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2011年10月17日 08:19:53 　　   　　和刘亚伟、吴丹红在燕山大讲堂谈选举：   　　   　　很高兴也很感谢腾讯组织这么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刚才听了刘亚伟老师的精彩发言很受启发。关于基辛格，我没听明白为什么美国还批他。1971年的破冰之旅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当初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双方互惠，但是我基本同意美国人的判断，这次事件对中国的意义要大于对美国的意义；对美国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对他们是锦上添花的事，对我们来说则关系到基本生存。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在这一百年过程中，刘老师刚才讲不要以为我们进步了，我很赞同；如果有进步，我看唯一的进步是GDP进步了，但其它方面比如政治制度、选举方面没有进步，反而大大退步了。民国时期，中国很多的地方选举比今天像样得多。在辛亥革命之前，19世纪后期，那个时候的意识形态比现在要好。就拿当时比较官方也算比较保守的张之洞来讲，他有一个理论叫“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核心比较保守，中国的道德、伦常不能变，但其它什么都可以变。可以变的当中不仅仅是火药、枪炮、经济、工业等，也包括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可以西化。不能丢掉的只有孔孟理论中的道德核心，在他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些东西，但外在的东西他们认为都可以变，没有现在这个“不搞”、那个“不搞”。一百多年以来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比较悲观，但看到吴丹红等人站出来，还是看到了一些希望。总的评价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上一百多年跌荡起伏，有进有退，到现在几乎是到了不能更糟的时候。说这个话可能过早，或许过几年又说同样的话：回过头来看2011年，原来还是不错的，这就很悲哀了。   　　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来没有什么大思想家，所以不要把理论太当回事。其实本来没有什么西不西化，关于“西化”这套理论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话语；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大家阐述一个什么真理，而是为了维护某种利益与立场。什么是“西化”？选举、民主就是西化吗？这些东西中国传统上可能没有，但也不确定，也许远古还是有的；即便有史以来中国可能没有“民主”这个东西，但这也不代表中国现在不能没有民主。刚才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西化全都“失败”，我不知道这个结论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看看韩国、印度；对于印度，之前很多人认为民主是失败的，而现在很多文章都说要当心印度，说不定会取代中国成为真正的亚洲大国。我们已经翻译了一本印度人写的书，标题是《印度民主之成功》，至少很多印度人认为印度的民主不是失败的。在世界上，民主刚开始确实局限于少数地区，然后扩展到各个地方。包括现代最早的民主国家英国，他们的民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确实经过了好几百年血和火的斗争，最后才确立了议会制，非常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民主不适合英国“国情”；传播到其它国家，一开始必然会有一个适应阶段，我们也没说民主不适合这些国家的“国情”。那为什么民主惟独不适合中国呢？这是一。第二，即便民主起源于西方，也没有谁论证过凡是西化的东西就必然要失败。相反，迄今为止，不实行民主的国家没有哪个有好下场。希拉里提出的那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面对，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潮流，即使在中国我们都能感觉到这是一种历史潮流。   　　所以“西化”这套说辞是根本说不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民主？民主、选举就是西化吗？我们有《选举法》是否就是西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化”，这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所有的制度，至少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百来年的制度几乎都是西化的产物，不仅是政治制度，民法、刑法、行政法哪一样不是借鉴的？我觉得不能简单的看这个问题，关键要看民主最后对谁有利，为谁服务。