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

用这一标题来评价重庆近期发生的事件，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当然是指薄熙来的失势。因受王立军事件牵连，薄先是于今年3月15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又于4月10日被暂停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失去了全部政治权力。第二重含义则是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统治社会的实际权力正在由暴力和金钱向信息和知识转移。 4月10日，中国当局仍在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官方媒体也对此大肆宣传。然而这天晚上，无数中国网民正是在谣言的“蛊惑”下才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官方新闻节目播出中央对薄熙来的初步处理结果。 到了晚间11点，电视新闻终于播出了《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和《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进行依法复查》的消息。至此，重庆事件中的绝大部分网络谣言都被中国官方所证实。 中国政治习惯于黑箱作业，官方媒体公开报导“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涉嫌故意杀人这种令党感到尴尬的消息尚属首次。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重庆事件从头到尾都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从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开始直到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公民尼尔伍德，令人目瞪口呆的猛料一个个曝出，并在随后得到官方证实。这一事件中，谣言远远跑在官方的新闻报导之前，并且有着很高的可信度，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谣言迫使政府（也包括美英两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并公开部分真相。互联网迫使政府提高透明度，并推动事件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国当局总是企图控制信息的传播，4月10日晚间中央传达对薄熙来的初步处理结果时仍然按照过去的老做法，先干部后党员，先党内后党外。然而在信息时代，这一手段很难达到预定的目的。晚11点的电视新闻正式播出有关消息之前，相关“谣言”在网络上早已铺天盖地。这一事件中，不仅内幕消息总是提前泄露于海外媒体，就连内部传达的文件和录音也频频暴光于网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展江教授就此发表评论说：“…… 意味着政治与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 如此之多的内部消息暴光于媒体和网络，自然离不开内部知情者的泄露；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共内部的派系已经把向海外媒体爆料当作内部斗争的手段。这种做法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局严厉打击网络谣言，与此同时却发现谣言来自最高层中自己的政治对手那里。这种有违组织纪律的做法必然会使中共传统的信息控制手段失效，也会打破原有的党全权掌控社会和信息的权力关系，使舆论和民意在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结果正如凯文•凯利所说：“在这个时代，开放者赢，中央控制者输。”“控制和保密只能帮倒忙。你无法控制，而开诚布公比遮遮掩掩效果更好。”中共当局无法控制信息的传播，只能被信息的洪流席卷而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亞洲週刊》 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而長期來呼籲推進政改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當局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透過組建股份公司來改變《炎黃春秋》辦刊方向。 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說：「前一段日子，大家都在議論中東，也就是西亞、北非的局勢，到現在，中東的事並沒有完，還在繼續發展。我們應該想一想，當年辛亥革命時，全世界專制主義的國家佔百分之九十，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佔百分之五十，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十左右。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我們怎麼辦？非改革不可！中央黨校的教授杜光，寫了一篇文章是針對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應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年紀大了一點，沒有權沒有勢，但我們還有腦袋。」