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五常按：本文是《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的第三节。）   还健在的阿罗（ K. J. Arrow, 1921- ）是个天才。精于数学经济，他和十九世纪法国的古诺（ A. A. Cournot, 1801-1877 ）是两位我佩服的喜欢用数学思考的经济学者。我认识阿罗。他不走验证工作的路，但客观，想象力强。我自己少用数，但认为经济学需要有古诺及阿罗这种人。凤毛麟角，一百年一个，考虑走数学经济的路的同学要三思而后行了。 三个特征的意思 阿罗一九六二发表的《发明的经济福利与资源运用》是重要文章，虽然好些地方我不苟同，但他提出了几个有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漠视。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但他综合起来发挥，思路纵横，牵涉到的范围甚广。他指出发明研究有三个特征带来困难： uncertainty ， indivisibility ， inappropriability 。 Uncertainty 指风险。基本上风险无从量度，我喜欢代之以讯息费用，但大家接受的是发明的成果事前难以预料的因素大。阿罗认为人有规避风险的倾向，不利研究发明的投资。 Indivisibility 是说不可分割，有点像传统分析成本曲线所说的「团性」，但阿罗是指一项发明或思想不容易分割或切开出售。这就带到他关心的不容易把不同的使用者隔离的问题。我认为他其实要说的是发明是共用品，可以让无数人一起共享，把他们隔离收费不容易。 Inappropriability 直译「不能拨款」，在阿罗的内容上应该解作「不能界定付款的分配」。更简单地看， indivisibility 与 inappropriability 相加，阿罗是说发明的成果不容易收取回报── incapturability 是也。比起大家知道的市场物品，思想或发明有销售收钱的困难。这一点，我的考查支持阿罗的看法。加上科研的风险大，他的结论是市场的发明投资是偏低了，经济效率不足，需要政府资助。 不要把专利与秘密混淆 投资发明有成本，在市场出售使用的权利需要收费，但在上述的特征下，阿罗提出三个收费困难，都有争议。他对真实世界发生着些什么事喜欢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但自己从来不做实证研究。我要把他提出的三个收费困难以我知道的现实世界的运作比对一下。 阿罗指出的收费困难的第一点，是「任何人使用一项发明会知道是什么。要购买该发明的人要知道是什么，但知道了这个人是没有付钱就先获取」。不知何物，知识资产的维护当然困难。然而，发明专利的要点，是注册时需要公开占有的是些什么，要以实物表达。换言之，以公开是何物的方法来注册专利会减少收费的困难。阿罗这第一点用于商业秘密是对的，但用于发明专利不对。 私人与社会利益不一定有冲突 阿罗提出的第二个困难，源自他说的「不可分割」──我认为其实是共用品──的看法。受到霍特林与萨缪尔森的影响，他认为既然增加使用人数的边际成本是零，不应该收费，但不收费就不会有人投资于发明研究了。他写道： 「在利伯维尔场中，发明研究的行为受到创立产权（即发明专利）的支持。正因为在某程度上是成功了，发明知识的使用会被压制。困难于是成为：在利伯维尔场中有利可图的发明会带来无效率的资源使用。」 一个思想或发明可以让无数人一起使用，是共用品的特征。多让一个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不应该收费，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不收费难道要靠陶西格说的自发性的发明吗？至于共用品应否收费这话题，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里不再说。要说的是当年我考查过不少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那些合约的条款不支持阿罗的看法，或起码提出重要的问号。 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一般有一个放在前头的较大额的一次过收费（ lump-sum ），跟着以每件产品算的收费下降，显示着专利的持有者鼓励租用者增加产量的意图。考虑到消费者盈余的榨取，原则上最理想的收费方法是一次过地收取一个大金额，然后每件产品不再收。不同的使用者可以收不同的一次过的金额。这样看，原则上，发明者的最高收入是所有使用者的边际收费是零。只要能这样处理，源自霍特林及萨缪尔森的阿罗说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不应该收费的观点是推翻了。他们可没有说完全不应该收费，只是说收费不应该左右边际的使用。发明专利的持有者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其意图跟阿罗的社会利益意图是没有冲突的。要是交易费用容许，发明专利的持有者可以找到不同使用者的不同一次过收费，也可以按时把这些一次过的收费一次又一次地调校。这样，专利的持有者的最高财富是使用量的边际收费永远是零。 当年考查功亏一篑 问题是市场的交易或讯息费用往往不容许这样做。