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如果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 国家一定很体面
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
阅读更多尊严
胡平：国际关注是帮倒忙吗—-评陈敏文章《中国为什么不肯倾听》
11月1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中国媒体人陈敏的文章《中国为什么不肯倾听》。陈敏批评美国政客在陈光诚事件上帮倒忙，因为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权力，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让步。 按照陈敏的观点，如果美国在例如中美人权对话等关门会谈中提出陈光诚的问题，效果可能还更好些。然而我敢说，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想必曾经多次以不公开的方式向中国方面提出过陈光诚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 陈敏认为，外部压力只会使中国政府死硬到底。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陈敏大概就该批评西方媒体了，因为西方媒体发表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消息，从而形成了舆论的压力。 记得在2007年山西黑窑事件曝光后，陈敏讲过这样一段话。 陈敏说，他毕业后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导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导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陈敏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鼓励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这个农民工花掉了几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结果毫无所获，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恶劣。陈敏说：“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完全理解陈敏的无奈。我知道，在今日中国，尽管群体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二十万起，但实际上，面对权势集团的压迫与剥夺，绝大多数受害民众采取的态度是逆来顺受，因为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敢于起来从事维权抗争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由于今日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们投入维权抗争，风险大而收益小。事实上，在大多数维权抗争中，参加者们都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往往遭到压制和蒙受额外的物质损失。倘若人们仅仅依据个人利害得失行事，那么他们多半就不会投入这样的抗争。可见，抗争者之所以起来抗争，必定是有着另外一些东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气，那就是尊严、自尊。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补偿或改善处境，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尊严，为了坚持正义。 陈敏批评西方政客考虑自己利益多，设身处地为受害者（陈光诚）考虑得少，但是，陈敏是否认真思考过，像陈光诚这样的受害者到底需要什么呢？必须看到，陈光诚之为陈光诚，就在于他不只是受害者，他更是抗争者。正如维权人士胡佳所说：陈光诚“从2005持续至今六年，他的脊梁就是不肯弯。这不是他的错。志愿者前往龙潭探访，国际社会频繁关切，这些都冲击着强权者的意志。我觉得去的人太少了，国际关注还是力度不够。” 我想，胡佳并不是认定如果去探望的人多一点、国际关注的力度大一点，陈光诚的处境就一定会好转，只是，作为陈光诚的好朋友，作为有着类似经历和遭遇的维权人士，胡佳深知，陈光诚是在为尊严为正义而抗争，因此，陈光诚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道义支持。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不是别的，而是这种要求承认的欲望，才更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福山讲到，把要求承认的愿望视为人类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出自黑格尔，但是，“形成承认基础的概念却并非黑格尔的发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也和一种大家都熟悉的人类性格有关。”只不过在不同的哲学家笔下，它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为欲望，一为理性，一为气概。在这里，气概便是要求承认这一概念的基础。马基维弗里说人追求光荣，霍布斯说人的骄傲和虚荣，卢梭说人的自尊，汉弥尔顿说爱声名，麦迪逊说雄心，尼采是把人称作‘红脸颊的野兽”（所谓“红脸颊的野兽”，是说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激情、有愤慨、有羞耻的动物），这些不同的词语都是指一种大体共同的东西。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说法，譬如“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气”、“血性”、“精神”等等。这种东西显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既不能还原为欲望，也不能还原为理性。 