這是九十七歲的李銳在二月八日《炎黃春秋》雜誌社在北京舉辦的春節聯誼活動上說的一番話。 像李銳這般的政改呼聲近期在北京凝聚成一股強風。距離中共十八大召開尚有八個月，距離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尚不到半個月，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中南海高層也頻頻釋放改革強烈信號，可以預見，無論是中共十八大，還是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上，「改革」勢必再度成為熱詞，不同聲音會在這一平台上匯聚而碰撞，有助於凝聚改革共識。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已開始破題。從「烏坎事件」到因「王立軍事件」正陷於崩潰邊緣的「重慶模式」，從汪洋和溫家寶頻頻吹響政改號角到越南、緬甸等政改的示範效應與壓力，都表明中國政改顯然已蓄勢待發。打黑頭目王立軍事件引爆了危機，也宣告了往回走、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 二零一二年是中國本屆政府施政的最後一年，也是鄧小平推進改革的南巡講話二十週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論述發展和改革的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求是》是中共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陣地。有望在下一屆政府中接任總理的李克強在十八大換屆前發表此文，明顯是為中國新一年政府工作定下「改革」基調。 溫家寶肯定烏坎選舉 最近一個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強調要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二月六日至十日，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他說，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無論是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分配不公問題、反腐敗問題，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們關注的廣東省汕尾陸豐市烏坎村，最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十一名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被譽為中國民主的萌芽。二月三日至四日，溫家寶在廣東聽取基層民眾意見時說，農村辦事要廣泛聽取農民意見，要由農民作主。一定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堅定不移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會村民直選。他說，二十年前，八十多歲的鄧小平到廣東視察，明確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死路一條。 溫家寶在短短兩週內，數次強調要永不停頓地推進改革。一月三十一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透露了三月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政策基調，繼續搞好經濟宏調、切實解決民生難題、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他強調，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一月十八日，溫家寶在結束對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海灣三國訪問前夕的記者會上說，「任何動盪都有內因和外因，但我以為，內因還是主要的」，「任何政府的責任都是為人民謀利益，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聯繫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改善政府工作」。 辦成《求是》第二？ 然而，長期來堅定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炎黃春秋》社長、社委會主任杜導正接受採訪時說，現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改變《炎黃春秋》二十一年來的辦刊方針。他們的辦法是透過組建股份公司，用權力和票子控制大股，因董事會掌握人事權，從而改變辦刊方向，想辦成學術性刊物，有的人還說要把《炎黃春秋》辦成第二個《求是》。 他說：「國家此次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或標準是兩個：第一個是社會效益；第二個是經濟效益。照這兩個標準看，《炎黃春秋》現在都在八十分以上。從社會效益看，宣傳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為全面體制改革大聲呼號，對人對事堅持實事求是精神，說實話，說公道話。這份刊物真正是讀者自己掏腰包訂購的刊物，發行量由去年的十二萬份，上升為今年的十五萬份。