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张宏良：王立军事件——中国政治形势逆转的标志性事件 进入专题 ： 王立军 重庆模式    ● 张宏良        （注：本文转自作者博客，在此仅供学习交流之用，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最近几天，围绕王立军事件，整个中国谣言满天飞，包括涉及中国报道的所有国外媒体，焦点也都集中在有关王立军事件各种五花八门的传言上，其家喻户晓和人人关注的程度，不亚于1976年华国锋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公开之前那种状况。     显然，是有人需要这种谣言满天飞的局面。无论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发布王立军消息在时间和用语的一致性方面，是故意联合还是偶然巧合，但是沸沸扬扬的各种谣言，却已经达到了双方发言人所希望达到的政治效果。特别是在十八大临近和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前夕，发生这种政治事件和社会舆论，无论是对于妖魔化重庆模式，还是对于习近平访美之前先行敲山震虎，无疑都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王立军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用他来妖魔化重庆模式，妖魔化红二代，妖魔化中国的民生路线。王立军事件本身只不过是一粒棋子，没有王立军事件，也会有李立军事件，赵立军事件，以及其它难以想象的阿猫阿狗事件，总之，必须要有妖魔化重庆模式、妖魔化红二代的政治事件，并且从现在开始，类似事件会将越来越多大。这就叫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今年以来普世价值派一系列极端反常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比王立军事件更加惊人的事件还在后头。所以，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无论王立军是履行公务的“误入白虎堂”，还是罪行败露后的畏罪叛逃，抑或是“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抑郁症、精神病，以及其它人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各种“事实真相”等，都已经无关宏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唯独重要的是必须要有满天飞的政治谣言，必须要有妖魔化的政治舆论，必须要有“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的政治威慑作用，必须要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理由，所有这些都从王立军这里开始了，王立军事件很可能只是当初“4.12大屠杀”之前的“中山舰事件”，更大规模的血腥阴谋和白色恐怖还在后头。     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所谓“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的真正含义了。如果说邓小平时代，“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是针对整个国家而言，那么现在，所谓“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则是针对个人而言，任何人只要不改革就只能死路一条，而如果脱离改革搞什么共同富裕，则更是死路一条。要让“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具有全国性威慑作用，就必须找一个全国性家喻户晓的人物用来祭刀，于是，与重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王立军，便成为用来杀鸡吓猴的政治祭品，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第一次联合或者巧合制造的政治威慑标本。     此前，人们总是误以为现在重提“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是在继承邓小平的改革意志，其实不是，而是在替美国警告中国人。因为美国的经济危机需要中国的金融财富，美国大众民主革命的政治危机需要中国的物质财富，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中国脱离“中美国”。而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要求共同富裕的呼声，要求停止向美国和欧洲输送财富的呼声，愈来愈响彻云霄，迫使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转变发展方式，财富由国内人民共享；二是继续改革开放的原有路线，绝大部分财富由美欧财团和国内富豪占有。     对于第一个选择，人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右派长期散布的一种奇谈怪论，即所谓实行共同富裕就会影响经济增长，而重庆模式恰恰证明了共同富裕不仅不会妨碍经济增长，相反，越是实行共同富裕，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重庆以全国增长速度第一、远远超过两极分化的广东的惊人成就，表明了共同富裕道路不仅应该走，也完全能够走得通。