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转自：  http://www.nxtv.com.cn/article/society/20100916205452.html     南方农村报9月16日报道 9月16日上午9时，备受关注的广东省和平县大坝镇金星村黄沙尾教育基金会涉黑案在和平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庭上，和平县人民检察院对黄沙尾教育基金会中的六位成员提出公诉，指控六位成员利用黄沙尾教育基金会实施了“破坏交通施舍、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伤害、扰乱交通秩序”的犯罪事实。有20位证人出庭，其中包括镇委书记叶明亮，另有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     黄沙尾教育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8月1日，是金星村委会、黄沙尾自然村村民自发成立的维权组织，成员共33人，全部为该村村民。         黄沙尾基金会成立的背景是，附近存在非法瓷土矿开采，矿区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矿区事故频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同时运输车辆压坏路面，威胁沿线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但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报道出街后，立即引起了读者和网友的热烈讨论。有读者认为村民如此维权“完全是政府不作为所致，情有可原”；也有读者认为“不被官方认可、持刀弄枪维权的基金会被定性为黑社会不为过”；也有读者称“无钱、无势、无保护伞的基金会是给黑社会丢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则认为“维权组织涉黑凸显农民弱势和制度危机”。         报道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村民叶南海说，9月5日中午12时许，大坝镇政府工作人员到他家里询问“是否请记者前来”。为此，叶南海还在镇府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向县委、县政府写了一份情况反映书，其中强调“记者是谁请的我不清楚，只知有记者来了，我去反映了一些关于教育基金会的情况而已”。         叶南海还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自己被怀疑是因为报道中被采访涉黑人员家属中只有自己的名字，镇府工作人员因“压力很大”一直在追查此事。         “维权组织怎么成了黑社会？”年近不惑的叶南海至今也想不明白。         自父亲叶百练今年初被和平县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逮捕以来，叶南海已经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大半年时间。         近一年来，“涉黑风波”将和平县大坝镇金星村黄沙尾自然村数个家庭的平静生活打破。村民叶民怀、叶辉烂、叶新根、叶春郎、叶启明五人也因同样罪名被逮捕。         8月3日，和平县检察院正式将六人提起公诉。“黄沙尾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黄沙尾基金会”)涉黑案即将在和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护路队装备刀枪         黄沙尾村位于和平县城东北方向，有村民600多人。离其不远的龙狮村是当地有名的瓷土产区，约于2008年开始开采。据黄沙尾村民介绍，从早上5点到晚上10点，每天300多台运输瓷土的载重卡车穿梭行驶，黄沙尾村前的村道是其必经之地。         “听到汽车喇叭响，就要赶紧避让。”9月1日，一位怀抱婴儿的中年妇女指着一辆疾驰而过的空车说道。车后扬起的灰尘迅速扩散开来，她赶紧用手捂住婴儿口鼻。         为了抑制扬尘，黄沙尾村沿路村民每天需要在路面上洒三次水。而更令人感到忧心的是，满载坚硬瓷土块却毫无遮盖的运矿车威胁着村民的人身安全。村民叶吾贞便是受害者之一。         2010年1月4日，一辆运矿车途径黄沙尾村时突然爆胎。年过8旬的老人叶吾贞被从车中飞出的石块砸中头部，从此“变懵”。         “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9月1日，叶吾贞的儿子叶红星告诉记者，父亲被砸后精神恍惚，有时会将陌生人误认为自己的孙子，硬把人家带回家中。         由于运矿车辆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自矿场开业以来，公路沿线村民怨言颇多，双方冲突时有发生。仅今年8月，包括黄沙尾村在内，村民与矿场、车主发生冲突3起，1辆轿车被砸，多名村民受伤。         根据南方农村报记者的调查，龙狮村瓷土矿区目前有8个采矿点，其中4个为无证非法开采。这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矿区事故频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同时运输车辆压坏路面，威胁沿线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但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2009年7月25日，在黄沙尾村村民会议上，成立“民生基金会”护路维权的提议，迅速获得了响应。         会上，叶百练与叶民怀、叶辉烂等村民组成了“民生基金会”的领导层。一支十几人的护路队是这个组织下属的核心机构。为了能够与矿企雇用的“保安”相抗衡，护路队配备了“刀手”及“枪手”，主要职责是管理村道，拦截那些未遮盖帆布的运矿车，以保障村民人身安全。         据村民介绍，在时任大坝镇镇长叶明亮的要求下，“民生基金会”其后更名为“黄沙尾教育基金会”。         镇府让步给补偿         黄沙尾基金会大大提升了村民的谈判能力。按照村民说法，在成立后的几个月内，黄沙尾基金会办了几件“村委会几年都没有办成的事。”         2009年8月21日，大坝镇政府和黄沙尾基金会签订合同，决定将黄沙尾路段维修工程承包给基金会完成。