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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妇女地位: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国际排名仅列全球第132位

中选网上作者胡赛萌的文章说,在国际上,有常用的七项指标来衡量妇女的社会地位,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 如果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的话,除了56%的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之外,其它六项指标均不理想。如果按照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全球160多个国家中,中国的妇女地位仅排名第132位。为了方便大家对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一个更清晰更直观的体会,我综合网络上各方资料,整理如下。有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的女性省委常委会总共只有34名,且大多都为副职或虚职,其中只有主政福建的孙春兰是现任中唯一的一位女省委书记。而在权力金字塔顶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女性委员更是只有区区13名,占比不足6%。 而在经济商业领域,我国女董事的平均比例只有10%,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不过,相比于政治经济领域的状况,中国女性在色情行业则显得十分活跃。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篇讨论中国性病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在2009年从事卖淫的女性的人数约为4~6百万,整个色情产业的规模约为五千亿左右。在浩浩荡荡的色情从业大军大众,既有尚未成年的孩子,也有还未毕业的学生,更有怀有身孕的母亲……我们能想象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和场景啊!每当扫黄风暴袭来的时候,看到那些衣衫不整、双手捂脸哭泣的孩子和母亲,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跟痛苦! 温家宝总理不是说过,要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吗,可是他治下的民众却屡屡成为扫黄警察的战利品。 究其原因,这个特殊的国情不是因为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也不是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更不是“自古女子不如男”的混蛋逻辑。毛泽东之所以可以从文工团挑选舞伴,因为他有权力;武则天之所以可以从大臣中选男宠,因为她也有权力。所以,男女之间所谓的不平等其实是个伪命题,其归根结底是权力的不对等,或曰权利的不平等,这就好比中国当下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并非由于收入的不对等一样,而是因为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缺失。在仍处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源——政治资源被权贵集团所垄断。 文章又说,专制制度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权力斗争常常伴随着黑箱操作和密室阴谋,而这恰恰是男性所擅长的,也是雄性动物所乐此不疲的游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更重要的是,权力的黑箱操作从始至终都贯穿着阴谋、血腥和残忍,这与女性的善良、纯洁和无私格格不入。因此,在权力的争夺中,女性必然落败,而当女性被挤出权力角逐的游戏之后,其社会、经济地位自然就一落千丈,其悲惨而凄凉的命运早就已然种下! 在当前社会之下,男性依靠其自身特点垄断权力,并通过权力来捞取其它社会资源; 而女性则不同,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只得以自己的身体跟青春从男性手中换取其它社会资源,这也就逐渐形成某种富有中国悲情色彩的特殊行业,也造就了中国女性的某种悲剧性命运。 尽管中国也有像李小琳、朱燕来等这样成功的女性,她们的风光固然胜似中国千万男性。然而,她们的风光却依然是取决于其父辈的权势,说到底,还是从某种程度上以另外一种方式借助了男性的政治资源。所以说,倘若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就得把男性所擅长的权力游戏给制度化、透明化,让这个游戏少一分阴谋,多一份阳光,少一分虚伪,多一份真诚,少一分血腥,多一份温暖,让女性也参与其中,使其充分发挥细致、专注和宽容的特质,让政治活动更好地服务于公民生活。 如今,尽管扫黄运动依旧,但中国庞大的色情从业大军依然有增无减。男人是女人生下来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女人教育出来的,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母亲,这个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女人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其创造了生命,而且在于其母性的坚韧和宽容,更在于其无私地奉献。一个不知道尊重女性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一个歧视女性的民族更是野蛮的民族。 胡赛萌的文章最后强调说,当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女性还在为“干得好”还是“嫁得好”而纠结和争论之时,当我们发现海峡对岸的蔡英文活跃政坛之时,当我们看到大洋彼岸的希拉里斡旋列国之际,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自己的女同胞们却依旧还在风月场里陪男人调情,或者在全国两会上充当花瓶而已。所以说,只要中国一天不民主,权力运作一天不透明,那么,要想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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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纽约客:叙利亚的真相

纽约客:叙利亚的真相 进入专题 : 叙利亚    ● 纽约客       在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高压统治下,叙利亚人忍无可忍,打破沉默要求政治改革。阿萨德承诺会逐渐做出让步,并表示最终会对宪法进行修正,但与此同时,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却在全国范围内虐杀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叙利亚国内以及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基地中,反抗者们宣布成立自由叙利亚反抗军,并开始对政府军发动攻击。随着和平抗议转变成武装抗争,人们开始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在宗教派别四分五裂的叙利亚,国家的未来让人忧心。          从哈菲兹·阿萨德到巴沙尔·阿萨德          大马士革是地球上一直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那里,历史的印记顽固得异乎寻常。近些年来,邻国的首都如贝鲁特(黎巴嫩首都)和安曼(约旦首都)都已放弃自己本来的风格,转而效法迪拜模式,但在大马士革,低矮的石砌和混凝土建筑仍是这座城市的主流风格。这里没有沃尔玛,没有星巴克,也没有什么装有玻璃幕墙的高楼。只有一座四季酒店显露出全球一体化的痕迹,不过由白色石灰石砌成的酒店外立面却与周边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酒店附近一块靠河的地块被隔了出去,用来建五彩缤纷的儿童探索中心,但现在已经停工。地块外面的标志写道:“莫等待,让我们创造未来。”     尽管存在着这样谈论未来的言论,可大马士革给人的感觉却是冷战似乎从未结束。几十年来,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一直是叙利亚的主要资助国,大马士革的警察还戴着前苏联款式的尖顶帽和肩章。叙利亚全国学生联盟大楼的外立面是颇具斗争意味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其会标是一支双手紧握着熊熊燃烧的火把。大马士革的男人都蓄着胡子,他们在任何公共场合都烟不离手。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饭店的立体声音响中播放着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Julio Iglesias)的歌。自1982年的镇压行动后,时间好像凝固了一般。当年,叙利亚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出兵哈马城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反叛活动。在长达三周的围攻中,政府军使用坦克大炮将叛军盘踞的古城轰成了一片瓦砾。在镇压行动中,约2000人被杀,但从平叛暴乱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极为成功。哈马城由此变成了政府冷酷无情的代号,同时也是对潜在反对者的当头棒喝。叙利亚的穆斯林后代亦不曾再次昂起头颅。     哈马城军事镇压时期,叙利亚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哈菲兹的画像。现如今,年届46岁的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哈菲兹之子)的画像不断出现在公共建筑、办公室、商店、广告牌和巴士窗户等处。