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他們是邊緣者，卻注定和台灣的進步糾纏不休。他們以不登大雅之堂對抗殿堂，以真誠的頹廢擊退偽善的威權社會。 文/圖 林怡廷 阿才用那白底綠字的打火機點燃一支菸。 打火機上面是三隻酒仙露出肚腩，光著屁股，手拿酒瓶，有種促咪（台語：趣味）的放蕩。「阿才的店」四個字頂在他們頭上，店名之上有朵啤酒花，花的上方寫著Taiwan Beer。 他吐口菸，隔著霧看晚輩喋喋不休，「您怎麼看這裏是民主聖地的說法？」他們意圖建構一個後設性的概念，並且渴望得到草創者的確認，但他顯得不大耐煩，尤其剛才講了這麼多頹廢往事，「你們根本不懂，都沒問到重點。」 晚輩似懂非懂，音樂繼續放著。五十年代的台語老歌，揉合了日本那卡西和小型室內樂的編制，節奏輕輕晃晃，像在行船，船上的人暈陶暈陶。 阿才將略為苦澀的咖啡色瓶裝台啤倒進杯裏，啜飲一口，環顧這個空間。 灰白相間的磨石子地，上面鑲嵌著幾何圖形的花樣，二十幾年的油煙，將牆壁薰得更昏黃；老檜木作的桌子用到現在，牆上掛著五十年代的電影海報，美援時期的麵粉 袋、「隔牆有耳，小心匪諜就在身邊」、「公共場所，不談論國家大事」的標語，都被裱褙掛在牆上；泛黃的黑白照片裏，有著旗袍的女子，也有穿泳衣的女人，同 時暗示了節制和輕佻。而他視線不所及的外牆木材立面上，一個刻著「才」字並圍繞三隻酒蟲的木質圓徽，是已故雕刻家蕭一的作品。 「當初沒設想黨外人士來，只是想讓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地方一起飲酒咖促咪（台語：比較有趣）。」阿才輕蔑的補上一句，「如果要賺黨外人士的錢，不如去加入國民黨。」 民主聖地是個意外，阿才費心建制的是一個酒徒的教堂，來這裏作禮拜不拘假日，這位牧師專聽酒徒告解，但他沒有信仰，「我從不相信甚麼聖地，酒徒沒有偶像。」 酒徒的虛無，和追尋價值的年代，兩者該是甚麼樣的心事？他的嗤之以鼻是一種傷感，因為他們確實轟轟烈烈幹過些事，晚輩卻一無所知。這些人既是歷史又還沒成為真正的歷史，還未被記上一筆前，他們只是普通的老頭子。 又或者是一種寂寞，這寂寞是年輕人再也無法理解，那個年代的放蕩意味著什麼。 1990年成立酒國流亡政府第四共和 阿才已許久沒來，甚至不願再來，雖然這間店的靈魂是他給的，但「阿才的店」只是他幹過許多糊塗事的極小部分—58分之3年，之後近二十年都再與他無干，唯獨一點讓他耿耿於懷，「這間店是民國79年11月18日那天開幕，媒體都說是76年，那是亂講的！」 1987到1990年不過短短三年，在二十二年的店齡裏，或許沒甚麼不能將錯就錯，但阿才清楚，經過七十年代的醞釀，八十年代的鬆動，九十年代交界是台灣社會能量最激烈、最飽滿，蓄積到臨界點的時刻，台灣的民主每年都有重大進程。 1987 年228事件四十周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嚴，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1988年520農民運動，1989年鄭南榕為百分百言論自由在民權東路的 辦公室自焚，90年3月野百合學運……這些阿才都參與了，但阿才的店來不及趕上，而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如此壯烈而關鍵，沒有一年可以和其他年份混為一談。 「酒徒的歷史記憶不可靠是正常的，」只是幹過黨外雜誌攝影記者的阿才，還是挺在意真相是甚麼，「3月野百合學運的時候，我在中正廟拍照，不可能記錯。」 而可靠的阿才史冊是這樣記載的。 「我 們有個酒國流亡政府，」頓了頓，他無限懷念的說，「第一共和是師大路的『六福』，那是間塌塌米很髒的日本老宿舍，第二共和是在基隆路敦化南路口，熱炒店 『喝一杯』旁邊的路邊攤。」第三共和是所有人都必定提到的「攤」，而最終，1990年開張的「阿才的店」，是酒國流亡政府第四共和。 酒 國政府到處流亡，但他們還是渴望一個宮殿。那時大夥集資，讓人緣最好的阿才當老闆，他找了拍龍發堂（編按：精神病院）出名，人稱阿猴的攝影家侯聰慧幫忙設 計，到處搜集材料和元素，放台語老歌，花了兩百萬重現五零年代台灣社會的淳樸與溫暖，那是南部鄉下小孩來到繁華台北城後，一直尋覓不到的氣味。 