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

BBC | 香港观察:大学之尊严

李克强访港过程隔离措施引争议 九月是新学期的开始,莘莘学子回归校园,好不热闹。余波未了的香港大学仍是各界的焦点:自八一八港大百年校庆、李克强访港并大驾校园而引发对人权、新闻和学术自由的争议,几个星期仍然挥之不去,本栏也为此连续讨论了两个星期。 当学生、记者和社运人士高呼捍卫自由,以游行、示威和请愿等行动证明港人对自由的执着之际,有没有人真的问过一句:除了在重要时刻如六四、七一外,香港人何时会再走前一步,不单止是「捍卫」自由,而是真正的「实践」自由? 由捍卫自由到发挥自由的力量 捍卫只是最基本的防线。「自由」本来就是基本人权。真正善用自由的人,会培养出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从而开拓更广阔的视野。但在香港这片号称中国最自由的土地上,却越来越似奢侈品──只因奢侈,才需要捍卫。 八一八之后,专上学生联会向各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要求各大学承诺捍卫大学自主,而数间大学也发表声明,表示会维护学术自由。 这些站在道德高地的声明和响应,永远不会错,关键却是如何实践,而且不单是校方,还有学生。当自由受到冲击,有学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捍卫基本人权,其情操诚可贵。 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待自由受到践踏而快将失去之际才热泪盈眶地站出来?而在集会之中漫骂之声又比理性的讨论和批判更为凶狠。平日在校园内,学子们除了最担心GPA过不过3.0、履历上有没有游学体验等可在职场增值的东西外,他们有没有充分发挥大学的核心价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术、自己的人生、甚至对整个世界作出理性的辩论和思考? 资深传媒工作者张翠容就在自己的专栏中指出了一个客观的现实:在校园内,严肃的讲座总是不叫座,除非讲者是政经或娱乐界的「明星」,如少女模特儿周秀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才能座无虚席。这本应体验了大学雅俗共赏、有容乃大的精神,但现实是,更多时是大家一睹明星风采后,就人去楼空,再无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此外,张也提到一个香港人普遍患上的疾病,就是「偏视症」──中国权贵的一言一行动辄得咎,而对西方的权贵没有同等的批判能力。比如同是香港大学金主的李嘉诚和索罗斯,他们同样具争议性,可是传媒和学生对他们的态度和待遇就有天渊之别。 没有全面的批判思维,不止是学生的问题,这反映了培育社会栋梁的大学、甚至整个社会也有根本性的缺陷,令我们享有自由而无从全面发挥它的作用。 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 大学的发展方针变得急功近利是不争的事实。以事件主角港大为例,现今的最高管理层几乎没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早在2006年文学院重组也令人文学科被切割得遍体鳞伤,当时就有「变相杀系」的声音。五年过后,今天形成了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这些传统而来最赚钱(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未来的出路)更强势,文学院形同虚设。大学即使在亚洲排名经常名列前茅,也难以如西方的文理商兼重的传统名校一样能成为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先驱。 此外,学术自由还要讲求气节,可在不受任何权力影响下有自由追求学问。香港的大学,若与内地各大学相比,相对较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道防线其实也岌岌可危。 另一名资深传媒工作者、前中央政策组顾问练乙铮在信报撰文指出:「革命者取得政权之前一定要渗透大学,之后还一定要颠覆大学,不然不能改造社会,巩固统治」。 于是,除了有2000年港大民调风波(当时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助理路祥安透过港大校长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施压,要求停止有关特首及政府的民意调查)外,回归前后,各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当上全国政协(但现任港大校长徐立之仍未进身政协),挤身权力机关之列;今次李克强更指明要送礼给港大(可没有人深究为什么只有港大受惠?),由中央设专项资金每年让香港的龙头大学一千名师生到内地进修,而港大亦没有拒绝这笔捐助。 这些举动,令人不禁要问,大学的风骨哪里去了?校长们一一向权力靠拢、权贵的捐款也勿囵吞枣地收下,「自由」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交换的筹码。 大学可说是城市的灵魂,现在有什么大学,将来就有什么社会栋梁。说得浪漫一点,一百年前,香港这片自由之地(还有港大的前身西医书院)孕育了孙中山,继而改变中国的命运;而今天,香港仍是中国最自由之地,但我们可有再次影响中国的胸怀?若我们仍把「自由」当成宝物收藏,只在有人想夺走的时候才挺身而出,而无法将之变成长存的人文精神──对国家和世界也有人文人道的关怀──则我们的防线,终会有被攻破的一天。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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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跪,与士之尊严

