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维权网信息员罗勇泉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4月９日傍晚时分，维权人士刘沙沙在湖北随州街头手持 “公开官员财产，声援广州青年”条幅。以表达对广州当局刑拘肖勇、黄文勋、欧荣贵、杨崇黄文勋、罗守恒、刘珊娟等公民的不满与抗议，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状况，以便公民能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批评时政与监督人民公仆！ 据了解，刘沙沙本名刘琳娜，现居北京，原是河南南阳中石油员工。２００８年因签署０８宪章，并在天涯论坛上发贴抗议当局对０８宪章签署人的迫害而扬名网络。 此后，因积级从事维权活动与声援盲人律师陈光诚等人权事业，成绩显著。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与王荔蕻共同荣获第二届“中国良心奖”。 刘沙沙手机：１８６０１２７３４１７ 图：刘沙沙在随州街头声援广州青年的照片

荣剑：重庆红色之困 ——回望重庆之二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薄熙来    ● 荣剑       重庆“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中国西南一隅狂飙突进，不仅让人联想丰富，引发各种记忆，而且也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据说最大一次的红歌会，聚集人数有十万人以上，书记市长领头，各套班子倾巢出动，红旗招展，红装在身，红歌嘹亮，会场一片红海洋，此等场景，大概只有在文革时代毛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才会有。局长出走领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依旧组织红歌团远赴香江演唱，真不知香港人民在目睹聆听重庆红歌表演之后，会有何种感受。          红色中国这个词汇，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也曾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心生恐惧。在冷战和铁幕时代，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及对革命、战争、暴力和鲜血的赞美。文革终止后，人们在反省毛时代的制度弊端时，也会反省在红色名义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如人们在反省自由时会说：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认知红色主导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冷静反省。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在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记忆淡化，文革渐行渐远，外部世界已经不在乎我们的红色输出，倒是我们在担心东欧的颜色革命会蔓延进来。这个时候，重庆以公权力的巨大优势，以运动化的方式，大规模推行“唱红”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构成中国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寓意深远，自然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和重庆“打黑”一样，“唱红”一出场即引起巨大争议，毁誉不断，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人事变局，重庆长期坚持其“唱红”做法应无异议。现在人们在看，这场超大型的红色秀是以正剧落幕呢？还是以闹剧收场？          赋予色彩以政治正统的意义，由此确认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夏商周三代往上，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后来经传中的一个普遍说法：“改正朔，易服色”。《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这里提到的“易服色”，是指车马、祭牲、旌旄、服饰必须具有该朝代的法定色彩。到战国时，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其中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大盛，为统治者所信服。《吕氏春秋》根据该学说 ，认为黄帝时土气胜，其色尚黄，到大禹时木气胜其色尚青，再后来就是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朝代更替本质上是“五德”循环轮替，易服色也就意味着朝代更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认为秦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是因为秦乃水德之始，压制了周的火德，故决定易服色为黑，以接续“夏德”。刘邦立汉，他本人及手下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不是贩夫走卒，就是屠狗要饭，稍好些也不过是“吏椽”或“狱椽”，就是在衙门或监狱看门而已。这等身份要继承秦帝国的庞大遗产，显然难以服众。为解决法统问题，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搬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汉是延续周德，改正朔易服色就必须延续周制，故色尚赤，以取代秦的黑色。曹魏篡汉，魏文帝曹丕对“五德始终”说已不信，知道那是糊弄百姓的鬼话，但从寻求魏的正统性出发，仍有必要讲究服色配置。儒生再次出来立功，这回是攀上远祖，认为曹魏继汉乃是土德所致，接续的是唐虞，比秦汉都要正统得多，土德尚黄，以黄色为曹魏底色。魏晋南北朝以后，玄学横流，佛学昌盛，儒学道统中断，到宋理学再次复兴儒学时，儒学的基本说法就开始改变，充满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再也上不了朝廷台面，易服色也就不再和改正朔挂在一起，诸如黑白青色在皇家的色彩谱系中被淘汰，惟独黄色因其黄金般的华贵而成为皇帝独有的色彩。黄袍加身，那是天子专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除此之外，其它色彩恢复其世俗本性，不再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红色和革命相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受苏俄革命影响之后，掀起红色崇拜。欧洲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崇尚暴力，崇尚流血，使红色成为暴力美学的主要色彩。苏联十月革命则将红色进一步上升到革命合法性的高度，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军队称为红军，对敌实行的暴力镇压称为红色恐怖。在红色的名义下，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敌关系也由此经纬分明，简单易辨，凡是主张红色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否则，都是敌人。红色同时也是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苏俄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红色歌曲，意义明确，歌颂斗争。唱着这样的歌，热血沸腾，慷慨赴死，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暴力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红色总动员，极其有效，能够迅速凝聚士气，划清敌友，鼓舞斗志，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用红色叙事囊括一切革命教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斗争哲学，使之简易明白，通俗易懂，进而所向披靡。革命成功之后，红色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确认，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执政党法统的象征，谁占据红色资源，谁就占据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到了文革时期，红色崇拜在中国更是达到高潮，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红卫兵，红海洋，最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千秋万代红下去，永不变色。