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12月25日 12:10:04 面子的变迁 张鸣 中国人好面子，这是西方人近代最大的发现。好些晚清民国来华的洋鬼子，在想要写点什么描绘中国人的时候，十有八九都会提到这点。言外之意，他们这些西方人，就不那么好面子，好什么呢？实际的好处。鲁迅先生在说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一个晚清的掌故，洋人来争利益，争来争去，利益争到了，但出门的时候，中国人却让他们走偏门，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丢人的事，可是老外却欢天喜地地去了，毫不觉察。于是，中国人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其实，那时的中国人，还算朴实。如果好面子等于好虚荣的话，至少，他们还在乎虚荣，这虚荣里，多少还有道德感。谈判的时候争不过洋人，因为洋人背后实力太强，然后用事关面子的小动作，让洋人丢人，也算是在精神层面挽回了一点损失。但是，今天的国人，好面子的毛病依旧，但里面的道德感却已经不多了。 当今的人们，一般来说有面子的事，是在消费上的奢侈。享用别人享受不了好烟好酒，几十元一根的天价烟，几万元一瓶的拉非，显摆在人前。当然，用名牌包包，涂名牌化妆品，也算有面子。如果能开上豪车，招摇过市，在闹市里飙车，更能引来艳羡的目光。能办别人办不了的事，面子则更上层搂。别人办事要排队，我不用排，别人开车要遵守交规，我不用遵守。别人违规要挨罚，我走门子逃过去。别人办不下来的手续，我能办下来。同样的房子，别人要 3 万元一平米，我则 3000 元拿下来。这种行为，之所以有面子，是因为背后意味着办的人有不寻常的关系，或者本人就拥有很大的权势，让人不服不行。如果第一类的有面子，还只是因为有钱，而第二类的有面子，就多少意味着特权。特权这东西是个怪物，没有的时候，大家痛恨，有的时候，人人喜欢。其实痛恨之时，也带着暗恋，所以，没法不有面子。 其实，更有面子的事，是有本事干违法的事，但却不被惩罚或者能减轻惩罚。犯了法，甚至杀了人，却不被判重刑，象征性服刑几年，就悄然或者昂然出来。通过非法手段，一口吞掉他人的产业，然后居然一点事都没有，这也是可以大肆炫耀的有面子的事。比杀人都不大受惩处还大的有面子的事，是有本事捞人。就是可以把犯了重罪的人捞出来，重罪轻判。其中，能把犯了必死的罪过，几番折腾捞成几年徒刑，然后保外就医的主儿，最是牛。在某些高级的宴席上，只要碰上了“真人”，就可以听到这样的炫耀。今天的知识分子，据说相当于过去的士大夫。士大夫也不是没有坏人，但即使坏，也要坏得符合身份，总要讲脸面，言谈举止要合乎身份。也就是说，他们即使做坏事，也会有点修饰，不那么赤裸裸。但是，最后一类有面子的事，经常是知识分子的杰作，甚至是学者的杰作。在某些特别的专业里，走穴挣钱已经是小菜了，时兴的是违法挣钱。如果你在席间听到法学教授宣称自己如何有本事捞人，证劵教授透露说他们知道内幕消息。千万别以为他们在吹牛，人家只是在炫耀自家的本事。这个本事，其实是人家行业里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 面子的内涵，变到今天这个田地，细想想，真让人毛骨悚然。因为这样的邪恶的面子，意味着人们的某种不正常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背后，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已经跌落到了地狱里去了。

2012年12月21日 08:10:09 　　　　　　　　　　　　　　　　也说浮躁 　　　　　　　　　　　　　　　　　张鸣 几乎每个人都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很浮躁，在大城市，就更加明显，每个人都急匆匆的，每个人都在着急，每个人都坐不下来。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不浮躁呢？以前的浮躁，叫浮夸，而且经常成风，等于是把内心那点焦虑渴望，直截了当吹了出来。 其实，自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人打破闯进来之后，中国人就开始浮躁了。一向自信满满的国人，突然发现，天地之间冒出来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比我们还牛。我们这些天下中心、文明最早也优越的神明贵胄，居然被人视为落后的野蛮人。要说不服，还没什么办法，就是打不过人家。人家的东西，从打仗的兵器，到吃穿住行的一切，就是比咱的强。这个反差太大，太突然，让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所以，从那时起，识时务的中国人，就开始向西方学习。学习的目的，是要迎头赶上，而且超过他们。心高气傲的中国人，打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法乎其上，学西方最好的。军事改革，陆军学普鲁士，海军学英吉利，辛亥革命，制度变革，一上手，就是最先进的美国政体。不仅要学最好的，而且喜欢走捷径，总是在寻找某种小路，可以抄近路赶上去。学日本，学俄国，其实背后都有这种抄近路的动机。在国人眼里，日本和俄国的道路，当年就是他们摸索出来的现代化小路，学了他们，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少走很多弯路。 现在很多人都赞美 80 年代，不错，那是一个思想解放，非常活跃的年代，但是， 80 年代的浮躁，也是无以复加的。无论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一年等于二十年，嚷着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赶回来。