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

可以毫不扩张地说：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那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近，崛起近在咫尺！那时的中国，有如下今日中国不能比拟的辉煌—— 1 ，有全球外交战略：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 2 ，有经济高速增长： 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 K. 张的研究：在 1912 — 1949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5.6 ％；在 1923 — 1936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8.7 ％；在 1912 — 1942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8.4 ％。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 8 — 9 ％的高速增长。 3 ， 废除了清末全部不平等条约： 对晚清延续下来的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采用修约方法，而不是革命外交废约——因为废约也意味着断绝交往，不能从科技、经济、军事强国那里获得发展本国实力的基本条件，实际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经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不断努力和谈判，至北洋政府末期（ 1927 年），已经奠定了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大约已经废除了一半的不平等条约。 1943 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废除了全部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废约”以后，不仅实现了与各国的平等关系，还与世界上各个国家维持十分友好、和谐的关系。 4 ，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 1946 年，中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约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可相互开放内河、领海航行权、“中国公民自由往返美国”……其中很多待遇，共和国现在想要都要不到。实际上该条约是基于中美盟友关系签订的，对中国在 1940 年代就“大国崛起”相当有利。此外，中华民国于 1945 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国， 1947 年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WTO 前身）创始国。（ 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加入 WTO ，还有人觉这是多大的成功，国际地位提高了，十分自豪，呵呵） 5 ，抗日卫国战争获胜： 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 年 7 月中、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亦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6 ，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 1945 年 6 月 26 日，《联合国宪章》签署，蒋介石带领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7 ，基本确立民主宪政制度： 1912 年，中华民国缔造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中间由于袁世凯不明智选择，中国民主道路发生曲折，但是， 1935 年，国民政府已经实行训政，并着手制定宪法，准备向宪政过度，遗憾的是，日本此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意外中止了重建民主的进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坐下来倾听自己宿敌的意见，终于完成了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 1946 宪法。这部宪法接受了共产党大部分意见，可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重新确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后来，正是在这部宪法基础上，中华民国台湾没有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实现民主过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造就富足、繁荣的台湾！！ 8 ，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时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 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 1931 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足可以感动整个中华民族。比如 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鼓吹杀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的文章，无罪！ 1912 年 5 月 20 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 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5 月 22 日，上海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第二天，戴季陶被保释了。 6 月 13 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宣判：“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讯明，应以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条妨害秩序罪，减五等处断，着罚洋三十元。”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 5 月 23 日、 24 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最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唐绍仪（ 1860 —— 1938 ），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 1874 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 1911 年 12 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1945 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 1946 年 2 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 21 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 1946 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 10 月 30 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 1946 年 6 月 5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 1946 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 35 期，介绍了 484 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 年 1 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 9 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 :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 , 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最近，南京有位叫马翼翔的语文老师，开办了一家民国课堂，很受追捧。这位马老师使用的教材，就是当年叶圣陶、丰子恺所编的《开明国语课本》。民国老课本在这个新时代，竟然会有极大的市场，以至出现井喷式的热销，如此教育现状，最近也引起了人们很多思考。民国课本受追捧，最简单的判断，无非也就是老课本仍有价值，新课本太让人失望。 语文说到底，就是人文教育。叶圣陶、丰子恺是大师，本身从事过小学教育，他们编的民国语文课本，贴进人的内心，体现生活常识，没有太多道德说教，强调人的自然天性，主张独立思考，包裹的人文价值元素，仍然是这个时代极其需要的精神养分。 这些价值元素，恰恰又是今天语文教材最严重缺失的。这些年，语文教育问题太多，频频遭受炮轰，最主要的弊端，也就是不接地气，与生活脱节，不但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而且还过多承担着“政治教化”的功能，既不能提供很好的审美教育，也不能传递应有的人文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和家长才会选择用脚投票，选择民国的老课本，表达对现在语文教育的失望。必须强调的是，选择民国的老课本，但并不宜进行过度美化。