当年考查了不少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我的直觉是发明专利的持有者按产品件数收取使用费的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按件收费来获取市场需求的讯息。租用发明的人不会乐意或诚实地提供产量的数字，按件数收费专利的持有者有权查察，知道生意有多好才考虑调校续约时的一次过收取的金额。当年我花了不少时间追查专利租用合约两三年后一般要续约的新合约，要看看同一发明专利租给同一使用者的续约条款的变动是否一次过收费与按件收费的比重不断地上升，可惜怎样也找不到前、后同样合约与同一租用者的续约延伸。一个基金给了一笔不小的经费，我从美国某机构购进了几百份专利租用合约，其中找不到连续性或续约的。发明不同，公司不同，是以为难也。 基础研究的争议 最复杂是阿罗提出的第三个收费困难，传统上不少人关心过。那是关于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 ）。基础研究是指那些本身没有市场产品的研究，其所得只可以作为他朝带来产品的基础，或希望他朝会发展出新产品。阿罗认为有产品的发明收费困难，没有产品的基础研究所得的收费是难上加难，所以市场对基础研究的鼓励是更为失败了。他也认为，基础研究本身不会带来收入，但其他竞争者知道后可以得到启发而发挥，有捷足先登的可能，这会使原先的基础研究者更不乐意投资下注了。 阿罗的《发明》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一九二一年，奈特（ F

（五常按：本文是《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的第二节。） 可能因为「思想」有点虚无飘渺，不易触摸，经济学者对知识资产应否受到保护这个话题比其他资产的保护更有兴趣。纷争历久不息，要把所有的不同观点写下来会是洋洋巨著，不值得的。今天尘埃略定，回顾一下，大概的观点分歧倒可说说。   有四个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是第五个。其一起自边沁（J. Bentham, 1795）、萨依（J.B. Say, 1803）、密尔（J.S. Mill, 1848）与克拉克（J.B. Clark, 1907）。这四君子认为以发明专利法律来保护知识资产是必需的。其二来自陶西格（W.

正在集中思想写《受价与觅价》的第四章，却收到朋友传来埃尔登· 德沃夏克（ Eldon Dvorak ）谢世的消息，享年八十。我这把年纪要不是自己先去，就是朋友先走，一个一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悲叹，也没有哀思。我要打断第四章写一篇埃尔登，因为欠着他，要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说来也巧，埃兄谢世前个多星期我在这里发表的《风沙渡的启示》提到他： 「 同学们要拒绝平庸吗？生命只有一次，你要不要不凡的生命呢？四十五年前在长滩任教时，我很羡慕一位下班后回家享天伦之乐的同事，久不久策划一下举家的渡假大计的。倒过来，他很羡慕我。当时我正在动工写《佃农理论》，他跟进，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他不知道的是当时我听不知音，食不知味，苦不堪言，尽管骨子里满是杀手本能，却彷佛天天在风沙渡！ 」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我任职加州长滩大学。那是求博士论文题材两年而无所获的苦闷日子。当时教职市道好，论文还没有动笔就有六、七间大学招手，远至英国及澳洲等地。为了接近论文导师，我选教于距离母校洛杉矶加大个多小时车程的长滩，是助理教授，月薪除税后不到五百美元。 没有尝试过博士论文找题材奇怪地困难。当时我参考了几本老师们介绍的前人的经典经济学博士论文，希望自己能写到那个水平。老师赫舒拉发认为我有机会。阿尔钦可没有把我看得那么高，但他说有斤两的三几页纸足够。 到了长滩大学，我被安排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办公室，有两张书桌，两个书架。共享这小室的同事是埃尔登。他是副教授，比我高一级，非常友善，十分健谈，而过了不久就向其他同事宣扬我的价格理论。在加大我选修及旁听了三位当代价格理论大师的课，加上自己的想法，埃兄无疑觉得很新奇。 到了长滩几个月，无意间我读到台湾在土地改革初期，政府把地主的农产品分成率从平均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约束在一律最高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结果是农产品的总量急速地上升了。这是明显地违反了经济学传统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看法。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台湾政府炮制假数据。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之争带来的弄虚作假时有所闻。我遍查资料，而最重要是长滩大学的图书馆有很齐全的《台湾农业年鉴》。这是一套奇怪刊物，台湾的不同县区的不同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及产量数字密密麻麻，详尽得不得了，要造假是发神经。我花了几天找不到任何造假应有的矛盾。结论是数字可靠，但产量怎会因为政府管制分成而上升呢？