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社区失灵”导致垃圾减量困难 冯永锋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就是几年以前，我刚刚开始对垃圾发生迟来的兴趣，于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访问身边的“垃圾人”——他们有时候被称为拾荒人，有时候被叫作“再生资源回收商”，有时候被叫成收废品的、捡垃圾的、买破烂的——我访问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一有时间就和他们在一起混混。所谓的混混，不过是他们在垃圾边干活，我在旁边看着，不太脏时搭把手，太脏了就捂着鼻子扇着手掌躲得远远。 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拜访“社区”。北京上海这样在世界级大城市，到底有多少个社区，恐怕连国家统计局、中科院遥感卫星，也不太清楚。社区这个概念又是那么的含糊，有时候是指某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统治下的一大片地方，长人的与长草的都算上；有时候又是特指某个刚刚开发出来的商品房小区，这类社区的大小取决于开发商拿地、贷款和盖楼的能力，开发商能力大，盖出个天通苑那么大的地盘，那么这个社区面积就大得让人害怕，大得让人一进去就陷入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有的社区则可能很小，小的，甚至只有两三座小楼，外加一两座平房。 我第一个去的社区就真的只有两三座小楼，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这是某个教育单位的家属楼，因为是单位独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单位就需要成立这几座楼的管理委员会，因此，这个小区有一点点像是特区，或者是居委会的分支单位，它们给自己取了个“与子有别”的名字，叫“家委会”。家委会的人多半是搞教育出身，因此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都相信“素质高人一等”。大概真的是素质起了作用，1996年，当他们在电视里看到当时还不算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大肆宣讲垃圾分类的好处之时，他们就发了要所有的人一起把垃圾分开的愿心。他们费了不少劲才找到廖晓义，请她来做指导。从此，一直没有放松。院子里垃圾分类的桶就更新了好几代，环保组织们不懂垃圾分类，但知道在桶上印刷垃圾分类的几个大字；环保组织不愿意在社区里扎根，于是就让这些桶在社区里扎根和风化。 十多年后，位于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这个家委会，名声并没有像某些人想像的那么鹊起，不要说北京市政府，就是北京市西城区的政府，也几乎不知道他们。但在我这样的人看来，西城区家委会大概是全中国公众能够做垃圾分类的最好证明点。当环保组织和政府组织不假思索地说垃圾分类推广不畅是“居民素质差”的时候，西城区家委会的人默默地用自己的劳动推翻了所有的误判。虽然他们心里很清楚，垃圾分完之后，出门仍旧被混在一起。 出了门的垃圾仍旧混在一起，这显然就是政府的责任了。当我去拜访政府官员的时候，他们往往做出三点声明，一是政府工作人员太少，无法应付全城每天生产的将近2万吨垃圾；二是政府的拨款有限，无法对垃圾分类放置、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各种设施进行更新改造。三是公众素质永远是非常差的，家委会能做到的，其他人一定做不到。 我当然不死心，于是就跑去追查更多的社区。2000年，当时就250个社区宣誓要做垃圾分类，我去看了几个，发现，社区居民连有人代表他们宣誓都不知情，更不知道垃圾分类的“技术方案”了。他们不停地反问我是不是搞错了。我又去宣武区的建功南里，那里是北京垃圾分类的明星区，廖晓义当年联合北京市政府给这个社区立了的一个绿色社区的大牌子。如今，牌子上的字依旧闪耀，而社区居民已不知垃圾分类为何物。 2007年，因为奥运会大驾光临，北京市抓紧了垃圾分类面子工程的建造。这次他们选择了党政机关和奥运接待场馆。随检查组去检查的时候，做得似乎都不错。后来单独去看，又似乎没有发现持续下去的热情和可能。 2009年，北京市开始要在几千个社区，在朝阳区麦子店的一个大办事处，“点面结合”地推进垃圾分类。然而，当我暗藏机心，去这些社区查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社区仍旧有虚报工作的嫌疑。 2009年3月份，又随国内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去访问了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几个小区，发现，如果社区不作为，那么垃圾分类将永远不可能推进。2010年5月份，当北京阿苏卫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一些小区公众，联合起来要“自主垃圾分类”的时候，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觉到，如果垃圾分类不从社区层面进行综合设计，那么垃圾分类或者说垃圾减量也将是不可推进的任务。 