时代在发展，今天语文教育，也不能简单留守在旧时代，如果不能及时添加上这个时代最需要价值文明，这样的语文教育，仍然无法承担人文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使命。 民国作为一个历史的过度转折期，留下了很多值得怀念的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在文化与教育方面，有过太多的探索。民国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迎来了一个更加尊重多元价值的开放时代。比如，民国小学课本很注意古代礼俗，通过修身教育，来告知人们如何融入社会。民国教育在精神启蒙方面，也迎来了新的突破，被后来很多人都视为教育的黄金教育，那时，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演绎出太多的历史传奇。今天人们常常对张伯苓的南开，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津津乐道，也就是因为民国教育在成体系地传递人文价值。遗憾的是，此后中国在人文教育方面，出现了太多断裂与偏执。作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载体，语文教材的传统不续，开放不够，还充满阶级斗争哲学，灌输敌我思维意识，过度政治教化也带来愚民效果，扭曲了公民的精神人格。这样的现实尴尬，才让民国课本受到追捧。 民国是历史的，可以用于怀旧，说到底，民国又必须是现实的，民国热的正确价值指向，也就是从那段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来寻找到一种答案，来更好地着眼于未来。同样，在现在这个新的社会转型期，民国课本受到追捧，就应该从中梳理出传统的人文价值，同时，又能懂得及时注入时代价值元素，来为未来一代提供更好的公民教育。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对 1950 年代以来的大陆人是不陌生的。只是 1980 年代以后，这样的特色言语才不经常地出现，似乎被人遗忘了。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意思，无非是要人们记着感谢目前这个所谓的“新政权”，也无非要人们记住旧社会如何的不好，青天白日旗如何地丑恶而已。对比的效果，就修辞而言，是很明显的。但是，不对称的对比，或者是比较虚伪的对比，那效果，一旦被揭露，就更明显了。 倘若要谈谈“新”中国“新”在哪里，很多经历过两朝的老人是熟悉的，没有经过两朝的，通过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只是略一研究，便也能看出“新”得让万代耀眼了！比如说，政权新。旧朝尚要选举大总统，尽管他们说这很虚伪，但是毕竟还是召开国民大会，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甚至副总统也不能按照那个曾经独裁的蒋介石的意愿选出，尽管他很不乐意，但是也无法用武力取消这个结果，或者索性，给新副总统按上某个罪名，然后让他某明奇妙地死掉了。而毛泽东就不耍这样的把戏，索性就公而告之：我们就是要独裁。这个政权不“新”吗？ 至于手段，不仅是新，而且是花样百出，新奇得很。一个国家政权，公然用公开欺骗的手段引诱别人上当 — 竟然美其名曰“阳谋”，然后将有知识而不肯做奴才，或者有知识没有做好奴才的很大的一群人打入社会的底层，成为这个社会的另类，受尽了人类所能想到的，甚至于不能想到的屈辱。这手段哪怕是希特勒，哪怕是蒋介石，甚至斯大林，也不曾用过。如此手段，自中国有政权以来，除了明末张献忠在屠戮四川人的时候用过，其他人也不曾用过。就这一点而言，这个中国的确是很“新”的。区区中国，当时的小学以上文化的人口，也不过百万而已，将其中的一半打入地狱，而另一半只有觳觫终身，学做奴才而已。 “新中国”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国家，这也是毛时代“新”的地方。第一个梦想，就是要超英赶美。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死了 3755 万人，这个梦想是血红的。第二个梦想，就是要做世界领袖。毛时代没有科学技术输出，也没有仁慈正义输出，输出革命血腥和暴力。既然要做世界领袖，首先要肃清内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做一个光辉的榜样。于是五千年的文明一扫而光，于是五千年的道德一扫而光。…… “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人们实在看不出来。倘若稍微懂一点历史就会发现，自从前清皇帝退位以后，中国无论如何折腾，也未见其新。即便是乙丑年以后，他们自命为新的中国，人们也未见其新。所以，所谓的“新中国”，其实仍旧只是在被奴役的奴隶的梦里而已。有资深的学者说，前清皇帝退位以来，中国变化不大，上面仍是慈禧太后，下面还全是义和团。话很尖刻，但引人深思。 所以，尽管早在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历史循环往复，“新中国”却不曾真正“新”过。要想将中国“新”过，就需要不做奴隶的人们和不做主人的人们一起努力才行。现在，我们不愿意做奴隶了，那些以主人自居的人们，是否能放下主人的身份，和奴隶们一起建设新的中国呢？！ 期望如此，但是，未必！否则，中国那可就真的新了。 阅读推荐（点击 标题）：1 ) 百姓承担通胀恶果或催动体制“顶层设计” 2） 不伦不类的“网络反腐”新时尚 3） 户籍制度是一种新的种族隔离制度 4） 披阅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离奇的死罪 5） 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 6） 中国断臂刮骨疗毒支持制裁朝鲜 7） 医院潜规则养着一个庞大神秘的职业

18 廉价中国的终结 2012-12-24 22:26:28 浏览 14449 次 | 评论 9 条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4年准备一次《全球趋势》报告，在总统大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之前，提交给下一任总统作为施政参考。在2012年12月10日提交了长达166页的最新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不过美国将依旧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对此，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帕特里克·霍瓦内茨认为，中国目前仰赖的出口模式无法持续：“如果中国想要生产超过消费，则世界其他国家就要消费超过生产。但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无法继续这种消费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呈现缓慢成长。” 《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指出，未来企业、创意、资金以及科技研发，将会转到亚洲。中国的经济模式也会因此逐渐转型并取得优势。而新兴国家如中国等，将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发挥影响力，而排挤美国的势力。 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告诉美国之音，其实最新的预测是在2016年中国就会超越美国。他认为报告当中提到的因素，如能源、金融、水资源等等，都是物质因素，但其实美国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内部的社会问题，他分析：“其实美国最大的危机是物质以外的，社会价值、精神方面、教育等等这些，才是最大危机。我举几个例子来说，他们(美国)监狱的人口有600万，无论是绝对数目或以人均来算，都是全世界最多的。600万比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的人口还多。加州花在监狱的钱，多于加州花在大学的钱。这是一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就是枪击造成的死亡，每天有87个人死于枪击，17个是小孩。” 报告指出，美国将达到能源独立，而丰富的天然资源及军事力量也将让美国保持竞争力。至于人口逐渐老化的地区如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将出现经济减缓的现象。而到了2030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中国，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将成为历史。 林中斌认为，美国在资源方面的确得天独厚，不过他认为美国还有另一个强项，将让美国不会如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崩溃，而会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林中斌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针对历史上几个帝国的分析，包括罗马帝国、中国的明帝国、厄图曼帝国、奥匈帝国、前苏联帝国等，都是一下就瓦解了，但美国不同。林中斌说：“这些帝国的特性是没有一个自省的能力，美国不同，美国不断在反省，不断的有不同意见提出来。我觉得这个能力它(报告)没有提到，这个会拯救了美国。这个能力，保证了美国在未来很多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仍然是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 《2030年世界趋势》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崩溃或是急速从世界舞台上后退，将会造成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出面取代美国扮演的稳定角色，包括面对来自伊朗和中东动荡局势的挑战。 报告指出，如果美中维持稳定关系，全球经济规模将可达到132兆美元，各国都可受惠。但报告也说，经济危机、疾病、区域冲突和气候变化，将是变数。 中国同样也面临隐患。香港浸信大学的让皮埃尔卡贝斯唐认为，北京当局也体认到要继续增长，改革是必须的。他说：“我想北京方面认知到，中国采行的增长模式及一党体制必须要进化，同时进步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多元化政治及社会体系。