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李达日前发表公开信，发起2013年签名运动，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国大陆官方的酷刑问题，暂停中国的人权理事会会员资格。 中国的反酷刑活动人士李达7月11号发布的公开信说，2013年9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按惯例审查会员国资格。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也曾被暂停人权理事会会员国资格好几年，去年十二月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普遍存在的酷刑已被证实。在目前情况下，最有效的强制中国停止使用酷刑的方法之一是，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暂停中国的会员资格，使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认真反省，实实在在停止侵犯人权的酷刑。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 “酷刑在中国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劳教所中。中国一些刑事案件中也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造成很多冤案，甚至有人被误判死刑。通过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暂停中国的会员资格，给中国政府停止使用酷刑施加压力很及时。” 李达在公开信中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都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认为，中国当局使用酷刑违背了联合国的多项公约，李达的签名运动可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 “实际上，因为酷刑而停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员的资格，不容易做到。我曾经多次参加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很多理事会成员国互相间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交易，根本无视人权状况。” 李达的公开信还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暴露出来的马三家劳动教养所对被关押者实施酷刑的情况在中国普遍存在。中国官方迫害上访维权人士，除”上访妈妈”唐慧的个案外，还有千万个还没有被媒体公开揭露的案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措施，来阻止酷刑在中国大陆的继续。刘青对此表示： “民主国家也不能完全杜绝酷刑，关键是出现酷刑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和及时阻止，能不能对使用酷刑的人进行有效惩罚。” 社会舆论谴责酷刑，关注酷刑，媒体披露酷刑都会对遏制酷刑发挥作用，刘青说， “但是，客观来说，一个专制政权需要酷刑，在一个专制政权垮台之前，酷刑问题不会得到根治。” 李达在公开信中表示，欢迎各界人士收集中国实施酷刑的资料，在2013年8月31日前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审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海闵行区的失地农民星期五发表致中国全国人大和地方法院的公开信，要求他们主持公正，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纠正地方政府的违法征地行为。 上海闵行区莘庄的失地农民在公开信中说，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我们莘庄的失地农民共同拥有集体土地在被地方政府征收征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拥有的宅基地也被非法剥夺，宅基地使用权被侵占却没有获得任何补偿。我们几代人省吃俭用创建的美好家园，合法建筑及优良的居住条件，在地方政府的欺诈动迁下，大量缩水，导致居住面积、居住环境不是提高反而减少和恶化。这是我们想不到和不能接受的，也是违背中央表示的要让人民过好日子的宗旨。 失地农民为此上访十多年。他们在信中说，由于地方政府和莘庄工业区不愿纠正错误，化解矛盾反而激化矛盾，逼得失地农民依法向法院起诉。但将近二年，司法不作为，民告官难立案的现象在闵行区相当突出，严重影响闵行区的法治社会。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中国各地民告官的案件很难，特别在征地案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各地的司法部门全都控制在中共地方党委手中， “党对司法部门的控制表现在好几个方面，第一，案子受理和立案，判不判，都有政法委和党委来决定；再一个呢，司法部门的人事任命都掌控在共产党的手中，法院和法官的任命都有地方党委决定，法官不听党委的话就会遭到罢免。这样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司法。” 四川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也认为，在中国大陆，司法不独立是民众和农民求告无门的主要原因， “这不仅仅表现在征地案件中，实际上，从全国各地的案件来看，只要涉及到民告官的案件，法院就会百般刁难，不予受理。” 上海闵行区莘庄失地农民在公开信中还说，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从今年5月开始，农民们不断到区人大请愿、送书和递交材料，反映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的遭遇和被剥夺公民诉权的事实，希望区人大介入调查，依法解决公民诉权被剥夺的严重问题。