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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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将斥资5千万培养千名“乔布斯”领军式人物，在发布的《宁波市领军和 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意见》中称拟邀请两院院士来做导师……一看这个政府+院士模式，完了。创新型人才不是圈养出来的；且乔布斯是一个时代的 结晶，而这个2时代能产生出一等创新人才吗？ @胡淑芬 ：宁波欲培养乔布斯式人才：一个周期经费超5千万。这些经费将主要用于建车库，供大学辍学青年创业用。 @朴抱一 ：1.如果乔布斯他爸是李刚，大学毕业给他一个事业编制或者进国企：2.如果乔布斯学宗庆后，被董事会驱逐的时候，以民族的名义把苹 果弄到女儿名下；3，如果乔布斯学马云，撇开大股东把ipad单独纳入个人名下；4.如果乔布斯学梁稳根去做中央委员，都不会有苹果传奇。为什么中 国没有乔布斯，因为有这些诱惑。 【3】浙江今年9个月228名老板逃逸 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员工数千人的企业。早报记者昨天独家获取的浙江官方关于企业主逃逸的 调研报告显示，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1000亿救市资金紧急驰援温州】“温州市政府这次缓解危机需要的银行资金就达到1000亿元以上。”10月10日，一名银行高层透露，这1000亿元 还不包括由浙江省政府向人行申请的600亿元再贷款。“十一”期间，温家宝率部委官员到温州调研，当地政府后续“救市”行动随即展开。 @韩志国 ：【 救温州就是救赌徒 】 权利与义务相对称、收益与风险相适应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赚了是自己的,输了是国家的是混蛋逻辑,用 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从2000年开始,温州模式已彻底变异,高房价、高物价都与温州人炒作有关。180%年利率绝非实体 经济所为,救温州就是救赌徒。 @潘石屹 ：与温州企业家交谈,最近温州跳楼的有6起,跑路的有96起。跑路的可能要比96起多,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起因是高利贷,真正做实业 的企业家放高利贷的并不多。放高利贷的多是搞投资的（金融投资、太阳能投资、房地产投资）,还有一些放高利贷的人有吸毒、赌博的不良嗜好。 @潘石屹 ：又一位企业家对我说,总理来温州了,恐慌 的情绪缓解了,就等银行的具体措施了。她说,企业家的各种压力很大,我心烦时就拜拜佛。 我说：“这几位您给放在一起了,一起拜”。温州企业家朋友说：“都一样,都一样啊！” 【4】淡定哥 湖南中南大学本部化学楼失火，消防队员正在紧张扑救，有同学拍照留念。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淡定哥。 【5】今天，你自己被百度害了 @张泉灵 ：百度了AO史密斯的维修电话，让来清理水垢。来人告知需要换5根镁棒，总共收费2460，还说3年必须换。气晕我，当年买的时候没说耗 材这么贵啊！晚上我咆哮着致电客服，居然发现来的维修是假的！正常保养100多点就行！强烈鄙视下百度，您骗子温床啊！还好昨天家里现金不够， 今天坐等骗子上门收钱！ 这件事情提醒我：1，不要懒，要看说明书。2，正事不要信百度，页面很漂亮的也不要信。3，钱包里不要放很 多现金。4，如果家里没有工科的老公，就该有个给客服咆哮的老婆用来亡羊补牢。5，人家真客服妹妹，态度真好，昨晚大半夜打电话，人家都一口 一个给您添麻烦了，还迅速指出，我遇骗子了。 真维修工来了，肯定地说，骗子不会来了。因为骗子根本没有换镁棒，倒是把加热棒拧坏了，骗子看样子修不好 了，没法启动加热，就没法要到我的钱。所以昨天钱不够，他也没继续要。否则先要几百也得要走。今天不会再来了。我只好主动给骗子打电话，他 委屈地说：“昨天，我还清了5个小时的水垢呢！” @北京兵 人 ：【 @张泉灵 ，你也有今天！】你骂的那个GOOGLE，根本就是被构陷！今天，你自己被百度害了，这叫自作孽，不可活！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人家不 跟你们这帮猪玩了，傻了吧？《谷歌中国色情链接遭谴责》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谷歌中国存在大量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内容行… http://t.cn/apWvVV 【6】大概设计设备的人没有想到世界上可以有地方如此污染 @薛涌微博 ：我正在回溯某国使馆的北京空气质量测试报告。前天最可怕。每立方米空气中的微尘悬浮物一度达到500以上，冲出了测试设备的上限 。报告只好说：超出测试范围上限。连“危险”都无法表述了。难道是600吗？前天大家感觉如何？北京父老，多多保重。我为你们祈祷 @薛涌微博 ：【警告】空气中的微粒悬浮物PM2.5是最有害的污染物质.能够直接渗透到肺底进入血液.这种悬浮物在每立方米空气中的含量,世界卫生 组织的标准是不超过20.温哥华、华盛顿等仅为8.东京超标,23.北京的官方数字为121.但美国使馆的测量,11月的一天达到500.紧急呼吁北京市民放弃 汽车。 http://t.cn/aksfAp 《纽约时报》一年前报道，美国使馆测量时，指标已经冲出表的上限。大概设计设备的人没有想到世界上可以有地方如此污染。 @王肇辉 : 我们这 些P民会因此而进化出一个有个过滤功能并定期自动除尘的肺吗？ 【7】劫贫济富 日前，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现行社保制度的“劫贫济富”效果》一文(下称“FT文”)，文章称，“社保制度建立的初衷是改善人们— —尤其是那些穷人的境况，但当这个政策推行之后，它却似乎起到了‘劫贫济富’的作用，让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http://t.cn/agPWeM 【8】券商那么不好混了？ @曹山石 ：10月10日，中信证券吴平发布登报声明，“光大银行王蕾，因关系发生变化，请把我 送你的小礼物还给我”（如图）。——这还券商呢，还投行呢，这么小气，分手了还要回礼物，当记者都耻于这么干！另外，市场环境有这么不好？ 券商那么不好混了？ 【9】科学家警告3吨重失控太空望远镜正冲向地球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日报道，科学家日前警告，一座重约3吨由德英美一起制造的ROSAT号X射线太空望远镜失去控制，正高速冲向地球。德国宇 航中心称，望远镜的隔热镜不可能在穿过大气层时燃毁，落到地球上的碎片可能包括锋利的零件。 【10】物理学被联想颠覆了 @TechWeb ：【永动的ThinkPad平板电脑？】经过“价格门”之后，今天微博上又爆出ThinkPad平板的“永动 机”模式。具体表现为使用USB线同时连接标准USB接口和micro USB接口，此时系统提示“正在充电”，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与物理界的“永动机 ”概念非常相似。 http://t.cn/aFIexg 【11】有朋友在厄瓜多尔遇到抢劫，劫匪朝他胸口开枪，但在胸口的iPhone救了他一命，有图有真相！！！回复：1.要是诺基亚说不定就反弹回去 把劫匪干掉了。2.山寨机不仅可以把子弹挡回去，还可以自动扫射，智能识别匪徒，并在一切结束后自动报警和呼叫救护车！期间一直循环播放月亮 之上和荷塘月色背景音乐.. 山不在高，5潘则灵 【12】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联社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称，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对宏观经济成因和影响的研究”获得2011年经济学奖，颁奖词称：“经 两人发展的理论目前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 @许小年 ：记者问：萨金特获经济学诺奖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不客气地答：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 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 ”，害得中国没了学术。 140字不能完整达意，还是借胡适先生言，说明学和用的关系：“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 ，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 【13】死也要扯下卡扎菲的绿旗 @老榕 ：苏尔特巷战实况。建筑里有卡军狙击手。（记者一直都用狙击手和这个词，其实它指的是采用狙击战术、用各种武器的枪手。这也是狙击手的准确 定义，不是拿着标准狙击步枪的才叫狙击手，大家别上了一些半瓶子军网的当，他们喜欢偷换这个概念以美化卡军、诬陷记者造谣）。利军猛冲 ING… 战斗是残酷的，利军是顽强的。这是苏尔特现场，利军被卡军枪手打倒一片时的情形。战友正在玩儿命的往回拉伤员。这张没有血。可是，他腹部 中弹了…真主保佑他 苏尔特还剩下最后一条街道没有被攻占了。这条街道有个奇怪的名字，叫Dollar Street。卡扎菲的家乡有一条大街居然叫“美元大街”？啥意思 啊！ Dollar Street是苏尔特最高档的住宅区，卡扎菲的祖屋以及很多亲信的住房都在这里，每栋建筑都搞得象一个 堡垒。 