至于要花多长的时间，以及将面临哪些挑战，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引擎，它产出的电视，智能手机、钢管和其它物件轻松的超过美国的年产量。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五分之一，其工厂产出是如此大，如此廉价，以至于他遏制了许多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但中国廉价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成本正在飙升，从一直工厂密集的沿海省份开始。土地价格上涨、环境和安全法规和税收都占了重要一席，但最关键的还是是劳动力。 香港渣打银行曾发布一项覆盖200家香港制造商在珠江三角洲运营的调查。它发现工资已经上涨了10%。富士康，一家台资合约制造商，为苹果制造ipad(以及更多的)在深圳，上个月上调了工资16-25%。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Kolcraft这家在中国南方制造手推车的合同承包商的 Dale Weathington感叹道，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在过去的四年中，他抱怨道。 中国的沿海省份正在失去他们对大陆工人的吸引力。Kolcraft的情况是典型的。当上海美国商会问询其成员关于他们最近最大的挑战时，91%的回答是”成本上升”。腐败和盗版远远落后。劳动力成本(包括福利)在广东的蓝领工人一年上涨了12%，以美元计算，从2002年到2009年;在上海，每年是14%。罗兰贝格公司估计，对比 菲律宾 和墨西哥分别只有8%、1%。Joerg Wuttke，一位中国欧盟商会资深的实业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制造的成本可能会翻两番到三番。AlixPartners，一家咨询公司，提供了这个有趣的推断:如果每年中国的货币和运输成本上升5%，工资每年上升30%，到2015年在北美制造将和在中国制造然后运输至美国一样便宜。 效应可能会较慢，但趋势是明确的廉价的中国正在褪去。谁将取代它呢?工厂将会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贫穷国家吗?这是传统的看法，但这是错误的。PPC为电视做连接器的Brian Noll表示，他的公司认真考虑将其运营搬迁到越南。那里劳动力便宜，但越南缺乏可靠的供应商的服务如镀镍、热处理和特殊冲压。最后，PPC决定不离开中国。相反它在靠近上海的工厂，增加了更多自动化流程，取代一些(但不是所有)的工人的机器。中国以外的国家劳动力成本通常低30%，通用电气副总裁 John Rice说，，但这通常是抵消了其他问题，特别是缺乏可靠的供应链。通用电气确实在越南开设了一个制造风力涡轮机的工厂，但Rice坚称，人才是吸引，而不是廉价的劳动力。多亏了他工厂在一个大政府船坞附近，他的工厂能聘请世界级的焊工，除了商品业务外，”胜任力总是会胜过成本，”他说。 Sunil Gidumal，一个来自香港的企业，为Harrods， Marks& Spencer及其他零售商制造饼干外包盒。他广东的厂子，原本占三分之一的成本的工资已经翻了一倍，在过去四年里。工人在斯里兰卡便宜35-40%，，他说，但是他发现那里效率更低。所以他是在中国保持较小的工厂为美国和中国的国内市场服务。只有运往欧洲的罐头是在斯里兰卡制造，因为运输成本低于中国。 Fung Global Institute的Louis Kuij，注意到一些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行业，如T恤和廉价的运动鞋，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公司正在使用一个“中国+1” 战略 ，在另一个国家开设一个工厂去试水和做后援。但中国的沿海地区有持久的优势，尽管成本飞涨。首先，它接近蓬勃发展的中国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其它国家有如此多的新富有的消费者强烈要求的东西。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可能会快速增长，但中国的生产率也同样如此。精确的数字存在争议，但这种趋势却毫无异议。中国工人支付更多因为他们生产更多。第三，中国是巨大的。它的劳动力池足够巨大和灵活以适应季节性产业。一家组转iphone的工厂在应对突然的需求时，能够半夜把8000工人从他们的宿舍召来并分配到组装线上，不是第二而是午夜。没有别的地方能如此灵活可行。第四，中国的供应链是复杂和柔性的。正确衡量制造业竞争力不是通过单一比较劳动力成本，而是比较比较整个供应链。即使劳动力成本占据了四分之一，不可靠或不可用使许多组件在其它地方比起来根本不经济。一家制造业咨询公司认为，中国电子产品制造的供应链如此之好，至少10到20年没有地方能停止这种主宰地位。这种优势同样适用于低技术含量的行业。 中国内陆的工厂将取代它的沿海地区。一些内陆省份，如重庆，现在吸引外资差不多如同上海，更少的农民工不愿意从内陆回归到沿海工厂的原因是那里有大量的离家更近的工作。 但制造商不仅仅是迁往内陆地区寻找廉价劳动力。首先，它也不便宜多少。华为，一家中国电信公司报告说，硕士学位工程师的工资甚至没有比它在深圳低10%，Kolcraft考虑搬迁到湖北，但发现总成本最终将只有5-10%低于沿海地区。Topline考虑迁往内陆，但发现巨大的额外成本，物流未充分发展，Topline的整个供应链仍在沿海。它决定留在那里。迁往内陆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成本，例如它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船运货物从中国内陆地区比从上海到纽约。经理和其他高技能员工通常需求大幅加薪以同一从沿海城市搬移到偏远地带。重庆有3千万人，但其反腐运动如此暴力，使得合法商人以及骗子都受到惊吓。那些在中国内陆地区投资的公司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消费者居住在那里。 有这么多的内陆城市正在蓬勃发展，这是一个诱人的市场。但当做ipad和智能手机出口，世界工厂的优势仍将在中国沿海省份。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地方将建立更好的道路和港口以及供应链。最终，他们将会挑战中国的沿海地区控制的基础制造业。所以如果中国蓬勃发展，那其制造必须向价值链上游转移。而不是组合那些在其他地方设计的复杂产品，他们需要多做设计，他们需要使产品具有更高的利润和提供更佳的服务来增值。 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开始已经这样做了。华为在深圳的庞大的企业校园是有借鉴意义的。这家公司由一个前军官创立，一直得益于政府多年来的扶持，但是现在它更像一个政府后盾的西方高科技公司。它的经理人员是一流的，其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学习来自IBM和其他 美国 咨询公司的建议。它已成为高度专业的公司，其创新令人印象深刻。华为2008年国际专利申请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多。有迹象显示，至少 中国 的民营企业已经严峻认识到知识产权，华为在知识产权中争斗，他不仅与跨国公司也与中兴通讯，这家同城竞争对手，中兴同样希望由一种低成本电信设备制造商向创造者性感的新消费产品转变。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它吸引了大量的聪明的年轻人们想去建立一个华为。每年另一波“海龟”——海外学习或工作过的人返回祖国，许多人有着在世界上最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 大学 的经历。许多人亲眼目睹硅谷的作品。事实上，硅谷老兵们已经建立了许多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例如百度。 然而，有一些成为趋势的事情短时间便可逆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白宫会见大公司总裁，商讨解决提振就业的难题。奥巴马要求乔布斯将苹果公司迁到国外的部分生产线迁回美国，乔布斯当即拒绝，告诉奥巴马，美国流失的工作职位永远不会回来了。但不到两年，苹果公司现任总裁蒂姆·库克接受NBC电视访问时宣布：公司斥资一亿美元，将苹果手提电脑Mac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 苹果公司早在十年前就不在美国本土制造产品了。库克没有解释决定将手提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的原因，但他告诉《彭博商业周刊》：“我认为我们确实有责任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苹果的手提电脑，由台湾鸿海集团在中国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制造。苹果并没有打算终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富士康将跟进苹果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的行动，来美国开设厂房，生产苹果产品。到时，苹果手提电脑由“中国制造”变成“美国制造”，就有更纯净美国血统了。 库克的宣布，对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困扰的美国经济，是一大利多消息，是2013年美国经济的好兆头，兆示着新的一年，美国或将出现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美国制造”东山再起。其实，近年来，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已悄然兴起：美国的公司，电子、汽车与机械、医疗器材、化工，等等，已经让或者正在让过去十几年迁往国外的部分生产线回流，比如通用电器公司雇用更多的美国工人生产其公司的家电产品，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在密西根州增加一千二百个工作职位。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表明：美国有73%制造厂商的高层正计划或者正在把企业搬离中国，其中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愿意把工厂从中国搬回美国。 美国企业的回流，有着共同的原因。