一周后，大坝镇政府支付给黄沙尾基金会11 万元，以补偿此前扩宽道路引发水土流失掩埋农田给村民造成的损失。         2009年9月23日，黄沙尾基金会与大坝镇政府签订协议书，规定从矿区每运出一吨瓷土，大坝镇政府向村民支付0.5元补助。其后，大坝镇政府将第一笔补助款74828元支付给黄沙尾基金会。         正当黄沙尾基金会维权活动效果初显之时，2009年10月发生的一场械斗让这个“出生”不久的组织命运陡转。 2009年10月12日19时许，黄沙尾基金会护路队成员在金星村委会门口拦停了一辆未遮盖帆布的运矿车，并和朝邦村司机袁绍华发生口角，并最终酿成朝邦村民和黄沙尾基金会成员之间的群体械斗。械斗中，朝邦村民重伤1人，轻伤3人，轻微伤4人；黄沙尾基金会成员叶启明头部被打破，多人受伤。         2009年11月17日，参与械斗的黄沙尾村民叶新根被和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此后，公安机关又拘留了叶百练等四人。2010年1月29日，五人均被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逮捕。2010年7月8日，村民叶启明也被批准逮捕。         在和平县检察院的起诉书中，被告人叶百练等被指“称霸一方，插手大坝镇金星村委会事务和要挟大坝镇政府有关部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存在“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事实。此前大坝镇政府支付给村民的11万元农田失耕补偿款和74828元运输瓷土补助费，成为六人的主要犯罪证据。在起诉书中，上述款项被认定为黄沙尾基金会“以拦路为要挟手段”向大坝镇政府勒索所得的非法收入。         9月1日，黄沙尾村民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矿区公路沿线的其它几个村也与大坝镇政府签订了类似的补偿协议，“为什么只有黄沙尾村在勒索政府？”         维权模式被仿效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具备的特征包括“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 等。而当地村民认为，黄沙尾基金会成立以来，并没有欺压百姓，反而维护了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不是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村民称，在正常运作的3个来月内，黄沙尾基金会共入账资金30多万元。其中20多万元已用掉，除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津贴外，其余大部分被用于村中的公益事业，包括为全村600人每人发放30元瓷土运输补助，参加村民会议的村民每人200至500元不等的补助以及资助老人、贫困大学生和安装路灯等。         “该基金会所作所为以公益为目的，不存在欺压群众、称霸一方的行为，并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2010年8月25日，黄沙尾村200多人联名上书河源市检察院，要求复查此案。         9月1日，一位黄沙尾村民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要钱没钱，要势没势，又没保护伞，如果村里的基金会是黑社会，那简直是给黑社会丢脸。”         村民称，在黄沙尾基金会成立后，矿区公路沿途的4个村也出现了类似的维权组织，均是针对瓷土矿的生产活动。         2010年3月1日，在被省内一家媒体曝光后，龙狮村瓷土矿区存在的问题开始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平县委主要负责人3月6日接受采访时承诺，要对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采取比较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治，对群众做一些补偿。         “如果村委会能为村民说话，政府能早点处理，我们也不至于被戴上‘黑社会’的帽子。”9月1日，一位黄沙尾村民感叹道。         编后：         本报道记录的是一个农民“维权组织”的生死历程。         维权组织，目前还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词汇。特别是那些游离于政府管控的非法维权组织，更被视为是对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挑战。         一年前，广东河源市和平县黄沙尾教育基金会“死”于一场械斗。种种先天不足加速了它的“夭折”：成立未经民政部门批准，不被官方认可；持刀弄枪来维权，有悖于法治原则。         然而，只是以“黑社会性质”来为这个农民维权组织盖棺定论，似乎有些勉强。面对矿方不负责任生产行为对村民生活的折磨，社会并没有为个体农民搭建与之平等的博弈平台；同时，这个昙花一现的维权组织，也是少数官员简单粗糙的工作作风孵出的“畸形蛋”。       （刘晓原注： 2010年9月28日，广东省和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叶百练、叶民怀、叶辉烂、叶新根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各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破坏交能设施罪，各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强迫交易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每人的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二十六年，决定 各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 叶春郎，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九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叶启明，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已提起上诉。如有媒体采访此案，请与我联系。）