我所在的学界，人人都在谈大问题，个个宏大叙事，争着抢着要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实际上，到处都是编译，到处都是抄袭，抄西方的，算是高人，一般都抄港台的。不抄的，做出的东西，也带有强烈的模仿痕迹。后来接触了一些产业界的人士，他们说，那时候他们做产品，也是仿制，偷人家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浮躁，其实本质上跟此前并没什么不同。都是不肯脚踏实地，不肯坐下来用功，却在幻想中自我膨胀。一个群体如此，一个人，也如此。更何况，还有那么些假大空的“事业”，让人们投身其中，在大话，大词的喧嚣中，无事忙地度过一日又一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有点浮躁，其实不可怕，能浮躁，毕竟还有心气，还心有不甘。但总是浮躁，一代接一代的浮躁，就有点麻烦。毕竟，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进步，是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实现的，进步，如同登山，脚踏实地是关键。即便有捷径，也得先把人家先进的东西学来了，学得特别到家，而后才能找到。浅尝则止，懂个皮毛就妄谈超越，说到底，都是骑自行车上月亮，留下的只是笑柄。然而，在我们的近代史上，这样的笑柄，实在是太多了。 浮躁的背后，虽然有急于改变自己的心气，但浮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矫情，变成了虚张声势。从亟于改变，变成已经改变。从知道自己不行到感觉自己很行，从学习别人，到感觉别人应该学习自己。到了这步田地，浮躁就变成了浮肿。浮躁充其量是心理疾病，而浮肿则是肉体的疾病，久病不医，是要死人的。

2012年12月19日 11:10:04   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 张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为止，有关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问题，不是为人忽视，就是过去的解释过于简单和概念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趁此之机，提出问题，也许是一个机会。 首先，人们都承认，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大（这一点，让好些研究者感到似乎很不过瘾）。一个经常被人列举的例子，就是作为江苏巡抚所在地的苏州，为了以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革命了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门屋檐的几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宪派的开明官僚，他的革命没有破坏，可以理解。其实，就是在革命党人主导的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和福建，破坏和杀戮也不太多。当年革命党的宣传，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光，食肉寝皮，可一旦革命了，他们反而缩手缩脚，能不杀，就不杀。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革命军开始杀了一些满人，外国领事一抗议，马上就收手。荆州作为八旗驻防地，多少有些满汉矛盾，满人也有被杀的，但外国人一干预，革命军也就作罢了。只有西安由于当地旗营进行了抵抗，所以革命后杀戮较多，也因此引起了当地外国传教士的强烈反感，屡屡通过西方外交官提出抗议，害得当地的革命党人十分狼狈。浙江和福建，是当地驻防八旗首领做了象征性抵抗的地方，但革命军也没有滥杀旗人，也就是象征性地杀了八旗防营的首领。革命所到，杀戮尚且不多，至于打砸烧抢，就更不多了。只有后来北伐军云集的南京，由于军饷不继，才发生了兵变的抢劫。而这样的兵变，在当时也是为革命党人所痛恨的。 清朝的新政期间，在日本的立宪党人和革命党有过几次辩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立宪党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会造成破坏，丧了民族的元气。革命党人辩说不妨，不破坏就不会创造，破坏是必须付的代价。看起来理直气壮，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当口，当日立宪派的顾虑，也变成了革命党人的顾虑。他们也担心破坏大了，日后建设不易。 当然，革命烈度小，不仅跟多数的革命党人不想大破坏有关，也跟立宪党人的大量参与有关。相对而言，立宪党人大多为地方实力人物，大士绅大绅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避免大开大合，减少变革的动荡，是最佳的抉择。对他们来说，革命是立宪不成之后的一种无奈，也是借此给清政府的一种最后的惩罚，参加革命，多少有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推翻满清，当然不可避免，但他们不想让这个惩罚，伤及他们自己，伤及革命后的秩序。他们在革命中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一个大体不变动的秩序，有秩序，他们的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证。 