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近年来，老人上街跌倒没人敢扶起，事件频频见闻于中國媒体，最近发生的”佛山女孩小悦悦被碾”，更是将国人爱心的争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1.      中國道德的二律背反：善的高扬与缺失 　　是什么原因遏抑爱心的抒发，使得国人冷漠无情，事不关己，与世无争？人们热议，众说纷纭，而评论几乎都认定国人爱心低下，这个视角折射出中國式泛道德主义倾向，以为凡是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又凝聚为人性善恶，反映出儒家的套路，如此则使问题表面化、简单化。 　　进而，将国民爱心低下过多地归咎于政府功能缺失，或其价值引导，则是人（人民）的主体性失落的表现，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现代西方人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其实，华人的冷漠在中國之外也广泛存在。譬如，笔者居住的纽约法拉盛，是华人集聚区，去年在这里的闹市地段发生了的中國女留学生姚宇被奸遇害案。当时墨西哥裔凶手当街抓住姚宇，欲拖往偏僻地段施行强奸，途中姚宇不停地高声呼救，曾有两三位华裔民众在一旁驻足围观过，但随即转身离去，事后从监控录像中还看到，案发时街上匆匆而过的有多位路人（华人可能性居多），华人经营的店铺许多还在营业，却无一人愿意解救或报警，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其心之冷酷，并不逊色于佛山小悦悦被碾的场景——当然不能归咎于美国人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吧。 　　国人的劣根性是有着悠久的遗传史的，早已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对于今人来讲，不属于”新生事物”.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在《中國人的特性》中记载道，中國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更有甚者的动有趁火打劫的心思；对于家人尽孝尽慈，却对旁人冷若冰霜。在鲁迅的笔下，看客是多么从容不迫和麻木不仁，鉴赏家则有的是玩赏他人痛苦的兴致。 　　确切地讲，当今中國人的爱心阙如是基于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持久博弈、长期磨合的结果，落实到今天具体的”老人跌倒失助”场景，则是由：政府、（欲）施助人、跌倒老人（连带家属）三方博弈的结局。人类社会是个自组织的系统，按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在功能上联系着的，并且互为反馈交流而成牵涉于一体。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要形成一个乐善好施、知恩报恩的良善氛围，是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反之，若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各自交互的主客体，已经达成某种平衡态，处在了稳定性结构中，从而协同化于运用低级德性的生存智慧，则表明了经久历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      高扬善的代价：遮蔽社会正义 　　今天国内传媒与网络上呼声高涨，声讨国人爱心冷漠，但若让这些声讨人士亲临其境，体验一下正义匮缺环境的严酷性，他们还会保持住在声讨时候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吗？须知道：单纯高呼口号是廉价的，是属于愤青之举。 　　当今国人普遍不愿意做好人，敢于扶起跌倒的老人，直接的主因还是慑于被讹诈，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人们目睹了不断上演的新时代版本《农夫与蛇》，大家都心领神会。讹诈案件能够成立，需要具备三项条件：缺少相关的证人，被施救老人（及其家属）图恶报，司法机关判决偏护于老人——这些全是根基于正义感的严重缺失！ 　　须知，中國的东半部是人口稠密地区，通常情况，在中國东部城市的大街上发生了一件冲突性事件，必定为众多过路人所瞧见，过路人想必会饶有兴致地来围观看热闹。因此，对于一场马路上的纠纷来讲，本来不应该有缺少见证人的场景，问题就在于中國的民众相当普遍地不愿意出面作证人，这恰是正义感严重缺失的症状，不能找理由说是担心遭受报复。因为出面做民间纠纷（而不是介入官民冲突！）的证人，一般是不会冒着风险的，并非如学者丁学良所说的，在中國许多出面为民办好事者都会遭遇到报复的情景。 　　为着正义感，出面做证人，其道德要求，显然要比奉献爱心来得低。但是在正义感普遍匮缺的道德氛围中，作为道德评价的主体本身，即众多国人，其眼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于是否献爱心上。 　　中國某些老人之所以会以怨报德，乃出自于其一生所亲历的非正义遭遇。现今的老年人还原到他们的青壮年时期，也是曾经遭遇到种种不平等的”尊老”、”敬长”对待，时时会在心坎上打上”怨恨”的烙印，即在道德信息的储存库中储存了大量的”怨恨”信息。换言之，就是泡在人格尊卑有分、权利等级有序的传统文化酱缸中腌制，当漫长的腌制岁月历程终于渡完，挨到了老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羊与狼”角色互换，便开始以”过来人”倨傲，以”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婆”的姿态来对待现今的青壮年。