年轻时的巴沙尔看上去似乎不可能走父亲的老路。他性格安静,勤奋好学,并且无心从政。他是在国内念的医学院,之后便前往伦敦担任眼科实习医生。他的兄长巴西尔本来是总统继承人,可他却在1994年死于车祸。于是巴沙尔被召回国内,作为拉菲兹的继任者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巴沙尔被送往位于霍姆斯的军事学院,并在那里获得了上校军衔。他一直保持低调。直到2000年,拉菲兹去世,巴沙尔在数日之内便成为了武装部队的统帅和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党魁。那年他34岁,比宪法规定的总统任职年纪小六岁,国会还为此调低了担任总统的法定年龄。于是,巴沙尔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总统,任期七年。2007年,他赢得了98%的选票,获得了连任。     执政期间,巴沙尔将自己塑造成谦逊的顾家男人和民主公开的支持者。他严辞激烈的抨击腐败。2000年,他任叙利亚电脑学会的前任主席,允许限制性地开放因特网。     但是,他并未使现状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巴沙尔羁押不同政见者、新闻记者和人权工作者,他的秘密警察队伍对嫌疑对象严刑拷问,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005年春天,他向记者宣称“各政党会迎来自由时代”,但他本人及其亲眷仍把持着国家。其弟马希尔掌管着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并担任陆军精锐部队第四旅旅长。许多叙利亚人控诉说他们曾看到马希尔去年春天向抗议人群开火。巴沙尔的好几个侄子都是马赫鲁夫家族的成员,他们掌管着叙利亚的情报部门。亿万富翁拉米·马赫鲁夫(Rami Makhlouf)在阿萨德家族的庇护下,从电信、建筑、银行、石油、天然气等各个行业攫取了丰厚的利润。在叙利亚,拉米·马赫鲁夫和马希尔日益受人唾弃。     “有一种说法说巴沙尔是好人,所有的坏事都是他那邪恶的兄弟或侄子干的。”一位西方国家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最近说道,“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巴沙尔就是罪 魁祸首。他是家族中的老大,掌管一切。他或许没有穆巴拉克那么高的地位,但他很聪明,知道如何说谎,如何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受众。”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之所以自1963年以来一直把持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努力维系国内监控。在喜来登酒店,总有一些穿着人造革外套、表情严肃的男人。他们成双结对,或是沉默地坐在停车场的汽车里,或是靠在大堂的长沙发上,眼睛毫无顾忌地盯着陌生人打量。这些人来自名为“玛哈帕拉达”(Mukhabarat)的叙利亚情报系统,他们中有来自陆军、空军、国家安全部门以及政党安全方面的人。叙利亚是世界上最阴险的警察国家之一,套用了原东德的监控模式,这儿到处都是告密者。     去年三月,一群学生在德拉市(Deraa)涂鸦反政府内容时被当场抓住,之后他们被羁押至警局并遭到虐待。随着消息的传开,还沉浸在阿拉伯之春激情中的叙利亚人终于忍无可忍,打破沉默要求政治改革。     阿萨德承诺会逐渐做出让步,并表示最终会对宪法进行修正。然而与此同时,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却在全国范围内拘禁、虐待、甚至杀害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一些时候,受害者残缺不全的尸体会被送回他们的家中以示警告。许多难民如潮水般涌过边境逃亡至黎巴嫩和土耳其。     整个夏天,陆续有军官和士兵从军中叛逃。同时叙利亚的下层武装反抗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在叙利亚国内以及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基地中,反抗者们宣布成立自由叙利亚反抗军(Free Syrian Army),并开始对政府军发动攻击。随着和平抗议转变成武装抗争,人们开始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在宗教派别四分五裂的叙利亚,国家的未来让人忧心。          复杂的教派斗争          阿萨德领导的是一支受阿拉维派支配的世袭政权,阿拉维派是什叶派教派的分支。历史上,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处于下等阶层。作为少数派,该派别最近才执掌政权。50年前他们的法律权利有限,还被他们身边的人怀疑为异教徒。叙利亚第二大少数派基督教派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两派人口共占叙利亚全部2100万人口的四分之一。逊尼派穆斯林占据了叙利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剩余的则是由巴基斯坦难民、德鲁士和贝都因部落成员、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土库曼人以及一些残存的犹太人形成的复杂群体。在大马士革,一位国际事务方面的教授告诉我说:“我们国家有47个不同的种族和教派,就像一杯水一样。你无法将它们分割开来,如果你不小心摔了这杯水,那它就没了。”     在阿拉伯世界,各国根据教派确定立场;在伊拉克和伊朗,由什叶派领导的政府支持阿萨德,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境内的逊尼派则坚持要求阿萨德下台。     这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场代理权之争。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伊拉克少数派(逊尼派)几年前与美军发生冲突时曾受到过叙利亚方面的协助,现在他们反过来为叙利亚的逊尼派叛军筹款,并给他们送去武器。而阿拉伯联盟由于害怕出现大规模冲突,在去年11月就将叙利亚驱逐出联盟,之后又呼吁阿萨德下台。     但阿萨德不但没有接受要求,反而加强了进攻。2月3日深夜,叙军向仍处于动乱的霍姆斯叛军基地发射了大量火箭弹、坦克炮弹和迫击炮炮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场袭击被视为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最血腥的时刻。不知是否巧合,这一天正是阿萨德攻打哈马城30周年纪念日。第二天,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叙利亚政府动用暴力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称两国的否决是“对事实的歪曲”,美英两国还各自召回了驻叙利亚大使以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反驳说西方的反应“过于亢奋”,称阿萨德已经向他保证“让各方停止使用武力”。这听上去就像是外交诡辩。俄罗斯仍然维持着它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口的地中海海军基地,并持续向阿萨德政府输送武器。阿萨德的一位朋友向我保证说俄罗斯和伊朗将继续支持阿萨德:“在接下去的几个月内安全将受到极大威胁,但我深信他的苦日子还在后头。”     政府军在霍姆斯的血腥攻击还在继续,到今年2月中旬,已至少有四百人遇害。叙利亚动荡已经开始近一年了,前途仍旧未卜。除了三分之一被反对派武装占领的霍姆斯外,战争还在好几个城市以及乡间的集镇和村庄继续,在位于土耳其边境与黎巴嫩边境的城镇,战事尤为激烈。超过六千人身亡;数万人遭到拘禁,其中甚至还有孩子;另外有数万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叙利亚正滑向邪恶的内战深渊,但阿萨德没有表示他有放下权力的可能。外交官称:“对巴沙尔来说,这是存亡攸关的问题。答案是要活下去。强大的安全部队依然团结,他不愿意下台,因为他认为下台的那天就是他的末日。”     在大马士革西北二十英里的山岭中有一个小镇扎巴达尼(Zabadani)——这是传说该隐杀死亚伯的地方。这块靠近黎巴嫩边境的飞地有四千人口,在最近几十年,它成了避暑胜地,富有的大马士革人在这里修建别墅,来自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也前来消暑。这个小镇坐落在古老的走私线路上,报道称这条线路现在成了从黎巴嫩向正在蔓延的叛乱力量输送弹药的动脉。     自从去年春天以来,叙利亚军队已经多次攻击扎巴达尼,杀死了十余名示威者,当地居民逃离家园,向大山寻求庇护。当地的自由叙利亚军成员进行了还击,负责此地军事行动的政府军第四师与反对派军官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当地的复兴社会党政府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扎巴达尼边缘,因而自由叙利亚军称扎巴达尼“已经解放”。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叙利亚政府第一次和平地放弃对一块国土的控制。看来还没人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一事件。          阿盟观察团之所见          阿拉伯联盟获准派出一个中型观察团进入叙利亚,1月21日,我参加了一个访问扎巴达尼的代表团。这个小镇俯瞰一道散布着樱桃和苹果树的河谷,其中有别墅和农田正在兴起。在山谷对面,高耸贫瘠的山脊覆盖着皑皑白雪。我们停在由沙袋构筑的工事和武装的士兵包围的镇公所旁,军方仓促接待了这支由十余名来自阿尔及利亚、苏丹和摩洛哥的外交官组成的观察团。有几家店铺开着,但店主和路人都静静地看着,假装忠于现政权。     当地的复兴社会党总部由一队叙利亚士兵占据着,这是阿萨德政权在这个小镇上最后的代表。军队指挥官在一面巨大的阿萨德肖像下面以外交辞令式的言语解释了当前的局面。他说:“目前,镇子两边由不同方面占据着,因而我们为了国家利益作出了这样的安排。”显然停火是由当地一位有影响力的复兴社会党党员和双方联系后谈判实现的。阿萨德的朋友对我说政府让自由叙利亚军占据一些领土,让他们都现出原形,然后再一网打尽。     