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下流》电音版! http://t.cn/ae1uex 在时代的洪流中，在葬身鱼腹之前，且让我们先听一听水妖的歌声。 梁基爵作曲，周耀辉作词的黄耀明新歌《下流》尚未正式出版，俨然已成为年度一大金曲。这将是黄耀明新专辑主打歌，不过据说《下流》的歌名很难通过审查，有可能被迫改为《流》，假如真是如此，也堪称音乐史一大笑话。不管如何，这首歌已经已各种途径在流传。我目前听到的《下流》有三个版本：素净的键琴版，热烈的摇滚版，时髦的电舞版，其底子还是民谣，它特别需要突出唱，需要以简洁流畅的曲式让人听清歌词并一起顺流而下，最终汇入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图景： 他们往上奋斗 我们往下漂流 靠着刹那的码头 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 他们住在高楼 我们躺在洪流 然而末了却忽然从惊涛拍岸的远景拉回冷月敲窗的特写： 不为日子皱眉头 答应你只为吻你才低头 这是典型的大时代恋曲，或者说，以情歌方式唱出的时代曲。言情兼咏志的古典情怀融入现代感性，现实图景被聚焦为黑色镶金的象征。这是华语歌曲在八十年代便牢牢奠定的传统——在台湾有罗大佑，在大陆有崔健，在香港有达明一派——性情与政治共冶一炉，情歌的导火索通向时代曲，引爆集体记忆。 “下流”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涵义首先当然直指下半身，假若望文生义，容易引发误会和禁忌；然而自从日本《下流社会》一书畅销一时，对应于“上流社会”的“下流社会”一词也开始进入公共语境，经常会出现在媒体，或多或少取代了“下层”或“底层”。然而“下流”比“下层”或“底层”好在一个“流”字，形象又准确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财富和地位的浮动，地域和空间的迁徙，身份和角色的游移。 其实早在香港经济起飞之初——同时也是粤语流行曲发轫之初——“下流”已经随社会急剧转型而应运而生。1974年的电视剧《上下流》，于今没多少人知道，但薛家燕唱的主题歌《上下流序曲》一路传唱至今，那是一首“穷开心”的喜剧嗨曲。 时隔一代，黄耀明又唱出那首在演唱会曾与容祖儿合唱的《穷风流》： 就做快活的狗，任浮华溜走 谁又买到快乐，谁在喝可乐，换到了快乐 穷也穷得快乐 ——从穷开心到穷风流，是一以贯之隔代流传的“下流”浪漫精神。而从《穷风流》到《下流》上升了一个境界——《下流》赋予“下流”这个词新的涵义，不仅仅是“下流社会”之“下流”，还是顺流而下的自由。 《下流》事关世道人心的安全感，事关一个国力空前强盛欲望空前膨胀然而安全感反而极度缺失的社会，事关能否多少将不安和惶惑内化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潇洒。高楼和户口，是眼下中国社会的两大伤口。没有房子没有户口的人固然可以向上奋斗，固然可以继续当房奴和黑户，当“诗意的栖居”已经沦为房地产广告，已经沦为官府与资本暴利黑心的遮羞布，区区一首流行歌实在无能为力，但偶或有助于纾解愤懑，提醒你真正诗意的栖居方式也许是放弃画地为牢的栖居，把命运交给奔腾直下的河流——“靠着刹那的码头，我们躺在洪流”。 “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下流》意欲超越将上流与下流社会对立起来的诉求模式，固然也有世态炎凉的刻画和百感交集的抒发，但最终既不是怨曲，也不是抗议歌曲，更不是民粹乃至仇富，“往下漂流”并非穷困落魄，而是一种坦荡激扬的快乐精神。 这样的”下流精神“并非针对上流社会，上流人亦应有”下流精神“。如今富人也不见得高枕无忧，甚至越富越没安全感（薛家燕昔日也讽刺过上流人”终归都没觉训“），否则不会一边与体制同流合污以求自保，一边向国外转移财产乃至干脆移民。向上奋斗与向下漂流也可以是同一个人的双面，如同古人儒道互补，如同”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在大陆，大把职场精英一手mba教材一手佛经，而在香港，下了班的白领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去上考证补习班——为了增加向上奋斗的竞争力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最后，在午夜时分心力交瘁之际，或许会逃进ktv唱一曲《下流》。 假如进一步打开想象空间，还不妨把上下流之间的流动理解为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南征北战”，理解为大中华空前汹涌的“自由行”时代的到来。黄耀明《下流》以国语演绎，也是为了唤起最大范围的共鸣。