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道德正确”的胡说八道 徐贲   据报道，亿万富豪陈光标今年又要去旁听两会，届时会对国家大政提出几个建议，其中一个是号召在中国成立 “ 节约粮食日 ” ，“在这个节日里，全国人民不吃饭，饥饿一天，忆苦思甜，回想在饥饿年代的感觉”（下称“光标建议”）。这个建议立刻遭到网民的冷嘲热讽，被当作是又一则具有“光标特色”的胡说八道。 其实，任何一种胡说八道都有一个说理机制，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包含某种谬误的说理机制。光标建议有它自己的道理，但那是一个有逻辑谬误的道理。“每人每年饿一天”的逻辑机制是这样的：大前提，“节约粮食是对的”或“应该牢记粮食可贵”，小前提，“每年饿一天是节约粮食”或“饿一天可以牢记粮食可贵”，结论，“所以每人每年应该饿一天”。 不难看出，这个说理机制中的小前提是谬误的，因为饿一天不等于节约粮食，也不一定会让人牢记粮食可贵。实际可能是，这么做不但收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会助长装模作样的伪善，成为“文革”中“吃忆苦饭”的滑稽翻版。 不仅如此，这个“胡说八道”中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说理机制谬误，那就是，说理所暗含的“呼吁”（ appeal ）是不对的。呼吁包含在说理中，是为说理提供道德合理性的支持。光标建议的道德呼吁是“节约粮食，人人有责”，若无这个道德呼吁，谁都会把要求全国人民每年必须挨饿一天当作一句疯话。这个呼吁与其说是“谬误”的，不如说是“荒唐”的（又称“愚蠢”， stupid ）。节约粮食当然是人人有责，但有，在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里，有的人大吃大喝，有的人三餐难济，他们节约粮食的责任是不同的。在中国，可以肆意消费粮食的人只是少数，少数人的浪费病，却要求多数人跟着吃挨饿的药，这不合理。有的人一年吃不上几顿好饭或饱饭，而有些人却可以天天山珍海味，要求人人挨饿一天，那是美事不能人人均沾，而代价却要个个平摊，这样的建议毫无道德可言。更为严重的是，这可能导致对国家财富和国民责任公正分配原则的歪曲和破坏。   胡说八道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正确或道德正确的胡说八道，在中国，这两种“正确”经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也一定是以政治为主导的，所以最后成为“政治正确”。光标建议便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胡说八道，它那个看似非政治的“节约粮食”，其实是为了讨好政治的“反腐”和防止“亡党亡国”而提出来的。 “政治正确”会麻痹一个人的理智，钝化一个人对胡说八道的感觉，甚至把胡说八道的愚蠢误认为是高明、独特的睿智。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皮特金（ Walter B. Pitkin ）在《人类愚蠢历史导论》一书中总结了愚蠢的三个特征：第一，愚蠢的人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多；第二，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愚蠢程度不等的人们手上；第三，特别愚蠢的往往是特别有能耐的人。最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第一，匪夷所思、大胆荒唐的念头要有能耐才能想得出来。第二，这样的念头如果没有高尚、华丽的政治和道德包装，一定会被人当作是疯子的妄想，而设计这样的政治或道德包装，没有大能耐是根本办不到的。在这一点上，陈光标还只不过刚刚学到了一点皮毛，所以一下子就显出了他的愚蠢。 对于光标建议的愚蠢，人们会当笑话来听。然而，千万不要一笑了之，因为这种愚蠢后面的问题不仅仅是陈光标一个人的，而且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有网友指出，陈光标的表演是一种“表演型人格障碍”（ 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症兆，这种病又叫 “ 癔病人格障碍 ” 或 “ 寻求注意型人格 ” ，是一种“以人格不成熟，爱出风头，过度表现欲和情绪化，行为夸张为特征的人格障碍。这是病，得治！”美国心理学界的研究发现，一般美国人中大约有 2-3% 有这种毛病，在接受健康治疗者中，则高达 10-15%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得这种病的人数尚无确切统计，但却随处可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管什么动静，先弄出点动静来再说。 这些患有表演型人格障碍者的特征是，特别渴望受到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受到别人的赞赏。他们为了引诱别人关注可以不择手段，例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做出古怪的动作或事情、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故意出言不逊、行为粗鲁、展露性挑逗的衣着、举动、言行等等。这种病的话语特征包括心血来潮地胡说八道、矫情言说浅薄的情感和假大空的观点、说事情以偏概全，只有大致印象，没有细节也没有逻辑、自我吹嘘、夸大其词、虚张声势地把自己戏剧化和名人化。 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浅薄、欲望涌动、精神空虚的社会里，各界各业都有罹患这个毛病的，在电视媒体上特别流行，也特别显为人见，从孔庆东的“三妈” 粗口、各种“明星”的矫揉造作到卫视上那些极端夸张自我的 “ 相亲 ” ，无奇不有。然而，这种毛病不只是在粗俗的大众文化中才有，在高雅人的圈子里也比比皆是，在这些圈子里，得这毛病的都是特别有领袖欲，特别能来事的人物，政界有“唱红打黑”、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领导题词；学界有一个人顶着十来个总编辑、会长、院长头衔的“名流”、“学者”和“首席专家”。一般的教授递出一张名片，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头衔、成就和经历。 平心而论，陈光标的建议在两会上并不能算是最出格，最雷人的。而且，不管他多么有钱，多么自以为是，在国家大事上他毕竟只能是人微言轻，所以网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愚蠢，拿他的表演当一个笑话来谈，也敢于和有地方公然嘲笑他的愚蠢。在美国，得了“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人得去看心理医生，他身旁的人们会怜悯他，为他惋惜，或者对他侧目相看，家人和朋友更是会为他受损的健康操心担忧，为他着急。然而，在中国，只要得病的人“有分量”，得这个病根本就不会被当作是个病，得这个病甚至还会被当作是一种能耐，一种骄傲，显示的更是光荣、尊贵和值得羡慕的身份和地位。当一个社会不再把病当作病来看待的时候，这个社会本身就已经得了病，而且真还是病得不轻。  

第一版《 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于 2007 年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被中央电视台专门开会宣布为禁书，一位编导发文说：“去年传《伶人往事》等八本书在内部吹风会上遭禁的时候，台内尚无明示，一本《大国空巢》竟值得如此煞有介事地列入黑名单”。 网友称之为“ 中国第一禁书 ”。2008年8月15日《凤凰周刊》的专题是《香港：华语“禁书”之都》，封面图片有《大国空巢》的封面，内容有一节是《易富贤：异端研究者》（见本文附录）。 这些年有十多家出版社想在中国大陆出版《大国空巢》，但都因为拿不到“准生证”而一次次“胎死腹中”。 而反驳我的书却顺利出版，比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 2010 年就主编了一本书《激辩“新人口策论”》，将宋健（中国根据其理论于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田雪原、李小平等主流人口学家的观点作为“甲方”，将我的观点作为“乙方”，很大篇幅是批驳我的《大国空巢》的。 2010 年我在南京旁听了中国人口学会年会，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公开信》起草人之一、 原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张敏才应国家计生委的邀请在会上专门批驳我的“谬论”。