数百码以外的一条边上有平顶的房子和居民区的街道就是“解放”了的叙利亚。我们走了进去,兴奋的青少年挤满了整条街,在那里大喊大叫。他们说政府军在一周前来到这里,并动用坦克、火箭炮和重机枪对着镇子轰了三天。他们愤怒地指着饱经炮弹洗礼的房屋,把炮弹壳和弹片摆在观察员的脚下。一位农夫指着河谷里凋零的果园说:“你们看看,他们对这些苹果树做了什么!”另一个人吼道:“他们的坦克就在镇子外面,你们一走就会来了。”     镇上大部分人都是逊尼派,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大喊:“真主将战胜不公。”他们还喊着:“人民要求把局势国际化。”一个胡子拉碴满脸倦容的人解释说,这里的居民希望国际干预:像在利比亚发生过的一样,建立帮助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联合国禁飞区。他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反对派称他们在全国共有四万名士兵,而政府军算上预备役和民兵有五十万人。大胡子动情地向一位观察员说:“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站在这里,任凭他们闯入我们的家园?”一位紧握双手的女称她的儿子被远处的枪手打死了。他们告诉我们,这条街上就有军方的坦克,离这里只有半英里。     在比邻的马达亚镇(Madaya)上,一群反对派成员在房子里向我们打招呼,他们就驻扎在那栋房子里。其中一名脸色苍白,愁容满面的青年身穿一件毛绒外套,他自称阿布·阿德万(Abu Adwan)。阿布·阿德万说,在去年六月他叛逃前,他曾是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驻军的中尉。反对派是一个分散且不严密的组织。尽管它看起来好像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有关联,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群占领华尔街的武装人员,它是由那些叛离政府军而后在家乡结识了同党的士兵组成的。阿布·阿德万告诉我说,在扎巴达尼大概有100名逃兵,但他们几乎没有武器。他还说此次休战不会长久,政府军肯定会再开战的,它不可能让我们拥有一个自由区的。尽管其他叙利亚自由军士兵都戴着头巾或头盔,但阿布·阿德万却没把脸掩住。当我问及原因时,他微笑着挥挥手说,“没多大关系。”     一个名叫阿拉斯(Anas)的年轻人说,他已经在大马士革修完了法学学位,但因为动荡不安的局势而无法参加考试。“我得等以后再参加考试了,不过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呢。”他苦笑着说。据阿拉斯统计,共有15人在大马士革的战乱中丧生。在七月中旬,他和朋友夏希(Shahi)曾试图躲避政府军的袭击。但最后阿拉斯被捕,并被带回去审讯。他被拘留了36天,还被揍得很惨。“这对我们而言是家常便饭。”他耸耸肩道。相比而言,他是幸运的,因为夏希被击毙了。而当时另一个被捕的朋友到现在还杳无音讯。     在观察团离开前,数百名市民聚集在中央广场,高呼口号,要求和平。阿拉斯对我说,他知道扎巴达尼的“和平”不会长久,政府军随时都可能回来。     “虽然前景不容乐观,”他坚定地说,“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很遗憾,但阿拉维派也参与了镇压活动,将来会爆发宗派内战。”他又补充道。     去年夏天,当起义军在招兵买马时,阿萨德在电视演讲中说,“阴谋像病菌一样,时时处处都在疯长。虽然我们不可能消灭它们,但我们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当时反对派大声地回应道:“细菌想要瓦解政权。”)阿萨德还补充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发展或改革无关,这是一场灾难。”当我在叙利亚四处转悠时,叙利亚政府一直宣扬反对派只是一群武装匪徒的言论。          霍姆斯现场          一月末,新闻部组织了一个记者团深入被围困的霍姆斯。在一个四周围着水泥墙的军队医院里,一支军乐队紧挨着一群官员站得笔直,手持大花圈。地板上放着三具棺木,上面铺着叙利亚国旗。医生和护士也聚集在这里,手握一面面小小的叙利亚国旗。他们身旁站着的是穿着黑色衣服的死者家属,包括他们的遗孀、母亲和妹妹。在远处的墙上,挂着大大的横幅,上面是阿萨德的头像,衬着湛蓝的天空和迎风飘扬的叙利亚国旗。     在葬礼开始前,那些官员就已经等我们等得不耐烦了。棺木里躺着的是在霍姆斯附近被杀的士兵,其中两人在前天的伏击中丧生,共有13名士兵殉难。而后在一间冷藏室内,我们看到了其他装在垃圾袋中的士兵遗体,他们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在储藏室外面,医生和护士吟道,“喔,巴沙尔,我们把身心都交付于你。”而后仪仗队员抬起棺木,家属们伤心地嚎啕大哭。仪仗队员抬着棺木踽踽而行,乐队演奏着哀乐,送葬者则跟在其后,妇女们低唱“向军人致敬。真主、祖国、巴沙尔我们都要守护。”在转角处,一辆白色殡仪车停在那,后车门开着。棺木被放进车里,而后殡仪车开走了。葬礼也就结束了。     回到车上后,保镖们说,下一个站是附近的哈米迪亚镇,你们可以和镇上的居民谈谈,但千万别乱走。其中一名保镖紧张不安地解释道,霍姆斯很多地区已被反对派占领,政府军不能涉足。     此时正值中午时分,冬日的雾霭仍弥漫在冷清的街道上。汽车绕过由岩石和油桶设置的路障曲折前行,而后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躲在沙袋修筑的防御工事后面。路边角落里有个小店,店主是位和气的中年人。他说,霍姆斯“形势不太好”。他又指着几个街区外,比邻逊尼派聚集区的哈利迪亚镇说,那里已经被反对派控制了。他接着说道:“他们打完就撤了,行踪不定。”他还告诉我们,在那片街区,绑架、杀害阿拉维派教徒和基督徒的事时有发生。内乱爆发之前,他的小店营业到凌晨3点,而现在,他下午5点就打烊了。我发现他的小店有酒出售,他解释说,他和大多数邻居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占叙利亚人口的10%,基本上都支持叙利亚政府,他们担心逊尼派上台后会对他们不利。这时,一名便衣警察踱进了小店,在我身后停住,竖起耳朵听我们说话,店主也不理会,继续说着。     “巴沙尔应该下台吗?”我问。     “不。”店主应道。     一些男人聚集在店外的街上,其中一位40开外,体型瘦削,性格爽朗的男人主动介绍说他叫马赫,和店主一样,也是基督徒。在国外工作多年,为一家美国公司做石油钻井工,但是,几个月前,他决定回国保护家人。他解释说,反对派侵占民宅,并作为据点攻击政府军。     几天前,政府军夺回了几条街道,一些商店得以重新开张,人们恢复了工作,孩子也可以上学了。     炮火声从哈利迪亚方向传来,马赫来回扫视街道后说,“朋友,我既不支持总统,也不是社会复兴党成员,但我已经看清了事实。”他附和政府的说辞指责,反动派是毒贩、罪犯和基地组织成员。他还提到反动派的刑罚和行刑室,在那他们像宰羊一样地割破受害者的喉咙。有一次,反对派武装在检查站要求一对老夫妇出示证件,之后就因为他们是阿拉维派教徒而被击毙。     他说:“政府应该强硬起来,我不介意三天不出门,让政府清查所有民居,因为这些反动派就藏匿在无辜者家中。”他接着说,“我不觉得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藏匿杀人犯,所以他们是帮凶。”我们离开后,他和朋友们就大声唱起了一首阿萨德赞歌。     有时,这种巡视会变成明显的政治作秀。一天早上,在大马士革的一幢政府大楼前,一些亲政府民兵——沙比哈(Shabiha)——聚集在一起,齐声高唱副歌歌词为“暴徒万岁”的赞歌。一个牙齿掉光的女人凑过来,指着一辆吉普车里手握自动武器样子很凶的几个民兵,大声问我:“这帮人看起来像杀人犯吗?他们受到杀害女人和孩子的指控,难道他们那样做了吗?”我回答道:“是的,他们是的。”她没有理会我,径自走开,对着其他人大声呵斥。在哈拉斯塔(Harasta)近郊的一家警察医院里,安保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一辆据说是从叙利亚自由军战士那缴获的汽车。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打开汽车行李厢,动作夸张地拿出里面的土制手榴弹——有十多支手榴弹是包在未拆封,印有希伯来字母的袋子里。他拎着袋子转圈展示,让周围的人和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摄像机都能看清楚。     不过在其他时候,事实证明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霍姆斯中央的钟楼广场(Clock Tower Square)是叙民众游行示威首次遭到血腥镇压的地方,据报道,在2011年4月,有几十名示威者在政府军对静坐示威者的攻击中死去。当我们到访时,这个大广场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     巴士停在离广场三个街区的一家旧咖啡馆前,我们下了车,然而正当我要走向一个街区时,保镖们神情紧张的让所有人都回来。一个高大魁梧,留着花白胡子的男子用英语向我们吼道:“你们来这干什么?这里不需要你们。”他手挥向由反政府军把守的邻近街区说道:“去巴巴阿姆(Baba Amr),卡里迪亚(Khalidiya),那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保镖们试图把我们拉回巴士上,但这个大胡子男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律师。他大声描述着他所在城市里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当被问及谁应对此负责时,他暗示当局正雇佣暴徒威吓群众。“我不知道(这伙人)是军人、保安还是民兵,”他嚷道,“他们脚上穿着运动鞋!你见过有哪支军队是穿运动鞋的?”他补充道:“我信得过配有头盔、靴子,身着制服的人,但对于这帮穿运动鞋的人,我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一些身着黑色长皮夹克的人出现在人群边缘——他们可能是政府情报人员或沙比哈。他们挨在一起交头接耳,有一些人朝大胡子男人走去。一些老人从咖啡馆走出来,试图将大胡子男人拉进咖啡馆,但他挣脱了他们。     一名记者问道:“这儿的生活怎样?”     “生活?”大胡子男人挥舞着胳膊叫道,“这儿没有生活!叙利亚根本没有生活!”     那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发出愤怒的吼声,以盖过他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你可以到霍姆斯四处转转!