红色对于中国的意义，达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包括苏俄时期，也绝无仅有。          文革时期的红色专政，使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执政党实际上也是深受其害，大批高级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有毛和“四人帮”一伙，愿意以红色名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但这套路线和做法，在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信用，失去人心。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宣告毛的红色法统破产，依靠革命叙事建构起来的执政党合法性，已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否则，只能被人民唾弃。邓小平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为执政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彻底否定文革，摈弃以斗争暴力为核心诉求的红色传统，在理论上提倡依法治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应当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执政党一个新的法统，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上，执政党近三十年来的稳定执政，就在于它初步满足了这些要求，为中国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清算，但并不是彻底的清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主要还是顾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统一，该决议在涉及毛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错误时，虽然基本否定，但还是留有许多尾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毛的错误和所谓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党内元老黄克诚专门写过文章，谈把毛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单独撇出来的意义。邓小平也说过几回，强调不能砍旗，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这个基调下，社会上对文革和毛更深入的批评声音很难正常表达出来。巴金在8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这个意义深远的主张在执政党内石沉大海，从未得到有效回应。执政党承认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是一个浩劫，但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的相关研究一直予以限制，不让往深里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毛的错误及其根源只能限于执政党相关决议，按所谓“三七开”的标准来评价功过是非。可以这么说，清算文革，检讨毛的错误，从80年代起，执政党就没有做好功课，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虽然毛的思想在最近30年里一直被供在理论案头，但其影响力用他自己的一句牢骚话说，大概真的不出北京城。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处在失效状态，干的和说的不一样，“打左灯，向右转”，唱共产主义高调，干资本主义实事。邓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猫论”的升级版，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讲经济时用右手出牌，讲立场时用左手出牌。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路线，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符合实用理性，搁置意识形态争议，放手发展经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现实生活有进步，口头上说些“政治正确”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左右逢源，看似灵活机动，其实矛盾冲突的根子还在,集中表现在，右有正当性，却缺乏左的正统性。这些年来，左右之争不绝，原因就在于左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改革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取代毛的正统性。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使得思想冲突不断，不争论类似鸵鸟政策，无法彻底终止价值信仰上的分歧。重庆“唱红”异军突起，毫不掩饰其左的价值倾向，也应置于这个背景下来认识。          左的思潮重新崛起，是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后所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80年代，文革和极左势力虽然未被彻底清算，但声名已经狼藉，正当性不复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顶左的帽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变化，学界形成“新左派”，已不羞于和左的名号为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左翼传统。起初羞羞答答，后来大张旗鼓，从“鞍钢宪法”到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新左”诠释，别有一番新意。现在更是进了一步，以60年为时间单位，算总账，把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之功记在前30年的制度配置上，提出“中国模式”，以中国经验对抗普世价值。和“新左”隐晦的学术面孔不同的是，党内“老左”一出场即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掩饰自己的身份，匿名撰写多篇“万言书”，从改革纲领到具体政策，全盘否定邓小平路线，把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种用毛左法统公开挑战改革法统的做法，执政党居然从未予以回击，听之任之。2000年，党的前任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意图向社会民主迈步，在党内“老左”万言书的狙击下，只迈出半步便不敢往前。党内“老左”掌握毛的法统，对执政党实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底线。在“新左”和“老左”的呼应下，民间逐步形成民粹主义的“毛左”，以“乌有之乡”为代表，态度更加极端，公开要求恢复文革路线，把打到“四人帮”称之为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公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言辞之大胆激烈，不仅完全超乎现行法律，也超乎执政党现有的政治伦理。“毛左”思想领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高树毛的旗帜，以极左理论劫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以红色话语刺激民意，动员民粹。因此，言辞虽然极端，却毫无政治风险，近年来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实际上已形成政党雏形，一旦时机成熟，恐怕还会造出更大声势。          