中国社会今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所有这些事可以说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导致的，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包括计划经济，包括户籍歧视……计划经济拿出来讨论过吗？没有。没有讨论，怎么可能民主决策？必然是执政党单方面制定，然后强行实施的。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这样的决策方式是要出大问题的。   　　刚才刘老师提到过从1978年以后的三次讨论，大家也不要太当真，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讨论”都是假的；1954年据说还有过一亿多人的宪法大讨论，在那种环境下“讨论”，你们信吗？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国家，理论几乎是从来说了不算，从来是为权力服务的。在我印象中真正的讨论是1931年的“国是会议”，那个时候蒋介石其实已经搞一党独裁了，但在受制于共产党、日本侵略等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比较收敛。在国是会议上，有胡适、梁漱溟等人真正的交锋。之后是国共第二次合作，那个时候双方还没有亮出底牌。刘老师刚才讲不是靠选票，而是靠“经济选举”、“武装选举”，但是武装选举怎么选？在那个时候，国共两党有过讨论；国民党在1935年就有一个宪法草案，叫“五五宪草”，这是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但经过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的交锋之后他们修改了很多，可以算作是一次比较真实的意识形态交锋，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交锋了，因为大局已定；权力格局一定，理论只有为权力服务，“西化论”就是为权力服务的。甚至1978年的那场真理问题大讨论，我认为也不是真正意义的讨论。我在美国跟哲学系教授谈论到了这样的事，他们根本不懂，怎么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要把它当作哲学命题来讨论，觉得这不可思议。我们所谓的“讨论”其实根本不是关于是非的讨论，说穿了是一种权力斗争。1978年的讨论是如此，1992年关于南巡的讨论也是如此。1992年经济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当然经济改革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但也说不上在什么意义上好像自由派和改革派胜利了；改革本来就要改的，无论有没有讨论都会改，这些所谓的“讨论”只是为了改革的合法性提供点缀而已。一两年之前，我与何兵、陈忠林教授等在燕山大讲堂争论司法到底应该大众化还是职业化，我当时说我们学者之间的讨论不能太当真，最后都是由国家权力机构说了算，我们当中的哪一方说不定正在被当权派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的一个武器。现在网上倒是有不少讨论，政府也不管，“乌有之乡”以及自由主义网站之间的交锋也算是真正意义的讨论。   　　总而言之，我们所说理论方面的探讨最后都有政治背景；不是说我们讨论之后决定国家的政治方向，而是讨论的结论实际上早就被预定了。现在的所谓“西化论”就不是什么真正意义的理论，而是压制自由民主的一种武器；一旦出现民主，出点什么事，马上给你按上一个“西方反华势力”的帽子。这到底是什么？这是理论问题的争论吗？显然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为了浑水摸鱼制造的一个烟幕弹。所以民主是不是西方的或者是不是一个“普世价值”，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民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别管美国中情局来我们这儿干什么，所谓的“反华”就是最大的烟雾弹，完全是处心积虑炮制的一个错误名词；其实不是什么“反华”，而是反政府，中国政府等于中华民族吗？把这两者划等号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出发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太长了，政府似乎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代言人，但是否是唯一合法的代言人？不是这样的，民族很多元，在一党制国家大家可能习以为常，多党制政府代表谁？明年反对党上台了，你说这个党还能代表国家吗？所以这套话语在根本上是无力的，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过分认真看待它。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可能会激发起某种民族情绪，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美国这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的考虑，对中国崛起比较敏感，刘老师讲这种考虑可能言过其实了。