阿猴建議店乾脆以阿才為名，「了然銹才，了然了然」，當你想形容一個人沒出息的時候，台語是這麼說的。於是流亡政府的第四共和，就暫時偏安在仁愛路金山南路交界的巷弄，國號是阿才的店。 這 批流亡者，有很大部分和阿才一樣，是紀錄黨外運動在街頭抗爭的攝影記者，潘小俠、謝三泰、邱萬興、葉清芳、侯聰慧、何經泰等人，現在都已是台灣重要的攝影 家。而阿才—余岳叔，在林正杰創辦的黨外雜誌《前進》當攝影記者，1988年520農民運動，鎮暴警察踩著學生前進的經典照片，是出自他手。 「阿才那張照片說明一切，台灣人就是被國民黨踩在腳底下踩了四十年。」當時在《自立早報》當攝影記者，後來拍《蘭嶼紀事》出名的攝影家潘小俠依舊難掩情緒。 越壓抑　越反撲 潘小俠無心的評論，卻精準總結了台灣戰後世代的質地。他們成長的台灣社會，有令人難忘的淳樸，但同時，也存在著難以排解的，巨大的苦悶。 1947年228事件後，國民黨對台灣展開高壓統治，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主席陳儀宣布戒嚴，直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解嚴為止，台灣人的壓抑，也就是潘小俠口中被踩在腳下的東西，不只是政治的，還有文化。 那 個年代，刻意打壓台灣意識的國語推行政策，讓台語歌、台語電影的發展因此式微，佔百分之七十比例所謂的本省人(福佬人)，普遍有文化自卑情結，一直要到 1980年代，結合了黨外運動的能量，台灣意識才真正明目張膽的躍上檯面，反映在無論是文學上的本土論戰，或空間上的展現。畫家林鉅開在和平東路，阿才稱 第三共和的「攤」，便是台灣意識從空間美學反撲的濫觴。 彼時台灣人內心，就像地殼下伏流已久的熔漿，解嚴並非終結這些苦悶，事實上，苦悶才開始準備噴發，而阿才的店則銜接這種時代的氣氛，山雨欲來的反撲，成了它的主調。 酒精是共同朋友 反抗的方式很多，有肉身，有精神，能積極，也可頹廢，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對象永遠指向一個，萬惡的國民黨。 這個BBcall隨時以代號09（喝酒的台語音）來召喚酒徒的流亡政府，彷彿為痛恨國民黨而生，當時他們流傳的經典笑話是，所有人喝醉都會用台語大罵：「一切都是國民黨的陰謀！」因為會喝醉肯定是喝到國民黨故意拿來的假酒。 在他們心中，民主不足成為共和，酒精才行，在酒的國度，不需要爭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 民主要容忍異己，但他們還是常常意見不合便要用身體來表達，而酒一下肚，甚麼都一樣了。人性就是人性，沒有意識形態的區別，統派也會寂寞，獨派也會怕老婆， 左派和右派都得暫時放下歧見，聯手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因為結構尚未推翻前，沒有人有機會出頭。當時所有人心無旁鶩，不分敵我，反國民黨成了當時社會上 最不政治正確的政治正確。 就是這種反國民黨的情調，吸引各路人馬在此交會，劇場導演耿一偉在自己的文章《追憶九十年代》中寫道： 「在九○年代的混亂氣氛下，政治人物、革命份子、作家、藝術家、記者、大學生、學者、無業遊民、投機份子，通通交雜在一起。真實的情形往往是，白天台北街頭上演著激烈的抗議遊行，到了晚上，這些人又在阿才的店不期而遇。」 然而應該還有更深層的理由？在羅斯福路上的老屁股酒吧裏，耿一偉自我剖析，當時的台灣並不自由，「但在阿才的店，我們可以找到自由。」 以不登大雅之堂對抗殿堂 自由，是一種高度政治性的解放美學，這種政治性涵蓋了社會制度、道德，也囊括身體和思想，它是抽象的概念，但人們自會找到具體的實踐。 當時的台北，很像68學運的巴黎，為了和偽善的清教徒主義決裂，興起了頹廢的享樂文化。彼時的反抗者，為了打破黨國不分的威權結構，年輕的身體和年輕的社會 一樣蓄勢待發，需要宣洩，「開幕那天，我們喝了五百瓶啤酒，啤酒箱堆到這麼高」，阿才往樓梯前方的天花板上下比了幾下，「喝到最後，樓上在打架，樓下也打 架。」 