琥珀看见那辆黑色的SUV的车门打开了,车里下来一个人,水深正好到人的膝盖,“我不知道他后来又回到车上去了,我还以为大家都下车了呢。” 瘫痪的排水系统 住在广渠门桥本家润园的宋为知道有人被困在车里了,他和女朋友在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完晚饭后,就一直在楼下,眼看着水漫广渠门桥。 雨一直下,水在猛涨,广渠门桥的排水系统基本失效。这几乎是注定的,广渠门桥修建于1990年代初期,排水标准是2年一遇,能应对每小时36-45毫米的降雨量,而当天北京城区的降雨量高达212毫米。 和一般的城市道路相比,下凹式立交桥的排水系统要更复杂一些。雨水通过立交桥桥下的雨篦子流入地下,经过雨水支管、排水干管流入前池,由于立交桥地势太低,无法自然流入河道,就需要一个水泵站,把池子里的雨水抽入出水管,再从出水管流入河道。 广渠门抽水泵站的设计标准也是2年一遇,设计排水能力为2.1 m3/s,这在李裕宏看来,“不管事,整个这套系统,都跟北京的自然环境不配套。” 这也几乎是北京所有下凹式立交桥的共性——水泵站能力欠缺,大多数立交桥的泵站的设计标准都是2年一遇,莲花桥、安华桥在过去几年中连续被淹,泵站被改造过,排水设计标准也不过是从2年一遇提高到了3年一遇。 据新华网报道,排水集团称,这些雨水泵站都建于上世纪,当时的城市建设都是向苏联这样的干燥国家学习的,制定的标准很低且不科学。桥区排水管道只按照1至3年一遇的大雨而建,但这场豪雨达到了61年一遇,排水设施自然会“拖后腿”。 这些至关重要却能力欠缺的泵站,在21日晚的大雨中甚至首度被关闭。因为积水超过了泵站的高度,电力设备可能被淹而危及泵站安全,从晚上7点到9点,排水集团就陆续关闭了杜家坎、莲花池、菜户营桥、玉泉营桥、马家楼桥等抽水泵站。 不止是泵站,也不止是广渠门桥,北京的整套排水系统都在欠账。北京市排水系统的设计大多是1到3年一遇,一般道路是1年一遇,重要一些的地区,例如环路、城市主干道是2到3年一遇,而天安门和奥运村等地区是5年一遇。5年一遇的排水标准能应对每小时56毫米的降雨。相比起来,纽约、巴黎、东京等都市的排水设计多为5至10年一遇。 据宋为描述,“水涨得很快,马路上至少有三四个井盖被冲走了,往外喷水,水柱大概有七八十厘米高”,这种场景意味着南护城河的河水很可能在倒灌。 广渠门桥离河道非常近,旁边就是南护城河。这本来可以方便广渠门桥下的积水快速流入南护城河,但7月21日暴雨那天,南护城河的水位高涨,广渠门桥下的积水不但无法流入南护城河,护城河河水还在倒灌。 李裕宏分析,由于水源不足,为保持城市景观、生态环境和用水,北京市区大部分河流在上游建闸,南护城河上就有龙潭闸、太平街闸,常年保持较高水位, 降低了整个河道的泄洪能力,大雨来临再提闸撤水,偌大水体泄不及,与暴雨重叠,对下水道排水势必造成严重顶托,使立交桥下大范围积涝滞水。 半个小时不到,丁志健驾驶的黑色SUV,在倾盆暴雨和倒灌的河水的双重夹击下,淹没在广渠门下的积水中,而他始终没能从车里出来。 此时,他所供职的“中国幼儿科学启蒙杂志”《阿阿熊》,已经出版了8月号新刊。在封底上,仍可看到他的署名——编辑部主任:丁志健。 巧合的是,在他最后经手的这一期杂志里,有一个“阿阿熊大冒险”的故事,题目叫《水上行走鞋》: 阿阿熊想做一双能在水上行走的鞋。纸鞋、木鞋、塑料鞋……各种鞋都试过了,可每一次刚踏进水里,就沉了下去。他的好朋友咬咬龙于是送了他一双“水上行走鞋”。阿阿熊穿上踩进水里一试,果然没有沉下去。原来,咬咬龙正趴在云彩上,用力地拉着长长的鞋带。 在广渠门桥下一筹莫展的丁志健没有遇到咬咬龙,他的SUV车也没有长长的鞋带,头顶上只有盖过全城的乌云和雷电。 故事的最后一幅漫画中,阿阿熊抬头望天的困惑表情,而今看去,颇给人宿命感。 救援罗生门 琥珀记得,交警大概是在晚上8点多钟赶到的现场,在广渠门周围设卡,禁止车辆开向广渠门桥,同时在桥下设警示牌,禁止车辆开入水中。其实不设卡,大概也不会有车敢往前开,广渠门桥下的积水“没有4米,也有3米多”。 琥珀还碰到了一个浑身湿透的行人,他从辅路趟水走过了广渠门桥,辅路的地势比主路高两到三米,那里的积水也已经没到了胸口。 交警疏导出了一条车道,琥珀和堵住的大批车辆都从这个唯一的车道掉头离开。 消防救援人员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宋为和家住广渠门附近的吴伟(化名)都在8点多看到了消防救援人员。 丁志健的妻子也赶到了现场。微博网友“早上好木马”自称是丁志健的朋友,他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丁志健的妻子在7点40多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当时他打不开车门,已经比较虚弱,报警电话不通,只能向妻子求救。丁妻在打完报警电话后奔跑到现场,不断地拜托消防官兵能下水施救。 吴伟也在现场看到一位女士不停地找消防人员,问你们怎么不去救啊?消防人员还给了她一个喇叭,让她用喇叭喊丈夫的名字,但是并没有回应。 广渠门桥下有5辆被淹的车,丁志健的车停在桥底最深处。救援人员开始把淹在水里无法动弹的车拉出来。吴伟记得先后拉了三辆车出来,先拉出了一辆奥迪,里面有两个人;消防人员又推了一辆车出来;还有一辆红车,旁边的人把车门打开了,司机也出来了。 拖出第一辆车的时候,吴伟还告诉参与救援的人,“这车里面没有人,里面有一辆车有人,我知道那个位置。” “早上好木马”的微博称,丁志健妻子得到的回复是找不到具体的位置,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救生工具。经其苦苦哀求,才有一个官兵去事发地附近搜索了一下。 当晚一直在现场的吴伟事后也觉得,救人过程有点蹊跷。丁志健的车停在桥底最深处,吴伟说他知道在哪儿,“救援人员说找不到车的位置,没有设备,没办法实施救援,怎么会找不到车呢?大概的位置我们都知道啊。” 宋为也不理解,“我和周围的居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车的具体位置。” 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越来越多,警察们拉了根警戒线,让路人不要往水里走。 丁志健的妻子于是向周围群众祈求施救,有一位男子脱了衣服就跳进水里,找到了车的位置,但没法打开车门。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吴伟的证实,“有个路人就下水了,拿着锤子下水救人,但游过去之后体力不支,被人用绳子拉回岸边。” 按照“早上好木马”、宋为和吴伟的说法,针对丁志健的有效营救是在当晚10点之后才开始的,而这距离他被困桥底已经2个半小时。 按照《新京报》的报道,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因积水面积过大、水位太深,到场后他们一直在侦查情况。