会后，我诚恳地就《公开信》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但是他以上洗手间为由离去。然后我被驱逐出南京，连夜逃往上海。 第二版《 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终于于 2013 年 3 月 1 日 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上午10点举行新书发布会，众多媒体参加 ）。中国发展出版社是直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央级出版社。第二版《大国空巢》中只有 20% 是由第一版浓缩而来， 新增 80% 内容 ，更加全面、严谨、震撼。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上架建议：畅销书 / 人口。 中国发展出版社天猫旗舰店是全国首发 ，各地新华书店大约一个月后才会陆续上架， 可先到中国发展出版社的网站购买： 中国发展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19.eBzK1F&id=17367133208 中国发展出版社： http://www.develpress.com.cn/ 中国发展出版社淘宝书店： http://shop60453684.taobao.com/ 《大国空巢》推荐语 （印在封底，略有删节）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给许多家庭造成悲剧，而且青壮年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小学校大量关闭，大学中学招不满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此紧急关头易富贤出版《大国空巢》有重大意义。在我看到的人口问题的著作中，这本书资料最详尽，观点最客观，论据最扎实，而且通俗易懂。想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的真实情况，这是一本必读书。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茅于轼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和观点不只反映了本人的忧患意识，而且尖锐并富有逻辑的阐述令人振聋发聩。这些都是所有体制内人口学家的著作所不具备的。《大国空巢》这本书讨论中华民族当前最重要和迫切却很可能被主流意识形态误导了的一个大问题，它将引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从而开启一个新时代。——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梁中堂 大国如泡影，神州已空巢。借问肉食者，何日弃屠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 人口政策事关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宁，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学界和实务界均应予以高度关注，应展开认真、客观和深入的研究。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条分缕析人口数据，用历史眼光、国际视野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让人通幽洞微、耳目一新。此书值得国人一读，更值得人口资源部门在做相关决策时参考。——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姜明安 近 30 年来，中国的人口政策突破国际共识的底线，实行极端的 一胎政 策，严重破坏民族的精神生态，导致青少年普遍的人格缺失。原非人口专家的易富贤先生，怀着对民族前途的负责精神，花大量精力，以翔实的资料和新锐的观点写出了《大国空巢》，惊聋发聩，有助于中国的决策者和部分受影响的公众走出人口思维的误区，走上科学决策的轨道。——中国社科院教授、原全国政协委员（曾联名 29 位政协委员呼吁废止独生子女政策）   叶廷芳 人口是立国之本，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口政策的确是国策。既然是国策，就需要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和探讨。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就是一份很有份量的探索，他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他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董克用 易富贤十年磨一剑，成就这本书。他指向的是中国的一个元问题，不改变国策，由这元问题产生的一系列弊病都无从医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也夫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大国空巢》从国际视野来研究中国人口与生育问题，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历史、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反思，揭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潜在危机，其观点值得国人关注，更值得政府决策部门关注。——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孙笑侠 作为门外汉，对易富贤先生的学术观点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则深感钦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中国必须尽快拿出办法。可以不夸张地说，围绕中国人口政策的大辩论有着比任何时髦经济问题都重要得多的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学部委员   余永定 易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一书以翔实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我国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危局。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反思，促使我国尽快取消祸国殃民的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鼓励生育，启动民族自救，避免民族消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 苏剑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细述了一个我国当代社会政治史的重要教训，值得以后永久记取。《准生证》标志政府权力被用到了空前的极限。政府可以颁发《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但决无颁发《准生证》的道理。生育自由是政府不能剥夺的、人类基本权利。——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潘维 易富贤因为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没有专业思维的局限，没有在国内挤火车而产生的怨愤，更没有课题利益需要维护，因而他能够像那个看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那样，看到中国人口结构的严峻现实和可怕前景，并发出第一声呐喊。我斗胆认为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大书。读了这本书，就知道中国法学界以国情特殊为由拒绝关注计划生育人权问题的借口是不能成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教师 杨支柱 《大国空巢》导读 主流家庭需要生三个孩子。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 2.1 ；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在 2.3 左右。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 人口推动经济繁荣。 