其中当然是对奥巴马总统近几年来不断呼吁美国企业回流做出回应，也就是库克所说的，有责任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制造业低成本的国家，尤其是较低的能源成本;并且制造商们在国外闯荡了几年发现，美国才是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还表明：一些大企业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是因为在美国取得融资比较容易，还觉得过去把生产线移到国外的路子走的太远了。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工厂生产费用节节上升，本来生产线外移为降低成本，却遇到许多料想不到的成本。近几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保持每年17%的涨幅，到2015年，在中国设厂与美国区别不大，而美国工人的生产力较中国高出3.3到3.4倍，加上美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中国廉价劳工的吸引力对美国企业而言已不存在了。 库克宣布苹果手提电脑离开中国也许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企业恶劣的生产环境使得公司饱受指责，被 人权 组织批评在专制国家的血汗工厂生产产品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而考虑离开中国的 美国 企业恐怕也不止苹果公司一家。波士顿大学教授萨伦说：“一家公司说他们想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这很好。但只有一家公司带动起一场连锁反应，或是成为一场更大 经济 转变的一部分，才能够真正对国家有所帮助。” 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舞曲已经放完。今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可能会出现十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并可能造成失业，使经济增长迈向消费驱动的必要转型难以实现。投资过度、实际利率突然升高、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企业不堪重负。 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北京推出一轮蔚为壮观的经济刺激，但错误地将刺激措施瞄准投资和出口。2004年，投资占经济产出的41%，已经过高;2011年又进一步升高至46%。相比之下，日本繁荣时代的最高投资率只有36%，韩国只有39%。经济刺激以及所有其他投资或许帮助很多资本密集型企业启动了项目，但项目启动过后呢?在投入这么多资本的情况下，增加的投资恐怕是被浪费掉了。它让企业变得低效，于是产生亏损。 中国经济的根本缺陷是它不为自己的消费者服务。高投资率的另一面是低消费，2011年消费率已经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让我们回到经济理论上来：生产是为了消费，投资是为了能够生产更多东西。一个国家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投资占产出的比例。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战略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这些投资在一段时间过后会变得无利可图。到某个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将卖不出去，从而导致利润大幅下降。今天的中国就是如此。 如果说这还不够严重的话，企业还必须面对其他一些不利变化。中国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货币刺激点燃通货膨胀，已经烧到了劳动力市场。2009年以来工资上涨43%，2007年以来按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22%。这抹掉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另外， 人民币 兑美元也不再处于低估状态。 除了过度投资和工资快速上涨等问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2010年末开始，随着北京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实际利率水平也开始上升。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也使得靠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失去了为实现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营企业已经重新评估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并有可能进一步削减资本开支。2012年夏末北京稍稍放松了货币政策，但这只对大型国有企业有帮助，而大型国企并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或许也对产业扩张稍稍有所助益–正如本周数据所显示的那样。过去数月，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资本商品出口增速也在加快。 但是，如果北京大幅放宽融资条件，像2009年那样实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仍旧不会有所帮助。如果算上国有银行的隐性负债，政府债务负担远高于官方数字揭示的情况。除非让债务负担变得过重，否则北京并没有多少实施刺激计划的空间。此外，大量资金外流削弱了银行的流动性，从而更难以利用银行为经济扩张提供资金。如果政府推动投资增加，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会受到更大冲击。 部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人虽然承认中国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但他们仍然认为消费者将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中国经济仍有非常不错的增速。但如果企业削减投资，消费者收入会随着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导致需求不断萎缩，而需求萎缩注定又会增加债务负担、大幅拖累经济增速;此外，这还可能会令 金融 体系承受重负。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的状况是消费率上升，但整体经济年增速随着投资率下降而降至最高5%的水平。但与看好中国的那些人所想象的不同，消费率上升不会带动经济强劲增长并让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接近前些年的水平。 从长远看，经济增速出现类似放缓可能对中国有益，因为经济政策将变得更加理性。如果北京能停止娇惯国有企业，推行 改革 以确保投资效率，提高家庭收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并减少繁文缛节，那么 中国经济 将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对于企业来说，它们需要重新调整以面向消费者。相比没有出路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将更欢迎收入和消费的更快增长。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北京能认真推行改革，并大幅放松对利率和 汇率 的管制。  

记者曾经前往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古代地图珍藏中心，确认了中国大使所列举的地图上钓鱼岛地区确实被画上了中国领土的颜色。不过，这些绘制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地图对今天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初绘制这些地图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否可以被用来作为解决今天主权争议的依据之一？国际法院在裁决主权冲突时是否会借助于历史地图？ 为此我们请来了法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缘政治专家同时也曾经是法国驻立陶宛大使米歇尔•富歇教授Michel Foucher，他去年出版的《地图大战》一书 La Bataille des Cartes重点讨论了地图与边界争议之间的关系。 法广： 富歇教授，您好，您有没有查看过中国都是所指出的那就张地图？ 米歇尔•富歇 ：我并没有查看大使们所提出的所有的地图，也就是Delisle，Vau gondy，Blondeau和Lapie制作的地图，我只看到过其中的一半。中国驻法大使孔泉10月31日在世界报文章中列举了1772年由纪耀姆•德里思乐Delisle制作的地图，有意思的是，Delisle一家是制图世家，他们全家人都是绘制地图的专家，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由纪耀姆•德里思乐Guillaume Delisle 制作的亚洲地图，这位纪耀姆•德里思乐Guillaume Delisle和孔泉大使文中所指的纪耀姆•德里思乐Guillaume Delisle并不是同一个人。这张地图是用来图释一本有关成吉思汗的历史书。而在这张地图上，西藏并没有被划入中国的领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古代的地图并不完善，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一些编译的地图，他们一般是用来为古代皇家贵族们的教育所有，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国际法庭用来作为裁决领土争端的依据。各国的外交部门，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在内的国家都收集了一系列对本国利益有益的地图，这些地图上的地名的叫法不一，关键要看这些地图的来源。总而言之，这些地图都存在着许多的缺陷，他们或者是一些编译的地图，或者是作为远征殖民活动的工具，比如说，日本称为竹岛，韩国称为独岛的岛屿，法国古代被叫做Lioncourt岛，取名于法国古代的一个远征捕鱼的渔民的名字。