这就意味着如果18大薄熙来入常、习近平接班，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重庆，都将会转变发展方式，走共同富裕道路，对外减少甚至停止对美国的财富输送，对内由全国人民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如此一来，重庆一个地方的唱红打黑，就有可能会变成全国规模的反腐肃贪，这也是以普世价值派为代表的中国贪腐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特别是按照目前既定的十八大逻辑走下去，今后习近平掌握军队，薄熙来掌握政法，99%的人民大众聚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三种力量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将势不可挡，无论是国内的卖国主义极右势力还是国际的帝国主义霸权势力，都将遭受灭顶之灾。他们一定不甘心接受失败的命运，一定会进行垂死挣扎，而垂死前的挣扎往往是最疯狂的挣扎，这种最疯狂的挣扎恰恰落在了当今中国人民头上。     于是，邓小平时代“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的口号再次被抬了出来，只是含义与邓小平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具有了多层新的含义。如果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指中国如果不改革就只能死路一条，最近美国宣布把中国列为军事打击对象，把中国南海变成国际水域，突然开始收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就是在警告和威胁中国不能回头；如果是站在普世价值派的角度来看，既是指不改革的人只能死路一条，也是指自身家族不改革也只能死路一条。重新提出“死路一条”的口号，决定了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决定了卖国集团必然会采取各种非常规的极端手段，来打击拒绝进行卖国改革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风起云涌，红二代接班的民心所向和众望所归，更加决定了卖国集团必然会采取采取包括宫廷政变在内的种种非常规手段，镇压红色大潮和破坏红二代接班。     回顾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越是在革命进入高潮时期，就越是容易发生反革命政变，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转变时期，最容易发生反革命政变。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当初国民党蒋介石的“4.12政变”，就是在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发动的；1976年的武装政变，也是在社会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的。而当今中国，既是红色大潮风起云涌的高潮时期，又是社会历史转变时期，更是容易发生各种形式的反革命政变，并且反革命政变的规模和形式，将会远远超出人们最大胆的想象。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人们可以选择全力迎战，但是却绝不可能加以避免。     其实，从宣布“红二代接班是封建遗风”、“唱红打黑是文革遗毒”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中国政治生活必将再次进入类似1976和1992年那样的非常规时代，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呼吁采用华国锋1976和邓小平1992年那种方式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普世价值派操纵的各种右派集会和右翼媒体，纷纷放弃了一直用来攻击重庆的所谓“程序民主”，甚至纷纷放弃了所谓自由民主的漂亮旗号，转而歌颂武装政变、暴力镇压以及宫廷阴谋等非常规手段，不仅买办汉奸媒体如此，甚至普世价值派控制的官方媒体也是如此，北京一家著名党报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歌颂1976年武力解决党内分歧的长篇文章。     现在，这种非常规手段终于开始了。如果说1976年采用非常规方式解决党内分歧，主要依靠的军方支持，那么，现在想用非常规手段解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主要依靠的则是美方支持。试想一下，离开美国和普世价值派的共同联手，有谁能够安排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在相同时间内以相同的话语方式，为王立军事件制造出如此巨大的谣言空间？有谁能够指挥两岸三地、蓝绿两党同时围攻爱国学者孔庆东，甚至迫使香港中联办主任发表谈话，公开与港独势力站在一起？有谁能够迫使中国官员和媒体站在美国立场上，发表一系列出卖中国南海的讲话？有谁能够在王立军事件之前让南方报系和美国之音就报道和采访王立军要倒霉的消息，而在王立军事件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又安排最喜欢造谣的南方报系和美国之音保持沉默，成为谣言大潮中唯独保持沉默的媒体，南方系控制的原本最为热闹的凯迪网，竟然没有一条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消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谁都知道，此时此刻作为汉奸媒体的南方系任何一个公开谣言，都是对薄熙来的最好开脱，所以庞大的南方系汉奸媒体才齐刷刷地一起噤声，而只是借用其他媒体暗中推波助澜，试问谁才有能力指挥遍布全国的南方报系在如此重大事件面前保持沉默？不仅是南方报系，甚至连几乎天天咒骂和妖魔化重庆模式的法律党那些著名魁首，都极其反常地一言不发，几乎中国所有极端右翼分子和右派大佬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哑巴，在公开场合竟然看不到一个普世价值派的著名人物在活动。