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作者： 陈季冰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季冰按】应老朋友叶矛之约，从今年7月起，我在他担任主编的《投资有道》开设了一个个人专栏，主要分析和讨论一些重大的国际政经热点问题。从今天起，我将会把每月的专栏文章贴在这里。 《投资有道》是一本高端投资理财类月刊，我的另一位朋友顾益宁女士目前担任它的发行人。顾益宁和叶矛正在对它进行改版，希望朋友们多多关注。 5年前的这个时候，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正在为挽救失败的《欧盟宪法》作最后的抗争，今天，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为了欧元的继续存在而战斗。欧洲未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一体化的宏伟奋斗目标，已无奈地让位于勉力保住过去业已取得的成果。但现在回头再来看，如果《欧盟宪法》当年得以通过，那么今天多半就不会再有这么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就算它依旧发生了，解决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也将是现成的，而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千头万绪、无从着手。 欧盟（EU）和欧元（EURO），即便不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也至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现在，不仅欧元遭受到了它问世11年来的最大危机，欧盟本身可能也正经历着它60年历史中最严峻的时刻。 欧洲财长们在5月中旬批准的那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其中包括IMF提供的2500亿欧元）的纾困方案，或许已使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欧猪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开头字母连起来缩写为PIIGS）以及更多潜在的欧元区国家(如匈牙利)成功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动性危机和违约危机。但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的，如此代价高昂的救助计划，仅仅是为解决欧元区的根本问题换取了一点时间而已。说穿了，这是一个将危机从希腊等国家转移至整个欧元区的冒险的权宜之计——注入流动性丝毫无助于提高危机发生国家的偿付能力，而且极有可能放大本已十分严重的道德风险。 虽然自欧元于1999年元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人怀疑其可行性，但没有什么比这次肇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更清晰地将它先天的结构性问题暴露无余。根本性的悖论埋藏于欧元区单一货币（自然也造成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独立自主的财政（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之中，这就使得成员国之间不可能有单一国家内普遍存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隐性担保机制。表面上看起来，财政独立这项国家主权的保留确保了成员国各自为自己买单、谁也不能占谁的便宜，但是，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这另一项国家主权的让渡却导致了区内任何一个国家在发生危机时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建立单一货币经济体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联合来提高欧元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指望能够“一荣俱荣”，但却又不想承受“一损俱损”的风险，这种制度设计在逻辑上原本就是矛盾的。当年由戈登·布朗主导的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正是因为预判到这种内在矛盾可能引发的巨大混乱而明智地决定不加入欧元区的。更要命的是，欧元区在设计上没有原则清晰并可操作的退出机制。 此外，重要性稍微低一点的另一个问题是，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非常不平衡，这也为单一货币的成功增添了难度。有人用一句话形象地描述：西北欧富，东南欧穷；西北欧在生产，东南欧在消费；西北欧在出口，东南欧在进口；西北欧在储蓄，东南欧在借钱；西北欧在勤奋工作，东南欧在享受生活…… 因此，欧元眼下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如果不能善用这一、两年时间达成重大的改革，欧元和欧盟的未来将会十分暗淡。要么，欧元区走向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统一。这个目标也许在可以预期的短时间内还难以全面实现，但至少，德国所坚持的严肃各国财政纪律、强化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必须做到的。若继续停留在目前的制度层面，那么欧元走向解体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再只是一种危言耸听的可能性。 在本专栏的下一期，我将进一步探讨欧元区改革的复杂性和前景。 写于2010年7月18日，发表于《投资有道》2010年8月期我的个人专栏，略有删节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陈季冰的最新更新： 产业梯度转移大潮已经开始了吗？ / 2010-08-09 14:35 / 评论数( 6 ) “上帝保佑女王” / 2010-07-26 16:20 / 评论数( 8 ) 加薪潮能倒逼经济转型吗？ / 2010-07-23 12:37 / 评论数( 6 ) 金融开放：给市场还是给股权？ / 2010-07-06 16:12 / 评论数( 5 ) 两个年轻贵族面对一个“英国病人” / 2010-07-05 16:19 / 评论数( 6 )

来自: www.yeeyan.org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7日,  已有 4 人推荐 原作者： 来源 Photos: Algae Blankets China Beaches; Dead Zone Brewing? 译者 多多呀多多 Photos: Algae Blankets China Beaches; Dead Zone Brewing?

