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

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文化、体育领域也难逃权力的牵制和干扰。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尽管我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极力强调“去行政化”的重要性，但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 　 　政府干预导致泛行政化 　　“现在各个领域都存在行政权力的膨胀，权力会影响到个人机会的获得和才华的发挥，人才唯一的机会就是升迁，上级的好恶往往决定一个人能否被提拔上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说。 　　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与中国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凸显出矛盾，无论是人才的产生、成长，还是发展，这一模式都日渐不合时宜。一方面，当前的模式并不具备人才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在体制中生存和适应，最终也会被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固定的单位“潜规则”所同化。 　　在中国急需从人力资源大国转为人才强国的背景下，“去行政化”显得尤为重要。去年6月出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即明确地将“去行政化”作为今后的目标之一，为人才开道。《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其实，行政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是想阻碍专业人才的发展。相反，官僚体系中严密的科层管理旨在为人才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即使是“官本位”意识大肆流行，似乎也并没有“主动”疏离人才。然而，现实中的行政管理体系却与专业人才切切实实地产生了摩擦。专业人才从最初利益分配欠缺公正下的不满情绪，转变到了面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绝望心态，早期的愤怒、跳槽等全力避让的方式，到今天已转变为消极的认同，力争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 　　“行政化倾向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人才的成长确实形成了体制障碍，已经到了让人无奈的程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到底什么是行政化？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是不是人才不需要管理？”吴江说，行政化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说是政府的行政，微观上则是一个单位具体的管理模式，而政府的行政是根源。以科研领域为例，科研需要立项，首先要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项目都是国家立项，而西方国家一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作。“既然是国家立项，政府就要保证资金的安全、质量和有效性，能不能做、由谁来做，政府都需要考虑，然后由政府部门进行申报。”吴江表示，在立项过程中，管理部门确实具有生杀大权，而在国外，通常由脱离政府的专业委员会来对项目进行评估。 　　国家通过行政等级标准，确定了包括科学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社会等级，从而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话语权。大学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科研机构被分为厅级、处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科研成果的评价等往往受到科学家职位高低的影响，这种科研对行政的依附性管理使政府对科学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力。 　　“政府不该管的，就应该下放，政府现在直接管的太多了。比如评职称，现在很多职称还是由政府来评，政府怎么能评价一个科研人员呢？”吴江说。 　　始于1990年的职称考试被看作是行政权力掌控人才标准的突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要想成为国家承认的“人才”，就必须跨进这第一道门槛。“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用人主体自己会衡量，而职称评定却是由国家来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丁大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人力资源市场化的今天，用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国家要做的是控制职业准入资格，比如会计、律师等等，但入职以后，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再插手。 　　吴江认为，政府就应该转变职能，下放管理权限，让单位有更多的用人权。他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很多项目由专家来进行评审。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立项还是资金分配上，都应该减少完全的行政操作行为，让行政权力和专业领域各归其位。 　　 人事之累 　　政府职能的模糊和对专业领域的干预是泛行政化的第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就是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具体到一个单位，则涉及资金分配、奖金分配、绩效工资和职称的确定，应该由谁来决定的问题。 　　“以前的出国名额比较少，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很多单位都是由领导来决定，领导看谁比较乖就把名额给谁，所以跟领导搞好关系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出国之后就不回来了，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李惠斌说，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普遍存在的长官意志仍然对人才的机会得失起决定性的作用， 通晓人事成为人才谋求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本领，长期以来，成为让他们无法喘息的负累。 　　科层制决定了只有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才能享受到某些资源，级别和待遇挂钩的科层制决定了人才的追求目标从提升个人才能转向了职务晋升。“为什么在高校，一些人当了教授之后，还要争着当科研处长，因为涉及课题，不当处长或者领导就当不了课题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没有行政位置的话，这些资源就拿不到。学校的荣誉一般都是给那些‘双肩挑’的干部。”李惠斌说，所谓的“赢家通吃”使人才拼命地挤进领导的行列。 　　 “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需要加强民主管理。比如职称评定、论文获奖，完全可以由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做出决定，然后通过行政组织确定，管理是不可缺乏的，只不过要走民主管理的方式，一定要有业内的专家、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到管理当中去，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让人才得到最好的发挥。”吴江表示，资源永远是不够的，但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分配至为重要，标准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制度化的，在单位内部，公开、民主、竞争、择优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以价值实现价值，用财富回报财富。”吴江说，探索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最终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 　 　高校行政化尤为突出 　　人才与行政化的冲突在高校中尤为明显，教授在高校官僚体制中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成为教育领域的人才困境。200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晒工资，让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公之于天下。