这种惊人的组织和操控能力，几乎超过了共产党对党报和党员的控制程度，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共济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具有超越共产党的这种组织和操控能力，而现在这种组织和操控能力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你说中国已经被控制到了何等恐怖程度！     王立军事件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再次采用法西斯和宫廷政变等极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将再次回到用政变、阴谋和谣言对付政敌的八十年代。所有关注中国时政的人都知道，中国底层老百姓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百分之九十九民众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共产党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在重庆，中国避免动荡和战乱的最后希望在重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和平对话的成功希望在重庆，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回归人民大众的最后信心也在重庆。如果重庆模式再被否定被妖魔化，则意味着老百姓最后一点儿希望的彻底破灭，意味着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彻底绝望，意味着中国和平转型的道路彻底堵塞，意味着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和平对话和协商的大门彻底关闭。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剩下的唯一对话形式就是暴力，暴力镇压和暴力清算将会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不变主题，政变、谣言、阴谋、陷害、混战、杀戮等，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现象。绝望的人民不会再去捍卫共产党，孤立的共产党也不会再有任何力量，中国将在党群彻底分离中陷入动荡，此时美国再插手进来，中国解体将很难避免。     本来，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刚刚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一点儿和平转型的希望，却又在转瞬之间希望破灭。历史往往从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转折，1976年毛主席逝世，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表面忠厚老实的华国锋会发动政变，当时被捕的毛主席亲人，在此后三四年间都一直误以为华主席也和他们一样被关在监狱里，只是多年后允许看报纸时才知道，原来是最信任的华主席把他们关进了监狱，江青也是在被捕的最后一刻，最信任的人仍然是华主席；1992年经过大众民主运动的冲击，中国开始重新推行群众路线，绝没有人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会突然发动南巡事变，恢复封建王朝的垂帘听政制度，以一介平民身份，点着当时总书记和总理的名，强迫他们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所谓“南巡讲话”；2012年，人们从各个方面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政治决战，就是没有想到斗争会从举国皆知的重庆“打黑英雄”涉黑开始，从王立军这位被认为是“左派”和被认为是“抗美”的官员投靠美国领事馆开始。     王立军在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前，干下的最惊天动地一件事，就是把全国反对转基因的主将，以王立军的名义邀请到重庆，联合包括有军方单位在内的数十家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召开了一次名为研讨、实为揭露美国转基因危害的大会，大会对美国四大生物集团进入中国，把中国变成全世界种植转基因主粮唯一国家的种种危害，进行了多方面揭露和控诉。虽然王立军仅仅是开了一个会，既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让一个字见诸媒体，之后更是没有了任何下文，很明显，王立军这个反转大会是专门开给某些人看的。但是，王立军敢于触动国内买办集团的最大代表，敢于触动美国生物资本的最核心利益（这是连美国总统都不敢触动的最核心利益），自然就被外界误认为是“左派”和“抗美”官员。其实，王立军既不是左派（他经常说自己不是左派也不喜欢左派，比较喜欢当今中国的右派），更不是毛派，包括这次反转大会都把他认为属于左派的人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在政治思想上，王立军并非是自觉地执行重庆的政治路线，更谈不上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唱红”和“打黑”联系在一起，反转和抗美联系在一起，加之重庆又是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中心，这就把王立军和左派、抗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重庆模式等概念，死死地捆在了一起。这就决定了只要抓住王立军，就可以否定薄熙来，否定重庆模式，否定民生路线。