这里一切都好。”另一名男子向大胡子男人挑衅道:“你是不是想让北约来叙利亚?你是想要这样吗?”人群中充斥着喧哗和推搡,秘密警察蜂拥而至。大胡子男人对着记者喊道:“记住我的名字!明天我的名字将会上榜。”这份 榜单指得是霍姆斯的每日死亡名单。之后人群变得一片混乱,而大胡子男人也被人拉走。     亲政府派称:“尽管过去犯过错误,但现政权的意愿仍是良好的。巴沙尔不过是需要时间来实施改革。”     巴萨姆·阿布·阿卜杜拉(Bassam Abu Abdullah)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我跟他会面时,他戴着一只印有巴沙尔·阿萨德头像的手表。阿卜杜拉四十来岁,秃顶、大胡子,是大马士革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的教授,也是一名性情温厚的政府说客。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我辩解,尽管过去犯过错误,但现政权的意愿仍是良好的,宣布改革也并非单纯的战术退让。他承认,霍姆斯的暴力事件令人痛心,当地的安全部队滥用职权,像此类事件必须要处理。巴沙尔不过是需要时间来实施改革。“叙利亚会改变的,”他向我保证,“但掌控变化的过程很重要。各种前车之鉴摆在我们面前——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前苏联解体期间,阿卜杜拉去塔什干(Tashkent)留学;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曾试图改革,随后却无力掌控。“我清楚国家崩溃意味着什么。”他说。阿卜杜拉同意阿萨德早该进行改革的观点,但他仍坚持认为推迟改革也不无道理:伊拉克战争,叙利亚被控幕后指使于2005年用汽车炸弹暗杀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还有当前的暴动。这一切都转移了“叙利亚的大部分注意力”。“还有国内的腐败分子蓄意阻挠改革。”看到我一脸惊讶,阿卜杜拉说,“没错,我们有腐败分子,我不怕承认这一点。我希望自己的祖国未来更美好。”     事实上,政府已做出了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有利于富人。“改革没能惠及人民,”阿卜杜拉说,“市场本该照顾到每个人的利益,不过同样的政策在西方不也失败了嘛。叙利亚人民还没有那么富裕,仍然指望国家,就像依赖母亲一样。“由于缺乏致富机会,国内宗教情绪高涨,尤其在穷人之中。”阿卜杜拉说,政府需要政治开明,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不过,这一切都将体现在目前的修宪努力中。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最新报告,政府对霍姆斯和其他地方的进攻导致了数百名儿童死亡。然而,当问及政府为何杀害儿童时,阿卜杜拉说:“为什么不问问那些把儿童送上大街的人?他们才是卑鄙之徒。”在他看来,是国外势力——约旦特务、毒枭、伊斯兰教徒——精心策划了这些暴力事件。他说,伊斯兰极端分子对他发出了11道死亡追杀令;他已经把俄罗斯籍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往国外。     他认为,大部分抗议者是“盲从之徒”,是受到了误导。“有些人觉得他们想要的是自由,但却不理解自由,以为混乱就是自由。”他笑了笑,说道:“我认为安全部队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军队愿意,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得到解决。”     阿萨德的支持者普遍对反抗军持怀疑态度。纳比勒·图迈赫(Nabil Toumeh)是位颇具影响力的商人,他告诉我说,叙利亚发生的事就是一个阴谋——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cw Brzezinski,波兰犹太裔美国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译注)多年前精心策划,并得到以色列的支持——他们推动穆斯林兄弟会(al- Ikhwān al-Muslimūn,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起源于埃及,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半公开、半非法伊斯兰政治集团——译注)来接管中东。他说:“穆斯林兄弟会受了50年的迫害,如今被授以权柄,这将给阿拉伯世界带来倒退。”阿萨德的朋友告诉我:“这不是阿拉伯的春天。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复活。”穆斯林兄弟会正试图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夺权,但休想在叙利亚得逞。“这些人毫无理性可言,他们只信真主。”     但在扎巴达尼,一名逊尼派抗议者告诉我:“这里没有穆斯林兄弟会。这些人确实是穆斯林,但兄弟会的人并没有真的给这些人出谋划策。我们要的是自由,能够和平抗议而不至于遭到枪击。”          反抗军是谁?          反抗军的情况外人所知寥寥。一位资深异见人士萨利姆·海尔贝克(Salim Kheirbek)告诉我说:“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参加了抵抗。另外百分之七十,就算没站在政府一边,也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还在犹豫,特别在看到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情形之后,这些人希望有所改革,但是代价太高。”阿萨德的朋友告诉我,叙利亚自由军只有一千名叛逃军人,其余的都是狂热盲目的乌合之众;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商人估计其三分之二的成员都曾是政府军。我遇到过一些士兵,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听命于高级军官,被迫向平民开枪的经历,然后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密友一起逃走了。很多人讲述了相同的经历,似乎颇为真实可信。多数人都说,他们的宗旨就是要保护平民,并坚持说只要阿萨德及其核心集团下台,他们就会停止武装斗争。他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不是宗派性的——他们反对阿拉维派只是反对那些掌管国家的阿拉维派——不过他们也认识到,无论如何他们与政府的决裂都有宗派对立的因素。绝大多数的政府军成员是逊尼派教徒,而绝大多数的高级政府官员,譬如国家的其他领导人都是阿拉维派。     现在无论反抗军说什么,伊斯兰教徒毫无疑问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基地组织领袖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最近号召在叙利亚发动圣战,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发生了自杀式炸弹事件,这与基地组织的袭击手法极其相似。正如政府支持者在大马士革所说:“美国人曾利用圣战分子去对抗阿富汗的苏联人,叙利亚人曾利用他们去对抗在伊拉克的美国人;萨科齐曾利用他们对抗利比亚的卡扎菲,现在美国人又利用他们来对抗我们。最后,可能他们就要为自己而战。”不过,在极大程度上,叙利亚反对派似乎反映了平民阶级的一部分诉求,42年的和平时期里他们感觉受到了欺骗。     一些人曾遭到秘密警察的虐待,现正试图谋求报复;其他一些人受到宗派仇恨的煽动;还有一些是真正的爱国者,没法容忍这样一个专制政权。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派别会从中脱颖而出占有支配地位,不过看起来似乎会是最愿意采取极端暴力手段的那一派。叙利亚正在和自己交战,不可避免地,各方都会歪曲对手,并隐瞒自己某些方面的动机。即便是叙利亚自由军也还不清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我在大马士革见到的第一批反抗军看起来紧张又多疑。那是1月25日星期三的早上,萨格巴东郊的家具制造工业区,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十几个士兵用阿拉伯头巾蒙住脸,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拦截过往车辆检查身份证件。当时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叙利亚翻译,名叫阿卜杜拉。反抗军要求我们下车并出示身份证明文件。阿卜杜拉看上去很紧张。马路对面还有其他士兵,一个人扛着火箭推进式手榴弹发射器走过来。士兵们仔细检查了阿卜杜拉的身份证,确信他不是政府安全部队人员之后,他们才同意跟我们谈话,于是我们走去附近的一个车库。     叙利亚反抗军“叙利亚自由军”。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打仗,一个人说:“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再有儿童被杀,妇女被强暴。”另一个说:“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平等。”好几个人都取出蓝色压膜卡片,证明他们是从军队里叛逃出来的。他们非常年轻,也就十几二十岁的样子。一个人说,他曾在德拉市为政府安全部门工作,那里是暴动开始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从北部伊德利卜省(Idlib)来的;第三个从霍姆斯来。“我们是士兵,被命令去杀人,”一个人说道,“我当时在一个检查站工作,如果我不去射杀他们,他们就会射杀我。”     另一名年长一点儿的士兵自我介绍说叫穆罕穆德·努尔(Mohammed Nur),萨格巴反抗军的三把手。叙利亚自由军代表的是“所有叙利亚人”,他滔滔不绝地说,“我们有基督徒,阿拉维派,德鲁兹派,还有逊尼派。”他承认政府利用了各派间的紧张关系,让阿拉维派感到岌岌可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在武装阿拉维派。不过反抗“不是针对某个派别——而是关乎民主,”他说,“如果巴沙尔和他周围的人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一切就结束了。”