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2012年07月23日 16:54:26 　　有人说过“在权力的阴影下长大的，只知道权力”。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样一种极度的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干预和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人们生活世界的核心及视野，令人们感到寸步难行，难以从中逃脱，就像一只巨大的怪物无时无刻追随和伴随人们，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在那种情况下，权力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权力是光明，个人意味着黑暗；权力是荣耀，个人是意味着耻辱；权力是崇高，个人意味着卑贱；权力是富有，个人意味着贫困；权力是有力量的，个人是缺乏力量的；权力是积极的，个人是消极的；权力是主动的，个人是被动的，权力是高高在上的，个人是匍匐在下的。   　　权力吸走了人们的一切，它变成有根基的东西，而人们却丧失了根基。看上去权力是坚实的岸边，人们像是落在大水中挣扎、无救，陷入深深绝望当中，找不到自身的起点和动力。   　　出于种种原因，包括自尊心的原因，人们会把这种绝望隐藏起来，表现出有希望、有把握、有力量的样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想方设法接近权力。放下种种设法钻进权力圈子的做法，比如一些批评权力的人们，一方面批评权力的霸道，另一方面却津津乐道于权力所享受的荣耀，对于权力内部及其争斗的各种细节关怀备至，对于大人物们的处境体贴入微。   　　在这种谈论中，有分不清是非的混乱现象，价值观不停地在游走或摇晃。许多情况下不自觉地站在权力一边，突出和宣扬权力的高大；最终才想起来这也许有点“不对”，但也只是抽象地、概括性地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要多黑暗有多黑暗”，它其实一点用也没有。经常是，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就浪费在这种无谓的谈论当中。至于人们自身，他们最近的思想进展，工作进展，他们正在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他们需要与朋友们交流的那些部分，他们能够去发展的小空间，话到嘴边，统统被压了下去。   　　换句话说，即使在看起来远离权力的地方，仍然是权力压倒一切，压倒和妨碍到他这个人。在没有权力在场的情况下，他仍然认同这样的逻辑：权力是高的，他是低的；权力是从上到下的，他正好处在下面的某个位置上；权力是垂直、贯穿的，而只有当权力的红箭头从他身上穿过，他才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拥有现实感的。   　　他的身体和目光，就是这样被颠倒的权力加以颠倒了。问题还在于他本人浑然不觉，某种格式深深嵌在他身体内部，长成了这个人本身的一部分。实际上还存在另外一种被颠倒的方式，表面看起来有点相反，其实是同一逻辑的延伸。那就是在“直上直下”的权力的旁边，发展出一种“直上直下”的个人，沿着权力所提供的狭窄渠道，仅仅反方向运行而已。他拥有造成这样的幻觉：独来独往，天马行空，限制别人的东西不能限制到他。   　　而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还存在另一个维度，那就是——除了是垂直方向上的，还有水平方向上的。除了以垂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还可以运用水平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除了将世界理解成自上而下的权力（及金钱）结构，还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这种平等关系造成的平行世界。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及公共讨论，正是这样一个“水平”意义上而非“垂直”意义上的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有自己的根基，而不将自己嫁接在权力之上。它不以权力马首是瞻，不从权力中获得力量和证明，甚至也不从反对权力中获得力量和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仅仅从反对权力中获得力量，仅仅从反对中才能感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反对中才感到生命的充实饱满，那么他仍是在把自己的人生抵押给别人，以不同的形式依附于别人，始终处于被权力控制和被抽空的状态。   　　平行世界中的人们有自己生活的起点，能够开掘自身生命的源泉，能够在自己身上站立起来。这种站立不是振臂一呼，而是有足够的条件能够在自己身上安下来。为了获得自己独立的、不受支配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的潜能和理想，他做了许多年的准备和积累，在某方面是训练有素的，是经得起检验的。对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及日常工作，他有足够的耐心，在遇到问题或感到不完善时，会想方设法自己去解决。起码，在有关他自身事务、自己所涉足的领域，他是一个旁人不能代替的专家。他不会把自己的问题，交给别人去担当。   　　这种人，就是在深山老林中也能够独立生存。他不需要众人团团围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他。他在独自一人的生活和探索中有着无限乐趣。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希望别人不要打搅他。