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具有浓烈的执政党色彩的红旗出版社将出版评论中西时政的网路红人宋鲁郑的文集 « 中国能赢 » 的第二集。 宋鲁郑的兴趣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抓住新闻时事来点评。无论什么题材，如何点评，到最后为他支持北京政权这个出发点服务。 第二，他与流亡巴黎的中国政治异见人士辩论，从而使他成为在支持北京政府这一方的意见领袖中少有的能密切接触对话反对派的人。 宋鲁郑的平台是他自创的博客。他有三个博客账户，靠着新媒体他发现，锁定，维系着一群人数在逐年扩大的读者。同时他也在向传统媒体靠拢，北京的 « 求是 » 杂志和红旗出版社为他刊发文章，出书。 几年前我就遇见过宋鲁郑。和这次一样，上一次他也强调他写政治博客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次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他也没能给出一个可以听得很明白的答案。简单地说，« 中国利益 » 是谁定义的，谁认可的 ? 是宋鲁郑的定义，还是中国执政党七人政治局常委的定义，还是中国民调中的定义
阅读更多人类权利平等的“三阶段”和中国与南非的可比性 实际上，权利平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无论中外东西，基本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残酷的事实。西方各国经历过主人和附庸身份壁垒森严的野蛮中世纪，中国古代也曾经是“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权利平等的实现是一种近（现）代化现象。而追求权利平等的过程一般都是三步走： 在第一阶段，权利平等首先是从某个民族（族群）内部开始的。人们首先废除了族群内部的身份壁垒和等级压迫，走出了中世纪，在西方这表现为人权宣言、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接着在第二阶段，人们又实现了国家内部的族群间平等，在欧洲这表现为从近代直至二战结束，通过清算纳粹最终消除了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和穆斯林各族群的制度性歧视和排斥，在美国则表现为从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最终消除了制度性种族歧视在某些地区和领域的残留痕迹。 而在南非，1910年代南非联邦成立，英语白人与布尔人关系正常化，白人内部就基本实现了公民权利平等。但是黑白之间却全无平等可言，从17世纪以来，开始是黑奴制，后来是黑人劳役制和种族隔离制，黑人的地位从类似奴隶、农奴到类似“外籍劳工”，共同的特点都是没有公民权利。而且，由于南非黑人是人口中的多数，不同于占人口少数的欧洲犹太人与吉普赛人，以及美国的印第安人与黑人，南非工业化和原始积累依赖于剥夺和牺牲这一多数群体的压迫性制度安排的程度，是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的——要强调的是：这并非马克思所谓自由交换下的“剥削”，所谓“形式平等掩盖的实质不平等”，而是连形式平等也没有的赤裸裸的身份壁垒和强制奴役，是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内的近代文明人类都要谴责的不公正。为了摆脱这种突破近代文明底线的不公正，南非又经历了80年的黑人解放运动，到1990年代建立民主新南非，终于实现了南非公民中的种族平等。南非的这一进步使其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意义极为重大。 但是超越国籍的权利平等，在至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仍然还是有待争取的理想，尽管社会主义者“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歌曲已经回荡了一个多世纪，自由主义在欧洲联盟尤其是申根国家的实践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总体上看，人类离这一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以断言，正如在民族内部没有权利平等可言的中世纪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之间的平等那样，超越国籍的权利平等也只有在各国都实现了国内权利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争取。 无论申根国家还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雏形的跨国公民权，即“超越国籍的权利平等”都是在国内人权标准很高的民主国家之间首先实现的。非洲南部的现状距离这种条件还很远。而人类权利平等的“三阶段”虽然不是什么“历史规律”，却有一定的逻辑依据（即前一阶段平等是后一阶段平等的前提）。因此南非外籍劳工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司法公正诉求当然还有待改善，也完全可能改善，但是他们的入境、居留、就业、福利乃至政治参与等权利要与南非公民（哪怕是南非黑人乃至黑人贫民）平等，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我国的一些媒体要说到“南非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却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毕竟在今天南非这些受到制度性排斥的人是外国穷人，不是本国黑人。