再比如，英国与阿根廷争夺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名称来自法国人，而英国人过去的地图上把它叫做福克兰岛。所以，这些地名的称呼会根据地图的来源而不同，这些地图所反映的是当时的人对世界的认知。 法广： 当初绘制这些地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米歇尔•富歇： 在分析这些地图时，我们必须区别他们究竟是制作于十八世纪还是十九世纪，欧洲制作的十八世纪的地图往往都是一些编译的地图，用于国王以及贵族的教育之用，而从十九世纪之后，地图的制作就更带有科学性。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或者是由绘图者亲自前往制作，或者是一些编译地更加精确的地图，以便为殖民远征做准备。 法广： 在历史上有没有借助古代地图来解决今天的领土纠纷的例子？ 米歇尔•富歇： 最好的例子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欧洲国家的边界划分。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他们都各自携带自己的绘图专家，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带着一大批绘图专家多次穿越大西洋，同样，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奥匈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还有俄罗斯帝国等国的代表也同样带着各自的地图来捍卫他们自己国家的疆域。他们的地图上标记着矿藏、民族以及语言区的地理分布，当然，最终划分界限的主要依据还是当时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必须强调的是，当出现地面或者海上边界冲突时，国际法院从未依据地图来解决纠纷，因为这些地图确实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除非某些和平协议的附件中附有国家地图，而且这些地图被用来作为划分边界的根据，那么，法官就可以将这些地图作为裁决的依据。这是地图被用来当作法律依据的唯一的例子。 法广： 说到国际法院，您认为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可以在国际法院寻求解决吗？ 米歇尔•富歇：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超出了我作为地理学家的专业范围。必须指出的是，裁决边界争议的国际法主要起源于欧洲，它在欧洲历史悠久，而在亚洲，情况则大不相同。亚洲古老文明国家在边界问题上总是在历史与法律之间徘徊，那些具有法律价值的近代协议不能够顾及历史，而历史权利也就是所谓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是很难证明的。中国人说过去有历史证明有渔民或者别的探险家曾经留下记载，而日本人则说他们将钓鱼岛纳入国土时这是一篇无人居住的荒岛。亚洲边界问题，尤其是海上边界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可以用多个互相冲突的逻辑来解读这些分歧。可以用正规的国际法来解读，也可以用历史文化渊源来解读，还可以用近期的合约来解读，问题是，举例来说，涉及钓鱼岛主权问题的旧金山条约本身就十分的模糊，而且，中国与韩国都不是该条约的签署国，俄罗斯当时还拒绝签署该条约。所以，解决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的依据十分复杂，历史依据，国际海洋法，以及最近几十年来签署的国际合约都可以成为裁决的依据。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问题，这些问题又一次超出了我作为地理学家的专业范围。 感谢米歇尔•富歇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由于战争的满目疮痍，近代国际法体系也应运而生。目睹了这场战争中各国军队和流民的暴行，荷兰人格劳修斯编撰了第一步独立体系的国际法著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是为国际法思想的开山鼻祖。反映出当时资产阶级对于和平局面下安心生产和贸易的愿望。格劳修斯认为战争是贵族们的事，这些贵族为达到一己私利而发动的战争，和普通平民的利益相悖。而通过建立国家法律和谈判，则是最理性最能把破坏降低到极点的做法。     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中） ——1500年之后的欧洲王权国家系   文/林斯云（湖南大学）     上一篇文章的主要叙述了英法百年战争，试图通过这场战争的沿革交待英法两国王室、贵族和平民在对抗外敌的战争中是怎样结为同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但事实上英法百年战争尽管在两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或者说可以作为一个话题进行切入，还远不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全貌。 1500年前后，是至今很多历史学者对人类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这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可谓是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的。欧洲大陆告别了古老的神权时代，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初露萌芽。欧洲人登上了他们之前所不知道的两块新大陆，开启了人类全球化进程。 在以上种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王权（民族）国家的兴起还只是这这个伟大时代的一隅。然而它与上述种种前者间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逻辑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学者，相对于当时的神权政治提出强化世俗王权，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主张。比较著名的人物就有“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但丁。他提出现实人的尘世幸福的前提是和平，而和平没有统一的国家做保障是不可设想的；要实现国家统一，就要依靠强有力的君主。这是基于当时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所延伸到政治领域的产物。另一位积极鼓吹王权论的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玩过《刺客信条》的都懂）。他早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从政，为他的君主洛伦佐·梅迪奇撰写了那本著名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赤裸地鼓吹性恶论和“无德政治”，要求君主兼具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残暴。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共和制，像意大利这样混乱的国家，还是主张君主制比较好。马基雅维利同时也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极其反感天主教会的干预。 文艺复兴之后的一个世纪，思想界又出现了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权国家”的思潮，意味着资产阶级要夺取传统贵族的政治权利，同时人民主权理论也应运而生。这种思想比纯粹反对教会的王权国家理论又进了一步。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英国人约翰·洛克。洛克的学说受法国胡格诺派和加尔文教的影响，这些胡格诺派的理论家从借鉴中世纪经院学派和罗马法体系提出了一种立宪主义的观点。同时洛克也深受另一位英国政治哲学大师托马斯·霍布斯的影响。洛克赞同霍布斯关于人生而自由，国家起源和社会契约的论点，但反对霍布斯所谓在人们签订自然契约时放弃了所有自然权利的看法，也反对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原始状态。洛克的理论既强调“民主”，也强调“自由”，但实际上洛克是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主权虽然属于人民，但为了保障各个人的各项自由权利，这种主权应该受到某些限制。如果限制主权，第一是保障人民的“革命权”，第二是对主权进行分割，划分为立法权，执法权和对外权三个部分。这之后又深深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 所谓的民族国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一系列积极概念来刻画它。 相对于神权而言，早期的王权（民族）国家主权往往是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国王而不是分散的诸侯或者被教会所操纵。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认同对象是“民族”而不是天主教或者新教。也有的民族国家诞生伊始就是被资产阶级民主化，而那些早期为国王所统治的国家最后也纷纷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 相对于帝国而言，民族国家的疆域规模不及帝国，也非杂乱的多民族，有着自身统一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等方面自发的认同。简而言之民族国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是民族国家本身最基本的属性。民族国家有着一套完善的，现代化的官僚行政体系，保证自身的正常的国家生活。 相对于采邑封建而言，民族国家的最高元首是独立的，在这之上没有再高的封君。它或者是君主立宪制，或者是共和制，或者是开明君主或寡头统治。它的经济形态也和封建时代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大相径庭。支撑民族国家的经济主体是资本家和自由劳动者。