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 | 大学生就业难在哪？
@中国日报视频 ：很多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经常自嘲自己的“毕业等于失业”，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就业报告显示，中国岗位空缺数其实大于求职的人数。...
Read More就业
第二期：有就业率是否就业利？
编者按： 作为一名大学生，你关注大学和大学生的相关新闻吗？北斗认为，关心时事，要从关心自己开始。为此北斗试推出一个新栏目：“七星视点”。 每周我们的小编会摘录七条跟大学和大学生相关的新闻，并简单地评论，这是我们北斗如何看，而你如何看呢？欢迎大家来跟北斗小编一起嬉笑怒骂。 不光要仰观星空，还要俯察校园；不光要有学生经历，还要有“七星视点”。 本期是“七星视点”第二期。 七星视点 第二期：有就业率是否就业利？ 1.有就业率是否就业利？ 1月25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应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达 90.7% ，较上一年的87%提高了3个百分点。看到这里，小编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据说在突尼斯变天过程中，大量失业的年轻人是骚乱的主力。突尼斯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突尼斯近年来平均失业率为14％。失业大军中近三成是大学生，突尼斯每年有8万多名大学生踏入社会，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幸运者能找到工作。像我国这么高的就业率，维稳局势无压力啊。 七星视点： 这个数字出来以后，质疑声音很多。就业率这么高，为什么应届生还是抱怨不断呢？小编也是今年本科毕业应届生，从身边同学的经历来看，大家要就业的的确也都能就业，这样的数据也不会偏离事实太远。现在是一个用数字说话的时代，90.7%这么一个干巴巴的数字，确实一下就道出了似乎整个社会就业率的事实，但它道不尽的是求职历程的艰辛和苦闷，道不尽将自己卖给一个跟理想不相关的工作时的那种失落和迷茫。 2.三本改技校，我还是不是大学生 就业数据发布了，谁知道成色如何？前面视点里说了，就业率不能反映就业质量。而且就90%的就业率来说，去年毕业的600多万大学生中，还有60多万尚未就业。面对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相关就业群体的就业前景》报告 认为，应该拆并 三本院校 ( 独立学院 ) 改为技术学校，以适应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和技工荒情况。 七星视点： 人大的报告，似乎提出了一个对症下药的好计划。 结构性失业 ， 一直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大问题。熟练技术工不好找，学了半天什么没学到的大学生却满街跑。大学扩招开始，大学生就变得不再稀罕，渐渐过剩，现今成了社会的累赘。那我们就悔棋吧。撤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三本，重新开技校。可是换了包袱皮包的东西变不了。我们的三本教育体系跟技校教育体系完全不同，这个轨怎么接？一般的，我们把三本学校学生叫做大学生，而技校学生不叫大学生，三本招生人数可能占全部高校的20%-30%， 撤并一部分学校就意味着一部分求学者就失去了成为大学生的机会，那么他们答不答应呢？ 3.选大学，就看《造富榜》？ 上周中国校友会网与《21世纪人才报》发布的最新 《 2011 中国大学造富排行榜 》 本周开始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得到发酵。质疑和支持的声音都在，确实引起了 一场对于大学价值的思考 。这场争论中，比较代表性的声音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孝正 ， 他认为，名校“造富”，猛一看，像是倡导 “知识创造财富”；细一看，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片面了。 七星视点： 很多人觉得上大学就是为了以后赚钱，上北京大学就有79/该校学生人数的概率成为亿万富翁，上小编的学校只有4/该校学生人数的概率成为亿万富翁，那谁不想上北京大学。但是，认真你就输了。《造富榜》只是媒体的噱头，茶余饭后谈谈可以，但这种咨询对选择是没什么参考性的。有人说《2011中国大学研究报告》里也有很多别的榜，应该用别的榜来综合评估一个大学。可中国大学最缺的是个性，是风骨， 没有个性就谈不上大学精神 。用榜来评价大学容易，但真正想依据个性来选大学的时候就难了。 4.“李刚门”关了，可哪里还开着窗 于2011年1月26日在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 “ 10.16 校园车祸案 ” 今日一审宣判，河北省都县人民法院认定李启铭醉酒驾驶，致1人死亡1人受伤，且肇事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李启铭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怎么是六年，小编正要学开车，科目一的理论考试里说“机动车驾驶人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法庭鉴于李启铭认罪态度较好，其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酌情从轻处罚。李启铭的认罪态度，不就是说：“我爸是李刚！” 七星视点： 案子结了，“李刚门”就关了。李启铭确实比较倒霉，他因为喝醉酒，可能本身性格也比较纯真，就一不小心把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秘密讲了出来：手里有权，法律也是浮云。而这以后，“李刚”们肯定会嘱咐好“儿子”们不要随便提自己的名字啦。公开里不提，但私下里，这个名字也还会起作用。因为那些想滥用公权为自己谋求特殊待遇的人，不光明正大地走门了，还会从旁边没关紧的窗子爬过去。 5.“学生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高，还有学生追到火车站来报名的。” 本周春运将达到客流最高峰，但学生流的高峰已经基本过去，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回到了温暖的家中，但是有一部分同学却还待在火车站，这一待也许就是一个寒假。当然，他们是志愿服务的，他们就是 大学生春运志愿者。 据悉，春运志愿者累计参与者将达万人。据某学校团委老师说：“学生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高，还有学生追到火车站来报名的。” 七星视点： 感谢铁道部，他们不仅“不让一个学生站着回家过年”，而且还不让同学们虚度寒假。“能让旅客平安顺利返乡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这是春运志愿者同学们对官方媒体说的话。但也许他们对期盼他们回家的家人和朋友说：真的有 不得不的原因。 6.清理系统垃圾不如直接重装, 湖南大学放假前，一下子清退了26名教师。这些老师“下课”了，就再也不能再回到课堂上课了。这些老师被清退的原因是擅自离岗出国逾期不归。