「九 十年代的公共空間，如同在當時大鳴大放的小劇場運動一樣，帶有某種程度的表演性在裏頭。小劇場的特色，除了它的挑釁態度與實驗傾向外，就是它具有特殊的親 密性，演出者與觀眾之間經常是彼此熟識。」對耿一偉來說，當時的阿才的店就是一個劇場，那裏充斥著藝術家、畫家、劇場工作者，又或者每個人都沾染了藝術的 氣息，即興式的表演時而可見。 人們對保守主義的挑戰，主要用放蕩來證明，而這種放蕩，必須存在於彼此的默契。對不瞭解的人來說，這群人和當時左邊摸摸茶店的客人，右邊精神科診所的病患同樣邊緣，就如阿才所說，「這裏接連三間店都是從事醫療行為，」但事實上，他們是用不登大雅之堂來對抗殿堂。 白天上街頭　晚上阿才的店碰頭 而九十年代的街頭，自然是和國民黨正面對決的場域，精彩更甚於阿才小劇場。 「當時街頭很好玩，」無論是阿才、侯聰慧、潘小俠、謝三泰都使用了同樣的修辭，來為當時的街頭運動註解。「每天都有不同議題，不可預知的事，」阿猴猶記當時的 興奮感。白天在街頭上並兼作戰的攝影記者們，晚上來到店裏討論早上的衝突，會順便猜測明天警察將用催淚瓦斯還是消防車的水柱，來對付上街的人們。 「以前的遊行不像現在這麼制式，」曾文邦當時在鄭南榕辦的《自由時代週刊》當攝影記者，他尤其印象深刻，「有次邱義仁帶隊的遊行，只知道起點，不知道終點。」 所有的隊伍跟著指揮車一下左轉，一下右轉，像無頭蒼蠅走了好久，最後結束在基隆河廢河道。當時對威權的挑釁，除了衝突之外，還要懂得戲謔，及良好的幽默感。 而這群記錄時代的，又或者是拒絕讓主流媒體來詮釋時代的人，不只是拿相機的攝影師，還有無論是大小報或黨外雜誌的文字記者，自詡為進步的自由派媒體人。 10點截完稿後，店裏的生意是另一波高潮，可以見到大記者如司馬文武、王健壯等人和同事把酒言歡的身影；店裏充斥著主流大報、電視台，所有大牌小牌資深菜鳥的編輯和記者，在這邊拼酒和交換情報；而當初位於濟南路，腳程只有十分鐘的自立報系，更是把阿才的店當成大本營。 「白天上完街頭，截完稿一定得來這裏喝一杯，轉換一下心情，回家才睡得著覺。」曾先後在黨外雜誌、自立早報當記者，後來致力於重建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權 工作者陳銘城回憶，自己幾度受到家人反對，卻還是執意回到報導的戰鬥位置，是為了用筆替後代記得，那些街頭運動者，不昰主流媒體所框架的暴民，而是台灣民主的鬥士。 他說當時阿才總是拿著混了番茄汁的啤酒，出來和大家邊喝邊講五四三（台語閒扯淡），這彷彿是種淨化的儀式，可以卸去整天的武裝，畢竟生活不能總是沉浸在對抗的情緒中，阿才的店是重要的緩衝。 樂觀主義的新聞使命者 即便有憤怒，當時店內店外，都還是瀰漫著樂觀主義的氣氛，尤其讓媒體人著迷的是，大家認為自己既見證又介入了歷史。 「當時好像今天訴求甚麼，明天就有可能改變。」《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何榮幸當時剛退伍，在《自由時報》當菜鳥記者，特別感觸的，是當時純真的理想主義氣氛，足 以趨使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強烈使命感，「當時不怕工作沒有意義，只怕自己不夠努力，無法多報導解嚴後新興迸放出來的社會力。」 何榮幸的語速有點短促，彷彿重現當時的急迫感，那是一個樂觀的進步主義者，和社會同步前進的幹勁，當時的他相信走上街頭的少數，終究會成為社會的多數。他深信不疑自己的價值，因為「我們在做對台灣社會有意義的事。」 阿才的店確立了一個年輕記者的志向，「當初如果沒這麼密集來，和同業有這麼多情感交流，也不會義無反顧投入搶救自立行動。」投入媒改運動至今，最令何榮幸難 忘的是一進門那個大圓桌，當時每家媒體都會由主管領軍，互相派人拼酒，「每次來都會在那個圓桌就被拉住，坐下後就喝到被扛出去，都沒再往店裏走，更別說上 二樓。」也正是如此相濡以沫，讓他結識了許多自立報系的記者，建立革命情感。 1994 年6月，自立報系爆發股權轉移風波，為了維護獨立傳統不受侵犯，自立員工發起抵制行動新資方，也就是國民黨立委陳政忠。何榮幸毫不猶豫接受陳銘城的求援， 和幾位記者一起跳出來發起「搶救自立」運動，接著在同年的9月1日記者節，冒著颱風的大風大雨上街頭，號召媒體人為新聞自由而走。 