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07月18日 13:40:02                                                         北大校长的惊天一跪                                                                       张鸣 这两年，北大校长周其凤比较爱制造新闻，而且是娱乐新闻，一化学专家，偏要写诗，写了之后，还让学生剧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唱。一首化学歌，“化学是你，化学是我”，乐翻了网上的屁民，余波荡荡，好久没有平息。此后，作为一个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放言美国教育不好，没有教出世界公民，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个美国大学，以培养世界公民为宗旨来的。这两天，周校长又红了，原因是一组他回家给老娘祝寿的照片，在网上飞传。照片上周校长跪在 90 岁的老娘身前，抱着老娘涕泪连连，旁边几个美女，也在陪着掉泪。周围有人拿着单反相机拍照，还有人在摄像。有关的报道，十分煽情，对作为孝子的周校长，称道有加，令人感动。 北大校长做孝子，千里迢迢回家乡给母亲祝寿，无论跪与不跪，哭与不哭，其实是他自己的私事。现在虽说世风不古，道德滑坡，但回家跪老娘的人，还是不少，这种事，其实是小事一桩，不值得特别的纪念。在这个世界上，有结婚全程摄像的，但却很少有人拍跪老娘的。当然，事轮到北大校长了，自当别论。照片要拍，摄像要有，这样的跪，属于惊天一跪，不纪录下来，怎样传之万世，为后人法呢？ 从相关报道中，我们知道周其凤校长从小很苦，妈妈把他抚养大，很不容易。而周校长虽然发迹，但一直很是孝顺，尽管工作很忙，只要能抽出空来，一定会回家看看，孝敬一下老娘。而且，据说他还写了一首诗，献给妈妈，也跟化学歌一样，被谱成了曲，由他本人，在北大的世纪大讲堂献唱。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中国第一名校北大的校长，一个副部级的官员，按道理说，如此孝顺，按道理说，应该不难把老娘接到身边生活。即使难以晨省昏定，至少可以经常见见，吃吃饭，想要献歌，或者下跪磕头，都也方便。当然，这样的疑问，只有周校长自己可以回答。 不管怎样，周校长这一跪，还是有价值，当年献唱，除了展示歌喉才艺，孝心也只能表现给北大的师生，自己的老娘却听不到，现在这么一跪，至少，自己的娘是有亲身感受的，我们看到，他的娘，也哭了。顺便，才让我们看到周校长的孝。无疑，这要感谢那些热心拍照的人。

2012年07月15日 09:40:02                                                               依权卖书的光景                                                                         张鸣 写了书的人，大抵都想让人看，即便是学术著作，能卖得好，作者断无不高兴的道理。不打算让人看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家署名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好像也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了。还有些学者，凑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说实在的，这样的人，其实多少有几分羞耻感，自家有病自家知，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卖出去——谁不知道钱好花呢？ 比较笨的是学者，明明就是凭职称的所谓著作，买书号出的，这种书超烂，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卖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书号钱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和党建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有时买家单位甚至连书都不要，说是别发货了，发来了我们还麻烦，你把发票收据准备好，我们给你打钱就是。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让人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地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兴起，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的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出这样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者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做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人称骡子，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分量的，尽管卖的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再就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