2011年09月02日 14:08:34        严格说起来,士大夫被皇帝不当回事,以奴才视之,是打元代开始的。没法子,所谓元朝的皇帝,其实是蒙古的大汗,做汉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兼职。这个在马上打了半个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样,根本看不起汉人和汉文化,当然也不明白历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士大夫之地位低贱,莫过于此朝。说是“十儒九丐”,也许有点过,但读书人肯定赶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猎手和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识人”,是翻译,当时叫通事。这些人别看汉文功夫一塌糊涂,敢把皇帝的诏书译得乱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闲话似的,但人家说话就是有分量,管用。     既然元朝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们走霉运,也没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两朝,从形式上看,已经回归传统,相对老实地尊奉孔夫子,恢复礼制,推崇科举,依赖官僚机器进行统治。但是,士大夫却依然没有恢复宋时的地位,在皇权面前,怎么看,都还像奴才。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朱元璋开始,不仅要杀,而且就是要辱。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当众剥了裤子打屁股。打得轻重倒在其次,关键是羞辱,让众人看看讲究脸面的士大夫的屁股。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两派,一派硬撑,把脱裤子挨打变成了光荣,前赴后继。一派务实,尽量跟实际操作廷杖的人——太监们搞好关系,甚至投效做他们的干儿子干孙子也在所不惜,为的不仅是屁股少受些苦楚,对于仕途大有进益。     明亡之后,面对异族统治,务实派想通得比较快,硬撑派想通得比较慢。最终,想做伯夷叔齐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孙下山之后,大家至少在行动上达成一致:承认现实,积极入世。“每把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可惜,满清的皇帝,却一直没把汉人士大夫当自家人。用汉人,无非是用他们办事,除此之外,全都别想。一方面,推崇朱熹编的四书,把朱注当经典;一方面,对于大学、中庸里反复强调的修齐治平不以为然。在皇帝看来,士大夫撑死只能做前半段,修身齐家,后半段的治国平天下,想都别想,因为那是皇帝的事。只能办事的人,就只能做奴才,由于奴才一词,已经被满人占了,所以,汉人官僚,就只能做奴才的奴才。什么名臣,大臣,贤臣,一概休想。哪个要是动了心思,就是死罪。     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臣子都得跪在底下,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永远跪在地上。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在清人笔记上,经常看见时人的抱怨,说是跪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所以有经验的臣子,事先在裤子里缝上一块皮子或者棉花,权当护膝,可以抗得时间长一点。另一个法子是,答话尽可能简练,不问不答,皇帝没话可问了,自然就叫起了(散了)。       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君臣相对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居高临下。可以理解,为何单单清朝,有曹振镛传经,多磕头,少说话。皇帝不问,就不回答。话多不仅易有闪失,而且容易让会面时间加长,最后还是自己受苦。单单清朝,有人把磕头下跪当体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练,练出一身好身手,以后皇帝无论见多长时间,也可以应付自如。     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传统。一旦不让他们如此做想,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了。政治上得过且过,如算盘珠一般,皇帝不拨,就不动。幸好,在进入王朝末年之际,太平天国闹得满人江山坐不住,不得已,放手发动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发挥了一点积极性,救了清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不幸的是,欧风美雨也来了,洗染了丁点新思想的某些人,开始对自家奴才的状态有所反思。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点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赶上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京官跪接。老太婆磨磨蹭蹭,众官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又赶上大风雨,跪在泥水里,状元变成了泥猪,这让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张謇苦不堪言。回去一想,自己几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最后就是为的这个吗?越想越气,干脆,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做实业,当老板去也。