举个例子，强盗抢走了我们的财物，我们不仅会难过——因为我们的利益遭受了损失，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遭受了损失——而且我们还会愤慨，这就和我们自己不小心丢失了财物不一样。产生愤慨的原因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可见人决不是仅仅计较利益的动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这两件事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感到屈辱，我们忍不住想还击。还击的目的不一定是自卫，因为对方可能并没有进一步伤害的意向；还击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容他人随便否定。我们明知在还击的过程中，自己免不了还会多挨几拳，“杀敌三千，自伤八百”，即便最后打赢了，也只会为自己的身体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奋起还击，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为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人只考虑利害，那么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挨了一拳后极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败对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可是我们却甘愿再挨几拳也要还击，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从打败的对方身上得到什么物质利益。自己挨打，我们会产生还击的冲动；见到别人挨打，我们也会同样产生还击的冲动——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有人不慎落水，我们会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无辜挨打，我们会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两者都出于同情心，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多一种愤慨之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往往还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乃至极大的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价值的。所谓自尊心，就是指对这种价值的主体性确认，它同时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果别人对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旨在否认我的价值，我就会感到气愤；如果我迫于别人的压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如果众人见到了我没出息的表现，我就会感到羞耻；如果我抗拒压力，宁可付出欲望或利益的代价也要坚持符合自身价值的行动，我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光荣，而且也会受到众人的称誉和肯定。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是人性中的人性。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也才能理解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多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你的承认。至于说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对中国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媒体人安替说得很到位。安替说：“我不同意笑蜀同学，老外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既然中国崛起了，横竖你们没办法影响中国，所以请你们站直了，坚守你们自己价值观，别做一些让中国人民看不起的妥协事情，让人觉得钱能买你们的良心。” 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描述了四川的六四政治犯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非人待遇，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北京监狱的六四政治犯——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四川地处偏远，廖亦武他们远远没有北京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领袖那么出名，因此他们受到的国际关注就稀薄得多。可见，在大多数（不是全部）情况下，异议人士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其处境通常也就会稍好一些。再说，绝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了苦而大家都不知道不关心，怕的是被世界所忽略所遗忘。因为，英雄行为大都是社会性行为；它越是广泛地被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由于中国政府自恃其崛起而更加蛮横，西方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政府很可能对来自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压力更是置若罔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应该降低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调门，相反，民主国家必须大力加强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绝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77