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就有的生产关系解体，奴隶主会发现货币而不是鞭子更能刺激奴隶和农奴的劳动，他们解放了农奴，利用雇佣的方式让他们为自己生产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是市场而不是制造者自身。事实上，这种以资本充实资本，寻求更高物质水平的过程，正是“资本主义”中“资本”一词背后的逻辑。 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一个样品。一个16或17世纪的欧洲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国民基本讲一种统一的语言，使用统一的文字。国王、教士、贵族和平民们会定期召开一个共商国是的会议。国王基本荡平了那些嚣张坐大的诸侯，也摆脱了教皇对自己头衔的控制，他积极颁布政策鼓励那些想要前往新世界淘宝的商人，和自治的城市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为的就是争取到这些人对自己额支持。当然这些商人也市民也乐意看到以往伯国和公国的关税和杂捐得意废除，尤其是在重商主义背景下，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他们也愿意充当国王的军队手持火绳枪推着大炮攻陷那些负隅顽抗的贵族们坚固的城堡。也许很多年以后当年支持国王的那些平民也会发现国王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或许他们会发动另一场运动推翻或改良现有的君主制。——基本有着这些特征的国家，就是所谓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或者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前身，民族君主国。 民族国家的国家组织结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三权分立的具体操作手段等等元素，共同构成了500年以来人类文明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彻底改造了人类的从精神世界到物质生产力的方方面面。 17世纪，欧洲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君主国体系。       （图一 17世纪的欧洲） 西北角的不列颠群岛，克伦威尔的英格兰通过战争统一北部的苏格兰，不列颠民族国家也宣告基本形成，最终形成则要等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法国进入了亨利四世的波旁王朝，英法百年战争的主角之一，瓦罗亚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早在上个世纪下半叶（16世纪）法兰西斯一世时代法国的君主制已经相当稳固了。西南的伊比利亚半岛1492年从穆斯林手中独立，产生两个民族国家，即西班牙与葡萄牙。更富有野心推广天主教和垄断海外贸易的西班牙在16世纪与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战争中铩羽而归，从此一蹶不振。东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主要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信仰新教的丹麦—挪威王国和芬兰—瑞典王国。他们的东部是波兰—立陶宛共和国，面积远远超过今天的波兰。这是斯拉夫大家族第一个光宗耀祖的家族成员，甚至还迫使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割让给他们土地，可惜没撑到本世纪末就衰弱了。在东部是另一个斯拉夫国家，莫斯科大公国。18世纪彼得一世的励精图治下，这个国家成为了俄罗斯帝国，他们也是上个世纪从 鞑靼 人的控制下独立而来。至于欧洲的东南角，完全受制于勇悍的另一个帝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所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取代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苟活了1000之久的拜占庭，控制着欧洲环地中海东岸的巴尔干和小亚细亚。       （图二 哈布斯堡家族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 至于亚平宁半岛和中欧的德意志兰，很明显他们还在状况之外。也许你们会问那一大块深绿色的地方是什么，那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域，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发源于今天瑞士北部，最早出身居然是山地农民的家族所辖领土曾冠及欧洲。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从1282年从波西米亚王国（大部分位于今天捷克境内）夺取奥地利，就一直统治着这片区域长达将近550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历史上这个家族的土地一直在大开大合地变化着，奥地利始终是哈布斯堡家族一直以来的大本营。 哈布斯堡王朝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似乎是一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存在，大概是因为这个家族所辖的国家近代史上也基本是些二三流的酱油角色。唯有奥匈帝国还有几分前帝国的霸气遗风。 17世纪的西班牙的王室同样也是哈布斯家族成员担任，他们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是远亲。我们从地图上看到的意大利南部部和萨丁岛以及西西里岛都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意大利北部则是几个城邦国家，笔者在意大利旅行时到过前佛罗伦萨共和国和前威尼斯共和国），王位直到1700才被法王路易十四的波旁王朝家族取代，意大利南部及两岛也被交还给奥地利，后又辗转到拿破仑的法国。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还曾经在欧洲北部拥有一块土地，大致位置在今天的荷兰境内，当时称之为尼德兰的地区。所谓的“Netherland”字面意思就是“下沉的王国”，今天的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要是遇上足够大的海啸，就会全部沉入海底，因为这些地方平均比海平面低了2~16英尺。古代尼德兰地区大致还包括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法国的布涅洛。它最早是勃艮第公国（还记得是谁第一时间捕捉的圣女贞德吗？）的北部一部分，和东部的神圣罗马帝国有着臣属关系。随着勃艮第公国的衰落，尼德兰被哈布斯堡家族和法国瓜分。尼德兰的宗主权落入西班牙王室手中。 西班牙是通过大航海最先发迹的国家，但也是第一个在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衰就衰落的国家。尼德兰地区由于北海的鲱鱼生意和海上交通运输，建立了很多独立的自治城市和城市联盟。当西王要求他们称臣时，他们没有反应；当西王给他们行政规划时，他们也没反应；当西王的手要往他们的钱袋子里伸时，这帮渔夫和商人愤怒了。西班牙人擅自宣布尼德兰国家破产，使得银行家大吃其亏，还垄断本来属于尼德兰商人的殖民地贸易。另一个冲突的原因则是因为西王菲利普五世是个偏执的天主教徒，而尼德兰人笃信新教。事实上这些新旧教引发的国际战争或者内战，其背后的深层背景都是经济冲突和政治冲突。 1609年，尼德兰一些反对西班牙的城市联盟所组成的政权——荷兰共和国正式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荷兰有着一套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早于之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它的经济主体也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也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这个新兴的小国也曾经在欧洲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有别号曰“海上马车夫”。世界十大画家之一，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作品《夜巡》，其历史背景正是荷兰反西班牙的民族独立战争。这幅画中人物是当时荷兰市民组成的自卫队。         （图三 《夜巡》 伦勃朗 1642年 阿姆期特丹国立美术馆） 回到最早出示的【图一】，还有一片区域是没有涉及到的，就是所谓的德意志兰。这片地区的主权实体如同撕碎的纸片一样破碎，他们只有个名义上的共同名字，神圣罗马帝国。我们都知道德国一直到1871年才统一成为民族国家，这个进度远远低于欧洲其他主流国家。 德意志兰的前身是一个被古罗马人成为“日耳曼尼亚”的地区，大致还包括今天的荷兰、瑞士、比利时和奥地利。虽然罗马被贵族历史学家塔西佗称为“那片谁都不向往的鬼地方”，罗马帝国一直想收这片蛮族聚居之地为自己的行省。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英雄，日耳曼蛮族首领赫尔曼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团，这场决战最终使得德意志兰一直保持着独立。 在此还要交待下所谓的“日耳曼民族”是为何物。“日耳曼”这个称谓最早也许是古希腊史学家率先使用。这只发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民族，之后又乔迁到欧洲大陆北部，由很多个部落组成，其中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等等。 这些不同的部落基本有着相同相近的体貌特征，语言和神灵崇拜。然而随着时间变迁，不同的部落也选择在不同的区域生活或建立政权，和当地人历经漫长的积淀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比如英格兰民族成分中就包括日耳曼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以及非日耳曼系的罗马遗民和原住民。