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

在中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天安门母亲向人大和政协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关注讨论六四，推进公正解决“六四”问题。 公开信称，“六四”至今已经快二十四个年头了，而时至今日，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推行政治改革，但要改革，首先必须解决“六四”问题。 公开信还表示，回想当年持续了五十天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当时广场上喊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倒、反腐败”。而今天，这两个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膨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要实行政治改革，必须要沿着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方向，紧紧抓住并解决这两个时代的主题。除此之外，中国无路可走。 不过，公开信也承认，“六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海内外各个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取决于朝野之间各种政治诉求达成最基本的共识，而这个共识目前还不存在，还需要依靠民间和官方的对话、谈判。 公开信还重申了对解决“六四”问题提出的三条要求：     由人大常委会组成“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包括死者名单及人数。     由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向死者亲属交代，并依法给予赔偿。     由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立案侦查，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天安门母亲是由六四死难者家属、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等人发起，并联同其他六四死难者母亲组成的。 这次在公开信中签字的共有123人，其中包括丁子霖和丈夫蒋培坤。 此外，公开信还附上了32名当年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名单。 BBC中文網

“天安门母亲”群体再次致信两会，希望两会代表敦促中国政府和新领导人习近平，公正解决 “六四问题”，并向公众交代此事件。丁子霖认为新执政层再不能这绕开“六四问题”，并应致力于政改和民主。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新社消息，2月28日，123名”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就一直悬而未决的1989年”六四事件”几百名死难者问题，向两会代表发出公开信，敦促中国政府对这个政治问题做出法律上的公正处理，并公开交代此事。 公开信表示，当年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至今已进入第二十四个年头，新领导层已经登顶权力。但二十三年来”六四问题”被一届又一届领导人牢牢地压制，拒不作出公开的交代。天安门母亲要求新领导集体能弥补以往领导人的错失，对”六四问题”果敢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在两会来临之际，他们也期待两会代表推进该问题的公正解决。 天门安母亲也在公开信中提出具体的诉求，即”真相、赔偿和问责”，要求中国人大常委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该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及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据悉，此次签名成员中有公众熟知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张先玲和目前旅美民主人士、六四时被中共军队坦克轧断双腿的方政等人，丁子霖之子蒋捷连在1989年6月3日深夜遭到中共军队枪杀，年仅17岁。天安门母亲于1995年5月第一次致信中国人大，至今逾17年历经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进而进入习近平时代。公开信中对新领导层解决该问题并未寄予更大希望，但他们亦表示，中共当局只有启动政改和当年天安门运动中的民主方向，否则中国将无路可走。 新领导人不能再绕开”六四” 德国之声与丁子霖取得联系，她向德国之声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坚持向中共当局提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诉求，他们彼此扶持和鼓励，期待官方对这个问题的定性和解决方案。在漫长的等待中，所有的吁求均石沉大海：”二十四年了，我们这个群体到今天苦苦地坚守，从95年开始我们就给两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我们这么真诚的要求对话，没有任何代表、委员或领导人有回应，我们切身体会到一党专制、共产党强权多么心狠手辣。