后大批消防官兵陆续赶到,五六名消防员旋即穿上救生衣,带着绳子、救生圈,往广渠门桥下游。 北京东城绿化二队的崔金波在接受《杨子晚报》采访时说,他曾和一名消防员向深水处游去,深水里有两辆车,他们先找到了一辆车,被拉上岸之后发现车里没人,再找第二辆车。从下水到找到丁先生的越野车,共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当救援人员找到丁志健的黑色SUV,已经是晚上10点20分左右。此时雨基本停了,积水也开始下降。 崔金波和他的同伴把绳索绑在车上,救援人员和路人一起把被困了3小时的丁志健和他的黑色SUV拉到了水浅的地方。砸破车窗后,丁志健被等在一旁的救护车送往了北京医院,时间是晚上10点40分。北京医院的医生在抢救一小时后宣布死亡,死因是溺水。 1943年,梁思成在其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中,曾高度礼赞北京城:“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他礼赞的是明清北京城。 在这次水漫京城的一片惨状中,位于市中心的地势较低的故宫、北海公园西侧的明代团城,安然无恙,600年前的排水系统经受住了考验,它们正是梁思成礼赞的明清北京城的核心地带,而此次被淹的广渠门,恰恰位于明清北京城的东南边界。 112年前的广渠门,曾见证过满清政府的耻辱。当初八国联军直逼北京,因朝阳门守军较多,多次攻城不下,于是便从守备较弱的广渠门攻入——清政府把年岁较大的旗兵都编入守城队伍,他们平日只吃皇粮不当差,养尊处优,无法抗敌。 112年后,因为着急回家,江苏人丁志健也决定对广渠门放手一博。他在桥下的积水前踩满油门,却没有冲出恶龙的陷阱。   源地址: 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207/3067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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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日记揭秘与薄熙来的交往

文章摘自《唐骏日记:唐骏第一本私人日记》   作者:唐骏   2003年9月17日:我和薄熙来的交往 和薄熙来的谈话细节还在我脑子里回荡,这是我第二次见薄熙来。 第一次见到薄熙来是2000年的夏天,微软(中国)在大连召开FY01的Kickoff大会。我当时是微软亚洲技术中心的总经理。Jack邀请我到Kickoff大会上作为嘉宾代表讲话。那是Jack做中国区总裁后的第一个财年。Jack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销售增长率。我当时在会上就调侃他说:“一般新来微软,对微软不了解的人第一年都会给自己定个高的销售数字,到了第二年总部给他的数字他怎么都会尽量压低的,第三年的时候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会议的第二天,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宴请了我们微软的高管。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领导很有魄力,敢做敢当。 今天薄熙来是在辽宁省政府大院接见我的。这个大院原来是日本兵的东北总部,现在还比较完好。接见时间安排在晚上7:30,据说晚上9点他还要接见吉尔吉斯斯坦的驻华大使。 可能是第二次见面的原因,薄熙来没有做太多的寒暄,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微软每次都说要投资东北,这次你带来什么实际的投资项目了?这个薄熙来也太直接了。因为在大连期间,微软就说要投资大连,包括大连的外包业务,因为大连的软件外包是政府的重点,微软是软件大户,所以微软早就承诺要投资大连,但是这已经是三年前的承诺了。 我很尴尬,因为我这次并没有带什么具体的投资项目来,而且微软的投资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有一个繁琐的流程,除非盖茨或者鲍尔默当场承诺的投资项目。我马上笑答薄熙来,薄省长,你对微软不太了解,所以你才会这么直接问我。 这个身高185厘米,外表帅气,个性鲜明,很有魅力的省长很直爽,很干练,也很风趣,时不时地用简短的英语说上几句,时不时地调侃一下微软的工作效率,“连我们的工作效率都不如了,微软要改进啊”。我连忙解释:“这就是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做事的规范性,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认证。” 不论从他在大连的业绩和口碑,还是他自身的能力以及他的个人魅力来看,薄熙来的前途都会很宽广。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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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一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二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 “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三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 “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 “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图画” 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附记  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源地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918103/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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