我个人看这方面的危险也不能排除，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多少有点像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德国或者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军事力量以及整个民族情绪的膨胀，不排除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会把中国推向世界大战的深渊。这种局面如果发生，对于整个世界、包括对中国自己都是灾难性的。或许这种可能性不大，但不是没有。这是一个悖论，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或者有很多东西该发展的没有发展起来，很多时候我们懦弱的民族性格有关，民族性格不如日本和德国那么强；但愿在国际舞台上也会比较收敛，这也许反倒是一件好事。   　　现在没有民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抛开国外的不谈，那么对于中国每一位来说有没有民主直接关系切身利益。不要以为国家制度离我们很遥远，它其实涉及日常生活，几乎每一方面都和选举有关。譬如说教育公平，最近北京随迁子女家长要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让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在北京有很多外来人口没有北京户籍，但在北京常年工作，他们的孩子不能和北京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北京高考的待遇，高中毕业要面临着回去高考的巨大困惑。还有对农民的种种歧视，以前选举法有一个“四分之一条款”，去年刚刚取消；这是第一次在没有四分之一条款的情况下城乡进行同比例选举，意义非常重要，但还有许许多多对公民平等权和自由权的限制，中央集权造成的资源过度集中，京沪等大城市的高考特权直接造成“高考移民”、城市拥堵和高房价……如果制度和房价都能够联系到一起，那还和什么东西不发生关系？我们现在有没有民主，首先是关系到国内人基本生存状态的一件事；中国有民主的话不是对美国人好，首先是对中国人好，这个基本关系要搞清楚。美国中央情报局大量投资支持刘萍，到底想干什么？美国人有那么好吗？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虽然宪法规定了选举，不论是西化的还是中国的，这个制度已经在宪法当中，但一直实施不了，为什么？这就不是什么西不西化的问题。怎么样让选举运行起来？这么多年我看到的是退步，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刘老师提到村委会选举一二十年以来没有什么进展，1989年前后开始试行相当看好，1998年变成了正式法律也还有希望，但是原来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真实选举，现在这个真实性却不复存在。   　　今年出现了不少独立参选人——我称之为“独立参选人”而不是“独立候选人”，没有名字的法工委发言人明确否定了，这个名词在法律上不存在，宪法上没有规定“独立候选人”；现在还是“酝酿”阶段，包括吴丹红教授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现在还只是参选人，这是一个问题。但今年有这么一些人出来，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一方面，政府不想让人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民众意识开始崛起，民众开始看到选举和我们实际生活有种种关系。这种碰撞今后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拭目以待。民主之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这当中肯定会有斗争，但这个斗争是否成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还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什么规律可以帮助我们预言结果会是什么；事在人为，得靠大家努力。如果有更多的参选人站出来，或者大家即便不是参选人，但至少能够在选举那一天出来投一张票，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我一开始就声明，学者之间的争论没有必要当真。现在称呼“参选人”更加准确，因为你还不是候选人，不能自封为候选人，说不定你哪天会被“协商”掉；如果进去了，你是独立候选人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概念问题，即使宪法、法律没有规定叫独立候选人，民间约定俗成也没有任何问题。   　　丹红主要从阴谋论出发，认为“民主”其实不是民主，民主是别的什么东西；民主是石油，民主是大国利益，总而言之民主是别的东西，而非民主本身，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崇高理念。但是你这个论点对于论证中国要不要民主的帮助不大，比如说美国和利比亚。即便美国干预利比亚或者说美国打萨达姆是没有根据的，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在将来美国会不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中国？