港台文化人艺人纷纷北上，包括黄耀明频频参加大陆音乐节，包括周耀辉在大陆出书，也都是突破固有地域文化和市场空间的奋斗与漂流。而大陆人的香港梦则远为斑斓驳杂，它意味着一罐安全的奶粉，一张出生证，也意味着“一国两制”的自由。不同社会制度的暗礁上，上下流的激荡愈来愈险象环生气势万千。 或许”下流“的浪漫新意对一个流民犹如恒河沙数的专制古国来说未免过于奢侈。这个疯狂拆迁的国度，农民源源不断地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出走，成为流民，向城市进发，又被城市驱赶，从前他们身上插着一个更为耻辱但也更为准确的标签：盲流。不知是疯子领着瞎子，还是瞎子领着疯子，这样的时代依旧需要《天问》的续集。 这个疯狂而盲目的国度正在向全球输送愈来愈庞大的”全球化流民“大军，他们或许都不能称为旅行团，而应该是购物团。在香港，为了帮左小祖咒的夫人小莉买两瓶孕妇防皱霜，我扛着一包反动书籍从旺角逛到尖沙咀，最终居然一无所获，因为大陆大肚婆早就把孕妇防皱霜一扫而空，以至于化妆品店不得不在有些产品上贴纸温馨提示：每人限购一瓶。在巴黎蓬皮杜中心，一队接一队中国游客喧哗而过，拍照留念却几乎无人会走进去观摩，而在老佛爷，与其说他们在买包还不如说他们在攞命。“全球化流民”急需通过攞命血拼购物来表明自己已经从下流晋身上流，至少已经“到中流击水”，因为从前饿得太久，一旦放开肚皮便吃相难看。而从下流进入上流的更为醒目的标志是外国绿卡，是从全球化流民变为全球化移民。这样的时代需要《今天应该很高兴》的续集。 这样的时代，需要《下流》以及更多这样的“刹那的码头”，供人在惊涛骇浪中停靠，“答应只为吻你才低头”，最后一语照亮了漫漫长河。“下流精神”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民粹主义，它关乎自由，更关乎爱与尊严。 不管是逆流而上的摇滚，还是顺流而下的民谣，俱在大时代的洪流中载浮载沉，户口灰飞烟灭，码头粉身碎骨，而《下流》就这样往下漂流，将一己悲欢，付诸历史长河—   “手牵手，往历史下流。”

最近我去台北政治大学传媒学院上了一堂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课，课上发现台湾的90后对大陆了解极为有限，然而他们大多知道地沟油，甚至有的还知道城管，总之地沟油和城管看来远远比崔健有名。 主持这个“大众文化与流行音乐”课程的政大钟适芳老师指出“你们有地沟油，我们也有膨化剂呀。”  有一次读到侯孝贤一个访谈，侯导说：“我还是会想起以前在城隍庙，打架打成流氓头领的日子，我觉得那才是男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女性以后会比男性强。但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我在微博上转了他这段话，马上有台湾朋友跳出来控诉：为什么台湾男人现在越来越中性越来越娘？都是从小吃膨化剂吃出来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扯淡，我可以考虑写篇文章比较两岸音乐了：《地沟油老愤青与膨化剂小清新》。然而，台湾膨化剂食品早就攻占大陆市场，毒害大陆青少年应该比毒害台湾青少年为甚。而地沟油要在台湾谋求发展却很不容易，不只是因为台湾人口味偏淡，也不仅仅是人家道德水准高，最大的原因是台湾人的日常饮食标准实在太高，高到店家若想玩猫腻投机取巧，只能自取灭亡。 我的台湾美食之旅仰仗陈升带路。这位宝岛歌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吃货和酒鬼，他带我吃过一顿惊世骇俗终身难忘的黑鲔鱼豪宴。然而黑鲔鱼只有南部的东港才盛产，并且只有每年五月才有，加上大量出口日本，一般台湾人不容易吃上，我不会把黑鲔鱼当成台湾美食代表，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状态和气质，体现在最普通的食物上：一碗姜母鸭，一碗土虱，一碗牛肉面…… 陈升曾撰文宣称：“如果什么狗屁天王的名号和在自由自在的夜市吃一碗药炖土虱让我选，我情愿用一百个天王去换得一碗土虱。” 于是在台北、台中、高雄浩浩荡荡的小吃夜市上，我看到成千上万天王倒毙在一碗土虱或一碗牛肉面旁边，歪裂的嘴角淌着口水。 在台中的“中华夜市”，陈升遥指一望无际的成百上千家小吃竖起手指：“一共要吃7家！”但吃到第6家，我走路已经像企鹅了，升哥又大手一挥：“台中这样的小吃街一共有4条。” 难免有小吃摊老板和食客狐疑地盯着他――这张脸显然属于陈升，但一个老天王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廉价的小吃摊？――而陈升也会盯着对方，直到对方自觉没趣，他才施施然付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趿着人字拖鞋扬长而去。