死也要扯下卡扎菲的绿旗。2011年10月10日，苏尔特 攻进苏尔特城区的利军，搜到一个足球。于是，巷战就变成了这样….真是不要命了，唉。 狙击手 他们已经冲进了卡扎菲祖屋豪宅的卧室。 @环球时报系邱永峥 ：苏尔特这次被打毁得不小啦，几乎每个居民区都进行了巷战，逃出苏尔特的百姓告诉我：没有哪家没有挨子弹枪炮弹的。   苏尔特的这个泳池不是有钱大款能享受的，是卡扎菲用来专门招待各国元首的。就算你是外国要员，一 个晚上也要付600第纳尔（500美元的样子）。 苏尔特城内有钱人家的泳池内现在泡着太阳椅，不知道谁推下去的。 【14】新诺基亚主题铃声 9月5日开始的 Nokia Tune Remark 落下帷幕，最终来自意大利的 DJ ：Valerio Alessandro Sizzi 赢得头筹，获得 1 万美金的奖励。这段 24 秒带有电子舞曲混音风格的新诺基亚主题铃声会出现在未来 1 亿台诺基亚手机上。 【15】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伊利诺斯州怀孕39周的阿姆巴-米勒9日参加了芝加哥马拉松赛。当她跑到比赛的最后阶段时，宫缩开始了，但她仍然半走 、半跑，跑完了全程，用时6小时25分钟。9日夜晚，她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小宝宝简-奥德拉。阿姆巴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16】占领西雅图 【17】10月8日，西班牙萨拉戈萨斗牛场再现可怖一幕，斗牛士被暴怒公牛顶翻，落地后面庞又遭牛角戳穿 【18】帽子云 下面这张惊人的照片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克留切夫斯克索普卡山拍摄的，拍摄者是业余摄影爱好者伊万-德门塔夫斯基。照片乍一看就像外星人 乘坐着一个巨大的飞碟降落山巅，要不就是山峰自己正在起飞。其实，这里没外星人什么事儿，照片拍到的只是一种罕见的帽子云形成过程。( @微天下 ) 【19】1989年，乔布斯和女儿丽莎 【20】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天涯乔木 ：【资中筠谈大学】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清华现在变的非 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21】微博 @郑渊洁 ：上月去深圳朋友告我一事：深圳一局长酒后找代驾送其回家，到住宅区门口局长和代驾因费用发生分歧，长时占道致路堵塞，一小伙询 问时局长一拳打来，小伙反击占了上风，局长流血。警察赶到处理。次日局长派律师向小伙索要10万元，并放话否则别在深圳混。小伙说我发微博。 局长再未吭气连医药费也不要了。 别拍了。。对，就那个发微博的。。 【22】网上消息说这就是大陆的经济现状 【23】但愿我们的工资，如吴仁惠一般，波涛胸涌，性感惊眼！（文： @阿里爱爱 ） 【24】窃听风云3 【25】辛亥革命第一功臣是袁世凯？ @历史袁老师归来 ： 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贡献极大。“辛亥革命”后，皇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交权， 目前许多文章都指责袁世凯时期。实际上不仅北京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共和和民主时期，特别是袁世凯时期，这是中国共和和民主时期的开 创初期。这一时期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的第一功臣，毫无疑问是袁世凯。 @ 鲁大爷有话说 ：【还原历史】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首先要还原历史真相:辛亥革命其实是一次体制内的骚乱，和孙中山没有任何关系 ，之前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均没成功。袁世凯因和平说服清帝退位，全票通过成为中国民国总统，并不是从孙中山那里窃取来的。孙中山是伟人，但不 可虚构历史来证明他的伟大。 @ 吴洪森新微博 ：【辛亥革命第一功臣是袁世凯】百年前武昌起义之所以轻易取胜，结束了两千年皇朝统治，第一功臣是袁世凯。袁手握重 兵，拥有清朝最现代化军队。袁倒向哪边，哪边就取胜。在这历史紧要关头，袁世凯顺应民心，按兵不动，使辛亥革命取得了不流血的胜利，所以辛 亥革命百年，我选择纪念袁世凯。 【26】现售价人民币160万元 @邢老 5 ：【有图】有瑞典的朋友帮忙转发，谢谢。急售瑞典Oskarshamn（奥斯卡港）别墅一栋，距离海边0.5公里，全部面积1600㎡，6个房间 （4个卧室），有地下室，车库，房屋被草坪包围，风景秀丽，环境安静，还可以升国旗，去年全新装修加固，和新的一样，因以后不常驻，现售价人 民币160万元。 【27】这次很壮观 @masseyboy ： 帮朋友带的新西兰Kricare奶粉到了，这次很壮观，一共12箱， 共计72罐。哈哈 【28】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义务教育 在洛阳街头抓拍的一组镜头,一个老乞丐在给一个小乞丐读书,读的是初中语文课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义务教育（ @沐心斋主人 ） 【29】梦想很美 @北京兵 人 ：截止本脖发稿时间为止，纪念辛亥革命的最佳评论由一位名叫 @苍井空 的日本朋友拿走。她只用了四个字，就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的种种心 酸。这四个字是：梦想很美。 【30】当你想吃垃圾食品的时候，就看看这张照片（ @求是设计会 ） 【31】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 @喷嚏意 图 ：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包容，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 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后，做一个纯简的人。 http://t.cn/aFf1Ug 乔布斯有一句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其意境“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渺小。求知若渴，虚 心若愚来拥抱未来的知识。”但是我更喜欢“做个吃货，做个傻逼。”这个版本。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一篇蓄意宰杀农民的恶毒文字 —-痛驳《浅谈彻底取消农业税是中国房价物价飞涨的原因》 作者：诚言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9 8:04:03 阅读量：341次 　　房价高，粮价高，肉价高，菜价高，药价高，油价高……;读书难，治病难，就业难，住房难，生也难，死也难……。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面对生活成本轮番高涨、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的困境，无不会痛苦地思考：这是怎么了?正在仁者见仁、智者说智的当儿，在《凱迪社区》，见到了一篇署名“2小力量” 的“浅谈彻底取消农业税是中国房价物价飞涨的原因” 的文章(以下简称“原因” )。对任何一个有良知、有理性、有道德感的读者来说，阅读这样的文章，都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都会认为这是一篇用心歹毒丑陋无比的文字。无论出于义愤，出于不平，出于做人的规则，出于知识分子的天职，对这种蓄意宰杀本来就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兄弟的恶毒言辞，我都无法保持沉默! 　　一、 我国商品匮乏吗? 　　“2小力量” 在他文章的标题中就急不可耐地亮出了他的观点。在正文中，他更气势汹汹地责问：“如果沒彻底取消农业税，农民不大量湧入城市，这物价房价还涨得如此之快吗?”在他看来，农民进城后，既减少了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又用打工的钱买粮买肉甚至买房，“农产品势必供应不足，加之国际市场冲击，自然物价飞涨。”他还认为，农民工先在中小城镇买房，“这是房价开始涨的原因”。对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的荒唐推理和掩饰真相、嫁祸于人的无耻言论，必须直面生活现实，摆出有力的证据予以批驳。 　　首先，中国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短缺经济，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货多价钱高”。这有二点可以证明。、：一是高层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呼吁“拉动内需”，二是外贸出口额占内贸总额的三分之二。如果商品供给吃紧，政府不会鼓励群众扩大消费;如果连内贸都不能满足，何必叫本国人民节衣缩食、把生活必用品的百分之四十卖于外人?那些囗囗声声倡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的人士，在事关民生的时候，怎么又放弃了原则立场呢 　　再从进城农民的购买力来看，对引动物价上涨的影响之小远不能与物价的大幅度增长相提并论。