每个星期四上午，失地农民都会不约而同来到区人大常委会，要求人大常委会领导接待，倾听农民的呼声。 到2013年6月27日，失地农民已9次（周）预约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接待，但始终不见领导踪影，没能见上一面。黄琦就此表示，由于中国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名单往往都是由上级领导指定的，很少有独立人士参选，所以人大代表往往是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在意民众的呼声， “人大代表应该维护其选区民众的利益，听取他们的各种诉求。作为人大代表，应该责无旁贷地代表人民，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闵行区莘庄失地农民在公开信中还说，区人大接待员沈先生出来解释:：“区人大领导忙，不是你们要见就能见的。”农民们表示无法理解，并请沈先生转达给区人大常委会的相关问题。但至今农民们也没有得到正面回答或书面答复。 黄琦认为，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漠视失地农民的利益最终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失地农民通过法律渠道追求社会公正的渠道被堵死，难道非要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吗？” 黄琦呼吁上海市政府对莘庄失地农民的案件展开调查，维护他们的土地权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改革，去行政化，促进公正司法。省高及法院院长表示，当前审判机制已经不适应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日前说，长期以来，司法不公是一个为社会所诟病的问题，司法不公也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郑鄂认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找准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其中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报道说，“去行政化”是近几年来广东司法系统推行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去行政化的一项尝试，广东省深圳福田区法院、佛山中院开始试行审判长负责制，这项改革被认为是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最大限度排除行政权力对审判权力的干扰。有媒体解读称，此项改革赋予审判长相对完整的审判职权，意在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让审判长成为“真正的法官”。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就此表示，中国法院审判的去行政化迫在眉际， “审判区行政化要看你是怎样改革，是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最重要的是法院要摆脱共产党政法委的领导，一个政党不应该凌驾于司法治上，这是最重要的。” 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郑鳄表示，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我们自身的，也有外部的，还有时代发展和对外开放产生的因素。从司法部门自身来讲，目前，部分法官知识结构老化，或者缺乏实践经验，准确适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不强;少数人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仍有少数法官徇私舞弊，未能坚守法律底线。 从外因来看，主要是司法体制机制不适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与司法工作实际不匹配、不协调。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司法改革重心已经从以前的工作机制改革转向体制改革。 北京的律师郝劲松说，他支持广东司法部门的审判去行政化的改革， “广东高院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过去这些年中国各地法院受到的行政干预太多，包括政法委。根据中国的法院法和宪法，中国法院应该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团体和机关组织的干扰，实际上中国的各级法院几乎全部受到干扰。” 郝劲松律师说，中国各级法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任命应该进行改革， “去行政化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怎样才能不受干扰呢？如果有政法委的存在，如果有党委的存在，怎么能够不受干扰呢？党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同意领导公安法院，法院得接受党委和政法委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院长不可能有独立审判权。” 郝劲松律师认为，目前中国各级法院在财政上也不能独立于各级政府， “各级法院的开工资，包括院长的薪水，都是由地方财政来拨款，这也很糟糕，如果你不听从地方领导，你的经费和工资就会出现问题。” 郝劲松律师建议，中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去行政化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在机制上得到保证。