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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乌坎,迫使当局让步的村庄

解放报有两个整版报道,通栏标题叫做让当局退让的村庄。乌坎这个15000人口的中国南方普通渔镇,又一次让中国吃惊,让世界振奋。乌坎定于明天3月3日举行自由选举,选举村长,选举村委会,一人一票,要公开透明而公正。乌坎前天最后一次举行竞选公开陈述大会,因为此吸引了众多的媒体关注。 解放报说,但中国官方禁止媒体采访报道,一些记者隐名埋姓秘密来到乌坎,不希望错过见证中国第一个村庄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不过很多学者,比如中山大学派研究社会学学者也来到乌坎,寻找乌坎显现出来的模式精神与意义。一些害怕遭到整肃的见证者肯定,乌坎的创举将影响整个中国。 乌坎是未来中国民主的楷模,但乌坎会是中国的缩影吗,乌坎从民众起来抗议盘剥他们集体利益与土地的腐败官员开始,用筑造街垒抵抗警察公安的袭击与围困,终于争取到了自由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的权利,当局在乌坎人的勇气面前被迫让步,这是前所未有。 世界报说,中国从90年代开始允许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自由选举。从乌坎的问题由来,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基层选举困境。被村民起来赶走的乌坎前党的书记村长,在位长达40年,贪污腐败,非法出卖村里集体土地,却受到上级行政领导层层支持保护,以至于多次被连任。乌坎人多次被腐败领导欺压蒙骗,多少次失去土地后却等不到成为工业区的投资人许诺成真,投诉无门忍无可忍终于起来造反,赶走了腐败官员,如今腐败书记被纪检关押调查。 根据解放报的报道,乌坎人自由选举是用生命换得,乌坎民选谈判代表之一薛锦波的死亡真相至今无法澄清。尽管乌坎因自由选举而兴奋,但对前景依然抱有忧虑。很多村民对是否夺回被非法出售的土地并没有把握,因为是当地政府更高级别的官员签字出售的这些土地。在维权抗议腐败的过程中,乌坎经历的是层层坚固的中国官僚甚至堪比黑社会的打压。而中国各级政府为了平息乌坎闹事,罕见的给予胡萝卜方式解决危机,但政府会接受这样的事实和影响,难道就不会秋后算账吗 ? 世界报今天还刊登一篇署名议论文章,认为叙利亚,伊朗,北朝鲜,俄罗斯与中国都是利益交织相连的议题。俄罗斯与中国反对军事干预叙利亚,主要原因并不只是反对其实没有任何人主张国际武装推翻大马士革政权,而是担心来自外界各种形式的压力,外交的也好,经济金融或能源制裁也好导致阿萨德政权倒台。 西方以及志同道合的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所做的各种努力都被俄罗斯与中国视为非法的破坏,俄罗斯与中国的反应同针对伊朗一模一样,俄罗斯与中国反对任何超出联合国范畴的石油等制裁措施。这些针对叙利亚钱包的软制裁最终也比对叙利亚扔炸弹更激怒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增加的制裁与完善措施反倒成了影响和平与安全的罪过。 俄罗斯外长指控西方以保护利比亚人民为借口,用炸弹蒙骗了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决不允许重复相同伎俩,但俄罗斯却从来都对高加索问题漠不关心。 可是近来有中国紧跟的俄罗斯却赞同在叙利亚展开人道援助,这难道是立场发生根本转变了吗,人道援助和干涉内政不是同一词汇,再说应当指出,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对苏丹提供人道援助,但俄罗斯同时继续向苏丹政府军提供武器轰炸平民。 但俄罗斯看来,重要的是要由叙利亚当局监控人道药品运输抵达,不要给任何袭击人道运输车队都能带来的武装干预造成借口,由此俄罗斯反对法国提出的人道干预走廊也就不奇怪了。俄罗斯与中国互不相爱,但两国却一起合作,在俄罗斯与中国认为重要的国际安全重大议题上,两国互相提供支持,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中国,而在叙利亚和伊朗议题上,中国有紧随俄罗斯的趋向,西方在两个问题多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尝试过分化插针。 现在应当观察可能是中国允许的北朝鲜与美国对话,北朝鲜宣布放弃在永平的核提炼的转机,是否会影响伊朗核危机。 文章还说,俄罗斯不会用人权眼光看待叙利亚危机,而是看重政治地理力量关系,事实是俄罗斯从叙利亚镇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向叙利亚当局提供武器。人权观察组织甚至分析研究过叙利亚地下抵抗楼房被220毫米直径的炮弹摧毁录像,这种专门用来远距离能穿透击毁地下设施的炸弹,由俄罗斯制造,曾经用在轰炸车臣格罗兹尼。 俄罗斯不懈支持阿萨德政权也向伊朗发出信息,克里姆林宫不会抛弃老朋友,不像奥巴马遗弃了穆巴拉克。俄罗斯希望伊朗保持同西方对抗的事态,这样俄罗斯可以从中渔利。伊朗议题持续,面对俄罗斯西方就是请求者,而俄罗斯还能从石油高价中得到好处,因为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主要供应者,当然这样的情形对中国不利。中国今年也将政治权利交替,就要看中国怎样计算代价与得失。从中国在朝鲜接受停止核计划后又忽然宣布支持叙利亚人道援助计划,可以看出,这些危机深深的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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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偶像剧:青少年成长的一道坎

偶像剧:青少年成长的一道坎 文/魏英杰 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偶像还在。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0.5%的受访者担心偶像剧泛滥误导青少年,仅4.6%的人表示“不担心”。有趣的是,尽管受访者中六成以上是家长,却有9成受访者表示自己会看偶像剧。 偶像无处不在,尤以偶像剧为甚。所谓偶像剧,主打的是偶像明星,主推的是偶像经济学,当然需要借助造星来吸引人,这样才能赚粉丝的钱。偶像剧的另一个特征是媚俗,越媚俗越好。因为要赚粉丝的钱,所以不能不去迎合这一人群的精神需求,自然也不能不投其所好。正因如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娱乐奇观:越烂俗越矫情的偶像剧往往越多人爱看。 偶像剧为何那么受欢迎?其实,并不是青少年才喜欢看偶像剧,我身边不乏成年女性也热捧这些偶像剧。但和青少年不一样,成年女性看偶像剧,除了无聊之外,原因无非如下:一来偶像剧看起来轻松,不用费脑筋;二者,偶像剧明星男的帅女的靓,能满足其审美需求;三者,借助偶像剧,能让她们回到天真浪漫的少女时代,做一场青春的梦。那些长年累月追捧韩剧的女性们,就是这样把偶像剧当作精神的按摩器。 青少年却不太一样。青少年的人生是一张白纸,对未来有着无数憧憬。偶像剧就是在这上面满足了他/她们的欲求。处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暗地里难免想象自己的男女友长什么样,会怎么向自己表白,情人节、纪念日、热恋、初吻的时候,又会做出什么浪漫举动。观看偶像剧时,少男少女们何尝不是把自己当成男女主角,进行一场又一场爱的预演。那些死忠于某明星的少男少女,其实早已把自己的人生憧憬寄托于这尊会说话的偶像。 一旦进入这种情景,偶像的示范效应将成倍放大,偶像剧所宣示的价值观也将深刻影响受众。上述调查显示,早恋、拜金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偶像剧对青少年三大负面影响。这个结论大体上可信。入戏太深的粉丝连偶像的发型、衣着、举止都会刻意模仿,难免也会渴望像男女主角那样轰轰烈烈地去爱一场。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 但这并不是说,偶像剧就一无是处。 从根本上说,偶像崇拜是不可避免的。旧的偶像倒下,就会有新偶像在废墟上立起来。尼采说“上帝死了”,呼吁人类回归自我理性。结果呢,尼采死了,上帝还在。所谓偶像,换个说法就是榜样。人们喜欢的体育明星姚明、刘翔、林书豪,其实也是偶像,本质上与刘德华、周杰伦并无分别。就此而论,偶像剧之所以为人所诟病,问题并不全出在偶像崇拜本身,而是它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够“先进”。