阅读更多
勒佩尼斯：尊严在任何地方都是无上珍贵的
勒佩尼斯：尊严在任何地方都是无上珍贵的 [张天潘] 勒佩尼斯：尊严在任何地方都是无上珍贵的 [张天潘] 沃尔夫·勒佩尼斯《何谓欧洲知识分子》一书封面。书料图片 “精神关怀与文化转型”系列访谈（一） 编者按：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然后，将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到“信仰丧失”的头上。无可否认的是，在物质文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我们的精神文明，却依然处于历史的低位，甚至还在步步倒退，从老人跌倒无人搀扶到路人对小悦悦的冷漠，再到各种的社会文化丑态，从道德、心灵、信仰、价值观等，所有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似乎都纷乱不堪，迷失在没有精神关怀与文化皈依的世界里，每一个都如同精神荒漠里的孤儿，急切地等待着关怀与皈依。 为此，我们策划了一个“精神关怀与文化转型”的系列访谈，试图通过与国内外知名的文化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度对话，来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们的所思所想，在对话中关切的不管是虚无、迷茫还是畸形的精神生活，还是一份可供参考的精神文化地图，更深层的目标，则是借此为中国的文化转型增添一点推动力。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 11月17日，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了“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高等研究院前院长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教授等中外六位学者受邀进行题为“启蒙与近现代”的对话活动。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沃尔夫·勒佩尼斯未能亲临论坛现场。但他欣然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 沃尔夫·勒佩尼斯，1941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现代德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忧郁与社会》、《何谓欧洲知识分子》等，其《三种文化：在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社会学》已成为经典之作。2006年荣膺享有盛名的“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辞认为，沃尔夫·勒佩尼斯“以极大的活力在其他城市和机构中撒播自由思想的种子，把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带入和平的对话之中。他用文化学习共同体的希望图景代替了文化冲撞的恐怖景象”。 在《何谓欧洲知识分子》当中，勒佩尼斯把欧洲知识分子划分为具有坚定信念的和多愁善感的两种，前者是洋洋得意的科学家，后者是备受煎熬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在乌托邦里为自己留出一条出路的忧郁症患者，知识分子对世界不满，深感痛苦，由此滋生出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可以为他们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同时还具有驱散忧郁的功能。忧郁症和乌托邦是两个极端，欧洲知识分子的伟大和不幸就在于他们处于这两者之间。” 勒佩尼斯对于知识分子的考察，对于当下的中国存在的文化困境，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本身的文化困境，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他自己就用他的行动，破除了忧郁症与乌托邦极端思想，成功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救。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对于欧洲知识分子的考察对中国当下的各种文化困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批评反思，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原本来中国的演讲主题是“过失和激情———关于欧洲启蒙的讲话”，对于欧洲来说，启蒙可以说是早已完结了。而对中国来说，从20世纪初就开始不停地启蒙，到了现在却依然不断地重提启蒙。就欧洲的经验来说，中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尽早完成启蒙？ 勒佩尼斯：我不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已经“结束”了。如果将启蒙看成一种态度，有社会批评和促进自我完善的双重功能的态度，那么启蒙运动将永不结束，对每个公民来说都将永远存在并永远充满挑战。 我也不认为中国必须复制欧洲的经验，这也是启蒙思想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中国启蒙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会有相似之处，那也是因为其能给中国带来良好的发展。西方极为关注中国的发展。在中西方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有相似也有差异，观察这些非常有趣。差异应并不仅限于触及近现代的社会基本规范，这也正是“启蒙”这个西式口号提出的要求。就像此次启蒙论坛，就在搭建一个诚实而公平的舞台，不会试图掩盖差异的存在，而会实实在在地辩论。或许可将著名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格言作为这种对话的宗旨：“相像的不是相似，而是差异”。 南都：最近刚好是推倒柏林墙的22周年，记得20周年的时候，中国掀起了纪念的高潮，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文化现象，以及如何解读其中的意象，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 勒佩尼斯：说到底，柏林墙的倒塌是东德人民胜利的结果。