法兰西民族在古典时代的罗马—高卢人基础上吸收法兰克人和北部的诺曼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前罗马帝国的领土，由于其罗马化的痕迹较重而被称为“拉丁语世界”。德意志民族的成分相对就复杂了。撒克逊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图林根人，巴伐利亚人，高卢人，西斯拉夫人和之后的普鲁士人形成了这个民族。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古普鲁士人并非日耳曼系，他们和北欧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同属使用波罗的海语族的民族。之后古普鲁士的土地上也吸收了日耳曼人和西斯拉夫人，形成近代普鲁士人。 公元476年，经过此前公元四世纪以来日耳曼蛮族人不断掀起的民族迁徙运动，古罗马帝国终于崩溃。野蛮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方式却被骄奢而文明的帝国所影响。日耳曼人皈依了基督教，自己那套氏族公社也被战争中兴起的军事贵族所取代。 919年，最早的德意志王权国家，萨克森王朝建立。九百多年后以后德意志才重新被统治。萨克森王朝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制还在形成中的国家，诸侯还没有坐大。萨克森王朝的诸君王似乎对头衔颇为重视，951年奥托一世入侵意大利，征服了意大利的伦巴德王国，并为教皇驱逐了罗马城的贵族，在教皇的册封下加冕为“罗马皇帝”。这一年962年，正是“圣神罗马帝国”的伊始，一直要到1806年在拿破仑的战争作用下才瓦解。这个名义上的“皇帝”是欧洲其他国王的封君，也是上帝唯一的封臣。 说来讽刺，正是奥托一世的祖先覆灭了罗马帝国，日耳曼人的地盘也从没被罗马人征服过，现在反过来却要用“罗马”为自己拉虎皮做大旗。蛮族亦有自己的虚荣罢。 奥托一世虽然贵为“罗马皇帝”，但这个头衔不能世袭。想要当皇帝，必须还经过教皇的加冕，没有加冕头衔只能是“德意志国王”和“罗马国王”。这种和教会方面互相利用的关系，引发了日后严重的纠纷，直接影响着德意志民族无法统一的倒霉命运。 到了11世纪，在战争的作用下，军事贵族的力量开始坐大。世俗和教会的力量渗透进入了传统马尔克公社之中。由于战争、饥馑和负债，自由农民变成依附贵族的依附农。更令皇帝们头疼的是，教会完全不是什么省油的灯。11世纪德意志王权的盛世过去之后，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就贯穿着整个中古时代。 当时奥托一世与教皇之间定下契约：皇帝宣誓保卫教皇，教皇宣誓忠于皇帝。同时教皇的选举也要经过皇帝的认可，在宣誓忠于皇帝之后方可就任。但实际操纵上比这个看似简单的约定复杂得多。皇帝和教皇都想占有尽可能多的地产，并争取贵族的支持。起初握有实权的皇帝更有优势，主教都直接隶属于皇帝，高级教职也可以被皇帝拿来买卖敛财。事实上德意志皇帝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教皇变成帝国的最高主教。 然而到了之后，那些世俗的大封建主，特别是教会的大封建主随时都在闹独立。在教皇选举程序上，教会方面也开始力图排除皇帝的干预。1073年，在未经皇帝的许可下，意大利人希尔德布兰德登上教皇宝座，称格里高利七世。这位教皇的后台就是德意志的大封建主们，他们支持教皇则是出于看皇帝不顺眼。皇权与教权的这一系列摩擦到冲突，结局就是德意志王权的衰败。 1075年，在米兰大主教教职授予上，德皇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利七世发生公开冲突。结果亨利四世在大贵族威胁下，赤足披毡冒着风雪在卡诺萨向教皇祈求宽恕，史称“卡诺莎觐见”。这标志着皇权与教权争夺上占取了最初的上风。尽管事后亨利四世得到一些低级贵族尤其是那些希望顺利贸易需要统一市场的城市同盟的支持，攻入罗马重立教皇。但事实上皇帝、贵族和教会之间那种纠缠不清的混乱局面已经形成，只是谁也没得一时的好。唯一吃亏的是那些在货币经济萌芽之后希望国家统一的商人—城市联盟，而分离主义则开始大行其道。就此开始了德意志民族一直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局面。 德意志王权再一次外观上的回光反照，要等到1138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一世（这位国王有个很著名的绰号，巴巴罗萨，意味红胡子）在位。他的红胡子据称是南征意大利的时候被意大利人的血染红的。巴巴罗萨的目的一方面要威吓著教皇，一方面也想揩那些意大利北部富饶城市的油水。他的掠夺激起米兰等城市同盟的反抗，最后红胡子和教皇缔结威尼斯合约，还屈辱性地亲吻了教皇的脚。 巴巴罗萨的意大利政策，产生了严重的的恶果。帝国的政治重心南移到了意大利，放过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机遇。从此德意志王权王室山河日下。但是大封建主们的东部拓殖运动倒是一番风顺，包括数次的十字军东征。13世纪的德意志封建主们占领的勃兰登堡、梅伦克堡、波美拉尼亚和日后起着重大伏笔作用的普鲁士。 霍亨斯陶德王朝垮台后，诸侯们不光坐大，而且要阻止再有任何想要统一的王权出现。1356年所颁布的“金銮诏书”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割据的状况。而小国割据的状态又引发很多战乱并妨碍了贸易，所以诸侯们决定用选举的方式推选出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总协调”，做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257年，最初的七个候选诸侯分别是三大教会选侯和四大世俗选侯。之后德意志的王座上皇帝如走马灯一样换，因为诸侯的初衷就是不让任何人坐大达到统一的目的。不仅是原始的那七大选侯，之后其他大家族也能参与进来，其中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当时还没有发迹的哈布斯堡家族。 写到这里，有的人可能要问什么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到底是什么关系？ 哈布斯堡王朝这个概念有三层意思。 第一是指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就好像神圣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一样。事实上还有其他王朝时代，但是比较短暂。哈布斯堡家族也是当初德意志大封建主（不过他们最初的出身比较寒碜，前面提及过），从1438年到1657年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担任。这里进一步说明，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一个地区概念，它只是很多大小不一的邦国名义上的联合形成的区域。 第二是指奥地利的那一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帝国。也就是【图一】所所示的那一块深绿色。 第三是广义上各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帝国，也就是【图二】所示的那片区域。包括西班牙帝国和下属的殖民地。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甚至还担任过墨西哥国王，是从西班牙的那一支继承而来的。 我们再把时间快进到17世纪。16~18世纪是欧洲历史上战争最多的时代，而战争的主体也从以往的封建主之间的战争变成王权（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就是说基于这个已经形成的欧洲王权（民族）国家体系。而这些战争的背景，又和这个时代发生的种种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 欧洲先民早期从事的大多是猎人，渔夫，商人，雇佣兵这样彪悍的职业。这造就了日后西方人特有的爱冒险，爱闯荡的精神，这也能算是开辟新航路的一项远因。同时他们也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很早就体会到了贸易的甜头。 1500年之后，全球化的势头初现端倪，资本主义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国王还是平民，都不满于教会的横加勒索，这是宗教改革的直接原因。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就是出生于萨克森的马丁·路德。路德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农民企业家。18岁的路德进入大学学习法律，接触了很多古希腊罗马时代名家的作品，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而路德又在家庭的要求下最终成为一个修道士。 路德早年在访问罗马的过程中深感教廷的腐败，通过古代圣经的研究，发现罗马教廷宣传的东西和圣经不符，便提出要按照古代基督教的面目进行宗教改革。 当时教会和大贵族们相互勾结，向教众出售“赎罪券”，也就是说不需要忏悔，人只要购买了这个赎罪券就能上天堂。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的门口贴出《评赎罪券的效能》的大字报，即“九十九条纲领”，引用《圣经》的内容反驳教会的种种恶行。路德的行为得到了普通市民的认可，也赢得了一些小贵族的支持。时候教会见贿赂不成，想要除掉路德时，他已经被几个贵族保护起来了。虽然这些贵族也有自身的目的，但基本出发点都是希望在物质、政治和精神方面消除教会的有害干涉。 尽管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都想出面迫害路德，但整个帝国全是一片支持路德的舆论。在隐居期间，路德把希伯来文本的希腊文本的圣经翻译为德语，这就像乔叟和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一样具有重要意义。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演变成最早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滥觞。它使得德意志人第一次发现自身内部也存在这样的认同，这种认同使得他们勇于起来反抗教会。 信仰传统天主教的皇帝，高级教士和大贵族，与有产者，包括低级贵族。市民和部分高级贵族和诸侯成了成了对立的两个阵营。前者要维护天主教带来的既得利益，后者则要取消教会的特权，拒绝缴纳教会的苛税杂捐。 宗教改革期间还产生过一个更为激进的群体，他们是最底层的平民和农民。他们的目的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的宗教式的乌托邦。