例如,上述偶像剧的三大负面影响,早恋不符合“青少年应远离黄色污染”的价值观,拜金违背了“追求高尚”这一主流价值,如此等等。 与其说偶像剧误导青少年,不如说任何类似负面价值观的存在,都可能带坏青少年。比如,偶像剧过度渲染富家子弟声色犬马的生活(如《宫》),可能让青少年产生拜金观念。可下这个论断的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青少年产生拜金观念,根本用不着偶像剧的“启蒙”。现实生活中,类似“坏的教育”还少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偶像,这些偶像总是在起着正面或者负面的作用。一个偶像冉冉升起,一个偶像黯然消失,这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偶像,有时候就是用来打倒的。打倒一个偶像,很可能意味着个人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超越。特别是,偶像剧里的那些明星,无一不是商业的产物,他们头上的光环因此越发显得虚妄。我们既要看到偶像剧的“坏影响”,却也不必刻意夸大其负面作用。就像我们70后这代人,年少时看了不知多少琼瑶言情小说,那时候总也有人说,这些作品是在“毒害青少年”。回头想,这代人不也一样好好的,至少并非所有人都被“毒害”了。 眼下泛滥成灾的偶像剧,就是青少年成长的一道坎。在青少年成长之路上,还埋设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坎。迈过这些坎,一个人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 2012年2月26日 《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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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进入专题 :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 王小东 ( 进入专栏 )         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 好得多。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 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     为什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 可怜吧?     ——王小东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 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 ,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出现了许许多多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 着极其辉煌的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即使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 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 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个非 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赘述史料了。     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 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远东,香港已 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     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 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 ,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 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     “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穆斯林居住 地区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 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 而这就开始了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 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 就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     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 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 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 写了长篇著作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     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 调,一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 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已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 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 理智,至少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承认现实。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 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     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     ——世界各国的边界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的财富分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     ——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 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几年后也加入了;     ——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力。     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这样的。     