据学者刘植荣先生在“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营运成本55%，而在中国则不到10%，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中国是25%，世界排158位。有25个国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这25个国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等。不难想见，拿最低工资的绝大多数是干活时间最长、工种最苦最累的农民工。某些无良的官员、专家鼓吹中国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国际社会用“血汗工厂” 蔑 称中国，也可资佐证。尤为值得同情的，这批农民进城后，虽然贡献大、待遇低，但享受不到“城里人” 享受的社会褔利，甚至连孩子读书都要多交钱。他们除了挣个维持劳动力生产的必要成本外，连劳动力再生产都捉襟见肘，有多大能力去购物消费并导致商品供应紧张呢? 　　二、导致物价、房价上涨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影响房价、物价上涨的因素多多，择其要者，大致有： 　　1、中国商品的税负重。由于流通环节多，每经过一关，除了主其事者要赚取一定的利润之外，各地各级的税务、工商、卫生、环卫、交通、质量监测、摊位管理者等部门都要收取数额不菲的税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的数据显示：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它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抅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近三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国家财政收入(不含地方税、费)更以远远高于GDP增速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比例递增，“政府不差钱” 成了主流声音傲气十足的口头禅。中国税负指数、税负痛苦指数悍然位于全球之冠。 　　2、中国产品的物质成本高。由于粗放管理、科技含量低和重复建设、舖张浪费等原因，中国产品一直未摆脱拼消耗、高耗能的生产模式，再加上形形色色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最终都要打入成本，由消费者埋单。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曾介绍：在劳动生产率方面，2008年，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585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9%，俄罗斯的20.8%;在资源效率上，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费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日本GDP占世界的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3.3%和5.1%。 　　3、“土地财政”导致房价奇高。在土地国有化、集体化的名义下，上天赐予的、祖宗们开垦的土地资源成了各地政府奇货可居的商品，政府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从原使用人手中“转让”过来，又以所有者身份用“竞拍” 的方式高价出售给房屋开发商建商品房，房价自然抬高。据著名开发商任志强透露，在房屋建筑、销售过程中，政府所得占一大半。这就是在中国人均收入不足美国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房价普遍高于美国的成因。更为荒唐的，老百姓高价购回的房产，其土地只有70年的使用权。根据官场已出现的“集体世袭” 的潜规则，这些官人的子孙后代都衣食无忧了。当然，也有低价土地用于建房，除了造成与官方有特殊关系的开发商一夜暴富外，买房人也休想得到优惠。 　　4、分配不合理。巨量社会财富流向了哪里?简单地说，一是政府，二是官员，三是国企髙管，四是有权力罩着的民营企业家。细究这些原因，不是这篇短文的目的，只提几组数字，不难看个大概。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78年第15名、90年第10名、2010年第2名;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80年第84名、90年第105名、2010年第127名。社科院的一份报告称：十一、五期间，政府财政收入年增9500亿元，增速高于GDP2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超过日本，而日本当年GDP是中国的2倍以上;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货膨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七分之一至三分之一;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比例占14.9%，美国这一比例是61%，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到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人口占22%)，整个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全球倒数第一。中国财政供养行政人员人数占全球一半，官民之比达到1：18。在国民收入再次分配中，不合理处也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特约研究员在央视《1十1》节目中透露，“三公” 消费一年1.9万亿元，占行政开支60%。卫生部一副部长曾说，在财政开支的医疗费中，80%为850万党政干部阶层花用。在国内股市一路跳水之际，中石化在美国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119亿美元;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联通四大公司最近四年向海外投资者分红达7000亿人民币，年收益率高达130%。在中国尚有近半数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一人一天2美元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援助却越来越财大气粗，买的外国债券不断增加。穷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早已突破警示线并不断攀升。可怕的是，在短期内还看不到缓解这一困局的迹象。 　　5、货币对内大幅贬值。市场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社会可供商品总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是币值稳定、物价稳定的前提，货币超量发行必然拉动物价上涨。有统计显示，从政革初期到2008年止，我国经济增长99倍，人民币投放总量的数量增加700倍。在造成货币投放多的诸因素中，颇具特色的外汇管理是重大原因之一，以现有外汇节余3.3万亿美元折算，就要多增发20多万亿人民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今年在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上称：08年以来，“三年货币超发73.6万亿元。” 　　这才是造成物价高、房价高的主要原因。试问“原因”的作者，这五条原因中的哪一条，不比你那“原因” 拉升物价的危害大? 　　三、“2小力量” 对农民意欲何为

作者: 杨小凯 　　 　　 　　我的专业不是政治学，从学问方面而言，我对政治学可说是门外汉，没有什么资格来讨论政治理论问题。不过我们这一辈中国人都曾被当代中国的政治动乱所苦，象“久病成良医”一样，对政治多多少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对政治的关注自然与我曾受到的政治迫害有关。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很多不同政见者（其中有些是原来对政治并无兴趣的普通人）不知不觉竟因政治掉了脑袋。这使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为保全身家性命，都必须懂得中国政治。作为一个还未成年时就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讨论中国的政体问题，并为此坐牢十年的人，我自然对政治历史、政治理论、实际政治发展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注。但我在此文中的看法与其说是高深的沉思，不如说是这代知识分子中一位思想敏锐者的情绪和直感。 　　 　　　　我将从四个方面讨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是民主政治与革命的关系。第二是民主政治与经济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第三是中国政治的种种特点。