他们为自由而战，为表达权、投票权而战，为他们可以选择住在何处而战。其实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的胜利，是一个德国人可以每年都有理由庆祝的胜利。 南都：在推倒柏林墙、两德统一的过程中，德国知识分子有何种表现？ 勒佩尼斯：当柏林墙倒塌时，东德和西德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是一样的惊讶。尽管总有些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为这个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历史变化做出了贡献。不管怎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百上千的公民走上街头促成了柏林墙的倒掉，而这是不应被忘记的。东西德统一的过程伴随着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反思，而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南都：德国知识分子曾臣服于纳粹等极权统治，甚至卑躬屈膝，唱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你在《何谓欧洲知识分子》说的“如此甜蜜的合作”，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福科、德里达等，而且似乎还换上了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称之为“叙拉古的诱惑”，为何频频会出现这种现象？ 勒佩尼斯：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总的来说，我相信知识分子会时时觉得遗憾，因为他们只能思考，再就是写写文章或者批评批评，而不是真的行动。这就是我说过的知识分子的“忧郁”。当你长时间不能行动时，就会充满挫败感。当你能有机会行动了，并且你的行动会为达到乌托邦的可能性做出贡献，这个吸引力是巨大的。极权制度也非常具有引诱力，也并不是所有人足够坚定，可以抵挡这种引诱。 南都：有人曾经提出，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与德国文化有着隐秘关联，比如尼采“超人”等学说，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勒佩尼斯：再重复一次，任何事情都不能太快得出结论。这儿是有亲密关系。我写过一本叫《德国历史中文化的诱惑》的书，这本书在中国也有卖，我在其中给出了原因，而我相信原因就是我们高估了文化。如果文化自认为自己就是比较好的政治了，“文化代言人”就会受引诱从而加入极端政治集团。（在《德国历史中文化的诱惑》书中，勒佩尼斯讲述道：德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加上对日常政治打着官腔的嘲讽，形成了“德国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质。这种状态最终滋养了德国作为“文化之邦”的自豪感，德国因此断言自己要优越于仅仅拥有“文明”的西方国家。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作者考察了这种倾向如何对18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德国人对文化的迷恋、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崛起的原因之一，并且持续困扰着德国与欧洲邻国及美国的关系———编者注） “我相信民主的治愈能力” 南都：西欧的知识分子与东欧和中欧的知识分子，在你看来，一个是专家，一个是道德家，这样的区别，和齐格蒙·鲍曼的立法者和阐释者之说，也有着相似之处，他觉得这是一种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必然，那这是否意味着西欧与东中欧的知识分子差异，是社会形态差异的反映而已呢？这样的不同，又给欧洲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勒佩尼斯：这种不同在1989年之前的确存在，之后这种不同就越来越模糊了。现在同样有专家和道德家，但他们分布在东边和西边。如今，在东欧和中欧，知识分子担当着国家的最高职务，掌握着国家的要权，不是凭着他们在经济方面或政治领域里的特别才华，而是以他们的正义感和为人权所作的不懈努力，这是欧洲18世纪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这些知识分子是道德家，把一种崭新的辩论文化作为礼物送给了全欧洲。 西欧则相反，知识分子的声音虽然还被当局倾听，但他们变成了专家，对道德问题没有兴趣。他们具有坚定信念，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乌托邦”这个词，却坚信什么都阻挡不了平民社会登上历史舞台，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信条是自由主义。 因此，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两类知识分子是相互对立的，他们是道德家和专家。东欧的道德家都患有忧郁症，但勇于行动并出乎意料地将政权掌握在手。他们摧毁了乌托邦的表象，现在又面对一个不寻常的任务，即满足现实政治的需求。这些患忧郁症的道德家如今已经受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权威常规化”命运的威胁：这些道德家很难变成专家。难怪圣伯夫说这是一个由雄辩家组成的政府，这些人因为丧失话语权而深感痛苦。 至于西欧的专家，他们沉醉于最后胜利的幻想中，好像欧洲的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只需要采取一些货币资助的措施，并通过向外传输已经受过考验的自由乌托邦的指导思想来确保东欧适应平民社会就行了。他们忘了，随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终结，他们的乌托邦信念也会随之减退。 可是，难道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始终未放弃乌托邦幻想的意识形态吗？从它的宗旨来看是这么回事。