它增強了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從經濟效益看，《炎黃春秋》創辦以來，國家從沒給過一分錢，我們又不善經營，現在已經能夠做到自給有餘，二零一一年上繳稅費二十八萬元（人民幣，下同），上繳主管部門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管理費五萬元。」 有學人說，現在《炎黃春秋》的運行體制是「四不像」體制。說是事業單位，又沒有事業編制和財政投入；說是企業單位，又掛著事業單位的牌子；說是國有，又沒有國家一文錢的資產投入；說是民營，又叫國有事業單位，戴著「國有」的帽子。這就是《炎黃春秋》的歷史與現狀。 杜導正說﹕「我們受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研究會幫了我們許多忙，但人事權、發稿權，掌握在雜誌社的議事機構編委會、行政機構社委會手上，刊物運作一切權力歸社委會。在這種體制下運行，有原則，又很靈活，所以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才這麼好。《炎黃春秋》的這一套體制、運作機制是成功的。《炎黃春秋》的這種市場化、社會化探索已為國家文化體制改革闖出一條新路。」 運作體制應得到扶持 他說，國家文化系統處於大轉折大發展時期，《炎黃春秋》這種成功的運作體制效益和效果明顯，理應得到政府明確保護和扶持。當然，這一套「四不像」體制會有缺失，還要改進。他說：「上級部門應該繼續承認我們這個體制，切望不要在當下轉制這件事上出難題，可等待時機成熟時再考慮轉制問題。如果現在強行改變雜誌現有體制和運作模式，我們就無法再勇敢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再不敢對人對事說實話公道話了。那將違背讀者和作者心願，違背六十個編委和上百老幹部與學者心願，後果是嚴重的，有人說甚至可能釀成政治事件，二月初山東省濟南市就出過一起。」 杜導正說，「二十一年辦刊經驗：小是小非可以讓步，大是大非寸步不讓。大是大非讓步的後果，不是個人、小團體，而是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失敗。《炎黃春秋》已經邁過了許多個『坎』，現在又面臨一個大『坎』」，「十八大開幕在即，我們願和大家一起，營造和諧輿論環境，不給黨與國家製造新麻煩。我們重申：一，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不動搖；二，堅持對人對事實事求是原則不動搖；三，遵守憲法不動搖；對於背離憲法的法規允許我們獨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見；四，全面推進體制改革，當前著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是體制內改革派，也有人稱是務實派、民主派。五，《炎黃春秋》對此次體制改革的底線是：基本維護現在體制，服從二十一年的辦刊宗旨，對股份制、董事會等想法，我們可以再作思考，但票子一定要服從理想」。 二月八日《炎黃春秋》舉辦春節聯誼會，周有光、閻長貴、章詒和、張思之、蔣彥永、戴煌、張木生、展江、丁冬、劉志琴、高放、馬曉力等一百七十多名老幹部和專家學者出席，為《炎黃春秋》再遇風波、面臨「大坎」出謀劃策，共商《炎黃春秋》何去何從。 前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陸定一之子陸德認為，《炎黃春秋》在全國報刊中，是難得的堅持講真話、不趨炎附勢的刊物。他說：「現實生活裏確實有人藉口為政治服務而說假話。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不讓人們知道，這根本不是我黨的新聞觀。十七屆六中全會主題是發展文化，我學習了有關文件，我發現文件的一個主要思想講發展文化的目的，九九歸一，歸於正統，強調儒家思想，這是不對的。春秋時期還講百家爭鳴，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儒家的根本是皇道思想，集權統治。歷史賦予《炎黃春秋》一個非常光榮的使命，就是堅持改革。當前最突出的兩個問題，一是腐敗，二是貧富懸殊。我國已經排進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八個國家，有人私自修改居民收入恩格爾系數，隱瞞貧困的真實狀況。現在每年的群體事件已經超過十萬起，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最近受《炎黃春秋》的邀請出任新編委。他說：「我想，能同這樣一群有思想、有靈魂、有正義感的朋友在一起，這是我榮幸。一位年輕記者採訪我，我反過來問他，年輕觀眾對我們談歷史會有興趣嗎？他說，你不知道，我們非常希望看見真實的歷史，但現在看不到，我們很無奈。來採訪你，就是為了了解真歷史。歷史上，秦朝趙高指鹿為馬，滿朝文武全體失語，秦朝二世而亡。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一幕重演，所以要講真話。儘管困難，我決心跟《炎黃春秋》的老編委一起保衛《炎黃春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葉劍英之女葉向真說：「《炎黃春秋》是一本老中青讀者都愛看的雜誌。說到忠言逆耳，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薦一本《群書治要》，此書再版時習仲勳也題了詞『古鏡今鑑』。歷史證明，只聽吹捧話，聽不得逆耳忠言的王朝一定要滅亡。只有像《炎黃春秋》這樣的刊物才是真的跟黨和政府一致，像魏徵一樣，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心不真，他的言論對領導是有害的。領導人應該經常下來跟人民溝通，聽老同志的意見，他們是對國家最有發言權的人。」 