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收复自己的人性
损害一个人远非停留于损害他的财产和生活条件，而是同时在损害他的人性，后者是更加深重的灾难 很少有像《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那样符合我的心思。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作家、诗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1919年生于意大利都灵，是一位化学博士。1943年纳粹军队侵入他的家乡之后，莱维变卖化学实验室的仪器，买了一把手枪，参加了犹太人的地下游击队。他在被捕之后被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战后，他的主业仍然在化工领域，最早的著作是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1987年莱维在自己家中坠楼去世。 莱维从1975年开始写作《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此书1984年出版，2013年3月有了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杨晨光译，徐贲作序）。 这本书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面对的是普遍的人性，而非仅仅是当年德国人的罪恶；它把讲述的重心放在集中营的囚犯，关注被囚禁的人们的精神道德状态，而不只是控诉纳粹。今天的人们知道集中营的恐怖，对毒气室也耳熟能详，然而，对于处于这种困境下的人们如何生存，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却认识模糊。死亡是最大的痛苦和损失，人们运用数字来加以统计。在死亡之前，囚犯们还要经历许多“被淹没”的日子，时时刻刻被摁在大水之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毫无疑问，集中营肯定不是为了培养囚犯身上的人性，而是为了摧毁它；肯定不是为了鼓励人们之间的团结，而是想方设法在人与人之间制造敌意。那种以为在敌人的压迫之下会出现人性的闪光，或者施害者的残暴会使得受害者的人性得到洗礼，是一种荒谬的说法。 损害一个人远非停留于损害他的财产和生活条件，而是同时在损害他的人性，后者是更加深重的灾难。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一旦降临的黑暗将永远挥之不去。内部人性的沦陷比外部世界的沦陷更难以收复。 这样说，远远不是为了取消施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将受害者混同于施害者。那样做混淆了基本的是非界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施害者人性的泯灭，肯定会影响和转嫁到受害者身上来。这是受害者需要自己面对的，任何人帮不到他。 到底这些囚犯们遭遇了哪些人性方面的损失？到底哪些东西可以说明一个人身上尚存的人性，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感知的能力 在这本书出版的1980年代，战争已经结束40年，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大屠杀的回忆。据中译本的序言作者徐贲先生介绍，莱维本人也做了 140场关于大屠杀的报告。所有这些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然而，记忆现象本身也存在着某些问题。一不小心，这些记忆就可能被歪曲——或者被讲述者本人歪曲，或者被听众歪曲。 对于讲述者来说，存在着种种困难。一个大的困难是——囚犯们被各种各样眼前的事情折磨得精疲力尽，时刻陷在饥饿、寒冷、疾病、过度劳作之中，因此他们对于所处环境的观察是有限的，对于他人和自身的感受是受到阻止的。处于各种仓促、草率、残暴和漫不经心的状态中，人们在心灵感知和头脑中能够抓住的东西的确不多。 集中营的生活不提供这种感知的空间。莱维写道：“囚犯们感到被一种巨大的暴力和威胁体系所淹没，而自身却无法对其做出表达或刻画。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眼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需要上面。”如何找到一小块面包、避免令人衰竭的劳作、修补自己的鞋子、偷一点豆料，这些琐屑紧迫的目标占据了人们的目光，压制了人们的内部空间。 还有那些琐屑的军事仪式：要用一种“白痴般的方式去整理床铺”；一声令下，就要穿上或者脱掉衣服，接受无数次的虱子检查、疥疮检查、个人清洁检查；以及拙劣地模仿军国主义者的“密集队形”，利索地“向左看齐”和“脱帽”。所有这些，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贫乏感，恶性地退化到初期的阴郁状态”，即人性的倒退。 日复一日，他整个人在萎缩，越来越颓唐，越来越迟钝和呆滞。他不得不陷入失明和失语。他必须陷入失明和失语，成为一种不出声的影子，才能够在集中营里活下去。 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t）有一句话：暴力是无声的。对她的这句话还可以加上一句，承受暴力也是无声的。如果暴力正雄霸四方，那么失语无所不在。暴力不需要你感受和感知。面对时时刻刻的暴力，不仅越感受越痛苦，而且你无法测量暴力带来的损害程度。那是一种拒绝测量的力量。 我举一个旁证。前几天我去了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碰到一位曾经做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记录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当他千辛万苦找到某个老人，发现他正在打麻将，三言两语就说完了当年的遭遇，好像并不特别将当年的痛苦当一回事。为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包括长期缺乏倾听的耳朵，战后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去倾听和关注他的苦难。