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

梵蒂冈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官方教会任命雷世银为四川乐山教区主教没有得到教宗的批准，因此是不合法的。 梵蒂冈的声明说，教皇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单方面任命一名主教“深感痛心”，而且，因为中国官方教会任命雷世银为四川乐山教会主教没有经过教宗的批准，从而是不合法的。 法新社星期一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六月底在没有教宗任命的情况下，将四川省乐山教区的雷世银神父任命为主教。雷世银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近年来，教廷曾对中国任命的几位主教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这被分析人士视为教廷的“默认”，并显示梵蒂冈与中国双方关系有所改善。然而，主教任命权依然被梵中双方看作是改善关系的最大的障碍。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杨力宇教授认为，中国把宗教问题也看作主权问题，因此不会把任命主教等宗教职位的权利让给梵蒂冈： “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非常微妙。中国是共产国家，对宗教过去基本上是采取镇压。共产党不承认。可是现在中国的教徒越来越多。不但是基督教徒越来越多，天主教徒也越来越多。基本上中国的三自教会、爱国教会是由统战部控制的。在政府里有个宗教事务局。中国的教会是需要跟政府登记，是需要遵照政府的规定。所以中国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所谓宗教自由。所以，现在很多教会走人地下。中国控制地下教会是非常严厉的。中国很注重主权问题，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很敏感。” 另据与梵蒂冈有关的天主教亚洲新闻社早些时候的报道，中国警方于6月26日拘押了河北省邯郸教区一位由梵蒂冈支持的天主神父孙继根，以阻止他接受祝圣成为梵蒂冈任命的主教。报道说，孙继根神父在6月26日那天即将被梵蒂冈任命为主教之前不久被押上警车带走。 另据中国新华网6月24日的报道，天主教爱国会领导人在一次会上作出决定，要尽快任命至少40名主教， 因为中国97个教区中有40多个还没有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表示，教会将毫不延迟地为那些教区选择并任命主教。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冉伯公也指出，中国虽然宪法上有信仰自由的条款，但绝不会放弃控制和监管宗教活动： “中国实际上有很多的天主教徒。中国在宪法上是保证宗教自由，不能控制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政府支持、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对天主教来说有爱国会，就是中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天主教教徒活动的组织。但是它有很多控制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天主教领导人的任命。神父、主教的任命。”   中国和梵蒂冈自1951年以来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法新社星期一的报道说，随着中国这些年来天主教徒人数的增加，双方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但是，北京坚持自己有权超越梵蒂冈而自行任命主教的立场，肯定会给双方改善关系的前景添加了不稳定因素。中国的570万天主教徒则被夹在是效忠于中共、还是选择效忠梵蒂冈而属于地下教会的困境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当前，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因此极其重要。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的及其最终结果，进而得出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讲述的是愚公家门前有两座大山挡路，他动员全家，矢志将山搬走，邻居智叟却讥笑愚公的做法，后来愚公感动天帝，命令神仙将两山搬走。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１），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著，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优劣不甚了了（对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与成才两种人生观的争论，就是这种歧异的表现），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认为人定胜天，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外部异己，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强调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者（２），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一、本体论比较：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而国家强大与否与政权阶级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我们知道，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这实际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基本原理，即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阶级基础薄弱，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指出，寡头政治的重大毛病之一，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很可能无法进行战争，它的少数统治者要打仗，非武装人民群众不可。但是，他们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如果不武装人民群众，而是亲自作战，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确是孤家寡人，统辖的人真是少得可怜了。”（5） 　　现实世界确是如此。