正说着,一个人跑过来对努尔说了些什么,努尔开始大声命令其他反抗军,他们迅速离开。政府军就要来了,不久这里就要发生激战。     我们在反对派控制区内驱车行驶了一公里以上,一路上,我们遇到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把守着多重军事路障,另一些武装士兵在开车巡逻,平民装扮的少年们像是在站岗放哨。周围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但我们找到了一家仍在营业的家具展厅,店老板邀请我们去他舒适的办公室坐一坐。那里有一个壁炉,木炭正在熊熊燃烧。店员给我们上了茶。店老板小心翼翼地跟我们说,现在的状况“不妙”,他从来没想到过反对派会占领自己居住的街道。自从阿盟观察团进入叙利亚之后,叙利亚军队武装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入萨格巴(Saqba)。店老板对我解释说,“政府也尽量避免麻烦”,不过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则是“政府武装对人们的镇压”。镇压打击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缺失。“假如政府能够修复人们对其一小部分的信任,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店老板说道。     普通民众:“我不对任何一方抱有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我真正期望的,是政府能够加速改革的步伐。”     店老板停顿了一会儿,随后继续说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政府应该对人民作出让步,认真考虑人民的诉求。我们的政治体制,肯定有人支持,也肯定有人反对。两边都应该听听对方的意见。”前段时间,这位店老板结束旅程,乘飞机从土耳其回家。他的邻座是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那个小男孩总是不停地大呼小叫、上蹿下跳。终于,他忍不住了,叫小男孩安静下来。这位母亲解释说,孩子只是太兴奋了。她是叙利亚人,但一直客居美国,这次是小男孩第一次回自己的家乡。“我跟她说,这不是一个返乡探访的好时机。她说:‘我之所以决定回来,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她还说:‘真主啊,保佑叙利亚,巴沙尔万岁。’这时,前排的一位年轻人转过身来,说道:‘真主啊,保佑叙利亚,自由万岁。’然后,他们俩就吵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整整六排的乘客都加入这场大争论。最后,我叫喊着让大家全部安静下来,我说我们这是在天上,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恐怕我们就不能降落了。”航班到达大马士革后,有人向军方守卫报告了这位年轻人所说的话。于是,他就被带走拘留起来。直到店老板插手解释事情原委之后,这名男子才得以释放。     店老板希望知情人能够从中斡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保持头脑清醒,”他说,“不论是哪方军事力量,我都没有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我真正期望的,是政府能够加速改革的步伐。我们都知道,军队可以长驱直入,铲除一切反对势力,并且建立任何它想要的政治制度。但是,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样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好吗?”     兰库斯(Rankous)位于大马士革东北部20公里,这座山城目前在反对派的控制之下。2012年1月28日上午,阿盟观察团前往兰库斯,我和另外几名记者一同前往。我们一行来到一处大雪覆盖的高地上,这里距离基督教古镇赛德纳亚(Sednaya)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一座军方的岗哨就坐落于此。道路从这里通向一座幽深的的山谷。观察团成员纷纷跳下汽车,在附近游逛,享受山谷中清新的空气。几分钟之后,他们重新钻进汽车,最后决定不去兰库斯了。观察团的领队告诉我,据岗哨的指挥官称,兰库斯地区有很多反对派的狙击手,观察团随时可能遭到袭击。我认为,如果观察团只去那些叙利亚政权希望他们去的地方,那么他们就直接回家得了,哪里也不用去了。随行外交官对此表示赞同。他推测说,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这个观察团行动或许该暂时中断了。     我和另外几名记者决意前往。在一处弯道附近,我们遇到一个军方岗哨检查站,士兵从里边跑出来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朝兰库斯指了指。士兵们警告我们说:“那里很危险。”不过并没有阻拦我们。没开几分钟,四辆载满多户人家的面包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政府军坦克炮弹整夜的袭击中逃出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政府军坦克占据了小镇四周的山顶,炮轰了一整夜,他们不得不离开。其中一个人指着一条坦克走过的泥泞痕迹,那痕迹通向大雪覆盖的区域,消失在山脊处。据他们说,这座城镇原先有人口2万,而现在只剩下50户人家。          兰库斯的战斗          兰库斯的边界设置有一个路障,该路障由一堆泥土和石块围绕几个油桶堆积而成。其中一个油桶用黑色喷漆涂上了“Jayshal-Hurr”这几个字,意为“自由叙利亚军”。     我们在一个小广场停了下来,一辆满载战士的小型载货卡车来到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过荒芜的街道,来到一座清真寺附近的房子里。进到屋内,在二楼一间有老式木炉的房间里,一位穿制服、留着短发的英俊小伙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他叫阿布·哈立德(Abu Khaled),是自由叙利亚军兰库斯分队的指挥官。此人现年33岁,几个月前他还是叙利亚政府军的军官,被指派到霍姆斯战况最激烈的一个地区的检查站工作。他告诉我们政府军有很多滥用职权的现象:一次他的一名同事军官无缘无故地射杀了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声称想给那个地区的人一点儿“颜色”看看。最终阿布·哈立德带着他手下的30人叛变了,这些人来自叙利亚不同的地方,不过大家都一致愿意跟随哈立德来保卫兰库斯,这个他长大的地方。     外面突然爆发了枪响声,还有听上去像是由坦克发出的几声重击,阿布·哈立德派了些手下去查探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自由叙利亚军已经控制兰库斯几周了,在过去五天里政府军协调一致通力包围这座城镇。军队用坦克和高射炮攻击,高处还有狙击手射击。阿布·哈立德的人只有一架迫击炮,一把狙击步枪和一些政府军丢弃的卡拉希冲锋枪。他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一小段视频,视频中一个穿制服的男子躺在另一个人的怀里,接受人生中最后的安慰。阿布·哈立德把手放在胸口告诉我:那是他的同伴,当时就是他抱着那个人。一位名叫阿卜杜勒·卡里姆(Abdul Karim)的镇上老者也加入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的侄子们也是在这次炮击中被杀害的。     枪声更多了,还有东西在屋子旁边飕飕地飞过。阿布·哈立德下令撤退,当他的手下争相外涌时,他要求我们关闭手机并取下SIM卡以防我们被跟踪。在门口,阿卜杜勒·卡里姆站在我前面,抓着我的胳膊,并要我抱着他的腰,以便在我们下楼梯的时候能护着我。     在兰库斯的一栋房子里,一名叙利亚自由军的军官在接受记者采访。     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密室,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小宝宝和一名老妇。他们让我们坐下并为我们送上茶水,而外面的射击还在继续。这名老妇边留着泪边为我们切苹果并坚持让我们吃掉,我问她为何没有离开,她告诉我他们家太穷而且也没有亲戚可以投奔。阿布·哈立德冷静地说道:“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誓死保卫人民。”如果镇上剩下的居民离开兰库斯,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去其他的地方。那他们如何通过政府军呢?“我们会在他们的检查站间匍匐前进的,”他笑着答道,“不要为我们担心”。他们存有酸奶和苹果,面包店仍保持每周营业一天。这些人离黎巴嫩边境不远,因此可以偷运燃油。     反政府武装告诉我,在围攻开始的几天前,一名情报部门的代表找上了阿卜杜勒·卡里姆,告诉他政府军愿意休战,就像在扎巴达尼那样。“信息就是‘不要靠近我们,我们也不会靠近你们,’”阿布·哈立德说道,“我要求取回我方之前被他们拿走的烈士的遗体。他们的回答是,‘把你们的武器交给我们就会把遗体还给你们。’”他拒绝了并告诉我:“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有历史的组织,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阿布·哈立德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伴并不是出于对阿拉维派的仇恨而行动。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一开始他只将那些人称为“某个教派的人”。在霍姆斯,政治制度滋生了教派意识。他告诉我们,这个城市内部和周边共有46个政府军的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都有来自情报部门(Mukhabarat)的代表。“这些人向18岁的士兵脑中不断灌输,告诉他们正在面对以色列人的阴谋,是这些以色列人在支持恐怖分子”,他说道。听到这里那名年轻女子突然叫道:“这是逊尼派的城镇,这就是他们朝我们开火的原因。”     傍晚时分,旁边的房子被击中了,其中一名反政府武装分子伤及了腿部,但是射击仍未停止。开车出去似乎想都别想了。政府军士兵知道我们在里面,但已经开始攻城,所以让他们自我约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给我认识的叙利亚政府最高官员——外交部发言人吉哈德·马克迪西——打电话,请他劝说政府军停止攻击,这样我们便可以安全离开了。