他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发表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文章，表达了对自己所在学院院长的不满和对行政操控学术的愤怒。“张鸣事件”随即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行政化的再次关注。 　　“高校的具体情况有些特殊，这是由其背后的体制问题决定的。政府想给予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怎么衡量？只能自觉不自觉地用官位来衡量，所以给了40多所重点高校省部级待遇，一些校长成了副部级，这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吴江说。高校的社会地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造就出了浓厚的行政文化，长久看来不利于高校发展，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希望能获得副部级待遇，司长去当校长、校长在不同学校的互换，都是基于行政调动。 　　至于学校内部的管理行政化，也与这一文化有关，待遇、配车等层层都按行政级别区分。“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营造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很多方面也在好转，我知道的很多二级教授的待遇就高过校长。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尽力去除行政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问题还是存在。”吴江说，只有当学术远离权力的时候，各方呼吁的教授治校，才能真正实现。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风窗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国是一个拜权教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政治权力统治社会，而经济、文化、宗教、社团组织、科技等等都是政权的附庸。一个正常的国家，或者说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各种作用力之间在一定范围内是基本平衡的，它们都可以对社会秩序进行整合，缺失其中的一项整合力时，社会的秩序改变不会那么的的震荡。但在中国，政治权力像一个巨大的、超强的电磁场，笼罩着社会，一切其他的作用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可有可无。但是这种权力强势作用下的社会是极不稳定的社会，一旦权力拆除或消失，整个社会就会轰然崩塌而变得动荡和无序。我们暂且称这种政治权力唯一地决定社会秩序的国家叫集权国家。显然，在现代意义上，这是一种怪异的国家。 在这种集权的怪异国家，国民的言行、道德等，都是以权力为标准的，具体地说，国民的意识和行为，都是以领袖、官员、贵胄为标准的。所以，官僚阶层的言行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追求和风气。这就是所谓的奴才效应。其实，这一切结果，正是中国传统“壹”民政策铸造的。我们如今的“教育人民”、“统一思想”、“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就是愚民政策的直接体现。因此而造就的“官僚社会标准”现象，却必然成为这种社会模式的掘墓人。因为这种社会里，官僚集团，或官员个体的言行，都无时不在民众的关注和模仿中，一旦官僚群体的言行失范，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迷茫、混乱、甚至动乱。而政府及其官员言行不一，却又是这种社会的必然，所以，欺骗和谎言便是这种社会的突出特征。然，纸总有包不住火的一天，一旦谎言被戳穿，社会的迷茫和无序状态就如云笼罩，实用、趋利、拜金便甚嚣尘上，人人自危，趋利而不择手段，各种怪异事情屡屡发生，现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政府关门”，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相对平衡的国家来说，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权力在这种国家的社会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力量而已。可对于我们这种几乎只有权力的国家来说，“政府关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有了政府，对于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塌地陷；没有政府，那就意味着动乱甚至战乱，意味着朝代更替。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是只有权力单一作用的社会可靠，还是各种力量都可以整合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相对平衡的社会更安全？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政府关门”也无关紧要的社会，还是需要“政府关门”就意味着改朝换代的社会。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也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与“政府可以关门”的民主社会，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比如，我们一贯宣扬，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组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贪污腐败的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占有 70% 财产的 0.4% 的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是干部家属。所以，“官员财产公示”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任何私利”的相悖，必然会在民众中造成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混乱：既然你不谋任何私利，那公示财产就是一种有效的判断；如果你们不能也不敢公示自己的家族财产，那只有证明你们的财产是见不得阳光的，也就是说，你们所说的“不谋任何私利”，“与民众利益一致”，“代表人民利益”等都是假的。既然你们不能公示家族财产，就证明你们的家族财产已经属于非法所得，而且已经相当的庞大，既然是这样，你们又如何还要说“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谋利”呢？既然你们不是为人民谋利的，那你们的一切政策措施，也没有一点可信之处了。既然你们领导、官员都是为了敛聚财富而说假话，那我们平民百姓还有何希望，既然你们领导、官员都是为了私利而说假话不脸红，那我们再不闷声发财，就会没有任何希望了。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假的，唯有发财是真实的。 再比如我们的十二五规划要求“注重公平分配财富”，而我们时下正做的事是，“公务员、国企干部等不断加薪，特权阶层与民众之间实行养老双轨制”。你们一方面向社会承诺，重视财富平等分配，一方面却人为地拉大分配的距离；一方面宣扬公平公正，一方面有意识地划分等级。就凭这点，如何叫民众信赖，又如何能相信你们的承诺和宣传。在这样的现实下，如果我们还要相信你们，那不就证明我们太愚蠢了吗。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权力绝对控制下的国家，所以除了权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社会整合力量。这种权力几乎唯一起作用的国家，其社会结构对于权力的依赖是极强的，一旦出现“政府关门”，不但我们不可想象，而且必然是天塌地陷般的动乱，或者就只有改朝换代。这种权力单一作用下的社会是一个本身不稳定的社会，是没有自主整合力的社会，一切以权力为准，包括以领导、官员的言行为标准，而这种社会却天然地要以谎言为辅助，而一旦谎言被戳穿，这个社会从思想到行为都会陷入迷茫和混乱。也就是说，这种权力构造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因而必然随时间而逐渐混乱、溃败，最后走向以动搞乱为表现，以朝代更替为结果的必然趋势。  

Shared by chas 百度前几页估计做过人为调整了，要看后面的！ 否何网 发布于 2011-03-29 博客：否何 署名： 谷歌被踢出之后，互联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以来我都发现在图片搜索上，他们的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从来没有用百度图片搜索，最近试了一下，发现悲剧了，什么都不说，我直接上图片，相信你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搜索，相信会让你看到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本位思想。 阅读全文 　 发表评论 　 关注作者 © 2007-2010 我烧网 . 我烧网的全部内容均由博客作者自行发布，不代表我烧网立场。复制、转载请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