我们这封信是写给两会代表的，我们要求他们敦促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必须面对六四，不能再绕着走了。” 近日习近平南巡内部讲话见诸媒体，习近平称不能重蹈苏联解体覆辙，这让原本寄望新执政层启动”六四问题”解决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备感失望。丁子霖向德国之声表示，很难预料新一届权力核心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胡锦涛的任期已经拖了10年，习近平还想再拖5年，10年？但很遗憾看到他的南方内部讲话”。天安门母亲在信中直指：当年苏联、东欧巨变是以”六四屠杀”为戒，一个靠机枪、坦克维护的政权是不能持久的。 “这不是个人遭遇，而是国家劫难” 丁子霖也讲述了多年来六四难属的生活境况，日复一日的等待，希望过后再是绝望，中国政府始终回避这个问题，甚至在去年中国茉莉花行动中，采用分化方式，悄悄游说难属接受暗中赔偿方案，被难属拒绝。 去年5月，一位难属轧伟林绝望中自杀身亡，让天安门母亲在悲愤中更加坚定信念：”轧伟林那么决绝的走，我们很心痛，这个群体中不再出第二个轧伟林，大家要有尊严的坚持，我们彼此鼓励，我们禀持底线，就是要求法律解决，政治问题纳入法制轨道。习近平讲司法改革要依法治国’让每个群众在司法案件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正义’，这个语言讲得多美妙，我们的亲人都被你们杀害了，我们一直和平而理性的诉求，将这个问题纳入法制轨道解决，我们的正义在哪里？” 丁子霖认为他们的坚守也缘于这不仅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每个家庭成员个人遭遇，更联缀着一个国家始终不肯面对的一段历史：”虽然是我个人悲惨的遭遇，让我这白头人替我儿子追诉，但这件事是有典型意义，反映了我们国家民主的不幸，所以我一直把它放在我们民族遭受的劫难中，也正因为这样才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让我们支撑到今天。”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天安门母亲网站日前(27日)发表群体讣告，悼念上周五(25日)自杀辞世的“天安门父亲”轧伟林。美联社昨天也报道称，六四事件期间一名死难者的父亲轧伟林自杀身亡。美联社向北京警方要求证实此事，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回应。 天安门母亲在 讣告 说，轧伟林“22岁的次子轧爱国于1989年6月3日晚22时在公主坟一带被戒严部队子弹击中头部，死于301医院，6月5日家人才找到遗体，安葬于天津老家。” 轧伟林先生“年复一年地参加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公开信签名活动，也年复一年地密切注视着政府方面的反馈信息。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他也从50岁的壮年熬到了73岁的老年。长期的悲痛和压抑，终于导致他的绝望… 二十多年过去，冤屈未得申雪，他决意以死抗争…” 这位绝望的“天安门父亲”于“六四”23周年前夕离家出走，5月25日下午，他的家人在他住处的地下车库里发现了轧伟林自缢身亡的遗体。 之后警方封锁了现场，运走了遗体，并且已于27日火化。 天安门母亲还在讣告中“呼吁海内外同胞和国际社会协同努力，敦促中国政府早日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不让轧伟林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

2009年3月6日那天，我们这个凄凉的家庭发生了一件令人激奋的事情。傍晚，家中电话响起，我患病的丈夫接听后，脸部一片茫然，哆哆索索地问：“肖杰父亲？！”我一听便把电话接了过来：“啊？你是肖杰的父亲？”“我是啊！”于是，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就对起话来，生怕电话断了。 肖杰的父亲正是我们苦苦寻找了将近20年的难友啊！今天他竟主动找到了我们，真是老天相助啊！在我们那份195位死难者名册上，肖杰名列第四。当时我们想，既然很快就知道了肖杰的名字，那寻找到他的家属就不会太难。未曾料到，一年一年过去，直至今年……。 肖杰，又一个在“六四”惨案中遭武装部队杀害的优秀中国青年。他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在1989年大屠杀后不久，我就得知我自己所在学校一共有6名大学生、硕士生遇难，其中新闻系两名，这就是陈来顺、肖杰；哲学系一名陆春林，工经系一名吴国锋，国政系一名张向红，还有一名是苏东所的程仁兴。到目前为止，人民大学被枪杀的学生最多。 我本人是从新闻系毕业的。那个系有我的老师、同学和老领导，我料想他们一定能帮助我的。但是，事情竟然出乎我的意料。在上世纪90年代，我托了好多友人，寻找到了人民大学其他几位死者的亲属，却独独找不到肖杰的亲属。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我曾苦苦请求新闻系与我相熟的同乡姐妹帮助我。不久，她找到我，悄悄对我说：“你不要再去查了，这个学生情况特殊，他的档案材料学校都封存了。”我问：“为什么？难道系里也没有留下一点线索吗？”经我再三追问，她才吞吞吐吐告诉我一些情况：肖杰家住成都，父母就此一子（现在得知还有一妹）。学潮期间，他表现相当激烈，曾参加过胡耀邦逝世后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长跪和后来的绝食活动。“六四”一开枪，系里为了保护他，动员他赶快离开北京回成都去躲一躲。