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

教皇方济各在世界艾滋病日发表讲话，呼吁天主教徒为身患艾滋病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祈祷。   教皇星期天在梵蒂冈对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人群说，要为每个患者能够获得所需的医疗照顾而祈祷。   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每年都在这一天开展相关纪念活动。   呼吁防治艾滋病的活动人士说，世界艾滋病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它提醒公众和各国政府，艾滋病还没有彻底消失。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世界上有大约有3500万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毒的感染可能会造成人们罹患艾滋病。   自从1981年以来，世界上已经有大约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是有史以来危及生命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   fullrss.net

莫斯科 — 过去几十年来，巴黎、伦敦和柏林的穆斯林人口大量增长，现在轮到莫斯科了。那么，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是如何适应宗教和人口结构挑战的呢？ 莫斯科现在有大约200万穆斯林人口，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多。星期二是宰牲节的开始，成千上万的信徒在莫斯科的沥青大街上打开他们的祈祷垫。 去年，他们是在户外雨雪交加中进行祈祷的。 新的莫斯科清真寺正在扩建中。 这不过是莫斯科4座清真寺之一。 阿卜杜尔·苏尔坦诺夫是俄罗斯穆斯林，他来自穆斯林传统聚居地鞑靼斯坦。 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阿卜杜尔·苏尔丹诺夫说： “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清真寺，莫斯科的每个小区都需要，还需要学校和阿訇，让人们做好和上帝见面的精神准备。” 俄罗斯东正教正在莫斯科建造200座新教堂，新清真寺从来争取不到建筑许可证。 俄罗斯穆斯林权益人士盖达尔·德迈尔指责克里姆林宫阻止在俄罗斯建筑新的清真寺。 德迈尔说：“他们知道压迫的政治作用，直接压迫，但是他们不懂得这样做会给他们自己制造麻烦，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发誓，不让莫斯科建造新清真寺。他说，节日期间在大街上祈祷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来自中亚的临时工，他们最终是要回家的。 索比亚宁最近在莫斯科回声电台发表讲话时说，“莫斯科居民中只有10%的穆斯林，谁想建清真寺就建清真寺，太过分了。” 克里姆林宫的盟友索比亚宁上个月的市长竞选中获胜，他似乎了解选民的想法。星期天，莫斯科一个劳工社区的斯拉维克居民跟中亚和高加索居民发生打斗。 他们高喊：“前进俄罗斯！前进俄罗斯！” 冲突的导火线是上星期，一名俄罗斯斯拉夫族年轻人被刀捅死，凶手可能是来自阿塞拜疆的一位民工。 分析人士称，反移民动乱是现代大屠杀。警察拘留了2000名民工。政界人士呼吁，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公寓，限制向南方穆斯林国家颁发签证，一代人之前，那个地区还是苏联的一部分。 伊索尔达·库库什基纳在苏联垮台后，从乌克兰移民到莫斯科。星期二，她看着穆斯林信徒的一股股人流从东正教堂前经过，她为莫斯科的未来担忧。 莫斯科居民伊索尔达·库库什基纳说：“我担心莫斯科会成为穆斯林城市，相信我，我喜欢他们，但是莫斯科必须是斯拉夫人的，至少应该平衡，可是民工潮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坏的影响。” 目前，祈祷者和屠夫似乎在大街上争夺莫斯科的未来。 fullrss.net