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 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吁求——当然,要想取得宣传效果,一点实事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     我们应该崇敬人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 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     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     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 教,说明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     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 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 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 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 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 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 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 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 可以免去。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 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     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 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 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 有问题”。这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 二十卷第七期《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 ,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 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 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 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 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 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 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三、“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     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一些拥护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否 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到没有?反对者和拥护者对于事实的认定是相同的,只不过价值判断不同而已。     然而,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杨文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 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 笔者认为杨文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实话:至少从动机上,袁伟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想投执政者集团所好。所以,那些“ 红色贵族”们不必动肝火,袁伟时教授他们未必真有这个胆子跟你们过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兴,说不定袁伟时教授他们就是像杨文说的那 样,是在力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     杨文又说:“《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遍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 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有点羞羞答答:“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等等,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从这些事情看,他们确实不仅仅是没有胆子跟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他们 甚至是在向执政者集团披肝沥胆地泣血剖白自荐:千万不要用“左翼愤青”们,他们并不真爱你们,用我们吧,我们才是真爱你们。笔者在这里确实要感 谢杨鹏 先生辩诬:有许多“自由派”坚持 说“民族主义”或“左翼愤青”是为政府服务的“无耻小人”、“朝廷的鹰犬”,这次杨鹏先生说清楚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袁伟时教授他们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实仆人”。不过,杨文把 袁伟时教授们说成是《红楼梦》贾府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则是过谦了,如果非要拿《红楼梦》的人物比附,则怎么也得是贾雨村吧。     其实,袁伟时教授他们真正有胆子与之过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在这个地方笔者认为杨文有点不坦诚了:以杨鹏先生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圈子里 的圈内人的身份,应该很清楚:党内并没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杨鹏先生知道哪位是,请告诉大家一声,俾使“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没了饭辙、走投无路之际好去投奔一二),所谓“僧 格林沁战胜李鸿章”,“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里面就 朱成虎 先生是个实名,笔者倒想打听一下,朱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收留几个没了饭辙、走投无路的‘民 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谈就属欺人了。袁伟时教授他们估计对于这一点也是门清,所以才真正有胆子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 。当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国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真的以为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就是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使得那些门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捞到貌似与执政者集团过 不去的好处,又不冒真正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     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民主”、“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 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 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 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 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些曲折复杂 的关系。     