2012年07月04日 14:40:08                                                           “何不食肉糜”新篇                                                                       张鸣 在人大常委会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时候，有多名委员建议，把某年春晚上唱的那首歌的歌词，“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必须承认，我们的人大常委们，大概由于年事已高的缘故，的确对于孝道非常在意。做子女的，的确也应该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提案，不仅绝对政治上正确，而且道德上也没的说。只是，这样的条款写入法律之后，让人们怎样操作呢？常回家看看，什么叫做常呢？是晨省昏定，每天早晚请安，还是每两天来看一次呢？抑或一周一次，一月一次呢？如果子女不常回家，父母可不可以因此而将之告上法庭，告上法庭，法官会判他们什么罪呢？ 这样的事，说起来，让人头大，不说也罢。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当今之世，无论城镇还是乡村，不赡养父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老人，在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为儿女照看小孩以后，往往遭到弃养，以至于沿街乞讨，还有很多农村里的老人，生了病，只能硬挺，因此而自杀的，好多村庄都有。的确，我们的社会，不赡养父母有法律管着，但是，这样的法律，在众多被弃养的老人面前，似乎非常的苍白。这样的人间悲剧，在现实社会里，往往没有人来过问，只要被弃养的老人自己不告，就没有人追究，有的即使告了，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因为儿女连人都找不到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即使制定了，操作起来也难。严格来讲，中国缺乏的是有关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农民的老年生活保障问题，即使交了养老基金，最后能不能得到老有所养，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很多地方，农民交了养老基金，但最终只能领到每月几元钱的养老费，像笑话一样。 面对这样严峻的老无所养的现实，多少老年人寻短见的血淋漓的现实，我们的人大常委们，却只盯着“常回家看看”做文章，不知是歌听多了，还是酒喝多了。 其实，虽然近些年道德有些滑坡，但很多下层民众不能常回家看看，倒不是因为不孝顺，而是没条件。家在中西部，人在深圳或者浙江打工，不可能每个月都回家看看，这样的话，工就别打了，挣点钱都交给铁道部了。每年春节回家一次，还往往买不到车票。即使一些工资较高的白领，只要没有条件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也不能经常回家看看，因为老板给的活儿重，没时间。真的能常回家看看而不回的，其实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因为这些人，立一个这样没法操作的法，怎么说，也太奢侈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哪儿都有，不止一个晋惠帝。

2012年07月07日 12:40:16                                                                 周妈的故事                                                                       张鸣 周妈者，湘中名士王闿运之老妈子也。一个能干，干净利落的中年妇女，没名，有姓，姓是娘家的，还是夫家的，不清楚。在王闿运的日记里，多称她为周妪，有时也叫周妈。王大名士老年丧偶，却一直未能续娶，起居之事，全仗周妈。当时上海的《时报》刊有《周妈传》，说王闿运若无周妈，“则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饱。”而天津的《益世报》则刊登王闿运言曰：“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多少有点夸张，但大体不差。在长沙的时候，有人说，连拉屎都得周妈给他拿手纸。在某种意义上，周妈不仅是女佣，而且还是王大名士的枕边人，同时，也兼着王家的管家和王闿运的秘书。据王自己说，他的藏书凌乱，东一本，西一卷的。作文时需要考证引用，需要哪本书，学生找不到，周妈一检即得。这么说来，跟我以前的印象不同，周妈还粗通文墨。 如果王闿运仅仅在长沙教几个学生，写点文章，做做诗，他跟周妈的关系无论多么奇特，周妈的名声也传不出去。可是，王闿运可是晚清以来数得着的大名士，当年肃顺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名满天下，人称肃门四学士之一。可惜，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以至于长期仕途无望，不过，名头却越来越响。清社为屋，当家的袁世凯震于他的名头，请他出山，到北京做参政兼国史馆的馆长，薪水加上特别费，每月上千大洋的银子。原来袁世凯还以为王闿运不一定肯，但经过王闿运弟子杨度的疏通，王大名士居然爽快答应。毕竟做了一辈子名士，快 80 岁了，才轮到过一把官瘾，怎么好错过。于是，带上须臾不可分离的周妈，上路了。 路过武昌，湖北督军王占元礼遇王闿运，但对周妈不加理睬，周妈大为不平。王闿运于是赴宴时，带上周妈一道，名刺上附署“周妈”二字。