战国时期，秦国地处偏隅，却能成为最强大国家，乃至统一天下，最重要得原因就是通过商鞅变法后，政府鼓励军功，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从而打破世袭，极大调动了平民阶层的主观能动性，结果不到十年，秦国“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6），成为令人生畏的“虎狼之秦”。而其他诸侯国多数维持贵族统治，民众积极性难以调动，国力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三国时期，曹魏国力最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这同样是缘于三大政权阶级基础的明显差异：曹魏政权“唯才是举”，主要依靠庶民阶级，陈寅恪称其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7）；而孙吴政权主要依靠江南望族（相当于现在的大资产阶级），因此国家治理较差，但也能维持较长时期；而刘蜀政权基本算是“外来户”统治，其组织路线是“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第三”，（8）当地人不受重用，因此其反过来也不愿为蜀汉政权卖命，因此其根基最不牢固，并最先垮掉。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而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因而这些政权反过来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9）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10）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11）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越会引发国内民众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陷入半瘫痪状态。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是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即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体现在政策上，就是内忧大于外患，“防民甚于防寇”，促使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如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暴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其一旦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就这些昔日“盟友”抛弃。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伊朗革命的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外部大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德黑兰政府的权力已经丧失殆尽，人民日常生活一切取决于莫斯科或伦敦的旨意。”（12）对国内民众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政权最终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为了与新政权建立关系，拒绝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就像扔一只死老鼠一样把国王扔出了这个国家”（13）。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吴庭艳被害对许多亚洲领导人有三方面影响：“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14）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 　　而萨达姆政权则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最新的牺牲品。萨达姆号称“中东强人”，但该政权阶级基础薄弱，主要依靠仅占人口20%的逊尼派(特别是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的人)。同时，萨达姆还穷兵黩武，频频进行军事冒险，上台第二年就冒然发动两伊战争，导致国家经济凋敝；战争结束刚两年，又公然入侵科威特，使国家和民众再次蒙难。在遭受国际制裁的漫长岁月中，伊拉克民众缺医少药，而萨达姆家族依旧穷奢极欲，“石油换粮食”让萨达姆变成了“石油换王宫”。据报道，萨达姆在全伊拉克各地均有豪华行宫78座，装饰金碧辉煌，连厕所水龙头都是黄金打造。因此很多民众对萨达姆抱着“与汝偕亡”的仇恨。在这种背景下，萨达姆镇压民众反抗可谓是铁石心肠，甚至动用化学武器；但对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美国，反而摆出一幅“阳光少年”和“乖乖仔”形象，听话地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犯了投降主义错误。结果，在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前，萨达姆政府既无国内民众为其前仆后继，自身也无“撒手铜”可以制敌，最终落得国破家亡。先被人民抛弃，最终被对手摧毁，这就是所有反人民政权的必然下场。 　　 二、认识论比较：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异己，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面对大山挡路的难题，愚公相信“人定胜天”，带领全家埋头苦干，“挖山不止”；而智叟看不到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国家一般都目光远大，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国家则得过且过，低估自身，高估对手，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一）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到底哪种战略更为有效呢？中国的战国时期堪称战略博弈的历史浓缩，为我们检验不同战略的最终效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当时秦强众弱，颇有点“一超多强”的意思。秦国的外交战略非常清晰，就是通过“连横”战略分化对手，进而各个击破；而其他六国为阻遏秦国扩张势头，一度采取各国联手的“合纵”政策。后来的实践证明，六国安全自保之时，就是团结抗秦之际；而六国相继败亡之日，正是六国内部分化，竞相讨好秦国之时。