其次，革命中，革命的人们有一个文明追求的取向。这个取向，也是革命造成杀戮和破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动革命的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本身，虽然意味着暴力，但这暴力，却是为了把中国变得更文明，或者说为了把落后愚昧的中国，变成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他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尽管，在革命党人看来，剪辫子之举，恰是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轨。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文明成了社会最时髦也最流行的用语。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叫文明车，话剧叫文明戏，西式结婚，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样的称谓，不仅仅是个称谓，而意味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基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促进了人们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不是革命党胆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预，刻意把洋人的话奉为圣旨，而是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个认识水平，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见。作为一场学习西方制度的革命，革命的发动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成为追求文明的表率。这样在今天看来来很有些偏颇的认识，在许多后发民族都出现过，不独中国如此，所谓的全盘西化，正是人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一个不大好逾越的阶段。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革命，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所谓帝国主义的主张。当年被我们后来的史学家视为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革命党人所要学习的对象。革命党的使命，就是要通过革命，推翻落后野蛮的满清王朝，建立一个西式的合众国。为此，他们必须表现得跟“扶清灭洋”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不一样才行。 其三，由于文明的问题，牵扯出第三个问题，即革命为何不发动群众？这一点，过去被我们的史学家，认为是一种革命不彻底的表现，而这种不彻底，根子跟革命党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要说参加革命的立宪党人属于资产阶级，倒还有些道理，毕竟他们很多人都是大绅商。说当时的革命党人代表资产阶级，其实有点冤枉。众所周知，当时的革命党人，无非是些国内的小知识分子（中下层士人），海外华侨中的中产以下的青年。这些人，在后来的阶级分析中，一般是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狂热有余，稳重不足。他们的革命表现，往往会很彻底，而绝不会不彻底。 其实，革命党从立志革命那天起，就没打算发动群众。从一方面说，他们都有英雄史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们作为先知先觉的英雄，有义务拯救后知后觉的群氓。他们的流血牺牲，就可用实现这个目的。为此，他们自信满满，也豪气冲天。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虽然都是些小知识分子，但毕竟跟国内的士大夫阶层有着血肉联系。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过去时间不长，当时的人们，对此还有记忆，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几乎是刚刚过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跟一般士大夫一样，天然地对底层的动员，底层的狂热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有着警惕和敌意。加上对所谓对文明的追求，他们更加担心底层动员起来之后的不文明，最后毁掉了他们追求文明的努力。 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发动，跟群众无关，群众即使在革命之后，对革命党也没有感觉。革命过程中，也没有大规模的动员。“不许革命”，成了革命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凡是农民受革命习染，主动革命的地方，无一不遭致革命后政权的镇压。立宪党主政的地方镇压，革命党主政的地方，也镇压。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跟立宪党人无意中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在革命之后，客观上，革命党成了维护立宪派和地方实力利益的看家狗。 