一旦他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目光既不朝上也不朝下。他迈开脚步，是在这个世界上做“横向”移动，就像走在地平线上，他的背后是地平线，他带来了地平线的视野。   　　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王小波。当然还有很多王小波这样的人，我喜欢的在美国的作家林达，也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她能够开着掘土机，在自己家附近开掘出一个水塘，这是我无比佩服她的地方，除了喜欢她的文字之外。我认识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他/她们独立生活的含金量，要高过许多我认识的其他人。他们没有王小波、林达那么出名，但是像她们一样独立、自持，将根扎在自己身上。   　　近年来人们总会提到向权力说真话，然而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也同样需要向社会、向公众说真话。这是目光投向世界的必然部分。他不欺骗任何人，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拥有在这个世界上独立运行的足够的能力。他能够真实地面对世界，根本上是因为他能够面对自己、正视自己。不对自己撒谎，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令人信服的。如果他对权力有什么不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谎话的不满，那么他自己为什么要说谎话呢？   　　真正独立的人们走到一起，才构成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他以他自己的独立，与别人相平行，也与权力相平行。这并不是说，没有达到这样程度的人，便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发言，而是重点强调公共领域的这样一种性质：每个人有他自己独立的起点，有他已经习得的某些独立经验，拥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来的习惯，起码有这个意识，愿意尝试由自己来承担。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哪些是他不能逾越的。如果说他有什么立场，那么他的立场是一个独立的人的立场，是他真正独立观察得到的看法，而不是在不同名义的压力之下，继续变形走样。   　　这样独立的个人走在一起，是为了他们共同的事务。因为有些事情单靠个人是不行的。假如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过上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比如保障个人生命财产以及人身自由的问题，关于环境（河流、森林、空气）的问题，关于公共安全（包括食品、药品安全）等，所有那些近期的和长远的问题，需要洞察力和远见才能够应付的问题，都会呼吁更多的人们来参与讨论和承担，尤其是那些长远的问题。一个民族长远的前途命运，既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也有关我们民族的精神道德。一个缺少道德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如果说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是一个内卷的、封闭的系统，主要服务于其内部的人们，那么，由独立的个人所组成的公共领域，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发言，则是为了全体人们。对这个人是好的东西，对那个人也适用；这个人本应得到的，那个人也应得到的。这是为了扩大共享的范围，而不是为了让少数人独霸独享，乃至为了个人的出名走秀。仅仅用一个人的眼光来衡量眼前的世界是太狭窄了，这一方面是将自己弄窄，另一方面也将世界弄窄。越是独立的个人，越能够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分享的宽阔世界。   　　如果把世界理解为平行的，它就肯定是共同的，所有人分享的。关于这个共同世界，汉娜?阿伦特的这个表述，任何时候读到都如洪钟般有力：“共同的世界乃是我们出生的时候进入、死亡的时候离开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生命的大限，而进入过去和未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在我们的短暂逗留之后，它仍将继续存在。它不仅是我们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共同的世界，而且也是我们与跟我们的先辈和后代共有的世界。一代代的人来去匆匆，而这个世界则长存不灭，不过，它只是在具备了公共性之后，才能够如此。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够吸纳人们想从时间的废墟中拯救出来的任何东西，并使之历经数百年之后而依然光辉照人。”（刘峰译）   　　换句话说，任何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发言和行为，所要成全的是这个共同的世界本身，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东西，而不是某个人的地位名声以及收入。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十三）   　　  上一篇： 你说的是哪一个“自我”？ 