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http://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0102823084.html 何三畏、石扉客、笑蜀、张鸣：这些青春的花朵为何不愿意开放 时间: 2010-10-28 来源:时代周报第102期 　　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发生至今，舆论的焦点已经从对”我爸是李刚“句式背后的官二代骄横的愤怒，转移到对李刚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及河北大学校长涉嫌抄袭等实质性问题的追究。在对这些细节不断深挖的同时，事件目击者的集体沉默，也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讨伐，后来渐有声音通过网络匿名的方式浮出水面。匿名的正义显然打了折扣，结合此前指大学生在公共事务中有”道具化”倾向的声音，这一代大学生内心底里的”怕”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时代周报：据你的观察，现在的大学生与你们那一代相比，是否更加不敢说话了？大学生集体沉默的社会背景和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否面临着比过去更为严密的控制环境？他们对体制的依附性是否在增强？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青年就是未来，他们必须学会担当，这必须从现在开始训练，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有基本的诚实，在不会付出过多代价的情况下，按自己的良心指引行事，这是最低标准。可是，我们的青年甚至到了害怕承认自己看到的事实的地步，哪怕这是人命关天的基本事实。甚至愿意让度自己的思想的权利，把自己的话语权让媒体去”冠名”。这是基本不诚实，是对自己不负责。 　　这实在令人伤感。这些青春的花朵不愿意开放。根据他们对气候的感觉，认为一旦开放将很不合时宜，他们宁愿在犹豫中枯萎。但这是不对的，青春是不应该委屈的。即便从利益考量，他们也错了。诚实才是一生的成长股和绩优股！甚至从眼前看，选择基本的诚实也是有利的，马上就会得分，赢得舆论的赞扬，即便在学校受到一点压力，也不会是能以承受，或不值得承受的。而这一切都是为未来的人生奠定更好的基础。可惜，他们听不懂这样的话，那两天我在微博上费了很大的劲鼓励他们，从道德也从利害的角度帮他们分析，但似乎没有人听进去。 　　与此同时，有朋友认为我对他们过余苛求，甚至是道德要挟。可是，我认为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是真正爱他们。有爱才有要求。如果这点立足于基本人格的要求也放弃，那就是放弃了对他们的希望。我爱青年，不把他们当政治儿童，希望他们人格独立。还有朋友批评我说，媒体将大学生”道具化”，大学生是弱势和懵懂的，为什么我只敲打后者。我说这同样是因为爱和希望。媒体知道它在做什么，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不会为自己负责，它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跟我的批评没有关系。但青年可以选择，青年也必须选择，所以我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了三天，发了一百多条微博。 　　我当然不认为青年的思想萎缩应该由他们负全责。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健康的成长氛围，而不是遮蔽和欺瞒，制造一个低等粗劣的人文环境。土壤被毒化，土壤也板结，杂草丛生，而园丁则良莠不分，选择性地浇灌败类和杂草，真正的花木被遮掩。社会是人生的接力场。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公开谈论民主和自由，相信和寄望未来，愿意为未来而吃苦。二十多年后，这一代人表现不佳，而他们的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则更加严酷了。 　　但是，最敏锐的东西还是在青年人身上。青年永远是时代的风向标。我们上面谈的，只是青年表现的一种，或者只有这种现象才被允许表现，所以看上去成了青年的主流。但实际上青春是无法扼压的。只要给他们阳光，他们就会灿烂；给他们风，他们就要扬帆。 　　石扉客（南都周刊编委） 　　现在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并不令人乐观，他们介入公共生活、干预公共生活的勇气，他们在公共活动中的参与感和热情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正常。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太高，甚至高过对我们自己年轻时候的期望，所以会有落差。 　　在我看来，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和信息匮乏的年代，我们是从那样一个年代过来的，这造成我们的精神残缺不全，我们有被打压的烙印，这种历史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因此我们这一代注定不如他们健康。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过那样的年代，他们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宽松、自由，更有可能发育成健康人格的环境，让自己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富有责任感、正义感、不惧怕威胁、不屈从强权、不会被小利以诱之、敢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但这些品格没有像我们预想的出现在他们身上。 　　但我们不应该把责任推卸在年轻人身上，如果让我们这些中年人或者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一些人也置身于现在的环境，可能比他们还要不堪。孩子们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我们这些长了胡子的人身上，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太犬儒。