中國文化基因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延绵不息。 　　从事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的M舍勒发现，”怨恨”正是现代市民伦理道德建构的动机缘由，也是由于”怨恨”使现代人的价值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现代社会中弥漫着”怨恨”的毒素，使得现代市民的伦理道德品味发生了扭曲。舍勒强调，人越是长期地被感受为受伤害状，从而引发了受伤害者的意志力使得情状转化，受伤害越是被感受为命运，报复感便愈是转化为怨恨。窃以为，中國式的怨恨”报复”往往是隔代的并且针对下一代的。 　　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往往就是”潜规则”盛行，所谓潜规则，就是见不得文字、上不了台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种种人情世故，搞关系，结帮派，舞弊营私，通融迁就，乃至厚黑功夫之类都行。在社会学上讲，是一种特殊主义，讲究个人之间的交往血缘私情，否弃现代性的契约主义，是低级的德性，如见机行事，看风使舵，处事圆滑，投机取巧的城府等等，与康德的至高道义理想大相径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云：”道德行为的准则应该永远同时成为普遍立法原理。” 　　中國的司法办案除了依明文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的一套，具有浓厚的人治特征。譬如，民事法庭办案总是偏重于调解程序；又譬如，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存在，统管各省市公检法机关，清楚表明着司法是为着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是”毛之于皮”的所属。 　　中國潜规则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对于生命活力强者的高度压制，除了直接压制，并且还要拉拢弱者一起来参与，共同压制住强者，如老弱幼对之青壮年，女人对之男女，无知无识无德无良的大老粗对之知识分子（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毛时代，现今已经淡化），而弱者往往会心甘情愿为之，因为有了”铲平主义”怨恨情愫（孙隆基语）这样的国粹传统作为群体下意识的基础，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价值核心的社會主義大厦自然牢固不动摇。盖因生命活力的强者，大多是”全心全意依靠”性的指数低下者，叛逆、反抗心思颇多。反之亦然，则倍受敬仰爱戴。 　　在中國，老年人方对青壮年人做出讹诈，是一种只赢不输，或者说，赢多输少的博弈格局。当今人们都看到了，在多件讹诈案中，老年人方即使输掉后，也仅仅是赔礼道歉的损失而已。老人们一旦明白了自己所享有的某种特权，于是就得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必然会利用之。凡是出现了权利大小不平等者之间冲突的场景，就会诱使特权者发挥自己所长。当然，老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功能已经退化，一般言之，侵犯的本能衰弱，作恶的动机和目的不算强烈。但是问题在于，中國的老人背后，通常都是有着家属的连带关系，牵涉着经济利益和名声与一体，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讹诈案子中，老人都是在家属的”启发”之下才提起法律诉讼的。所以，中國的司法实践偏向于老人，确切地讲，是对老人连带着其家属于一起的，总体的偏向性关照。在此，非正义性是明显的。 　　老年人与青壮年人相博弈，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非对称”，在于使用于”争吵时间”的宽裕度上。老年人都是退休在家空闲着，日常时间对于老年人而言少有价值，而青壮年人则不然，几乎都是忙碌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所以，一旦老人与中青年人一起被拖进纠纷之中，后者为时间所累，必定损耗多多，于是或许会做出一些让步来，这样就给老人方提供了可趁之机。 　　这样的”博弈论”局面，无疑为老年人（连带家属）抢得”良机”，也就是希冀只赢不输，或退一步讲，赢多输少的局势。既然社会的非正义为小人行径开了绿灯，一旦出现争吵的”好兆头”，就是其得利的好机遇，为此，其对策就是积极主动地挑起事端，争当”碰瓷黨”角色。 　　当然，人的内心多少还是有着良心和正义的德性，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具有道德性的行为，因此，并非说，凡是老人都会走上”碰瓷”之路。因为内在的德性”气禀”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这里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所思的是道德，他的居处，必然选择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邻里。小人怀土，土是地利，小人只选择有利可图之地。《中庸》云：”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是说，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而德性低下之徒则会采取冒险一搏，以妄求非份之念。 　　一个正义充盈的社会需要有健全的公义来支撑，为此，公众内心的正义感是必须的条件之一。