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文化谭】 新京报2010年11月2日   2010年2月，《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作者端木赐香，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国有病，谁买单》作者米林秀涉嫌抄袭。东城法院于近日作出判决，认定米林秀抄袭成立，判令其向端木赐香书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850元和律师费2000元。案件受理费625元，原告负担200元，两被告负担425元。端木赐香的辩护律师魏汝久称，端木赐香支付给自己的律师费是3000元，从判决结果来看，端木赐香亏了350元。   看了这则报道，与本名李桂枝的端木赐香同为读书人、写书人的我自己，油然而生的一腔弱势悲凉之气。   我与李桂枝及米林秀的相识堪称是说来话长。2008年12月18日，博客中国发布“《国有病谁买单———鸦片战争探秘》一书研讨会”预告，其中的 “嘉宾”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收到邀请与赠书后，我不经意地读到该书最后一页的两行文字：“本书第一章部分原始材料最先由河南端木赐香提供，本书第二章部分原始材料最先由天津孙光辉提供。”   12月22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一陌生人电话，自报家门是米林秀，原定23日的研讨会要推迟到元旦以后，希望我能够写一篇书评，或者与他进行一次网络对话。我初步答应下来，并且很认真地搜索了网络中的相关信息，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2007年12月7日，杜雅萍就已经在《中国图书商报》发表《“李鬼”为什么这样牛》，其中介绍说：“除《著作权法》规定的特殊语境改编他人作品不须经作者同意外，其他改编行为均要在原作者的授权下方能进行，否则就是对他人著作的侵权行为，说得通俗点就是抄袭……端木赐香在煮酒论史发帖披露书商米林秀将其原稿改头换面，迅速炮制了一本比‘原作质量强多了’的通俗历史文稿。”   于是，我把端木赐香的《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一书与米林秀的书进行比照，得到的阅读体验是：尽管米林秀的新书中也有一些创新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的第一章比起被他称之为“原始材料”的端木赐香的第一章，不是更加精致了而是更加粗糙了，不是更高明了而是更低级了。端木赐香的文字充满女性作者慧眼慧心、亦俗亦雅的学术分寸感，米林秀的文字却只能用北方大汉的粗糙来加以形容。   2009年1月5日，我就此事在《城市晚报》发表《书商越位的抄袭门》，从此与米林秀成为仇人。没有想到的是，越位抄袭的书商米林秀不思悔改，反而一纸诉状把端木赐香告到通州法院，说是在天涯网上骂他“无耻书商”等。   据端木赐香介绍，为了应付米林秀的缠讼，她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写作的关于袁世凯的书稿。值得庆幸的是，东城法院毕竟给出了一个还算公正的法律判决。但是，作为一名正值学术黄金期的女性学者，端木赐香继遭受公然抄袭之后又要遭受公然缠讼，法院在计算量化赔偿额度时，难道不可以把她的精神损失以及误工损失包括在内吗？对于既要公然抄袭又要公然缠讼的书商米林秀，现行法律难道不应该遵循国际惯例，修订追加一款惩罚性赔偿的明确规定吗？   一位优秀作家打赢了著作权官司，却偏偏弱势到要为此付出亏赔350元的经济代价，这样的著作权保护应该算一种怪现状。   □张耀杰（学者）

张耀杰，2005年10月20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前夕的9月30日，一直追踪报道太石村事件的《燕南网》被突然关闭，《凯迪》、《关天茶舍》《世纪沙龙》、《中国选举与治理》、《公民权利》等多家网站的相关网页也被全部删除。性情刚烈的民间维权人士郭飞熊，迄今为止已经在看守所里坚持绝食35天。就在郭飞熊和太石村村民的正当人权，被国家机器强制排斥在“共和”之外的情况下，在美国经营却在中国大陆圈占市场的《新语丝》网站，却针对专门研究民间维权活动的于建嵘教授，挑起了一个网络事件。这一事件还在进行之中，笔者只就原则问题提供一些个人意见。   一、严晋笔下的“骗局”   2005年10月8日，《新语丝》网站公开发表署名“严晋”的文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一开篇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他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   接下来，严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其一是于建嵘究竟是副研究员还是研究员。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本该忽略，既然严晋提了出来，我可以代为答复：于建嵘在湖南师大评上教授之后，到中国科学院没有再参与职称转评。社科院作为折衷，一方面在工作证上标明于建嵘是研究员，一方面又不愿意把相当稀缺的研究员名额白送给于建嵘。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表现，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   其二是于建嵘的《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的真实性问题：“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这一问题很快便被记者陈愚所证伪：这位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发表在某内参上中的相关资料，纯属是对于维权农民的抹黑丑化。   其三是于建嵘的土地问题研究：“尽管本人只是三农问题的爱好者，但对如何做科研如何搞调研却并不陌生。……笔者曾想他可能领导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所以靠群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惊讶地了解到，这项工作基本是他一人完成的。怎么可能完成呢？奥秘只有一个，就是编造。”   我不知道严晋究竟是如何“偶然”的，我自己于2004年12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过与土地问题研究直接相关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之二：中国农民权益保障”，并且亲眼见到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参加本次论坛的100多人都没有能够“偶然”，偏偏严晋十分神奇地“偶然”到了所谓的“奥秘”，这样的“偶然”和“奥秘”与学术无关，只能说是“学术界”之外的“罕见的骗局”。   其四是于建嵘在主张取消信访制度问题上的“编造和炒作”：周炯然在《隔靴搔痒的奏章——与于建嵘商榷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一文中，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提出了怀疑，认为“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而在实际上，周炯然的文章，原本是拿笔者的《〈信访条例〉可以休矣》一文来指责于建嵘的。笔者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严晋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仅仅凭着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就要全盘否定于建嵘建立在大量田野考查基础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言行本身，才真正是十分可耻的“罕见的骗局”。   