我们有这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么多大学教授、博导，但我没看见他们在公共生活当中表现出应有的勇气，至少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现在学校一方面给出胡萝卜，提供奖学金、社团职位、留校机会、工作推荐；另一方面又给出大棒，学校可以处分你，可以给你设关卡，在你的档案里做手脚，甚至可以让学生机构监视你。表面上大学越来越自由，大学不包分配，学生对大学的依赖应该越来越少，但实际上，正因为现在找工作越来越难，所以学生会希望投靠在有资源的机构身上，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总体而言，我对他们还是比较有期望的，他们有三个地方比我们强：第一，他们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对贫困是没有恐惧感的；第二，他们没有经历过信息匮乏的年代，他们不用像我们看手抄本的东西；第三，他们对暴力是没有记忆的，他们没被打压过。虽然现在不乐观，但只要这个时代稍微撕开一点缝隙，他们还是要比我们强，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间表。 　　笑蜀（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 　　如果做纵向的考察，现在的这一代大学生远不及我们那一代成熟，我们那一代又远不及民国那一代成熟。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普遍的幼齿化，尤其表现在大学生的幼齿化，另一个是人的过度成熟，两者绑在了一起。”成熟”更多的是一种世故，而”幼齿”更多地表现为与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隔膜，它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被过度保护，是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宠儿，很多事都有人给他们打理，不需要自己操心，他们没有培养起一种独立的人格。而与家人宠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旦他们跨入社会，就会发现跟家庭的温暖、过度保护相比，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是丛林状的。他们要面临比我们那时严酷得多的一种状态，社会给他们施加了就业压力、买房压力、结婚压力等等，这些压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心理预期和心智成熟程度。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比现在的学生要强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压力比现在小，我们迈向社会的时候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社会压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肯定远远超过我读大学的那个时代，当然更超过现在。原来的社会上是有草和树的，草和树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生态，但后来整个社会就已经沙漠化了，所有的草和树都已被砍掉，没什么生态可言。 　　心智不成熟，对外力的依附就会更强，而外力对你控制的难度也就更小，学校对学生的控制也就更有效。民国时代要控制大学生是很困难的，像发生在河北大学这样的事情，要是在民国时代，校长早就被驱逐许多次了。那个时候的学生，有相当强大的自治、自理机制，校方没办法干预。 　　大学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阵地，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重镇，所以政府要进行政治控制。学校有一整套的党政体系、政工体系，对学生的控制比对社会的控制更严历，所有学生都在这个控制体系覆盖之下。这些学生本来就心智不成熟，当他们面对一个如此成熟而强大的控制体系时，二者就完全不对称了。因此，现代学生的公共关怀、公共参与的成本太高了，他们无法承受。 　　不过，现在网络媒体比以前更多元，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改变尚需要一个过程，要慢慢来，关键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现在的校园管制越来越厉害，学生可能会想，自己不过是学校的一个过客，待了四年就走了，忍一下也就算了，所以学生一般都会选择沉默，这是很正常的。现在的大学生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不害怕这些的，整个社会的自由气氛很浓烈，但学运后有些收紧。 　　现在高校的控制是双向的，如果学生听话就有好处，比如保研、出国；如果学生不听话，就会整你，给你处分，甚至开除你。大学生在网上尚能够自由表达，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就会有许多顾虑，学校的高压比其他地方都要严格一些。 　　学生对时政不关心，也是高压导致的，并不是真的不想关心。民国时期，政府没有多少经历来管学生，学生很自由，所以学生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很高；国民政府时期，稍有一些控制，但自由度依然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校园空气也还好；但是现在，让大学生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很难团结起来，就算他们团结起来了，也很难操作，因为有很多信息员，有团委、党委、辅导员，他们很难有大的空间。其实，学生对时事还是想关心的，但是这种关心多是写在网上，或者在私下里讨论，很难到搬到公共层面。 　　虽然说现在文凭很不值钱，但是因为现在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学校可以利用学生的焦虑状态，控制学生，如果表现不好，就不给他写好的鉴定，那样学生就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学生不敢不服从。就业的紧张加剧了控制的力度，学生对学校的依附性变得更强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