然而，当今中國社会所呈现的面貌恰是差劲。 　　3.      正义与善：谁更优先？ 　　社会正义的基点是：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都是平等对待，个人利益不应建立在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是中國泛道德主义的盲点，在动听的话语”尊老爱幼传统美德”下行使不法事情——这样的”善”是从什么逻辑前提出发的经过怎样的推理过程？难道就为了老年人，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就不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吗？ 　　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认为，与”善”或”好”相比，正义更为基本。正义的首要性是绝对确保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正义观是从全局出发，高屋建瓴，统筹、综合、平衡、兼顾各个殊项的”善”或”好”.康德认为：”善恶概念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似乎就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在法则的意义上，正义（公正）就是需要确立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从”平衡”观出发，我们可以演绎，当一个人在与老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得知，该人的合法权利根本保障不了，那么该人怎么可以轻易地去行动，上前帮助扶起倒地的老人？这样的行事够得上”善”吗？尽管被极力鼓吹”爱”的人们指责为”冷漠”. 　　中國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语。如今中國频发老人讹人事件，恰是表明了中國社会缺失了某些基本的社会正义，由此对于个人權利的直接损害，而这种缺失并非可赖以呼唤人们的”爱心”来补救的。因为正义这个大前提缺失下，爱心越多，讹诈也就越多，正义越是偏失。一方面，即使有爱心者去扶起跌倒老人，但也不能够持续多久，另一方面，口是心非的”大爱”过热，反而造就了国人虚伪盛行。 　　有鉴于人性的幽暗深处，敢于直面人生的西方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定正义的重要性，并坚持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J*S*密尔把正义叫做”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和不可比较的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部分”，洛克认为，人的天赋权利比任何联邦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强大。只要一个社会难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普遍地得以维护，或者说，只要社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制裁和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就不仅会危及社会普遍正义要求的无条件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会削弱公民个体对正义信念及道义价值。 　　西方的伦理学价值范畴系列中，”爱”、”善”、”好”与”正义”、”权利”是隶属于二种完全不同体系的价值观，西方自古以来始终在纠缠不休于这二大类型价值谁优先的问题，实际涉及的两大德性关系的问题，最终归结为神学信仰与公共理性谁优先的问题。 　　我以为，现代社会推行市场经济，是市民利益交换的联合体（Gesellschaft），而不是传统社区内合群抱团的血缘共同体（Gemeinschaft）。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社会其征服自然界的生存、进而对抗外界武力入侵的能力必定大为增强，与市场经济伦理相匹配，使得本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日常社会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在此情景下，对待凝聚社群共同体德性的”神圣大序”，如”大一统”、”国家至上”、”集体主义”、”义务论”、”动机论”、”道义目的论”，以及对应的贤人政治、圣人样板等等必须予以脱魅、降价、降级，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发展起权利——责任伦理。但是作为人的终极关怀需求，人的神性，人的爱心，始终是有必要存在着。 　　4.      人心拯救：宗教信抑或道德模范？ 　　人心冷漠同样是个顽疾。除了正义之外，当今中國的道德建设还需要”爱”，但不宜高调扬善，使之过多寄托于道德理想主义，高标的道德修养而无视现实可行性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儒家亚圣孟子提到在培养理想人格上须注重方法：”勿助长”，但他何曾注意到，儒家的仁学指望于理性十足的自我，寄托于”人性本善”，已经在揠苗助长了。《里仁》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的目标可否轻易达到？