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从公元元年到 1820 年，世界人均 GDP 花了 1820 年才增加了 43% 。近代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市场扩大。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 1820 年到 2008 年的短短 188 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 5 倍多， GDP 增加 73 倍，人均 GDP 翻了 10 倍多。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世界平均生育率已经从 1960 年的 5.0 左右下降到 2010 年的 2.3 左右，今后实际生育率将沿着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0 年修订版》的低方案继续下降；世界人口将在 2047 年增加到 81.4 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 2100 年的 61.8 亿人。可以说，二十世纪面临的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而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将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 人口决定文明的兴衰。 弱小的秦国通过鼓励生育、吸引移民，一跃而成人口大国，并统一中国。家庭和婚姻的衰败使得人口减少，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西藏吐蕃人众势强（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只是吐蕃的一倍），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但西藏喇嘛教兴起后，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文明衰落。满清入关后，为保证北方退路安全，引进喇嘛教以降低蒙古族人口。冯玉祥将军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统治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天花等流行病，导致印第安人人口和文明崩溃。从 1500 年到 1990 年，英裔人口增加 41 倍，引发了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历次产业革命，原本只有数百万人使用的英语成为了世界语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鼓励生育，人口从 1870 年的 3444 万人增加到 1950 年的 8380 万人、 1990 年的 1.22 亿，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战后，在美占期间，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的建议制定了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 1990 年代劳动力负增长，经济“日”薄西山。原苏联区域人口由 1500 年的 1695 万增加到 1989 年的 2.89 亿，崛起为超级大国苏联；苏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前几年，美国多位学者就认为人口结构决定了苏联即将崩溃。美国人口由 1776 年的 250 万增加到 2010 年的 3.1 亿，推动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人口在 1820 年达到 3.8 亿人之后，增长缓慢，到 1950 年仅增加到 5.5 亿人，占全球比例从 1820 年的 37% 下降到 1950 年的 22% ，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 33% 下降到 4.6% 。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1950 年到 1980 年，占世界比例稳定在 22% 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 2010 年的 19% ， 2010 年 15 岁以下人口只占全球的 12% 了；如果继续 2010 年 1.18 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 2017 年开始负增长，到 2100 年只有 4.6 亿人（只占全球 5% 左右），到 2200 年只剩 6800 万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这样一步步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中国计划生育出台的国际背景。 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欧美国家掀起优生学的思潮，希望通过选择性的控制生育（ birth selection ）以“纯化种族”（包括减少美国的 unfit 的劣等人口）。纳粹集中营事件曝光使得优生学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后，变成了人口学。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等人认为，让穷国“少生快富”符合美国利益，既可以获取其资源，还可以防止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二战后，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组织共同致力于控制全球人口。 1968 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其作者不但希望将世界人口从当时的 30 多亿减少到 5 亿，也希望将美国人口从 2 亿减少到 1.35 亿）和 1972 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中国在 1973 年开始实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 1974 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绝密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提出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学术界，从而制定控制人口的政策。 1979 年中国刚改革开放，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 5000 万美元（累计 2 亿多美元；而中国 1950 年 -1980 年平均外汇储备才 1.47 亿美元）以建立计划生育和人口学体系，推动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 1978 年宋健到欧洲开会，有人提供给他控制人口的资料，他开始研究人口控制，中国根据宋健等人的理论在 1980 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学术的单一性，将多样性的国际思潮过滤成单色，并转变为国策。 假如中国未曾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从 1950 年的 5.5 亿增加到 1980 年的 9.8 亿，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 1950-1980 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延长到 1980 年的 67 岁。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假如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 2010 年也只有大约 15.3 亿，不会如马寅初所预测的那样在 2007 年超过 26 亿。假如中国在 1980 年就彻底废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 2010 年也只有 14.7 亿（人口和经济结构更为健全），在 2036 年达到约 16 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不会如宋健所预测的那样在 2050 年达到 40 亿。