其中尤以齐、楚这两个实力最强国家的战略教训最为深刻。楚国地处南隅，幅员千里，甲士百万，是当时为数不多具备抗秦实力的地区性大国。屈原担任楚国大夫时，对外联齐抗秦，楚怀王被推为六国盟主，使楚国出现难得的富国强兵局面，秦国扩张势头也得到有力抑制。后来楚怀王疏远屈原，秦使张仪乘机以六百里土地的空头承诺，诱使楚国断绝了强国之基——齐楚联盟，结果自食其果，楚国从此走上下坡路。齐国也是亡于战略短视。齐国在战国后期实力最强，秦国采取范雎意见，“远交近攻”，有意拉拢齐国。公元前228年，秦国自封“西帝”，同时给齐国君主冠以“东帝”虚名（相当于美国当前提出的中美“G2”的提法）。结果齐国被这种表面光环所惑。齐王建奉行“事秦谨，与诸侯信”（15）的“准”连横策略战略，任由秦国征伐他国，最终使齐国不战而降，齐王建“饿而死”（16）。正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因此有识之士将“事秦谨”鄙视为目光短浅的“亡国战略”。（17） 　　在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18）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哪一个国家。”（19）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实表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20）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日趋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4场地区战争（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由此不难看出，越是双方军事实力不对称，越容易引发战争和冲突。因此邓小平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2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国家要想在国际社会更好地生存发展，就要尽可能联弱抗强，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事实上，这种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在西方世界内部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上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22）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23）这种立足自身，尽可能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做法，与愚公思维/行为模式在内在机理上相互契合。 　　而智叟思维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然而，一相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北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 　　（二）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国家行动能力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有关全球化的著述甚嚣尘上，这使相当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是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互利双赢；二是认为全球化会使国家利益淡化，并使世界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更是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24）事实上，全球化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期就已开始，但五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25）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却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掌握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世界或许真的是平的，因为西方新技术和资本日益将世界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国家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长远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并不断再生产出这种轴心-辐条/中心-边缘的结构。因此，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由此不难理解，国际政治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26），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但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甘地（27）、戈尔巴乔夫等等）大多是智叟型思维/行为模式，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愿意继续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2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胡志明、霍梅尼等)，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扮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扮演绵羊角色（由此不难理解，面对旨在增强中国自主能力的“自主创新”战略，美国高层为何一再质疑和指责，曾主持对华关系的美国前财长鲍尔森还公开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伤害”）。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却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型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中梵之间要解决的是政教问题 作者：刘幼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4 7:22:48 阅读量：2次 　　中梵双方早有建交的意愿，可是谈来谈去，至今还是没有建交，关系也是时好时坏，一波三折闹腾不休。