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知道，那个时代大搞”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反而开启了人性之恶的潘朵拉盒子，当年的教训好好反省过吗？今天的人们还会见到回光返照，余音绕梁。国内媒体近日来时常会刊登”尊老”、”献爱心”的模范，人们有理由怀疑：意义何在？ 　　M*舍勒认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道德趋势，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道德力量的方向，而伦理学是应该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对价值和人心偏好价值的等级秩序的明察来确定他们的道德品味。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为此，我们对照一番上海市文明委发出的《上海市民”七不”规范》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目标，看看有多大的差距呢？ 　　人是有缺陷的存在物，有着自持的罪性，人性总是有着向下坠落的强烈倾向性，因此人需要得救，需要超升，为此需要依靠上帝的牵引力量。但是中國人深信”英雄模范”有着”超我”的德性，单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足够了，这样就将人类自身锁闭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隔绝了外界有用信息之源，即上帝之爱，闭塞了人超越自然，通向至善的道路，拒斥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如此，还原在物理世界观上，则使得一个人文的自组织系统缺失了”负熵”的引入，系统”增熵”，趋向混乱，至少是难以”减熵”，使推动中國社会进步，人性提升。如今国人注意到了自身的德性真情，即是也。 　　若使人类处于开放之境，则建立起与上帝的互爱从而紧密联系上人与人之间互爱。正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坦认为的，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都是作为主体与客体而确立起认识关系，这样就难保人们相互间的主体性存在，因为作为客体来认识往往置人以手段、工具的意义，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这样的认识就有失于公正。自我的目的性只能在主体性中得到保证和实践。人活着世上，要避免被人误解，只有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把我当做真正的主体来看待，才能理解我存在的深处，知道我的一切，上帝对他的所有拥有物主体性的深切体验，以免于自身孤独和绝望为由，来保证他的拥有物——我免于孤独和绝望，这样我就有了”爱”的来源。 　　当我的主体性被充分启动后，人进入了活生生的、开放式的自为存在，成为了”爱”的给予的源泉。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1年10月25日 　　作者: 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老人跌倒：一个讹人的博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雷锋精神是什么？ (0)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1) 重塑道德的希望寄于“扫黄”？ (1) 道歉——无奈的呼声，却有着吃人的本质 (7) 道德觉悟不能当饭吃 (0) 道德荒芜的中国都市 (0) 道德约束不能替代法律准绳 (0) 道德管治可以休矣 (2)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0) 道德不是避风港 (0) 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是万万不能的 (11) 这是一个缺德的大国 (44) 贴上道德标签的疾病史 (0) 谈谈雷锋 (2) 谈人“性”与性道德规范 (0) 读“海外学子：加速中国道德蜕化的生力军”有感 (1) 说话的三条底线 (0) 话说“以人为本”与“八荣八耻” (0) 评选“少年英雄”为何激起民愤？ (14) 警惕圣德杀人 (0) 社会平等是通往和谐社会的桥梁 (1) 痿大作家王兆山作品赏析 (18) 灵魂缺失的中国 (24) 海外学子：加速中国道德蜕化的生力军 (0) 海外学子与中国道德蜕化的因果 (1) 没有道德与信用的中国 (1) 校长撑腰体撑起的是道德和良知 (2) 文明失范、道德腐败与常德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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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和网络热炒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新闻，称不仅是中國的富人和官员眷属正成群结队的向海外移民，就连许多打工一族也将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钱送给移民机构，或者直接把子女送往国外留学并寻求海外居留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末世心态？并不是这些人不爱国不爱黨，爱黨爱国教育一直是宣传舆论机器的主旋律，而且这些能够挥洒金钱移民海外的庞大群体，更应该感谢这个黨这个国家，是这个黨培养了他们，是这个国家提供了暴富的机会。