而王立军之所以能够成为突破口，恰恰就在于王立军不是左派和毛派，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如果是的话，则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投靠美国领事馆。可见，王立军纯粹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只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工具，借王立军事件大做文章的目的，是要妖魔化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是要彻底否定民生路线，是要完全堵死共产党摆脱危机的出路。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力量对极端右翼势力的反击，并不是在维护王立军，而是在维护重庆的民生路线，维护重庆的社会主义探索，维护中国和平转型的政治选择。无论王立军是好是坏，都不会改变所有爱国进步力量对重庆民生路线的坚决支持。     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国人民也就不会再等待了。     中国普世价值派在用王立军事件妖魔化重庆模式的同时，另外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掩盖美国逼迫中国割让南海以及中国向欧洲输送财富的重大事件。今年1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宣布，美国海军一定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和中国南海变成国际水域，如果伊朗和中国胆敢反抗，就集中全部资源加以消灭。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南海还不象霍尔木兹海峡那样，属于两国共有海域，而是如同长江黄河一样，完全是中国的领海领土。如今美国宣布要用武力把中国南海割让出去，变成国际水域，中国方面不仅没有任何反抗，有人反倒以各种方式默认了美国的割让要求。中国东海和钓鱼岛，中国外交部更是采用发言人口头声明的方式，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日本的控制和占领。东海和南海都是大清王朝在灭亡前夕收回的领海领土，连台湾领导人马英九都敢于宣称为保卫钓鱼岛不惜一战，可是当今中国却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钓鱼岛和东海并入日本领土。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地图几乎都承认南海是中国的领海领土，可是，在中国普世价值派把南海称为不合理的“封建遗产”，声言“要准备向其他国家让步”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的地图先后把南海划出了中国，周边国家更是纷纷出手，抢夺中国南海领土和资源。大清王朝得来的东海南海，毛泽东时代西沙保卫战保住的南海，就要在这一代人手中，采用零刀割肉不觉疼的方式，不知不觉地丢掉。东海南海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东海南海一失，中华民族必死无疑。如此天大事情，远远超过当年引发“五四运动”的割让山东半岛，而如今国人却没有任何动静，舆论全部集中到了王立军事件上。     用王立军事件掩盖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帮助欧洲解决欧债危机，有人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之后，再次提出了“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恐怖口号。所有国人都清楚记得，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突然出现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口号，为救美国出手便投下4万亿，这些钱通过通货膨胀全部分摊到了中国老百姓头上，结果是美国得救了，股价指数翻了一番，从6000多点上涨到12000多点，美国股民笑逐颜开；而中国老百姓却十分悲惨，通货膨胀拔地而起，副食品价格火箭般蹿升，股价指数从6100多点暴跌到1600多点，9千万中国股民血流成河，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尽数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现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又有人提出了“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恐怖口号。在经历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惨痛之后，中国老百姓很难再接受如此恐怖的口号，于是，便出现了王立军事件，把整个中国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王立军事件上，如此一来，“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财富大输送，就可以安然无恙地顺利进行了。     王立军事件以及接下来将会出现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很有可能造成中国社会的大逆转，继1976年之后再次形成大规模镇压左派的现象。王立军事件就其本质来讲，无疑是围绕重庆模式而爆发的一场富人对穷人的战争，一场精英对民众的战争，一场秦桧对岳飞的战争，尽管拥有强大国家资源、媒体资源和美国外援的精英阶级会获得暂时性胜利，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会改变，席卷世界的大众民主革命不可阻挡，铺天盖地的中国红色大潮更是会愈阻愈奋、愈挡愈高，即使反动派有能力把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全部杀光，只要还存在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就一定能够死而复生！     就让那些暂时得势的反动派去狂欢庆贺吧！     我们坚信，今天反动派欠下多少，将来就会偿还多少。     中国人民曾经宽恕过你们两次，但绝不会再宽恕你们第三次！     重庆民生路线万岁！     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万岁！    进入专题： 王立军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35.html    