左的思潮的大规模回潮，有多重原因，除了80年代执政党清算文革不力留下后患之外，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近20年来，国民经济总量有了巨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和垄断社会主要资源，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毫无保障，以至社会危机浮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在缺乏制度有效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人们怀念毛时代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左派思潮重新崛起创造了民意基础。左派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见识，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左右之争的根源是利益分裂、阶层分裂和族群分裂。从当下的社会构成来看，工农弱势群体，左翼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资源的人群，的确构成了左派的社会基础，对于这批人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如何表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左派阵营的三股势力，学界“新左”，政界“老左”和民间“毛左”，虽然话语方式不一样，但价值取向一致，都是力求抓住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让左派欢欣鼓舞，左的资源不再分散四处，各自为战，而是得到制度整合。左派教授去重庆任职，红色网友去重庆朝圣，执政党高官纷纷前去背书，重庆俨然已有革命延安风采。对于左派来说，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符合底层群体利益，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重庆的价值导向，即红色资源的再开发。福利主义战略在任何制度下都可实行，惟独中国的红色传统是毛奠定的革命正统，已荒废时日，有待重新振兴。重庆“唱红”显然是红色传统再次复兴的重要举措，大规模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唱红方式，也极其符合历史上红色动员的传统做法，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革命正统标准，参与其间，身受革命教育，延续革命法统。          重庆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推广“唱红”运动时，其政治远见应该远远超于乌有之乡所看到的那些范围，大概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声势这些外在效果。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他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切身的感受，对于毛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和做法，私下里也未必不会有批判和反思。在他以前的政治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和左的人物与事件有过什么特别关联。这回以异乎寻常的做法，主动以左派救世主形象出场，一手“唱红”，一手“打黑”，即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意图高远的政治家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基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判断，选择打左灯，向左转，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战略选择了。他实际诉诸了两方面力量，一是来自于民间左派阵营的各种力量，包括新左老左和毛左，和他们形成互动格局，相互支持。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那些意气相投者或利益相关者。这10年来，在执政党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已是常态，对于左派彻底否定改革路线的各种言论，听之任之，纵容不管；相反，对于右派言论则是严防死守，不得出格。国民待遇不一样，是因为左的正统性在执政党内依旧保留着，毛的至尊地位还被供着，左的话语即使充满文革腔调，那也是一个祖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价值取向一致，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大目标下，左派不分激进与温和，不分党内和党外，已形成一股合力。“重庆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借助的就是这个力量。打民生牌召唤民意，“唱红”掌握革命法统，“打黑”两者兼具，三者的共同目的是最大范围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势在必行的政治突破，以便在最高权力的更新换代中掌握主动权。          “重庆模式”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正面临重要关口，路径选择、结构调整和人事更替交错在一起，充满机遇，时不我待。所谓“地利”，重庆虽偏于西南一隅，但此地自己做主，随心所欲，动静做大了，可影响全局。所谓“人和”，用“唱红”整合红色资源，动员民粹，抓意识形态主导力量，重新型塑党内法统。如果没有局长出走事件，占据如此有利条件，加之上下呼应，内外结合，重庆这位政治强人应能按其意愿，上位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看起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个政治强人的无奈出局，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信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重庆模式”的正当性也将遭到根本置疑。民生经济尚可进行，其绩效的总体评价早晚也会到来，最后必将拷问国家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打黑”模式基本瓦解，其合法性荡然无存，执法违法的相关当事人和机构必将接受法律审判；“唱红”则是处境尴尬，欲罢还休，大规模的红歌会已经休克，以前说出去的大话要费劲再收回来，重庆卫视更是在活受罪，财政一旦断粮，肯定打回原形，再和广告过不去就是关门歇业。由此看来，重庆这幕大剧难以为继，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内在注定，从其开始起的一系列诸多做法，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法律，违背社会普遍正义，甚至违背人之常情。从根本上看，是以毛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法统违背由邓开创、由广大人民实行的改革法统。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迄今围绕“重庆模式”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法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诸如是坚持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导向、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回到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不同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重庆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超越了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人们透过重庆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做法，其实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不同走向。究竟是以毛以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继续作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还是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重新建构符合宪政民主的历史价值观，可能是比经济路径选择更重要的选择。