原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資中筠說，《炎黃春秋》應該說是穩重、嚴謹的刊物。他們代表了大家心裏想說的話，是「最大公約數」，所以並不算是很突出。但這樣一份雜誌，為什麼每年都會碰上「生死存亡」問題呢？法定代表人、常務社長吳思要發揮作用，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學會生存。但生存的意義在於堅持原則。記得美國當初要通過《愛國者法》，主張為了國家安全，政府可以查老百性的E-mail、百姓的通信，查某人到圖書館借過什麼書，並認為這是美國公民為了國家安全應該作出的犧牲。但這個法律最終遭到多數人反對，因為它侵犯了美國人最珍惜的東西。如果犧牲了原則，那《炎黃春秋》就沒必要生存下去。跨過了底線，雖生猶死，名存實亡。如果《炎黃春秋》改弦易轍，說明他們容不下一點點良心和真話，那這個社會更沒有希望了。 沒有清算文革流毒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陶斯亮說：多年來，意識形態部門總是盯著右，沒有清算文革的流毒。最近聽說二零一二年將會是極左勢力亮劍的一年。執政過程中積累了很多問題，長期的民怨引起了突發事件。社會上的反對力量打不倒共產黨，能打倒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己，千萬不能因為執政不得法而引起廣泛民變。她說：「《炎黃春秋》是三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捍衛者，是體制內穩健轉型的支持者，呼籲的是改革開放，這些人是真正的改革派。杜導正一生三起三落歷盡坎坷。在廣東曾被我父親陶鑄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他後來一直實事求是地評價我父親，功過是非相當客觀。在雜誌社，他培養了年輕一代，應該像杜老一樣地做人，沒有私心，客觀公正地做人。希望他們把《炎黃春秋》繼續辦成一個講真話的陣地，我們黨應該有足夠的胸懷，秉持春秋大義，讓他們把刊物辦好。」 國際問題專家、黨史學者何方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到現在經濟市場化已經取得了共識，除個別小問題外，沒大分歧了。政治民主化卻複雜一點。這些年從拉丁美洲開始，最近到了西亞、北非。對這個潮流，我們採取什麼態度？我們在世界大潮面前是落伍者。在有些方面是往後退。有人想方設法干涉別人的自由，想方設法把民主思想搞掉，有人把搞掉《炎黃春秋》當成向上爬的台階。這是舉什麼旗的問題，不僅是《炎黃春秋》，而是全國輿論界的大問題。有人老想採取『延安整風』的方式來整肅輿論，這是歷史倒退。」 作者：江迅

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2012年 2月 04日 奇闻：默克尔欲访《南周》《南周》称没空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AP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温江宝总理的陪同下访问广州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广州访问期间未能如愿造访敢言媒体《南方周末》编辑部。南方报业媒体人坦承访问计划“泡汤”是压力使然；而南方报系近期“低调”背后的压力却不单单来自官方，更与左派文营的大肆猛攻有关。 此前外间有关默克尔总理访问《南周》编辑部或“见光死”的消息得以应验。默克尔2月3日在广州访问期间，没有前往南方报业。 *南方报业：工作忙无法接待默克尔* 默克尔访《南周》未能成行，原因不是她太忙，而是南方报业太忙。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援引《南周》未具名编辑的话说，南方报业方面以“工作忙，无法接待”为由，拒绝了默克尔的访问要求。 官网截图 官网截图 当然，此前曾独家采访到访德国总理的《南方周末》这样说是言不由衷，是在压力之下不得不这样说。 *南方报业压力下的低调* 南方报业资深编辑鄢烈山说，作为《南方日报》的子报，《南周》也有上级宣传部门在管；接待或者不接待，什么能说或不能说，不是报社单方面能决定的。 曾在2007年和09年默克尔访华期间两度与其会面的传媒学者展江，对南方报业拒绝默克尔访问也不感到意外。他注意到，南方报业在压力之下，刻意保持低调。 展江说：“其实现在除了官方与媒体的关系以外，你知道现在有北大的孔(庆东)教授，还有那位去美国伤了脑袋的司马南先生，他们对南方(报)系有很多指责。这个是民间的，不是官方的。那么据我了解到的一点情况，就是南方那边，他们现在处在一个比较低调的时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南方报系的低调表现在，挨了骂也不回应，也希望避开默克尔访问这样的事情。他说，南方报业自己会这样想，也可能会得到有关方面的明示或暗示。 *鄢烈山：左派放肆下的民间压力* 南方报业编辑鄢烈山也承认，南方媒体当然愿意保持低调。他道出了南方报系低调背后的两重压力：一是宣传部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媒体的控制，这是国际公认，也是执政党并不讳言的；而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民间的压力。 鄢烈山说：“民间的压力其实当然是多年宣传造成的，还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放纵，就是那种民粹主义，或者极左思潮回头泛滥。邓小平时期就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应当怎样评价其实党都是有决议的。