中国人为何患上“坏消息综合征”     中国人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尼尔森发布用户习惯报告，称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媒体上暴力、凶杀、灾害、灾难的新闻总能激起更多人的关注兴趣；微博和论坛上，往往是那些负面的消息和批判性的评论更能引起转发和评论。这样的“坏消息综合征”似乎正在改变新闻的定义：坏消息才是新闻，无负面不新闻。 为什么会有“坏消息综合征”？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社会的不完美”：因为社会不完美，因为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到处都是坏消息，于是就有了“坏消息综合征”——这是比“坏消息综合征”还流行的一种思维，它迎合了大众愤世嫉俗、不满现实的愤懑情绪。同时，这种思维也很偷懒，其本身就陷入了“坏消息综合征”的思维悖论。 其实，说“中国人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只是一种幻觉，一个伪问题——哪里只是中国人偏爱坏消息？哪个国家的人都偏爱坏消息。许多人视美国为“最不坏、最接近完美的社会”，可看看美国的报章，他们报纸上的坏消息和负面新闻，他们的暴力、凶杀、灾难比我们多多了。他们的网络上充斥着更多的负面评论和耸人听闻的消息。不仅美国，全世界的报章和网络都如此，每个国家的人对坏消息都比对好消息有更强烈的兴趣。这不是一句“中国社会不完美”可以解释和涵盖的。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甚至较完美的社会比不完美的社会“坏消息综合征”更厉害。 为什么人们会有“坏消息综合征”呢？因为人性，人骨子中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决定着他们偏爱坏消息。“坏消息综合征”首先源于“人性的不完美”。 这样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归因是多数人不愿意面对的。人们似乎更喜欢扮演成一个被逼无奈的受害者，习惯于把问题推给别人和外在，而缺少自我反省。“坏消息综合征”就是如此，我们人性中的自私，使我们更愿意接受坏消息，更喜欢消费坏消息中的暴力和血腥、在负面新闻中当轻松的旁观者、在坏消息中享受那种置身事外的幸运感、以坏消息滋养某种愤懑的情绪和阴暗的欲望。 这样的归因可能会降低人那高贵的形象，可人性本就没有那么高尚，而是充满了阴暗和委琐。人作为生物与生俱来的自私，已经成为共识，那自私为什么导致偏爱外在的坏消息呢？因为坏消息虽然对别人是不利的，对听到坏消息的人却是有利的。 其一，通过坏消息来获得相对的幸福感。听到“别人的处境比自己更坏”，会比听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更能获取一种隐隐的快慰。网络戏言，得知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其实是真实的人性体现。 其二，坏消息可以有助于一个人释放压力。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起码可以将那些坏消息拿出来安慰自己，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当失败的时候，可以用坏消息为自己推卸责任，将不满都推给外在环境，社会环境这么恶劣，失败不是我的错。买不起房、娶不好媳妇、创业失败，所有这些压力都可以通过坏消息来消解。 这种偏爱坏消息的人性，与发现别人缺点的能力高于发现优点的能力、看问题中看到负面因素多于看到正面因素、更喜欢抱怨而不喜欢自责的品性是一致的。也正因为此，人类进化到今天，语库中用于赞美的词汇是那样的贫乏，而用于批判、抱怨、谩骂的词汇是那样的丰富。 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在《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中告诉我们，偏爱坏消息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人性，这种人性可以沿着进化论，追溯到人类起源时的遗传。人类的进化过程使我们总是习惯于相信最坏的情况，我们祖先中那些常忧虑、总不安宁、从未真正感到放松的人，更可能存活下来；而那些含笑嗅闻鲜花者，总被别的什么吃掉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进化中，抱怨和对坏消息保持关注，成为一种防止自满的生物保护机制。 坏消息综合征，仅仅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偏好罢了，不是某一个社会的问题。