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好，但对于外国包括对于中国、利比亚、伊拉克未必好；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层意思，如果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本国人民也会要求同它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民主（或任何事情）想象成一概的好或一概的坏，说美国民主对中国好，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民主对美国好就不错了，中国民主也只是对中国好，不可能对美国好，但民主是不是对中国好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民主的成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民主不会实施得很好，但是这并不表明民主对这个国家不好。   　　首先，民主可能有贿选，譬如台湾就有，中国村庄选举也有贿选。中国村庄层次上要不要选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探讨的问题，因为村庄人太少，一个熟人社会不太容易推行民主。民主的规模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否则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违法交易，很难预防。你说中国黑社会很猖獗，村庄选举有一天搞不下去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家族政治还是因为上级干预还是农民素质低？我们结论差不多，但原因是不一样的。中国很大，有很多村庄，各个村庄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村庄贿选比较严重，有的村庄黑社会恐吓比较严重，有的村庄直接干预比较严重。有的村主任可能就是黑社会的头，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法律到哪里去了？是怪农民一盘散沙、怪黑社会还是怪现在的法律制度不能防止这样的现象发生？这背后是复杂的故事，民主确实容易造成金钱政治；你有选票需要钱，你有钱需要选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选举就是经济选举。尤其是现在的选举肯定要大量花钱，如果你不想发钱只有回到古希腊或者通过抓阄，不管选上的是谁；抓阄是不需要花钱的，或者说花钱很少，当然抓中的人怎么样就无法保证了。   　　丹红说美国政治玩弄在一两个家族鼓掌手之上，奥巴马也是这一两个家族里的一个家族推选出来的，我觉得没有证据可以这么说。，而即便是家族推选出来的，跟自己国家的基本国策多么相关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候选人是谁并不那么重要，奥巴马是白人黑人，是男是女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背后代表什么政策。你刚才说可能代表某些利益集团，但就像刘老师刚才讲的，毕竟要有美国几千万选民的选票，这些选票怎么去买？当然可以买其中一部分，但这是一个巨大数字，光靠钱能买下来吗？通过这种观点交锋，确实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加复杂的图景，也就是说中国将来搞民主不一定能成功，不成功的民主也会有腐败。印度民主还是比较成功的，但印度的腐败非常严重。即便没有腐败，但能不能把自己国家的事情治理好都是一系列需要考虑的真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现在还没有民主的时候就把一些问题理清楚。民国时把民主看得很崇高，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不能容忍一个原来根本没有民主的国家一些不成熟的实践，最后走向了反民主，这个教训值得汲取。你说民主在美国国内是利益、是石油，这有什么错呢？民主就是利益，就是谁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的机制，这就是民主。如果说民主是石油，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石油的利益，这本来就应该如此，只不过这个利益不能获得太多，跟其它社会利益不成比例，这个时候会发生问题，但是民主是利益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我们那个时候看民国那时候搞政党选举，很快让老百姓对政党通通失望了，因为跟我们脑子里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宪政一点关系都没有，认为完全是“假民主”、“假共和”，连孙中山都提出很负面的评价，。1919年《巴黎和约》导致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全面效仿苏维埃模式。越来越多的史实证明，90年前发生的事并不是我们某些人有先知先觉，都是老大哥在下面操纵的结果，一方面对宪政民主的负面评价，一方面是对完全未知的东西过分轻信，才让我们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路。   　　民主在一个国家要能够运行，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中国是不是有这个条件？