要是采纳马寅初人口论，那么 1957 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 2/3 是不能出生的 ( 现在的老人却是其前出生的 ) ，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步履维艰。 1980-2010 年共超生了 2 亿左右孩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额外”的活力。 中国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由于世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美国、加拿大、前苏联、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 15.4% ，但却拥有全球 41.5% 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 67.7% ，但由于亩产是印度的 2.2 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 1.56 倍。中国的人均每天膳食热能、蛋白、脂肪与日本、韩国相当，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而欧美国家则陷入了“低廉的粮食”和“高昂的医疗费”之间的矛盾之中。中国粮食亩产由 1949 年的 68.6 公斤增加到 2009 年的 364 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和德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加 30% ；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 70% 。中国的耕地长期被低估，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说只有 14 亿亩，但是后面用卫星遥感发现有 19 亿亩， 2010 年发现还有 8 亿亩后备耕地；中国有 20 亿亩沙漠、 60 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改造土壤、改良草种，将成为新粮仓。由于对耕地不合理的限制， 2011 年占全国 51% 人口的城市所占土地只相对于 0.7% 的国土面积、 5% 的耕地面积，导致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中国撂荒的耕地已经超过了城市总面积。南美只占全球 5.7% 的人口，却占全球 1/3 的水资源；中国人均水资源与德国、英国相当，比捷克、丹麦、波兰、比利时、罗马尼亚、印度、韩国等国要多，更是以色列的 10 倍。没有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可以自给自足，而中国除了矿产资料总量丰富外，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矿种比较齐全配套的国家之一。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是越采越多， 1980 年认为全球石油只能开采 29 年，但 2010 年却认为还可开采 46 年。中国目前城市污染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和城市规划失误，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都会出现过高能耗、高污染情况， 1885 年英国、 1920 年美国的单位 GDP 的能耗分别是中国 2010 年的 1.9 倍、 2.1 倍。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的伦敦，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控制，目前空气比 16 世纪时还要洁净。中国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将步发达国家当年的老路继续下降。今后廉价无污的新能源还将取代化石能源，环境也将大为改善。 将中国人口降低到 7 亿、 5 亿会怎么样？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认为：“要是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希望将中国人口降低到 5 亿，以使生活水平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 2010 年预测的低方案（如果中国只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生育率比联合国低方案还低），中国人口将分别在 2081 年、 2100 年降低到 7 亿、 5 亿。 2010 年中国中位年龄是 34.5 岁（发达国家是 39.7 岁），而到 2081 年将是 59 岁； 2010 年是 8.4 个（发达国家 2010 年是 4.2 个）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 1 个 65 岁及以上老人，而到 2081 年将是 1.15 个劳动人口对应 1 个老人。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很容易在 100 年以内降低到 5 亿左右，但国家将是极端老弱而贫穷。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 1992 年就负增长，中小城市丧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价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远远低于北京，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如果中国人口负增长，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更加拥挤。 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用虚假数据进行人口恐吓。 中国的生育率在 1990 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在 1995 年后只有 1.4 左右，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 1.22 ， 2005 年 1% 抽样调查显示只有 1.33 ，说明中国早就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改为 1.8 ，并夸张地预测今后人数（比如 2000 年国家计生委预测 2010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 14 亿； 2006 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 2010 年、 2033 年中国人口分别将达到 13.6 亿、 15 亿）以制造“人口恐慌”。 2010 年人口普查证实了 1996-2010 年平均生育率只有 1.4 ，其中 2010 年只有 1.18 。 2000 年人口普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 12.2 亿，低于预期，于是被修改为 12.658 亿； 2010 年人口普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 12.8 亿左右，但是被修正为 13.4 亿（光是福建就“拨高”了 10.8% 才凑够数）。中国育龄妇女在 2012 年开始减少（ 2032 年的 20-29 岁妇女将比 2011 年减少 43% ），而随着老年人数的迅猛增加，每年死亡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已经由 1980 年的 626 万增加到 2011 年的 960 万，还将增加到 2050 年的 1870 万），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人口峰值也难以达到 14 亿，今后还将锐减。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一些人口学家和计生委官员又将 2010 年 1.18 的生育率修改为 1.6 、 1.7 ；并恐吓说即便只是放开二胎，生育率将超过 4.4 ，今后人口总数会达到 15 亿。 