十一年前写《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时，我有如下的回忆： 「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着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产量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当时在长滩大学共享同一办公室的是埃尔登· 德沃夏克。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 我是个不喜欢跟别人研讨的人，更不爱争议。我喜欢魂游四方地独自思考，偶有所获，喜欢找别人申述一下。我要找愿意听的朋友表达自己的思想，希望能藉此再想一次，也听听朋友的意见。在长滩我遇到埃尔登，在西雅图华大我遇到巴泽尔。这两位喜欢听，听得用心，也喜欢品评，品评得坦白。没有埃尔登我可能写不出《佃农理论》，或起码不会写得那么快； 没有巴泽尔我多半写不出《价格管制理论》。是的，在学问的进取上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埃尔登自己专于教学，不写作，但他客观，理解力强，回应永远是那么真诚。我在长滩的两年中，事无大小他协助。好比上文提到的《台湾农业年鉴》是参考刊物，不能借出。他亲自到图书馆交涉，结果是馆方让我把整套借出，直到我写好论文。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为了让我雇用一个计算助手，埃尔登争取到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可以容纳三个人。那时计算机开始盛行，但我认为把数据打到纸卡去过于麻烦，决定用计算器操作。计算器是机械的，震耳欲聋，我和助手从早到晚天天运作，埃尔登没有出过半句怨言！在《前因后果》我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年的机械计算器，震耳欲聋。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才知道。 「当时长滩大学的同事德沃夏克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学术上很有自信：对就对，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三个月前推断了的。成竹在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 要验证的理论含意是些什么呢？是在佃农分成的百分率在政府管制下，我的推断是农地的边际产量会上升，农民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会下降，以致土地与劳力在不同的用途上同样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会出现分歧，所以农产品的产量虽然是上升了，其实是有着资源使用浪费的效果。验证的困难，是除非在实验室操控，边际产量在真实世界无从观察，看不到，摸不着。我有的详尽资料，是台湾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农产品的每亩平均产量的每年数据。要怎样以这些「平均」数字的转变来证实理论推断的边际产量转变呢？ 我是先想好了理论假说含意着的多个变动才统计数据的。我鄙视那些倒转过来，先以回归统计找到「规律」然后砌出「理论」的胡闹。赌他一手，全部事前推断的都赌中了，我花了几个星期写了很长的一章，是今天还在发行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基本上一字不改。文稿当然让埃尔登先读。他读后说：「天啊，是那么严格的验证，我没有见过更为严格的经济推理！」 埃尔登之后，读过这第八章的师友评价不比埃兄低。然而，除了这些师友，《佃农理论》出版了四十多年，这第八章基本上没有人读。经济学者对解释现象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对某些统计分析的兴趣似乎是限于那些在表面上可教他们赚点钱的知识。经济学能否协助赚钱大有争议，但显浅的道理说，如果可教赚钱，有可以推断的理论假说或解释是起码的要求。 一个喜欢在思想上魂游四方、喜欢独自思考的人，在思想发展初期是需要有师友在旁边扶着的。离开老师后，我前有埃尔登，后有巴泽尔，是我在学问的进取上遇到的最幸运的事。这两位让我把自己喜欢奔放的思想──甚至是狂想──都放出去。当年我知道，要是我发了神经他们会把我拉回来。 我要到一九七四年，三十八岁，才感到在思想上自己可以独立成家，即是感到是对是错自己知道，是否重要自己也知道。不再需要有师友在旁扶着的天马行空的思想自由得来不易，有好些难关要过，同学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 憇息完了，要回到重写《经济解释》那边去。《话说天下大势》有机会会再写，但不知何月何日也。 ）     思想是人类进步的主要资源，虽然到处战乱是说人类其实是愚蠢的。没有思想，我们今天还会住在山洞中。有点奇怪，以发明专利（ patent rights ）的法律来保护知识资产姗姗来迟，首出于意大利。那是一四七一年。其后的发展复杂无比。我曾经花了几年研究，劳师动众，所获甚微，虽然在经济学行内算是知得比较多的。是深不可测的学问，尽量简化同学们还要读得很小心才能知大概。   