这跟人均收入有没有达到3000美元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要看这个国家的实际。美国当年至少有白人的民主、男性的民主，民主确实很不完善，是少数人的民主，去掉有色人种肯定不到50%的人，有人甚至说只有1/6人口，但毕竟是一种民主。这个民主的形成经过很长的时间，民主在美国当时也有很多问题，但没有中国60年走过的大跃进、文革。即便是印度民主，至少也防止了那些坏事的发生。所以民主到底好不好？在我们还没有民主的时候就要平心静气的研究一下，到民主大潮来时锣鼓喧天，就没有时间研究了，也来不及研究了。如果经历了两三年发现民主一团糟，还是法西斯独裁好，那中国又会错失很多年的机会，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   　　最后的结论是，民主在一个国家能否运行得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并不能代替我们回答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请问没有民主，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上一篇： 《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迹》序…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明朝隆庆六年9月（西历1572），京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冤案，这一冤案让二男一女被错杀。 是年五月二十六日，付媚药过多的隆庆帝，在三十六岁盛年时就驾崩了，十岁的万历帝继任。老皇帝大行，新皇帝登基，这当然是帝国最大的事情。按照帝制时代的礼法，新皇帝在第二年元旦才能改元用新年号，皇帝的丧事当然耗钱耗时，直到九月，庙号穆宗的隆庆帝灵柩才埋进昌平的帝陵里。自然，这段时期京师的警戒级别会提高。—-集权政治体制下，同样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平时和发生在特殊时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恰好这关键时期，九月十一日傍晚，一件恶性刑事案发生了。英宗的贵妃、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的兄弟周寿，封庆云侯（今日海淀区苏家坨乡尚有周家坟，即是庆云侯家族坟地），他的孙子周世臣靠祖荫官居锦衣卫带俸指挥—–明朝时锦衣卫是拼爹大本营，功臣、外戚子弟多安插此处，文官体系他们进不去，那得靠科考。他老婆早死，没儿女在身边，和一个叫荷花的婢女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内，只有一个叫王奎的男仆负责开门锁门。那天天刚黑，几位盗贼用斧头劈开门，进来抢劫。这周世臣毕竟是武官出身，也不含糊，拿着大棍子与盗贼对打，终于寡不敌众被杀，而荷花躲在屏风后面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杀死周世臣后，盗贼抢走了150两银子，也许是做贼心虚，走得匆忙，既没有仔细搜查是否有活口，临了还遗落了几两银子。 待盗贼走远了，荷花捡起盗贼遗落的银两，跑到那天正好在自家休假的王奎，哭诉主人被杀的前后经过。 盗贼如此大动静杀人，自然有邻居报官。因皇帝新丧，内外戒严，指挥张国维奉兵部的命令巡视这一地段，听闻一位皇亲国戚被杀死在自己的辖区内，而盗贼早已逃之夭夭，其内心恐慌可想而知。于是，按照破案的常规思路，马上带兵去周世臣的仆人王奎家去了解情况。这时候，正碰上荷花在王奎家。而且巧的是，隔壁一个当屠夫的邻居卢锦来王家讨要赊给王奎的卖肉钱。那年月，草民怕官，看到外面有全副武装的军人往里面走，就吓得躲到床底下了。这下好了，张国维不但抓住了王奎、荷花，还把床底下的卢锦拖出来，一询问，原是个屠夫。 这下好了，重案得破了。一番刑讯逼供，三位小人物不得不承认：婢女荷花和屠夫卢锦通奸，并用财物买通了仆人王奎，一起将主人周世臣害死。周家的宗亲长老得知噩耗，前来探视，恰逢办案官吏抓捕三人不久，这几位长老也想当然地认为是年轻美貌的婢女勾结奸夫害死主人，便要求官府主持正义，说：主子待奴婢不薄，他们竟然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该碎尸万段！ 有嫌疑人的口供，有当场起获的赃银，还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群众意见。这一凶杀案就很快结案了，将人犯移交刑部审理。每次上堂，三位嫌疑人都大喊冤枉，说是被刑讯，不得不按照办案者的意图招供。但刑部侍郎翁大立先入为主，听信了办案的张国维等人的指控，坚持认为乃奴婢杀主，是大逆。指示具体审案的司官尽快以此结案，判三位凶手极刑。但郎官、主事等中、低级官员中，毕竟有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这样做太草率。一位郎中（司长）力主此案疑点多多。张国维等人甚至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认证检验。究竟用什么杀死的，如何杀死的，诸多细节无法吻合。而且两位奴婢和一位熟人相勾结杀主人，何必劈开大门而入，又何必那样激烈的打斗。——但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下，谁官大谁就真理在握。翁侍郎上书皇帝，大讲三位罪犯如何伤天害理。刚登基的万历帝还是小孩，当时首席内阁大学士是高拱，他也不可能认真调阅案卷，就拟旨批准了翁侍郎的上奏。有圣旨在手，自然就是“铁案”了，三人在万历四年被当街正法，相信官府说法的围观百姓无不对这三位奸夫淫妇、负恩恶仆被杀拍手称快。