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它在脱去了稚气的声线后，开始显露出通吃和秒杀的莽撞特性，像正在拔节长身体的少年，内心火热、外表冲动。 过去的这个冬天，微博比任一季的贺岁档都精彩。政治、地域、文艺、生活、性……一切社会元素都在此冲撞登台。方舟子沉迷于《大侦探福尔摩斯》，他想象出一个中国版的“莫里亚蒂”，双方配合默契，各领团队奉献2的真谛。三亚官方微博的宰客回应，辗转出《大魔术师》般的幽默；内地与香港的地域之争，也有了人文大片的镜头感；如今，微博又在向严肃题材的《白宫风云》转型。据说，上一个容纳如此多元要素并将之捏合成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连续爆点的媒体还是鼎盛时期的C C TV。据说，每一个在微博混过的人，都很有可能在N年之后写出一部笑泪交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微博》。 只专注过程不问结果，只懂得前进不知道反思，只知道毁灭不惯于建设，它让你一夜成名也让你一夜毁灭，每个事件都结束于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唯独缺乏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后篇，须知这才是叙事最精彩、意义最坚实的部分。青春期的微博在颠覆、叛逆和困惑中显露出巨大的爆破力，就这样定性了吗？其实不急，它在展示力量的同时也埋伏下了成长的线索———跨阶层对话、微动力高办事效率、无限制的信息流通、理性声音持续不断地生长……微博仍是一个成长性媒体，有青春期总比连青春都没有要好，我们希望，它在回望年少不经事时收获理性感悟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全民共识，它能够成长得再快一点。 如果上微博比上法院还有用，那它是不是该比法院更理性？ 维权？上微博！爆料？上微博！微传播时代，每个人都能跳跃着大声表达观点。依靠转发再转发的模式，数百家媒体机构的盘踞，也因为打破了交际阶级概念的@喊话设计，使得任何事件在微博上都可能形成意想不到的热点，它自身也俨然成为超级媒体。 而微博难以预估的传播力在使人惊叹后逐渐转为心惊，没人预计到一条随手发出的140字旅行抱怨会让三亚国际旅游岛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也不会有人想到一个普通插画师只不过通过微博维权，就让湖南卫视再三道歉，更有事件当事人发出宁愿上法院，也不想上微博的感叹。 微博到底有多凶猛？ 一条随口抱怨的微博让市政府哑口让餐厅停业 这是一条让全国媒体蜂拥赶赴海南岛的微博：“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司机)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池里一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那哥们刚想说理，出来几个东北大汉，只好收声认栽。别说服务水平了，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遑论国际旅游岛。” 2012年1月28日，网民罗迪在打下这些字时只是想随口抱怨下，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条微博的转发率达到4万多次，有近2万人在他的微博里面留言，评论500多页，大多是各路网友在共鸣分享自己的挨宰经历，再然后传统媒体登场，他们试图联系罗迪还原当时场景，又或者找专家点评海南岛的旅游发展未来。直到此刻，微博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样承担了爆料平台的功能。 事件的新爆点来自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微博回应，它宣称春节期间三亚旅游消费投诉为零，在巨大反差的信息面前，越来越多网友晒出自己在三亚的天价账单并马上@给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条关于零投诉的微博悄悄被删除，取而代之地是三亚市政府要深入调查的批示。罕见的，只是通过微博平台的互动，一个有因有过程也有结果的完整的新闻事件形成了，最终罗迪微博里提到的餐厅被三亚工商执法部门迅速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最高罚款。 罗迪形容这事“反响之大，出乎意料”，而传统媒体与微博的差别也在这件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遇见不平事新鲜事，公众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拨打电视或报纸的爆料电话，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就感叹，如果你看见有人在深南大道上裸奔告诉报纸，可能没记者会来或者因裸奔照片敏感根本无法见报，如果直接拍照上微博则会得到数次无数次转发。如果罗迪当初选择爆料给三亚当地媒体，收获的很可能是某报纸版面上豆腐块般大小的文字又或是电视台里一闪而过的镜头，因为这投诉太过微小。 