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张鸣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35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41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走到了多事之秋。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在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张鸣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35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41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走到了多事之秋。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在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 张鸣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35 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 41 育，住房，城乡二元结构等等问题，都在经济快速发展，一切向钱看中出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戾气深重。而在上者不思着手从结构上解决问题，即使改革，也只做技术处理，修修补补，哪儿有窟窿哪儿堵。反而只认一个理，提速发展，指望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显然，快速发展，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原有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许可以被得到缓解，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病症就显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没有包治百病，反而使某些病症加剧恶化。一系列的恶性事故，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波及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这只是一个征兆，后面的大事也许还多着呢？有谁能知道，在过去兴建的那么工程中，有多少存在隐患呢？ 疯狂地追求速度，跟疯狂的贪腐，是一对孪生子，他们的母亲，就是政治，一个扭曲的政治。 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 2011 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走到了多事之秋。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在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城乡二元结构等等问题，都在经济快速发展，一切向钱看中出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戾气深重。而在上者不思着手从结构上解决问题，即使改革，也只做技术处理，修修补补，哪儿有窟窿哪儿堵。反而只认一个理，提速发展，指望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显然，快速发展，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原有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许可以被得到缓解，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病症就显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没有包治百病，反而使某些病症加剧恶化。一系列的恶性事故，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波及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这只是一个征兆，后面的大事也许还多着呢？有谁能知道，在过去兴建的那么工程中，有多少存在隐患呢？ 疯狂地追求速度，跟疯狂的贪腐，是一对孪生子，他们的母亲，就是政治，一个扭曲的政治。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hr.html ) –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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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大学？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 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党派利益的所谓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纪检和城管。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和法学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                                                       为什么要有大学？                                                                   为什么要有大学？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点，具有科学化做事的素质，与人合作的基本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人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不见得就非得是为了日后从事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工作，仅仅是满足自己对某些知识和理论的爱好。所以，凡是只能从事技术培训的大学，都应该回归本位，改成技术学院或者学校。那些连技术培训都做不好的大学，就应该撤销。所谓研究型大学，如果连本科生都培养不好，就应该退回去，撤掉自己众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老老实实办专科和本科。 中国的大学，正在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党派利益的所谓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纪检和城管。