如何认识中国红色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思维，如何认识和清算文革历史，如何认识和评价毛的政治错误，都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而有待解决的急迫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给出正确的结论，左右之争仍将长期存在，并将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社会分裂，各种红色动员活动还会一再出现，重庆的红色之困也将持续地成为中国之困。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6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邵建 　　 　　 1929即民国十八年，从官方角度，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后的“训政年”。从知识分子角度，则是一个以英美宪政为目标反对国民党训政的“人权年”。这一年，由胡适和罗隆基等新月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权运动”——训政岂能由党来训，居然还不谈约法！ 　　 　　　　“目前留心国事的人，大概把视线都集中在西北与东南两方面，都认这些自相残杀的内战，是中国目前极重要的事端，都认这些内战有极可注意的价值。其实，百年后读史者，翻到民国十八年这几页史的时候，寻得着一条纲目，提到这些自相残杀的事件否，仍为问题。我预料后人在民国十八年的历史上，除了俄人侵入满洲这奇辱极耻外，定还可以寻得出这样一段故事。” 　　 　　　　这是罗隆基写于民国十八年的文章《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的开头，他的预料没错，此刻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后来的“读史者”。而我也果然记不得当年那些乱七八糟的战事，正如鲁迅所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相反，这段发生在民国十八年的故事，尽管罗隆基尚未提及，但在我看来，却正是要推翻这地狱的统治权。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罗在当时就预见其重要，并算定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十八年时有胡适其人，做了《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一类的文章，批评党义，触犯党讳，被党员认为侮辱总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 　　 　　　　读完这历数罪状的一段，似乎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西历1929年的事了，1929即民国十八年。现在看来，这还真是一个值得咀嚼和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从官方角度，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后的“训政年”。从知识分子角度，则是一个以英美宪政为目标反对国民党训政的“人权年”。就在这一年，由胡适和罗隆基等新月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权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罗隆基上文所言及的民国十八年的“故事”。 　　 　　　　当然，把1929年的这段故事说成是“人权运动”，这在规模上有点夸张，因为就那三几个人。准确地说，是“人权抗争”。抗争的两造，一是刚刚打定天下的国民党，一是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知识分子。从国民党那方来说，北伐胜利、清党成功、东北易帜，天下一统，于是，国民党欲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思路试图结束军政而行训政。训政事务由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设计并总理。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0日，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党“训政时期”由此开始。从“新月”这边来说，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十余人在上海成立了“新月书店”（早在1923年就先行在北京成立了“新月社”），一年左右的时间，新月同仁在上海又创办了《新月》月刊。1928年3月10日，出版了创刊号，该杂志由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任编辑，刊物以发文艺性文章为主，包括翻译。又是一年以后，即1929年4月，《新月》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从这篇文章始，新月举起了反国民党训政的义旗。 　　 　　　　所谓“训政”是孙中山规定中国革命三段论中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政”，第三阶段是“宪政”。作为一种革命方略，天下大乱、军阀纷争时，当行军政，即由军人执掌政柄，并用军法统治。这一阶段，孙定为三年。天下平定，则行训政。依然由军人执掌政柄，但军政府和民众约法三章，彼此划定权利义务，各遵循之。这一阶段叫约法之治，孙定为六年。以这六年为过渡，然后军政府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即宪法之治。 　　 　　　　军政宪政两不论，问题在训政。那么，训政的问题又在哪儿？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一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出在孙中山，实践上的问题出在胡汉民。就前者言，孙中山在临死之前公布的《建国大纲》中已经取消了约法之治。理由是，辛亥革命后，已经制定了“临时约法”，但国事搞得一团糟，原因在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既如此，训政阶段的约法，也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所以不要约法的深层原因，更在于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因此，训政不是别的，就是革命政府对人民进行政治训练，用以培养自治能力，并以此作为“专制入共和的过渡”（上引孙中山之语俱见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从实践上说，胡汉民1928年从欧洲回国即一头扎入国民党的训政事务，并以国民党化身自居。他的训政思路即“以党治政”，党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以党治国”、“军队党化”、“党权高于一切”、“党政不可分离”、“一党专政”等一些熟悉的字眼，大抵是胡汉民的作业。胡的这一思路，当然也是来自孙中山，孙中山越至晚年越发感受到苏俄的“党治”比英美的“宪治”更重要。但胡在当时弘扬党权，其私心在于以此平衡蒋介石的军权。对此，胡适看得很清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而他们之所争，不过是“关起门来的妯娌口角之争”。（《人权约法的讨论》） 　　 　　　　训政居然由党来训，且又不谈约法，胡适按捺不住了，便开始在《新月》发难，嗣后，罗隆基又紧紧跟上。胡罗二位，似有分工，胡力批晚年孙中山要训政不要约法的理论，罗则盯住国民党的党权论不放。当然，两人既有分工，又有交叉。其基点是一致的，即从“人权”出发，对抗国民党的“党权”。 　　 　　　　胡适首发其难的文章是《人权与约法》，它所面对的是人权与党权的紧张，亦即党权对人权的侵犯。虽然国民党一纸命令，要保障人权，但胡适分明指出：对人权造成侵犯从而使我们感觉痛苦的正是“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他在文中举了两个事实，一个是当时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责骂蒋介石因而被蒋关押，一个是唐山商人因被当地驻军怀疑收买枪支从而被监禁拷打。就前一个事实，胡适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关于人治与法治讨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很强劲的一种声音，可是这声音早在70年前就由胡适率先发出了，可见历史有着多么巨大的惯性。 　　 　　　　以上两件事都是人权受到侵犯的实例，而侵犯者不是别人，正是政府首脑和军方。为使人权不被侵犯，胡适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法治。