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 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     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     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 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 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 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 实还是有惊无险的—— 黄纪苏 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     笔者认为,和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袁伟时教授在评论《走向共和》时说:“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 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 向往”——当然袁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说是“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时却以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非常厌恶它。 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成就都是不错的,但其历史观都是一个,就是奴化影射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两部电视连续剧不是“戏说”而是影射史学恐怕是不用多说 的,它们的制作者也坚持说它们是“正剧”而不是“戏说”。可它们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学呢?说它们“奴化”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不惜花大力气裁剪历史,又花大力气作艺术渲染,除了作 为娱乐片赚钱之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说一个事:上面圣明,总是对的,即使上面不对,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对,更坏事。这怎么还不是奴化影射史学?平心而论,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问题上 比袁伟时教授的观点还要极端。李大同先生说:“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 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也可以算笔者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旁证。为什么中国知识界,从学术到娱乐,会刮起这样一阵奴化影射史学风呢?从笔者前面所说的“一仆三主 ”,就好理解了。     概括起来说,中国知识界近一个时期刮起的影射史学风是奴化影射史学,而他们的“一仆三主”运作则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四、结语:以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奴青将危及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笔者在前面说了,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虽然各种各样的不满很多,甚至表现夸张的气话很多,绝大多数人是理解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 的重要性的。杨文说:“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 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     这实在是很有点危言耸听了,坦率地说,甚至有想借刀杀人之嫌,这就是杨鹏先生不厚道的地方了,更是与杨先生高擎的“民主”、“自由”大旗相悖——几个小青年口头上批评一下内政外交,就算 言语有失当、过头的地方,怎么就如此的不能容忍,如此的上纲上线呢?然而,就算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确实需要一种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了,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现 实理由、善良动机,搞影射史学都是非正义的,你完全可以把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建立在当下的情况之上,而不应把历史拉来陪绑。而奴化影射史学,则连现实的理由、善良的动机都谈不上。     未来的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照着奴化影射史学教 育出来的人能够实行什么“民主”与“自由”。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笔者以为,与其要“奴青”,还不如 要“愤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这就是袁伟时教授们的 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出来的不吃“狼奶”的青年。培养出这样奴青,其于当下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未必有什么助益,而于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千秋万代之大业则贻害无穷。杨文充满了“对今天执政 者的告诫”,笔者则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颁发给共和国元帅们的第二枚勋章叫做“独立与自由勋章”。     杨文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文中告诫:“《冰点》停刊事件提醒我们,党内保守势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强权与垄断经济结合、对内镇压对外强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 路。”笔者则认为,如果中国不幸,选择了奴化影射史学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思想的路子走下去,则会是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的政治道路。     笔者同时也坚持认为,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以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走那样一条不幸道路的可能性并不大。天佑我中华!      进入 王小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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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埃及:荷芭抗癌日记