纵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國更容易赚钱，比中國更容易做官。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疯狂移民？其背后隐含着哪些真实的原因？中國社会乃至中國政府为此是否有过反思？ 　　仅仅是因为中國的环境遭到破坏，教育水平低下，道德全面沦丧，信仰严重缺失，仇富仇官的现实吗？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向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吗？（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黨一手薰陶和培养的对象）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赚够了钱当厌了官而选择归隐吗？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也绝非如此轻松！ 　　刚刚出版的《南方周末》用几个版面发表了一篇看似枯燥无味的文章“调查组要来了”，可悲的是在网上连发表该文的《南方周末》也被屏蔽了。该文所揭露的是当今中國一个很典型很普遍的问题，地方政府支持纵容一些黑恶势力对无辜的弱势群体进行非人的折磨和虐待，最终让这些因拆迁、失地、失业、不公而上访的人，咽下血与泪，来谱写中國社会和谐稳定的美好篇章。 　　数以千计的人在过去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上访告状或批评，被江苏泗洪这个貌似繁荣的地方政府关进所谓的学习班。按照泗洪县学习班的办学口号：“学习班年年办，月月学，天天站”、“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学习班里的待遇是白天写检查，晚上罚站、面壁、蹲马步、端水、端凳子，这些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例行处罚。许多象江献兰一样无辜的访民，只是去北京走了一趟，在国家信访局连号都没登记上，却被抓回到泗洪，最终享受的是比劳改犯更恐怖的待遇。 　　当地一位信访官员透露，泗洪县的学习班，早在2000年前后就开办了。随着拆迁失地失业问题越来越多，泗洪人频频进京上访。在省际信访工作交流中，泗洪县从福建省信访官员处发现，截访后给访民办信访学习班，让访民学习国家信访条例，效果不错。 　　这位官员解释，当时福建办信访学习班，是把“无理上访的、无理取闹的、经过确认的，抓回来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教育”。2005年前后，泗洪县决定效仿福建开办信访学习班。“但是学着学着就走样了……不论有理没理，只要上访，不分青红皂白逮回来就打。”于是，“黑监狱”般的学习班让当地访民闻之色变。 　　类似的新闻，经常出现在北京，许多驻京办雇请恶黑势力威胁恫吓进京的访民，并不分青红皂白把访民投入类似的“黑监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截访拦访阻访，不惜投入大批的人力物力财力警力，来维持暂时的表面的稳定，来维持官员的政绩乃至升迁之路。 　　刚刚发生在湖南省新化县上访村长的死亡惨剧，不过是去年浙江温州钱云会村长惨死事件的延续抑或是重演。所不同的是，钱云会在村子里被车碾死，湖南新化这位姓游的村长是在县委大楼里被打死。8月9日，死者游济安之子游飞在家人陪同下查看了县公安局所调取的6月8日当晚县委大楼的监控录像。 　　据游飞在其所发贴文中描述，监控显示在6月8日深夜12点46分时候，县委大楼后面的电梯门打开，画面中出现6名保安，游父躺在电梯“一动不动”，然后4名保安拖着手脚把游父拖出，随后向左黑角落转弯脱离监控画面。10多分钟后，2名保安打开后备厢，4名保安将游父“扔”入牌照“湘KF9253”汽车的尾箱。 　　游飞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表示，他清楚记得录像中父亲从电梯中间拖出的这个过程“没有动一下”。查看录像当日，县公安局也拒绝了家属复制录像并查看当日县委大楼其他楼层视频监控录像的要求。 　　负责此案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三队长黄勇解释：“监控录像中6名保安抬出游济安的时候，他并没有死亡，之所以画面中显示他一动也不动，是因为他在装死。” 　　这位位村干部本是到县委去上访，没想到，5天后，在百里之外的资江江面上，发现了他的尸体。11月2日，中共新化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报告称，这位村干部从县政府被送到镇政府，后自行走出，溺水身亡。…… 　　这也许才是中國人疯狂移民的真实原因。这样的惨剧，接连发生在共產黨执政掌权的时期，真是令人伤心又令人愤怒！这样的惨剧，即使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乃至黑暗的中世纪，也是不可饶恕不可思议的。然而当地政府，除了掩盖真相欺骗舆论，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当一个人的生命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保护的时候，我们花再多的钱去纽约时代广场宣传国家形象又有什么意义呢？当一个社会纵容支持黑恶势力横行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和施暴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最清楚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对于有些移民而言，移民仅仅只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当我们有感于以色列政府用上千人换回一名国民时，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上至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下至默默无闻的盲人维权者，因为说真话而成为囚徒。