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我想说的是——暴力压制了人们的感受能力，压制了人们对于痛苦的表达能力。 “痛苦是苍白的。”莱维说。实际上，那些更加剧烈的痛苦，永远被掩埋在地下，始终没有浮出水面。它们发生在真正的“被吞没者”身上，那些没有能够回来的人们。到底他们经历了什么？在奄奄一息中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能够看到什么吗？莱维认为，即使他们回来，即使他们手中有笔有纸，他们也不会作证， “因为他们精神的死亡先于肉体。早在死前的几周或者几个月里，他们便已经失去了观察、记忆、比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 所谓感知能力，表现在对于眼前的事情能够做出恰当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将痛苦视为痛苦，将羞辱视为羞辱，将残暴视为残暴。当一记拳头落下来，能够掉过头去想进行回击，至少看看拳头来自何方，看看挥拳的人长着什么样的面孔。但在那样一种彻底无能为力的环境中，人们被迫放弃回过头来这个行为，不得不逆来顺受。任何反应只会招来更大的痛苦和羞辱。久而久之，人们自动放弃对于事情原本的认识，放弃对自身痛苦的感知。 人性的扭曲指的就是这个。过于残暴的环境，造成了人性的反常或反常的人性。在一个彻底被颠倒了的世界里，人们也不得不歪曲自己的正常感受，只为了适应它。 莱维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好不容易等到“解放了”，集中营的地狱生活结束了，面对这个喜讯，人们却不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完全不像一些电影里描绘的那样欢欣鼓舞，“欣喜若狂”。在前来解放他们的苏军战士眼中，囚犯们显得那样“困惑”、“呆滞”、“沮丧”、“羞耻”、“悔恨”、“意志荡然无存或软弱无力”。 书中援引一位叫做菲利普·穆勒的人描绘的解放的时刻：“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时刻，三年来我所有的思绪和秘密的渴望集中的时刻，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受。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爬向门口。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在被极度压榨之后，这个人失去了感受欢乐的体力和精神，欢乐不成为欢乐。 另一本书《活出意义来》（华夏出版社，2010年，吕娜译）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也提到了最初“解放的时刻”——那只是沮丧的延续。“我们到了长满野花的沼泽，看到并意识到它们就在那里，但一点感觉也没有。”“晚上，我们又聚在一起，有人悄悄对另一个人说。‘告诉我，今天你高兴吗？’另一个人回答‘说实话，不！’他不知道，大家都是这个感觉。我们已经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要慢慢地重新培养这种能力。” 弗兰克尔说。 这位弗兰克尔（1905—1997）是奥地利心理学家，他是在接受了全部心理学严格训练之后被送进了集中营。他后来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人格解体”。在这本书的另一个地方，他同样涉及这种反常的感知。那是在他重新过上“正常生活”很久以后，有人给他看一份带有图片的周刊，上面是当年他们这些集中营的囚犯挤在木板床上躺着，直勾勾地盯着来访者。拿着周刊的人评论道：“他们那恐惧呆滞的表情是多么可怕啊。” 但是，当事人弗兰克尔不理解这个评价。他反问：“为什么？”躺在木板房上的日子是他们集体生病的日子，“不用离开集中营去干活，也不用出操。我们可以整天躺着，打打盹，等着发放每一份的面包（当然病号要减量的）和汤（稀得不能再稀，而且量也减了），但我们是多么满足、多么高兴啊。”哦，在正常条件之下看起来如此可怕的事情，在反常的环境之中，人们的感受正好相反。那是因为环境过于恶劣、感受的“底线”下降得太低的缘故。 根据莱维成名作《活在奥斯维辛》改编的电影《劫后余生》（又称《休战的天空》），以莱维为原型，重点放在这位化学家重获自由之后的经历。他带着在集中营里养成的呆滞和迟钝，经由波兰、苏联和德国返回家乡。他在途中一步步收复了自己的人性。解放并不意味着一切，除非自己继续动手解除那些看不见的符咒。他与他的伙伴最终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景致，也能够感受到别人的人性。1997年拍摄的这部影片，其叙事风格与莱维的有着很大差异，比较商业化，但其中有些细节是保留原貌的。其中有老妇人质疑：你们不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有着“热情的眼睛”。电影的主人公答道：“我们来自一个没有热情的地方，奥斯维辛。” 如果一个人不能对砸在自己脚面上的事情做出恰当反应，当然也不能对砸在别人脑袋上的事情做出恰当反应。如果一个人不能感知自身痛苦，也就不能感受他人的痛苦。面对残酷或悲惨的事情，他或许会想，有什么办法呢？放在自己身上也一样。于是冷漠产生了。对于他人痛苦的冷漠，源自对于自己的冷漠。对于他人遭际的无能为力，源自对于自身遭际的一筹莫展。 道德的能力 不难想见，在一个围绕着灭绝和羞辱而形成的系统中，不存在法律的正义，也不存在道德的规则，任何符合正义和道德的事情都是不被允许的。要适应这个系统，就要适应它的反道德的力量。在不能为自己生命做主的地方，也不能为自己的道德做主。贬低一个人，包括贬低他的良知；践踏一个人，包括践踏他的道德感受，摧毁他的道德尺度。莱维引用了《恐惧的囚徒》一书作者（一位集中营女医生）的表述：“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以莱维为原型的电影中有这样的台词：“在奥斯维辛，他们做的最残忍的事情，就是碾碎我们的灵魂，扼杀我们的同情心，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仇恨。”在他最后的这本书里，莱维进一步拓展了这个话题。《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专门有一章讨论“灰色地带”。 他指出，即使在像集中营这样的地方，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相互之间。