发明专利的法律起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那是中国的明代，而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与文化发展的光芒是没有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中国有发明专利法律是很近代的事，不到一百年，而有点看头可能不到二十年吧。不要以为西方的发明专利法律一定可教。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西方的知识保护法律有很大的麻烦。美国的国家研究基金曾经资助研究，希望我能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我写了一份长报告，学者朋友认为重要，但对该基金的要求是交白卷。把我知道的困难说说吧。     第一节：知识保护的变化   知识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所以知识的权利是一种产权，原则上要有界定及保护才可以发展得好。但要怎样保护才对呢？在发明专利法律引进之前，人类以知识来增加收入早有可观。纯为自己所需的发明，让他人免费采用的例子无数，是没有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只要能守秘，可以是非常有效的保护。守秘当然不易，但传统上中国的厨艺、艺术、医疗等，皆以守秘的法门发展起来。商业秘密可以很值钱。美国的可口可乐是有名的例子；中国云南白药股票之价这些年不是上升得很有看头吗？   名牌宝号保护知识   版权或商标是保护知识资产的另一些法门，有法律，但常有官司。中国对名牌宝号的维护有数千年历史，不一定有法律：印章的发明在商代或更早就出现了。当时没有什么数码科技，假模印章不容易。就是今天，鉴定古书画的专家们通常能把数百年前的收藏家的众多印章背出来。不是说笑，一幅不怎么样的清代书法，因为有一个没有疑问的乾隆皇帝的印章，市值增加了人民币数千万。好收藏的朋友知道，卖古书画有时其实是卖印章，也即是卖名牌宝号的保障。   也没有疑问，因为人的知识得来不易，知识投资的成本往往是知识产权的保障，有时相当可观。例如中国艺术品或古文物的收藏，这些年市价上升得急，好此道或素有研究的君子们因为鉴证的知识来得不易而大有斩获。不单是他们持有的收藏品升了值，还要加上去的是他们的知识变得很值钱。今天内地的拍卖行业有求物品容易求专家困难的说法。一般而言，收藏市场的假货远比真货多，而市场之价是先论真假然后讲优劣。懂得鉴别怎会不值钱呢？同学们可以羡慕，但不要眼红，因为鉴证收藏品的知识得来不易，动不动需要十多年的研究投资。没有狂升的收藏品市场形势，投资于读书识字的学问是比较上算的。   沉闷与有趣之别   经济学者一般怎样看呢？马歇尔可能是第一个说知识投资最重要；跟着费雪说同样的话。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投资这个话题在经济学行内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我的投诉，是这项大搞特搞了约二十年的学问，虽然参与的能人无数，但过于着重读书求学或知识增加带来收入回报的调查与统计分析，发表的文章读来味同嚼蜡。不是说不重要——知识投资当然重要——但沉闷，没有令人拍案而起的惊奇。我认为知识投资搞出趣味要向讯息费用那方向走，但研究讯息费用的朋友可没有强调减少讯息费用是知识投资的另一个看法。他们老是关注着这些费用给社会带来的浪费或祸害，过于重视改进社会而漠视了解释现象是科学的真谛。   一士谔谔，一九七五年我开始在香港的玉器市场研究讯息费用。是自己擅长的街头巷尾的实地调查，以琐碎的真实现象为出发点，管趣味，管解释，不管的是好或不好，更不问政府应否管制。后来我转向多种收藏品的调查研究。收藏品不仅一律有很高的讯息费用，而且样样不同，开阔了自己看讯息费用的眼界。这些费用导致的现象无奇不有，过瘾好玩。做学问是应该为自己的兴趣与好奇心而做的吧。我会在第八章以一整章处理讯息费用，但只能简略地处理。详尽的分析要用好几本书。   三个难关要过   本章分析的主要是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尤其是前者。说过了，同学们要准备进入一个天旋地转之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法律保护知识资产有三个难关要过。其一是知识属思想，而思想是抽象之物，法律怎可以保护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呢？其二是思想或知识属共用品（ public goods ）。我在《科学说需求》第八章解释得清楚，经济学传统对共用品的分析差不多从头错到尾。其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来的专利必定有垄断性质，而经济学传统历来是诅咒垄断的。科研带来的利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吗？法律应该维护垄断吗？这些是价值观的问题。客观地问，发明专利的保护──这种垄断的保护──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是否高于垄断的无效率或浪费的害处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