但是，刻意维护秩序的革命党人，在革命后的名声依然不佳。由此引出第四个问题，革命中的会党问题。革命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对作为第三社会的会党，有着很大的期待。客观地说，在革命党中，做会党工作的人，绝对要超过做新军工作的人。很多革命党人，在革命里是同志，在会党里则是大哥和龙头大爷，存在着强烈的角色混乱倾向。革命成功了，在革命党看来，是革命党的胜利，在会党看来，则是帮会的哥弟坐了天下。 可是，会党毕竟具有黑社会性质，带有反社会的特征。革命后，凡是会党占上风的地方，秩序都大成问题。他们成群结队，在城市里公然包娼包赌，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抢劫，让市民和士绅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革命后的湖南，被视为会党大爷的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被会党兄弟搞得焦头烂额，长沙秩序大乱。革命后的广东，各地的民军也大抵有会党背景，各立门户，互相残杀。两个革命党的都督，毫无办法。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后的主宰，连政府机关，都得大开公口（帮会的堂口），大小官员，都得自称袍哥大爷。陕西也是山堂林立，自立政府，开堂审案，出现了相当多的滥杀，抢劫和袭击教堂的事件。这些会党的作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党的名义下出现的，因此最大限度地败坏了革命党的声誉。四川和陕西，在袁世凯对革命党下手之前，革命党已经丢了政权。而湖南的新军叛乱，杀了两位革命党的都督，居然也没有引起民众的不满。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较早镇压了会党的江西革命党，还有点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直接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大陆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的种种表现的资料。显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作为同盟，英国和日本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日本作为对中国有更大野心的近邻，趋向于干涉，而英国则反乎是。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日本最终没能干涉，而是跟英国协调了关系，保持了一致。它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而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西方当时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这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西方在武汉的领事，就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为跟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事态尚未明朗之际，居然宣布承认反叛者作为交战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发生之际，欧洲列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尽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列强也没有派出哪怕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来过问一下。在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西方列强眼里，还只是一个弱国，小国而已。 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单线条的研究，不足以理清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逻辑。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

2012年12月17日 23:10:07 也说贫富差距                                                                                                                                                                                 张鸣               说起贫富差距拉大，很多人都很恐慌。据说，国际学界有个标准，差距过大，超过某个指数，社会就呈现出危险状态。但是，这个地球上，有哪个国家没有贫富差距呢？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如此。只有少数社会福利极好的北欧国家，贫富的差距不算大。其他的发达国家，穷人和富人的财富拥有量，差距同样惊人。尽管中国的富人财富增长很快，但大家都承认，我们的富人跟美国的富人，还是没法比。