“癌症好比一桩大生意,而我拒绝扯入这场交易!我的博客有许多防癌及治癌的自然疗法,有兴趣的朋友可前往浏览。”这是荷芭米特基 (Heba Mitkees) 推特 上的自我简介,她以癌症患者的身份,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抗癌点滴。当我决定要访问她之后才发现 为时已晚 ,荷芭已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与世长辞。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荷芭的文字代替她本人回答我们的问题。 您好,请先跟大家自我介绍吧! 荷芭米特基 :我今年 23 岁,七月就满 24 了,我也是巨蟹座喔 =) 出生于蒙特娄,在阿拉伯长大,爸爸去世后,我和妈妈在 2002 年一起搬回埃及。回埃及后继续念完高二、高三,接着到开罗就读大学,主修广播、擅长影片编辑。 能不能谈谈您的癌症故事呢? 荷芭米特基 : 我父母结婚十年,好不容易才怀孕生下我,所以家人对我特别疼爱。我父亲是个科学家 (发明家),他聪明、善良、慈爱、努力工作,总是竭尽所能让家人和自己爱的人幸福快乐。2001 年 3 月他被诊断出罹患肺癌及骨癌,接着接受 3 个化学疗程,但没想到短短一个月后就因突发性败血症去世。… 我的父亲总是坚忍挺拔,即使面临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仍不放弃任何希望,从不曾显露出丝毫担心或恐惧的样子。他总是一笑置之,用幽默的态度面对病魔,脸上 永远带着慈祥的微笑,乐观得让我们相信他真的没事。终于,化疗的痛苦彻底把他击溃,不管他怎么努力故作坚强,那抹灿烂微笑背后所要承担的折磨实在太沈重 了。那天父亲在机场痛苦的模样,看得我们心都碎了。… 埃及的医生说父亲做了化疗后,效果不错,病情大有起色。可如果真有起色,那到底哪个环节出错了?父亲去世时,我还太年轻来不及反应,但我知道父亲绝对不单 纯是因为癌症而走的,只是我没有勇气面对内心质疑的声音。不知为何,我宁愿相信是癌症夺走父亲的生命,而避谈父亲真正的死因 (败血症),也许这样会让我好过一些。就这样我一直自欺欺人,过了好几年,直到 3 月 13 日我被诊断出乳癌第二期。 您如何发现自己罹癌?听到自己唯一的小孩得到癌症,加上自己丈夫也是因癌症而死,您母亲如何反应? 荷芭米特基 :3 月 12 日那天我和朋友讲电话时提到身体有种块,然后她当天就坚持带我去找肿瘤科医生… 荷芭米特基,诊断报告出来的前一个星期 M 医师知道我才 23 岁后,就看着我说:“23 岁?那妳不用担心啦!等妳过了 30 再来担心这些也不迟,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先检查看看。”… 医生检查我的种块时,我从他脸上的神情就知道情况不乐观了…我问他是否有可疑迹象,他并没有给我正面回应,而是要我做乳房超音波和 X 光摄影检查,然后隔天回诊看报告。… 两天前我还跟朋友出去玩得那么开心,两天后我竟然要面临可能会致人于死地的绝症。太多决定等着我做、太多人等着我通知,而我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她说这个消息,我怕她会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我在一个星期之内看了六个医生,他们说的治疗方式大同小异,所有的肿瘤科医生都建议我先做化疗再开刀,而外科医生则是认为要先开刀再化疗。几天后,我鼓起勇气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感谢上帝,情况并没有我预期得糟糕,她虽然和我一样震惊,但并没有因此而崩溃。 从以下开始,我想就让荷芭继续述说她的故事,不问问题打断她了。   荷芭米特基 :最后我决定让 M 医生为我治疗,母亲陪我到他的诊所,而他随即帮我安排隔天就进行第一次化疗 (3 月 21 日)。… 化疗那天我换装完毕后,就准备离开家里前往医院。在到医院的路上,母亲和她朋友陪着我,而我心里却不断想起父亲,我想着他接受化疗时的样子看起来有多么虚弱、无助和痛苦。   两个月后,荷芭决定选择另类疗法。她在博客上说,她不认为化疗是种治疗方式,化疗杀死的绝对不只有癌细胞。   荷芭米特基 :进行最后一次化疗的前四天,我叔叔的妻子从科威特打给我母亲,她说她在埃及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那个人是位灵气 (Reiki) 大师,曾经治疗过类似的患者。母亲问我想不想试试看,我心想:有何不可呢?我有个认识的朋友也修灵气,她之前就曾经帮我治好过头疼的毛病。 灵气治疗是指稳定、平衡人体内的能量磁场,帮助维持健康的能量流动,藉此治愈或清除因负能量累积而造成脉轮 (chakras) 即能量中心闭塞 (blockage) 的情况。根据灵气中的说法,人体内都有“生命能量 (life force energy)”,即中国人所说的“气”,若缺乏此能量,就容易生病;反之,若能量充足,身体自然就会健康。   荷芭接着谈到与灵气大师法米 (Fahmy) 的初次晤面。   荷芭米特基 :他开门见山就信誓旦旦地说,光靠正规疗法,几年后我的癌症极有可能会再复发。当时我完全听不懂他想表达什么,我想他从我的表情一定看得出来,我觉得他说的话很不中听。 我告诉他,我认识一些得过癌症的人现在已经完全康复,没有再复发的情形。只是,这些正面的例子寥寥可数,而我根本不去想癌症复发的例子有多多。   荷芭接着说:   荷芭米特基 :当时我并没有停止化疗的打算,甚至一丝闪过的念头都没有。我不瞭解化疗的风险和副作用,也没有深入研究癌症和各式疗法,我只相信我的肿瘤科医师,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起初,我以为法米先生只是个灵气大师,但后来我发现他在癌症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一般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是不可能如此瞭解癌症的,这让我相当惊讶。…他说灵 气只是他所学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年来,他不断研究、融入各种有助治愈患者的方法…他发现配合不同疗法,比单一疗法更能有效达到治疗目的…灵气整体疗法 (holistic treatment) 会兼顾人体的心理、精神,而不仅止于治疗看得见的疾病症状。因为体内系统 (心灵、身体、精神) 出现不平衡,所以身体才会透过病状发出讯息…这么听来好像开始有点道理了。这就是为何癌症会有那么高的复发率,正规疗法治疗癌症的方式是,透过化疗或切除 手术抑制肿瘤 (看得见的病症),但却无视乎疾病真正的根源。   法米大师叮咛荷芭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她把所有记得的都写在博客上与大家分享:   • 只能穿棉制或亚麻制的衣服,因为其他布料都经过化学处理,长期下来,其中所含的毒素都会进入我的体内。 • 应该多接触正向积极的朋友,尽量不要和有负面情绪的朋友往来,以免负面频率影响我的健康。 • 多穿白色衣服,千万别穿黑色。 • 别再参加派对,也别听大声嘈杂的音乐,因为那会削弱体内的能量,对健康有害。 • 避免摄取糖类、咖啡因或蛋白质,开始吃素。 • 只能吃硷性食物。 • 不要吃白麦或乳制品 (乡村起司例外)。 荷芭米特基 :清单列也列不完,总之这种疗法的终极目标就是把我转换成硷性体质,才能消灭癌细胞。他说癌细胞喜欢酸性和去氧化环境;除了调整饮食之外,他还叫我一个星期去进行 4 到 5 次的能量疗程,而我也没有心思去问这些疗程怎么进行或是目的为何。 荷芭同时也继续接受正规的化学疗法。有天她医生说化疗前惯例作的抽血检查,以及 白血球数 (WBC) 结果不尽理想,所以他决定让荷芭多吃一天份的化疗感染用药优保津 (Neupogen),但后来她又作了一次抽血检查,报告结果让她相当震惊。   荷芭米特基 :我后来作了抽血检查,结果很吓人,白血球数竟然高达 27,700,已经接近血癌的标准了。于是立刻打给 M 医生问血球数目的变化情况。… 他说这是用了优保律的效果,属于正常状况,但这无法说服她。优保律是用来刺激白血球数目,但如果白血球数目因此而居高不下,那该怎么办?接下来会变成怎样? 于是,我开始自行研究化疗相关知识,以及化疗对身体产生的影响。每份资料都让我瞠目结舌,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化疗会害了我。”看了这些资料后,我真的觉得非常害怕,也是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带走父亲生命的真正死因。   在荷芭看了朋友母亲给她的一本书,以及研究網絡资料后,她开始重新思考对她最好的治疗方式。   荷芭米特基 :苏珊娜·萨默斯 (Suzanne Somers) 所写的 《击败癌症》(Knockout) 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访谈了许多不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癌症的医生 (不用化疗就可以治愈癌症耶!),并将内容集结成书。此外,书中还提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以及制药业合作抢赚每年几十亿的商机,尤其是癌症用药。 