美国媒体上整天充斥着暴力、凶杀、灾难之类的新闻，美国人并没有因为这些坏消息而陷于悲愤、恐惧、极端的情绪之中，坏消息看完就看完了，网上骂骂就算了，回到现实中，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爱我故乡，忧我遂昌 —- 庚寅 暑假 回乡杂记   七月中下旬回了一趟遂昌老家，期间所见所闻，有喜有忧，特记录于左。 一、茶园风情 7月21日，罗启根邀游茶园村。同游者有“乡官”应文军、廖恒民及“村官”吴志伟、乡老吴观廉诸君。罗启根是龙洋乡西滩村主任，因其所居茶园村有明朝古寨的古迹，我们都戏称他为罗寨主。   茶园是龙洋乡下辖西滩村的一个自然村。村子左边峭壁悬空，仿佛一面招展的旌旗；右边数峰高耸，就像几杆直立的长枪，村前田地平铺则像点将台，当地村民形象地称之为“左旗右枪前将台”。村口是一片参天的古木群，树龄都在百年乃至数百年以上。站在村口，贪婪着空气的清新鲜美的和村庄的静谧古朴，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胸襟为之大畅。   茶园村享誉遂昌的不是风光景色而是茶园武术。据茶园人说，清乾隆初年，刚从闽西连城县搬迁到茶园村居住的罗姓先民，常常受到该村毛姓财主的欺压，加之当时浙闽交界的山区强盗匪患不断，于是便专门从福建请了武师看家护院，村民便从武师那里学得武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茶园拳棍”出于何门何派？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源于福建南少林，有的说是来自畲家武术。   270多年来，茶园村民忙时务农，闲时练武，经历几十代的传承。二十世纪70年代初起，由于体制原因，茶园武术被尘封了三十多年。但村里的老人还记得祖辈传下来的招式，在他们心底都有一个愿望：茶园武术要传承下去。2007年11月，在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茶园武术重新为外人所知。为了发扬该村的传统文化，在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帮助下，村里建起了武术传承基地，组建了民间武术队。 　　 复苏后的茶园武术很快在武林中崭露头角。在 2009年举行的第六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中，茶园武术队获集体项目第一名。目前，茶园武术已经列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准备将茶园自然村作为民间武术传承基地，并结合今后的旅游开发，将民间武术活动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龙洋乡文化站站长廖恒民近年来在茶园武术的保护和挖掘上做了大量工作。他说，茶园武术没有图谱，主要靠传承人之间的身授口传，因此尽快编绘图谱资料以及建立武术配套设施已是当务之急。近两年，县乡都在组织人员进行茶园武术的调研和挖掘，探索茶园武术的内涵和传承发展对策。   廖恒民是龙洋乡笔杆子，本文相关资料就是由他提供的。他与吴观廉伯伯都好写旧体诗词，两人合作有诗集《九龙风韵》，描绘九龙山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廖君有《拜读东海先生大良知学有感》一诗赠我：   深铭厚爱惠新刊，拜读琼章视野宽。一卷雄文传四海，几多心血启群贤。弘扬儒教当新秀，感悟良知献砚田。翰墨芳香胜玉液，桃觞共举益延年。   二、文化贫困 农村逐步富起来了。龙洋当地仅一般性打工就可以日入百余元。各种家电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一些农民还有了小车 —比我富多了。   遂昌县物质生活是相当富裕，土特物产、山水风光、 旅游资源、人文景观等等，更是十分丰富 。遂昌还是中国竹炭之乡、中国菊米之乡和中国龙谷丽人名茶之乡。 2006年起，遂昌县对旅游产业进行了全面开发，走上了一条旅游发展的快车道。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成功创建3个国家级4A景区，1个国家级3A景区。省级自然保护区九龙山，不仅有神秘的“野人”之谜，更有迷人的风光和众多珍稀动植物，景区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明代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汤显祖曾于 1593—1598年在这里任知县5年，完成了名著《牡丹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人文遗迹； 1997年发掘的好川墓地，被列为全国考古重大新发现，好川文化被正式命名，并成为继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后的又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独山村的“明代一条街”至今保存完好…。   