雖然搶救自立最終還是失敗，但也刺激了何榮幸投身媒體改造運動。1995年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新聞工作者成立記者協會，為新聞自由奔走。隨後和傳播學者馮建三、郭力昕成立媒體改造學社，企圖用草根的力量深耕校園，提升台灣新聞素質。 但少數人的零星作戰總是勢單力薄，諷刺的是，報禁解除後，台灣媒體反而為商業而自甘墮落，作為民主社會的守門員價值，早在敗壞的媒體圈蕩然無存。 和台灣民主一起改朝換代 1993年，阿才在喝了八千瓶啤酒，胖了十五公斤，認識了無數有意思的朋友之後，發現自己清醒的時間太少，酒帳難算，於是決定不再當陪笑的和事佬老闆，當個專業酒徒比較自在。 短短三年，阿才和他的店也歷經不少。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實踐對野百合學生的允諾，終止動員戡亂條例，但隨即5月9日清大學生的獨台會案，舉國震撼，引 發上千名大學生在台北車站靜坐，開啓一百行動聯盟廢除刑法一百條內亂罪的契機。1991年懲治叛亂條例廢除，但刑法一百條則在多方反對下只修不 廢，1993年黑名單終於能從海外回來……生意好與不好，端看那晚客人們是否得為了抗爭露宿街頭。 解嚴之後五年，台灣才不再將政治異議者當作犯人，而每個人心中的小警總，卻存在了四十三年之久。社會逐步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從禁錮中解脫，敵我意識逐漸模 糊，民主的包容也包含善忘，當初反對廢除刑法一百條，也反對總統直選的馬英九，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二及十三任，由人民直選的總統。 阿才將店以七十萬頂給廚師阿華的時候，台灣民主轉型工程正告一段落。街頭平靜了，酒徒們也各自成家立業了，酒國流亡政府四分五裂，和一個轉折的時代一起落 幕。對阿才來說，阿才的店只是偏安的一個朝代，人在精神在就好，空間不這麼重要，但這班人馬走了之後，新的掌朝之人，也開啟了另一個盛世。 進了廚房才知道多熱 阿華在狹窄的廚房裏，地板滑溜滑溜，空氣油膩悶熱，他舀了一大勺油在鍋裏，準備作三杯軟絲，正好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黨工聚餐點的。 他動作俐落將軟絲下鍋，透明迅速變成白色，油倒掉，然後爆香老薑及蒜，再用上醬油膏、米酒等佐料大火快炒。白色的軟絲著上焦糖色後起鍋，不忘放進九層塔，三杯系列，是道地台菜口味。 阿華很熟練，每個動作都有韻律，每個流程都有道理，而最重要的道理是，廚房很擠，怕熱不要進。 阿華不怕熱，所以進來了，那時候只有模糊的政治意識，書也讀得不多，所以沒能延續陳銘城所形容，阿才時期各方人馬在此激盪論辯的「哲學啤酒屋」風格。但基本 上他也沒有改變太多，包含空間，音樂的選擇，和各桌敬酒的儀式，甚至是一個最像台客的外省人，有著鮮明的台派立場。阿華將這間店的靈魂延續下來，唯獨加強 了自己的專長——炒菜，讓阿才的店有了阿華特色。 每一盤菜都是他在廚房揮汗如雨，親自炒的。夥計只負責備料擺碗筷，老婆阿霞在外面招呼客人。大約十點，他忙到一個段落，就會出來帶著一瓶台啤，穿梭在各桌和 客人敬酒。阿華最有名的客人應該是陳水扁，阿扁給阿華斟酒的簽名照片，讓他放大錶框高掛在一樓的牆上，對面則是陳水扁致贈的匾額，上面寫著「香餚味佳」。 羅文嘉和阿華一樣，都難忘照片裏的那場盛宴。 「那是98年阿扁要選台北市長連任前，為了給年輕幹部打氣，包下這裏還叫來一個那卡西，讓大家在這邊吃飯喝酒。」羅文嘉舒適的坐在和那場宴席一樣的塌塌米地板上，本以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任何細節，坐在午後夏陽斜照的光線下，往事如煙襲來。 曾經隨著陳水扁打贏94年的台北市長選戰，28歲就進入市政府團隊擔任新聞處長兼發言人，成了當時最年輕的政治金童，羅文嘉回憶陳水扁是個嚴肅的老闆，很少談工作以外的事，那個晚上羅文嘉才看到他比較放鬆的一面。 「他本來九點就要回家了，但我們起鬨他唱歌，唱了一首就唱下去了。」