当然有时也有厨师会扑过来，让陈升在围裙上签名，这个吃货大笔一挥写下——“好好吃 后来我一个人去了台南，陈升说台南没有台中那样很集中的小吃街，很分散，得慢慢找。 到了台南我才明白：这个古朴的小城压根就不需要规划出什么小吃街美食街，因为全城遍地美食触目皆是，一天时间我吃了八顿：牛肉汤，羊肉汤，羊杂汤，虱目鱼肚，鸭肉羹，鳝鱼意面，鲜鱼汤，萝卜丝鱼饼，海胆粥……还有很多，实在没有多余胃可以去装。为了可以多吃几家，我甚至拒绝附送的米饭。我甚至庆幸天气酷热，令我得以走完一条街就换一种鲜榨混合水果饮料喝，最终有一种柠檬莲藕没喝到，引为台南之旅一大憾事。 台北最著名的吃，是最普通的牛肉面。这是令两岸人士百思难得其解的一件事，因为大陆并没有如此尊崇牛肉面的风气，台湾从前也没有，台湾本地人并没有狂吃牛肉面的传统，恐怕是四九年之后牛肉面才慢慢应运而生，较多的说法是源于眷村的大陆北方老兵，他们用简单的酱油卤汁浇上牛肉面来吃，后来牛肉面渐渐改良进化，俨然成了台北一个小小的城市图腾。  有一次，陈升带路去吃牛肉面，不惜走很长的路，从重庆南路经过著名的“补习街”（这儿到处都是各类应试学校和家教辅导），在一个窄得不能再窄的巷口，我们占满了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牛肉面店，一共只有三张小桌子。店名曰“刘山东”，又铭曰“始于1951”。在这家山东老兵开的家庭小店，我吃到平生最棒的一碗牛肉面。“刘山东”墙上挂着马英九亲笔签名的奖状――原来马任市长时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台北牛肉面节，刘山东是比赛得奖的。后来我发现，很多牛肉面店都有马英九签名的奖状，没得奖的也有一张感谢状——市长大人感谢你支持和参加台北牛肉面节。  台北是平民的，日常的，它当然也是快节奏的――但即使是牛肉面这样的“快餐”，也是老火靓汤慢慢熬出来的。台湾的味道，正在一个慢字。每个台北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牛肉面排行榜。据说有一家奢侈馆子一碗牛肉面卖几千台币，但那是孤例，仅限于满足有钱人猎奇心理。一百或一百多台币一碗的绝佳美味牛肉面比比皆是。 美食的平民性，在食品安全危机触目惊心的今日，是个绝佳的博士论文题目，怎么就没人写一部《一碗牛肉面的前世今生》呢？一碗牛肉面如何在四九年飘洋过海，被思乡心切的外省老兵发扬光大……最终沉淀，浓缩，熬制出台北的劲道。 九月份台湾屏东有两个大节，一个是“世界民谣音乐节”，一个是“世界猪脚节”—令人捧腹，奋蹄狂奔！ 而咱这边，要做就大做大而无当的“国际美食节”，一玩就是满汉全席宫廷秘笈大国崛起，哪会在区区一个猪蹄或一碗牛肉面上小题大做？ 咱这边已经越来越难吃到一碗好的牛肉面了。北京的牛肉面得打上“加州”二字似乎才名正言顺，更可笑的还有人在“加州牛肉面大王”前再加上“李先生”什么的，把加州唐人街搬到北京来。国产牛奶沦丧，国产牛肉面也沦丧，得贴一贴加州的商标才灵。肉价飞涨，我家门口那家“成都美食”，不单面和肉完全分离，也就是根本没有事先熬的牛肉汤，而只是一边煮面一边扔进牛肉，而且牛肉一片一片少下去，一点一点消瘦下去。有一天，当那碗牛肉面上面只晾了一小片孤苦伶仃薄如蝉翼的牛肉时，我忍无可忍地要求服务员把那片牛肉拿掉，“我宁可吃斋面，也不能让你们这么污辱牛肉面。”肉价飞涨只是原因之一，店家和厨师对于自己做的食物，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活儿，早已丧失基本的尊重。 “刘山东”只是台北无数小店中的一家，当然不能跟全聚德东来顺这样的国际名牌相比。若论美食文化，大陆自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始于1951年算个鸟，老子随便都能给你整出一套始于开元元年、始于万历十五年之类的深具人文精神兼民族气节的菜系出来。但在北京，始于1951年、地盘历经半个多世纪都没挪的小馆子能有几家？而台北比比皆是。老字号的沦亡，先是因为革命年代的动荡，后是因为开放时代的“城市规划”。一座随时随地拆迁的城市，是容不下一碗始于1951年的牛肉面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干什么都猴急猴急的社会，是没有心思慢慢熬一碗牛肉面的。 台湾学者张铁志，大概是民国文人的文章看得太多了，一来帝京便去前门凭吊，但是凭吊或默哀是可以的，想吃顿好的却不容易，他和女友兴致勃勃地进去全聚德朝圣，没想到那儿真是赶鸭子上架，摩肩接踵人鸭不分，还没吃完鸭子，服务员就像赶鸭子一样催着你快点走别占地儿。张铁志问我：不吃全聚德还能吃啥呢？我想了想，倒是有家爆肚，在普遍难吃的前门显得鹤立鸡群，可越是鹤立鸡群就越是人多得排长龙。因此，尽管前门小吃誉满历朝，最终我郑重推荐的，却是那家历史悠久的肯德基。 某国际连锁快餐名店最近也有志于振兴牛肉面。但他们的广告竟然直接牵出一头憨态可掬的牛，仿佛笑吟吟地说：“你要真牛的话，就快来把我吃掉吧！” 这年头我们的吃相怎么越来越穷凶极恶？ 在台北台中台南，我最爱喝的就是各种酸梅汤。有一天在罗斯福路撞见一家“金陵酸梅汤”，不禁梦回南京：前不久我在夫子庙，我先是吃了一碗鸭血粉丝汤，吃着吃着看见店家有个大招牌，郑重宣告：本店绝不使用增稠剂，我虽然很愿意相信这家老板的诚意，却再也不敢吃南京鸭血粉丝汤了。至于金陵酸梅汤，夫子庙好多酸梅汤大概是可以无限兑水的吧，喝了不吐就不错了。金陵酸梅汤不在金陵，早就飘洋过海去了台湾。 辛亥百年，凤凰卫视采访百岁老人，有位老革命说：我们一直是臣民，不是公民。 请允许我不奢谈革命，只谈吃喝，也请允许我不奢谈公民，只谈平民庶民，不奢谈大江大海，只谈谈一碗牛肉面一杯酸梅汤的前世今生。 （刊于《财经》杂志）