既然如此，那么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跟纽约接头的流浪汉比起来，差距一点也不会比中国的富豪与山区穷人的差距小。但是，在美国，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担忧，却远没有中国那么大。同样，近在咫尺的香港，半山别墅区的富人，跟重庆森林里只有一张床的穷人，差距也相当大。那里，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担忧，也不如我们之甚。               显然，贫富的差距，仅仅是表象，并非问题的实质。人类社会自打一出现，就有差距，最主要的差距，就是财富占有的不均衡。富者广厦千间，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确容易出事。但是，人为地将贫富拉平，结果只能导致全社会的均贫，普遍的贫穷，而非均富。一个正常的社会，的确应该建立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照顾鲧寡孤独疾废，救济弱势的穷人。至少，能让弱势者有立足之地，可以吃上饭。但是，任何的福利制度，都不能保障所有人都发财，都过上富足的日子。其实，一个社会，真正的问题，不是存在贫富差距，而是居于下位的穷人，无论如何努力，都罕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升上去。如果一个社会，富者恒为富，官者恒为官，上升的通道堵塞。学习改变不了命运，勤奋改变不了命运，有技术也改变不了命运，那么，这样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大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末世，出现的问题都类似。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拉大，而是拉大的贫富差距背后，社会上升的通道堵塞了。由于王朝制度周期性的朽坏，有权势者垄断了所有的好处，不肯让后来者有机会分享。于是，绝望的情绪弥散，有野心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大乱就到来了。               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上升的通道还通畅如常，最穷的人，也能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存在着贫富的差距，实际上对身居下位的人们，还是一种激励，让他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社会需要做的，就是让穷小子有一天也可以成为比尔盖茨。有这样的梦，人们奋斗起来，才有奔头。一个初进大城市的穷小子，可以指着城里豪华的大厦说，总有一天，我能成为那里的主人。               然而，可悲的现实却告诉我们，曾经通畅的上升渠道，已经堵塞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已经成为一个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多人的发家致富，不是因为自己努力，而是借权生财。众多快速富起来的人，都是凭借权力的杠杆。杠杆撬动不了地球，但可以撬动财富，让财源滚滚流入自己的腰包。如果说，在 80 、 90 年代，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只要上了大学，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是现在，同样的穷小子，即使他的父母砸锅卖铁供他上了大学，大概只能在城里做蚁族。挣每月一、两千的工资，住在地下室，而且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有关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大学生，大多出身贫寒，而且上的都是三流学校。有的农村孩子，即使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的出路，似乎也只能做蚁族。               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庞大的蚁族群，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当蚁族逐渐意识到社会的法则，只能拼爹的时候，绝望就产生了，当绝望成为他们普遍的情绪时，社会的动荡，也就不可避免了。一个社会，公平公正，不是仅仅是拿来说事的道德条目，而是切实的操作准则。公平公正，就是在起点上，给所有人平等的竞争机会。有这样的机会，社会就不会动荡，没有，就肯定会有大麻烦，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张鸣：中国人的路不好走 进入专题 ： 修路    ● 张鸣 （ 进入专栏 ）   　　 　　中国人很早就会修路，修很长的路，这点本事，跟筑墙一样高强。作为一个从内陆发展起来的民族，发明了车，就得有路。秦始皇统一中国，修驰道四通八达，他老人家自己也坐了安车，经常在路上面走。安车的样子，从兵马俑的出土坑里可以看到，没有减震设备，所以，当年的路的质量不会太差，否则，上千里路走下来，皇帝的屁股颠也颠散了。但是，这样的路，一直没有太大的长进，到了清代，道路依然有，驿站也正常运转，传递军情，四百里加急，拼命地赶，也是常有的事，但路的质量却不敢恭维了。据时人记载，当时的路，都是土路，车走多了，路上就会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沟，车在上面走，坐在车上，就像乘船遇到了大风浪，起伏不定。