最搞笑的是，真正的凶手、那几位盗贼也混在围观群众中，私下里嘲笑官府的愚蠢。 真相的暴露也相当偶然，群盗为首者叫朱国臣，也是屠夫出身。养了两位歌妓，白天让人家出去唱歌挣钱，晚上让人家陪酒陪睡，稍不如意就痛加鞭笞——和洛阳地窖中那几位被囚禁的小姐遭遇差不多。这两位歌妓不堪忍受，一次偷偷跑到官府，告发了朱国臣杀死皇亲周世臣，且将这个黑社会团伙的其他案子一古脑说出来了。于是兵部立即派官兵将朱国臣以及同党刘汝成刘五等七人抓获，移交刑部审讯，这些人一五一十招了，原来周世臣曾带锦衣卫巡察时，数次对混在街市中的朱国臣瞩目，朱怀疑周可能知道自己暗地里干的那些盗抢勾当，决定先下手为强。 真凶被抓，而荷花等三人已人头落地两年了。舆论哗然，给事中、御史这些监察官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人。而此时，力主以奴婢害主定案的翁侍郎已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这时北京的刑部尚书严清，出来为同僚辩护，他对主持朝政的张居正说：当初翁大立将张国维等人的侦查结论如实上奏，是为人臣者的本分，并不算什么大错，这件冤案的根源是办案的张国维。 正在雄心勃勃推行新法的张居正当然也不愿意为一件冤案处分过多的官员，搞得政局不稳。如是听从了严清尚书的建议。翁大立提前退休回乡；三位主持审判的司官贬官出京；张国维被判处流戍边疆。—-坊间舆论对此处罚很不平，有人说张国维花重金运作，才处以轻判。 450年后再审视此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造就冤狱太正常了，而冤案昭雪却相当偶然。原因乃是：一、破案的压力使具体办案者有制造冤狱的强大动机，而权力封闭运行，长官意志大于天，内部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二、被冤者的救济渠道阙如，而不明真相的民意又使冤狱看起来具有某种“正当性”；三、制造冤狱的风险太小。若不是那两位歌妓冒死举报，这冤案就会永远冤下去。而最后的处罚，也仅仅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出来顶雷。 不过现在看来，尚书被免职，司局级官员降级外任，具体办案者判处流戍，也不算太轻。至少在大明朝，人家没有装聋作哑继续拖下去，当年的办案者也没能继续呆在高位上。张国维若多下有知，恐怕会叹一声：生不逢时呀！

10 月 9 日，美国连锁超市沃尔玛在重庆的分店拿普通猪肉充当“绿色猪肉”，重庆政府依法果断做出了对涉案门店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 269 万元，从当日起对 7 家分店实施 15 天停业整顿的决定。从报道中的提到的以“普通猪肉”冒充“绿色猪肉”的行为来说，让一个超级市场停业整顿 15 天，惩罚不可谓不重，按照沃尔玛的规模与营业额，其经济损失可能会以千万甚至上亿来计算。   于是，美国媒体在 13 日发表文章抱不平了。有一篇文章说，中国重庆惩罚沃尔玛是“杀鸡给猴看”，旨在警告在华外企接受不公正待遇，服从中国政府的管理。贸易壁垒、法律缺失和危险市场，使在华美企无法避免这样的事件。而事件发生后，美企毫无求助之处，因为没有合适的法院。还有美国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对待外企与本土企业搞双重标准。他们说，中国哪一个超市没有出卖假货、伪劣与过期商品？为什么唯独对国外企业痛下杀手？   这理由真是牵强附会！作为世界五百强，也是最著名的超级市场的沃尔玛，主要以出售食物为主，在中国约有近 350 家超市，年收入近 75 亿美元。这样一家规模的超级市场，难道不应该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应该守法经营？一篇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写到：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一滴香”、“瘦肉精”、“牛肉膏”，无数新名词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乃至于无法招架，如今，面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重庆政府不以沃尔玛为世界著名企业而“迁就”，也不以其是外资企业而“养奸”，雷厉风行，处以重罚，反应可谓是当机立断，令人拍手称快，这样的做法值得肯定。我们为重庆市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这－维护消费者权宜的正义行为和做法叫好！   那么，老杨头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正如我的有些读者越来越懒，一出现问题，不管多大，自己不动脑筋，总来问我的意见，弄得我现在不但是“民主小贩”，还快成了 “ 感情专家”，这不，又不得不介入商业欺诈与国际贸易纠纷了。   好在无论是沃尔玛，还是家乐福，对我并不是太陌生，在国外，我经常光顾这些超市，主要是价格相对便宜。可每次回到中国，凡是和家庭条件较好的亲戚朋友一起去购物，他们也大多会把我拉到家乐福、沃尔玛之类的法国、美国人品牌的超市，有时开车一个多小时，到了后发现超市里特别拥挤，更让人郁闷的是，里面不少商品比我们小区楼下中国人开的小商场里的还要贵。忍不住问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一个让我心寒的答案：没有假货，质量信得过！   看起来，沃尔玛也不一定信得过，所以， 我要首先声明 ：我支持重庆政府对沃尔玛从严要求，从重处罚！