而通过微博几万个微小声音的集结后，同样是三亚宰客的投诉事件，豆腐块就演变成占据一整个版面的深度稿，一分钟的新闻播报也转为探讨性的专题节目，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名人的推动作用。影视明星马伊俐对三亚宰客的关注让她自己的粉丝也参与了部分晒账单微博的转发，而三亚市政府新闻办通过微博回应对于海鲜餐厅的处罚，更让人看到微博跨阶层对话的无限可能。它与现实的紧密链接让人意识到微博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媒体。 微博凭什么凶猛？ 网络时代的大字报，情绪化、片面化、煽动性锻造尖锐的矛 于长江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孙海峰不约而同用“大字报”来形容微博最显著的特性，“微博上是没有隐私的(区别开心网、人人网等)，它面对着无数的陌生人，其效果更类似于广播台或大字报。”“从来没有把微博当成一个社交媒体，它传递信息的同时又是一个舆论场。”大字报的意义在于公共场合向更多人传递信息，能够向所有人公开并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方便转发的特性，一下子让微博与网络时代的大字报贴近起来，也不难理解其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传播速度。 就像大字报曾宣称的意义是揭露与批判，它用最简短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吸引受众注意，长度限制在140字内的微博无疑也需要靠独特的内容或是强烈的刺激性语言获得转发量。年前曾在微博上引起轰动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三妈门事情使人隐约嗅到微博对于情绪表达的“偏爱”，一个粗口微博拥有了海量转发的同时还让传统媒体闻风而动，只是那三句粗口的表达方式是否与大字报上经常写的“X X是反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好”太过一脉相承？这条不足100字的微博目的显然只在于批判，只是它的批判却没有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但，网友们不在乎。 而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微博远超大字报的传播能力，以微博界的翘楚新浪微博为例，至今已经拥有超过2.5亿用户，每日登录的活跃用户比例达到10%的它，传播边界已经不局限于一个村、一座城市，而是蔓延至互联网无限的空间，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以140字短微博为主的它是否真能取代传统媒体，传播清晰新闻事实？ 南京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的答案是140字足以让人说清楚何时何地发生了某事，“但还是需要平面媒体的记者采取专业主义的立场，进行深入调查，写出终极性的报道，最终在微博的线索价值上寻求出新闻意义。” 如何成为一个微博理性派？ 1.对于网上骂战，千万不要盲目参与。站队是理性的天然敌人，诸如韩方骂战，作为合格的理性派要做的只是查询相关法律条文，去证明这样的诉讼有没有意义，至于支持韩还是方，这种毫无理性的问题理性派可以置之不理。 2.对于他人的挑衅要气定神闲，无论是被骂五毛、带路党、精英，还是汉奸，都不用急忙回应，如果对方是情绪性掐架还理他干吗？如果对方抛出证据与观点，可仔细推敲后耐心回复，切忌，要保持风度！ 3.信什么都别信微博上的支持率，信什么也别完全把网络民意当全中国的民意，从统计学角度上说这不值一提。 4.发现猪一样的队友后请迅速发表声明与其暂时保持距离。猪一样的队友具体表现为爱用攻击性语言攻击彼方论证者，逻辑混乱，举例说明如为韩寒阵营中的马日拉、路金波等。 5.不轻易转耸人听闻的微博。看见如历史人物揭秘、官员秘闻，无具体事件的新闻，无原文字版本的国外新闻，首先做到搜索查证，如无确切证明，勿转。 7 。不针对不完全的新闻事实发表激烈观点。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时发表幼稚观点只能让自己陷入被羞辱的阵地啊！ 8 。对着自己发发小牢骚行，其他的情绪性语言就收起来吧。如果微博只沦为互相发泄负面情绪的渠道，那无疑是种悲哀。 9.看见趋同式声音出现时(如药家鑫案时的舆论氛围)，提醒自己不要盲目陷入群体思考及行为。当微博上的大多数人都对同一事件抱着差不多态度时，要谨慎了解事情经过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10.别把微博当成终极文本，始终记得微博提供的只是线索。在发微博时多想想杜骏飞老师所提出的网络民意测不准原理：微博上的用户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网民，这不能一概确定；中国网民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这也不能一概确定；在微博上发声最强、受拥护最多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这也不能一概确定。简而言之，不要把微博当终极性的文本，它只是一个线索。这样，你或许可以让自己飘然于微博情绪争论之外。 最后是广告时间：在微博上关注@死理性派，学会做个微博理性派是个不错选择。 微博凶猛后遗症 别问我微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在于微博让大家变得不爱看报纸电视新闻了。 30岁，供职于北京一家房产媒体的大文，在去公司的班车上会拿出IPH O N E点击新浪微博，看看有没有朋友对自己说了什么，更重要是了解下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新浪微博上2亿多的注册用户，也可能是数百家新闻媒体的报道，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信息都言简意赅，“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至于新闻细节还真不是每篇都有兴趣。” 