南非过去的白人政权要把本国黑人当成外籍劳工来歧视，这个企图已经失败，并且永远不可能再现了。然而“工业化和原始积累依赖于剥夺和牺牲多数群体的压迫性制度安排的程度远远高于欧美国家”这种南非过去的大弊，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奇迹”中不是依然存在（尽管也有改善）吗？这个“多数群体”在南非是本国黑人，在我国则是“农民”——其实大量的是“城居农民”，即与当年南非黑人一样的“流动劳工”。不同的是，当年南非歧视黑人属于种族歧视，即前述“人类权利平等三阶段”中的第二阶段所针对的问题。而第一阶段的问题即白人内部的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他们早在1910年代“南非联邦”成立时就解决了。 可是我们国家过去的户籍身份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却恰恰是在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内部的“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亦即在第一阶段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有人因此反对把中国和南非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歧视“性质不同，是不可比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中国歧视“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确实不应该与南非当年歧视持暂住证居留城市的黑人“可比”，而应该与同一种族的南非白人内部歧视“可比”——比如英语白人对“布尔人”的歧视或者“富白人”对“穷白人”的歧视。 问题是：这样的歧视在南非有吗？不要说英裔与布尔人虽同为白人其实也是两个民族，而且曾经是英布战争中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和我国的身份壁垒完全属于同一民族不同，而且早在1910年后这种歧视就已不存在。就是“穷白人”，在1920年代的“白人社会主义”运动后也早已在白人内部民主制度下“当家作主”，在“白人福利社会”中成了既得利益者，甚至成了种族隔离体制最坚定的维护者！ 所以，中国的“农民工”其实最“应该”与南非的“穷白人”构成“可比”性——可是这样的比较难道会使我们更舒服？会让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更心安理得？会让我们的“模式”更加好看？旧南非的种族隔离是上述“第二阶段”人类平等的大障碍，而我们的“族内隔离”连“第一阶段”的平等都谈不上，几乎可以说是中世纪的东西。中国“农民工”的权利如果说与旧南非的黑人劳工都不如，还能与过去南非的白人劳工和“穷白人”相比？这不是更令人不平吗？ 什么意义上“南非仍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关于“渐进or激进”的思考 前年我的《从南非看中国》一文被南非的三家华文媒体转载，而且被改了个更吸引人的标题叫《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据说曾引发一些南非华人的讨论。后来国内发表了侨居南非的青年作家王晓鹏和国内新生代作家王千马两位先生就这篇拙文的对话《南非仍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其中既提到南非民主化之后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做法，例如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例如为解决前“流动工人”在城市安家的问题而大量兴建的免费住房（对低收入者只收水电费的真正“福利房”）等等，也提到了一些结果十分负面和他们认为不足为法的教训。其中主要是“从低人权到高人权需要过程”。他们认为：南非民主化以后经济是没有崩溃，但“发展速度相比较白人统治时期已明显放缓，这与突然间完全放开的‘人权’有着很大的关系。1994年之后，……白人无法像1994年之前通过奴役的方式强迫黑人工作，而同时黑人又不断要求各种福利，在达不到要求时就通过罢工等方式来加以威胁。目前南非是世界上罢工最频繁的国家，在目前南非高人权的状态下，黑人动不动就要求加薪，不加薪就搞大罢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南非也从之前经济上被划分为‘第一世界国家’，很快沦为现在彻底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说‘人权状况与经济增长成反比’，虽然不完全正确，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低人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对的，但从低人权到高人权，也应该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不能像南非这样，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这样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这个说法本身就有些矛盾，例如既批评民主化后“黑人不断要求各种（过分的）福利”，又赞扬民主化后南非给贫困黑人大规模兴建免费住房。但是免费住房这种即便欧洲高福利国家都很少见（那里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也是廉租房，还不是“只收水电费”的免费住房）的福利如果都不过分，还有什么是过分的？ 