其实资本主义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创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是从现在起改善市场机能。不过，即使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以乌托邦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个财力乌托邦。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坚信科学技术进步是把全世界变成一个普世的平民社会的可靠手段。 现在是放弃这个幻想的时候了。科学技术在近代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制造出种种麻烦。西方的专家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说目的性乌托邦已经消亡，那么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财力乌托邦，其效力也到达了极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和我们的环境时，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说：“这是一种虚伪的文明！” 南都：东欧的知识分子———如哈维尔、米奇尼克等———在八九十年代的意义，依然是中国现在知识分子津津乐道以及膜拜的对象，你如何评价他们在欧洲历史的定位，以及作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意义？ 勒佩尼斯：哈维尔和米奇尼克也是我们西方人的偶像。他们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他们使历史变得更美好，他们的勇气也让人钦羡。但是他们不代表欧洲的全部知识分子，他们只代表其中的一部分。 南都：对于现在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面包和学术尊严之间，往往是面包占优势。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先行者”到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的转变，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失语甚至扭曲自己人性的“帮凶”，也发生了“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样的精神政治危机曾经在欧洲知识分子身上发生过吗？ 勒佩尼斯：从这方面讲，欧洲和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尊严在任何地方都是无上珍贵的。知识分子的名誉由此已经大受损伤，这种事情的确是发生过。 做一个“行动的忧郁病患” 南都：你说“知识分子就是在乌托邦里为自己留出一条出路的忧郁症患者，知识分子对世界不满，深感痛苦，由此滋生出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可以为他们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同时还具有驱散忧郁的功能”。但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这种移植自欧洲的乌托邦思想，成为了政治方案。这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反思？ 勒佩尼斯：这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情。我不想给中国人以任何建议，但我相信民主的治愈能力。我相信阿玛蒂亚·森（A m artyaSen）所说的民主是一种普适价值。尽管民主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但没有民主，大多政治问题及紧张局势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南都：你说你是摆脱了乌托邦和忧郁症的困境的幸运知识分子，你又是如何做到的？ 勒佩尼斯：嗯，我这是不小心说大话了。但是这是事实。作为柏林德国高等研究院W issenschaftskolleg（该研究院也会聘请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作为研究员）的校长，我有幸能够发现并赞助一些研究院，包括4个欧洲中部和东部的研究院（布达佩斯特，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圣彼得堡），还有一个位于非洲的马里。而在“9·11事件”的7年前，我已经能够建立一个大型的名为“现代性和伊斯兰”的研究项目，时至今天，这个研究项目依然以“中东的欧洲/欧洲的中东”存在。我相信，如果你能建立一个研究院，你一定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克服你的忧郁了。 南都：你说的知识分子的“忧郁”，似乎是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无力感充斥，因为尽管大声呼吁及积极行动了，却依然无法改变现状。这种忧虑，与你所阐释的知识分子的忧郁，是否一致呢？ 勒佩尼斯：我不能评判，因为我不懂中文，所以也不能了解中国有的争议。我能做的仅仅是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像1989年东欧知识分子如哈维尔、米奇尼克一样克服他们自身的忧郁。他们是“行动的忧郁病患”，他们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国家，也改变了整个欧洲。 南都：而要克服这种“忧郁”的出路在哪里？或者说，是否又只能走进乌托邦里，形成新一波的乌托邦思想的盛行？ 勒佩尼斯：效仿偶像的步伐，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做一个“行动的忧郁病患”。 （感谢墨卡托基金会协助采访，采访还参考了《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李焰明译）一书的有关内容，一并致谢。）
阅读更多
王克勤 | 记者眼中的“尊严”