我还读到用以防止乳癌复发的药物黛莫芬 (Tamoxifen) 竟会使罹患子宫癌的机率提高 30%。   她向肿瘤科医师提出自己的质疑。   荷芭米特基 :我把最近研究到的资讯和 M 医生讨论,他说“很不幸”下个化学疗程我就得服用黛莫芬。 我才不要吃这种药! 他说很不幸,但我不一定要吃啊!   荷芭刚开始并不喜欢那位灵气大师,后来她就解释为什么那时对灵气大师说的话那么反感,也说明自己面对两种治疗方式之间的矛盾心理。   荷芭米特基 :法米大师把所有我应该知道的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我不敢承认正规疗法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我无法承受这些,于是我将自己的疑惑和矛盾心理全都归咎于法米大师。 甚至有某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快要被撕裂了,因为我非常敬重、也很仰赖 M 医生,但化疗并不能根治癌症而我必须立即停止的想法让我很挣扎。我真的不想要让 M 医生失望。 但后来我还是做了决定,因为我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 从 2011 年 4 月 18 日开始,我停止化学疗法,我感觉自己的肿瘤正在缩小,更重要的是我还活着呢!:) 我的头发还没开始长回来,但已经开始长出眉毛和睫毛了!   荷芭最后一次发表文章是在六月,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得到她很安于自己的选择。   荷芭米特基 :虽然我对自己选择的疗法很有信心,但我现在不能建议其他人采纳我的方法。在我还没完全康复之前就跟别人推荐某种疗法,这责任太重大。 不过这不表示我质疑另类疗法的效果,我反而抱持相当乐观的态度,觉得自己作了正确的抉择,而且不久后就能说服大家。 在做这个决定前一定要深思熟虑,所以我才会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先作研究,就像我一样。   她后来就不曾在博客上发表文章,不过偶尔还是会在推特上分享近况,最后一次推文是在 11 月 23 日,一个月之后便去世了。   @MizMitkees :在安曼 (#Amman)…真希望现在能在塔尔 (#tahrir ) # noscaf 就算我知道荷芭永远不会在推特上发文了,但我写完这篇文章后,仍然决定要在推特上追踪荷芭米特基 ( @MizMitkees )。 校对: Portnoy 从以下开始,我想就让荷芭继续述说她的故事,不问问题打断她了。 荷芭米特基 :最后我决定让 M 医生为我治疗,母亲陪我到他的诊所,而他随即帮我安排隔天就进行第一次化疗 (3 月 21 日)。… 化疗那天我换装完毕后,就准备离开家里前往医院。在到医院的路上,母亲和她朋友陪着我,而我心里却不断想起父亲,我想着他接受化疗时的样子看起来有多么虚弱、无助和痛苦。 两个月后,荷芭决定选择另类疗法。她在博客上说,她不认为化疗是种治疗方式,化疗杀死的绝对不只有癌细胞。 荷芭米特基 :进行最后一次化疗的前四天,我叔叔的妻子从科威特打给我母亲,她说她在埃及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那个人是位灵气 (Reiki) 大师,曾经治疗过类似的患者。母亲问我想不想试试看,我心想:有何不可呢?我有个认识的朋友也修灵气,她之前就曾经帮我治好过头疼的毛病。 灵气治疗是指稳定、平衡人体内的能量磁场,帮助维持健康的能量流动,藉此治愈或清除因负能量累积而造成脉轮 (chakras) 即能量中心闭塞 (blockage) 的情况。根据灵气中的说法,人体内都有“生命能量 (life force energy)”,即中国人所说的“气”,若缺乏此能量,就容易生病;反之,若能量充足,身体自然就会健康。 荷芭接着谈到与灵气大师法米 (Fahmy) 的初次晤面。 荷芭米特基 :他开门见山就信誓旦旦地说,光靠正规疗法,几年后我的癌症极有可能会再复发。当时我完全听不懂他想表达什么,我想他从我的表情一定看得出来,我觉得他说的话很不中听。 我告诉他,我认识一些得过癌症的人现在已经完全康复,没有再复发的情形。只是,这些正面的例子寥寥可数,而我根本不去想癌症复发的例子有多多。 荷芭接着说: 荷芭米特基 :当时我并没有停止化疗的打算,甚至一丝闪过的念头都没有。我不瞭解化疗的风险和副作用,也没有深入研究癌症和各式疗法,我只相信我的肿瘤科医师,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起初,我以为法米先生只是个灵气大师,但后来我发现他在癌症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一般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是不可能如此瞭解癌症的,这让我相当惊讶。…他说灵 气只是他所学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年来,他不断研究、融入各种有助治愈患者的方法…他发现配合不同疗法,比单一疗法更能有效达到治疗目的…灵气整体疗法 (holistic treatment) 会兼顾人体的心理、精神,而不仅止于治疗看得见的疾病症状。因为体内系统 (心灵、身体、精神) 出现不平衡,所以身体才会透过病状发出讯息…这么听来好像开始有点道理了。这就是为何癌症会有那么高的复发率,正规疗法治疗癌症的方式是,透过化疗或切除 手术抑制肿瘤 (看得见的病症),但却无视乎疾病真正的根源。 法米大师叮咛荷芭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她把所有记得的都写在博客上与大家分享: • 只能穿棉制或亚麻制的衣服,因为其他布料都经过化学处理,长期下来,其中所含的毒素都会进入我的体内。 • 应该多接触正向积极的朋友,尽量不要和有负面情绪的朋友往来,以免负面频率影响我的健康。 • 多穿白色衣服,千万别穿黑色。 • 别再参加派对,也别听大声嘈杂的音乐,因为那会削弱体内的能量,对健康有害。 • 避免摄取糖类、咖啡因或蛋白质,开始吃素。 • 只能吃硷性食物。 • 不要吃白麦或乳制品 (乡村起司例外)。 荷芭米特基 :清单列也列不完,总之这种疗法的终极目标就是把我转换成硷性体质,才能消灭癌细胞。他说癌细胞喜欢酸性和去氧化环境;除了调整饮食之外,他还叫我一个星期去进行 4 到 5 次的能量疗程,而我也没有心思去问这些疗程怎么进行或是目的为何。 荷芭同时也继续接受正规的化学疗法。有天她医生说化疗前惯例作的抽血检查,以及 白血球数 (WBC) 结果不尽理想,所以他决定让荷芭多吃一天份的化疗感染用药优保津 (Neupogen),但后来她又作了一次抽血检查,报告结果让她相当震惊。 荷芭米特基 :我后来作了抽血检查,结果很吓人,白血球数竟然高达 27,700,已经接近血癌的标准了。于是立刻打给 M 医生问血球数目的变化情况。… 他说这是用了优保律的效果,属于正常状况,但这无法说服她。优保律是用来刺激白血球数目,但如果白血球数目因此而居高不下,那该怎么办?接下来会变成怎样? 于是,我开始自行研究化疗相关知识,以及化疗对身体产生的影响。每份资料都让我瞠目结舌,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化疗会害了我。”看了这些资料后,我真的觉得非常害怕,也是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带走父亲生命的真正死因。 在荷芭看了朋友母亲给她的一本书,以及研究網絡资料后,她开始重新思考对她最好的治疗方式。 荷芭米特基 :苏珊娜·萨默斯 (Suzanne Somers) 所写的 《击败癌症》(Knockout) 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访谈了许多不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癌症的医生 (不用化疗就可以治愈癌症耶!),并将内容集结成书。此外,书中还提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以及制药业合作抢赚每年几十亿的商机,尤其是癌症用药。 我还读到用以防止乳癌复发的药物黛莫芬 (Tamoxifen) 竟会使罹患子宫癌的机率提高 30%。 她向肿瘤科医师提出自己的质疑。 荷芭米特基 :我把最近研究到的资讯和 M 医生讨论,他说“很不幸”下个化学疗程我就得服用黛莫芬。 我才不要吃这种药! 他说很不幸,但我不一定要吃啊! 荷芭刚开始并不喜欢那位灵气大师,后来她就解释为什么那时对灵气大师说的话那么反感,也说明自己面对两种治疗方式之间的矛盾心理。 荷芭米特基 :法米大师把所有我应该知道的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我不敢承认正规疗法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我无法承受这些,于是我将自己的疑惑和矛盾心理全都归咎于法米大师。 