不过总体上看，王晓鹏先生对新南非的经济困难事实讲得很到位，这与我前年和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对话时，杨教授基于对黑人解放的高度评价而对民主新南非经济发展的乐观判断在事实描述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这一事实叙述却与以大骂民主化著称的宋鲁郑先生（据说恰恰是个久居民主国家法国而乐不思蜀的华侨或华人）强调的事实有点类似。宋先生曾正式为文批评笔者，他强调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一塌糊涂，连电都不能保证供应，因而很不屑地说南非“这样的民主”还不如不要。但是在价值判断上，两位王先生都和宋先生相反，而和杨教授一样肯定黑人解放，尽管在事实判断上王先生不像杨教授那样乐观，并认为目前新南非的经济景气尚不如旧南非，但他明确指出“以低人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对的”，只是他们认为最好提高人权能与经济发展兼顾，因此南非“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未免太快了，应该引以为教训。 我认为王晓鹏先生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南非的黑人解放和民主化成就斐然，值得大力赞扬，对我们也很有启示。而新南非的经济社会问题也确实严峻——不是说没有亮点，但至少比我国官媒曾经大力渲染的中东欧民主化国家一度出现的经济困难更严峻。这些国家转轨之初也有或长或短的“阵痛”，但是除了一些政治上迈不过坎而发生战乱的国家外，基本上都不仅经济先后恢复了正常增长乃至高增长，社会治理也上了轨道。相比之下，新南非1994年实现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问题也比大多数中东欧民主化国家多，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更表现为社会治理的困难，如惊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寿命的明显下降等等。 从这方面讲，2008年的“排外骚乱”其实是个“转型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前已述及，外籍劳工的权利难以与本国公民平等，这是一个令人遗憾但难以改变的现实，但如果仅仅如此还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暴力。这次事件无疑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经济相对停滞、本国失业率高导致的不满被发泄到这些权利更为有限的弱势者身上，二是经济放缓的南非也不再需要，或者说难以容纳这些“外劳”，这些情况加上南非治安控制力的薄弱和某些人的民粹主义煽动，就酿成了这一大悲剧。 在这一过程中，新南非固然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吸取，但是把这些教训归结为“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显然过于简单化。两位王先生在这方面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南非的民主化过渡其实相当平缓，并非“一夜之间变成完全民主”。且不说南非原来在白人内部已有比较完善的宪政民主、权力制衡和法治秩序，1990年代的民主化只是去除种族隔离成分，把原来只在白人中实行已久的那些合理规则加以推广，平等地用于包括黑人在内的全体国民，这并非像前东欧国家或台湾等地那样从原来的极权或威权体制一下就变成民主，更不是像南非周边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那样完全推翻白人那一套，实行“黑人革命”。今天南非从行政、立法、司法彻底分立的全球唯一“三首都”制，到不含种族主义内容的那部分旧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沿用，“继承”的程度可以说相当高，至少比东欧国家对旧体制的继承程度高。就说在时间上，南非从1990年无条件释放曼德拉，非国大合法化，以曼德拉为首的反对派与白人政权开始进行漫长的、以取消种族隔离为方向的平等谈判，直到达成协议后于1994年通过不分种族的民主大选完成政权更替，期间经历了4年的过渡期，这个过渡也比几乎所有前东欧国家的政治过渡来得长。 尤其要指出的是，南非这么长的过渡期在变革上可谓渐进，但流血却并不少，至少比除发生了内战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之外的绝大部分前东欧国家都更血腥。由于过渡迟迟不到位导致“旧秩序失灵而新秩序未立”，原来南非社会潜伏着的种种复杂矛盾都爆发出来，南非许多地区出现无序状态和“非战争的暴力冲突”，主要是黑人之间频繁发生严重而惨烈的暴力冲突。南非这几年的年均暴力死亡人数远高于此前的“黑人武装斗争”时期，也远高于此后新南非所谓的治安恶化时期（包括发生此次排外暴力惨案的2008年），对南非经济造成的损害更是可想而知。所以南非的过渡期恐怕也有不能再长之势，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经不起这种“无序而暴力的渐进”一直拖下去。