很快就到了2011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将过去21年了。这时候，一九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人们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立稳脚跟。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所剩下的，对于现今这个时世，仅仅只有怀念二字了。 然而幸好还有文字，尽管不能自由地表达，但这一路修补的制度却还是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个记录的空间。在规定的栅栏内，査建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记载：对八十年代进行一次个人化的切片记录。要知道，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栅栏内被拥权者圈养得愉快而白胖，如待烹饪宰杀的猪，他们再也不会对着主人嚎叫。 没有人能离开70年代来谈八十年代，这道理就像没有人能避开八十年代来谈之后的中国。这样去重复表达的意思是，要强调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劫难和灾害。在个人崇拜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的时候，个人（体）是不存在。那种高大全的、革命的叙述话语像感冒病毒一样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体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一点在阿城和李陀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与明白。因此，在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语气和思维方式来反抗过去、肃清过去。只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其实依然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延伸而出的触角。 让人不安和悲哀的是，告别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再也没办法去找到可以歌唱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八十年代，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找到前方的路在哪里：荡涤身上留存的专制所留下的流毒。而且当时的制度给人们的围成的栅栏要比之后宽松得多。是以，一时间，形式各异的表达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即使这形式多样的表达有很多时候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内容开始转向，转向颠覆父辈。相比一九四九至今的漫长，那短短的十年，所有的努力显得如同毛时代的”百花齐放”那样短暂得像昙花。只是”大鸣大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们不会再入囚成犯。 在有审查制度存在的今天，得感谢互联网。正因此，我得以读到全本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 》（牛津版）。以下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一、阿城 在书中，阿城访谈的部分的篇幅是全书11个人中占据第三的位置。但是却是在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删除得最多的部分。