我们还看到许许多多因宗教信仰因拆迁维权因司法不公因失业失地而遭遇患难逼迫的同胞，在绝望中哭泣 呐喊 ！我们更看到发生在山东临沂壮观的一幕，数以千计的黑恶势力在围困一个无辜又无助的生死不明的盲人。这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绝妙讽刺！难道执政者不清楚临沂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中國乃至世界对当代乃至历史的深远影响？ 　　当一个个渺小的卑微的个体面对强权面对黑恶势力不能自保时，人们除了抗争就是逃亡。谁甘心乐意留在这块被黑恶势力挟持的土地上？谁还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满怀热情和希望呢？ 　　来源： http://cskun1989.blog.163.com/blog/static/12767822420111067526702/ 　　作者: 蔡慎坤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人移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高考状元与高考移民及其他 (0) 谁是胡士泰？ (2) 由多佛偷渡谈到非法移民 (0) 爆炸性社会问题：三峡工程移民 (1) 得人者得天下：从美国的移民谈起 (0) 凭什么要限制富人移民 (0) 为什么我们要像狗一样的出国？ (6) 中国移民之外因 (0) 中国没有自由移民 (0) 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 (0)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刘胜男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逃离北上广”：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 　　北上广北漂蚁族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上海白领早班地铁生 活：上海人民公园地铁 站，早晨八点多钟，往浦 东新区赶早班的人们。 （田鸣/图）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没有数据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刘寅式的纠结。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 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少妇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还有了空调电脑，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时候这个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当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学着跟北京人一样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挤”在地铁公交里，挤得元神出窍，佛祖现世。 经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实在不行，找个男朋友，至少能做个饭，搭个伙，顺便提高安保系数。筹码：23岁，一米七的个头，大专学历。有人给她介绍一大兴男。大兴过去是北京郊县，这些年随着摊大饼的城市化进程列入市区，大兴农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迁而生的千万富翁俯拾皆是。见了一回面，这事儿就吹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 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普遍的就业压力与高企的生活成本、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与上升通道的狭窄，让一代普通青年面临艰难的就业与生活抉择。 （冯飞/制图/图） 用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 来了，又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为什么要回来？ 张一轩1988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毕业去向班里约是三三开：除了签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极个别，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挣三千多的月薪。张一轩属于最后那类，在CBD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每个月一半的钱转给银行房贷，其他一切从简，每天麦当劳肯德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恶心了。 