最后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直感和猜测。 　　 　　　　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里我读了很多历史书。开始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叛逆者，但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后果，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尔死后，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在英国大革命之后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后来的自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后却是第三条路，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没有根，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后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对***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两个魔鬼（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我后来细细咀嚼，发觉有一些更大的历史背景比“光荣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个是英国的小国会、小宪章这段历史。英国的小国会实质是诸侯会议，很有点像中国的“春秋五霸”的诸侯会议。也就是说英国历史上有封建诸侯权势超过国王的传统。王权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发达，以及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是小国会、小宪章（实际上是各诸侯限制王权的条例）和后来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换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如果王权发达，用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分封制，则民主制度极难生长起来。正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发达、早就废止了封建制度的国家，很难产生小国会这种制度一样。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英国革命的历史说明，人民革命只会产生暴君，而革命产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国这种已有英国民主传统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说菲律宾是革命产生民主的例子，而实际上菲律宾的微笑革命只是一次政变而已，政变也是在美国压力下上层推行的民主化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与中国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实在是天隔地远。所以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譬如说，我们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有征服他人、损人利己的恶性这一条，对“暴君”和“人民”同样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会分为不同的派别，互相斗争，既然推翻暴君可行，为什么打倒敌对派别不行。“人民”会用对待暴君的办法互相残杀，直至剩下一个新暴君为止。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无数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残杀，剩下一个大土匪（新皇帝）。最后人民体会到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些，“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像不像法国大革命后“热月政变”时的“秩序党”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来联盟的观点？）因此新朝代会巩固一段时间。辛亥革命这种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一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旦革命发生，只有列宁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痴才相信这种革命会产生出“民主”。 　　 　　　　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假设有可能出现孙中山这类人，利用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为民主打下了意识形态和宪法基础，使国民党“训政”下长大的人，从小就知道政党自由、五权分立这些东西迟早是要实现的，所以虽然要经历两代人以上的动乱，民主政体终会来临（像台湾目前一样），那么用革命来改变大陆专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〇年代末，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我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革命情绪可说是到了顶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参加反对当局的革命党的。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我想起这些被杀害的政治家生前的一些思想（他们中不少是我的狱中好朋友），开始体会到他们的一种判断，即社会现代化过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当时一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秘密政党活动中都密切注视在南美搞革命活动的古巴人格瓦拉。他们认为，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专制国家发动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与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马列主义理想，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却企图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彻底失败了。很多人总结失败的原因，与现代化的通讯、运兵手段的发达极有关。譬如在现代化铁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像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一样，饿死近二千万人，而人人都以为是“形势大好”，自己看到的灾难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原则上说，在现代化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像武昌起义一样）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政党活动，是因为有一点还不清楚，即像文革这种上层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是否会提供革命的机会。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后来认识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养起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文革不但没有为改朝换代创造条件，相反却为防止改朝换代、巩固***的政权起了与预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民自从大跃进以来对专制政体的不满在文革中发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暴露无疑。在毛泽东短期内允许变相政党自由的条件下，人民一轰而起，互相残杀。大家又多了一个念头：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得多。批旧和反革命情绪油然而生。这种情绪在极左路线的口号下成为邓小平政权最强的政治王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今天利用上层冲突触发革命的机会比以前要小得多，这是文革的积极后果之一。