中国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 小学生源在 1998 年开始负增长， 10 年之内减少了 40% ，导致大量学校关闭、教师失业。 20-39 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 2003 年开始减少，导致 2004 年开始出现民工荒。日本、欧洲都是在总抚养比开始止跌回升、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的时候出现经济危机的；中国总抚养比在 2011 年开始止跌回升，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4 年开始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从 2014 年开始，初婚年龄男性人口将快速超过女性人口， 2018 年二者比例超过 125% ； 2022 年光棍总数将超过 2000 万， 2028 年超过 3000 万， 2041 年超过 4000 万。 201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 65 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 1.78 亿、 1.19 亿；而到 2037 年将分别超过 4 亿、 3 亿；到 2050 年分别达到 4.5 亿、 3.4 亿。而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与 65 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 2010 年的 8.4 ： 1 （已经开始出现养老金危机）上升到 2035 年的 3 ： 1 、 2050 年的 2 ： 1 。世界平均是 2 个消费人口提供 1 个就业机会；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人口并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额外”过剩 1.4 亿劳动力，内需不足，导致高就业压力，“劳动力（年轻）短缺”和“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从 1975 年到 2010 年一共产生了约 2 亿个独生子女，有近千万会在 25 岁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成功补生，也将有数百万个家庭遭受失独之痛。 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 20 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台湾、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 5.0 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后面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 1.1 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 1989 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 1989 年的 5.2 剧降到 2005 年的 1.8 ； 2005 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2010 年生育率只有 1.67 。凡是曾经提倡只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也从 1980 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 800 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于 1.6 。湖北省长阳县、五峰县以及新疆建设兵团以前与全国一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面放开二胎后，都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 不要惧怕补偿性出生高峰。 纵观人类历史，出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 1963 年出生 3000 万，是 1961 年的 2.49 倍； 1963 年到 1974 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 3 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一战后的 1920 年，法国、德国的出生人口分别是战时低谷的 2.2 倍、 1.8 倍。二战后的 1947 年，法国出生人数是 1941 年的 1.7 倍。美国 1955 年到 1965 年平均每年出生 415 万，是 1930 年代的 1.7 倍。日本 1947-1949 年团块世代年均出生人数是 1946 年的 1.7 倍。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而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是因为 1970 年代之后的婴儿荒。根据育龄妇女结构、不孕率、生育意愿等综合判断，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三千万人。加上正常出生，每年出生总人数也很难达到中国 1990 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2700 多万）。中国的医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 投资“造物”不如投资“造人”。 投资“造物”只相当于体外“心肺复苏”，只能短时地拉动经济。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所驱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多得：既可以通过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劳动力短缺、光棍危机；既减少现在群体事件，又增加今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也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式战略调整。 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判断，等补偿性高峰一过，生育率会回落到 1.7 、 1.6 左右，然后还会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 20 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 2010 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 1.22 、 0.895 。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的力气。既然停止计划生育后既不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堆积高峰，今后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那么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过渡？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在城市更是如此），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变成“夹生饭”。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中国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的“多生”人口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面对万丈悬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是“慢慢游”。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那种政治勇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尽收人望。 2008年8月15日《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