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在家里尝试垃圾分类，几乎每个人在家庭层面都能够成功，无论是干湿分开，还是把家里所有的湿润之物全都烘干；无论是把家里的厨余物用来养蚯蚓，还是用微生物发酵，反正只有稍微费点心，家里的垃圾就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有些人甚至开始畅想，如果他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得到全民普及，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垃圾都将可能实现“零排放”。 一些做地产的企业也开始跃跃欲试，我所认识的万科、万通、永泰、首创，似乎都有在自己建设的小区内推广垃圾分类的美妙理想。他们把这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他们把这视为“物业服务”的基本元素。然而，当他们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经理，找到环保组织，希望环保组织给出可行性方案的时候，环保组织也不知道如何“进社区”，哪怕是北京地球村长年扎根东四奥林匹克社区的经验，也似乎无法用来复制和推广。 于是所有的公众都把渴望的目光转向了政府，转向了全世界最大的公益组织，转向了环保部门，转向了城建部门，转向了“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够带领公众突出垃圾的重围。 这些机构还真在呼应公众的需求，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北京市，就发动各个社区，在公交车站拉出了绿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第几个垃圾减量日”，为了表示节省横幅的决心，横幅中的其他字都是不变的，只有“几”字随时递进和更新，像地铁里窗户上的那行字“某月某日已消毒”那样，只有“某”字按需替换就可以。有些社区做得更积极些，在小区内的某个宣传栏上，刷上两行大字，上书“不要在丢垃圾时，丢了自己的脸”。或者又有些社区做得还积极些，把放置在公共场所的垃圾分类的桶，又重新购置了一批；有心的人去探望了一下，发现确实有进步，过去桶外是分开，桶内是相连的，现在，三个桶真的互相隔离了；只是，打开每一个垃圾桶，里面装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样。 一切都没有变化。因为，在这个全民环保的时代，如果没有人在社区里做足够精细的工作，如果社区工作者还沉迷于痴心妄想和无所事事，靠横幅和宣传口号，就要让垃圾减量变为现实，那么，我们的社区工作也太好做了，我们的垃圾也太容易处理了，我们的公众也太驯服了。 衡量一个政策的诚意，其实就是看这个政策是不是在社区层面实现了流通和中转，就是看这个政策在社区层面是不是得到了积极的执行。衡量一个环保组织是不是真的进了社区，也是看这个环保组织在社区发动时是不是面对真问题做足了功课，看这家组织设计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不是俘获公众的芳心。说到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组织的想法和理念，拿到社区层面上去检测，检测通过，估计就可推进的可能；检验效果不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善，并继续试验，总有一天，“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中国特色社区，个个都能练就一身“垃圾减量本领”。 如果你要检测城市的垃圾减量工作是否真的在推进，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城市管理得是不是真心想解决垃圾的问题，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推开一个个社区的门，看看垃圾在社区的“生活遭遇”，一切你就会了然于胸。有了足够的社区作为你观察和立论的基础，你真的就可以身陷社区而知天下大势。 社区麻木，社区失灵，社区瘫痪，是中国当前非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垃圾减量或者说垃圾分类迟迟动弹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社区管理者、服务者们，并没有把垃圾当回事，没有把公众的呼声当回事，没有把自家的工作职责当回事。 （2010.6.23）   

三个女人丢手绢
冯永锋
善良的读者请把三当成约数，你可以说是一，也可以说是一百，一万，一百万。
我所熟悉的搜狐网，我似乎也熟悉的《心理月刊》，突然告诉我她们在推“绿手帕”活…

让环保细节生活化和日常化，是许多环保主义者的理想。1996年，廖晓义创办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时候，想做的事，就是倡导“绿色生活”。她试图在催化公众的垃圾分类，试图以社区为单元，创建“绿色社区”。如果你去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会发现小区中的空地上，还立着一个“绿色社区”的碑。

许多大学也不甘落后，纷纷要创办“绿色学校”。许多人士更是勇于实践，纷纷要在生活中践行环保；城市开始大起胆起推行公共交通，旅游想要替换为“绿游”，飞机想要绿化，火车要成为绿色列车，银行承诺遵守“赤道原则”，超市开始考虑供应链的绿化，绿色证券、绿色税务、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纷纷成为社会公用词。

然而，你发现，生活绿化问题，在中国很难兑现为“现实可能”，因此，你会发现，无论是政策还是生活，处处都在“虚情假意做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