阅读更多1.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嘉庆五年(1800年)，积赵翼十年之功的《二十二史札记》最终成书。在这部清代最伟大的史论著作中，有一则在我看来挺特别的笔记——《“太上皇”帝》。这是一篇非常有时评范的“影射史学”笔记，就在《二十二史札记》成书的前一年(嘉庆四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后一位“太上皇”乾隆爷驾崩，而赵翼在文中盘点了历史上的十四位“太上皇”之后，也非常识时务讲政治的将乾隆捧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圆满”的“太上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乾隆究竟当得起当不起如此盛赞，容我之后再说。但对我来说，赵翼此文最不过瘾的是，他对于“太上皇”们退位之后的“退休生活”几无涉及，将权力转换时代的残酷与悲凉深深的隐藏在了孝与不孝的寥寥几笔之中。 如果要给“太上皇”分个类的话，从成因来说，无非可以分成两大门派： 以乾隆和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自愿派”，原因大多是出于倦政而“内禅”，这算不上什么多数派，可见禅让还真不是宋鲁郑先生以为的那么可爱，当“太上皇”更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以唐高祖李渊为代表的“被迫派”，玄武门的血可不是白流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支派，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和明英宗朱祁镇，虽然还真没有人逼他们当“太上皇”，但一个是在往四川逃亡路上因为儿子称帝而自动成为了“太上皇”，另一个是打败仗做了俘虏后因为弟弟当了皇帝而莫名的成了“太上皇”，反正都不是自愿的就是了。 还有一种分类是以退休后的状态来分，大约也可分为三派。“退而不休派”，还想发挥余热送接班人一程的，代表非退了等于不退的乾隆爷莫属，想参加这一派难度比较大，你首先得是自愿让位，还得皇帝实在缺乏实力挑战你的垂帘听政才行；还有一派是“裸退”派，让位之后除了养老喝酒无法有任何追求的，代表是李渊和他的玄孙李隆基，这派比较晚景凄凉，但故事也最“精彩”；还有一派是“重新上岗派”，下了台之后又复辟成功的，这派人丁稀少，正牌的只有明英宗朱祁镇。 我可以相当武断的说一句，在这么多十几位二十位“太上皇”的退休故事中，还真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圆满”结局：要么是“太上皇”自己的不幸，带着对失去皇权的悔恨与念想郁郁而终；要么是继任皇帝的不幸，在父亲的巨大阴影之下，唯有交给隐忍和时间。 下面具体说点啥吧，你会知道，即使是伟大的赵翼，他口中的“伟大和圆满”也是属于神话范畴。权力之下，几无人伦。 “刘大爷”的“太上皇”生活 谁是中国第一个“太上皇”？这是一个挺纠结的问题。有一种不太流行的说法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个职位之后，可能是孝心大爆发，特别为自己只做过“秦王”的父亲不值，便追封父亲为“太上皇”。恩，第一个“太上皇”是去世后才当上的。 赵翼的说法则比较深入人心，第一个“太上皇”是刘邦的爸爸刘太公，“太上皇”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作为历史上唯一没有做过皇帝的“太上皇”，刘太公的历史地位相当“可疑”，史书中甚至没有他的真名，那“太公”呢，你见过有人的名字叫“刘大爷”么？刘太公，也是历史上唯一没有名字的“太上皇”。 《史记》中关于刘太公当上“太上皇”的过程挺有戏剧性，刘邦即位六年后，还保持着每五天朝拜父亲一次的习惯，后来太公身边的人急了，劝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怎么能让皇帝拜你这个臣子呢？太公听了很惶恐，等到下次刘邦回家时就抱着扫帚面对门口倒退着走，表现得非常谦卑。刘邦也急了，想去搀扶太公却还被太公义正词严的拒绝“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 怎么又不坏皇帝为尊的“天下法”，又能尽孝呢，刘邦的解决方案就是尊太公为“太上皇”，《汉书》中刘邦诏书的权威说法是“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 像太公这种不大正宗的“太上皇”，是皇帝最喜欢的，对皇权一点威胁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太公的退休生活还真就回归了“父慈子孝”的人伦逻辑。 最感人的一个段子是晋代野史《西京杂记》中的，说是刘邦看见太公当上“太上皇”之后还是整日怏怏不乐，了解情况之后才知道是因为太公想念家乡丰县“酤酒卖余，斗鸡蹴踘”的市井生活，过不惯长安的大城市生活。刘邦听说后祭出大手笔，在长安附近仿造丰县造了一座“新丰城”，把太公从前在家乡的老相识老邻居们找来住进这座新城，““太上皇”乃悦”。这座新丰城现在叫“新丰镇”，还在。这个故事的感人程度简直让我想起了《射雕英雄传》中完颜洪烈为了包惜弱在王府中修的那座牛家村旧宅。 还有一则挺温馨的故事记载于《史记·高祖本纪》。有次刘邦帮太公祝寿，刘邦想起太公以前偏心二哥就突然“发难”说，太公以前常说自己无赖，不好好干活，不如二哥，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肯定没有想到我的发迹吧，“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但你要说刘邦有多孝顺太公，还真不一定，太公幸福的晚年“太上皇”生活是建立在没有权力的考验之下的。有一则往事或许能印证这一点，在楚汉战争中，太公和刘邦之妻吕雉曾一同被楚军所擒，项羽在战场上当面威胁刘邦若不投降就煮了太公，刘邦“镇静”的回答说，我们是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如果你要煮了太公，也分我一碗汤吧(“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刘太公驾崩。