同时代的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做的更绝,干脆回家教书,最后投革命党了。     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们知道,有清一朝,有过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后来的中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变。不跪,士才有尊严。找回了尊严,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灵魂。           上一篇: 月饼税和大粪捐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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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笑蜀:我有一个梦:让北漂南漂有尊严

笑蜀:我有一个梦:让北漂南漂有尊严 标签: 北漂 南漂 尊严 ● 笑蜀 ( 进入专栏 ) 漂,已经是几亿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漂泊,漂流,漂游,像云那样,像浮萍那样,严重缺乏抗风能力,一丝丝风都改变生存轨迹。没有恒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归宿。漂得仓皇,漂得悲凉。 其实,原本可以不这样的。那些有代表性的市场经济国家,哪一个不是每天都人流川流不息?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正是基于人口的巨量流动,才带来信息的流动,知识的流动,智慧的流动,机会的流动,如水因激流而产生巨大势能。人口的巨量流动,原本是市场时代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人不能接受,没那么多沧桑感。 唯独在中国,以至于必须要用漂这个特定的词汇,来形容流动族群的基本生存状态,尤其形容流动族群的特殊心态,即那种仓皇的心态,那种悲凉的心态。 正是基于那种心态,才培养了人们对于漂的尊严,漂的权益的特殊的敏感。所以,当媒体披露,北京近日有30所打工子弟学校关门停,近3万打工子弟因此失学时,马上就引爆了舆论的强台风。流行于互联网上的现场图片,图片中那一个个失学儿童在被强拆的校舍废墟上手足无措的样子,深深刺痛了千万读者的心。漂,要害在于无根,因而无从着陆,无法安顿。而这命运居然并非到自己这一代止步,居然注定了下一代也无从幸免,也必然接续无根漂泊的命运。 北京的建设,集中了全国最优势的资源。北京的每一份荣光,因而都不单属于北京,也属于每个中国人,何况,打工子弟的父母在北京都有劳作,都有消费,都有纳税。北京却并不承认他们,一旦认定所谓人口超载,他们就必须随时让路。不走,就用各种招数逼他们走,包括不惜从他们的孩子下手。这颇类似强制清场的举措,不限于北京一域,而早已成为体制性的常态举措。譬如在据称是开放前沿的深圳,就曾轰轰烈烈地关闭10元店,烧掉流浪汉寄居的窝棚,以切断外来底层族群的生存通道,让他们不得不乖乖离开。这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后来“大运会”期间,为防有碍观瞻,深圳竟强制性地将数万“高危”流动人员,悉数驱赶到东莞等邻近地区。 只需要你的青春、汗水和财富,对你这个人本身并无兴趣。只有功利,没有关怀,没有负责,这就是现行体制对流动族群的真实态度。仿佛一片一片的庄稼,收获了麦穗之后,麦秆则往往被当作负担,当作累赘,恨不得统统丢掉或者一把火烧掉。北京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正寄寓着这样的悬念,才充分调动了公众的合理想象,引爆普遍的恐惧与谴责。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用漂这么灰色的词来形容外来族群的基本生存状态尤其是心态。就此而言,中国所谓流动人口不仅属于空间意义上的流民,更往往属于心理流民甚至是心理难民。他们跟他们脚下的城市,跟他们脚下的土地的心灵上的必然联系,被体制一刀两断,即他们的心灵被架空,自始至终乃至一代又一代,都只能漂在云里、雾里、风里……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市场时代,人家的巨量人口流动,和我们的巨量人口流动,会在漂与不漂这点上有天壤之别。陈丹青说他的孩子从中国到美国,不用出示任何证件,只要拿出国外寄来的信封,人家就会给孩子办理入学。这真令人汗颜。通常认为国内的物流成本,比从中国到美国的物流成本高太多。岂知中国孩子国内异地入学,也比从中国到美国入学要难太多。这是一个怎样荒诞的传奇。我们给流动族群,实在附加了太多的体制性锁链和体制性羞辱。 曾经有个统计数据,被认为是一种成就,即中国城市的私房比例,比很多发达国家都高。这在我看来,却丝毫不值得炫耀。中国老百姓有着比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强烈太多的买房冲动,而支配这冲动的,则往往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恐惧,即对漂的恐惧。没有私房,往往只能租房,而只要租房,你就很可能属于大运会期间,被强行驱赶的所谓“高危人群”中的一员。你的额头就仿佛被刻上一种隐性的耻辱标记,你随时可能被查房,查证,而且常常发生在三更半夜……那么赶紧置业吧,只有住进自己的私房,才不会被歧视,才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才有安全感,和真正的私人空间。 如前所述,市场时代必然是巨量人口流动的时代。流动带来活力,流动带来财富,流动当然也应该带来权利与尊严。怎样学会尊重流动族群,让他们不再是黄土地上的吉普赛部落,让北漂有尊严,南漂也有尊严,漂到哪里都有尊严,都宾至如归,从而彻底刷新漂的词义,让漂变得明亮温暖,这,应该构成制度变革的重要方向。否则,难有真正的市场可言,更难有真正的文明可言。 进入 笑蜀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吾乡吾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29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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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没有尊严是苏联崩溃的原因