进入集中营的人希望至少这些不幸的人能团结起来，但在集中营里，除非特殊的情况，毫无结盟的希望。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 比如，对于新来乍到者，老资格的囚犯存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嫉妒，认为新来的人较少受罪，这些人身上还带着原先“家”的气味。党卫军也担心新来的人会成为组织抵抗的源头或榜样，因此要严加防范。实施具体羞辱的往往是住久了的囚犯，他们喜欢将新来的目标当作他们屈辱处境的发泄对象，以制造别人的痛苦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补偿，以羞辱和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被踩在脚下的低矮位置。万一有某个新来的人想要寻找盟友，那么等待着他的正好相反：一顿饱拳而已。 在极度高压之下，出现的并不是人们互相之间的团结，而是与集中营当局的合作。莱维写道：“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合作的动机是隐蔽而且多种多样的，有意识形态的诱惑，也有对于胜利者的奴态模仿，渴望不同程度的权力，还有怯懦、算计、逃避等等。当明亮的天空被遮蔽，善与恶的界限被取消，人们只有拣拾自己人性的灰暗部分。一个非人的地方不可能是一个做人的场所。 即使不是合作，也还有一些较小的灰暗事情，比如食品严重短缺引起的广泛偷盗。“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里，在棚屋里”。这些 “偷盗”有着一个很好的名义，东西是从“敌人”那里偷来的，那些拥有它们的人们属于“非我”。但是，那些往往是从其他囚犯的定量中克扣的，减少了其他同伴们的份额。这些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饱受饥饿，而想到其他人也在受着同样的煎熬。同情心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这里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 1997年我翻译《布拉格精神》时，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那本书的作者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在10岁时随父母进入集中营。他解释道，“这类偷盗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然而许多年后，他才深刻意识到，“当某些人可以高居于法律之上，企图剥夺他人的自由和他们的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深受影响”。“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被削弱更难以恢复的了。”（《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一般人们认为受苦或者其他极端的经验会打开真理的大门，克里玛对于这种说法表示了极大怀疑。“灰色地带”存在的最好说明，莫过于那些“兼职囚犯”（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的管理）。他们在特权制中享受较小特权，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人性代价。当纳粹的军事力量不够时，会更加需要这些人。借助的方法有时候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投名状”：让他们背上更大的罪名，披上更血腥的外衣，负担更加深重的罪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甚至比党卫军看守更加恶劣。在那个打死人不犯法的地方，一个劳动队长就能够将普通囚犯活生生殴打致死。 另一种情况——莱维反复强调那不是活着的人们能够审判的，不管是经历过集中营的人们，还是没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们——便是“特遣队”。他们也是从犹太人中挑选出来的，其工作是将其他人送进毒气室，监控焚尸炉的运转，然后提取和清理骨灰，还要从死者嘴里拔出金牙和剪去女性的头发。这些人的回报是在几个月内能够吃饱，但仍然免不了一死。新来的特遣队员，第一件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莱维写道，这项措施代表着纳粹试图让受害者来承担犯罪：“我们降伏了你们，腐蚀了你们，把你们拉到底层，同我们在一起。” 没有人反抗吗？有。做出那样行为的人没有能够活下来。规则的破坏者不被允许生存。党卫军会当着众人的面，处死一个企图逃跑者或反抗者。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被迫目睹同胞死亡的人，也成了这桩公开张扬的谋杀案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能够阻止暴行，没有能够救下同胞。每当这种杀一儆百的事情发生，就将每个囚犯推到需要为自己为什么活着而辩护的不利位置上。很可能那些不能生还的人们才是更加杰出和优秀的；而能够活下来的，总是因为各种支吾搪塞——他们是 “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莱维的笔触入木三分，没有将自己排除在外。 一度降临的黑暗，很可能成为永久的黑暗；一度施加的剥夺，很可能永远挥之不去。巨大的羞耻感只有到了获得自由之后，回到正常的日子之后，才会猛烈爆发出来，吞噬人们的内心：为什么我能够忍受那样的生活（规则）？为什么我能够活下来？我是否做了该隐（《圣经》人物，亚当与夏娃的长子）那样的事情，害死了我的兄弟？在道德之水回潮时，许多人感到难以抵挡。因而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在战后自杀的人们比战时要多得多。在集中营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念头 ——活下来。可是，当活下来之后，他们才发现，为了能够存活，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羞耻”成了他们身上共同的印记。