这可就苦了中国的天主教徒，他们一心巴望早日回归梵蒂冈，与普世教会恢复合一共融，过一种真真圆满圣洁的宗教生活。依照天主教的传统，一个天主教会如果不能效忠罗马教宗，那就不是真正的天主教。中国天主教的自选自圣使一千二百多万天主教徒并非自愿的远离传统，你若说他们没有抱怨，那就是在自欺欺人了。 　　那么，中梵迟迟不能建交，问题出在哪里？过去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主教任命权问题。现在第一个问题基本不存在，因为梵蒂冈有了明确承诺：一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协议可以随时把驻台湾代表调驻北京。另一个是主教任命权问题。主教任命权是个宗教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中梵双方的立场截然不同，争执不下。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宗教始终居于国家的控制下，这种控制既是皇权威严的体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弱民政策的具体实施。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著名法家人物商鞅主张：“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的这个主张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国强民弱的统治格局奠定下了思想理论基础。商鞅的“国”是指皇家的控制，“民”是指百姓及其民间组织的生存，强与弱的变化则是控制与反控制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商鞅以为只有当“国”的权力控制了“民”的生存，使其服从服从再服从的时候，其“国”才是“有道之国”，才算取得了天经地义的合法性。了解了中国封建文化的这个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我国政府在与梵蒂冈的交往中，为什么一定要把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权视为国家主权的症结所在。国家主权在现代意义上，并不承认国家对内享有控制一切的权力，它只承认国家在服务于它的人民时享有运用法治的权力，而不是其他。主教任命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宗教权力，它不应该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却可以接受国家权力对它的服务。但是，我国在政治文化方面，有意或是无意的还在秉承封建文化的某些传统，政府只能服务于它的人民，而非控制它的人民的意识还相当的薄弱。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西方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皇权至上的统治格局。西方社会国与民是二元存在。在国家政权方面，西方政府管的主要是政治、经济、治安、外交、国防、纳税等事务，而西方的民间组织如教会则负责良心督责、伦理探求、道德教育、宗教生活等。我们必须承认宗教有很强的开拓民智的作用，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是他老人家并没有说鸦片不是药品，只是毒品啊。在西方传统里社会是教会的领地，国家是统治者的领地。教会运用的是神权，统治者运用的是王权。神权这样东西不仅反映出了人权的需要，而且可以保证人权的实施。公元390年，帖撒罗尼迦的暴民杀死了一名罗马总督。当时的皇帝狄奥多西怒不可遏，下令报复性屠杀了7000人。结果米兰大主教安波罗修禁止狄奥多西领圣餐，不准他进教堂。安波罗修在教堂门口对狄奥多西说：“你的手沾满杀人的血，怎么能举手祷告？你怎么敢用这双手领受主宝贵的身体？你怎能饮他的宝血？”狄奥多西回答说：“大卫也曾犯过奸淫、谋杀的罪。”安波罗修说：“你像大卫一样犯罪，也要像大卫一样悔改！”没有办法，狄奥多西只能接受教会纪律，公开认罪悔改。八个月之后，安波罗修才重新恢复了皇帝的圣餐。试想一下，米兰大主教安波罗修这种人若是生在中国又将如何？按照中国历代统治者实行的惯例，那就只能“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以奸民治善民”就是用一些品德低下但是听话的奴才去管理有信仰、有本事、有道德却不听话的“善民”，最后非搞得你不做“奸民”就活不下去。要让中国皇帝悔改想都不要想。中国的皇帝可以认识错误，却不能承认错误，这才能显示他们的威严！ 　　天主教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主教任免权始终都是教会的权力，皇帝侵夺过很多次，可是最后还是教会与民众获得了胜利。这就使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国与民二元存在的稳定格局。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政与教先是分离，彼此保持各自的准则与领域，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然后再建立彼此相互依存促进的完善机制。 　　宗教是西方民主可以实行的信仰基础，基督教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民主。 　　我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也宣称我国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其实我国实行的只是单方面的政教分离，就是政府给宗教订立行政法规，只许宗教在行政法规中做事。而在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中，政府的权力却可以很少受到限制地延伸到原本属于宗教权利的领域之中，甚至可以管理到宗教团体的财务、财产、人事安排等事宜。当然，在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政府搭建了一些过渡性的行政化管理组织，有佛协、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天主教爱国会等等。这一类组织得到了政府承认、政府资助、也接受着政府的行政管理。它们很像是政府伸向宗教组织的一只只手臂，通过它们政府控制和管理着中国的宗教事务，如果有一些宗教组织拒绝接受这些手臂的控制和管理，那么它们就无法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但是接受了这些手臂的控制和管理，宗教组织很可能面目全非，很可能世俗化、行政化、机构化，甚至腐败化，失去自身的神圣性和独立性。与此同时，这些由政府管理、资助、承认的各类爱国会也在疑惑自身的性质，搞不清楚它们究竟是政府的下级单位，还是拥有自主权的群众团体？官民两重性其实大大降低了这些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基本已无任何魅力可言。 　　