没有尊严是苏联崩溃的原因 选举网微博圈原创精编 第三期 作者: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1:00:24 阅读量:462次 * 点击 这里 查看腾讯推荐 * * 北岛回来会引起什么“波动”?卑鄙的人还是掌有“通行证”,高尚的人只能撰写“墓志铭”。那个可能是夺走了他的诺奖的“法国人”还在“车站”等着回家的火车’。|| 子云 (@子云) : 总比他完全被一代甚至两代人完全不知道了好,他们完全被隔离,想想是谁的目标达到了啊? * 也许,也许,这就是中国政治的转折点。美国一位学者最近著文解读苏联的崩溃,他说不是因为军备竞赛,不是因为经济萧条,不是因为少数民族,不是因为美国压力,完全是因为苏联人民对没有尊严的日子厌倦了。还我尊严是苏联崩溃的唯一原因。 * 今天我们不会称任何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温家波对记者说,我每天几乎都上网,上网时间最长可达一个小时。我们国家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做中国的总理难,责任重大。还是那句老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总理不错。 http://url.cn/1TdYKy * 看温总理这张照片感觉他苍老了许多。除了身体不适,一定还顶着各种压力。他说话有人不喜欢,听说还被迫检讨过;去现场开记者招待会估计也会有人说他“作秀”。说中国必须政改比不说好,比说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百倍;“作秀”比不做好。要是顶层的都会如此作秀,中国就有希望了。 * 他说了很多中听的话,他不能做很多想做的事。他也不一定能完全约束自己的家人。但是,在所有的领导人里,他离人民最近,最懂得普世价值,最知道没有政治改革今天有的明天都会失去。 * 从故宫到白宫的路有多远?唐德刚说,自1842年开始要经过二百年左右的“历史三峡”中国才能实现民主化的转型。中国人不能搞民主因为,1)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2)中国人不讲游戏规则;3)中国人没有妥协的概念;4)中国历来是以“贤者”管理社会,重质不重量: http://url.cn/1jmeX0 * 邓小平是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如果多数中国人也一致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那中国的问题就少了好多对抗。邓小平能从容地谈民主,能对普选报以肯定的一笑,那是因为邓小平是在谈一党民主,而一党民主并没有排斥普选,一党民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普选民主的本质: http://url.cn/4fBB2X * 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在“中国道路的客观性”中说:“这条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的有益成果,凝结着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从本国国情出发进行的探索和创造。”我觉得这条道不是金光大道,甚至不是羊肠小道,请围观逄教授的文章(http://url.cn/2ZY38E )。 中美关系面临两股暗流,在美国是“中国威胁论”, 在中国是“美国阴谋论”。 中国没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对美国的担心和要求可以置之度外的地步。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特别需要理论创新的阶段。 “中国模式”可能意味着中美永远不会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中国民族主义有时让人感到是伪民族主义,是棍棒式的,帽子式的。 甘愿当炮灰的人民肯定不是大国国民。 在台湾观选让我深深感到,民主的确是一种让人奋起、忘我、催人泪下的东西。 谁都不能为民做主。我们面对的现实和挑战是:什么时候让农民自己作自己的主。 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是中国走向共和的开始。 2011年是中国的拐点,中国人正以崭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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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温州7·23动车事故特稿>当最后的尊严被碾得粉碎