甚至有某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快要被撕裂了,因为我非常敬重、也很仰赖 M 医生,但化疗并不能根治癌症而我必须立即停止的想法让我很挣扎。我真的不想要让 M 医生失望。 但后来我还是做了决定,因为我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 从 2011 年 4 月 18 日开始,我停止化学疗法,我感觉自己的肿瘤正在缩小,更重要的是我还活着呢!:) 我的头发还没开始长回来,但已经开始长出眉毛和睫毛了! 荷芭最后一次发表文章是在六月,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得到她很安于自己的选择。 荷芭米特基 :虽然我对自己选择的疗法很有信心,但我现在不能建议其他人采纳我的方法。在我还没完全康复之前就跟别人推荐某种疗法,这责任太重大。 不过这不表示我质疑另类疗法的效果,我反而抱持相当乐观的态度,觉得自己作了正确的抉择,而且不久后就能说服大家。 在做这个决定前一定要深思熟虑,所以我才会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先作研究,就像我一样。 她后来就不曾在博客上发表文章,不过偶尔还是会在推特上分享近况,最后一次推文是在 11 月 23 日,一个月之后便去世了。 @MizMitkees :在安曼 (#Amman)…真希望现在能在塔尔 (#tahrir ) # noscaf 就算我知道荷芭永远不会在推特上发文了,但我写完这篇文章后,仍然决定要在推特上追踪荷芭米特基 ( @MizMitkees )。 校对: Portnoy 作者 Tarek Amr · 译者 Nelly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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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争议话题中的媒体责任

争议话题中的媒体责任 ——在“儿童/年轻人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沙龙上的发言(2012年2月28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参与这次媒体沙龙,并分享我对儿童权利、企业社会责任和新闻媒体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我是方可成,南方周末报社驻京记者。 这次沙龙的主办方,一是我的东家南方周末报社,一是瑞联稚博儿童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我和这个中心颇有缘分,因为在这个中心工作的,有我曾经的同学,也有曾经的老师——我们都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瑞典隆德大学联合举办的“人权硕士项目”的成员。 也正因为曾经修读过这样一个人权硕士项目,所以我对今天的话题还算有些了解。我们知道,联合国现有九大核心人权公约,有的公约我们加入了,有的公约我们签了字,但十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批准,有的公约我们则还没有签字。 我们在人权硕士项目中的课程很多都是围绕这些公约展开的。在九大核心人权公约中,我对《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是有史以来得到全球各国最广泛接受的一项公约,世界上仅有两个至今未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一个是索马里,还有一个是美国。 在座的各位同行都知道,媒体最喜欢追逐有意思的细节,自然,这个细节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同样深深刻进我脑海里的另一个细节是:我们的外教在课堂上用许多事例来引导我们思考和讨论人权相关议题,每一次总结的时候,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人权议题总是充满了争议。她用的词是controversial。 在我看来,这个词的确非常恰当地描述了人权相关议题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今天下午为什么会在这里举办媒体沙龙、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人权议题都不复杂,不存在什么争议,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现在,我就针对一个具体的议题,来谈谈它的复杂性和争议性。这个议题就是等会儿要在这里发布的“新生代青年工人调研报告”所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从我所在的南方周末报社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谈起。2010年5月13日,富士康发生连续自杀事件的那段时间里,南方周末刊发了《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一文,引起的反响很大。最能引发大家兴趣的,是这篇报道的操作方式——我们的一名实习生在富士康“卧底”潜伏了28天,力图解开“自杀之谜” 然而,如果你读完全文,会发现有些“文不对题”,因为文章并没有给出谜底。严格来说,应该做大标题的并非“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而是肩题上的这几个字:“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 这正反映了编辑记者在操作这篇报道时遇到的问题。用写作这篇报道的一位资深记者的话来说,一开始,我们希望做一道“数学题”,用一环一环的故事与细节最终导出自杀的结果。他甚至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提出: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逻辑关系,那么这篇调查就是失败的。 可是,随着那位卧底的实习生传回来越来越多的信息,这种“数学题”式的思路行不通了。为什么?首先,死者的死因各不相同,多数人自杀的直接原因非常私人化(如婚恋、家庭变故等),有的甚至很抽象,并不是由于具体的事件,想象中的“黑幕”并不存在;其次,富士康的用工制度,相对于其它多数代工厂,不管在工资、福利、管理规范上,实际上都做得更好。 当记者发现这些现象时,实际上问题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就已经部分凸显出来。 今年春节期间,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组报道,同样将目光对准了富士康工厂里的青年工人。这组报道被人翻译成中文之后,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广为流传,有些人读了之后,颇不以为然。比如,有人说:“在去年的某段时间,和富士康走的比较近,所以知道一些内幕。很多工人想进富士康,不但要托人,而且要给招工的工头送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好吧,你是准备让他们不去富士康去小煤窑和建筑工地吗?” 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有些媒体也持此态度。一家门户网站就在评论栏目中旗帜鲜明地表示: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是“乱扣帽子”:“在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被拴上镣铐,他们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不想干了就离开。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当这家公司因为‘N连跳’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时,它选择将工厂内迁至河南、四川等地,在那些地方社会报名员工亦是成千上万。” 