所以上班的半小时、下班的半小时或者等电梯、等吃饭无聊的那么几分钟构成了大文一天中获取新闻最重要的时间，她知道动车事故，知道药家鑫事件，也知道最近火热的三亚宰客事件甚至韩方大战，她知道那些信息因为她关注的好友们都在转，而被转发的信息内容看起来都那么富有冲击力，“千万别问我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即便如此，她还是会用转发甚至写上一两句话表达对种种新闻事件的观点，这个思考过程也往往不超过5分钟，信息的获取观点的交换从来没有像拥有微博后那么轻松简单，这也是微博大字报特性的最典型展现，“微博的信息为什么传播得那么快，主要是因为简短，等于是把问题简化、片面化。”于长江对于微博的不可控性感到害怕，“传播得太快，根本无法把握，而被简化的信息可能根本不是我要表达的，也同时可能引起误会。” 海量转发里往往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湮没理性 大V(微博V认证过的公众人物)们开始发现微博上也需要谨言慎行，就像去年10月众人谈论一时的潘币诞生：S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当天发布的一条认为苹果董事会应该以降价方式纪念乔布斯的微博被疯传数万次，除去潘的公众身份，更因为无名网友的一句精妙评论：“潘总哪天要也去世了，也请贵公司推出1000一平米的房子吧，十几亿人民都会纪念您。”随之，名为“潘”的房地产计价单位(即1000元/平米)出炉，受到网友热烈追捧。 潘的玩笑让自己也成为网络玩笑的一部分，虽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理解网民，可潘币轰动也再次让人感受到，在微博上即便是句玩笑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谁会仔细酝酿每一条微博的真正含义，而如果被误读造成的影响无人对此负责。于是普通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应对方式即注册多个微博。 “微博让我了解了身边不少人的生活，可一想到别人也了解了我的生活，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所以用了2个微博有选择地面对不同人说不同话。”25岁的微博控吴松林说促使他开多个微博的直接原因是上司关注了他，“有一次上班精神不好，部门主管居然直接问我是不是昨天喝酒喝多了，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微博的渗透力，不敢什么都说了，它把我的交际圈融合在一起，但这忧虑也很多，比如我不希望我的前女友和现女友互相认识。” 显而易见的，在微博不可控的巨大传播力之下，提防微博的心理开始蔓延。 难料，是对微博传播最好的描述，因为无法预知它的影响范围，同样的微博内容若由草根还是公众人物发出效果可能大不相同，而如果草根通过@成功引起公众人物关注，一切又会变得戏剧性，打破阶层限制的对话让微博拥有了制造种种新闻热点的可能，但其群体弱点也随之暴露，因为热点背后往往意味着海量转发，这里面或会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 很多人在谈论很多事，但你不知道哪些谈论是正当有价值的 “微博140字的发帖限制，也说明在微博上论理是很难实现的一件事，很多人在微博上会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智讨论。”杜骏飞说微博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很多人在谈论很多事，但你不知道哪些谈论是正当而有价值的。 很多即意味着群体的出现，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群众不善推理却善于行动”，在微博上的大量用户通过手持设备简单浏览140字后，在没有充分思考情况下就开始行动即转发，海量的转发背后更多的是群众们的一时冲动，但其传播效果却先于缜密思考而到达。 就连与高晓松笔战过，与郑钧呛声过，论战几乎“所向披靡”的韩寒面临微博质疑他有文章代笔时都显得无奈，还曾口不择言地表示“后悔当作家”。这场在微博上热了一整个春节的网络骂战对当事双方韩寒及方舟子来说没有输赢，只有微博自己笑了。无论韩寒有没有代笔，他可能有代笔的猜测在网络上已流传开来，而方舟子打这场似乎没有意义的假也不禁让人怀疑起他曾经打假的目的。让这起骂战达到一次次高潮的网民们也许不关心韩寒手稿的真伪，方舟子的文本分析有无逻辑，他们只是想用转发求得一个最简单的结果。可是，有些事往往无法有个明确的结果，就像韩寒决定拿出手稿后，还是有人说手稿就能证明没有代笔？海量的转发在某些时候就这样吞没了个体的申辩。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害怕微博的根本之因，害怕信息被传播后所带来无可估量的舆论伤害，害怕不谨言慎行带来的舆论谴责，当然这并不是微博的错。 这个在中国最活跃的网络工具，承载了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等多重功能，它为中国人提供了目前看来最轻松自如的舆论场。从价值上看，不分阶层，所有人都能在此随时随地分享一切，没有任何媒体能如微博般有数亿网民为其当记者，正如杜骏飞所言：“中国公众特别需要一个共有的舆论场用以社会交流，这种需求在西方可以选择不同的渠道得以满足，但这种舆论场在中国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少，互联网应该是公众可以发声和对话的少有的阵地，微博是其中最好用、渗透率最高的网络工具，它提供了公众与政府部门与精英阶层跨阶层对话的可能性。”微博凶猛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使用者对于微博的滥用。若人人尊重隐私，不断章取义，微博所汇聚的能量带给我们的应该远比免费午餐更多。尤其是长微博的出现使得理性论争有了土壤，关键在于，你得给它一点耐心。 采写：南都记者 田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