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 　　 　　　　留恋一个“大土匪”的情绪是中国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错觉。多个“小土匪”如能和平竞争（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国或多党），自然比一个大土匪好，但这种和平竞争的局面在中国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其原因可专门写本书。原因之一是上层内部的多极平等竞争不发达和缺乏稳定的结构。结果往往给革命和改朝换代以可乘之机。最上层权力太大，中层和上层内部没有分封制，又不能像欧洲多国制度及现代绅士阶层等结构来制约中央的权力。历史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是靠碰运气，谁说美国人不是因为走运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一样。所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若是中国今天发生了武昌起义式的民主革命，你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就会离中国远远的，躲开革命中的中国。我本人就是文革后的反革命情绪的代表。我在监狱里结交的很多好朋友却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爱他们，但***革命却把如此高尚的人变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亲被逼自杀，我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如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用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像***几十年迫害政敌（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同意见者）都是以迫害国民党人的合法性为基础一样。至今迫害“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着很多亲近***的人。有人会说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体，就会避免这类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代表民主的北方胜利后，迫害南方的情绪势不可挡，一时谁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错”案。有个错案直到百多年后卡特当政时才昭雪。要不是老约翰逊总统后来力挽狂澜，与这种迫害南方领袖人物的情绪对抗，美国也不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 　　 　　　　改朝换代并不那么灿烂辉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并不从理论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传统”，坐过***牢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牢里的政治犯，有与***一模一样的意识形态，企图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许许多多这类“反革命犯”都是ZG革命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识，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这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专制政体最可悲之处并不是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而在于它使人民的意识形态也专制化。因此革命只会复制专制，而这又成为当权者镇压人民的理由，可悲之处就在于这种镇压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总之，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 　　 　　　　另外，我想强调，我对革命和专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苏联的集权制度是所有政体中离民主最远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权国家组成，则对人类历史发展最有意义的格局是，一百多个国家试验各不相同的政体，包括最坏和最好的。因为不经试验，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效果（好、坏）。这个过程中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对历史的意义也许最大，因为此国人民受尽苦难，却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宝贵的信息。何况最坏的政体也许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点），正像苏联制度在制造人造卫星方面就曾给美国以制度创新的启发。但作为一个功利主义的中国人，真不希望这个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好坏不能看短期，坏到底，也许会出好东西，所以在一个长历史时期内（譬如一千年），有许许多多的政体在持续不断地试验，这是对历史学家极有意思的格局，但对我们这类渺小的功利主义者，意义却不大。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对历史后果不轻易下结论，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试验机会是会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我是个被试验政体下的人，我最关心的却不会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个人的幸福。 　　 　　　　外国历史值得借鉴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体的人，自然会用法国大革命来反驳我关于“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几等于零”的观念。法国大革命制造了彻底的改朝换代，虽没有代议制，但却产生了一个“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仑。正好，拿破仑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历史人物。 　　 　　 　　　　试想想，有谁能一枪不发地征服一个与他为敌的政权。而拿破仑百日复辟时正是带着少数随从，一枪不发的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当他走近时，都高呼“皇帝万岁”而倒戈。拿破仑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像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起来”。被黑格尔这种知识分子真心崇拜，称为哲学理性在地上的代表，这种君主实在不多。拿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而是拿破仑法典。”显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确定陪审制度的成文法。法国革命后，几经改朝换代，直至世界大战时从来没有真正确定民主政体，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仑法典奉为圭臬，不敢变动。革命后真正被巩固了的是拿破仑确立的私人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 　　 　　　　法国的历史，与香港、台湾、南韩等东亚现代社会，都说明私有财产制度是比民主政体对现代社会更根本的东西。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 　　 　　 　　　　英国的“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权处理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没收私人财产。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候”，则意味着他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对这种挑战的敏感往往是对改朝换代危险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也喜欢用这句子提醒毛泽东对***朝代之威胁的警惕）。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就要“共产”。这倒很象今天的***。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设性的，不象“无产阶级造反”、农民造反那种纯粹的改朝换代。