阿華在一旁馬上附和，「我也印象深刻，阿扁唱歌很像唱軍歌。」不過有一首歌最令羅文嘉難忘，「不知道為何阿扁唱丁黛的『送君珠淚滴』時，特別有感情。」他陷入回憶的神情有點幽微。 一路送君到車站，二人情份不敢放。 依依難捨心情重，煞來目眶紅。 望君真情相疼痛，為君守空房。 咱情意不通忘記，我是你的人… 彼時的陳水扁雖然在台北市長任內聲望很高，後來卻敗在馬英九手下，連任失敗。但隨後誰也沒料到，2000年他和民進黨帶著人民的託付和期待，在上升的風旋中 得到權力，但現在一切都已不同。台灣一切都很快，對的錯的錯的對的，你一失神就跟不上，一轉身就看不見了，你會不知道到底甚麼是可以永恆不變。 「以前太天真，以為打倒國民黨改革就成功，以為台灣只要本土化、民主化，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大學時就和學運世代們來阿才的店混，羅文嘉和阿才的店一樣， 經歷了純真、世故和幻滅，「當初推翻的是一個敵人，但之後才發現，原來該推翻的是背後的結構。」那是偽裝在民主制度之下，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羅文嘉認 為，如果這種結構不處理，任何政黨輪替都沒有用。 但台灣民主轉型的一期工程未竟，二期工程不知道要何時才能啟動？這群當初滿懷裏想的青年，不怕熱，投身於政治改革，突然有天發現世界變了，也比前輩更幸運的享受到甜美果實，只是二十年後才知道，原來努力幾十年，結構沒有變過，所有人都在尋找答案，卻充滿了無力感。 「以前雖然很苦悶，酒喝得特別多，看起來很墮落，但想改變世界的動能卻非常強，革命就在墮落與認真的過程中交錯。」現在酒喝得少了，卻沒有當時的動能了，或許是不再青春，或許是不再天真，政黨輪替後，藍綠對立，社會空轉給所有人巨大的疲憊感，需要時間才能恢復。 快消亡的歷史記憶 最終，阿才的店最令人神往的，是台派人士聚會的情調，及特殊的歷史記憶，但這些記憶，終究也要隨著都市更新而亡佚。店外面那棵被眾酒鬼睡過的老榕樹，因為建商的堅持，提前被移除了，也順帶移除了一些不平凡的記憶，留下平庸的日常，有些事或許應該在此誌下。 許信良的五十大壽是在這裏過的，當時眾人祝福他選總統，但他終究沒能如願，不久前，他才在立法院前絕食靜坐，對馬總統抗議。 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范雲出國進修前，所有來送別的學長姐和學弟妹，這些泛學運世代在二樓醉倒一片，他們是台灣民主進程重要的一部分。 2007年解嚴二十周年時，總統府辦的人權影像展結束，阿才那幫酒國流亡政府的攝影家們都貢獻了影像，展完大夥兒在阿才的店聚會，啤酒箱又堆到了天花板，美麗島辯護律師李勝雄喝到不醒人事，被眾人抬到樓上。 今 年初總統大選投票前一晚，一進門就聽到的北方口音，21個通緝名單的民運人士，有3個坐在這裏。這群中國的流亡者，在台灣意識強烈的阿才的店流連忘返，他 們會不會好奇台灣除了民主以外的故事？他們如何看待台灣民主的成功，跟台灣意識覺醒的關係？他們在這裏，參透了甚麼追求改革的道理？ 「我朋友都說，開希，你住在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自從八九六四後，就輾轉流亡到台灣的吾爾開希，把台灣視為民主寶地，而他認為台灣人對民主的失落，在於當年對民主的理想不夠成熟，想像不夠周延，現在應該會務實一點， 顏柯夫自從五六年前被朋友帶來阿才的店，就再也離不開，「這裏像是台灣的縮影，很樸實，不花枝招展，來喝酒的人不管喝多喝少喝醉，都有起碼的界線，不會侵犯別人，這就是文明。」兩人都覺得民間社會裏，藍綠是非常和諧的。 2010年劉曉波得諾貝爾獎那天，顏柯夫接到電話，請阿華把電視打開，「當時我熱淚盈眶。」 過了二十二年，阿才的店成了中國異議份子的酒國流亡政府，而現在還有甚麼事可以讓台灣人熱淚盈眶？ 某天凌晨結束採訪，台大剛選完研究生學會會長，十幾個人熱熱鬧鬧的在阿才的店慶祝。看他們坐在民主前輩們坐過的塌塌米地板上，吃著一樣的酒肆，討論時政，臭 罵政府，彷彿有了傳承。但他們看不到那寫滿字的廁所牆壁上，「喝酒救台灣，喝酒進步黨」的字眼，阿華提醒一定要用台語發音，他後悔將那牆粉刷了三次，連印 刻總編 輯初安民都再找不著自己的詩。 