我可以保证，像刘邦和太公这样良性的皇帝与“太上皇”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饿死的“太上王” 必须得谈一谈另一位不正宗的“太上皇”，但我仍然认为他比有名无实的刘太公还是来得正宗一点。赵国最伟大的君王赵武灵王在当了二十七年的赵王之后，将王位传于儿子赵惠文王，他除了尊号叫“主父”以外在事实上和后世的“太上皇”基本没有区别，姑且就当做“太上王”吧。 曾有着“胡服骑射”光荣历史的赵武灵王绝对属于之前说的“退而不休派”，不过儿子赵惠文王也没有那么惨，和赵武灵王的王权区分基本上是各管一块。主父“主外”，继续穿着他的胡服主抓军事和战争；赵惠文王“主内”，主抓国内事务。赵武灵王退休后最辉煌的事迹是一次外交事件，退休后第一年，他冒充使节出使秦国，会见了很多秦国大臣，最后竟然还冒险见了秦王和秦国太后，据说当时这位“太上王”的王者之气溢于言表，当时就遭到了秦王与太后的怀疑，后来接见完醒悟过来后还派骑兵追杀，可惜警觉的赵武灵王已然金蝉脱壳。 在“主父”任上，赵武灵王仍旧是东征西讨，竟然一口气灭了中山国，还打残了楼烦王。但是这时候赵武灵王犯了一个后世的“太上皇”们都罕有的错误——主动挑起了宫廷王位争端。简单的说，就是他后悔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了，倒不是说他自己想“复辟”再当赵王，而是他也想让另外一个儿子公子章也称王，将赵国一分为二。当然，你也可以说，赵武灵王当了四年主父之后，不甘寂寞了，毕竟，他此时只有四十六岁，在权力的诱惑之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犯了混。 这次王位之争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沙丘之变”。公子章仗着有父亲支持起兵作乱，战败后跑到了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寻求庇护。谁料赵惠文王的军队不仅攻入沙丘宫杀死了公子章，还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内宫并遣散了所有的宫人。赵武灵王一世英雄，最后竟然落到了掏鸟蛋充饥的地步，被困三个月后，最终饿死于宫中。 最戏剧性的结尾是，赵王在获悉父亲饿死之后，痛苦一场，举国哀痛。而这正是日后皇帝与“太上皇”之争的最经典桥段——奸人“矫诏”作乱，蒙蔽圣听，离间骨肉。 可是，这一“矫诏”终究是加了引号的。 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乱世之中，“太上皇”一事，也多是当不了真的闹剧。比如，在西晋的“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那位)的帝位，囚禁于金墉城，这也就罢了，他还尊惠帝为“太上皇”。更狗血的是，后来司马伦又兵败身死，晋惠帝竟然又“复辟”做回了皇帝，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不过，这对总以一颗童心面向世界的晋惠帝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北朝的“太上皇”就更乱了，竟然整出了五个，奇人辈出，用赵翼的话说就是“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先是后凉的开国君主吕光，在位十年，重病之中传位太子吕绍，自号“太上皇”，新闻点在于，他只当了几个小时“太上皇”，就于当天病死了(赵翼竟然不提)，更神奇的是，吕绍的皇位在当天就被弟弟吕纂夺走了，还顺带丢了命，而就在几小时前，哥俩还在“太上皇”的病榻前发誓要“兄弟辑睦”。 再是后魏的献文帝拓跋弘，这位“太上皇”也是奇人，在位七年，“常有遗世之心”，十七岁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堪称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可新皇帝即位时才五岁，献文帝也被迫继续打理朝政，期间还有御驾亲征的经历。最后当了六年的“太上皇”驾崩，一天“世”也没“遗”过。 下一个是北齐武成帝高湛。这位“太上皇”的亮点在于，他喜欢的太子高纬不被皇后喜欢，皇后疼爱的是小儿子，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他找了个天象有变的理由(这也是经典的交班理由)，突然宣布传位给十岁的太子，给了还想换太子的皇后一记闷棍。但在传位之后，二十八岁的高湛也走得是“退而不休”的路线，“军国大事咸以奏闻”，而皇帝负责的领域是君主立宪式的礼仪项目。当了四年“太上皇”，高湛也驾崩了。 高纬后来也当了“太上皇”。也有亮点，传位原因是被北周军队打得即将亡国，或许是出于不想做败家子的理由传位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具体或许可对照后世宋徽宗传位给宋钦宗的例子。高恒没当几天皇帝竟然也禅位给丞相了，不过自己没当成“太上皇”罢了，可见这亡国皇帝真成了烫手山芋了。但高纬这次的尊号又升级为了“无上皇”(后世别无分号)，可当了也没几天，父子二人就被北周军队俘虏了。 北朝最后一位“太上皇”是北周宣帝宇文贇，刚当了一年皇帝就急不可耐的传位给七岁的太子。这人精神大概也有点问题，父亲武帝驾崩的时候竟然拍着棺材板大喊“死得太晚了”，可就这样一个人，竟然也玩“退而不休”的把戏，过了一年的瘾，也驾崩了。 隋炀帝的“太上皇”经历也挺奇特，同时当了四个月的皇帝和“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晋阳起兵的李渊攻破长安，立杨广的儿子代王杨侑为有名无实的隋恭帝，同时也遥尊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但问题是，隋炀帝此时也还是皇帝，不过，他身兼两职的生活很快在四个月后结束了，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死于宇文化及策划的“江都之变”。