他教训了我一阵——为什么我们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去了兰库斯?——但答应帮我们斡旋。最终,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被告知立刻出城。我们听了听动静,枪炮声停止了。     一名年轻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前面开车把我们带到了广场,然后我们就自己行动了,我们开车回到起伏的开阔地上。在政府军的检查站里,士兵们都在持枪待命。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围着我们转圈并专注地盯着我们,手指始终扣在武器的扳机上。一位军官生气地质问我们,难道没看见恐怖分子在城里吗?我们承认有一些反政府武装分子在里面,但同时指出城里也有平民。他面露不悦,告诉我们他的士兵受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一些人受伤了,还有一些人牺牲了。     待到放行我们时,已是暮色黄昏,寒气袭人。随着夜幕降临,我们驱车穿过白雪皑皑的山地,直奔大马士革而去;在公路两侧和交叉路口,视力所及到处都是坦克。看起来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是夜,政府军又开始炮轰兰库斯,并在第二天发动了几次地面进攻;阿布·哈立德的人进行了反击,打死了6名政府军士兵。阿盟观察团正式暂停调解使命;第二天政府军将部队部署到大马士革的郊区,随后又进驻扎巴达尼和霍姆斯等地。纵然什么都没有正式宣布,但很显然,这是一次全面攻势。一份亲官方报纸的编辑在大马士革告诉我,反政府武装分子对郊区的控制是一个假象,政府方面默许反叛分子这样做,为的是在消灭他们之前,“引蛇出洞”。此后不久,消息传来,阿布·哈立德和他的小儿子已被打死。          不可避免的内战          1月30日,我离开大马士革,取道东部公路赶往特斯尹陆军医院,调查政府军最新伤亡情况;在过去的3天里,在大马士革城内及外围战斗中,每天都有50多人伤亡。一路上,我看到军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准备战斗的士兵;在萨格巴小城的城乡结合部,士兵们正在设置路障。透过屋顶的上方,我看到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一股股黑烟腾空而起。一名政府陪同人员看到这番景象,颇为震惊,并焦虑地问我,“我们要变成第二个伊拉克吗?”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个国家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他从未看到过反政府示威,“我们的政府不愿承认现实吗?”     同一天,大马士革的外交官告诉我,一切都太迟了,叙利亚无法避免陷入内战的境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国家,事态正在变得不可收拾。”他希望各方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就像最近也门发生的“软着陆那样,阿萨德家族可以带着所有的家当飞到迪拜或者管他什么地方。”     但是俄罗斯予以坚决地反对;没人知道如何与身处暴力行为之中的反政府武装分子谈判;在阿拉维派确信他们不是起义者反抗的目标之前,反政府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方面缓和紧张对峙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名外交官说,“大部分官员阶层都是阿拉维派,而且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叛变。”     但是,政府不可能永远掌控局势。随着全国各地动荡四起,政府军部署捉襟见肘,前线的粮食和燃料供应也逐渐短缺。部队疲态渐显,士气日益低落。即使政府切断了叛乱地区的电力、食品和医疗供给,但反对派一方的信心却是与日俱增。大马士革的另一名外交官说道:“恐惧已经永远离人民而去,也将永不再回来。人民已经走上街头,他们要等到事件结束。”他还补充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政权的施暴能力,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它的领导者竟是如此愚昧。我们早就警告过他们,一旦他们向人民开火,人民迟早会反击回去的。即使他们曾试图推进改革进程,但这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现在只好停下来去镇压人民。”     与此相反,那位大马士革的报纸编辑则认为,目前这个国家离不开阿萨德。“就像卢旺达曾发生的那样,政权的崩溃将会导致暴力横行和群体对抗,“他解释道,“你当然可以怪罪随便什么人,但是这也是事实。国家必须继续运行下去,否则的话,就会像现在的霍姆斯那样,到处都是宗派冲突引发的暴力事件。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重拳出击,打击反叛分子,众多的生命沦为牺牲品。所以,要求阿萨德下台的主意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就是政府军。想要拯救这个国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支持政府进行自我改革。而其他所有的设想,都将导致内战、宗教暴力的发生,最终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在他看来,阿萨德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两手并进,对激进叛乱分子应给予坚决无情的打压,对温和派人士应以更好的改革方案来拉拢说服。上周,叙利亚政府宣布,宪法草案经过数个月的修订后,将于2月26日提交公民投票。与此同时,军政府也正加紧炮火攻势。     在大马士革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50多岁的逊尼派商人。这位商人名叫艾马德·哈提卜,叙利亚派系间的乱战让他深受其害。前些日子,他在霍姆斯的时候,就遭到了三名男子的绑架。劫匪用枪指着他,强行闯入他的汽车,并命令他交出现金、身份证还有手机,随后就把车开走了。哈提卜前往当地的反叛军政府报案。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把劫匪抓获归案。“除了手机,他们把汽车钥匙和钱都还给了我。不过手机钱他们也赔给我了。”哈提卡描述说,“他们把抓到的人带给我看,我指认出来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我面前打这帮人。看身份证,抢我东西的人和杀人的那帮人都是阿拉维派人。”     哈提卜是叙利亚国民团结党的领导人;叙利亚国民团结党是去年十二月份获得合法席位的四大新兴党派之一。他告诉我说,他曾试图协调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但后来放弃了,因为政府的立场愈发清晰,它决心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哈提卜愤懑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俄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国际声誉而支持巴沙尔,沙特阿拉伯为了削弱伊朗而反对巴沙尔,土耳其则想让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哈提卜希望,“叙利亚能成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统一政府,甚至阿拉维派也在这个阵营内”。但随着国内战乱愈演愈烈,一切看起来都太迟了。     “未来将发生什么?”我问道。     “一场内战即将爆发。”     “什么时候开始?”     “序幕已经拉开。”     我从没见过说话如此直白的叙利亚人。我问哈提卜会不会担心自身安危,他无力地笑笑说:“如果真主想要带我离去,那就顺其自然吧。”    进入专题: 叙利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地区问题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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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中国的女性进步在很多方面陷于停滞

核心提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五分之一女性的故乡,是少数几个女权状况正在走回头路的国家之一。 她们最缺乏的是政治权利,因此,在这里,”中国公民,其中也包括女性,都没有地位。” 原文: Chinese Women’s Progress Stalls on Many Fronts 作者:DIDI KIRSTEN TATLOW 发表:2012年3月7日 本文由”东西网”的florist翻译(原 译文 );”译者”志愿者校对 【原文配图:刘萍是一位被警察骚扰的女权活动家。Gillles Sabrie为《国际先驱导报》拍摄】 北京—— 去年三月,一位男性共产党官员口中说出的八个轻蔑的字,使刘萍下定了决心——她将竞选当地立法机构,加入全球日益增长的女性寻求政治权力的主流。 “他说,’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刘女士回忆道,”但选举就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明年!我当时决定立刻参选。” 刘女士的参选,从在一座桥上用高音喇叭演讲开始,从微博网站宣传开始,引起了全中国范围内一波几百人独立参选的浪潮。她们几乎全部失败了。 她说,她的努力在被当地官员阻拦之后落空了。但47岁的刘女士,江西省新余市一位被迫提前退休并陷入贫困的钢铁厂工人,做成了对政府来说更有威胁性的事:她成为了女性在世界范围内争取的更大权力的活动家。 “中国的女性没有地位。”有一个女儿的单亲妈妈刘女士说。 根据女性主义者、研究者、以及来自政府任命与运营的,用以代表女性权益的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数据,中国,作为世界上五分之一女性的故乡,是少数几个女权状况正在走回头路的国家之一。