□“政见”观察员 张跃然   宗教的社会意义并不局限于提供精神寄托，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源。俄勒冈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Karrie Koesel 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证明，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系统依然保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其隐秘的运作方式依赖于兼顾灵活性和凝聚力的特殊组织形态。家庭教会的组织经验揭示了中国社会自组织的巨大潜能，为我们重新思考“教会”、“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一发现来自于研究者对某一家庭教会系统的案例研究。在2006-2007、2010年，研究者分别对这一教会系统的若干不同层级的领导人进行了访谈。研究者的分析基于这些第一手的访谈资料。 家庭基督教会，是指不隶属于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中国三自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未经官方登记的宗教组织。2010年，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曾连续发表几篇正面报道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文章。文中提到：家庭教会话题已经脱敏，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可以介入的公共话题。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教授的话说，“政府对于有关家庭教会的讨论与争论，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 Koesel研究的教会发展蓬勃，保守估计其徒众已经达到一百万人。该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并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壮大，核心原因之一是其特殊的内部组织结构。 该组织结构具有两大主要特点。其一是垂直和水平层面的半自主性。垂直地看，整个教会系统被划分为如下层级：总部（全国）、教区（每省一个或几个）、地方教会（每个教区含三到五个）、家庭教会（宗教仪式活动单位）、细胞小组（徒众的日常活动单位）。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层制组织不同，教会每个层级之间不存在具有很强约束性的命令、监督关系，只有较为松弛的事务协调、信息传递关系。每一层级的组织单位自主安排其负责的宗教活动，并自主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各个组织单位也不掌握其上一层级、下一层级的具体情况。水平地看，同级组织单位之间完全独立而且甚少联络。 其二，基层组织单位能有效凝聚徒众。在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细胞小组中，徒众们定期聚会。这些聚会不仅能交流感情、增强大家精神信仰的强度，而且成为成员们互相排忧解难的平台。这样一来，教会及附着在其上的社会关系，将徒众生活的各个维度包裹起来，大大强化了成员内部的凝聚力。每个细胞小组的规模被严格控制，一旦超过某一上限（一般是30人），便被拆分为两个小组，这一做法不仅保证了小组对成员的凝聚力，而且防止活动规模过大引人注意。 这种结构一方面保证了教会系统的核心领导人物可以一直居于幕后，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当某一层级的某一组织单位遭遇危机（如被取缔），整个系统可以安然无恙。此外，它还保证了整个系统拥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弹性，可以对外在环境做出灵敏反应（比如不断变更集会地点）。基层组织单位对徒众的有效凝聚，使得教会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并能稳步壮大。 有意思的是，教会的某些领导者承认：教会在创建阶段有意借鉴、模仿了早期共产党的组织模式。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讨论中国社会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自组织基础。但家庭教会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能量远大于传统认知，完全有可能生产出能动的公民社会。另外，在吸取上世纪末某些组织的教训之后，现今的家庭教会尽量避免与政府正面接触，并表现出对政府的拥护态度以换取一定的“政治安全”。这一观察背后隐含的依然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蓬勃发展的自组织社会，既有可能与国家产生冲突，也有可能与国家和谐共存。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取决于多种社会历史条件。 【参考文献】 Koesel, K. J.(2013). The Rise of a Chinese House Church: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大批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10月9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抗议中国军警最近在西藏地区打压中国国庆期间拒绝升起中国国旗的藏人。 星期三（10月9日），大批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游行和烛光守夜活动，抗议中国逮捕一名拒绝在10月1日中国国庆期间升起中国国旗的藏族男子。参加集会游行的人，有的高举自由西藏运动的旗帜，以此抗议中国强令藏民升旗。组织和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地区西藏青年大会”、印度的“自由西藏”等藏人社团。 报道说，中共当局在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逮捕了四十名藏民， 因为他们拒绝在自家屋顶上竖立五星红旗。10月6日西藏比如地区的大批藏人示威，抗议一名藏族男子因拒绝当局升旗指令而遭到逮捕。 参加示威和守夜的藏族学生乌仁崇宗说：“有60人受伤。中国人实际上向他们开火射击，两人严重受伤，因为他们不想升起中国的旗帜，但是被强迫升旗。我们到此是为了表明和他们团结一心，升起西藏的旗帜，向我们在西藏的弟兄姐妹表明，我们支持流亡藏族同胞。” 报道说，为了迎接中国国庆，西藏一些地区的当地干部，强迫藏民国庆期间必须在家门口悬挂中国的五星红旗，但是遭到一些藏民的拒绝，为此九月末中国国庆前夕就传来当地因拒绝悬挂中国旗帜而引起冲突的消息。 “学生争取自由运动西藏”亚洲干事长多杰•桑顿说：“藏族民众反对在家中挂中国的旗子。上述事件中警察和军队出面镇压。我们在这一地区发现有很多军警。因此我们对比鲁民众非常担心。目前我们采取的做法是为了表示同藏族民众团结一心。” 印度达兰萨拉爆发的游行抗议还吸引了大批藏族僧侣参加，他们高举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为被中国当局逮捕的藏族男子咏经祈福。星期三的这场抗议游行是流亡藏人反对中国西藏地方政治压迫的最新一次活动。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