現在的酒徒，從晚安啤酒喝到早安養樂多的清晨醒來，已經沒有街頭運動可去，只能起身回家；不知道過去那些酒徒，是否會感謝國民黨豐富了他們的青春？不然他們可能會和現在的清教徒社會一樣，保守而無趣。 然而終究是平淡無奇的社會比較幸福？還是波瀾壯闊比較快活？又或者，應該像何榮幸樂觀的看待天真幻滅後，重新拾回埋鍋造飯的價值？永遠認清社會的改變必須一點一滴，沒有捷徑，更沒理由犬儒和迷惘。 我想起英國詩人雪萊批評其同時代的詩人渥茲華斯（Wordsworth），從擁抱法國大革命，退縮到田園式保守主義：「在可敬的貧困中，你的聲音編織了獻予真理和自由的歌曲，捨棄了這些，你讓我悲慟不已，如此一來，你不再是過去的你。」 阿才的店是否還是過去的阿才的店，端乎裏面的人們，是否還願意追尋自由和真理。

黃之鋒和尤思聰都生於1990之後的香港，在回歸之後長大。對他們來說，「勿忘六四」並不只等同於悼念,「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要「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一面」。他們認為「平反六四」等同於愛中國，「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但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希望中國有民主,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 文/黃麗萍 五、六月的香港，如常的悶熱多雨，走到街頭，仍舊熙來攘往，躁動的人群之中，穿插著堅定的歌聲。「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的歌聲，鏗鏘有力。他們自發組成不同隊伍，穿上黑衣，走到香港各區，為當年六四的死難者報上哀音。 另一個年輕人組織「這一代的六四」，舉辦了不同的電影會、街頭相片展覽，重現了當年的「六四」。中文大學的學生，重新洗刷豎立於中文大學火車站旁的民主女神像，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他們更會進行六十四小時絕食，經歷當年學生所經歷的。「九十後」也不甘示弱，一群中學生自發呼籲同學一起去六四遊行…… 你會發現，仍然堅定地告訴你「不能忘記」的，不少都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 當很多曾經覺得「痛心疾首」的「大人」已漸漸淡忘，很多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卻開始走出來，湊成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萬點燭光。 「六四」這段回憶，是如何印記在新一代人的腦海裏?他們甚至沒親身見證，為何他們仍然拾起這支差點失掉的棒，接力堅守「毋忘六四」？ 黃之鋒，生於1996年，今年15歲，外表看起來，與普通中學生無異。 但與黃之鋒說話，你會漸漸忘卻眼前的他只是個中四的學生。 「為何我這樣關注國民教育科？因為民 主並不只是普選。如果民主只是一人一票選特首，但原來每一個小學生由小到大都受到洗腦，不容許有獨立思考，即使香港有普選，但每個人都覺得林瑞麟（政務司司長）可以做特首，香港就玩完啦。」 黃之鋒與其他幾名中學生因為反對政府在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立了「學民思潮」，是香港目前最活躍的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早前，他面對著記者連珠發砲式的提問，面無懼色，思路敏捷，對答絕不遜於很多高官政客，相信曾指「辯論不是鬥口才」的唐英年看後更會汗顏。一夜間，訪問片段於網上瘋傳，短短幾天，點撃率已超過17萬次，被視為香港九十後社會運動的代表人物。 