对此有媒体评论， 大学老师不能滥用自由。 七星视点： 高校中老师的饭碗还太结实了。擅自离岗自然不像话，于是被清退。可是那些不离岗在讲台上混的老师呢？那些把学生当作免费劳力干活赚钱的老师呢？湖大校长常务副校长解释说学校要定期依规进行“磁盘整理”，只有将那些不发挥作用却又占用了内存的信息适时清理，才能确保学校“整台电脑”的稳定和高效运行。但小编觉得这个清理做得不够彻底。系统太慢，光清理垃圾也没用，不如干脆重装升级。 7有领导慰问，大学生留校过年就和家一样温暖 下周就是春节了，很多同学还留在学校不能回家过年。据说有领导慰问，大学生留校过年就和家一样温暖。看相关新闻，请百度“大学生留校过年”。除了领导慰问，很多地方或者学校也想了很多别的招来制造“温暖”， 湖北大学规定寒假留校学生每天发短信报平安 。 七星视点： 小编有个同学寒假就打算一个人留在上海寒冷的宿舍里，虽然小编不能像学校领导一样去慰问，但我会给他打个电话拜个年，鼓励他去达成那个以回家过年为代价的目标。 标签： 三本院校 , 就业率 , 志愿者 , 春运 , 李刚 , 留校过年 , 造富榜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面对孩子，我们怎样做志愿者 (2) 南站买票记 (8) 警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3) 第一期：放假我们骑自行车回家吧 (8)
Read More东亚论坛：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影响
核心提示 ： 2009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原文：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migrant workers 作者：Sherry Tao Kong，Xin Meng and Dandan Zhang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发表时间：2010年9月1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的出口订单大量减少和经济增长的衰退。而因为中国的出口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并且大多雇佣农民工，外界普遍相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和/或工资水平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下岗的农民工在关闭的工厂外示威，数百万人可怜地失去了工作，踏上回家的路，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农民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到的影响。 去年，我们估计全球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冲击在13%-19%。但是我们当时强调，对就业的负面冲击事实上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国内政策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突出的是中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施行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以及外部需求的逐步恢复，中国的经济强劲反弹，GDP增速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增长到了第二季度的7.8%。到2009年年底，GDP增速已经超过了8%的预定目标。 现在，最紧急的危机已经过去，我们对它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再次作出了评估。而再次评估的结果显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通过“中国和印尼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项目（RUMiCI）”进行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村家庭”的小组调查，我们比较了2008年和2009年城市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我们观察到，农民工的就业只受到了很小的影响，而且工作时间或者工资几乎没有减少。那些在2009年决定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反而影响到了农村地区——失业农民工从城里返乡的地区。失业农民工手里没有太多钱，这就抑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这更加抑制了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岗位的出现。这种“乘数效应”影响非常大，而且在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什么关注。 以统计术语来说，2009年，至少有1,500万农民工回到了农村（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0%以上）。他们中间大约有80% 回到了农村重新务农，平均来说，只实现了全年工作量的52%。全球金融危机除了造成农民工返乡，我们发现，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下降了3,800万（占所有农村户口总人数的7.5%）。但是对那些已经获得了农村的非农岗位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有所减少。 在我们的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农村的农业部门很可能给返乡的农民工和农村的非农雇工提供了就业缓冲。因为这种缓冲效果，我们没有观察到普遍的失业。当然，这对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农业生产率的降低。 从长远看，小规模农业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大规模、高生产率的农业取代。这会自然地导致农田的集约化，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得卖出他们的土地。那么，对这些人来说，需要有其它手段来缓冲未来的就业冲击。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缓冲将会怎样实现？中国将怎样走向全民福利体系，赋予农民工卖掉土地的权利？如何有效地从一个基于土地的，低效率的传统福利体系，转变成一个更适合现代经济的福利体系？ 在未来数十年，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将会对中国农民工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 Sherry Tao Ko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研究员。