记得曾在一本书中读过:要永远记住,每一个死亡的数字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大,而是要去想,这些数字是由一个人的死亡,加一个人的死亡,再加一个人的死亡……而叠加组成的。死去的并不是一个“1”的数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背后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当最后的尊严被碾得粉碎 文/麦静(中山大学)     二十二年前,当诗人海子躺在山海关的铁路上时,他也许不曾想过,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国家的尊严将被一点点碾得粉碎。先是坦克,然后是卡车,是小轿车,最终是高速动车,死去的人们和他们的尊严,身体残破不全,被委弃在地,践踏成一个真真假假的数字,最终沉入漫长的遗忘与沉默当中。   每次想到陆海天、朱平、陈碧、施李虹这些名字时,总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本以为我对发生在这个国度的灾难已经见得足够的多,已经变得足够的漠然。然而当每一次读到这些名字,以及背后的故事,我总会觉得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人,而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死亡数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如同发生在我身上一样真切。他们本来都不过是最平常的人,一个对这个国家满怀希望的大学生,一个近乡情怯的年轻人,一个满心憧憬的准妈妈,一个嗔怪小女儿的幸福妈妈,他们,如你如我一样,不过想在这个国家里生活得平常、卑微,享有一点并不为过的幸福。   然而,他们永远不能了。他们不明不白地死去,没有人为他们的死承担责任,甚至,他们连体面的死亡都不能享有,也许是在炙热的车厢里等候永远不会再来的救援时缓慢地死去,也许是在死去以后被无情的起重机掘得面目全非。他们死去了,然而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他们将再死去一次:这一次死去的是死者的尊严。   而那些活下来的人呢?人生对于小炜伊而言还不过是条刚刚开头的路,然而已经可以预见到其后漫长的痛苦。这是一个奇迹:两岁半的小女孩在“没有发现生命体征”的车厢里存活多时,而那节载着她的父母以及百十亡魂的车厢,连同其中可能对亲人而言弥足珍贵的遗物,却被掩埋土下,上空是轰隆隆重新飞驰的死亡列车。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只是我不知道,永失父母的小炜伊如何能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国土上建立对生活的信心。   媒体大肆报道第一宗达成协议的赔偿:50万。也许对于那群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里来视察的官老爷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在舆论压力压出来的天文数字。但这对死难者和他们的亲属而言,又能算什么呢?我相信,你把250万塞到杨峰的手里,他宁可把每一张纸币都扔回到这些官老爷的脸上,只要他的5个亲人能够回来。更可笑的是,早签协议还有额外奖励,看清楚铁道部的态度了吗:草民不过蝼蚁命,可买可卖,早点从了官府,老爷我还可法外开恩,再施舍给你们一点银票。   记得曾在一本书中读过:要永远记住,每一个死亡的数字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大,而是要去想,这些数字是由一个人的死亡,加一个人的死亡,再加一个人的死亡……而叠加组成的。死去的并不是一个“1”的数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背后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然而,在这次的悲剧过后,我们甚至连死者是哪些人,事故中曾发生过什么,究竟死了多少个人,都一无所知。一如汶川。这个国家一如既往地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地震中倒塌的是学校,死去的是孩子,出事的是普通的动车,死去的是平民,而政府大楼高耸不倒稳如磐石,领导永无事故安居乐业,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永垂不朽,寿与天齐。   至于死者的尊严,你信不信他们永远没有想过这是什么?反正我是信了。因为当权者他们相信,非自然的死亡永远不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对于他们而言,只有非自然的不死亡:比方说,用着呼吸机和最好的药物苟延残喘多几年,占去大部分的医疗经费。   这几日网上流行一条微博,概括来说差不多就是“三省吾身”,大意是说别骂铁道部或者官方了,我们应该反思自己,伸张正义不畏强势,传道授业蜡炬成灰,侠义心肠济贫扶弱,端正价值观助人为乐,不指望政府,我们靠自己。我不禁感叹,中国人民该是有多“善良”,才能在最后的尊严都被碾得粉碎以后,还自欺欺人地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是因为这种“善良”,这个国家的当权者才能在犯下一次又一次的罪恶之后,还能高枕无忧地骑在人民的头上,并且不思改良,亦不求进取。正是因为这种“我们怎样,国家就怎样”的论调,我们的国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坏,我们的尊严还是一如既往地被践踏成尘碾作泥。而事实是,如常遠所言,“莫再说“我们怎样,这个国家就怎样”,现实情况是,政府怎样,国民就怎样。机器怎样转,螺丝钉就朝那个方向,政府腐败,国民就很难不遵从潜规则,政府说谎,国民说真话就会有危险。”   《布兰诗歌》里的第一首,《O fortuna》,我很喜欢,当中有一句是“我不惧怕命运的巨轮”。如今的中国人,我想没有谁还会惧怕命运,毕竟,我们生活在一片充满奇迹的国土上:“小时候,奇迹是一个柔软的奶瓶,三聚氰氨在里面,良心在外面;长大后,奇迹是一座燃烧的礼堂,孩子在里面,领导在外面;再后来,奇迹是一辆着火的大巴,人在里面,救生锤在外面;到现在,奇迹是一节血迹斑驳的车厢,你在里面,铲车在外面。”然而,权力的巨轮,我们惧怕吗?我们以沉默应对。   那么,当我们最后的尊严也被权力的巨轮碾得粉碎以后,我们将以何应对,中国将以何应对?也许只有时间将说出答案。 (采编:安镜轩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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