那知6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去火车站的路上经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戒严部队令其站住，未听从，子弹从后背穿过前胸，当即死亡。下午四时许公安部据从遗体发现的学生证通报学校领回尸体。……这段情况，就是我在死难者名册里所写的。 几年过去，我仍没有死心。该系有一位副系主任，他的夫人与我关系不错。我知道他们夫妇俩对当年的学潮持同情态度，好几次都想找找他们。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相遇，我就悄悄托她找肖杰在成都的家庭地址。她当时没有拒绝我，但也没有爽快地答应。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下文了，我知道，这是让她为难了。 2000年早春，我与我丈夫顶着几个省市国安“便衣”的跟踪，去四川去看望成都的难友吴定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一面见得真不容易，“便衣”们紧跟不放。我们曾托成都的一些老朋友打听过肖杰家的地址，但是找不到任何一点的线索。这本来就是漫无边际的事，但总期待着天下事有时会碰巧。我们的心里，常常挂着肖杰的父母。 快20年了，自从1991年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以来，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地在采访中，说到许多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情况，唯独没有肖杰的情况。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念起这位小系友。他长得怎样？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啊？每次念及，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愧疚之情。 因此，接到肖杰父亲肖宗友的电话，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我首先要问清楚并记下来他们夫妇的姓名、地址、电话、邮编，以后好经常联系。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得到我们的电话号码的？……一连串的问题，双方虽从未见面，但从电话中就可体察到那份相知、相遇之情，——这是任凭何种力量都阻隔不了的。 这里，我要感谢大洋彼岸的苏晓康先生，正是他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在香港开放杂志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书——《寻访六四受难者》。经我询问才得知，肖杰父亲的老同学去香港偶然购得此书，书上公布的遇难者名单第四位便是肖杰的名字。此人从香港回来送书给肖宗友阅读，以慰其丧子之痛。老肖是有心人，多方打听才知道我的电话。我们两家难属父母从遥远的20年一下子拉到了近在咫尺。这是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啊！。我从电话的另一端能感受到这位四川老汉的激动心情。 第一次通话，肖家急于想告诉我，肖杰早在天安门绝食期间就被有关部门盯上了。他虽躲过“六四”了大屠杀，但第二天还是不放过他。他是在第二天回四川途中在南池子南口遭黑枪打死的。当时没有气绝，现场有一百多位勇敢的北京市民把肖杰送往马路对面东长安街公安部内公安医院去抢救。但是没有活过来。 肖杰倒下了。他的父母从四川来到北京匆匆处理完后事带回了亡儿的骨灰。他们家远在成都，但当地有关部门仍不放过他们，在肖杰遇难后的数年内，还常常“光顾”他们家，以致他们被迫数次搬迁。 我们两家取得联系后，我便给他寄去了今年“天安门母亲”致两会的公开信，并介绍了我们这个母亲群体的活动情况，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很快我就得到他们的回信：他们夫妇俩今后将与“天安门母亲”群体站在一起，今后在每一封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来信看，肖杰的父亲有一定的书写能力，我就邀他为我们“天安门母亲”网站写稿。当时我们正为网站辟一个专栏，题名为“六四难属二十年的心路历程”。老肖痛快地答应了我。他还告诉我，他要整理肖杰的遗物，回忆他短暂的一生。 我能理解他撰写此类文字的那份撕心裂肺的痛。但是，这样做了，也许能让他的悲情释放一下。为了让肖氏父母更好地排遣孤独之情，我还特意向他们夫妇和同住在成都的吴国锋父母分别寄去了信，介绍了彼此的情况以及联系方式。 没有过几天，我又接到老肖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夫妇俩那天一早就去了老吴家。两家互诉衷肠，整整谈了一天，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家里。他们两家还相约，父母年纪都老了，如果他们离世还讨不回公道，那就由彼此的女儿来继承父母的遗愿。我在电话里听到这些话，不胜唏嘘，心有同感。老肖还告诉我，他的文章已经写好寄出了，委托我在发表前为其润色。 从四川成都寄往北京的信件至少也要三、五天，当我们接到老肖的信件时，却发现维权网上已经发表了老肖已经寄出但我还没有收到的那篇他本人撰写的文章，以及当地民间维权人士对老肖一家的访问记。其他还有一些有关的照片。 好在，我们与肖氏父母的联系还刚刚开始，来日方长。 “天安门母亲”之间，只有共同的苦难，没有共同的欢乐；只有心灵相通，没有间隔阻碍。 丁子霖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