但故乡又是贫困的。理想精神、超越追求、传统美德则成了奢侈品。附庸风雅本属贬义词，大多数人也附庸风雅都不屑于，相反，人们纷纷赤裸裸地以附庸权势或低俗媚俗为荣。“动物性生存”、物质化人生成了一种常态，金钱成了唯一信仰，利益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附庸和信仰权力，也是因为权力能够带来金钱、利益和享受。）   心，本来是最灵的东西，可惜很多人的心已经因物欲而物化而失灵，因物质的系缚而变僵变冷变硬乃至变坏。仅就本村而言，邻里构怨、兄弟阋墙、母子失和乃至违法犯罪之类现象就非罕见。这就是文化匮乏的典型表现。十多年来，家父作为村干部和调解员，为调解村民之间、家庭之间各种纠纷矛盾作了大量工作；少年好友吴志伟，是村里老支书了，以身作则颇有德望。但终究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岂仅农村，岂止遂昌县？在这个时代，整个中国在思想上、文化上、道德上、精神上、心灵上都是贫困的。是心灵失常、精神失血、道德失本，是利己主义利益主义和 gdp主义的导向，让大多数中国人成了唯物质、唯利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这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以“资”为本。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谈何容易？那需要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双管齐下。   越来越认识到思想启蒙、精神开发、心灵救济、文化弘扬的重要性，它们与民主追求、人权维护同样重要。这方面，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多么希望故乡在这文化脱贫、精神致富的道路上也先行一步啊。   乡里新上任的书记乡长很年轻很热情，在发展经济方面也很有头脑，但对儒家则是隔膜的。曾劝他们开展华经典的阅读、讲解、研讨等活动，多多向各村农民宣传儒家文化，以仁本主义之“文”，去化解民间某些戾气邪念，去融化人心的郁结坚冰，去化出一个和谐温暖、互助互爱的新农村来。这些话，也不知这两个年轻人能否听进去。   乡居期间，得到一则“经济观察报记者遭网上通缉该公司所在地浙江遂昌县公安局将该记者列为网上通缉人员”的讯息，令我为故乡悲哀、羞耻且忧心。这种野蛮行为，且不说涉嫌公权私用和执法违法，说到底也是一种文明倒退、文化贫困的表现。   三、余氏家训 一些亲友出于关爱，谆谆劝告东海要适应社会，其情可感可哀复可悯。   儒家适应社会还是社会适应儒家，这是一个重要而又浅层的问题，答案不言而喻。对于一个风俗极端劣化、道德早已沙化的社会，道家那种隐士式的逃避都有不负责任之嫌，何况适应和迎合它？如果东海这样的人物都去适应和迎合它，那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   物欲驱人如恶鬼，天良命我发真言。 儒者唯一的选择是以正确的思想、优秀的文化去启蒙、引导、教化社会。东海个人的能力和影响有限，但从长远来看，儒家文化、儒家精神的伟力是无限的。社会无论怎样溃败恶劣，终将要逐步适应儒家。   儒家良知是有原则、有力量的，对于不良乃至罪恶的“东西”，儒家不乏“伤害能力”。儒家如果对某些人的某些不良行为不予追究，那是宽大为怀，给对方一条自新之路。一些人以为东海皈本儒家，高倡良知，是要当老好人了。东海成为儒者之后，确是更“老”更好更仁爱为怀了，但这不是乡愿式的好，不是不问是非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曾一再告戒亲朋好友乡亲们：什么都可以坏，心肠不能坏；宁愿吃点亏，行止不能亏； 缺什么也别缺德，负什么也别负良心债。 东海德薄能鲜，加上空间阻隔，鞭长莫及，凭个人的力量，要儒化故乡只怕是不可能的，只希望所有余家的亲人和乡亲都能够老老实实做人做事，能够比周边人们相对好一些正派善良一些，我就很欣慰了。有《余氏家训》一则，特公布于此，供乡亲们参考：   孝顺父母，友爱弟兄，尊重长辈，和谐家庭。 善待乡邻，温良恭敬，如有矛盾，礼让三分。 言而有信，待人以诚，与人为善，量力助人。 不攀富贵，不欺弱贫，遵守法律，守己安分。 爱人利他，积德修身。不论贫富，正道而行。   关于遵守法律这条，有必要解释一下。 特殊情况下为了救人济世而违反某些不良法条，违法而不犯罪，相反那是积德行善。（尤其是儒者，于恶法劣制，有改良导善之责。）然而那只是特殊情况，不适用于常态和常人。一般情况下，法律是必须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的。   