“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经为自己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莱维怀疑：“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但是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 意识到羞耻感，正是人性的复苏，是道德感的升起。在这个意义上，莱维肯定那些在战后采取自杀行为的人，称这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奥地利哲学家简·埃默里（Jean Amery）与莱维有着相同的遭遇，也是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被捕，受到折磨，在战后许多年（1978年）选择自杀。这位哲学家曾写道：“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他们对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就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 1987年4月11日上午，莱维从自家三层楼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他是否自杀？现在还是一个谜。无论如何，奥斯维辛的噩梦纠缠了这个人的一生。有人说他在“40年后死于奥斯维辛”。 当然，也有人对道德能力退化这种人性的损失毫无所知。在《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中，弗兰克尔也提到了集中营削弱人们的道德水准，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到恰当的教训。对某些人来说，“获得自由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而轻率地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对他们来说，唯一改变的是，现在他们由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他们是暴力与不公的施予者，而不是接收者。他们痛苦的经历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这一类人慢慢地才能被引导回常识性的真理，即谁也没有权利为非作歹，哪怕别人曾经这样对待你。” 这个奇特的反讽，远非仅仅发生在经历过集中营的人们身上，实际上随处可见。“当一个人的外部生活遭到蹂躏，他的内心生活也在劫难逃，当他外部生活的权利和资格被取消时，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信任也将随之动摇和丧失”，1999年，我在分析俄罗斯电影《烈日灼身》（又名《毒太阳》，1995）的时候写道。这部影片从1930年斯大林大清洗回溯到当年红军和白军的内战，主人公密迪亚在经受了最初的欺骗之后，决心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接下来他做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被剥夺者是危险的。 顺便说，对诸如此类现象的反省，实际上构成了我后来思考的起点：从被侵犯的处境中，并非直接生长出正面和有意义的东西；从压抑中并非直接导向心灵的光明与出路——除非对此保持警惕，除非在这之后，出发寻找新的起点，而不仅仅重复压迫者的行为。 交流与表述的能力 我一直关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包括小说和电影，但在别处未曾见到这样的描绘。莱维写道：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15天便会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仔细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匮乏。也就是说，因为语言的隔阂，这些囚犯发现自己陷进了彻底的隔绝和茫然无助的环境当中——四周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任何意义。 “那就像一部焦虑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音中。然而，在这噪音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语言，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这些囚犯们陷入隔绝状态。发号施令的党卫军根本不把囚犯当作人，只把他们当作牲口来吆喝，从来没有想过与他们交流，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试图知道他们的反应。如果某项命令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党卫军会大声而愤怒地一字一字重复，直到用全身力气高声尖叫，而这只会让刚进来的可怜人们更加吃惊和恐惧。即使拳打脚踢，也无法让他们明白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要与他们说话”，拿鞭子的人这么想。 莱维学过一些化学和物理的德语词汇，这让他度过了最初艰难的日子。后来他不得不用有限的面包来支付学费。他的老师（狱友）试图让他明白党卫军和 “卡波”的咆哮。他很快意识到，在集中营存在着一种“德语的分支”，完全不同于他以前在化学书上或听同学背诵海涅的诗接触过的德语。形容词“国家的”无所不在，“狂热的”从贬义词变为褒义词。 比如“吃”这个词，在集中营里只采用牲口专用的那个“吃”字。“走开”，在集中营行话中，成了“见鬼去，滚开”。战后不久，莱维出席一个商业会议，见到德国某大公司彬彬有礼的代表。当莱维说“现在让我们都从这里滚出去吧”，听见的人们大吃一惊。他不得不解释这是自己从奥斯维辛学来的粗鲁语言。 所谓“集中营黑话”由更多的语言构成：波兰语、意第绪语、西里西亚方言及匈牙利语。最初进入集中营，莱维经常听到一些词汇，因为它们出现的频率高，于是想当然地以为它们表示“工作”、“水”和“面包”。这些发音印在了他的头脑中。