如果有一个政党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司法摆脱行政干预，摆脱党派干预就不可能实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湖南邵阳聘用千名市容监督员，他们有权替城管部门执法开罚单，并可从罚款中提成80%做为自己的收入，引发争议。 中国大陆红网报道说，如果你在邵阳城区违章停车，立马就会有一群市容监督员“包围”过来，并开出一张10元罚单。 根据邵阳市城管局翻印的《市容环境监督员执法手册》，市容监督员的罚金将上缴给区财政，及时结算后，其中80%将返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 该网记者在邵阳市西湖路与宝庆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实地观察，该路口的斑马线并非设置在车辆等候区的前方，而是设在等候区的中间。因此，驾驶员一旦不能准确判断前方的间距，就可能停靠在斑马线上。一辆面包车在路口恰好跟队进入等候区，停在斑马线上，此时，立即有一男一女围住面包车，男子对司机开了罚单。很快，司机从窗户中递出10元钱，男子送出一张票据随后放行。 本台记者打电话到邵阳市交警大队询问邵阳市市区十字路口斑马线停车的罚款标准，值班的交警王小姐说：“我们邵阳的十字路口的斑马线和北的称呼斯不同，我们的斑马线范围很广，别的城市在斑马线上不能停车，但在邵阳，有一部分斑马线实际上是候车区，可以临时短暂停车。我们交警罚款是不提成的，城管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是两个部门。” 邵阳的交警王小姐说，邵阳的市容监督员的主要责任是劝导违章停车行为，他们是否可以罚款，这要问城管局。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他也自己开车。他发现，中国很多城市的停车规定，往往没有在路边写清楚。 “市容监督员和城管往往故意不把停车的规定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开车的人往往无所适从，违规停车后就被罚款，城管希望你违规，这样他可以开罚单。” 邵阳市城管局的《市容环境监督员执法手册》的第十三条规定：“监督员实行岗位补贴加奖金的薪酬制度。岗位补贴每人每月500元，由市财政统一拨付到区。监督员所收取的罚款和停车费全额上缴区财政，由区财政按票据及时结算，80%返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 邵阳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孙文广教授说：“就拿计划生育为例，一些农村的计生人员往往希望村民超生，甚至鼓励人们超生，超生一个有八、九万块的罚款，这样他们就有了创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执法人员不应该拿罚款回馈，应该有固定的工资。” 执法人员开罚单拿回扣，不利于公正执法，助长城管人员假公济私。 孙教授呼吁，中国大陆各地执法部门尽快废除这一规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河北省曲周县一个村庄的300亩农田的庄稼被乡政府摧毁，借口是为“储备土地”。村民挡不住来毁田的推土机，有人受伤，有人被警方拘押。 河北新闻网报道，今年5月，在邯郸市曲周县白寨乡的滏南村，发生了数次乡政府毁坏农民庄稼的事情，无论是还有10天就将收割的小麦、蔬菜大棚里已经挂果即将上市的西红柿，还有已经进入盛果期桃树和苹果树，一律毁掉。在这场“毁小麦”高潮中，70多岁的老太太，滏南村农民麻玉花因为试图抵抗而受伤，住进了医院，儿子被带到派出所拘押。 邯郸市曲周县这场“毁小麦”事件，在5月31日，达到高潮。本台记者打电话到白寨乡派出所查证这一消息，值班警察说 “5月31号滏南村是发生了庄稼被推土机推倒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次征地做什么用。” 报道还说，在曲周县白寨乡滏南村，有近300余亩的农田被夷为平地。当局为何要急于将其铲平呢? 据村民介绍，政府强行占用滏南村160多户村民的全部口粮地，要把这片土地强行“储备”。有村民介绍，5月26日村里13名村民到北京上访求助。他们去了国土资源部、国家信访局，但就在他们上访的第三天，村里的小麦就被毁了。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就此表示，中国的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保护农民的耕地， “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除了用于修建公路铁路等公共事业，不可以强征农民的耕地。曲周县地方政府强行征用农民的耕地是违法的。” 孙文广教授说，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开发商提供的各种经济利益，常常违背中央政府的各种法规， “地方政府征用农民的耕地，又不提供合理的经济补偿。农民进行抗争往往没有合法的渠道，村民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各种迫害。” 中国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将农民的集体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来强征强占农民的集体土地。孙教授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可以进行私有化改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不仅可以杜绝开发商的巧取豪夺，还可以减少污染，打破地方官员垄断土地开发的局面， “农民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拒绝污染的化工厂来村里开发建厂，农民知道怎样更合理的开发土地。”“官员就不能和开发商互相勾结，低价征用农民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渔利。” 邯郸市曲周县“毁田圈地”如此猖狂，孙文广教授呼吁，中央政府和河北省应该对此展开调查，维护村民的土地权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