林樟旺案之后，不少人认为东海护犊子。其实，东海所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所维护的是亲属及乡亲们的正当权益，这与护短完全是两回事。东海是余家人，更是儒家的人。换句话说，东海不仅属于余家，更属于儒家属于中华。儒家“亲亲”，但在法律层面必须一碗水端平，在道德上对自己及“自己人”只有更加严格要求。   四、余氏源流 乡居期间，翻阅了《余氏宗谱》。其中有关于兄弟、夫妇、朋友、勤俭、忠信等训条六则，对子孙的要求和“规定”很详细。“家训”写道：   “今夫人之于子孙也，不能不忧之深而虑之远矣。门户之有盛衰，家业之有成败，固属天数，然而传家无训，听其悖逆，纵其偷惰、任其诈虞，而曰数耳数耳，岂所谓贤父兄而以尊长自命者哉。善不善者祸福之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只欲福人而不欲祸人，其如人之有善、不能无不善何？”   拜读之下，於我心有戚戚焉。   根据宗谱记载，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由余仕秦有功，世任守下邳郡，称下邳余氏。后来又分为三郡：即下邳、新安、曲江。汉晋而下，越唐宋元明，世远派分，具体的世系源流已不可考。本宗谱从元末伯五公开始，序其世次、明其宗派、详其葬娶，无不秩然。伯五公以前从略。   平昌（即遂昌）余氏，分居于遂昌上墅、周村、大茂乡、油竹口、黄塔口等地，是乾隆年间由闽汀、上杭与武平迁居而来，上杭武平之余氏系从龙岩州分派，龙岩州余氏又从江南安庆下邳分派。余氏宗谱“名第”为：燕昌文明绍承恒盛克存先志振立纲常尚贤崇德秉正循良。我祖父为“先”字辈，父亲为“志”字辈，我这一代为“振”字辈。   本宗谱初修于咸丰元年，后来又于光绪十四年、民国己未八年、民国三十七年等三度重修。本宗谱能够做到“信其可知，阙其不可知”，没有一般家谱胡乱“攀援”的毛病，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可信度。咸丰元年平昌余氏十二世孙余振辰在《余氏纂修宗谱序》中指出：   “特是家谱之作也，所以序昭穆、别疏戚、传一脉之嫡派、联百世之本支，非徒循故事、壮观瞻已也。世有铺张扬厉、假借附会、妄摭名臣显宦载于己之谱牒者，将谓族大门高足以夸示乡闾，究之冒认他人之祖宗为自己之祖宗，非特祖宗所不安，当亦子孙所不忍也。”   五、同道相逢 途经上海、杭州时，受到新汉网林君和儒友洪君的盛情款待。林君从事律师工作，却以兴汉兴华为志业，并能理解儒家和认同大良知学，堪称汉圈中最有见识者。与老乡和儒友洪秀平神交已久，首次相见，分外欣喜，谈儒论道，尤为快意。   在洪君陪同下参观了萧山的“八千年古舟”和“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考古文化概念并驾齐驱，它使杭州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将浙江先民的文明史推进到 8000年前。 一边依偎于历史怀抱，神驰万古；一边饱览湖光莲色，心醉湘湖。   洪君是美国名校普渡大学硕士，平和英语创办人，却对儒家情有独钟，这在当今海归派中堪称异数。他热心于儒家事业的发展和儒门人才的发掘，并主张从 复兴家族文化入手弘扬儒家。   关于复兴家族文化，他有着相当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以家谱，祠堂为为基本内容的家族文化复兴运动，在当今中国，是使人们能够恢复传统文化，确立儒家信仰的有效措施和便捷途径。而家族文化关系到普通民众切身利益和精神归宿，寄托着中国人千秋系念的家国天下理想，激发人们的生命伦理认同和伦理仁爱，合自然与人文两大因素于一体，将个体，族群，社会和国家整并为一元结构，历史与未来在这时空的联系中沟通无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所在。家族文化对民众有天然的吸引力，可以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奠定最厚实的基础。（详见论文《论家族文化复兴对儒家文化复兴之基础性意义》作者洪秀平，梁金瑞）   洪君有能力有智慧，为人真诚热情，是儒门中一位行者和社会活动者。他在珠海创办平和书院，东海曾题赠珠海平和书院一嵌名联：心佛众生皆平等，乾坤万物共和谐。儒家所追求的，不仅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身心的和谐。洪君还计划在杭州创办儒家道场，这对儒家的进一步复兴，对杭州乃至浙江的文化脱贫、道德致富、社会和谐等等，都很有意义。 2010-8-2东海儒者余樟法于南宁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 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