Xin Me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教授。Dandan Zha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名博士后 这篇文章是 Ross Garnaut ， Jane Golley 和 Ligang Song （ eds ）的 《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和发展》[英] 一文的概述。该文氛围三大部分【注：我们在考虑部分翻译该文，如果你愿意合作，可以发邮件给我们：xiaomi2020#gmail.com】： 1 ．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户口改革的需要 2 ． 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 3 ． 双城记：200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2010年的改革重点 相关阅读： 东亚论坛：渐进主义——对中国政治矛盾的一种解释 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生存杂志：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咱们工人有力量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Read More官媒：财富分配失衡流动机会减少致中国社会底层扩大
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 近1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面临着日益分化的风险。近期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幼儿园小学凶杀惨案以及企业员工自杀等社会冲突，与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底层扩大不无关联。 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表现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分化。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从社会底层3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再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 造成 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 从财富分配来看，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增加，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直接原因。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2000年基尼系数越过0.4以后，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那些主要凭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群体由于收入增长严重滞缓，如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收入增长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基本处于停滞。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经济增长成果越来越多的份额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分配，财产性收入成为人们分享发展成果新的主要方式，这在造就很多受益群体的同时，也出现更多在这场财富分配盛宴中出局的群体，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底层。 从社会流动来看，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的提高，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流动机会来看，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高校毕业后就业难的出现，社会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变的越来越窄了。从流动成本来看，在近10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抱着外出务工经商、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出来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升、工作环境长期恶劣、生活负担日增等，他们的所得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大获益的景象，相反他们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 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了，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难以支撑孩子的教育；城镇房地产价格猛涨，使他们看不到迁居城镇实现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 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扩大的现象也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围绕着再就业，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为贫困家庭子女就学提供贷款、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问题，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社会底层规模是否因此会缩小，目前来看，政策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社会底层在扩大，而且由于在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财富、教育、权力等多种资源配置劣势位置的重合，这使得社会底层面临着重重困境，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民生艰难，体面生存受到威胁。过去的10年，是中国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快速上涨的10年，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民生保障，不同程度的推向了市场来解决，并且这些公共物品的市场价格一路上涨，然而同期社会底层收入增长却相对滞缓。