在访谈中，阿城穿梭在八十年代和当下的时代之间，对文学的表达、社会的思维方式、权力资源的分配都有很通透的见解。 二、陈丹青 陈丹青至今还是个文艺中年，这一称呼并无调侃之意。不管外界对他有如何的抬高（贬低），他仿佛还是那个言无不尽的寸头男人。这就是一个具备正常人心魂的人。尽管如此，这样的正常人秉承着常识，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着实显得不易。 三、陈平原 由于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陈老师所说的一些事倒是显得挺熟悉。在荡涤过去毛时代的流毒的过程中，陈平原则显得相当的开放与理智。 四、崔健 崔健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的。这一句话不管放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九十年代，都是那么的合时宜。但正因为此，崔健在审查制度中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从摇滚青年到广场青年，崔健的认识始终都是清晰的。当然，这要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看到。 五、李陀 李陀的回忆更多着力于”友情”，然后由这一点发轫，一路谈到文学、电影。在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轨迹上，其评论则相对地让人眼前一亮。 六、林旭东 林旭东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电影，但其观点却显得不那么繁杂而缺乏头绪。相比其他人，我则更喜欢他的访谈：对电影独特而系统的认识、评价，相比目前泛滥了的影评来说真是真知灼见。比如他在谈论姜文电影时： 查建英：姜文的《鬼子来了》呢，我倒觉得比他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好。 林旭东：姜文的片子我从来很难接受。他影片里有一种暴力的东西，到不一定是打啊杀毒血呀什么的，相反倒是有时候还会渲染得五彩斑斓。他实际上是把张艺谋那里一种不太好的、但是张艺谋还做得比较有分寸的东西，极度地夸张了。 查建英：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文革”…… 林旭东：那他们说的还是题材。我说的是他的电影整个给你的这种感受。就像片尾的那个傻子冲着你喊：傻逼！ …… 林旭东：其实不在于他（姜文）在拍什么，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怎么说呢？黄仁宇说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要有一种同情心，要设身处地从他的具体境遇出发。我觉得姜文的电影缺少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里都有这种角度：像侯孝贤的电影，再如《小武》。小武就是这么一个又可爱、又卑微…… 七、北岛、甘阳、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 北岛谈的范围很窄，仿佛一味地沉迷在《今天》的圈子里；甘阳则一路谈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在外行人如我等看来，他显得无趣而自大。只是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甘阳的自大又变得可爱一些。栗宪庭则显得中规中矩的，几乎没记住多少；说到刘索拉，或者是因为和査建英太熟悉了，这两娘们一来一去，就像是唠家常。准确的说，是唠那些出国的事儿，显得相当的没有意思；田壮壮导演，则像是得了道一般，四十不惑，就像是不活的人那样，无欲无求。球！ 相关日志 黑夜里的独行者——《无梦楼随笔》选读后感（2） 张清民：叙事研究的社会学立场 ●张清民：自我改写的写作（关于耿占春） 什么时候行为决定态度 处男的肉 这就是一片晴朗的气场 又咸又湿这十年 因为门德尔松 看不见的赫尔特城（Invisible Heart City） 赤贫与痛苦的精神 建议使用 Feedburner订阅本Blog | 在豆瓣九点 | English Blog | 墙内Blog： 风月志 Some Rights Reserved | 小刀周遠的瘦人民謠 | Permalink | 暂没有评论 | Add to del.icio.us |关键词: 知识分子 , 读书 | faydao@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