下一篇： 歧义之“花” 阅读数( )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7月23日 16:54:53 　　试图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寻找最短距离，使得这部影片充满了歧义   　　近日，在北京798内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娄烨电影回顾展，引起了观众的浓厚兴趣。2007年，娄烨因影片《颐和园》被罚禁拍五年，在国内不能拍片。回顾展中，放映了娄烨在法国完成的影片《花》。该片于去年8月赴威尼斯电影节。   　　依旧是典型的娄烨风格。肩扛跟拍，镜头摇晃，不经意不规整的运动构图，造成一种凌厉的视觉效果，让人想起法国电影怪才雷奥?卡拉斯克的《新桥恋人》，而娄烨似乎更极端。跟拍产生的晃动镜头，长时间处于大景别状态，持续不加以断开，很多特写让大屏幕前的观众感到头晕。   　　显然这是导演意图。近距离的紧逼镜头，让观众更贴近女主人公“花”的精神状态，那种恍惚、无主、无根的焦虑，仿佛落入水中，脚下够不着底，只有拼命挣扎。观众看到女主人公的面庞越清晰，越是能够感到她精神上的朦胧。   　　但是，这也将“花”周围的世界置之脑后。她是一位中国留学生，学的是社会科学，影片里却看不出她对自己的学科有任何兴趣，对她的学校生活、智性发展有任何深入。除了一个上课的镜头，没有其他描绘。“花”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导演也更多地停留于此。这是他所锁定的“花”。   　　与剧中人物关系过于接近及认同，是第六代导演的一个普遍现象。孤独与无根，也是这批导演一再出现的主题。   　　娄烨、王小帅、路学长、胡雪杨、张元他们1985年进入电影学院，一方面享受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带来的精神成果，即有关个性自由、人的解放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进程的某些方面：第一批独立电影出自这些人，这些影片无关拍摄者的户口、工作单位。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如何从体制之内走出去，而是走出去之后怎么办；这不仅是一个拍摄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精神问题。来到一片茫茫大地上，感到的不仅是自由的喜悦，也伴随着“自由的晕眩”（尼采）、自由所带来的无助及新的愤怒、对于自身的愤怒。   　　这时候，身体与性及时地出现了。这是人返回自身之后首先遇到的，仿佛是在黑暗中摸索到的一件东西，是在迷茫中的一个扶手。然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时候的身体与性，并不具有它们本身所有的那种直接性，而更像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途径。   　　这部影片中“花”与法国蓝领男友之间的关系，给人的感觉便是这样。尽管影片中有许多做爱的镜头，但作为观众，却一再感到被某个不在场的东西所干扰，那就是“花”的精神状态。她在身体上越“沉迷”，越让人感到她在精神上的飘忽无主。那部惹是生非的《颐和园》也是同样情况，女主人公“余虹”始终陷溺于身体的黑暗中，因为她仍滞留于某种精神状态。试图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寻找最短距离（这要求具有某种强制性），使得这部影片充满了歧义，因而它没有成为一部新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伴随着那位法国蓝领，影片展现了法国社会的“脏乱差”：阴暗的街道、狭窄的住房，粗糙的、参差不齐的人们。这倒是非常有意思的，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中国人观看世界的新眼光。比较当年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影体现出中国人的目光已与这个世界相持平。   　　“花”返回中国为一位法国记者当翻译。观众看到明亮的出租车、宽阔的北京街道、远处的高楼大厦，以及法国记者所访问的那些持异见者，所谈论的复杂话题，顿时感到轻松。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年轻女孩子，在电影院里低声说，“还是中国高端啊！”   　　穿行在不自觉的歧义之间，会使人物的行为缺少逻辑，任意且不可理解。影片中法国蓝领与他粗鲁的同事打赌，看看“花”是否会与对方上床，结果“花”被强奸了。不可思议的是，经历了这桩事情之后，“花”却与这位男友更加亲密。这个阐释过于任性和缺乏根基，令人觉得“花”只是导演手中的木偶而已。   　　处于漂泊中的人们，会时而觉得日常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向她招手、微笑。除了身体与精神，这也是娄烨影片中的另一个张力：对于日常生活的逃离与屈服。说到底，这是一个是否要妥协的问题。然而观众似乎不接受娄烨释放的这个信息，当看到“花”的中国男友劝她不要跟自己“较劲”时，放映厅里一片笑声。   　　  上一篇： 平行世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7月03日 22:07:53 　　“爸，别睡了，要发射卫星了呢”，这是2008年10月30日深夜，湖南绥宁瓦屋乡金竹村37岁的袁姓村民，拍打他父亲的门。他先后叫醒了妻子及弟弟，一家人聚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待即将从头顶上飞过的不速之客，其中有些还会穿过房顶，掉到头顶上来。   　　第二天人们才从广播里、电视上得知，当夜零时五十三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委内瑞拉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而位于湖南省南部偏僻乡间的这些人们，为此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从90年代开始，湖南绥宁县有11个乡镇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一级残骸主落区，先后数十次迎接过从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2008年，独立纪录片人张赞波听说此事之后，拿起机器直奔现场。