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和法学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党派利益的所谓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纪检和城管。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和法学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点，具有科学化做事的素质，与人合作的基本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人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不见得就非得是为了日后从事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工作，仅仅是满足自己对某些知识和理论的爱好。所以，凡是只能从事技术培训的大学，都应该回归本位，改成技术学院或者学校。那些连技术培训都做不好的大学，就应该撤销。所谓研究型大学，如果连本科生都培养不好，就应该退回去，撤掉自己众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老老实实办专科和本科。 为什么要有大学？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 中国的大学，正在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ee.html ) – 为什么要有大学？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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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官阶惹得祸 都是官阶惹得祸 张鸣 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唐玄宗时，宰相张说借封禅之际，偷偷给自己的女婿升了三级，上朝时，皇帝一眼就看出猫腻。人事腐败，不大好弄。 但是，那时的官本位再猖狂，也就是在官场，官阶不大能扩散不到官场之外去。社会上的人对有官阶的人及其家属固然羡慕，但也从不指望在自己职业上挂个官衔。顶多，花点钱捐个空官衔，死的时候风光一点。开买卖的人，无论生意做得多大，自家的买卖，也别想有级别，什么品级也没有。要想风光，有两条路，要不就让子弟读书，考科举，考不上就捐个实在的官儿，要不就跟乡下土佬一样，捐个空衔，生前在门上挂块“某某第”的匾，死后墓碑上有个官衔。做艺人的，无论戏唱的多么好，哪怕受过西太后的褒奖，也休想自家的戏班子有官家的级别，就是从九品都不行。至于和尚道士，只听说明代有给某些真人，比如张天师赏赐官衔的，到了清代，还给降到4品。和尚喇嘛，被封为国师倒是有，但好像也没有官阶。各地的寺庙，无论香火多旺，地位多高，也没有听说有过级别。 晚清时节，洋人来了。基督教开禁之后，来华的洋人传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痛感中                                                               张鸣       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唐玄宗时，宰相张说借封禅之际，偷偷给自己的女婿升了三级，上朝时，皇帝一眼就看出猫腻。人事腐败，不大好弄。       但是，那时的官本位再猖狂，也就是在官场，官阶不大能扩散不到官场之外去。社会上的人对有官阶的人及其家属固然羡慕，但也从不指望在自己职业上挂个官衔。顶多，花点钱捐个空官衔，死的时候风光一点。开买卖的人，无论生意做得多大，自家的买卖，也别想有级别，什么品级也没有。要想风光，有两条路，要不就让子弟读书，考科举，考不上就捐个实在的官儿，要不就跟乡下土佬一样，捐个空衔，生前在门上挂块“某某第”的匾，死后墓碑上有个官衔。做艺人的，无论戏唱的多么好，哪怕受过西太后的褒奖，也休想自家的戏班子有官家的级别，就是从九品都不行。至于和尚道士，只听说明代有给某些真人，比如张天师赏赐官衔的，到了清代，还给降到4品。和尚喇嘛，被封为国师倒是有，但好像也没有官阶。各地的寺庙，无论香火多旺，地位多高，也没有听说有过级别。       晚清时节，洋人来了。基督教开禁之后，来华的洋人传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痛感中国官员的牛气。于是，就撺掇法国公使，要求按天主教教士的神品级别，跟中国官阶一一对应。中国的总理衙门，受到压力，感觉这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洋教士要求的是对等，因为这涉及洋人的尊严。但这要求，实际上也是中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招儿。中招之后，洋教士们感觉很好，总主教，主教，司铎等等一一跟中国官员对应，连所乘的轿子也学官样，主教们坐上了绿呢和紫呢的八抬大轿，招摇过市，让中国的一些士绅们见了，感觉很是不爽。这是第一次，中国的官阶扩散到了官场以外，尽管只是“相当于”，就像当今教授相对于副处级待遇一样。但从后来的历史看，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官阶了。企业不用说，即使一个街道工厂，也会套上行政级别。其他行业，玩杂耍的，唱戏，说相声的，都有级别。和尚道士当然也不例外。一个庙，到底是科级还是处级，关键要看当地的宗教局，是什么级别，一般都是水涨船高。某个大和尚死了，墓碑上居然刻着“县政协委员，股级”的字样。现在据说要改，但改来改去，似乎有级别的单位还是不多。只有一些民营企业没级别，但人家运作一个县或者市的政协委员，也等于有了级别。有的领域，级别还在扩张。比如大学，现在居然有了副部级大学。做了这种大学的校长书记，官阶就是副部级官员，出门铁定要坐头等舱，走vip通道。       官场以外的单位，没有官阶行不行？这些单位的领导都说不行。尤其大学校长说不行。一没了级别，到政府办事人家不理你，一个科长都可以跟你耍威风。出门没有头等舱坐，飞机上小姐也不待见。到政府开会，人家不知道怎么给你安排座位——要知道，虽然不是梁山泊，但官场座次，都是按级别来的。       显然，校长们说的话不假。在一个官本位走到极致的国度里，场面上的人，说话办事，就看两个东西，一个官衔，一个官阶。两个都没有，人家眼睛就只看天了。开会安排，当然也只看级别，没有级别，真的就没法安排，要不就只能排在最后。连上级要讲某个学术问题，教育部找人，也只找跟这个学术问题相关最大的学官，不是校长就是某个学院的院长，绝不会找这个问题研究最好的人。       但问题是，我们究竟想不想改呢？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进而移臭做香呢？还是改改老章程，别让人家笑话咱呢？如果要改，那就得把官阶拿下来。从大学开始，理所当然，一个校长，如果仅仅靠身上的官阶才能得到尊重，不是太可怜了吗？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bc.html ) – 都是官阶惹得祸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