许多年后，一位波兰朋友不情愿地告诉他，这些词的意思是“霍乱”、 “雷”、“婊子养的”或“完蛋”，前三个词仅仅表示感叹。 词汇与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一个人如何使用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释放出他的人性，说明他的人性。哪怕他整天用脏词辱骂敌人，也丝毫不会带来他自己人性的提升，更不会给敌人造成实质性伤害。他在诅咒别人的时候，也接受了自己被诅咒的处境。 另外一些波兰语的发音，他后来得知是“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向他解释呢？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为什么不尝试分享经验，共同面对现实，以缓解压力？为什么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谈论和沟通呢？尤其是，为什么把这种隔膜视为正常呢？这是令人痛苦的——被迫生活在制度黑暗中的人们，他们也不得不互相隔膜。 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不需要外部交流，仅仅停留在他个人的内心世界？以沉默的方式保存他自己的人性？看起来这不可能。阿伦特那本《黑暗时代的人们》，最精彩的篇章是关于莱辛的，其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者幻影？”阿伦特的回答是，这种现实性是由他人在场来保证的，它存在于周围人们的交流中。在与朋友不停的交谈中，在人与人的友谊当中，这个人才能保留和发挥他的人性。“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永远都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不能交流带来的伤害。对于一心盯在食物上的人们来说，他们也许感受不到这种痛苦，或者原本就过着“边缘化”的生活。莱维认为，这些不能意识到自己交流损失的人们，“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详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 冷漠是人性丧失的信号。对身边他人的痛苦置之不顾，失去起码的感受能力和同情心，是对于自身人类身份的否定，也是在否认他人的人类身份，否认人所拥有的基本道德感知。在变态意识形态的催促下，那些纳粹党徒真正做到了冷血。而这种毒素同样会腐蚀那些被压迫者。这就是为什么那位以坚持不懈记忆大屠杀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将冷漠当作最大敌人：“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因为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失去交流之后，人们更多的将自己囚禁在肉体的四堵墙之内。当一个人屈从自己体内饥饿之时，服从外部命令就变得更加容易。莱维指出，在集中营里，未受教育者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有利的倾向。除了他们在体力上更能胜任之外，他们还能很快适应“不要与之交谈”、“不要试图理解”的集中营规则。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再向自己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理解”是伟大的人类能力。通过各种文化形式，人们能够认识周围的世界，也了解人们自身。存在这样的片刻 ——当囚犯们试图回忆出某个戏剧的片段，试图完整地背诵出某首诗歌，他们会感到心灵的复苏、人性的回归，在那个瞬间提升了生命的质量。然而，它们是如何短暂。“在一个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莱维得出结论：“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不能帮助你了解和适应环境。因此，知识分子便更加痛苦。他们被剥夺了心灵的空间和智性上的发展，处于更易受攻击的脆弱状态。 我想，莱维没有来得及说出的是——若是处于一种人类历史上未曾遇到过的处境，处于任何书籍未曾记载过的境遇，人类已有的理解模式、文化范式并不能帮上什么忙，现有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不能现成地套用到正在发生的情况当中。让已有的逻辑、艺术和诗歌失效，令人类所有积累起来的美好东西失效，是这种极端现实的本质、本能和必然效果。让人们陷入茫然无措，不能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是这种现实真正想要的。在失去理解和表达的时候，人们向原始状态的倒退加快了。 难以表述的问题同样延续到战后。幸存者也有篡改记忆的可能。他并不是故意欺诈和推诿，像纳粹当事人那样，而是因为痛苦和羞耻会让人产生本能的回避。当年他没有看穿的黑暗，他后来仍然不知道如何去讲述。“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段。” 受罪是无力的，真实是片断的，“痛苦是苍白的”，因而表述是困难的。 因此，当莱维、威塞尔、弗兰克尔等人开始讲述，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见证罪行，不仅仅是有关他们经历了什么，更是见证了他们自己人性的回归，是他们自己人性的复苏和人性的证明。当他们用语言的亮光穿透无尽的黑暗，用明晰锐利的词汇穿透那样一种混淆和晦涩，他们是将人性的光芒照射到人们面前。那不仅是他们的人性，也是我们的人性。他们对于痛苦的顽强表述，体现了对世界和作为后来者我们的信任。当我们倾听了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们的讲述，也就是接受他们对于世界的信心和祝福，重拾对于这个世界和人性的信心。 这就是这本《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书名的另一半含义：除了“被淹没”之外的部分，还有返回和升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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