记者眼中的“尊严” 今天是中国的记者节，再发过去的旧文以表达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警醒与反思。 王克勤 谈到“尊严”二字，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大量跪地祈求者的眼睛，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一幕幕永远挥之不去的镜头； 谈到“尊严”二字，我的耳际便会响起许多上访者、求助者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只愿政府把咱当人待”。 谈到“尊严”二字，我的脑海也会出现自己与许多记者同仁在采访报道中经历过的太多尴尬、无奈与不堪。 而上述这些痛苦与不堪的镜头至今还在不断叠加。 20 多年新闻生涯、 20 多年关注民生、 20 多年揭发黑幕，我经历了太多与“尊严”有关的中国故事，也引发了许多我对公民权利与中国问题的思考。 尊严：请“把人当人” 在中国做记者，一个或几个农民跪地乞求的情景，许多人都经历过，但数百农民黑压压一片跪在记者面前的情景，确实不多见。 9 年前，我便经历了这样震撼人心的一幕。 2001 年 10 月 1 日 至 7 日，我在“苦甲天下”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岷县堡子乡进行为期 7 个昼夜的调查采访。当我徒步行走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时，拐弯的小道上总会冒出一个农妇或老大爷，颤抖着双手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状纸”，请求记者“主持公道”，并把我这样的普通记者称为“青天大人”。只要我走进一户农家的庭院里，就不断有乡亲们陆续拥进来，无论在低矮的小屋里，还是狭小的庭院内，甚至墙头屋顶，都挤满了来“告状”的乡亲们。无论白天还是深夜，当我稍事休息三四个小时睁开眼后，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在那里期待着。我的心沉甸甸的。 10 月 3 日 上午 11 时，当我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道往另一个名叫兹那的村庄赶路时，在 100 米以外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跪倒在村口的斜坡上，下跪的不仅有青壮年农民，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和纯朴天真的孩子。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乡亲们不停地呼唤着：“青天大人哪……活菩萨呀……省上来的领导，我们真是太冤枉了！” 随着调查采访，我发现：这个山大沟深的地方，许多人因交不起罚款，怕遭村干部毒打，而被逼逃亡他乡；乡、村、社三级干部随意谩骂农民、殴打农民已成家常便饭；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选举为“劣迹人”。一位老大娘哭着说：“好端端的人被定为坏人，谁还敢给我儿子做媳妇！”后来，我以《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为题， 在 2001 年 10 月 17 日的《西部商报》作了报道。 这仅仅是我 20 多年记者生涯中所见到的与“尊严”有关的众多故事之一。 但， 9 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未减轻多少，而是以新的方式一再出现。 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正如十多年前我在甘肃工作时所见到的众多投诉者一样，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媒体和记者身上。记者成了众多络绎不绝的上访者求助的重点对象。但许多上访者刚离开我的办公室，便会再次被当地的截访者抓走，仅仅在我办公室接待过、回去后被羁押的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就达 几十 人之多。而在众多的上访者中，出租车司机仅仅是一个小群体，失地农民与拆迁户的人数更多。 2009 年国庆节后的第二个晚上，曾来我办公室上访过的 56 岁的李淑莲在当地信访局“被死亡”。我认识李淑莲是在当年的 7 月 9 日 ，那天，李淑莲与另一个上访女姚晶来到中国经济时报社。李淑莲告诉我，她在山东龙口市进行个体经营，资产达 100 多万元。 2001 年 4 月，她与当地市场发展管理局发生商铺租赁合同纠纷，其商铺被管理局放水冲淹、强行封闭，共计造成财物损失 172 万元，母亲被打致伤， 9 个月后含恨而亡。法院一审、二审她皆败诉，从此她便走上了上访之路。李淑莲说，在上访的六七年间，她先后被押回 8 次，共被关押 87 天。 2003 年 3 月 11 至 12 日，当地电视台还点名曝光其越级上访。 而 7 月 9 日她来找我反映的核心问题：上访以来最耻辱的遭遇——裸体被抓。 2009 年 6 月 28 日 零时，在北京上访的李淑莲，在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地区的“幸福里 24 号”出租房里屋与十多个上访者一起在通铺上睡觉。房屋本来锁上的门，突然被打开，闯进 13 个赤膊大汉，大喊：“你，起来；你，也起来！”李淑莲和同住的上访者李春华被叫醒，并且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有一个大汉掀开李淑莲搭在胸腹部的上衣说：“就是你，起来。”李淑莲抓起身边的裤子，被一把夺走，她又下意识地去拿正在充电的手机，也被一把夺下。两个人冲上来，把李淑莲的胳膊往后拧着，就这样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把她拖出屋外。一出门，李淑莲的后脑上就挨了狠狠几拳，有人说：“不许出声，出声就整死你。” 李淑莲在胡同中被拖出 20 多米，扔到停在院门口的一辆面包车上。李春华也同样被赤身裸体地扔到车上。车开出十几分钟后，停了下来。有人喊：“她，那个车；她，那个车。”李淑莲又一次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被拖出车，推入距离大概十几步外的另一辆车里。这时，有人把衣服扔给她，李淑莲慌慌忙忙地穿上衣服。车上又上来几个人，一个是山东省龙口市法院人员，有四个是龙口市东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想到李淑莲的屈辱，我便想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李淑莲们的屈辱。 