5月27日，支聯會一如往年，在「六四」前夕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學民思潮」也在網上呼籲成員參加，一起支持平反「六四」、反對國民教育。 平反「六四」=愛中國 在不少新一代的心中，支持平反「六四」與支持民主連成一線。 黃之鋒說：「為何我希望平反『六四』？因為我渴望中國有民主。」他認為「六四」就如一個關口，如果政府一天不肯承認這件事，中國就不會有民主。「香港現在還有少少的言論、集會自由，當香港仍然可以紀念『六四』，我們就要好好堅守，進而延伸，去爭取香港的民主，爭取中國的民主。」 有人會認為，中國是否民主，與香港人無關，黃之鋒卻說：「首先你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你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每件事都會影響著香港，中國有沒有民主直接影響到香港有沒有民主。『六四』是中國民主的契機，平反『六四』，與每個香港人都有關。」 「九十後」這一代，大概從懂事開始，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成長於中港密不可分的年代，「現代中國」成為新高中通識課程的單元之一，在他們心目中，「六四」除了體現民主，亦象徵著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懷。 黃之鋒說：「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我也試過被人問候娘親，但我覺得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很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我們每年去六四（集會），去表達香港對祖國的情懷，香港人希望中國有民主，香港人關心中國。」 化作行動才是重點 這天，烈日當空，另一名「九十後」尤思聰，拿著清水，大汗淋漓，於中文大學為於一一年六四晚會後，由維園移送到中大擺放的民主女神像洗刷，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 尤思聰生於1991年，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生，也是中大學生會的幹事，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將會參與專上學聯在6月1日開始的絕食64小時活動，重演當年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 上一代人經過23年的洗禮，很多人雖然堅持著平反六四的信念，卻再沒有魄力多做一些，這可能是兩代人最大的分別。年輕的一代，傳遞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 尤思聰說：「既然大家都知道平反六四暫時無法實現，我覺得應該聚焦在透過六四讓更多香港人明白政治參與的重要。」他認為，很多香港人認為六四晚會就是為了悼念逝者，他認為並不只是這樣簡單，更重要的是，重新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精神。所以加入學生會，他也以增加同學的政治參為目標。 以自己影響他人，黃之鋒可以說發揮到極致。前年，唸中二的他，自發與四個同學第一次去六四燭光晚會；去年，他已經於Facebook邀請更多同學一起去，結果有二十個同學響應；今年，由他成立並擔任召集人的「學民思潮」，繼續於網上呼籲更多年青人一起行動，更計劃於六四晚會完結後舉辦討論會。 「當年的學生可以做這樣多的時候，我會想，我們現在作為學生又可以做些甚麼？我可以怎樣回應這個社會呢？」他常掛在口邊說，搞社會運動不能只活在自己圈子之中，一定要接觸更多的群眾，「我們要深入民間。」 