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的女性享受着由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格言所授予的,自上向下而来的好处:毛说,”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 过去35年来经济增长的炫目光芒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国女性因水涨船高而有所获益,但事实上,她们在相对权益上,正失守自己的阵地。 女性的收入相对男性有所降低;传统观念将女性归入到家庭的领域;并且女性的净财富可能正在缩水。在其他地方的女性议会代表人数正在增长的时候,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女性比例,却数十年保持在刚刚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水平未变。 很明显,中国女性比她们在阿富汗或沙特阿拉伯的姐妹们拥有更多的权力。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女性看到,她们的权力由于上升的伊斯兰教势力而濒临危险或已经被制约。 但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这一崛起力量——并没有仿效印度、欧洲、拉美或南非卢旺达之类的非洲国家,将女性推向更高的地位。 部分是因为中共就是害怕看到刘女士身上的东西:在一党制国家中要求权利的个人。用她的话说,”事实上,问题是没有哪个中国公民有什么地位。” 刘女士说她被政府严密监控,去年12月30日,她从新余的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后,被不明身份的人打倒在地。 她说,拜访者——律师和网络上的支持者——也曾被攻击。她举起自己发红的双手;右手食指肿胀而弯曲,是被她弟弟故意弄伤的,她说,弟弟的儿子因为她的政治活动而被拒绝参军。 然而,她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当收入下降的时候,女性们看到自己的权力在减弱,她说。”我们需要必要的政治权力来参与政治辩论。” 尽管有着强大的官方说法里,女性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但并没有真正的具体的活动可以保护像刘女士这样的女性,或在总体上扩展女性地位。 女性主义学者和北京反家暴网络领袖冯媛说,”中国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运动。” 全国妇联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她暗示道,并说,”他们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妇女组织,它必须妥协。” 她提到了最近的一些活动。在北京,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三名年轻女性身着白色新娘礼服,上面用红漆书写着抗议家庭暴力。若干天后在广州,女学生占领了男性的公厕,抗议女性公用设施的缺乏和她们低等的社会地位,这项抗议自此在其他城市被不断效仿。 然而,很多女性主义者提到,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缺乏提高女性身份的政治意愿。”在中国,由极少数一群男性制定政策,他们并不把女性权力视为主流议题。”协助策划了婚纱抗议运动的27岁兽医学博士惠瑾说道。 在权力圈的最内层,共有九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是没有女性的;在中央政治局的全部25个成员里有一名女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每16个正式成员中仅一人是女性。彭博社去年报道说,120个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最有权力的经济部门中只有一个是由女性管理的。 与此类似,女性缺乏经济影响力。常被兜售的一个事实,中国女性在去年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福布斯榜上占据了14个位置里的7个,”也不过是告诉你这七个女人的事而已”,圣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中国女性问题专家盖尔·赫沙特(Gail Hershatter)说。 在政府最近进行的关于女性进步情况的衡量中——即2010年进行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第三次调查——近62%的男性和近55%的女性认为”男性属于公共生活,而女性属于家庭”,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7.7和4.4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平均年收入只有男性的67.3%,而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56%,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10.2和23个百分点。 2010年的女性”高层人才”中,81%拥有大学学位,比男性多出7个百分比,但其中80.5%都表示,在工作场所,男性占据着高层的职位。 与此同时,北京清华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Leta Hong Fincher的研究表明,女性的财富正在缩水。 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结婚时由男方购买家用住宅,女方提供家具,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少地拥有住宅。Fincher女士发现,即使当女性对住宅购买或按揭也有贡献的时候,出于给男方”面子”的考虑,也将意味着住宅将仅冠以他的名字。结果是,许多女性错过了过去十年里房地产价格暴涨的获利机会。 “很多女性被排除在了2010年那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财富积累之外,这场财富积累由汇丰银行评估的价值超过17万亿美元,”她写道。一项关于婚姻法的有争议的修订案于八月通过,表示在离婚时,除非有其他争议,财产归还给法定所有者,使得很多女性无法保障当初的资金投入,空手而归。Fincher女士说。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包括共有权在内,2010年37.9%的女性和67.1%的男性拥有不动产。 然而,正是1995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为过去二十年来,全世界女性权力的进步打下了基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次会议上,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宣布:”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起在北京,告诉世界:将女权排除在人权之外的讨论已是不会再被接受了。” 出自那次会议的《北京宣言》第14项条款说到:”女性权力是基本人权。”女性们将其带回国内展示给她们的政府。改变的势头已经筑成。 吴晴,一名74岁的退休英语教授,参加了1995年的会议。在海淀大学区,她北京的小公寓里,书籍和论文因堆得过高而摇摇欲坠,吴女士从一张塑料袋里,拽出一张该宣言残破的中文副本。 那儿也有几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劳动法,教育法,教师法,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法案,妇女权力国际法案。 “我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吴女士说。 1987年在其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吴女士协助组织了一个女性研究小组的坚定女性主义者,她说,如果中国女性想要取得进步的话,政治自由是关键。 吴女士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27年之久,这其中很多时候,是像刘女士渴望的那样,由选民挑选出来的独立候选人。但去年,吴女士未被允许参选。 “我想,决定是来自政府最顶层。”她说,”他们害怕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曾经去过非洲,巴西,印度。”她补充道,”并且我感到这里的体制是不一样的。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在印度,如果女性们想一起以民主的方式做点什么工作,她们就能办到。而在中国,这取决于当地政府如何。” 女性主义学者冯女士说,总的来讲,”性别模式的过渡时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这是最漫长的革命。”她说,”所有其他的革命比较之下都容易且短暂。” 相关音频(翻墙后右键另存可下载): 译者访谈:彭晓芸、兽兽谈新婚姻法司法解释( 上 、 下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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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在对华重头人物聚会上话很多