但是这些年，你看‘乌有之乡’的那些人，特别是以孔庆东为代表，非常放肆，动不动就骂我们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甚至组织了一些行为艺术，要火烧南方报业。” 鄢烈山说，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并没有真正得到上面的处理。他认为，孔庆东们的放肆言论，应当是得到上面的默许。 *上层默许左营谩骂 南方沉默可理解* 鄢烈山说：“他是那种极左的嘛，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极左的。但是如果是一种极右的，或者另外一种，马上你就要坐大牢了。所以在这样大的环境下，说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南方报系也不坑声，假装没听见，要保持低调。” 传媒学者展江认为，今年要开十八大，官方的逻辑当然是维稳，而同时南方报系又受到一些抨击，被贴上“汉奸”、“带路党”这样的标签，因此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沉默和不回应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展江认为南方报系的低调并非意味着官方对其施以更大的压力，反而官方会认为南方报系这样做是稳妥的。他相信其中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 *展江：左派有施展其影响的空间* 展江说，左、右两派与其互相攻击，不如各司其职。他说，如果左派希望社会更公正，其实有很大的施展空间；而右派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公权力不受限制，政治改革没有踏踏实实地开展。他说，左右双方的诉求其实都有道理。 但是，他认为在现今中国缺乏公正的情况下，左派虽有很大空间和号召力，但遗憾的是当真正发生不公正的事情时，他们发出的声音比较少，反而是所谓的右派在发声、行动。 *鄢烈山：极左回潮有复杂背景* 南方报业的资深编辑鄢烈山则认为，当前极左思潮的回潮有着复杂的背景：民间情绪和毛泽东时代的呼应，那种对官僚阶层的仇恨，对富人的仇恨，和毛泽东时代是非常吻合的，因而毛思想在这个时代得到一些人的呼应是可以理解的。 鄢烈山说，对此左右为难的官方继承的是毛时代的那种“党天下”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而它要让政权合法化，就会对毛和文革的错误讳莫如深，并对那些歌颂文革的人睁只眼闭只眼，以致这些人变得如此嚣张。 不过，鄢烈山说，也不必对此悲观，因为媒体受到的管束虽然越来越多，但言论的空间也在变大。他说，鉴于当前状况，大家认为不必无谓受伤害或者作出牺牲，保持低调也是应该的。

实施网络实名制以后，韩国主要网站成为了黑客们的主要攻击对象。一旦网站被攻破，施行实名制的网站显然比匿名制的网站更令人不安。2008年针对eBay韩国子网站的黑客攻击，导致1800余万网民真实资料泄露。

中国蒙牛集团最近爆出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但有消息称，中宣部已经下令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此事。 12月24日，蒙牛集团在四川眉山的子公司，在国家质检总局派出检测小组的一次抽查中，被查出，其10月份生产的一批次盒装鲜奶，疑似因饲料被致癌物黄曲霉素污染，导致成品鲜奶中检出黄曲霉素M1超标140%。 这一抽查结果由国家质检总局在网站公布后，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舆论哗然。蒙牛公司不仅涉及三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几年来，与蒙牛相关的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屡屡出现。 2008年9月，蒙牛爆出“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2月，蒙牛特仑苏被爆出含激素类OMP；2010年10月，蒙牛被指策划“圣元奶粉性早熟门”；2011年4月3日，陕西榆林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4月，蒙牛财务总监称出口香港产品出问题几率要比内地小得多，舆论哗然。 因此，连日来，在被认为是中国网络舆论晴雨表的微博上，有不少知名网友提出抵制蒙牛等激进号召。 中国媒体的对此事的进一步报道遭到中宣部的新闻禁令的阻止。 12月27日晚间，《21世纪经济报道》的产经版的编辑在微博上抱怨说，“说件狗血的事情，（就算）违规，我也要说，今天关于蒙牛的禁令不是一条，是两条！” 他描述说，第一条禁令说“不让炒作”，于是，该报自然而然的认为，“可以报道”；第二条禁令才是（完全）禁止报道。于是，“我版面上的稿子从改好，到被撤、做调整”，连发两道（金牌），以为我是岳飞呐！“ 他透露，中宣部今天晚间发出的第二条关于蒙牛的报道指令内容是，“再次重申，关于蒙牛乳品事件，除了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外，其他来源包括自采消息一律不报道不评论，请严格遵照实行。”很快，他的微薄不明原因地被删除。据了解，除了该报外，全国不少媒体都陆续收到禁止继续报道此事的禁令。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谁要是禁止这样的信息传播，谁就是非人类。” 而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守谦则评论说，“搞不懂有些部门。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此禁言只会换来更为恶劣的社会观感，引发更大规模的舆论喧嚣。” 