他有点像《蜗居》里的小贝，高大帅气，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个北京姑娘谈恋爱，一心要奋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经济规律无情地左右了他的个人命运——姑娘跟一个留学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链。吹了。 吃恶心了麦当劳肯德基，显然不是张一轩“逃离北上广”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为了写一个明星剧组如何不畏发烧拉肚子坚守片场的宣传稿，他熬了一个白天加半个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级瞥了一眼说，还是用第二稿吧。 他决定听爸妈的话，回家当公务员。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温暖故乡，父母把一切都准备妥帖了。 新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 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 北上广北漂蚁族 第二次查烟以后，张一轩说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先天之忧了。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张一轩的师兄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呆了七八年后，回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咸鱼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个问题总横在脑子里，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坚持了近两年后，唐果决定放弃北京。每个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饭，晚饭是几串麻辣烫加方便面，三块钱搞定。发工资那几天，才去吃一顿呷哺呷哺。这样的开销，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买大件就算了，像笔记本电脑花了3799块，还是她妈瞒着家里人给她汇的。家里倒是不差钱，唐果她爸种西瓜，搞沙场，每年能挣个五六万。 电话那头，消了气的爹娘开始天天召唤：回来吧，考个老师，起码是个铁饭碗。 留守北京的意志却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终击垮唐果的现实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点过下班回家，横竖开不了门，发现钥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来中介把别人快到期的房子转租给了她，另收取中介费600元。第二天唐果报警，警察懒洋洋说这事我们没法解决。这起租赁纠纷以唐果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脸告终，净亏损600元。 二、万恶的地铁。为了方便到图书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环的上地。这意味着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她需要在13号线炼狱——这是“蚁族”的生命线，繁忙时段的密度不亚于2008年冰灾时的广州火车站。那些素颜的、打着哈欠的、没来得及系领带、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轻人奔跑着涌来，成为候车队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点，地铁管理者为了控制流量，设置了重重铁栅栏，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长。即便成功上了地铁，也是“挤得五脏六腑都出来了”，时不时有人卡着地铁门，还得靠门外使劲一推，咳，地铁门这才关上，安心开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击：图书公司来了一个城里姑娘，机灵又会来事，村里来的唐果是根直肠子，迅速被比下去，辞职了。 2011年5月，唐果决定回家。 　　 挤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胶囊公寓里的外地青年。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覆辙两端的迷茫 于唐果而言，离开北京，抑或是离开家乡，都躲不开一个“逃”字。 从北京逃回老家后，除了她自己，没人拿她当大城市里回来的人，乡下人有自己的“堵”。她说起国家大事，家里人都不大爱听，觉得那些事八竿子探不着。 村里那点破事她也烦。每过完年西瓜育苗那时候，她妈就反复叮嘱：你在外头少说话。生怕得罪了谁家，别人一把火把你家塑料棚子给点了，反正西瓜苗从播种到茁壮成长到换成票子存进银行以前，心得一直提着。 还有各种狗血鸡毛让她觉得生活凌乱到拎不起来：比如二姑孩子去日本打工，借了唐果家三万，后来她家盖房子了，找二姑要钱，就把人得罪了，再不往来；她爹和她爷爷也为了两万块闹崩了。好多亲戚都陌路了，她爹整天愁着脸，一副活不下去的样子。 她开始适度地认命了，打算响应父母号召，考个县里的老师当当。笔试她倒不担心，“面试得走关系，这是常识”，可她农村的爹娘找不到门路。所幸在唐果寥寥无几的人际关系里，还有个高中同学，那同学家境好，父亲是县里干部。家里就给唐果准备了一两万，打算笔试过了去托托关系。小地方，最重要的是圈子，没有关系的时候，可以通过人情和礼物去建立关系，去僭越层级。