因为“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二十五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所以胡适呼吁：“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上述引文俱见《人权与约法》），在其后与读者就人权展开的讨论中，胡适进一步指出：“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如果说胡适是反国民党训政的先锋，那么，罗隆基无疑更是一个干将。由于气质、修为，乃至学历的不同（胡学的是哲学，罗学的是政治学），罗隆基比之胡适锋芒更锐、态度更激、文章更檄、溯源更深远，同时也更到位。就后者言，反训政、反党治，胡适追溯到孙中山，罗隆基则更往上行，一直把根子追到苏俄。《新月》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头第二个标题就是大号字的“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那么，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所从何出？罗隆基直言是从苏俄那里学来的，证据便是孙中山自己的话：“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罗隆基指出：“这就是国民党里‘党权高于国权’在历史上的来源。同时就是如今‘党治’的根据。”源头既明，批判即始。紧接着是对“党国”和“党天下”的批判，其所指毫不含糊：“‘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这当然是独裁制度”，而“目前的举国大乱，境无静土，又可以算为南京独裁政治之果”。既然国民党训政是以独裁的方式推行，那么，罗隆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因为“独裁制度，因它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1931年6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台，旋即，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也在《新月》三卷八号上刊出。“这次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针对国民党一边承认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一边又声称有对其“停止或限制之”的权力，罗隆基当即揭穿：“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 　　 　　　　因应于胡适强调训政必须约法，罗隆基则干脆消解训政本身。当孙中山和国民党认为训政就是训民时，罗隆基一连用两个比喻以驳斥。第一是把国家比喻为一个股份公司，国民则为其股东，他说：“我们不相信一个公司，要先让经理专政几年，加股东一番‘训政’，而后股东才可以参与公司的事务。”第二个比喻来自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政府是辆汽车，执政是汽车夫，人民是坐汽车的主人一个比喻。果然如此，车夫是要严格训练，坐汽车的主人，是用不着训练的”。在罗看来，政治和人世间其他事一样，是“学到老，学不了”的，“人对于政治的知识，是天天求经验，天天求进步……一定要国民到了某种理想的境地，始可以加入政治活动，那么，英美人现在亦应仍在训政时期。从错误中寻经验，从经验里得进步，这就是英美人做政治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反对训政的理由”（《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的态度很明确，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宪政前搞什么训政根本就不需要。 　　 　　　　以胡、罗为代表的人权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挑战终于惹怒了国民党。它开始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了。1929年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开会，议决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于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教育部向胡适加以警诫，十月份，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签署了一个教育部的训令给中国公学，指：“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同月21日，针对胡适事，国民党下文要求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必须研究党义，规定“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集合之研究”，从而开20世纪中国政治学习之先河。1929年底，胡适将自己和罗隆基梁实秋等三人在《新月》上发表的有关人权讨论的文章编为一册出版，名为《人权论集》。次年春，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宣布查禁此书。年底，胡汉民亲自作文，既不指名责骂胡适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又声称“不与其共中国”，对胡适大有视若寇仇、不共戴天之势。 　　 　　　　和胡适相比，罗隆基的命运更上一层楼。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终于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罪拘人”了。罗事后写的、发在《新月》三卷三期上的《我被捕的经过和反感》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这一节文字给我很深印象，那是在被押到上海前的吴淞区公安局时，罗这样写道：“‘你们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吗？’我向他们请求。‘不可以’。那位穿西装的督察员很肯定的回答我。‘那末，请你们代我打个电话，可不可以呢？’我再请求。‘不可以’。他说……‘我可以到厕所里去吗？’我问一个警察。‘不可以’他回答。他指营房间角上的一个破痰盂向我说：‘你就在那里面对付对付吧！’这时候我才起首感觉‘拘押’的滋味，想到自由的宝贵。‘到了上海就没有这样方便！’想到方才听见的这句话，回头看看我刚才使用的痰盂，又不寒而栗。”罗隆基一生都是个斗士的形象，但即使是斗士，也会有正常人的恐惧心理，此时他会倍感自由的可贵。同时，这也促他以后加倍为自由奋斗。罗出来后，果然没有学乖，还是那么不依不饶，在该文中，他先述被捕经过，后表对被捕的反感：“‘人权’，在党治底下，是反动的思想。鼓吹人权，是我触犯党怒的主因。”“有了‘党高于国’的党权，用不着人权；有了‘人高于法’的党治，用不着‘法治’”。因此，以法治痛批“党高一切”，依然是罗文的用力，且锐气丝毫不减。罗的态度很坦然：“十一月四日的拘捕，在我个人，的确不算什么。我认为这是谈人权争自由的人，应出的代价”，因为“人权自由，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历史上绝无的事实”。最后，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一场人数不多但声势不小的人权运动或者说人权抗争终于在国民党的打压下被迫划上了没有封口的句号，民国十八年的故事就这样定格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在收笔之前，我想，我还应该花上点笔墨表示一下我对《新月》的歉意。由于受鲁迅影响，还未接触这刊物时，我已经感冒先行了，认为它过于徐志摩似的风花雪月，甚至有点帮闲。现在看来我是错了，我不该用他人之眼去看对象。其实，《新月》非但不帮闲，其表现甚至恰恰相反。以上我所引用的批判国民党的文字，全部来自它。从《新月》的发展过程来看，开始是文学文化性质的，但愈往后愈发政论化，它不仅成为当时人权运动的一个基本依托，同时更像一柄利剑，直指国民党的要害。要不，国民党为什么屡次对它封杀和查禁。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新月》最后自己停刊了，它没有像其同仁所希望的那样，从“新月”走向“满月”，而是变成了“流星”，只是在20世纪黑暗中国的长空中一划而过。但，一划就是存在，短暂即为永恒。至少，在历史没有终结的今天，有谁能轻率否定它的价值？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与十三结下不解之缘 适逢1987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的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916楼1101号和1102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楼是一座12层高的楼，我家住第11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恰恰又是“13”（按二进位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13这个“不吉利数” 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自由市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楼正南不出500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过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向北大问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草问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旦，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作学生到作老师，一住三十五个年头（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 打扮新家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年3月开全国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以及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姐妹兄弟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1988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25—29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等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具，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分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年8月， 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 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姑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各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像”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四十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五十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配，……。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单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里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的的，由中国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充满不安与恐怖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海外某小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国，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要抓方励之夫妇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不知会流落何方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曲。 母子连心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与爱子话别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等他们来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不能连累亲人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 Taxi 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 1989年2月26日的夜里，因 Bush 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 。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烧励之的模拟像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托，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干脆英勇就义 六月二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六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他们真的杀人了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20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一千……。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 一场恶梦？一场该死的、罪恶的梦？！ 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六月四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六月三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原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两千六百人，伤六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作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是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 Perry Link 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那有这么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看一看，再回家来。 Perry Link 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 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於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国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 Perry Link 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情况危急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 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 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 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 Perry Link 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条路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 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 Perry Link 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 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患难与共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于１９８９年，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１９９２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