这些评论给我们提出了问题: ——工人对一家企业趋之若鹜,是否就能自动证明这家企业在保护工人权利方面做得好? ——当一家企业在保护青年工人权利方面做得比不少其他企业更好时,媒体应该对它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否应该放弃调查与追问? 还有人说:“中国的确存在血汗工厂,而且很普遍,但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选择了用老百姓的血汗作为完成原始积累的手段,对于个体是利益损失的,对于国家主体和民族主体是阶段性损失长远的是获利行为。” 当然,也有人认为,倘若一家工厂不尊重青年工人的权利,那主要是因为政府的默许,甚至纵容、合谋,所以真正应该被监督和批评的是政府。 新的问题又来了: ——如何看待所谓“长远的整体收益”与“短期的个体损失”? ——当我们意识到,在青年工人权利的议题上,权力、制度等多种深层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时,企业是否可以因此免责? ——在明知道大的制度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媒体该怎么办? 此外,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企业在保护青年工人权利方面究竟应该执行怎样的具体标准?媒体应以怎样的标准来进行监督和评论?是否存在所谓“西方标准”和“中国标准”? ——当媒体自身的广告经营与对某家企业的监督形成矛盾时,应该怎么办? ——…… 如何回答这么多的问题?让我们先回到南方周末的“卧底”富士康报道当中来。 刚才说到,我们的编辑记者本来准备做一道“数学题”,解答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原因,结果发现这道题解不出来了。怎么办?换成了“语文题”。 所谓“语文题”,就是不再力图揭开一连串自杀事件的逻辑链条,而是“去寻找造成自杀事件的那些多样化的资本、机器、权力、制度的现实细节。正是这种种细节,这种种看似不确定的要素,汇流成摧毁那些自杀者生存意志的原因。我们要揭示的不是自杀与富士康之间非黑即白的因果关系,而是自杀与富士康、与整个不合理社会机制之间潜藏又必然的关系”。 所以,最终呈现在版面上的,是一道描绘“新生代打工者的死与生”的语文题,而不是一道解答“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的数学题。 根据这个具体的新闻生产案例,再结合我的浅显思考,我在这里提供几点关于媒体如何处理这一争议话题的个人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对事实和真相负责。 听起来很简单、很基本,是我们做记者的基本常识,但我希望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候,对事实和真相负责并不是那么简单。 对事实和真相负责,意味着不预设立场。媒体无须天然地站在青年工人一边,不能在没有充足事实和严谨逻辑的情况下强行“揭黑”(所以,从“数学题”变成“语文题”虽属无奈,但却是明智的选择,也给编辑记者带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感觉,因为“语文题”触及了更核心的命题);更不能天然地站在企业一边,绞尽脑汁为它们寻找借口和托辞。 对事实和真相负责,还意味着对全部的真相,而非部分的真相负责。上面我所引用的一些评论,就有只呈现部分真相的嫌疑——比如,谈工人们对富士康的趋之若鹜,却不谈富士康真实的工作条件如何,不谈青年工人们在里面的真实感受如何,未免偏颇。 第二个建议是,厘清媒体的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中,利益相关方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几方包括:企业、工人、政府、消费者、媒体、NGO……如果几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那么事情就能够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在这里并不打算提出一个各方互动的模型,我只想强调:媒体应该认识到,报道真相、监督权力和资本是媒体的天职,无论自己所面临的议题多么复杂,多么具有争议,这一根本属性是不能改变的。 在这里还应强调的是:对权力的监督人人都知道,但对资本的监督却是很多人所忽略的。这也就回答了上面的那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在青年工人权利的议题上,权力、制度等多种深层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时,企业是否可以因此免责?当然不可以,倘若青年工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自然应该问责权力,但往往权力和资本是合谋的,对资本的宽容是没有理据的。 第三个建议是,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但不要放弃改变的可能性。 很多时候,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其实是没有任何力量的码字工人而已。我相信大多数同行在工作过程中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惑:我看清了自己的角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可是,情况根本没有发生改变,糟糕的依然糟糕,我做的还有意义吗?具体到青年工人的权利这一议题,一篇篇具体的报道的确根本无法改变中国低成本的世界工厂角色,更无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那么,还要继续报道吗? 当然需要。认识到局限性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谦卑,但却不是要磨灭我们对一个更好社会的追求。倘若没有媒体、NGO等孜孜不倦的关注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也许根本不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我们今天这样的沙龙也许根本不会举行。虽然今天的沙龙结束后,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但一定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悄悄发生。 第四个建议是,借助多方面的智力支持 ,比如CCRCSR这样的专业机构,比如长期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实际上,我们派人“卧底”富士康,正是受了香港学者潘毅的启发。她在做中国女工研究时,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以女工身份打了一年工,并概括出中国女工身上的三座大山:权力、资本和家庭。看了她的《中国女工》一书,我们的编辑感叹:“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如此清晰、血肉丰满的中国女工形象?为什么描述中国女工的真实生态,居然不是由新闻报道,而是由一本学术著作来完成?我只能说,不少媒体人,包括我本人,长期处于浮躁的信息生产中,有时反而迷失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关注与沉潜心态。”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对于青年工人权利和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复杂的争议话题,很难有简单的结论。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只能在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不断摸索,不断讨论,既不成为“愤青”,也不成为犬儒,争取形成最广泛的职业共识。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祝贺中国连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盼望人权行动计划早日“出口转内销” 中国特色的人权报道读本 和瑞典副议长共进午餐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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