见了王督军，点明了要督军高看周妈一眼。王占元没有办法，只好一任周妈在餐桌上横行，临走，还送一堆礼物，连周妈也有份儿。人所共知，王占元是著名的抠门将军，让他出血，挺有难度的。连吃带拿，王闿运云，今天可给周妈争了口气。其实，王占元算甚，到了北京，袁世凯请饭，王闿运照样带上周妈。只不过袁世凯的确是个枭雄，席上有个周妈，别人别扭，他没事人一样。 进了北京，周妈天地大了，管事能力大有提高。国史馆虽然是个冷衙门，但也有几分公费的，可以雇人请人。开始的时候，据说周妈只把持馆里的杂役，扫地打更的。进而，凡是想进馆谋事，都得走她的后门。连招募馆员，也得她说了算，一次，王闿运已经定了某人，但周妈许了另一个，最后居然是周妈许的那个进来了。尽管如此胡为，王大名士对周妈还是那样的好，在家不能离，出门也带着。日记里居然有这样的记载，某月某日，“伺候周妪出游东安市场”。一个“伺候”，说明他不仅要陪逛街，还要掏银子。比有当下有季常癖之人，伺候夫人还殷勤。 然而，这样腻腻呼呼的美好日子，随着筹安会紧锣密鼓张罗袁世凯称帝，居然突然就结束了。王闿运没有跟周妈商量，突然上了一个辞呈，借口就是帷薄不修，周妈干政，但自己年岁已高，饮食起居，又离不开周妈，所以只能辞职不干。不等老袁批准，带上周妈就走路。周妈一百个不肯，但木已成舟，也没有办法，只好恨恨地放弃了遇事生风，把持招摇的好日子，跟着王大名士回湖南了。 其实，王闿运这样的人，骨子里还是一个遗老，进入民国，依然留着小辫子（而且非周妈梳不可），对清朝的感情比对民国要深，或者说，对君主制比对共和制感情深。传说中“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的对联，就是此老的杰作。好事者给他加上八个字，变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嘲讽之意，溢于言表。当然，王闿运是名士，名士是不拘小节的，鼎革之后，用不着像别的遗老那样，绷住了不肯给民国做事，不拿民国的钱。但如果袁世凯要做了皇帝，他可不想趟这个浑水。跟他的弟子杨度大不一样，他可没看好袁世凯。不是说不同意袁世凯把国体改成君主立宪，而是没看好袁世凯这个人。跟很多人一样，在他看来，称王称帝，必须有盖世之功业才行，换句话说，你得露几手把人给镇了。可是，袁世凯对内打个土匪白狼都费了大劲儿，对外则屈辱地签了二十一条。这样的人，做个总统也就罢了，做皇帝，凶多吉少。正像他给袁世凯信里说的那样，若要真的安天下，不在国体的变换，而在于你的措施。办不明白事，非要借改国体助己之力，还非假托民意，就是败像。他王闿运，可不想做袁朝的臣子，也须退步，抽身要早。       周妈当然不乐意，但是，王大名士再宠周妈，大事上周妈还是得顺着大名士。毕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得男人说了算。她，说破大天，不过是一个进得到厅堂然后跃上枕边的女佣。这点，聪明的周妈，自己知道。

2012年07月11日 09:40:09 　　从教育部有关方面获悉，困扰许多在京沪多年的外地人多年的异地高考问题，很快就要有解决的方案了。那些前些日子一直在教育部门前上访的苦命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不过，在我看来，此事的解决，并没有那么容易。目前，中国的高考在制度上是与户籍制度捆绑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原则上，是按地域和户籍分配的。当然，这样分配背后，存在着看得见的行政权力的那只手。所以，北京和上海的考生，相对而言，高考就容易些，获得上全国最好的大学的机会，要比其他省区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样的制度捆绑，在目前的局势下，往往显得刚性十足，即使解决了异地考试的问题，在京沪的外地考生，似乎也很难享受京沪的招生待遇，尽管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北京工作多年，给北京纳了很多税，甚至有车有房，从外表看已经是北京的中产一族了。   　　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在科举时代就存在。但是，跟科举时代相反，那时的不平衡，是发达地区资源紧张，相对来说，江浙一带的考生，即使比边远地区的考生优秀得多，依旧考不上秀才，但不发达地区，比如贵州，考生只要能开笔作文，基本上就可以录取。可我们现在却是发达的京沪地区，考生考分低，录取容易，而不发达地区，上学反而比京沪要难。这样的倒挂，说明我们捆绑了户籍制度的高考，背后凸显的，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中国式铁律。   　　尽管异地无法高考，已经造成了诸多外地家长和学生的困扰。即以今天的京沪而论，它们的发展，其实离不开外地人的贡献，但户籍不在京沪的外地人，尽管贡献得再多，却无法享受京沪按户籍分配的福利待遇，连孩子的高考，也得送回他们早就离开的老家。而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他们，孩子多年带在身边，一直都在京沪上学，只能在高考前两年再放到老家的亲戚那里，生活不便不说，教材也都不一样，很多孩子一旦回去，明明是个优等生，马上就会变成差生，以至于高考考得很差。甚至，有的孩子为此自杀。   　　尽管，一个国家原本就不该有什么外地人一说，在那里纳税，就理应享受那里的福利，包括考试的待遇。这样在别的国家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在我们这里，却根本没有可能存在。要想彻底破局，只能打破户籍的壁垒，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目前可能出台的方案，大概只能做到修修补补，暂时性地缓解一下某些外地人的困扰。   　　  上一篇： 周妈的故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