由此可见，中国式的政教分离，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性质的“政教分离”，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有选择的被政府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控制，不时就要集中学习，“调皮”的还会受到监护修理。由于执政党奉行的是无神论的世界观，与宗教有神论之间矛盾重重。如果说大清王朝康熙皇帝与天主教闹出了礼仪之争的矛盾，那么新中国与天主教闹出的就不仅仅是主教任命权之争的矛盾，还有合法教会与不合法教会的矛盾，宗教教产占用与归还的矛盾，爱国会凌驾于教会之上干预教务的矛盾。 　　在中国近现代的统治者之中，康熙皇帝很有见识、很有头脑，的确是位佼佼者。他对天主教一开始很有好感，一些传教士还成为了他的朋友和先生。可是后来却在天主教徒祭拜祖先的问题上与梵蒂冈发生了矛盾。他认为中国人的祭祖是传统习俗，而非宗教活动，梵蒂冈不可以妄加干涉。但是他并不反对梵蒂冈在大清王朝自由任命它的主教。康熙皇帝把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界划分的非常清晰合理，所以他能在礼仪之争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比教宗英诺森十世显得更加明白事理。与其相反我们现在在与梵蒂冈争夺主教任命权的时候，却有些论理不明，只顾讲自己的道理，却罔顾世界发展的潮流，结果弄到现在，不要说在全世界面前有些说不过去，就是在全中国绝大多数基督徒这里也很难获得支持。教宗本笃十六世把这个问题归之于中国政府“限制宗教自由”，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一旦抛开意识形态的问题，任何人都能明白，宗教信仰是一个很系统、很完整的东西，它不仅包括了特定的信仰内容，它还包括了特定的信仰组织，特定的信仰方式，以及特定的传播手段。我们不能说，信仰自由只能是信仰者头脑认识的自由，而不是与信仰组织和信仰方式保持完整的自由。 　　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些改变，阶级斗争这根弦放松了，资本家可以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加入共产党组织，但是无神论这根弦还在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和尚、道士、神父、牧师、阿訇，有明确宗教身份的人就不能入党。这似乎在暗示我们，新生的资本家在今天可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宗教界人士在今天却依然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很有意思的是，马恩列斯中的列宁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却是与时俱进的灵活态度。在革命成功前列宁还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可是在革命成功后，列宁马上提出：“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他甚至举例说，“如果有一个神父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们加入社会民主党”。你可能会认为列宁没有原则性，可是革命的原则是否就适合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新身份呢？假如列宁比较长寿，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肯定不会采取极端的宗教政策，把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与宗教进行激烈而无谓的斗争。 　　实事求是的说，我国目前的政教关系属于紧张型的，基督教的家庭教会问题，天主教的地下教会问题滚了雪球越闹越大，它们的存在已经造成了对爱国教会的严重威胁，对政府宗教管理体制也形成了严重的挑战。在政府看来，这都是国外宗教敌对势力渗透带来的问题，属于政治问题，可是几千万信教群众却说这是宗教信仰自由虚置带来的问题，是宪法36条是否名存实亡的问题。天主教的一位神父说：“强迫人的良心，不尊重个人意愿的社会，如果一再表示自己严格奉行並保护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执行，是否是可信的”？我们也可以追问，当今世界除了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他国家的都是由梵蒂冈任命主教，怎么就没有人说梵蒂冈干涉了他们的国家内政呢？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说话算话，宪法原则制定出来永远就是几张纸呢？ 　　宗教与政治要分开，宗教就是宗教。不能只在表面上承认宗教与政治必须分开，实际上却把宗教与政治捆在一起混为一谈。政教不能真正分离，始终维持”民弱国强”格局，中国也就无法摆脱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影响。 　　中梵迟迟不能建交可能还有一个有些看不起梵蒂冈的问题存在。梵蒂冈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不生产汽车、飞机、大炮，只修建教堂；没有技师、科学家，神父、修女却应有尽有。如果把梵蒂冈完全视为一个国家，我们确实可以不急于与它建交。但是，梵蒂冈并非真正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宗教实体。它的存在是建立于全世界天主教徒的信仰这一宗教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的基础之上。梵蒂冈在联合国只保持观察员身份。这就是梵蒂冈的自我定位：只做天主在世的代表，不做世俗的政治国家。所以梵蒂冈的运作面只在宗教领域，并不涉足追求政治利益。梵蒂冈虽然国土很小，可是在它的身后却有十几亿天主教徒，另外还有十几亿关心它的基督教徒。从对外开放的需要讲，与梵蒂冈建交就等于在世界范围内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其中不乏有实力、有影响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名流。如果从对内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讲，中国已有八千万左右的基督徒，一千二百多万的天主教徒，中国一天不与梵蒂冈建交，恐怕也会一天难解他们心头的疑虑。 　　当然，与梵蒂冈建交要面对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政教问题。我们始终要牢记梵蒂冈不是真正的国家，而是真正的宗教实体。与梵蒂冈打交道其实就是在与教会的最高层打交道。但是他们可不是爱国教会，也不是“弱民”，在他们中间永远都有很多的安波罗修，他们不畏惧凯撒，只畏惧真理。除非你坚持的对，否则他们就不会出卖属天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