无力通过市场来满足基本需求。在市场失灵、政府缺位，支出与收入“一涨一缓”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沦入了民生艰难的困境，体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权利受损。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在扩大的同时，社会财富阶层快速崛起。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财富阶层， 但是近10年来中国财富阶层的成长速度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统计，1999年中国内地百富排名榜上榜人数为50人，而2008年达到1000人。同期，排名第50名的财产也从0.5亿元上涨到100亿，其中的2007年更是达到120亿元;前50名财富合计从2004年的1715亿元快速的上涨到 8275亿元。 财富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底层的扩大，二者之间是存在关联的，也就是说 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突出表现在社会底层的权益被侵犯。 如劳动领域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护，工资低下并拖欠工资，不给工人缴纳社会险等等现象并不少见，企业在发展，工人权益却在受损。另外，从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富豪最集中的行业是房地产业。而 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的扩大中，征地拆迁是个重要的原因。一些房地产商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相勾结，暴力拆迁，低价拿地，严重侵占被征地者利益。正是由于一些富豪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底层的权益受损密切相联系，引起民众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 在一些社会底层群体当中出现了“仇富心态”，这种社会心态的出现表明，在社会底层中已不再是相对剥夺感，而正在向绝对剥夺感转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诸多利益问题上，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体制外抗争在底层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社会底层维权行动趋于公开性与多样性。根据我们对东西部地区农民征地纠纷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3%的农民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忍了”，而有 77%的农民表示会采取各种公开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方式包括与对方协商；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找说得上话的官员帮助；打官司；找媒体帮助；暴力反抗和上访静坐示威等。概括来看，社会底层的维权行动分为两大类： 一是体制内抗争，即依照现在体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维权。在遇到利益受到侵犯时，多数社会底层群体不再像过去心存顾忌，而是依据国家法律及政策的相关规定，赋予了维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整个活动具有很大的公开性与多样性。这种体制内的依法维权并不具有太强的冲突性，但是， 这种体制内依法维权的途径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效果甚微。 根据调查，只有1/3社会底层群体认为维权结果是公平和比较公平的，而有2/3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结果的确不公平。从近些年来大量相关案例报道和调查来看，第二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对于社会底层而言，依法维权途径有限且行动成本过高，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往往使他们感到失望。 二是体制外抗争。 在依法维权不能解决问题之后，社会底层群体的维权方式转向体制外维权。和依法维权相比，这种维权方式具有很强的冲突性，超越了现有体制的调控，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与社会失序。 目前来看发生的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以及个体的暴力抗争，其行为主体多为社会底层。概括来看：这种体制外的抗争方式具有 三大特征：一是维权心态具有很强的冲突性，“仇”、“恨”色彩浓厚;二是维权行动强烈，甚至涉及人身伤害攻击;三是维权后果容易引发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底层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这种体制外抗争行动极易引发社会同情的蔓延。 另外， 体制外抗争还有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的反社会 ，如近期接连发生的针对幼儿园和小学的惨案。在人们一致谴责这种行为的同时，还须注意到这些反社会行为的共同特征：一是行凶者多来自社会底层，都有遭遇歧视或权益受损的经历；二是除个别案例外，被攻击的多为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我们不能仅谴责这种反社会行为而不深思背后的社会致因。 目前体制外抗争在社会底层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正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与失序。同时也表明， 现有维权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底层的权益。 如何改变社会底层维权难的现状，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 (作者：胡建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小组成员)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件订阅： http://goo.gl/JpxH 投递您的政府丑闻： Twitter标签： #GoveCn Gmail： GoveCN@Gmail.com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