而英国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贵、大贾，经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私人财产是不能随便充公的。这种借钱中的冲突正是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只有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政治变动才有产生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政治变动几乎完全等于动乱或改朝换代。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种乌托邦，而且是种欺人之谈。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可以被证明的另一种假说。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 　　 　　　　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上层结构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个有管理社会能力的企业家精英阶层。现代的激进主义是种中产阶级现象，而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是性质很不同的。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往往表现出互利性，其关心的重点是政体，而不是改朝换代和国体等等与损人利己的征服心有关的事。资产阶级与当权派的竞争更接近上层内行的竞争，而不象农民起义这类外行竞争。 　　 　　 　　　　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达，可以使社会的“仕途”（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中国很多改朝换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来的。中国也极少有自动让权的例子。这都与私人财产制度不发达有关。 　　 　　　　三、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正象我敢在这里讲一些真正独立知识分子的话，是因为有私人基金会资助我来美国一样；如果在中国，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独立的地位。大陆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也不得不附在“***这张皮上”。在这种国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会有超过中国历史上“清议”政治的水平。中国曾经有发达的清议政治，士大夫被鼓励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人民”是种偶像崇拜，是当权者垄断政治的一种玩偶。正象ZG最喜欢用“人民”这种偶像崇拜来推行其政治运动一样。 　　 　　　　四、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美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中国文革中的变动，对经济影响极大。仔细观察中国的人，会发觉工业生产最糟时是短暂实行变相政党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产效率最高的却是专制暴政最厉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怪现象，劳改队的生产率比同等条件的国营单位要高。也就是说，国有工业制度的确要与专制政治相配合。在国有制条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过中国人是聪明绝顶的民族，文革政治动乱中，江浙南方一带发展出一种发达的半私有经济制度，以温州、常州、无锡为代表。很多农民和企业家，利用文革国营经济瘫痪的机会，发展出一种准私有经济。他们从物物交换式的市场做起，发展出一个计划控制之外的发达的私人经济市场。这种市场倒很适应文革的“大民主”气候。不管政治如何动乱，它照样发展。 　　 　　　　私有制能顺利走向民主 　　 　　　　这种现象使我有种直觉，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那怕是***统治下，他们都有本事发展出私人资本主义来。正象学大寨运动中，有些生产队就偷偷把田分了，由于产量激增，还得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中国人长于与政治权威妥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派工夫实在到家。上海是另一个例子。“四人帮”用专制主义办法经营上海的国营经济，相当成功。而上海经济却很不适应改革后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国营经济与专制政治有某些内在联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得了的。 　　 　　　　广东也是一种例子。广东私人资本主义目前已相当发达，在广东就没有北京那种空洞的政治热情，广东的学生就不闹事，也没有革命情绪。更不喜欢那些奢侈性的知识分子头衔。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威胁，实在是***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为等级的“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类）“民主”政策，结果是既讨不了知识分子的好（因为这种政策不会多产生出住房、汽车），又会激化革命情绪。 　　 　　　　以私有制为基础能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国人社会，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个富过政府官员的强大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强大社会。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员高，天天在议会骂政府。而在大陆，政府吞吃了整个社会，独立于政府的中产阶级或社会几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只是想欺骗舆论或粉饰太平，那还谈不上危险；如果真想试试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引出动乱和改朝换代来。因为若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则“人民”是不具有建设性、很危险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势力。 　　 　　来源: 爱思想 | 来源日期：2011-10-04 | 责任编辑：向异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76.html

本报记者 陈倩儿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8日  12 版） 高俊琪在北京五环外的咸宁侯村村口。  陈倩儿摄 高俊琪在天安门城楼前。   陈倩儿摄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 　　 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高俊琪在这所公办小学里只上了一周的课，在这个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几天。很快，爸妈跟着相熟的老乡，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咸宁侯村。比起通州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学校嘛。”搬家时，俊琪妈妈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宁侯村，高家的新房东与这里公办小学的校长“说不上话儿”，要入学得交两三千元的费用。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所以马上打消了进公办的念头，把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 　　“那儿一学期学费四五百块，饭费也便宜，他们还到村里头接孩子，上完课再送回来，多好呀！”俊琪妈妈还记得，那时每到开学前，许多民办学校就在村里“弄个桌子招生”，她最终为儿子选定了离家20分钟车程的京华希望学校。 　　在这个新学校里，二年级还没读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这里的教室，“不亮堂，墙上老掉漆”，每个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尽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顶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这时便“哪儿不漏往哪儿挤一点”。 　　