其五是所谓“于建嵘很有颜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演讲”。为了揭穿于建嵘的所谓“颜面”，严晋用小说化的笔法描绘说：“北京一位了解于建嵘的朋友说，于连最基本的英语会话也不懂，是会把‘How are you？’理解成‘怎么是你’、把‘How old are you?’理解成‘怎么老是你’的水平。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讲完估计至少也得三到四个小时，显而易见，他又说了假话。”   连别人有没有“颜面”，都要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诛心，并且还要借着编造“莫须有”的故事情节来证明别人“说了假话”，这其实正是周作人介绍过的“颠倒反复无所不可”的刀笔根性，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学术建设和法制建设格格不入。   二、方舟子的“学术道德”   2005年10月9日，方舟子把《于建嵘致〈新语丝〉的公开信》上网发表，并且加上按语：“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在公开信中，于建嵘写道：“我认为‘严晋’用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测来攻击我的人格，是真正的‘肆意妄为’。我要求最初发帖的你站根据法律和职业操守来处理这起恶意攻击事件。在我看来，任何人和任何媒体都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此相印证，方舟子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法律和职业操守”，就是明确无误地站在严晋一边。   10月14日，方舟子发表《答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其中有这样的表白：“看到于建嵘对别人的进一步质疑不予答复，却恼羞成怒，如街头小流氓一般对我破口大骂，连‘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这种脏话都骂得出口，不由让人对其学术道德和人品都产生极大的怀疑。我们都把于建嵘当学者对待，哪知道他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学者，也不打算遵守学术道德。”   而在实际上，《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是别人借着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10月16日，方舟子把于建嵘的《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上网发表。这位借于建嵘的名义运用超限战法的朋友，在该信中公开介绍了自己的基本判断和应对策略：“方舟子：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位学者，更不是什么学院派的‘著名学者’。我宁愿做你们所说的‘地痞流氓’也不愿意象你及严晋之流又当婊子又立牌。你们的学术道德规范不就是根据什么‘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几天采访来否定我几年的跟踪调查吗？！你动不动要那些被你攻击的人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然就是‘无力反驳’。现在我说‘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你也可以找证据来说明自己不是啊。事实上，你提供不了任何证据。那是不是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一个‘怪种’ 呢？！这就是你的流氓逻辑。我知道，对付你这样的人渣，绝对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   按照这样的判断推演下去，假如一个人被别人毫无道理地弄了一身狗屎，这个人最为理性也最为文明的反应，并不是还以狗屎，而是先报以拳头，然后再还以法律。那些要求于建嵘遭遇到流氓还要像遇到朋友一样上前拥抱亲吻的善良网友，显然是先中了方舟子的巫术圈套，然后又中了另一个“用更流氓的手段”来反制方舟子的“流氓”圈套。   三、号称“学术道德”的巫术骗局   截止目前为止，作为发难一方的严晋和方舟子，都没有像于建嵘那样自觉公开自己的“地址和身份”，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最为根本“法律和职业操守”。   在充分法制化的现代文明社会里，道德已经不再具备政教合一的前文明时代曾经拥有过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以理杀人的强制性和杀伤力，而是与宗教信仰一样，变成了只可自律不可害人的个人选择。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由前文明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过渡的过程之中，没有表现出最低限度的“法律和职业操守”却偏偏以“学术道德”的神圣招牌以理杀人的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中所布下的，恰恰是为政教合一的野蛮专制效忠尽力的巫术骗局。   早在《书屋》1999年第5期中，方舟子一次性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一是《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其二是《法////轮//恐怖》，另一篇笔者已经忘记。在《法////轮//恐怖》一文的结束语中，方舟子写道：“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以批判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对于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危害治安，而且用种种方式打压不同意见、妨碍别人自由、制造恐怖气氛的‘邪教’团体，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清除。看透人情世事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对法////轮////功这类附佛‘邪教’的下场早有预言：‘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现在大弟子们已陷‘王难’，老师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   看过这篇文章，方舟子怀揣绿卡、心系“王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返观署名严晋的文章，他自称是在揭发“学术界罕见的骗局”，却连公开真实身份和调查真实案例都做不到，只是依据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辞妄下结论，甚至于采用小说手法虚构故事情节，来攻击对方“莫须有”的所谓“颜面”。如此恶劣的表现，连“学术界”的门坎都迈不进去，又有什么资格揭发“学术界罕见的骗局”呢？！   口口声声要求别人“遵守学术道德”的方舟子，在自己主办的网站上所贴出的，却是连篇累牍攻击他人的匿名或化名文章。这种极端不负责的文章，大都是把拥有严格的操作规程的学术研究泛道德化，进而把所谓的“学术道德”纳入替专制强权效力尽忠的孔教儒学的传统轨道之中，实施“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以理杀人的神圣卫道。像这样的“学术道德”，其实就是公然败坏人类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巫术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