绝对不能允许这些享誉全球的超级市场在国内外搞双重标准——如果在美国、澳洲把普通商品充高档货，虽然不会责令停业，但处罚不会轻，而且可能会面对消费者提出的高额赔偿的法律诉讼。   其次 ，我对美国媒体把这件事上升到“中国政府搞双重标准”，甚至同政治联系起来不但不以为然，而且，我要告诉诸位：重庆政府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前所未有地帮助了沃尔玛，是在向全中国人宣布：沃尔玛是中国最值得信任的超级市场！如果你们愿意统计的话，你会发现，沃尔玛被停业十五天的损失，将会在它复业后不久就补回来！正如 2008 年有人号召“抵制家乐福”，不但没有造成家乐福超市的损失，反而让更多人知道了中国有这样一家法国超市。   第三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仅仅在不久之前，这些国外的“家乐福”啊、“沃尔玛”啊，在中国都没有一席之地。怎么会在短短十几年里席卷全中国？挤垮了无数家中国本土的超级市场（仅仅就我朋友的粗略统计，全国曾经有大大小小一万多家连锁超市），成为超级老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所有的超级市场都将会是国外品牌！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国外的品牌在国外建立了过硬的信誉，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更因为他们到了中国后，虽然也曾经想“入乡随俗”、“融入本土”去赚点快钱与肮脏的钱，但却常常受到中国政府更加严厉的监控与管制，加上他们的高层管理囿于经营理念与管理规则，不敢不能不屑去“开后门”、“疏通关系”，结果，在短短十几年里，他们变成了这块土地上相对来说，无论在产品真假，还是在质量上，都相对来说信得过。   最后 ，我想提醒一下，当我们的媒体在以“人命关天”、“民以食为天”来为重罚沃尔玛摇旗呐喊的时候，当他们痛心疾首地举出“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一滴香”、“瘦肉精”、“牛肉膏”来拨动消费者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危害老百姓生命健康的东西一个也不是源自于沃尔玛与家乐福这种国际企业。人们之所以愿意去那些国际商场购物，正是因为那里是最少毒食品的地方。   作为一名中国人，你先暂时放下民族情绪，先以你自己的生命为重，扪心自问地回答一个问题：你真不清楚中国大大小小的市场里出卖的货品中充斥着假货、过期与有毒食品？你真以为老百姓放着中国人开的便宜超市不去，而去这些外国人的超级市场里购物是因为“崇洋媚外”的心理？中国人目前也有无数的富翁，但他们有哪一个人能够开一家超市，能够以他们的人格与公司品牌向民众担保？你认为中国人会信他们吗？   大家还记得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吗？一个全世界无处不在的著名快餐店，竟然在中国的分店出售含有“苏丹红”的食品，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媒体与政府几乎同时出手，快、准、狠！结果，肯德基立即道歉并承诺痛改前非，接受监督，如今，还有多少中国人会认为肯德基的食品里还有“苏丹红”？   可是，毒奶粉呢？地沟油呢？ 中国大大小小的餐馆几乎都受到了地沟油事件的影响，很多食客们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你去看一下周末家长们越来越多地把孩子带进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在国外被称为“垃圾食品”的快餐店，而对中餐馆多多少少抱有戒心，你会愚蠢到像美国媒体那样认为重庆用双重标准惩罚沃尔玛是对沃尔玛的不公？——全国各地的超市、饭店不时传出的毒食品与地沟油，有几个被关闭整顿？你以为这是保护民族企业，你以为这是爱护中国人的产业？屁，你是在害自己人啊，中国人无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是开餐馆与超市最多的，而如果我们不对那些充斥超市的假冒伪劣物品，不对地沟油进行好像重庆政府对待“普通猪肉”与“绿色猪肉”的措施，最终被淘汰的是我们！   绝对不允许美国沃尔玛在中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允许我们的政府在对待食品上搞双重标准！因为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在你、我、他（她）的心里 , 涉及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与生活健康，你用政治与民族情绪来忽悠他们都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当一个超级市场因为把“普通猪肉”充当“绿色猪肉”受到重罚并停业十五天的时候，生活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脑袋还没有完全被有毒食品致残的消费者几乎都会逆向思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了：下次，当他们需要购物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   走，让我们到沃尔玛去！   杨恒均 2010 － 10 －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