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最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记得，校长曾在校会上充满激情地解释学校的新名字：“这意味着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们是这个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读初一。不久，老师就告诉初一班级的“新公民”们，他们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老师还说，考虑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将来考上大学，最好尽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该如何选择。 　　“妈，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虑了好几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爷爷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谁管你？他们岁数也大了……”妈妈急着拒绝。 　　在母亲眼中，高俊琪还是那个“上房顶、爬墙头”的野小孩，“哪个孩子惹着他，他就跟谁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爷爷那时候曾语重深长地劝告：“这孩子你打小不管，长大了就是黑帮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这样看自己。一年前，成绩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纪律部。每逢早读、课间和午休，他就戴着写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个角落巡逻，和几个同学一块儿管理着学校9个年级的纪律。 　　不过，他从没跟母亲提起这些。即便后来初三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妈妈也只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这个消息。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他嫌妈妈“磨叽”。 　　他14岁了，渐渐有了主见。到天安门玩，他不再跟着爸妈去，而是喜欢与同学结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发，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顿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粮作午饭，然后与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来。 　　这一回，他试着为自己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没想到却被突然击退。他于是故意躲着妈妈，拒绝和她说话，还坚持“不给她炒菜”。往常，妈妈下班回家晚了，晚饭都由他负责。直到几天之后，做卸货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间僵持的气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饭桌上得以缓和。 　　但高俊琪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着班上陆续有同学返回老家，老师也不时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妈，你让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节前夕，高俊琪突然这么说。 　　听到这话，母亲愣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的儿子“像个大男人一样”。这个只念过小学一年级、基本不识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口中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老家时，她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儿”。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渐渐也“梦想着”儿子能上个大学。“你看人家考上大学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轻松啊！往办公室一坐，还不累。”她常常听工友这么议论，时间长了也受影响。 　　那年春节，高俊琪带上自己的书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动摇了。老家的人说，这几年也有孩子从外地返乡读书，原本在外地学习挺好的，可在老家没父母管教，时间长了就学坏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到网吧上网，“去偷，去抢，还打老师”。 　　“村里坏孩子太多了。”一个邻居这样分析，“而且你们这条件，要是他考上大学，上得起吗？”这话说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们猛然意识到，“一年上万块”的大学学费，这个家实在难以支付。 　　“在我们身边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学不坏，你说是吧？”爸妈这样劝说儿子。 　　高俊琪开始沉默。生活没人照料怎么办？自己学坏了怎么办？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怎么办？“要是这些真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呀？”他不断问自己，越发觉得难以应对。最终，他又拿起书包，跟着爸妈回到了北京。从此，他再没提过回老家念书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觉得大学意味着自己的前途，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在一封电邮中，高俊琪这样向我描绘他心中的大学。 　　“远大的理想”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个从小喜欢玩具车、不仅爱玩还爱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过，在大学里学一门与机械或汽车有关的专业，将来“可以设计汽车”。 　　 还是出来了好，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我们想得很开的。”在游人如梭的天安门广场，我和高俊琪边走边聊，16岁的他用一种类似中年人的口吻说道。 　　他说的“我们”，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对于不能在北京升高中参加高考，同学们几乎没有什么怨言，“大家只是讨论怎么办，很少讨论为什么”。 　　对天安门及周边，高俊琪如数家珍。一路上，他抑制不住地为我当起了导游。 　　“这个你要看吗？杨贵妃展览，不过里头东西特少，就几张图片，我老早看过了。”“要不在这儿坐一下？这小公园挺好的，小时候玩累了，我就坐这儿休息。”过去7年，他保持着每年都来这里的习惯，一般每年来三四次，至少也得来上一次。 　　“这儿特漂亮。”在天安门前，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带着欣赏甚至珍惜的眼光，观赏这里的一草一木与宏伟建筑。“天安门就是北京。”他用力地说，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这儿是中国的象征。” 　　“这儿不准卖冰棍，逮到了要罚100块的。”一个女人捧着“北京老冰棍”的纸箱子在我们面前快速走过时，高俊琪向我介绍道。 　　“他想偷偷进去卖国旗，被逮着了，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还罚点钱，一天就白干了。”一个男人撩起了裤腿，长筒袜子里塞着一捆小国旗，正被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盘问。 　　在街心花园里，扫地的清洁工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一天到晚不能休息，即使没有垃圾，也要一直走来走去，走完8小时。” 　　在这个少年眼中，天安门随处都是与自己的家庭境况相似的人。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他却始终明白，自己是个“外地人”，或者“老家的人”。 　　“本来就没有北京户口，就算可以在这里上高中，也不能参加高考吧。”他平淡地说。他并不知道当下社会正热烈地讨论打工子弟在北京的教育问题，以及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为何难以向社会上层流动。“国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吧。”