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随即在同年五月便逼杨侑退位，自行称帝。 2．“太上皇”不高兴 唐朝堪称“太上皇”的黄金时代，一共出了四位“太上皇”，如果说之前北朝的“太上皇”均为乱世年代的怪诞产物，那么，唐朝的几位“太上皇”多为盛世之君，涵盖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盛世，以及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时代，但围绕着皇权消长的权力斗争之残酷，却丝毫不让于动辄刀兵的乱世，只不过，盛世时代的争权模式更隐晦更微妙更具博弈性罢了，皇权只可曲中求，不可直中取。 在四位“太上皇”中，除唐顺宗李诵是因病让位儿子宪宗李纯之外，无论是唐高祖李渊，还是父子档唐睿宗李旦和唐玄宗李隆基，退位时多少充满着被迫让位的因素，更为巧合的是，唐代的四位“太上皇”几乎都是“裸退”型的，最后尽数消失在了唐代的政治生活当中。 李渊vs李世民 一手将隋炀帝逼成“太上皇”的李渊应该没想到，九年后(626年)，他也被迫成为了“太上皇”。以最正规的定义来看，李渊可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前面的要么是战乱年代的割据政权君主，要么是连皇帝都没坐过，都做不了数的。 大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事变爆发，大权旁落于李世民手中，李渊在诏书中也只能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仅仅两个月后，这一新的权力结构就在法统上得到了确认——李世民登基，李渊做了“太上皇”。对于交班过程，《旧唐书》和《新唐书》压根就没有报道，只有《资治通鉴》语焉不详并且挺假的说了一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弄的好像真的。不过，我们基本可以从政治逻辑上确认，李世民应该是通过暗示或近臣带话，甚至某种暗含威胁的政治交换完成这项“太上皇”计划的，在保持了父皇的体面和自己的孝道同时，也得偿所愿。 但是，李渊这位实力尚存的大唐开国皇帝好歹有大唐重臣裴寂和萧瑀等的支持，还有李氏宗室和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们，很难说“宁无一个是男儿”，李渊的退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顺应时势、洞察时务——既然没有胜算，(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424.html
阅读更多中国目前习称“天朝”，当朝者也以秉承传统文化为荣。且不说其政治生态如朝纲败坏、政治腐败、官吏骄奢淫佚，以及社会道德堕落等多项指标只能与历史上王朝末世甚至乱世相比，就以谀臣谀士这两项的数量而言，就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王朝末世。最近宋鲁郑以“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在各种谀文中力拔头筹。 捂住眼睛看世界的奇文 宋文开篇就说：“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上亮出“三个自信”以来，颂声不绝，但宋鲁郑这篇文章的谄媚程度，以及罔顾事实方面，已经超过了所有已经发表的文章，独占鳌头。 通观宋文，中共统治主要有三大成绩，一、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了，中国现在不是鸦片吸食大国了；二是引用台湾文人李敖的结论：纵向比，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三，比亚洲两大强国日本与印度要强。 写这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文章，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传。汉朝最强盛的汉武帝距今已2100余年，唐代的鼎盛时期距今亦有1400多年，这两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其实远非今日天朝可比。这种比较带来的“进步感”，也只有宋鲁郑能够在心中油然而生。 印度日本当中，印度较差一点，毛病不少，如饥饿、强奸等当然都存在。问题是：宋鲁郑有意忽略了中国的贫困人口其实超过印度，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中提到，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28.2%；印度为 28.1% 。 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为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 4100万。至于强奸（包括官员强奸幼女）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只是中国人对此司空见惯，很难为此激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政府也不允许抗议）。况且印度再糟糕，目前也还没有出现中国那种遍布全国的癌症村，没有遭遇到中国人现在难以承受的土地污染、水污染与空气污染；印度的政治精英也无需依靠食品特供来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与水安全。