有知情者称，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虽是山西忻州人，但其公开简历显示，从1964年，他在内蒙古集宁师范学习起，就长期在内蒙任职，一直到1993年，他从中共内蒙古赤峰市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才离开内蒙进京。 一位内蒙古籍新闻从业者称，一直以来，“蒙牛、伊利利用广告投放和中宣部内蒙人的关系，两种渠道操纵媒体，不让大众看到其负面新闻。” 据她的描述，这两家奶业巨头，虽然互为对手，但却都能掌控宣传机器。“如果拿广告搞不定，就通过搞定个别人假传”圣旨“什么，屡次发生，跟禁令库比对过，有时候根本没有(正式禁令)，真“圣旨”的情况比较少，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几个月前，帮助举报另一家内蒙大型奶业巨头伊利董事长潘刚涉及贪腐的的《内蒙古商报》60岁的社长李希晓，被刑事拘留后推上法庭，可能将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罕见罪名被判刑。 值得关注的，刘云山的长子刘乐飞管理的号称内地最大规模人民币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募资规模为90亿元，伊利集团是股东之一。当时，中宣部也发出禁令，禁止继续报道伊利董事长潘刚因可能贪腐而被举报的事件。

12月 山西省临县安家庄乡党委书记曹莉 15岁即参加工作 免职 10月 陕西蓝田县小寨镇政府党委委员薛冬 10岁获大专学历 信息录入错误 10月 陕西旬邑县政法委书记田更文 16岁本科毕业并参加工作 信息录入错误 10月 陕西志丹县副县长黄华 3岁半就上小学 履历无问题 9月 陕西武功商务办纪委书记张凌雁 年龄造假 免职 9月 河北馆陶县代县长闫宁 简历在当地被列为机密 正在调

香港《明报》报道，山西交警和货车司机间的「潜规则交易」已成社会毒瘤。有内地学者指，表面上，交警收黑钱，司机少给钱，好像双方皆占便宜，但受损终是国家。事件虽发生在山西，却是普遍现象，「涉事公安应被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 报道写道：”北京外国语学院新闻学教授展江认为，年近岁末，各地警方下达收钱指标，「乱收费是滥权行为」。「中国问题学」学者胡星斗称，乱收费导致物流成本高，「司机少罚款，公安少收钱。于是，形成司机和交警私下达成潜规则交易的恶性循环」。「损害的终是国家利益。」他说，此事是公权力失去规范和制约的典型，公权滥用导致国家公信力、权威性皆受挑战，与此同时，本属于国家的经济收入，却被装入私囊，还造成国家收入流失。” 报道接着写道：”「财政支出的结构也该调整。」胡星斗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拨款不足的确存在，「鼓励地方公安自己搞创收（创造收入）」。制度对公权力本已缺乏监督制约，令利用公权牟利、权力强制征收敛财、权力经营等现象成为社会毒瘤。他亦说：「乱收费等同于贪污，今次事件公安部门应严格处罚，不仅将涉事交警开除公职，还应对他们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公安部门还应开通举报电话、网站等，鼓励民众举报监督。” 在香港政局方面，香港特首竞选即将开始。但香港《苹果日报》透露，北京通过许多手法在秘密操纵选举。该报本周的评论写道：”《苹果日报》经深入调查，以大量事实，揭发中共和建制派在区选中疯狂种票的种种具体证据。这样的事，如发生在回归前的香港，必会全城哗然，各大传媒纷纷跟进，官员厉声谴责，甚而警方或廉署介入调查。追求公平公正，是香港传统价值，也是我们成功的要素。然而，回归14年后，这次事件却没有造成轰动。多数传媒不予重视，政府官员轻轻放下，……市民的反应也冷淡，网络甚至有人质疑《苹果》有偏见，为泛民在区选惨败找藉口。这件事进一步说明，香港传统价值观在一国的强势下正在流失。” 评论写道：”市民对两任特首，特别是曾特首的种种倒行逆施感愤怒，对施政向大地产商倾斜造就地产霸权、贫富悬殊极不满。推动民主、要求还政于民，又因中央干预、特区政府配合而无可奈何。香港人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劣政的忍受程度很高。对激起公愤的烂施政，骂一阵事情就过去了。市民善忘，也接受既成事实，比如在新特首选举中，两个烂苹果选其一，看来市民最终也不了了之地接受。……毫无疑问，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选民，都趋向求稳定、反对改革，他们大都短视，只顾眼前利益，因此外国选举议题多讲福利，讲减税，不会讲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因为这些东西已如阳光空气一样，既已有之也不觉其存在也。 香港人所关心的事已较外国选民为多。六四已过去22年，每年仍然有数以万计市民参加烛光集会；为反对23条立法超过50万人上街，尽管这法例的通过未必即时影响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评论最后写道：”但这不足够。因为香港面对专权政治的威压，中国领导人已明言要香港「三权合作」，也就是要摧毁三权分立，港人会因此而失去独立司法的保护，若任由恶劣的政治发展，香港将会沦为与大陆一样的缺乏自由、法治，任由当权者鱼肉的社会。……没有民主保障，自由法治保得住吗？面对权利会被剥夺的前景，香港人不能只顾眼前。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即使是自由法治稳固的国家尚被提醒要时刻警剔，何况香港的处境呢？” 摘编：李华（香港特约记者） 责编：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