他一脸严肃地表达对户口制度的理解，“不然就乱套了。” 　　可最近这几年，这个“老家的人”回到老家，却开始有些不习惯了。前年他回去过春节，呆了没几天就忍不住抱怨。“这儿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晚上黑乎乎一片，大街上也没灯。”妈妈记得高俊琪这样对自己说。他吃不惯老家的棒子面，帮忙做饭的时候，因为用惯了煤气炉，也不再习惯拉风箱烧柴火。 　　事实上，在老家，“家”早已不存在了。前些年，一场大雨后，土房子被冲塌，他们一直漂泊在外，至今没有修葺。返乡时，一家三口就在爷爷奶奶家的木板床上挤着睡。 　　更微妙的变化是语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说的山东话“没以前溜了”。尽管他感觉还是“说老家话亲切点儿”，但一听到别人说普通话，自己的普通话也就“被带出来了”。他妈妈发现，孩子在老家“说普通话比说老家话多”。 　　“一听到我说普通话，大家就笑。”他告诉我，有时候也感觉会说普通话的自己是“半个北京人”了。 　　对老家人的这种笑，俊琪妈妈深有体会。“你到北京也就是打个工，也没当官，也没发财，还出洋相了你，不说家乡话……人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要是你混好了还行……”她偷偷告诉我，她还没出来打工时，也曾在心里这样嘲讽从外地回来的老乡。 　　与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他们老家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几乎只剩下老人。这些年轻人离家后渐渐都把普通话说习惯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着点，别把外头的话带出来了”。 　　高俊琪似乎还读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们自己不会说吧，觉得有趣。”他这样猜测。 　　与上了年纪的人不同，小他两岁的堂弟一直想学好普通话。春节时，他常常让高俊琪跟他用普通话对话。 　　“还是出来了好。”与堂弟的生活相比，高俊琪这样想，“毕竟我知道了北京的习俗和文化，懂的东西比他多多了。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 　　可如果时间退回一年多前，高俊琪大概没有这么肯定。 　　回老家念书的想法彻底受挫后，他在心里“难受了好一会儿”，却很少对别人说起。他当时的班主任项阳记得，高俊琪每天来到学校都“笑呵呵的”，看不出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只有那么一次，他无意中与高俊琪聊起了学业前途，感觉这个学生“脸上突然有了异样的表情”，“似乎在惋惜自己”。 　　大约从初二下学期开始，班里越来越多同学退学去打工，或因行为问题而被学校开除。在咸宁侯村里，与高俊琪上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还有4个男孩，到了初二，其中3个“混帮派的”都陆续离开了学校。 　　到了这个学年的末尾，班里只剩大约一半的学生，同一年级的两个班最终在初三时合并为一个26人的班。散漫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每回上课，听讲的不到一半人。 　　进入初三，高俊琪开始担任校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任班长。对自己的前途，他渐渐有了新的打算。他希望毕业后去职业高中继续读书，以后再一步步通过自考或成人高考获得学历。 　　有一阵子，他也考虑过体育学校。“他说过想去上体校，咱上得起吗？”他妈妈这样对我说。上体校据说“一年得花好几万块”，这样的开销对她是天文数字。平日儿子打篮球，一个多月就要穿破一双20多元的布鞋，她已经有点儿心疼，不时唠叨几句。 　　在北京打工这些年，高俊琪的妈妈换过好几份工作，却都没离开过保洁这个行业，爸爸则一直跟搬运、卸货打交道。眼下，夫妻俩每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500元。 　　与我见面的时候，高俊琪穿着一条20元买的黑色运动裤，身上的衣服显得不大合身。“这是去年买的，一直压着没穿，只穿过一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这几年长得快，初一时还是一米六几的样子，到了初三，个儿就蹿到了1.8米。 　　在老师的记忆中，这个学生总穿着同样的几件衣服。有一阵子碰上大热天，老师发现他天天穿同一件衣服，忍不住提醒：“你这衣服要不要也洗洗了？”“我妈妈每天晚上给我洗，第二天就干了。”他答道。 　　这个少年很清楚家里的条件。他记得第一次去天安门时，自己曾幻想住得离天安门近一点，却从来没对父母提起过。他心里明白，“那太不现实了”。 　　上体校的想法也不太现实，高俊琪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最喜欢干啥呢？”眼看着儿子快要毕业，妈妈整天在耳边唠叨。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别磨叽了。”一直犹豫不决的儿子被说得烦了。 　　“那就学修车去吧！”最后，常年在外头跑的爸爸说。在家里，他见识最广。在他看来，学好修车，儿子就有了一门手艺，不用像自己那样光靠力气干活。 　　对于修车这一行，高俊琪并不反感，他随即锁定了新的目标——去职高读汽修专业。可直到初中已经毕业，他依然没有找到一所适合的职高。在北京，职高通常开设针对服务行业的专业，极少有汽修的。 　　一直到了7月底，他才通过网络搜索到一所专门培训汽修技术人才的学校。可一去报名，“一年一万块”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要不找个修车铺跟师傅学？那样省钱，还学得快。”回到家里，父母这样跟孩子商量。 　　高俊琪接受了。 　　 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父亲在离家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找到了一间老乡开的修车小店。从8月中旬开始，高俊琪去跟着师傅当学徒工。 　　第一天，他特意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去见师傅，可一天下来“全身都是油，怎么也洗不掉”。第二天，他就换上了破旧衣服在店里忙碌，但路上往返时还是要穿着干净的衣服。 　　“他这是怕丢脸。”他妈妈说。做母亲的留意到，过去一年里儿子开始要面子了，他甚至主动要求为自己多买一身夏天和冬天的衣服。有电视台去他家做采访，高俊琪千叮万嘱让妈妈“把家里收拾得干净一点儿”。 　　原本，他刚上初三时，父母曾动摇过，打算让孩子回老家念书。但那时候回去，高俊琪很可能要“蹲一级”才能跟上进度，考上高中。“我现在比老师，甚至校长都高了吧。”他嫌留级丢脸，最后拒绝了。 　　不久前，房东把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子收回重建。“这样拆迁时他们能拿到更多赔偿，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弄得更漂亮了。”在咸宁侯村里，高俊琪向我介绍着，我俩的跟前是他曾经的家。 　　他们至今没有找新住处，只是盼望旧房子翻修后，“房租不会涨得太多”。高俊琪的爸爸常年在外头跟车跑，极少回家，高俊琪和妈妈近来在不同的亲戚家借宿。 　　“天生你就生在农村，你赖谁呀？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了。”我试探着问他是否曾埋怨家里的条件，他爽快地回答。 　　“怎么样才算是改变呢？”我又追着问。 　　“改变就是……自己事业上能好点儿……找的工作比北京人低一点，级别上，但自己多付出点努力，挣钱能多一点的那种……”他努力地寻找着各种词语，又不自觉地摆弄起手指。 　　偶尔，他也会想起在老家念书、成绩优异的表姐。表姐明年高考，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那里离咸宁侯村不远。“我羡慕她有这个理想，她朝着去奔，可能就会实现。”高俊琪低着头说，10只手指被他更加夸张地捏来弄去。 　　“她现在天天起来就对着书，倒下做梦了还是书，其实她不是直接去干她喜欢干的东西，她得考上了才能去干。”过了一会儿，他又这样说，仿佛在安慰自己，语气却越来越坚定，“我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走，我喜欢一个东西就去学它。”他一直坚持说，修车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他所喜欢的。 　　就像许多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想象若干年后的美好日子。“五六年后我也可以当师傅了，到时候也找几个徒弟，自己就轻松了。”他淘气地笑着，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创业计划：学成之后打几年工，然后在北京靠边的地方找一个便宜的门面，自己开一间修车铺。那时候，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偶尔进城“去天安门玩”。 　　我让他带我去看看他学修车的小店，没想到高俊琪却突然显得很为难。“去那一块儿呀，咱们不去了吧，太远了……”“那边特别乱，师傅不让看的……”“我带人过去，他就不让我学了……”他吞吞吐吐地找出各种理由。 　　一开始我不明所以，摸不着头脑。几番恳求后，他最终涨红着脸，极不情愿地说：“去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原文：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