iPad不離手的黃之鋒熟練地打開Facebook中「學民思潮」的群組，按了按群組成員的分析圖，滔滔不絕：「我們這個群組已經有五千多個like（讚好），當中只有約五百個是我的朋友，即是說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幾千個我平日接觸不到的人。從統計圖看到，有八成是八十後，之前我們發起過聯署，有來自三十所不同學校的學生參加，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中學生。」 傳承 「六四」之火，當初到底是如何相傳？ 黃之鋒回想起第一次知道六四：「我記得我初小的時候，有個晚上，阿爸給我看《文匯報》的《血洗京華實錄》，跟我說：『仔，這就是六四，這是王丹，當年有坦克車輾死了人。』當時甚麼是民主，怎知道呢！但是就有了六四的基本概念。」直到反高鐵、五區公投開始，他開始關心更多不同的議題，於是自發在網上去找六四的資料去看，了解更深。 黃之鋒的家是個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是管理層，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爸爸自少也會帶他到基層社區探訪，希望他關心社會。之鋒的媽媽說：「在我的角度，一切都是輕描淡寫，沒有想到要把民主的種子散播給下一代那麼偉大，也沒有對他說你一定要支持平反六四，只是希望兒子不是一個不理世事的人。」 至於尤思聰，也是因為父親才知道「六四」。尤爸爸說：「當時去完六四燭光晚會，也會給他看尊子、馬龍那些政治『六四』諷刺漫畫，這是一件大事，他應該要知道，就如同告訴他甚麼是端午節、重陽節一樣。」 尤思聰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媽媽都是中大的畢業生，爸爸會去六四、七一的遊行，但就從沒與兒子一起去過。「小時候有叫過他去，但他很懶不願去，也不會迫他。」 黃之鋒和尤思聰小時候都沒有跟家人一起到六四晚會、七一遊行。但兩人長大了，也就自動自覺地去參與。 沒有想像中的強硬灌輸，兩個家庭只是讓孩子知道「應該知道的」，並鼓勵下一代關心社會。當他們隨著成長而對事件了解更多時，很自然地，就走出來做「應該要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 香港典型的父母都希望兒女讀好書、找份好工，最好成為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然後專心賺錢，結婚生子買樓。政治的事，是浪費時間。 之鋒的媽媽則說：「只要他人做的是對的事，好的事，我們會全力支持。」 尤爸爸則說：「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路，他的人生不是去實現我的理想。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沒甚麼問題。」 走這條不主流的路，可能要付出很多，值得嗎？之鋒說出他的座右銘：「做一件事，應該想應不應該做？不要那麼功利主義，只看結果，搞社運又不是做生意，難道常常看profit（利潤）?」 「別人都在練八級鋼琴，或者參加學界運動比賽，我全部都沒玩，但我卻學到一些別人得不到的經驗。」 「雖然辛苦，但我很享受，因為有意義。」他又補充：「你以為讀BBA（工商管理）出來工作就一定會很快樂？」 希望 黃之鋒於去年「六四」燭光晚會後，於網上發佈了一篇文章《二十二週年六四所思所想》:「還記得當大會主持問誰是在1989年後出生時，我身處在第三個足球場，當時全個足球場有差不多七成人舉起手，這個數量也嚇了我一跳。今天再重看報紙的報道，發現今年越來越多九十後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慢慢九十後也成為社會上的焦點，成為一群政壇生力軍。」 「六四」已經過了23年，每年電視新聞總會看到父母帶著小朋友一起參與六四的燭光晚會。這群小朋友慢慢長大，就如黃之鋒、尤思聰，他們的感染力、動員能力更強，這些星星之火不繼綻出火花。種子開始萌芽，期待著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