这个地方离他湖南的家乡只有200多公里，但他从小到大没有听说过。他给这部片子取名《天降》，加了一个副标题为“谨以此片献给我魔幻现实的祖国”。   　　几乎家家户户多少都收有一些卫星残骸，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大的有一二百斤，小的螺丝钉也有。那种燃烧过后的灰白色金属装置，作为残肢断简掉入这些偏僻山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威力和神秘感，但是仍然拥有一些生硬的外表，如同某种非人性的怪物，无声地居住在普通村民家中。   　　即使是非常小的碎片，因为速度的原因，仍然具有极强的杀伤力。片中有一位退伍军人，他16岁的女儿被飞来的残片削去半个脑袋时，身边的人们竟然毫无知觉。迄今女孩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骨肉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敢当面与她谈起这件事。湖南电视台有一次节目中说17次发射没有一次人员伤亡，令女孩的父亲十分悲恸。   　　砸坏庄稼或房屋的赔偿并不轻松。来自发射中心观察站的人们，在村民面前，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傲慢。“赔啥呢，地都是共产党的。”有人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汇报，提及庄稼时表示出明显不屑： “三根高压线断了。高压线下面还种了什么鸡巴庄稼。”但他本人或许也是庄稼户出身。   　　一位小学女生在她的作文中写道：“老师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星期天晚上八点钟，国家要向我们这边发射卫星。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如果把卫星发射到人烟稀少的沙漠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快乐。”她在结尾处写道：“我希望祖国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   　　孩子的看法其实是成年人的看法。人们都知道国家的事情是大事，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即使感到害怕，他们也不会埋怨发射卫星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希望如果国家计划长期在这里落卫星，那么最好能够给这11个乡镇的人们买上保险，哪怕每人十元钱，当然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修建一些防空洞，把老百姓都送到地下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恐惧无助地看着夜空，等待那些不长眼睛的残骸直接飞到自己的或者别人家的房顶上。更多地，他们只是叹息自己的命运如此，是“命中注定”的：“有什么好躲的，没有躲的地方。我们生在这里，躲到什么地方去。”那位赔付军人的说法则是“既然它看中你家那块宝地，就不叫麻烦。”听上去那也是一种恩赐。   　　实际上，许多卫星是商业用途。张赞波拍摄完这个片子之后，事情仍然在继续。2011年10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法国制造的W3C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个足有五百多斤的钢管支架坠落在绥宁县瓦屋塘白家坊村，另有一个电机和多个残骸坠落于田间。报道说，“另外一村民家的房屋屋顶被击穿，庆幸没有人在家。”哦，数十万人的生命和生活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之上，这是可怕的。   　　影片丝毫没有夸张这种魔幻的现实，没有停留在猎奇的眼光上面。实际上，比这个更加难以置信及魔幻的是，人们每天过的那样一种平淡和贫困的生活，维持那样一种除了性命其余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生活，这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个地方是红色老区，红军曾四次经过绥宁，当地人们给红军带路、架桥、碾米，他们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青年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在家乡务农实在回报太少，田里的收入连孩子上学都不够。这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受乡亲之托每天上山来回两个小时，给山上的寺庙烧香点灯，一天的报酬是1块五毛钱，她经常什么也没得吃，饿得心中发慌，连打猪草的力气也没有。这位大叔家中青葱的竹林被政府低价收购，卖给了一家开发公司，每根竹子的价格抵不上城里人吃一根冰棍。这位年轻人还有一些梦想，他养了一些兔子，希望第二年冬天能够收回成本。   　　这部片子的要义并不在天外来客，而在不速之客是降临在什么样的大地上，它所造访的是什么样的人们。不管他们如何地处偏僻，条件艰苦，但是却与这个崛起的国家一样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更加能够帮助了解这个国家。   　　  上一篇： 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