先贤们早在数百年前便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财产、自由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剥夺或放弃这些权利，就是剥夺与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违反人性的。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也是为了确保个人自由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我对“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理解，即“把人当人”四个字。这也是我关注民生、揭露黑幕的职业生涯中产生的最强烈的诉求。“把人当人”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与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更是人本社会的原则与底线。它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概念，而是具体的把每一个人当人，无论是走卒贩夫，还是达官富商，作为个体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 我相信，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封建的臣民社会，而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与尊严的公民社会。 记者尊严：真诚精确报道真相 作为记者，我不得不说说记者的尊严。 从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这些年，记者权益遭到侵犯的事件愈演愈烈，尤其是今年以来，记者被跨省抓捕、上网通缉、擅自扣押、殴打辱骂的事情时有发生。记者的采访报道权、舆论监督权及个人公民权利屡被伤害。从新闻队伍看，在许多记者殚精竭虑追寻真相、揭发黑幕的同时，也有些记者或者整天忙于做吹鼓手，或者热衷于软文写作，或者在不断炮制虚假新闻，有的甚至以新闻为手段进行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诸如此类的“傍大款、傍大官”等功利主义正糟蹋着中国记者的尊严。 如此等等，中国记者的尊严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媒体的属性是曝光、公开、传播，而所有罪恶呈现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隐蔽、遮挡、掩盖。一个要揭开丑恶，另一个要遮掩丑恶，揭丑与遮丑之间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对于揭露黑幕、舆论监督的记者而言更是如此。当二者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仅揭露黑幕会危及对方的经济利益，还会危及对方的生命，于是双方便进入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 无论对一个个体，还是对一个利益集团的犯罪，媒体的揭露都会带来反扑。而记者正是这场博弈的马前卒，因此，会成为最先的受伤者。但我以为记者的尊严就在于：全面诚实地报道事实真相。 一个职业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忠实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在外部环境严峻时，职业记者仍应不断前行、不断努力、风雨兼程。单从记者自身看，我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胸怀理想。为更多普通人的幸福、权利与尊严奔走，这是新闻业的终极目的。一个好的新闻人应有服务公众的职业价值观、批判性思维、独立判断能力，以“把人当人”等基准价值作为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不断前行。正如前《南方周末》副总编辑钱刚所言：“新闻工作，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 其次，直面现实。现实是复杂的，不乏谎言与骗局。在纷纭世事中，记者要善于厘清复杂关系，摆脱流行偏见，表现职业勇气。尤其年轻记者更要提高对社会复杂性的警惕，至少确保自己不受伤害或少受伤害，同时保证自己不被当事人欺骗，进而成为当事人的工具以欺骗整个社会与大众。 其三，法治思维。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构建法治的社会，就我们的报道内容而言，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因此，法治不仅是我们的诉求，也是我们工作与生活的方式，更是保护自己职业权利与人身权利的武器。因此，作为职业记者必须要有法治思维与法治素养。 其四、专业做事。我与许多做出过很出色报道的同行交流，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并不是我们胆量有多大，而是因为我们努力做得更专业。正是因为专业，所以才有魄力。因此，职业记者，一定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即秉持“德国制造”的专业精神，新闻工作实质上是查证与枋实的工作。因此，在采访上一定要扎实、严谨、细密，一定要做到见物、见证、见人。在写作上，要坚持“机器人写作”，即用冷峻、平实、客观、超然的语调呈现事实，不带任何偏见与倾向，杜绝文学化写作及评论化写作。 其五、严于律己。每个记者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自己，至少要做到不以新闻做交易、不说谎言，不造假新闻。一个真记者永远不会编造新闻，更不会成为谎言的传声筒。 因此，记者的全部尊严就是自己所报道的新闻真实准确！即真诚的报道事实与真相，这便是记者的全部荣誉。 讲到这里，也让我想起今年在山西疫苗事件报道后，面对重重打压时我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我是一个职业记者，一个专业记者最高的荣誉就是你所报道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事实都是真实准确的，这是职业记者的荣誉！ 记者永远对事实与真相负责，记者对事实负责了，即对人民负责了。只有不断为公民权利与公众利益奔走，不断做出诚实、全面、精准的报道，记者才能赢得尊严与光荣。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