当然，印度政府也没有中国那样与军费相侔的昂贵维稳支出。 中国的谀文很多，但不少还半睁着一只眼睛看世界。宋鲁郑此文，可算是捂住眼睛看世界。 《求是》看重宋鲁郑文章的哪一点？ 宋这篇谀文通篇全是瞎扯，《求是》杂志社的编辑们再愚蠢，也没还没蠢到自己真相信它。《求是》杂志真正看中的是宋文这段话：“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 ‘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 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这段话完全是赤裸裸地站在统治集团之立场言事。宋认为中国现行政治权力更替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却罔顾中国现行政治已经完全抛弃传统帝制下统治集者责任（皇帝家天下也是责任政治，皇帝是最终责任人）；政治伦理（统治集团与人民的关系是养鸡取蛋）；儒家文化要求的敬天畏人（民意即天意，包括对自然的敬畏，担心失去民意支持）。说它继承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却罔顾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奠基于民意之上，中国完全是统治集团内部黑箱操作，并无任何民意基础。 站在统治集团立场上看，现行制度确实“优越”得不能再“优越”。其优越性之一是宋鲁郑提到的“定期更替”，宋未便说出的“定期更替”的真正好处，是指这种“定期更替”可以满足统治集团高层的君王梦，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与其它类型的独裁政治相比较，中国现行体制确实富有弹性。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之后，我曾在“中国茉莉何时才会绽放”一文中分析过：“在政治权力执掌方式上，突尼斯、埃及与中国有较大差异。突尼斯、埃及两国是一党独大，在野党的活动能量有限，有形式上的选举但被最高统治者操纵，本.阿里统治了 23年之久；穆巴拉克在总统宝座上一坐长达30年，还有将总统大位传给儿子的打算。中国是一党专制，但最高统治者实行了代际更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即权力分享）的独裁体制；相比较而言，中国这种权力共享的模式，使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低于权力独占型的突尼斯与埃及。”简言之，统治集团最高领导层的定期更替，让权力集团中的高层看到了希望，他们精密计算的结果是：保持现有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格局，他们离权力核心的距离远比其他政治体制中要近得多。 第二大优越性，更是宋鲁郑绝对不肯明言的。那就是现行中国政治的专权如同皇权，但却无须负任何政治责任。中国皇帝是家族责任制，皇帝核心家族必须为王朝倾覆买单，比如崇祯在政治军事双重失败之后就得在煤山自缢。中共政治是无责任政治，统治集团内部实行利益分赃的潜规则。只要政治上忠于本利益集团，不管有多大的失政，不管如何将手伸向公共财，如何贪腐好色淫乱，副总理以上的人绝对无须付出政治代价，普通贪官也获得宽待，自2007年以来贪官免死就是一例。 《求是》看重的就是宋鲁郑文章指鹿为马的厚黑工夫，该杂志登载此文，目的与赵高相同：附和者即党的好同志，批驳者其心必异，属于外人甚至异类。 习李新政，”新”在只有谀臣谀士 有人曾将士人（知识分子）分成数种，如唯利是图的贪士、蝇营狗苟的鄙士、摧眉折腰的谄士等。宋鲁郑应该归于哪一类，请读者自作评判。我想说的是：胡温当政之时，中国满朝文武除了谄士谄臣之外，毕竟还有谏士谏臣，如于建嵘愿意向皇上们陈明民生之艰，张木生愿意谈时局之危。自从习近平登基以来，新朝之上连谏臣的一席之地也不再有。在习近平持续表达对毛的崇敬与“文革”的偏好、邦交上以专制国家为友之时，伴随他的却全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谀词颂语。难道这类谀臣谀士才是习心目中的“男儿”？ 《荀子·臣道》篇曾提出，君王要区别“态臣”、“谏臣”与“圣臣”。邓小平统治后期“圣臣”就已绝迹，只剩“谏臣”与“态臣”两大类。“态臣”的特点是“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即“违道顺上”之谀臣、佞臣。习李之政，如果只剩下谀臣谀士与为了各种目的献上谀词的“外国朋友”，这朝廷，将是一番什么气象？
阅读更多作者： 信力建 1.2013年09期《求是》杂志刊登署名宋鲁郑的文章称,西方定期换人换党，中国定期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目前看中国模式表现最佳。中国最高权力更替具有”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 2.据韩国《中央日报》5月1日报道，美国著名时政刊物《外交政策》日前评选出“世界500强人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同时入选该榜单。据报道，该刊物对于金正恩的入选给出的关键字是“武力”与“恶”。 3.把我们都坑了，把整个凤凰旅游都坑了。但是政府是赚钱的。——凤凰古城旅游业经营者反映五一客流量减少，而官方则称指标稳中有增，并表示148元的大门票制度会实施下去。对此有客栈经营者表达看法。 4.美国航天局日前与俄罗斯航空航天署签署一份总价4.24亿美元的合同，计划在2016年至2017年利用俄“联盟”载人飞船运送6名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与地面，折算下来单人“票价”超过7000万美元。 