希拉里在对华重头人物聚会上话很多 原标题:美对华重头人物聚会 希拉里话很多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国评论新闻网 来源日期:2012-3-1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1 17:16:26 阅读量:29次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应建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7日得到美国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两国应建立“稳定的、相互可接受的合作与竞争平衡”的模式。她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我们必须做好。”         有官方背景的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与“尼克松基金会”7日举行全天的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研讨会。当年参与和见证尼克松“破冰之旅”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3位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以及来自美国政府、国会、智库和民间的300多人参加了这个高规格的研讨会。   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中国外长杨洁篪早上通过视频连线发表揭幕演讲,希拉里下午亲临现场做压轴演讲,中间穿插7场研讨会和对话,涉及中美关系的历史、现状、未来,以及经济、安全、公众观感等专题,出场的都是美国与对华关系有关的重量级嘉宾,让与会者有目不暇接、分身乏术之感。   希拉里的演讲原定25分钟,但她洋洋洒洒讲了近40分钟。除了直接回应习近平的呼吁之外,还重拾布什时代提出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概念,并进一步提出国力迅速壮大的中国不能做“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selective stakeholder),而要做“完全的利益攸关方”(full stakeholder)。   希拉里如是阐述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努力与崛起国家合作,以强化其崛起能贡献于全球安全、稳定与繁荣,同时保持和确保美国在变化的世界中的领导作用。我们试图做到这些而又不产生不健康的竞争、敌对或冲突,不靠以相互间的代价来得分而使双边关系恶化,也不缺少我们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   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时曾引用《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强调“路在脚下”。然而要开拓这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需要披荆斩棘,首先要务实地设定发展两个大国关系的目标,从化解双方的相互猜疑和彼此戒心开始,逐步积累互信。   杨洁篪早上在开幕演讲中提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六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第一,把握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向,把好舵,定准位。第二,增进战略互信。杨洁篪希望美方正确、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多采取有助于增进中美互信的行动。他重申,中方欢迎美方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美方同样尊重中国在亚太的利益和关切。第三,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希拉里不约而同地提到要建设性地处理两国战略互不信任的问题,并产生一个框架。她说:“支持中国崛起与推进美国利益没有内在矛盾,一个兴盛的中国有利于美国,一个兴盛的美国有利于中国。”她还说:“有人问美国是不是企图遏制中国?我们的答案很清楚:不。”   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在上午致辞时表示,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成为“零和游戏”,冲突和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作为伙伴进行合作,双方都将从中受益   希拉里认为,虽然中国还面临着平衡发展需求与新兴国家责任的复杂任务,但中国的国力、财富和影响力已经到了不能做“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的阶段–在有些问题上希望被作为大国来对待,有些问题又自认为是不需承担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她引用电影《蜘蛛侠》的台词“力量大,责任也就大”,指出中国国力强大了,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利益更加息息相关,现行体系有需要更新改进的地方,但不能放弃已经让中国受益的国际体系。   希拉里“替世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表达关切,并希望中国在贸易和人权方面遵循国际准则和普世观念。   今年5月将以国务卿身份第六次访华的希拉里强调,美国要寻求各种机会加强对华接触和对话,承诺发展伙伴关系。她说:“中美不能一起解决世界所有的问题,但没有中美,我怀疑任何全球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她希望中国成为“完全的利益攸关方”,拥抱作为全球主要角色的作用,帮助加强国际体系。   最后希拉里说:“我们现在试图回答一个古代问题:当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相遇时会怎样?我们需要新的答案,我们别无选择,相互依存意味着除非对方成功,否则我们不会成功。我们需要谱写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   应当说,希拉里的演讲基调相当正面,是对习近平呼吁的积极回应,但千言万语抵不过一次富有勇气的实际行动,40年前中美双方领导人以“历史性的一周改变了世界”,今天同样是两国领导人拿出勇气和胆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   过去两个月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3度见面的基辛格博士当天对中评社记者说,他与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周全的交谈,觉得习近平是一个思维缜密、有长远眼光的人,期待中美关系能走得更近。   过去40年一直在推动美中关系的“老臣”斯考克罗夫特当天也对中评社记者说,他与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不仅谈到双方的分歧,还谈到双方应当做点什么来深化相互理解,两国有非常不同的人民、历史、文化,而这些方面的交往正是习近平想聚焦推进的。   美对华重头人物聚会 希拉里话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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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报摘:刑诉法与“秘密拘捕”

中国强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更好地保障人权。 星期五(3月9日)的中国报章多以大篇幅报道全国人大会议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内容的消息。 按键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与英文《中国日报》均强调,修正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是“彰显人权”的表现。 按键 这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列明 ,警察拘留、逮捕嫌疑人后,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然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者,当局仍可不予通知。 按键 据《人民日报》报道 ,对于外界担心警方秘密逮捕政治异议和维权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以“我国没有‘秘密拘捕’”进行了驳斥。 按键 《环球时报》 也赞扬这次《刑诉法》“大修”是一次“微型政改”。 按键 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缺席 听取《刑诉法》修正草案内容的人大全体会议成为了一则政治花边新闻。 但据 按键 《星岛日报》 等香港报章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四晚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薄熙来出席重庆代表团会议的片段。 其他消息: 按键 《环球时报》英文版 报道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美中关系的最新言论。克林顿夫人说,中国崛起与美国利益“并无冲突”,但她呼吁北京向世界展示“一致”的处事作风。 按键 该报中文版 则引用一家法国网站的评论,嘲笑克林顿夫人的言论反映华盛顿官员对中国的定位比尼克松还不如。 按键 《中国日报》 报道了最新一年 按键 福布斯世界富豪榜排名 ,并聚焦在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富豪的消息。香港的李嘉诚仍然是亚洲首富。 在美国苹果公司 按键 发布新一代iPad 之后,中国苹果热继续升温。 但据 按键 上海《新闻晨报》 和 按键 《环球时报》英文版 报道,仍在与苹果争夺iPad商标权的深圳唯冠公司对此非常不满。 报道说,唯冠的代表律师把苹果决定把新产品只称为iPad的决定视为“挑衅”,并发表公开警告信,威胁对有销售、运输iPad等行为的经销商追究一切法律责任。 而在香港, 按键 据《英文虎报》报道 ,热衷追捧科技产品的香港群众正为香港将成为新iPad首发地点之一的消息而欢呼雀跃。 报道说,虽然在香港首发将对“水货”内销商造成不利影响,但出口商正为此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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