其中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闵采尔，一个同样出身农家的教士。闵采尔起先也支持过路德，但是她本人的神学见解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过于激进的革命思维让路德无法接受，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1524—1525年，德意志爆发农民战争，三分之二的农民投入了起义。这些起义最终被镇压，很大原因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太过于不实际，让一些同情他们的城市同盟军都不能接受。 总体而言，路德的宗教改革包含着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是一种对民族国家的渴望和要求，这是相对被教会控制，所产生的一种希望世俗化的反应；第二是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的特定化合产物。前者的力量并没能克服长期一来的封建主义，后者则波及了整个欧洲。北欧的瑞典、挪威和丹麦都走上新教的道路，慈温格力的加尔文教也在瑞士生根，并传到了苏格兰和法国。 16世纪末期，世界贸易格局发生转移。商路不再经过德意志，而是走大西洋沿岸绕道好望角。原本商旅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大道和旅社人迹罕至。整个德意志兰地区国内市场又没有得到统一，生产锐减，城市衰落，经济还是以传统的农奴庄园为主。这个时候的哈布斯堡王朝，还做着一统欧洲的黄粱美梦。 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已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了。奥地利和西班牙由于王室的血统相连，是紧密的同盟。作为传统天主教的死忠，他们打出了反对新教的旗帜。奥地利的哈布斯家族同时管辖着波西米亚王国（今捷克），匈牙利西部和阿尔萨斯等地，而他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包括德意志兰，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大哈布斯堡帝国。这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忧虑。 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处西边的法国。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得逞，法国就直接在地缘上面临包围之势。英国则秉持一贯的“大陆均势”政策，不愿意看到任何大陆国家过于强大，同时保护和自己利益紧密的尼德兰。北欧的丹麦也是握有北德的不莱梅、维尔顿，自认是北海商路东西方贸易的唯一中介，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瑞典则为了保住自己在波罗的海的利益，和丹麦站在了一起。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本身已是矛盾重重。这个松散的集团里，诸侯与诸侯之间，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之间，诸侯与皇帝之间本来就对立，现在又加入了哈布斯堡王朝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本质上还是因为民族国家在这片土地上还是零起步的状态。 就在几方面势力千钧一发之际，捷克首府布拉格发生了所谓“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随后爆发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前身波西米亚王国，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最初七个选侯国之一，之后波西米亚的王位被哈布斯堡家族篡取，一直延续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1609年皇帝鲁道夫国王在捷克人的要求下签署了保障自身信仰权利的“大诏书”，到了1617年，新皇帝马提亚却公然毁约，残酷占压新教，终于激起捷克民族的愤慨。1618年，捷克人根据自己古老的习惯，把马提亚委派统治捷克的公爵扔出了窗外。这震动了所有欧洲宫廷。奥地利方面决心讨伐。 捷克起义时期是欧洲三十年战争第一个阶段。1620年捷克义军和皇帝—天主教联盟军队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决战，最终捷克被击败。捷克人自己的国王逃到了荷兰。而捷克也彻底沦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和哈布斯堡奥地利的一个行省。 （图四 版画 “掷出窗外事件”） 第二阶段，这个时候的哈布斯堡皇帝似乎有意要凌驾于诸侯之上了，而西班牙则希望借助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力量重新统治荷兰。这让西北部的新教国家十分恐慌。英法荷联合起来，促使首当其冲的丹麦出兵。这其中法国也是个天主教国家，而当局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却摒弃了自己的天主教立场，赫然为自己国家站台。可见当时法国民族国家已经形成的凝聚力。之前那些支持皇帝的天主教德意志国家这次却没有再为国王卖力，使得丹麦雇佣军击败了皇帝。 皇帝雇佣了一个名叫华伦斯坦的捷克贵族和丹麦人作战。华伦斯坦虽然是捷克人，但是个天主教徒，而且极其德意志化，富有军事和敏锐的政治才能，曾参与镇压过捷克的起义。华伦斯坦的目的则是借助战乱，效仿法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而他本人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他的意图被天主教德意志诸侯和皇帝洞悉之后，职务被免除。 第三阶段，就在华伦斯坦失势不久，瑞典侵入德意志北部。16世纪的瑞典依靠自有农民完成了宗教改革，消除了贵族的对王权的限制，大力发展工商业，成为“北方新升的流星”。瑞典看到南部混乱的局势，希望自己也能借此敲上一笔，而瑞典自身有一支本国人民组成的骁勇常备军。1630年，1.2万瑞典军从北德奥德河口登陆，迅速推进德意志中部，而且得到了北部那些新教德意志选侯的响应。1631年，皇帝—天主教联盟和瑞典国王—新教联盟于莱比锡附近的布莱登菲尔德会战，皇帝的军队被大败。 华伦斯坦又重新被皇帝启用。1634年，这位军事天才第二次解围，帮助皇帝大败了瑞典人。但最后的结局却是狡兔死，走狗烹。因为华伦斯坦始终没放弃自己中央集权的计划，天主教诸侯视他为眼中钉，也让皇帝觉得喧宾夺主。同年华伦斯坦遇刺身亡。 第四阶段，法国方面也按捺不住。真正阻碍法国称霸欧洲的是西边的西班牙，为打击这个紧邻的对手，法国联合瑞典、荷兰、威尼斯、匈牙利等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1635年，法国军队在德意志兰、尼德兰、意大利对西班牙同时发动军事军事行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正式开始。 最终法国如愿击垮西班牙。1646年，瑞法联军进攻再奥地利。这个时候无论是哪一方都是人困马乏，而英国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为避免受到影响，双方不得不同意停战议和，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合约。1618年开始的欧洲三十年战争正式告终。 欧洲三十年战争标志着从1517年的宗教改革正式告一段落。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厮杀的国际战争，也是欧洲王权国家体系形成的侧面写照。 战胜国的法国和瑞典如愿以偿。法国割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等地，成为之后几个世纪德法恩恩怨怨的源头。瑞典则获得北部西博美拉尼亚等地区和大笔赔款，同时还通过帝国采邑的名义，也成为帝国的一个选侯国。荷兰以及赫尔维西亚联邦（今天的瑞士），脱离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独立的国家。 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非但没捞着任何好处，还使得自己的权利进一步被削弱，他终于看清那些天主教诸侯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了。在法国和瑞典的干涉下，皇帝和诸侯拟定了一个帝国宪法，保障选侯，诸侯和自由城市保有主权。 西班牙彻底沦为二流国家。1702年欧洲又爆发了路易十四发动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被法国的波旁王朝取代。要不是在英国、荷兰和布鲁士的干涉下，西班牙甚至有被法国直接合并之虞。至此西班牙彻底沦为法国的附庸，一直到1931年西班牙波旁王朝被阿方索十三世推翻才结束。 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另一意义在于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承认了国家间大小平等，信仰自由的原则，开始了近代欧洲国际关系。 由于战争的满目疮痍，近代国际法体系也应运而生。目睹了这场战争中各国军队和流民的暴行，荷兰人格劳修斯编撰了第一步独立体系的国际法著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是为国际法思想的开山鼻祖。反映出当时资产阶级对于和平局面下安心生产和贸易的愿望。格劳修斯认为战争是贵族们的事，这些贵族为达到一己私利而发动的战争，和普通平民的利益相悖。而通过建立国家法律和谈判，则是最理性最能把破坏降低到极点的做法。 国际法和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兴起的主权国家理论相辅相成，都是迎合民族国家已经形成这一事实所提出的理论产物。而国际法一直到现在还有着它需要完善的方面。 （来自投稿邮箱；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开阳＞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上）——产生于战争的英格兰和法兰西 民族国家的穷途末路 ＜七星说法＞北京暴雨，国家责任 ＜开阳＞国家的本质 ＜对岸观察＞国家，正在你脚下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