5.德国议会通过了一法案，允许各州控制该州主要地区房租3年内涨幅不得超过15%。房屋租金应按照政府“指导价格”，超过这一价格20%，算违法，房客有权告房东；涨幅超50%，房东要与房客协商，房东单方面涨租超50%被认为是赚取暴利，可判入狱三年。 6.5月2日，从广西平果县获悉，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的独生子——28岁的邓卓棣最近被任命为该县副县长。负责发展改革、物价等方面工作。据称，邓卓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知识渊博、能力突出，但为人低调、谦虚谨慎、从不接受采访。(云南信息报) 7.你可以用一根缰绳把一匹马给拦住，可是你用一根缰绳去拦火车的话，是拦不住的，它会出问题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上个月接受新浪网访问时，用火车比喻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市场，指出政府不能再用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缰绳”去干扰市场，而应更多地让市场的自身规律发挥作用。 8.中国军方刚刚宣布超过45万元（人民币，下同，约9万新元）的豪华车一律不许悬挂新式军车号牌，北京街头就出现65万元以上的豪车挂着新军牌招摇过市。军方解释说，45万元以上豪车是指今后不再配备，但之前使用的豪车“还将有限制的继续使用”。 9.河北平山县两所幼儿园因生源问题产生矛盾，一家幼儿园园长竟将灭鼠药注射入酸奶，放到另一家幼儿园学生的上学路上，导致两女童误食死亡。 10.日前，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正式推出，明确界定了非自愿病人住院医疗的标准和程序，健康民众因各种原因“被精神病”的现象有望得到终止。 11.近日有网友爆料“我爸是李刚”案件主角李启铭已经出狱。河北省监狱管理局今日上午向记者回应称：经核实，目前，李启铭仍在监狱内服刑，未释放出狱。2011年1月30日，李启铭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12.5月2日是五一小长假后上班上学的第一天。早上南京溧水一名六年级男孩疑因作业未完成,上吊自杀,遗书写着很爱父母,喜欢百合花,希望父母上坟时多带百合花。当日中午,南京燕子矶一名初三男生跳楼身亡,原因也是作业没完成,家长让他别上学补作业。 13.5月1日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开始生效，取消了对以私家车“最高15年”的报废年限，增加了“行驶里程60万公里引导报废”的内容。此外，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也将强制报废。 14.英国《每日邮报》近日刊登了一组由51岁的美国野外摄影师帕特里克•卡斯尔伯里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只南美短吻鳄试图捣碎这只东部甜甜圈龟的外壳享受美味，但在高达2900磅的压力下，这只乌龟的龟壳完好无损。鳄鱼努力了15分钟后，最终无奈地放弃了到嘴的美味。 15.近日，广东惠州武警支队接到举报，有两辆悬挂假武警号牌奔驰车和悍马车停在某海鲜酒楼外。经检查发现该两辆车均非部队车辆，系惠州东方专修学院院长专用车。当武警人员取证时，解某态度蛮横，称“我认识很多领导，你不想混了！ 16.“国五条”政策出台后，20%差额征税政策、信贷政策等多项重点政策多地并未真正落实。除北京外，其余地区并未开始执行20%个税。分析称，地方执行不力因“土地财政”被挑战。另外，全国100个重点城市4月份楼市均价已破万元。 17.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5月1日报道，在北京，大量游离正常办理户口途径的买卖户口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已倒闭或面临倒闭的企业，甚至是国企、高科技企业，与非法「仲介」勾结倒卖进京指标。 18.刘志军落马揭开了铁道部的腐败窝案，曾经的独立王国内部竞争惨烈，同一集团的子公司为业务竞争，竞相向铁道部官员行贿。单位行贿最终演变成为行业潜规则。一名子公司高管面对专案组称不能说出这些受贿人是谁，说了就没法做人了。 19.【港媒眼中的中国大妈与华尔街黄金大战：娱人娱已】中国大妈们在境内外的抢金行动，与之前其他的抢购事件并没有多大差别。改革开放初期，因为长期严格管制的物价一朝放开，日用生活必需品小到食盐和火柴，大到电冰箱等，都曾出现过匪夷所思的大抢购。 20.国家质检总局的官方网站指出，部分美白牙膏含漂白剂成分。记者随机采购中华、高露洁、黑妹、佳洁士、黑人、立白共6个品牌的美白牙膏做了实验，发现这些牙膏或多或少都含有一种亚硫酸盐漂白物。该漂白物质一般用在造纸行业，会对牙釉质层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请慎用！(广西新闻网) 21.【马光远：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如一季度消费回落是因打击公款吃喝所致，那这数字将十分惊人：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55000多亿，增幅回落2.4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亿，全年则为5000多亿。而这只是挥霍和浪费的公款消费，并非全部。假定这比例是50%，则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近全部教育经费一半。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