小时候在乡下，也见识过这样的土路，坐马车在这种路上走，那感觉跟古人的记述像极了，只是一路下来，屁股生疼。 　　不仅城外的路如此，即使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城，道路也多半是土路。跟城外不同的是，城里的土路，主要路段上的车辙印迹经常会被填平，皇帝出来，就要垫上一层黄土，总不能让皇帝看着坑坑洼洼的。但是，土路总归是土路，在上面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城里又没有厕所，行人出来，想要方便一下，一律随地大小便。即使在家里待着，如果便桶满了，又懒得倒，或者收粪的农民没有及时来，也出门在街边旮旯随便来。所以，凭两只脚走路，在当时是个什么感觉，可想而知。所以，但凡有点身份的人，不是坐轿，就是乘车——骡车，一种看上去很粗笨的车，有棚，专门拉人的。运东西，当然也靠车，但是，由于路不好，所以，很多大件的货物，都用骆驼，那牲口脚掌大，对路的要求不高。更大宗的物件，比如漕粮，就得靠水运了，不是京杭大运河，就是走海路。 　　当然，中国人不是不会修路。比较坚固的石板路、石子路他们从来都会修，好多古城，都残存有这样的路。北京城里，也有那么几条不怕下雨的石子路，比如皇帝经常走的去南苑猎场的路，去颐和园的路。修条好路，不是没有这份财力，比起众多宫苑来，城里的几条路不算什么。但人们就是不乐意往这上面花钱。有权的人都坐轿子，权势越大，轿子越大，路怎样差，坐着都感觉不到（当的轿夫，有这个本事），所以，就没人在乎路了。路不好好修，路上走的车，也就难以进化。自打商朝（有的人认为更早）有了两轮的车，3000多年来，一直变化不大，结构一直就是那个结构，变化，也只是在装饰件上。到了清朝时节，车还是那副德行，两个轮子，一副车身，连减震设备都没发明。那时节又没有橡胶，铁轮毂，跟路面硬碰硬，人坐上去，屁股没法舒服。古人讲车马劳顿，是真真切切的劳顿，坐时间长了，比走路好不了多少。这样的车，驾车需要专门的技术，否则就掌握不了车与马的平衡。当年孔子所讲的“六艺”之一，“御”就是驾车术，需要专门学校学的。自打宋代国人发明了轿子之后，车就更不讲究了。驾车一直都是比较复杂的技术，到文革时期，一个著名的电影《青松岭》，里面讲阶级斗争，依然暗示赶马车需要专门的手艺。晚清上海租界里，洋人引进了四轮马车，国人才算开了眼，原来坐车是可以这样舒服的！于是，晚清有段时间，国人逛上海，一个传统项目，就是坐马车。尽管如此，古老的马车，依旧没有多少改动，反正有权有钱的主儿，可以坐轿，坐上八抬十六抬甚至三十二抬的轿子，无论路况如何，轿子里的人都是舒服的。当年秦始皇如果有轿子坐，估计多半不会生病死在路上。 　　北京是天子脚下的城，但只要皇帝的脚不落之处，路是没有人修的。皇帝乘的轿子不经过的地方，连黄土都不会撒，随处可见的粪便，任凭它混进土里，被行人的鞋带来带去。当然，路灯就更没有了，连皇宫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东西。皇帝和大臣天不亮就上朝，都得打灯笼。皇帝有轿子坐，随从灯笼众多，照得明晃晃的。某些特殊的大臣也可以坐二人抬的肩舆，前面有人掌灯，一般的官员就得自己打着灯笼，一脚深一脚浅地走，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反正皇帝自己不会摔，就没有人操心路灯的事。有的捉狭的主儿，看着臣子跟头把式的，还觉得是个乐儿，哈哈大笑。当时进宫，不能用纸糊的灯笼，因为怕引起火灾，灯笼必须是玻璃的。那时一具玻璃灯笼，所费不赀，摔倒了，灯笼也就打碎了，纵是官员，也心痛半天。 　　这种状况，洋人来了之后，才有所改观。进了北京的洋人公使及其随员们，不习惯坐轿，只肯走路或者坐车，这样乱七八糟的路况，让他们很是头痛。几经交涉，软硬兼施，终于中国人肯把从洋人使馆区东交民巷到东堂子胡同这段路修成了石子路。这个胡同，是总理衙门所在地。因为这段路是洋人经常走的，当年的总理衙门，就等于外交部，洋人办交涉，几乎天天要去。其实这条路到东堂子胡同没有完，但石子路却只到此为止，多一寸也不修了。国人拿过去对付皇帝的心，来应付洋人，洋人也没有脾气。 　　再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了，把北京分区占领。大批的洋人占领者，马上就对北京的路，对北京人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头痛不已。美国和日本占领区对中国人比较友好，尤其是日本人，自己就是学西方过来的，知道该怎样改造。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安路灯，建公共厕所。其他占领者也跟着，只有自己公使被杀的德国人不肯，他们在占领区既不修厕所，也不许随地方便。夜里巡逻，只要听见有人哗啦啦地放水，寻声就是一枪。其实，修路、安路灯和建厕所，都不用占领者自己出钱，出力。都是北京居民自己出钱自己干，自己管理。自打洋人来了，在洋人的要求下，居民的自治组织随之建立，什么事都管起来了。中国人发现，没了官，自己管自己的事也是能管得很好的。 　　洋人走了之后，中国政府也感觉这样管理城市挺好的。于是，路接着修，路灯接着安，厕所越来越多，随地大小便，要被惩罚了。警察也冒出来了，卫生也有人管了。那时候，人们管这叫新政。新政期间，居民还是有在街边墙根上大小便的，但须是夜深人静之时。1910年，汪精卫进京谋刺摄政王，半夜在摄政王必经的小桥底下埋炸药，就是碰上了一个半夜出来随地大便的家伙，这家伙又大惊小怪，才暴露的。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很喜欢修路了，这个习惯，其实是托了洋人的福，学洋人学来的。尽管有的路，修了主要不是为了跑车，而是收费，有好些路，修得也相当烂，毕竟，多数的路，修的还算像样。路修好了，路上面跑的车，也开始好了。 进入 张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