虽然他们都不清楚一个林业局局长能对教师面试起到多大作用，但拿家乡话来说，“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 结果考前十天，笔试临时换了考纲，唐果措手不及，挂掉了。 唐果就成天在家宅着，上网，看书，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往哪里去？大城市呆着别扭，在县城体面的工作不好找，卖衣服、当超市收银员，又嫌丢人，“大学生最麻烦，高不成低不就的”。 “自由”，这是一无所有的北京，对唐果最后的诱惑。“我还想再折腾两年。”抱着一种暮气沉沉的信心，唐果说。 但在北京的初冬，蚁族聚居区唐家岭已经拆除，房价不断验证着那个房地产商狂喜的预言，连龙泽一带，也涨到了两万多，什么都在猛涨。限购的物品从住房到汽车，都跟她没关系，新地铁通了，但一出生即拥挤。“蚁族”已经回他们星球了，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在忙着裸婚。 几乎随时都能邂逅一些挫败她在北京“耗下去”的信心的细节。有一天，唐果在楼下看到一条横幅：格尔顿幼儿园优惠招生（1180元/月）。截至今日，她的月薪还是1500元，包住宿，不够在北京养个孩子。 这座城市并不欢迎她，她心里也清楚，此地不宜久留。生活无风无雨，有点橡皮人的味道。最欣慰的是，上班地点离住处几百米，再也不用挤地铁了。每天她早上九点上班，对阿里旺旺上每一个询问的卖家笑脸相迎：亲，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机械的重复对话持续到下午六点结束，下班回家。六人一屋，是大学寝室的上下铺。她晚上躺上铺，用在中关村买的MP4看爱情小说。 她在城和乡之间打转，找不到出路。最近，她对人生有了进一步规划，去日本。他们村好些人这样，交3万块中介费，从青岛到日本打工去，学名叫“研修生”，听说一个月起码挣一万。 刘寅的下一站在那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有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去而复返的张一轩，仍然延续着两年前“快餐吃到恶心”的生活。靠目前的收入过日子，偶尔还是得“啃老”，不过他的心态放得很平和。他喜欢每天下班回家，调暗灯光，喝点清酒，看部电影，周末踩着单车环游西山。更重要的，开始有杂志约他写专栏了，比如介绍日本舞踏和大野一雄。 这一次“归去来”的旅程，并没有改变每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质量。这些折返者内心的某些地方，似乎已经开始衰老：王可人认为自己特别跌宕起伏的剧情已经在前两年演完了。 她生于1987年，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后，她不愿意听父母的安排，一张72块的站票从九江坐到了北京，差点闹得脱离母女关系。 在北京，一年多时间，王可人换了三份工作，工资始终徘徊在三千上下。她不大会节约，一直负开销，职场竞争让她不再极端地与社会家庭对抗，她有所顿悟：不听爸妈话的人，下场很惨。可惜回家考公务员落败。她怀念地坛和各色音乐会和展览，带着更明确的职业规划，她决定再到北京充电，“有些人生的投资要趁早”。 回到北京，一切从零开始，打包行李，租房子，海投简历。找工作面试那几天，王可人把稻盛和夫的《活法》带在地铁上看了一半，这本书像职场圣经，她感谢它“赐予我力量和好运”。封面上写着：一部风靡全球的超级畅销书，让无数人在迷茫时代找到活着的意义。 死扛的日子 但终归，这里是北上广，如同受神祝福而水草丰茂的应许之地，它们形成罕有的顶端优势：大多数名校、最好的医疗条件、奢侈品旗舰店、名人精英……“北上广”更多的高楼里，驻扎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500强”企业，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兰州青年胡阳过年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竖起了一水儿的仿货：山寨海底捞，山寨钱柜，山寨毛家饭店……当地人还自豪地宣布，2010年全国房价涨幅兰州第一。许多二线城市也在学北京发家，修完二环修三环，一个劲往外撑。这几年它们流行挖路修地铁，承办各色园博会西博会，穿衣戴帽修场馆…… 胡阳得到一个启示：全国各地都在学习北上广好榜样，作为一名上进青年，怎么能逆流呢？ 北京对于外省青年还是老样子，乌泱泱的一片人。商人们见缝插针，廊坊市的楼盘广告打到了昌平，极尽挑逗之能的小广告满地铁撒着：15分钟抵达CBD。 断片的北京生活，看起来有了崭新的开始。凭着一口英语，刘沛进入万达酒店担任项目发展经理。出差时全国飞来飞去，跟世界各地的人谈生意，夜宿五星级酒店；回到北京的租屋，还是住得像贫民窟，尽管在东三环，周边是菜市场、公用厕所。看不见风景的窗户已经老朽，一推就拼命往楼下坠，刘沛去宜家买了块布，把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开了。 即使是在北京过“死扛的日子”，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一次就业考试，让唐果认识了什么是“小城市的熟人社会”。小城市是一片更小的池塘，每一条大鱼小虾都有自己的狭窄水域。“拼爹”、拼人脉更加明显。 但这尚不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区别的全部：前者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张一轩就是因此而舍弃父母在故乡给他安排的舒适生活。 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原文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